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宣战与中立

[第一季] 冷清而惶恐的小年夜

公元1904年2月8日，对生活在大清国俄国租借地旅顺口的人们来说，是两个不同的日子。

对居住在老城的中国人而言，这一天，是光绪二十九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日子。

对聚居在新城区太阳沟的俄国人来说，这一天则是俄历1月26日，礼拜一，一个周而复始的平常的工作日。

这一天，本该是中国人阖家团聚辞灶的喜庆日子，然而，中国人却喜庆不起来了，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大街上也没有几个嬉闹的孩子，各家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鞭炮声更比往年稀落了很多。

太阳沟那边，更是一片寂寥。亮灯的人家，越来越少了。整个城区，黑得如同墓穴，静得让人心惊。只有不时响起的火车的汽笛声和车轮驶过铁轨发出的铿锵声，才会打破死一样的寂寥。

军列日夜铿锵，人心愈发慌张。

在旅顺口，无论是大清国人还是俄国人，都被这样一个沉重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日本人要打过来啦！

入秋以来，各种不祥的传言，就像一阵紧似一阵的老北风，从旅顺口周边的那些矗着堡垒和炮台的山头上，从旅顺港，从人们接触到的所有的老毛子那儿，一遍遍地往大清人的耳朵里吹，吹到了腊月以后，已经寒透了人心！

“老毛子”或“毛子”是东北人对通常蓄着满脸胡须的俄国男人的贬称或谑称，因符合其民族体貌特征，所以得到了东三省官绅百姓的一致认可，进而人们又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称作“女毛子”和“小毛子”。

从上一年7月南满铁路开通以后，居住在这里的俄国平民和为数不多的欧洲侨民就开始陆续撤离回国，至1904年到来的时候，许多俄人住宅已经成了空壳。这就是太阳沟的街区为什么到了晚上已不再辉煌。

更让人惊心的是，居住在老城里的日本人，也开始举家迁离！

日侨是10年前开始出现在旅顺口的。那是甲午年（1894）的中日战争——日本人称“日清战争”——期间，日本兵攻占了旅顺口以后，就不断有日本人迁居此地，城里那些澡堂、饭馆与妓院，大都是日本人开的。日本“还辽”之后，很多日侨留在了当地，即便在俄国“租借”旅顺口以后的5年里，日本人也没有离开，继续经营着服务业，而随着老毛子驻军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眼下，扎堆而居的日本人的撤离，不能不让大清国的街坊们倍感紧张！

眼见得俄国人和日本人纷纷离去，大清国人终于沉不住气了。人们拎上行李，雇上马车，扶老携幼，举家撤离。外出避乱，总是殷实人家先行一步。南下的，乘船回了“海南”老家；北上的，则沿铁路线一路向北，投亲靠友去了。

进了腊月门儿，洋行歇业，学校停课，商铺关门，饭店熄火，澡堂停业，连大街上那几家日本人开的妓院也门前冷落了。

苏联史学家阿·伊·索罗金在《旅顺口的防御：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一书中记载：

在旅顺港被包围之前，城内的50000居民就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其中有2000名俄国人，余下的都是中国人。（1903年）11月之前，居民的数量还在不断地减少，中国人从海路疏散到内地或东北。

大清国户籍档案的空白，让俄国人填上了。由此，我们知道了，日俄开战前，旅顺口有约5万居民；开战后，约有1.7万人留在了旅顺口，其中至少有1.5万大清国人。

这么多的大清国人，为何留在了生死未卜的交战区？

东北人何以“山东化”

20世纪初，居住在旅顺口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山东籍移民。

早在1895年开春，日本人擅自在大清国境内设立的关东民政署，就把本地人口的来源弄清楚了：

旅顺的清国人大多是山东的移民，他们辛苦开垦这里的土地，成了新家园的主人。

这是我在旅日史学家宗泽亚的《清日战争》书中读到的一段文字。

然而，明明是东北大地上的辽东半岛沿海地区，为何成了山东人的天下？

20多年前，我和几个同事第一次到大连和旅顺的时候，就被当地人说话的腔调逗乐了——这哪是到了东北？明明还是在我山东半岛嘛！人们说的不就是烟台话嘛！

其实，每一个乍到辽南沿海的外地人，无论是到辽东半岛最东端的丹东市，还是到大连市或旅顺区，都会诧异于当地的方言竟跟隔海相望的山东烟台一带差不多，是胶东方言，而绝非东北话。究其原因，很简单，即居民们多是山东登州府和莱州府所属各县移民的后裔，即“海南”人。他们自称是“海南丢”，即从渤海湾南边丢过来的一批人。

