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

一、国外研究

1. 文化资本理论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区分了文化资本的三种形式，分别是：具体形式的文化资本，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客观的文化资本，以文化商品和机械工具的形式存在（如图片、绘画、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即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因被体制确认而与其他形式相区别，因此，这种形式赋予了文化资本一种社会价值和社会权力。他认为，在某些条件下，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且在教育体系中被制度化。由此，他将“文化资本”与个人所处的“社会场”紧密相连，引申出文化与阶级，文化与权力，教育与社会再生产，教育、文化与社会不平等，符号暴力等一系列的理论。

尽管布尔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阐述开辟了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对以后的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化经济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他的理论有明显的阶级决定论的色彩，认为个人的文化资本与后天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教育环境密切关联，认为整个社会阶级划分和权力分布基本是稳定的，世袭制名亡实存，甚至带有宿命论意味；第二，他对文化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非经济学领域，虽然对后来的文化产业与文化经济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但并没有明确的涉及这些问题；第三，他的“文化资本”思想仅限于观点的提出与形式的划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

自布尔迪厄1986年提出“文化资本”到2002年，该理论一直在不断发展，但并未形成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在他逝世后，其生前好友华康德教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里分校社会研究中心致力于文化资本和文化经济的研究，同时，该中心已成为海外研究和传播文化资本理论的中心。

在“文化资本”概念提出的早期，该理论虽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当中，但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学界才关注起来，尤其是经济学界。1999年6月，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行为经济学促进协会（SABE）的赞助下，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流的研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人们第一次提出了“文化资本与发展”的特殊议题。

综观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可以将研究视角划分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三大类。社会学的研究主要有：第一，进一步阐释和拓展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于布尔迪厄理论的局限之处提出批评；第二，延续布尔迪厄从文化资本角度研究个体发展的学术视角，重点考察了文化资本与个性形成、机会获取、社会竞争、阶层流动等的关系；第三，从知识交易、性别文化、社会网络、身份标识等更加细微的社会学视角挖掘文化资本的意义。政治学的研究主要在于把文化资本放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中研究，分析国家和民族独特的文化资本对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交流和竞争的作用，关注文化资本的政治功用。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把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具有经济属性的资本，从文化产业角度分析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以上研究中，特别重要的是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思罗斯比赋予“文化资本”经济学的定义，即“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³⁾他着力把握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价值本身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并且可以增加经济价值。他对于文化资本的见解，跳出了传统的社会学领域，直接启发了学者对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

西方学界对布尔迪厄的研究比较著名的学者还有美国的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戴维•斯沃茨，他在《文化与权力》一书中系统地梳理与阐述了布氏的诸多理论，并进行了解读与评价，分析了布尔迪厄如何综合涂尔干、马克思、韦伯等经典社会学思想家的理论和实践，并受到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等人的影响。

2. 文化产业理论

在西方，和文化产业相关的概念有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意识产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内容产业（The Content Industry）、数字内容产业（Digital Creative Industry）等。这些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区别，但都是指以产业方式开发经营的文化。它们均兴起于当代都市，与现代大工业密切相关，以当代的数字传媒及全球化传播方式为介质，以大批量生产为特征。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Mass Cultural）及流行文化（Pop Cultural）密不可分，它是诞生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具有引导大众文化消费的重大社会作用。

在国外，无论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还是理论探索程度都大大超过国内。西方多数发达国家在20世纪就已经把文化产业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无论是在政策支持还是理论研究上都做了积极的努力和深入的探索。今天，国外的文化产业大多已经具有稳定的体系、成熟的市场、成规模的运作方式；理论研究上也拥有丰厚的积淀。

