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跨越围墙

终于要跨墙进入东柏林的前一晚，我开了一个派对，将维兰德街127号公寓内各个房间之间的双重门都打开，并把我在西柏林认识的朋友全请了来。根据我的日记记载，当我终于上床睡觉时，已是1980年1月7日凌晨4点45分。6点过一刻，我便起床，将行李打点完毕，开车经过查理检查哨和东德边防哨（“满脸是笑”），沿着白雪覆盖的菩提树下大道，经过亚历山大广场和申豪森大街，来到我的新家——东柏林工人阶级住宅区的普伦茨劳贝格区埃里克维纳街24号。

档案中，线民“舒尔特”的报告特别提醒了我当时的居住状况。字打在拥挤的稿纸上，“舒尔特”写道：“房间不算大（尤其以陈旧的房屋而言），有一扇窗户直接面对大街。房间的门从里面开出，有安全锁，显然是最近才安装上去的。除了一张床铺以外，房间内还有一张桌子、一双椅子、一个大柜子，该住客——经我发现——大多用来储放书籍。报纸散在桌上（我注意到最上面有好几份《星期天》[Sonntag]，从标注等可看出是经过仔细阅读后闲置于桌上的）。除此以外，桌上还有几本字典。”“舒尔特”没有写出来的是——或许他已经太习惯了——房间内灯光昏暗、墙壁棕黄、地板上有咖啡色的污点、灯泡外是廉价的塑胶灯罩和屋外足以将人冻僵的冬寒。

在这个房间内，我居住了整整九个月，一直到1980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三十一周年的那一天，我离开了东柏林为止。那年东德，与往常一样，以军事游行来纪念建国周年，而西方，也与往年一样，无力地提出抗议，指称俄国违反了1945年四强所签订而至今仍在理论上有效的军事协定。我在前往观看游行的路上，遇见了一名愉快的美国黑人大兵，手上抱着一个纪念莫斯科奥运会的玩具熊，在亚历山大广场游荡着。当叽叽咕咕笑个不停的少年先锋队员把巧克力和花送给恩格斯侍卫部队时，我看见一名穿着卡其制服、戴着绿扁帽的英国军官，用一个携带式楼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地忙着拍照记录下整个过程。随后，我看见恩格斯侍卫队，枪管上塞着民众送的康乃馨，操着大步离开广场。

历史书上记载的1980年1月至10月，为东西冲突升级的时分。5月，西德不情不愿地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行动，以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很显然美国人的信息，并没有传达到那个抱着玩具熊、在东德大街上闲晃的大兵。8月底，波兰出现新一波的罢工，迫使副总理不得不与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内的罢工者签订协议，接受了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这是共产党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新的工会取名为“团结工会”。有些作者认为这是“第二次冷战的开始”，虽然耸动，但是忽略了一项事实：冷战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我的个人生活也开始直接进入大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我首先在东德、然后在团结工会革命期间进入波兰，公私交错。从绝对距离上来说，我在西柏林的宽敞公寓和我在东柏林的小窝之间还不到十里，但是心理上，两者的距离却似在好几千里以上。我不时地往西方跑，我的档案正确地记录下我每次跨越边界的日期和时间。另外，西柏林的朋友也会打电话过来，或到我东柏林的小窝拜访。

然而，我却发现自己在搬到东柏林不到十天以后，竟然认真地思考起来：“对与原来在西柏林生活时认识的人保持联络，不仅漠然，甚至……简直是积极逃避。为什么？我发现，他们大部分关心的事（相对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人类的尊严在公平、正义、和平之名下被矮化了、蹂躏了。重要的是有人只因为想要离开那个正好是他们出生地的国家，就被关进牢中，而且一关好几年。重要的是阿富汗现在发生的事情。”过了几个月，艾琳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我才想起：“哦，那个世界，那个电话‘关系’，永远扯不完的‘关系’的世界。”