在闯关东的山东人嘴里，“海南”指的渤海对岸的山东省，主要是指胶东半岛，而非被今人视作天涯海角的那座“岛省”。反之，山东半岛的人们历来称北面的海面为“北海”或“北洋”。清朝定都北京以后，也一直把直隶湾（即渤海湾）、黄海直至朝鲜半岛沿岸的海面统称为北洋，设北洋大臣管辖。这也是当年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得名的由来，进而又成了1949年以后驻地我青岛的北海舰队得名的由来。

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北海”相望，从胶东半岛北岸的各码头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乘大帆船只需一天的工夫即可抵达。这条海路，是山东人，尤其是胶东人，自古以来闯关东的最便捷的路线。

闯关东的“关”，是山海关。自打公元1381年，即中原王朝的明洪武十四年始，大将徐达在秦皇岛外山海相依的地方建起山海关后，此关就成了中国大地上的一个重要地标，关内或曰关里，是华北；关外或曰关东，是东北。关内的汉民出关到关外的异族地区谋生，是有风险的，故曰“闯”。之所以有风险，是因为此关乃汉人的中央政权与女真人的后金政权对峙的最前沿。

不过，对闯关东的山东沿海人民来说，“闯关东”只是一个习惯性的说法而已，因为他们走的都是海路，即从山东沿海地区各港口——登州（蓬莱）、芝罘（烟台）、威海、成山头、俚岛、金口、胶澳（青岛）和更南的石臼所（日照）等，乘船径直驶到辽东半岛各港口——旅顺口、营口、庄河、安东（丹东）等地，从来不需要像河北、河南等内陆省份的人那样走陆路步出山海关。

山东人从哪年哪月何时开始闯关东？翻开《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李德山、栾凡著）一书，不禁吓了一跳，却原来，早在距今约1万年前，山东——那会儿叫东夷——的先民们就开始了渡海北上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的漫漫旅途。那会儿，在人类学与考古学上，叫新石器时代早期。

真是不看不知道，东北古民族，竟均属东夷族系的分支，即都是从渤海湾以南的山东一带迁徒过去的群体。各姓氏集团经过长时间的融和与嬗变，逐渐分成了四大族系，即居于东北南部的汉族、居于东北东部的肃慎系各族、居于东北中部与朝鲜半岛北部的秽貊系各族、居于东北北部的东胡系各族。支持这种说法的，当然是文物了——无论是辽宁旅顺的老铁山遗址，还是内蒙赤峰的石棚山遗址；从鸭绿江畔到东蒙草原，出土的石器、彩陶、礼器等，无一不在证实：东北先民与山东有着血肉相连的传承关系，那些陈列在各地博物馆里的大小“镇馆之宝”，统统被考古学家归类于大汶口文化与岳石文化之中。人们知道，龙山文化是以最早发现地山东历城的龙山镇命名的，而岳石文化则是以胶东半岛的平度岳石村命名的。更有意思的是，旅顺口老铁山里的于家村，有几十座3000多年以前的先民墓葬，即成片的“积石冢”。这些碎石堆叠成的坟头，无一例外地建在被当地人称为“坨子头”的海岬上。当地考古专家给出的答案是：因为坨子头距山东家最近。

史书上明确记载最早一支移民东北的汉人群体，是创建了朝鲜国的箕子和他的族人。箕子本名胥余，因封地在箕（今山西太谷一带）而被尊称箕子。他是3000多年前的商朝末期国王纣的叔父，太师，因反对侄儿的暴虐与荒淫而被拘禁。周取代商后，箕子率5000族人经山东半岛去了朝鲜半岛，在大同江流域创立了朝鲜国，国都即平壤，史称“箕子朝鲜”。箕子把中原王朝的先进的文化制度和农耕技术带到了那里。所以，朝鲜古籍《高丽史》中称：“我国教化，自箕子始。”平壤城外曾一直有座箕子陵与箕子庙，被世代朝鲜人所祭祀。箕子朝鲜，延绵千年，后被秦末一个燕国部落首领卫满率众颠覆。朝鲜半岛北部出土的石器，均属龙山文化时代之遗物。然而，到了1959年，即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北朝鲜后，箕子陵与箕子庙即被拆毁。之后，箕子朝鲜的历史也被否认了。后来，韩国也不再承认这段历史的存在。不过，仍有朝鲜族人认定箕子是其祖先。曾记否？多年前，韩国前总统卢泰禹就曾到山东临淄寻过根。

