二、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质量经济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时抽象掉了商品质量的差别，只是从一般意义上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及其理论。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从不同角度论及了一些质量的经济问题，形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质量经济理论。
（一）马克思《资本论》对微观质量经济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资本论》对微观质量的经济分析主要研究的是产品质量问题，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要依据劳动价值理论分析了产品质量与使用价值、价值之间的关系。
1. 质量的劳动价值理论分析
由于质量的经济性是指在投入与产出比较的情况下，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生产能够满足消费者更多需要的产品，从而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和收益的特征。质量的经济属性必然涉及商品经济中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分析，质量的经济属性分析必然要以劳动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劳动价值理论时，运用了科学抽象法，为了便于分析，抽象掉了产品质量的差异，使用中等质量水平的标准进行研究。这样做是因为：“第一，这是马克思抽象方法的运用。他把同最终研究目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没有直接关系的范畴都抽象掉了。第二，马克思处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数量型经济阶段，质量问题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尚不显著。”［1］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价值的转化形式时所使用的是“生产部门相同、种类相同、质量也接近相同的商品”的概念。这种抽象只是为了便于问题分析进行的科学抽象，目的是更好地突出《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这一最终目的。尽管如此，马克思依据劳动价值理论对产品质量的经济性质也作过论述，这种论述包括以下方面：
（1）从劳动质量角度来分析产品质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劳动质量的差别，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劳动质量差别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差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简单劳动是指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没有一定技术专长，任何劳动者都可以胜任的劳动。复杂劳动是指经过专门训练以后具有技术专长的劳动，复杂劳动多指智力劳动。马克思认为在复杂劳动计量时：“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是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3)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而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是以简单劳动为基础计量的。复杂劳动在计量时可以换算成倍加的简单劳动。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关系的区分本质上是分析不同劳动质量之间的差别。
马克思认为产品质量与劳动质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过去劳动的质量影响过去的产品质量，过去的产品质量又影响现在的劳动质量和产品质量，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影响。因此，正常质量的产品必须与“正常质量的劳动”相一致，使得产品生产的“劳动要具有正常程度的品质与强度”(4)，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在这里，劳动的质量是由产品本身来控制的，产品必须具有平均的质量”(5)。关于劳动质量决定产品质量的原因方面，马克思认为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劳动能使产品形成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功能。同时，劳动过程是具有目的性的，使所制造的产品符合一定的社会需要。这表明产品要有质量，生产产品的劳动能够使得产品具有一定的物质功能，这种物质功能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
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要过去劳动过程的产品作为要素、作为劳动材料或者劳动资料进入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是我感兴趣的，只是过去劳动的质量、劳动产品实际上是否具有它所要求具有的那种合乎目的的属性，这一劳动是好是坏，”“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质量、它们在这种特殊消费过程中实际充当的使用价值的程度就只是取决于一种特殊劳动的结果，取决于这种特殊劳动的质量。同在一定的劳动过程中完全一样，劳动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只是由于它是作为具有一定物质内容的一定的有目的活动起作用，只是由于产品的好坏程度以及它实际上所具有的和包括的使用价值（它在劳动过程中应当获得这种使用价值）的程度取决于劳动的质量，取决于劳动的完善程度以及劳动合乎自身目的的性质”(6)。
（2）关于产品质量与价值量关系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产品质量决定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量，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量又直接影响着产品价值量的高低。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立的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认为，商品价值量是以“平均样品”为基准来决定的，他认为“作为价值是社会劳动时间的化身，并且只有在劳动时间化为一般社会劳动时间，即同等社会劳动时间自乘的情况下，它们才是包含在自身中的劳动时间的化身”(7)。因此，个别产品中劳动时间与“平均样品”的劳动时间不一致时，所决定的价值是有差别的。如果个别产品的质量高于“平均样品”的标准质量，产品可以凝结较多的价值，因而高质量的产品就具有了比较高的价值量，质量与商品的价值成正比关系。同样的道理，个别产品的质量低于平均样品的标准质量，这样只能形成较少的价值量，低质量的产品所拥有的价值量就少。