在东柏林，我还是想继续研究毕业论文的主题：第三帝国下的柏林。国安部档案中，有一份我在牛津时的导师蒂姆·梅森和托尼·尼古拉斯写给柏林英国办事处的信，要求替我这个在新文化协议成立后的第一名研究生妥为安排。蒂姆·梅森是一名非常能启发学生思考的老师。他在牛津所有历史学家中非常异类之处在于，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虽然他信仰的是非常不传统的、掺有英国帝国思想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因此，用国安部的尺度来衡量的话，他还算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同路人，因为在我的档案中，他们对他的评估是“布尔乔亚一般民众”。蒂姆·梅森在圣彼得学院的办公室中，悬挂着两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海报，上面宣示着：“每个人都在谈天气——我们可不！”这基本上反映了蒂姆·梅森内心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于琐碎之中的不屑，更表达出他高度的认真，以及几乎让人痛心的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很不幸，几年以后，他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读罢他的推荐信，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与恩典。他和托尼·尼古拉斯恐怕对我很失望吧，因为我最终并没能以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为毕业论文题目，不过我想他们会看出我为什么要改变题目。牛津历史学院最好的地方之一，便在于它能纳百川，就算偏执怪异者也能融入其中。“在历史的屋宇中，有许多大殿。”当时的现代史教授理查·库伯如斯说。他自己便是个血性汉子，喜欢探索这门学科的极限。我还记得每在阴沉的星期五下午，我坐在泰勒利安中心（Taylorian Institution）一个暗郁的角落，教室中稀稀落落的学生一同兴致盎然地听他大放厥词的模样。

事实上，我的确花时间在资料库中，东德政府却严格限制我使用相关的档案，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害怕在完全阅读过纳粹记录以后，我会发现德国共产党对纳粹的反抗是多么微弱，而他们对盖世太保的渗透又是多么深。然而，在其领导下进行“反法西斯抗争”，是东德建国最原始的神话。此外，我也经常跑菩提树下大道上的老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在它的所谓特别研究部中，保留着所有国家不想让一般民众阅读的书籍和刊物。在我翻阅泛黄的纳粹报纸《国家》（Volkischer Beobahter）时，国安部手下的武装部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侍卫部队，便派遣一名资深官员坐在我旁边的一张桌子上，顺便研读西德的新闻刊物和西方的武器杂志。

每当我将目光从纳粹报纸转移至国安部军官身上时，我的注意力便从希特勒的德国切换至昂纳克的德国。在当时，我便打定主意，要写一本有关德国极权主义的书。共产主义坚持清贫，我的日常生活也被迫大大地简化：房间从五个变一个，面包从可选择长的、短的、甜的、咸的等变成只有一种厚重的黑面包，而且还只能在晦暗的国营街角商店才买得到。但是生活被强迫简化后，我竟也就更专心一致，将精力全部放在搜集资料上了。

线民“舒尔特”非常正确地观察到，我非常仔细地研读媒体报道。我看电视、听收音机、阅读写作风格比较大胆的现代小说，以弥补新闻不自由的缺憾，并且我时常去看戏。柏林剧团已经快要成为一个布莱希特陵墓，但是在德意志剧院或民众剧场，我却似乎能嗅到一种诡异的文化抗拒气息，与我所研究的1930年代柏林的感受非常类似。有时候，不同的抗拒感可能会从同一间剧院甚至同样的剧本中发出。我记得，例如，在德意志剧院中，有人朗诵了一段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Germany : A Winter's Tale），让我感受到莫大的震惊：

我又看到了普鲁士士兵，

他们总是一样的。

一阵笑声。

他们昂首阔步的样子还是一样的僵硬，

又直又细，像蜡烛一般，

就好像他们吞下了士官长的棍子，

老弗里茨知道怎么处理这档事。

那棍子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

虽然它的原始用途已被禁止。

在手套里有更新的方法，

但是那只手还是原来的铁手。

我在东柏林的行动非常自由，因为我持有研究生的签证，可以在全东德自由旅行。相较之下，西方报纸的通讯员每次离开东柏林前，都要申请特别许可，想必所受的监视程度在我之上。我的日记中多次怨叹，在东德坑洼不平的道路上旅行时，汽车不幸抛锚，必须付出大笔的修理费。我第一次去莱比锡参观商展，有机会近距离看到东德共产党党魁昂纳克，非常惊讶他的个子竟然那么小。我去德累斯顿，参加一个纪念1945年2月英美联军轰炸该市的周年活动。“啊，你们为什么要轰炸我们？”一名中年妇女在咖啡馆内问道。我去格来弗斯瓦尔德拜访我的朋友罗尔夫——阿希姆·克鲁格，当时他正在那里学医。我还去了波罗的海的吕根岛，并和安德莉及她前夫一起去什未林看了一场很不精彩的歌德《浮士德》戏剧表演。另外，只要情况许可，我尽量会到图林根的小山区树林里走走，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块德国土地。另外，当然，我还会去德国历史上最美好也是最恶劣的地点魏玛。回到首都以后，我和一名波兰朋友一起到柏林大舞厅，那种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台专线电话的舞厅，看到漂亮女孩，我们便拨她们桌上的号码。不过，那里是东柏林，可想而知，电话是坏的。