扯远了。再说回到旅顺口。

正因旅顺口是从山东半岛进入东北的第一落脚点，所以，无论中原的中央政权北征，还是东北的民族政权南下，旅顺口自然成了海上门户。元末明初，明朝大军就是从距旅顺最近的蓬莱港起航，一举夺取了辽东。至于明军为何不走陆路，即从直隶出山海关直捣辽东各地，反而选择风浪莫测的海路？这或许与辽东的归属地有关——明朝底定辽阳后所建的定辽都卫，即后来的辽东都指挥使司，隶属山东宣承布政使。也就是说，现在的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归济南府大街上的省级衙署领导。由于这种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明朝200多年间，山东人，尤其是胶莱河以东的胶东半岛的人民，无论是应征到辽东各卫所当军垦战士，还是去沃野千里的黑土地开荒种地，自然成了进入东北的汉人的主流。当年，山东省辖的辽东都司设25卫、2州，有汉人将士9.5万人，加上他们的眷属，约有35万人。至此，以山东人为主体的汉人已经成为东北第一大民族。

然而，女真崛起于东北的过程，也是汉人惨遭奴役的过程。史料记载，17世纪前期，努尔哈赤统一东北的30年间，辽东被杀的汉人竟超过100万！以8个颜色为各部族标识的女真八旗军，每下一地，“无论贫富，均皆诛戮”。而且，据葛剑雄等所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称，八旗军还曾三度攻入关内，每次都掠回大批汉人为奴，被掠至关东的汉人累计超过百万！如此一来，东北的汉人数量又让被掳至的汉人补充了，依然是东北的第一大民族，却是只有20多万人的女真人的奴隶。满人不准许汉人姓“汉”，强行将被俘的汉人改隶旗籍，即汉军八旗，简称汉军。于是，清王朝时代，中国大地上就平添了一支政治地位在满人之下、汉人之上的汉军。

努尔哈赤的孙子、年号“顺治”的爱新觉罗·福临入主北京紫禁城以后，因老家地旷人稀，故设辽阳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汉人至辽河流域垦荒，且奖励条件极为诱人：招百名者文为知县，武为守备；所有的落户者既分口粮又分地，而且每五人分一头耕牛。于是乎，最有交通便利的山东半岛人捷足先登，又成了这一波移民潮有主体。所以，史书记载：“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20年间，仅辽东地区就新增农民14万多人。

不料，到了20多年后，即福临之子玄烨（年号康熙）继位以后，清廷以满洲乃“龙兴之地”“国朝根本重地”为由，颁诏“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严禁汉人移民了！为阻挡汉人擅自移民，清廷下令沿明代辽东边墙旧址，筑土堤种柳结绳为限，此即清朝历史上的独特的国内边界线“柳条边”的由来。时为康熙六年（1667），玄烨只有14岁，刚刚亲政，国是还操控在鳌拜等四位辅助大臣手里，这几个人只看到大批汉人进入东北会蚕食本民族的生存空间，却没能眺望到一望无垠的家园之外，有一头巨大的北极熊一直在假装冬眠。自康熙朝起，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朝，直至咸丰十年（1860），历代清帝和枢臣们不知道人稀地旷在国防上的潜在危机，反倒屡屡颁诏不准“流民”出关谋生。如是，近200年间，广袤而富饶的东北大地上，只有古肃慎族的后裔满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达斡尔人、赫哲人等生存。