追本溯源，国外最早涉及文化产业研究的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明确地把工业化程度看成现代文化的重要特点，在其1947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以“文化工业，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这一批判的角度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状况。此前的利维斯学派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但对当时的大众文化生产也进行了批判性的社会学研究。之前的马克思与本雅明等人在著作中也对文化工业有一定的涉及。其后，研究涉及文化生产的还有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伯明翰学派，他们的观点较关注文本分析，侧重于比较轻松的符号解读，关注大众接受，富有实践性，与利维斯主义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批判理论针锋相对。总体来看，他们的理论具有修正主义与向大众倾斜的折中主义色彩，其中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带有明显的右翼的妥协倾向。伯明翰学派的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的“两种经济”。虽然他的文化研究理论具有明显的庸俗化倾向，把“文化经济”的特征以“流通着的意义与快感”轻松地草草带过，缺乏社会学的分析，但是其“文化经济”的概念对以后的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生产的理论研究却富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此外，他还提出了文化资源的问题，认为它是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二者共同的商品，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后来，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还有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理论与“媒介即信息”观点，以鲍德里亚、利奥塔、詹姆逊、费瑟斯通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另外，与文化生产有关的理论还有叙事理论、读者中心理论、当代精神分析批评、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论、霍尔的解码理论、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等。总的看来，西方关于文化产业、大众文化、文化生产的理论与流派繁多，呈现出多元并进的趋势，并仍在不断发展。

今天，从国外的研究动向来看，其对于文化产业及其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一是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历史与现状，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与国家文化、文化生产与经济发展、政策向度等；二是应用理论研究，包括专项的产业研究；三是产业内容研究；四是产业政策研究。总之，国外的相关理论及政策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分化了不同的流派，拥有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

二、国内研究

1. 文化资本理论

随着布尔迪厄一系列的理论著作被引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文化资本”研究。研究视角集中在对布尔迪厄的理论进行阐释，对于国外相关理论进行引介上。对“文化资本”的研究，社会学的研究占绝大多数，而将“文化资本”引入经济学领域，以“文化资本”作为切入点，对当代中国文化产业进行论述的系统理论较少。现在所能见到的综合两者的学理著作主要有：李沛新的《文化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其实务性较强；陈锋在《文化资本导论》中重点探讨了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的联系，论述了文化资本在经济学方面的应用；刘丽娟在《文化资本运营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对于文化资本做了理论探源，并对于文化产业的资本运营路径进行了研究；皇甫晓涛的《文化资本论》结合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进行系统化研究，力求打破文化与资本的传统壁垒，形成应对全球变革与复杂挑战的文化资本与文化金融创新体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现实意义。总的来看，国内开始对“文化资本”的研究在理论探索上还有很大的空间。

客观地说，与国外对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进行综合研究相比，国内在这方面的理论探索是在21世纪初才逐步展开的，是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实践而不断发展的。围绕“文化资本”这一核心理论来展开文化产业研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比较新的课题，这一理论有待继续深化。

2. 文化产业理论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是在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提出后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初，经营性的活动出现于我国文化领域，而文化生产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和完整的产业形态，切实作用于经济发展，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实践的深入，对文化产业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发展，并产生了文化产业学的学科建设。然而，我国对相关政策的研究却滞后于对产业本身的研究，并且对行业政策（如图书出版政策、电影产业政策等）与法律法规的研究较多，对整体产业政策的研究较少。

从改革开放以来到当前的“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的研究极为丰富，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实践和相关学科的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应用理论还不成熟、不系统，政策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应该说，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直接源于实践中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命题，不同于西方经院式的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文化产业年鉴》《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国文化产业评论》《中国文化品牌发展报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等系列报告；胡惠林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文化产业概论》《文化产业学》《文化产业学概论》等；陈少峰的《文化产业战略与商业模式》《文化产业读本》等；金元浦的《文化创意产业概论》《动漫创意产业概论》等；欧阳友权的《文化产业概论》《文化产业通论》等；皇浦晓涛的《创意中国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新论》《版权经济论》《文化资本论》等；李向民的《文化产业：变革中的文化》《中国文化产业史》《文化产业管理概论》等；范周的《中国文化产业新思考》《中国文化产业新思考Ⅱ》等；王列生、祁述裕、傅才武、张玉国、潘嘉玮、张正焉、陈杰、闵锐武等专家的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和文化体制改革系列研究专著。

总体看来，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文化产业的研究成果数以倍增。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研究同质化，视角相近、观点趋同；二是深度不够，大多停留在描述性研究上，由于研究周期短，来不及做反思性探讨；三是政策研究未形成系统，对文化改革政策与法律规章的研究多，对宏观形势和政策的研究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