通常，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设法和当地人交谈。不过，他们事后都将我们的谈话记录下来。相互的沟通在刚开始时便不免因怀疑而有了障碍，加上对国安部的恐惧，以后沟通上的困难只会越来越大。我并非事后想到，才将恐惧加诸记忆之上。在当时就有很多朋友警告过我。例如，在什未林时，有人告诉我们：“小心！演浮士德的那个演员就是替国安部工作的。”密探在莱比锡的商展中，更多得像苍蝇一样。罗尔夫怀疑连我的汽车里都被人装了窃听器。夜晚疾驶在公路上，罗尔夫教我一面唱沃尔夫·比尔曼的抗议歌，一面还不忘调侃道：“树枝上的绿叶有接收功能的话，那他们就学会歌谱了。”

我居住的公寓附近有一家小酒店，是我经常流连之处。亮木漆装潢和年老色衰的女侍，令我至今印象深刻。东柏林无论哪家餐厅或酒店座位总是不够的，因此我在酒店中经常必须与人同桌。有一次，我一面喝啤酒一面等着我点的炸牛排时，同桌的三名年轻人大声地开始抱怨他们的军役。突然间他们停下来，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这个安静但显然在聆听的桌友，并展开了他们的非正式讯问。首先发难的是三人中留着浓密胡子的小伙子。“如果你说你是历史学家的话，”这名穿着加州大学T恤衫、右手少一根手指头的年轻人对我吼道，“你说，卡尔·马克思出生在哪里？”幸好我知道答案。“好吧，谁是1930年德国共产党领袖？”我又答对了。“嗯，谁让希特勒获得实权？而且”——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别他妈的告诉我，是专制资本主义。”

最后我掏出一张英国的付款卡，让他们完全解除戒备，不再对我有任何怀疑。加州小子向我道歉，并告诉我他的故事。他二十二岁，父母都居住在西柏林。柏林墙堆高起来的那一天，三岁的他，正好到东柏林的祖父、祖母家过夜。东德政府从此就不让他离开。他被人认养、长大，在军中服役时丢了一根手指，现在是电车司机。有的时候，他的父亲会开着发亮的奔驰汽车，带着小礼物，从西柏林过来看他。他身上穿着的加州大学T恤衫便是父亲送的礼物。

这就是他的故事。或许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毫无疑问，中间一定有很多重要的细节——可能是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他没有说出来，不过，曾有一名处理过这种案件的律师估计，1961年8月围墙一夜间砌起来时，有四千名之多的儿童因此和父母分隔开来。在我最近发现的一批前总理勃兰特的文件中，就有一篇机密报告，表示在1972年8月的时点东德还控制着一千名这样的孩子。所以，加州小子的故事很可能是真的：他就是那些未能离开的孩子之一。

无论如何，他对体制有极大的仇恨。“阿富汗？”他说，“美国人应该从巴基斯坦开进去，把俄国人都赶走。”的确，他们需要从内部邀请。不过，俄国人不是已经创下先例，显示这种事该如何安排了吗？看看捷克共产党，不是就在1968年邀请了苏联去“拯救”他们的国家吗？还有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最近不也替阿富汗提出了类似的邀请吗？

在埃里克维纳街的另一头，一个后院的阁楼上住着一名艺术家，是我在普伦茨劳贝格的温和异议艺术社区中所结识的。他写诗、作曲，胡须永远看起来像两天没刮一样，我给他取了一个诨名“青年布莱希特”。1968年，青年布莱希特，为抗议苏联入侵捷克，与在读同学组织了一次朗诵会，宣读了真正的布莱希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史维克》（Schweyk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中一段精彩的反纳粹反抗歌：

但是时间无法驻留。现在掌权者

无尽的野心，正在走过它的路，

就像满身沾血的斗鸡，必须为地位而争，

但是时间无法驻留，就算用暴力也不行。

在兴奋中，他写了一封信给朋友：“我们正在搞一个反抗组织。”就因为这封信，他被判了两年半的徒刑，真正在监狱中则待了十五个月。等他被释放时，母亲已移民西方，他们不准他母亲来探望他，也不准他去探望母亲。