到了咸丰十年（1860），眼见大东北的北疆与东疆不断被那只贪婪的北极熊一片片撕扯着吞去，而人数不多的黑龙江守军竟然连粮饷也难以主继，朝廷才勉强依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本名张朴溪，汉军）奏请，破了老祖宗的规矩，打开了边禁的柳条墙上的栅门，首先放开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允许汉人进入东北垦荒。第二年，清廷又放开了吉林西北草原。于是乎，人稠地少且又吃苦耐劳的山东人便开始了大规模地闯关东。大批汉人的进入，对缓解东北地区的财政状况，尤其对制约沙俄对我疆域的蚕食，其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到了光绪朝，朝廷要在旅顺口建北洋要塞，需要空前多的劳工参与。于是，北洋大臣所辖的旅顺工程局便多次到山东招募劳工，动辄领走上万人。旅顺口很快就成了“海南丢”（胶东籍移民）的第二家园。据查，19世纪80年代，北洋当局在鲁直两省招募劳工2.5万余人，其中主要是山东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春，俄国人租下旅顺口和大连湾（并称旅大）以后，扩要塞、建城市、浚海港、设船厂，哪一样离得开大清国劳工？所以，到日俄开战前的1903年秋天，5年期间，前后又有4万多关内农民被招募到本地。与上一代来旅顺口为北洋当局打工的先辈一样，这一代人也多回乡娶妻后带来本地，子孙繁衍，成了旅顺的新居民。

中俄合建的东清铁路开建以后，所需劳工更不知凡几，用胶东话说：“海啦！”你想，干线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到牡丹江再经绥芬河到海参崴，支线从哈尔滨经宽城子（长春）到旅大，全长5000华里的铁路线，哪一米离得开大清国的农民工？于是，在高薪的诱惑下，更多的山东青壮年便成群结队地闯关东去也。

摊开历史长卷匆匆看上一遍，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东三省各地的人为何多为山东后裔了。

《东北古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段文字，或可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东北人何以“山东化”的问题了：

据统计，到清代末年，迁入东三省及内蒙古东四盟的汉民（含后裔——原注）人口达到1400万左右，占当地人口总数2100万的66.7%。这些汉族以原籍山东省的最多；河北次之……

笔者祖籍山东莱州府治掖县（今莱州市），就是当年闯关东的大县。说起为修铁路而闯关东，笔者不由得记起家乡的一个人来。

掖南有个祝家村，村西有户姓张的。张家儿子生来魁梧，身长6尺，为人仗义，不怕出力。因家贫，他只读过3年私塾就失学了，遂约上同村的一个兄弟去闯关东。在东北，他修过铁路，干过搬运工和扳道工，还曾在漠河下过金矿。那时世人没有国界的概念，听说老毛子那边有个西伯利亚大金矿，所以这个大个子抬腿就过了境，去了俄国的西伯利亚，成了那里一座金矿的华人工头。后来，他又沿在建的西伯利亚铁路去了胶东人扎堆的海参崴，在那里当上了华商会保安队的头目。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率一众山东兄弟乘船回国投身革命。到了上海，他立马被任命为革命军的骑兵团团长。十几年过后，他竟然成了统兵几十万的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和山东省督办兼省长！再后来，他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副统帅——安国军政府副总司令，仅位列于大元帅张作霖之后！这个因修铁路而去闯关东的大个子嘛，呵呵，叫张宗昌。

哪些中国人留在了旅顺口

日俄开战前，为什么竟有上万中国人留在了生死未卜的交战区？

解读俄国史料，我大体上理清了这些人的大致身份。

第一大群体，时称“苦力”，即当下语境里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

且看旅顺要塞司令的俄国陆军中将考斯塔契·斯米尔诺夫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奏报：

臣抵达旅顺以后才发现，要塞工程至今没有完成。为了早日竣工，臣每天都要动员6000名中国苦力出工。

这个斯米尔诺夫，是战争开始后第七天，即2月15日在圣彼得堡被沙皇尼古拉二世任命为旅顺要塞司令的，等他赶到旅顺口时，已经是开战一个月以后的3月17日了。你看，战争打了30多天了，还有多达6000名大清国人在山上抢修工事呢！

不过，这位温和的（“斯米尔诺夫”的本意）陆军中将写给沙皇的秘密奏报，都没邮寄出去，原因不详。在日军围困旅顺之前，旅顺到辽阳和沈阳的军邮线路是通畅的。他的这些密奏，是他被关押在日本的战俘营里后，被日本报纸刊出的。关于这个正直的军人的悲剧人生，后面再说。