（3）关于产品质量和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关系的研究。等价交换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而等价交换规律作用的前提是质量保证。如果商品质量有问题，那么商品等价交换的规律就无法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有机联系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体现者，价值是体现在具有有用性的具体物质商品中的，消费者、购买者所需要的商品质量是商品交换发生的基础条件，因此商品生产不仅有数量追求，而且有质量要求，质量是所生产的商品必须具有的基本条件。不同质量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价格，质量高的商品必然价格高，质量低的商品必然价格低，这是商品交换中的一般质量规律。如果质量差，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马克思指出：“使自由工人成为比其他工人好得多的工人，因为他像任何商品卖者一样对他所提供的商品负有责任；他的商品必须具有一定的质量，否则他就会被同种商品的另一些卖者从市场上排挤出去，”(8)“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自由工人倒是被自身的需要驱使着而劳动的。自由地自己决定自己这种意识，即自由的意识，使雇佣工人成为比奴隶好得多的劳动者，甚至产生责任感，因为他像任何商品卖者一样对他所提供的商品是负有责任的，如果他不想被同种商品的另一些卖者所排挤，他就必须提供一定质量的商品。”(9)
2. 关于质量和使用价值关系的研究
研究质量与使用价值的关系，最为重要的就是研究质量作为单个商品使用价值如何转化为社会使用价值。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把使用价值看作商品的自然属性，否定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因此没有对社会使用价值进行研究。商品经济使用价值的本质是社会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别人、为社会生产的使用价值，这就使商品的质量成为社会的质量。同时，作为社会质量，必须符合社会的质量要求、质量标准，并且适应这些要求和标准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内容上成为社会需要的反映，使用价值的社会质量最终得以体现。
（1）质量是使用价值的重要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质量也是提高使用价值量的因素。马克思曾指出：“由于在产品上使用了更多的手工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不是通过产品量的提高而是通过产品质的提高而提高了。”(10)因此，在质量经济背景下，个体商品的使用价值要转化为社会使用价值，就意味着商品的质量要符合社会必需的质量水平，必须与社会必要的质量相适应。如果单个商品质量与社会必要的质量不相适应，单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就不能转化为社会使用价值。质量是使用价值的重要方面，超越了社会需要的社会需求和消费水平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也不能具有社会使用价值。所以，社会使用价值在量上的规定性是符合一定量的社会需要，而商品质量的变动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使用价值方面质量的二重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创造越来越多的、质量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大量的社会财富”(11)，实际说明使用价值不仅有数量，而且也有质量问题。马克思认为“产品质量的好坏程度以及它实际所具有和包括的使用价值（它在劳动过程中应当获得这种使用价值）的程度取决于劳动的质量，取决于劳动的完善程度以及劳动合乎自身目的的性质”。(12)在这段话中，马克思主要分析了使用价值角度质量的二重性，“产品的好坏程度”指的是产品的品质或耐久性，这是讲质量的物质属性；使用价值首先是指物质能够满足人们使用的物理属性，这是指质量的物质属性。产品实际上所具有的使用价值的程度是产品的实用性功能，这主要是指产品的物质性能的社会表现，也就是指质量的社会属性，满足社会需要的经济功能。而商品使用价值质量的二重性质取决于生产商品劳动的质量及其完善程度。
3. 质量和价值的关系
从质量与价值的关系来看，价值是具有社会性的，而质量与价值的内在联系就是通过质量的社会性起作用的。
（1）产品质量对价值的影响。从劳动价值论来看，质量对价值的影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一定量的使用价值不仅与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联系，而且与一定的质量水平相联系。也就是使用价值取决于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在产品数量相同的条件下，使用价值的大小就取决于产品的质量，产品质量越高，单个商品中耗费的劳动时间少于当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商品自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就会转化为社会的使用价值，产品实现的社会价值就越大。
（2）产品质量与价值决定的关系。从相对动态的再生产过程中，也可以考察质量与价值的关系。从再生产过程来看，每个生产者的产品质量会发生变化，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质量变化会影响到商品价值量。如果产品的质量提高，那么再转化为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折算为社会平均质量水平的数量就能够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单位劳动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就会增多，但是根据价值决定的规律，仍然需要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价值。那么，与原先同等的社会时间，实质上是代表了更多的社会价值，如果根据这个增大的价值量来补偿同量的劳动耗费，那么质量提高的产品就含有更多的价值量。同样，一种产品的质量下降，意味着同样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降低，此时生产的劳动时间要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根据价值决定规律，这一高出部分无法得到价值补偿，原先同等的劳动时间只能够代表更少的社会价值。根据减少的价值量来补偿同量的劳动耗费，就意味着质量下降的同量产品具有较少的价值量。因此，产品价值随质量提升而增加，随质量下降而降低。
（二）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宏观质量经济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宏观质量的经济分析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2卷的生产过程的质量循环链、生产力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等问题上。