他考上了柏林洪堡大学，但是因为曾有坐牢记录，结果没能录取。然后，他申请移民，也被拒绝。他的妻子离开了他。现在，他一星期在一个公共墓园中工作三天，其他的时间则游晃在普伦茨劳贝格的波希米亚社区中。我还记得西德一家很有名气的自由派报纸的驻东柏林记者，也认识青年布莱希特。她有一次对我说，她觉得青年布莱希特在围墙后替自己经营起了一个相当快乐的生活圈。

加州小子和青年布莱希特是极端的例子。比较典型的，应该是我的房东夫妇。柏林洪堡大学便是替我向这对年轻夫妻租的房子。他们有知识，受过高等教育，经常观看西方电视节目，因此也非常了解外界发生的事。不过，他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个人生活中。他们在离柏林开车半小时左右的一个小湖边拥有一栋小别墅，里面的一钉一木都是两个人亲自动手完成的。他们非常骄傲地向我展示房屋的电动打水泵、屋顶上的小阳台、为夜间打乒乓球而装的聚光灯。他们甚至在屋后搭建了一个小码头。

我的朋友安德莉也专注于经营她的私人世界，在柏林市郊老旧别墅区域的独特气氛中专心带大她的孩子。假日的下午，她会在慵懒的气氛中，莳花植草、骑自行车、到附近的湖泊驾驶帆船或游泳。优美的田园生活，尤其对孩子们而言。他们的生活隐藏在“内部移民”、“无关政治的德国人”之类的大字眼之后。

我故意很少和西方记者团接触，一方面因为我想要独力发掘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害怕与他们接触会引起当局的怀疑。不过，我却或许在这一点上不够细心，经常和一名路透社的记者马克·伍德会面。在路透社的申豪森大街办公室墙壁上，钉着一圈老式电报的长纸条。上面是一篇悼念希特勒副手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文章。他是斯潘道森林监狱的纳粹战犯中存活到最后的一个人。在马克之前，恐怖小说作家弗雷德里克·福赛思（Frederick Forsyth）也曾是这办公室的主任。他曾替路透社写过一篇有名的稿子。1964年4月的一天深夜，他正在回办公室的路上，看到许多俄国坦克车正轰隆轰隆地驶向市中心。他立刻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文章，急电至伦敦。在文章上他特别标明“八铃快报”。老式的电报机，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会响八次。故事发出去以后，他便出门去侦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等那篇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文章已传到全世界后，他才发现坦克车是为了例行性五一劳动节游行而开进城里的。福赛思很快就被调离柏林办公室。

在1月的一个下雪天，我和马克驱车至万德利茨，一个高墙厚壁、警卫严密的社区，里面都是党政高官的别墅，拥有特别的商店、大片的花园。门口的警卫非常仔细地检查我们的护照。当我们假装无知地问他，那个社区是干什么的时候，他非常紧张地回答：“没什么。”接着，一名资深的军官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军事目标”。

在档案上，我发现“部门”的个人安全（负责领导人的安全）主任打了一份报告给XX/4部门。报告中将高官的住宅区形容为“高级代表的居住目标”，并记录下我们是于17点55分乘坐一部深绿色（实际上应该是深蓝色）阿尔法罗密欧来到门口，询问有关如何到万德利茨一家餐厅的事宜，而于18点15分被“驱离”目标。让我并不惊讶的是，报告中还提到，马克是在Ⅱ/13（记者）的监视范围之内，而我则因为“山毛榉”牧师的关系仍属XX/4管辖之下。

我们在马克办公室旁边的公寓中喝酒、聊天。到半夜一点左右，电话铃声响起，只听到一阵沉重的呼吸声，然后电话便挂断了。又过了半个小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我知道你有客人。”我们猜想他们一定太无聊，或者想催我们快点睡觉，以便早早收班。知道这地方一定有窃听器，我们便故意大声地谴责起《旁观者》中“爱德华·马斯顿”——也就是我——最近写的——篇文章。“你看见马斯顿那家伙最近写的文章吗，蒂姆？”“看了，真糟糕，对不对。他一定又喝醉了。”我问了舒尔茨女士，有没有马斯顿这名人民公敌的档案，但是，老天保佑，中央建档中心没有“爱德华·马斯顿”这档案。

今天，马克已成为路透社总编辑，在两德统一后，有人告诉马克他的隔壁就是一个国安部的监视中心。监视中心的线路，直接连接上路透社墙壁里面的窃听器，其中有好几个还是装在卧室中的。另外，他们还在对街设立了一个视觉监视点。在技术面上，国安部的手法经常超出了西方最狂野的幻想。

当我想从一片无尽的晦暗与服从中逃脱出来时，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便是维尔纳·克雷奇尔牧师的家。克雷奇尔个子高大，脸庞宽实而线条坚毅，完全反映出路德教徒的形象，而他的声音厚重如音乐一般悦耳。克雷奇尔先祖中有许多神父与军人。当1961年柏林墙筑起来的时候，他还是一名二十一岁的神学院学生，正非法在瑞典度假。经过和兄长冗长的讨论后，他终于决定回到东柏林。当时西柏林有一群学生非常热衷替人伪造证件，帮他们从东德逃脱出来。当他们知道克雷奇尔要从西柏林偷偷溜回东边，因为他理论上人还应该在里面时，不禁感觉可笑。今天，他说他仍然只能够从当年错综复杂的思绪中理出一半的动机，其中之一便是他觉得回去会比留在西方“更有需要”。

东德的确十分需要他，一名教区牧师。这个号称从襁褓到坟墓都由政府照顾的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缺乏，牧师的照顾自然也非常缺乏。后来，他成为潘科区主教，更被周围人所需要。那些前来教堂的人想要寻求的，倒不是真理中的信仰，而是一些自由，因为至少在教堂中他们可以说一些实话。

每次在喝咖啡或葡萄酒时，维尔纳便会用他丰富、略带老调的德文告诉我，他如何与党政官员沟通谈判。维尔纳沉浸于朋霍费尔和第三帝国期间教堂告解的传统，仍然相信与共产党进行对话能产生良好的结果。然而，他也告诉了我政府的镇压以及他的家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的大儿子约阿希姆受到了和许多其他神职人员的子女同样的待遇，没能获准上普通中学。

我非常珍惜与牧师的谈话时间，以及牧师家中特有的温暖与宁静。偶尔，我们也会一起出去吃一顿晚餐或听一场演讲，甚至手持着冯塔纳（Fontane）的《勃兰登堡之旅》（Travels around the Mark Brandenburg）当作旅游指南，一面开车驶过勃兰登堡乡间。一百年来的改变竟然如此之少！

我的档案中，记录下好几次与维尔纳的晤面。有些在我的档案里，有些在他的档案里，有的则同时存在于我俩的档案中。最短的一次记录为1979年10月17日，一名线民在腓特烈大道上看到我，时间为18点35分，但是在18点45分时就跟丢了。根据我的日记，那天我正要去见共产党作家斯蒂芬·赫姆林（Stephan Hermlin）。

根据记录，1980年2月27日，“罗密欧”、“山毛榉”和他儿子一起到市立图书馆。“17点40分，山毛榉将他的宝马车停在市立图书馆前面。三人一起进入建筑物，将大衣交给衣物寄存室，前往二楼演讲厅。三人共同聆听了一场有关普鲁士历史及普鲁士帝国的演讲。”有人或许可以说，这线民的报告本身，便是普鲁士历史上的一小页，与普鲁士传统之间虽然有着深厚联结的维尔纳并不愿意接受这个说法。

在维尔纳本人的档案中，我发现同一份报告，小心地保存在一个有衬里的信封中。与报告一起的，是几张我们三人正要走进图书馆时的黑白照片，想必是用隐藏式照相机所摄下的。我可以看见维尔纳的大个子、坚毅的脸部线条。他当时四十岁，和我现在同年。年轻的约阿希姆身材瘦小，几绺卷发贴在脸颊两侧，神情像极了罗曼·维希尼克动人心弦的摄影作品中，1939年以前东欧犹太社区消失前那些小男孩的模样。约阿希姆当年十二岁，正好和我大儿子现在同年。而那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二十四岁，没蓄胡子，短短的头发几乎中分，苏格兰呢夹克的上面口袋还塞着一条手帕，法兰绒长裤，还有，毫无疑问的一双牛津鞋。

我的日记，还记录下在听演讲前三十六个小时中，那个似我非我的我所安排的生活。早上，上波兰文课。然后打电话给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找到阿尔巴尼亚人，谈话。”日记中写道，语义不明。跑去英国大使馆取信。在东德居住的几名英国人都选择如此做，因为这种方法似乎比较快、比较安全。读了几小时书。在申豪森大街内的施托金格餐厅用餐。与我共进晚餐的为乌苏拉·冯·卡多夫。她是一名神采奕奕的柏林战争幸存者，当时正在为柏林写一本新的旅游指南。将日记放在一边，我从书架上取下卡多夫旅游指南，并翻开了施托金格餐厅的一页，“标准东德风格的淳朴，口味不凡”。