（1）质量循环再生产的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是数量再生产循环和质量再生产循环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个有机统一体中，社会再生产既是数量的再生产，也是质量的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有机联系系统是数量循环和质量循环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体就构成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循环过程，在这个循环过程中，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是通过再生产系统中数量和质量循环的有机统一来实现的。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写道“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质量”，“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化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13)。这表明质量是具有循环再生产特征的，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取决于生产条件的质量，生产条件的质量又取决于提供生产条件的产业的质量。在质量循环的过程中，不同环节和不同部门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些部门、产业和企业的质量问题，又可以在质量循环过程中影响到另外的生产部门、产业和企业的产品质量。
（2）生产力质量的分析。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从数量和质量统一的意义上去研究的。过去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时，仅仅只研究了生产力的数量，而忽视了从质量意义上研究生产力水平。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的，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14)。这段话表明生产力是具有质量特征的，生产力质量的标志是生产力的效率，说明生产力效率提高时提供的使用价值量就多些，反之生产力效率低的情况下生产的使用价值数量就少。在生产过程中，衡量生产效率的标准，一般采用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数量和单位产品耗费的劳动时间两种方法。同时，马克思还进一步论述了生产力要素中机器的质量、原材料的质量、土地的质量对剩余价值和财富创造的影响。
（3）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马克思的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2卷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和《资本论》第3卷的地租理论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八章中，一方面把扩大再生产分为两种类型：外延扩大的再生产和内涵扩大的再生产。外延扩大的再生产是指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外延扩大的再生产的关键是扩大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而内涵扩大的再生产是指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来实现扩大再生产，其关键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作用的发挥，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一是提高要素的结合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结合程度，进而提高生产率，技术进步通过资本有机构成来衡量。二是通过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来扩大生产规模，内涵扩大的再生产的核心因素是技术进步，关键是效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地租理论中论述级差地租时，提出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两种经济增长方式，他指出“这种比较不肥沃的地区会获得剩余产品，并不是由于土地的肥力高，从而每英亩的产量高，而是由于可以进行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因为这种土地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的费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土地的质，而是土地的量。这种粗放耕作的可能性，自然会逐渐消失，新土地越肥沃，消失得越慢；它的产品出口得越多，消失得越快”(15)。这种“只需要很少的资本，主要是劳动和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型经营”，粗放型经营依赖的是数量，而不是依靠质量。“在经济学上，所谓集约化耕作，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16)。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这些论述，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依据要素投入的不同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类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通过要素数量的投入增加，从而实现规模扩张来实现的经济增长，粗放放型经济增长属于数量速度型增长。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依赖于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实现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优化。同时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而实现的经济增长。由此可见，集约型经济增长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的。
（4）对外贸易的质量分析。马克思在分析质量问题时，不仅分析了微观上质量与使用价值、价值的关系，宏观上生产过程的质量循环链、生产力质量、经济增长质量，而且研究了国际贸易质量，探讨了产品质量对国际贸易质量的影响。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在国际贸易理论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一学说是从数量意义上来研究国际贸易的，只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的产品数量，而忽视了国际贸易中的产品质量。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在论述比较优势学说时曾经认为“我们生产工业品并用来在国外购买其他商品，是因为这样做比在国内生产能获得数量更多的商品”。针对李嘉图的这段论述，马克思在“数量更多的商品”后面的括号里加上了一句评论“没有质量的差别！”并运用了惊叹号(17)。他的意思是李嘉图只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的工业品数量，而忽视了国际贸易中的工业品质量。“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之后，质量问题在比较成本理论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2］，在数量意义上的比较成本学说指导下的国际贸易理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价值链竞争的国际贸易竞争背景下，质量就成为比较成本学说的一个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