当晚稍后，我跨过柏林墙，“越过查理（检查哨）”到巴黎酒吧，然后到名为英格丽·席克的女士家中，“在红酒与大放厥词间，从晚上10点，一直到凌晨5点15分”。从英格丽家我直接到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厅“毛毛”吃早餐。再度跨过柏林墙，在7点以前回到家，正好“在楼梯前碰到一名边境警卫，准备去上班”。小睡两小时。在图书馆做了点工作。与丹普博士会晤，他是大学指定给我的“指导教授”。然后，我便与维尔纳及约阿希姆去听普鲁士和普鲁士帝国的演讲。听完后，我们又到施托金格吃晚餐。然后上床。

维尔纳和我成为非常亲近的朋友。很多年后我的长子出生时，维尔纳成为我儿子的教父，而他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家的维尔纳叔叔，围墙后面的那个干爹。我们共同为这本书做了很多研究。在两德统一以后，他曾经和国安部一名专门负责教堂的资深官员维甘德（Wiegand）上校晤面。维甘德上校一开口便告诉他，他们对维尔纳在西柏林打给我的一通电话感兴趣。当时我已经搬回牛津，而维尔纳是在非常难得获准进入西德时，在西柏林一名朋友家中借用他们的电话打给我的。维尔纳假设从西方打电话应该是安全的，但显然错了。国安部能够窃听任何在西柏林的电话。他们窃听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电话，所使用的是布洛肯山上的窃听站，一个状似巫婆城堡但极为有效的接收站。布洛肯山窃听站内有最先进的设备，可以用关键词语自动录下某特定主题或特定人物之间的对话。

到了1980年8月，我已经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可以开始写作了。在与安德莉告别以后，我乘坐火车到意大利，与我的朋友格林夫妇同住，并开始在我的书上下工夫。我对当时西方媒体上有关东德的报道深感挫折。作者大都为六八世代人，明显地在反抗他们眼中老一代的粗糙反共思想。我翻阅英国出版的一本有关东德一般状况的书籍，已是当时最好的一本了，但是竟然在长达二十页的索引中，找不到一条国安部或“国家安全部长”、“秘密警察”的说明。相反的，乔纳森·斯蒂尔（Jonathan Steele）的《德国面孔的社会主义：寒地来的国家》（Socialism with a German Face: The State that Came in from the Cold）一书中，结论是：东德的“总体社会与经济体系已成为一个可行的模式，东欧的极权福利国家都正往这方向发展中”。可是，何谓可行？对谁可行？不，至少对我见过的大多数东德人是不可行的。我并没有什么左右之见。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写出他们是左派，而是要写出他们是错误的：不正确、不公正、傲慢、偏袒，市井小民都可以随口说出他们的错误，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聆听。我想要照事情的原样将事实写出来。

事实中必须包括国安部。“到处都疑神疑鬼，”我写道，“它可能存在于电话中，可能坐在酒吧里，可能与你一起乘火车旅行。只要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就不能不生疑。”我引用了西方世界的估计，说东德国安部至少雇用了十万名线民，替他们工作。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方面，共产党政权善用了德国人的古老传统和他们服从的习惯。我刚开始写作没几天，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全球新闻便开始报道，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发生工人罢工事件的新闻。意大利的报纸刊登出一张颗粒粗糙的照片，并介绍照片中那个留着小胡子的人物为造船厂的工人瓦文萨（Lech Wałęsa）。我立刻感觉非去不可。缩短假期，我跳上火车，回到柏林。坐在慕尼黑火车站的餐厅中，我阅读着《世界报》（le Monde）上的一篇报道，说抗议的工人拒绝当局以超市换取纪念碑的条件。工人提出要求为早先在波罗的海海边城市的抗议活动中牺牲的先烈建立纪念碑。星期一的一大早，我到东柏林波兰大使馆取得了签证，不久以后，就抵达了列宁造船厂。

我与那些胡须未刮、满脸倦容的罢工者坐在一起，看着电视上播放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会的情形。当党领导人站起来唱《国际歌》时，我周围的人也同时站了起来，唱起波兰国歌：“起来，欲望的囚犯”。“波兰还没有吃败仗，”罢工者怒吼道，“只要我们活着一天，就不会被击败！”他们高举双手，伸出两指，展示出胜利的标记。我们所有人在心中，都认为苏联的坦克，就像十二年前碾碎了布拉格的春天一样，随时会轰隆隆地开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