第二大群体，是海军修船厂的工人。俄方史料称，战争打响以后，因3艘俄主力战舰受损严重，海军部特意从波罗的海造船厂紧急调来189名技术工人增援旅顺船厂，因为该厂的2000多名华工正在闹罢工，要求加薪。在海军修船厂和旅顺港工作的大清国人，大多是与俄海军部签过合同的正式工人，也有少数是旅顺军事当局战前从鲁直两省和关外紧急招来的临时工。试想，只一个船厂就有2000多名大清国工人，除船厂之外，还有港务局，还有其他军工企业，如兵工厂、维修厂、被服厂等等。可想而知，大清国工人也是数量可观的一大群体。

再有，就是地位高于工人的白领华人了吧？战争打响后，不重要的机关部门全都停止了工作，所以，那些受雇于俄人的翻译、职员、教师等，一时成了闲人。但他们并没闲在家里，而是都参加了“志愿军”。

且看苏联出版的《旅顺口的防御》一书中的记载：

在金州战役之后，勇敢的居民没等动员，就自动拿起武器，组织起3个志愿兵团，每个团有500人。志愿队员穿着便装，但都带有步枪，列队值勤，执行警戒和进攻任务。……在战时有线通讯变得不安全的情况下，当地居民组织了自行车的流动邮车，保证了要塞总部与前线许多防御工事之间的联系。11月份自行车又首次被用来运送伤员。无数伤员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运送到城内的医院……

11月初在市医院里有7000多伤员和病人，由医务人员和上百名当地居民组成的普通志愿者负责护理。市内共有25家医院，尽管如此，人手也不够用。

毫无疑问，旅顺居民中既有俄欧侨民，更多的是中国人。试想，百余年前拥有自行车，就如同当今家有豪华私家车。显然，这些华人，属高薪阶层，按当年的称呼，是高等华人。而且，他们的家眷，想必也有了去处，因为洗衣妇和看护妇只限于女性志愿者。

再有就是城市贫民了。逃难的通常只是富户和小康人家。对于那些一无牵挂而又无处投奔的人来说，静观待变是比盲目外逃更踏实的选择。整整10年以前，日本兵攻进旅顺城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地追杀大清国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为了掩埋罪证，日军宪兵队到处招募“扫除队”队员，即大清国人所称的“抬尸队的”。本以为城里已经无活着的大清人了，可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些城市贫民，胸前别上了日本人提供的“顺民，可不杀”“良民”或“本大队役伕”等字样的白纸条，开始清除满大街的同胞的尸体。相比于其他阶层，社会最底层人的生存能力往往最顽强。

如此数算一遍，我们也就明白了：大清国人冒险留在了战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非常时期，劳务费自然应比平日要多，而且，工钱的发放也不会缺欠。

我是在青岛海边生长的“50后”。我们这代人从小被告知的是，青岛海岸上的那几座德国炮台，都是帝国主义欺骗山东各地劳工来建的。炮台建完后，为了灭口，他们全被德国人押到到船上，拉到远洋，扔进大海里了。这种说法，一直到现在也有人信。我也曾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直到后来有机会查证这种说法的源头了，才知这些说辞属有罪推断的民间判决，而且，各地通用，却并无史料为证。

2014年7月28日下午，就在我第一次为寻访日俄战争遗址而赶到旅顺口时，在东鸡冠山俄军堡垒遗址里，当地的一位熟悉本土历史的文化官员就这样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说：“修完堡垒后，为了防止泄密，老毛子把中国劳工全都拉到海上淹死了。”我问这种说法的来源，他答：“老辈人都这么说。”碍于初次见面，我没多说什么。

也就是那次在旅顺，我从当地史学家王珍仁先生那儿得到了两卷厚厚的《甲午、甲辰战争史料选编》。正是在王先生担任主编的下卷，我读到了与既定传说完全相反的文字。

如1904年2月24日，日本驻芝罘（烟台）领事致电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称：

据自辽东归来的可靠清国人所言，现俄国人正仓皇地抢修金州地峡之城堡。据说民工每人一天工钱平常为铜钱300文，如定期领取则多额发给。

还有，那位开战后赶来赴任的俄陆军中将斯米尔诺夫，也曾向沙皇抱怨道：因旅顺唯一的银行已关门停业，致使军方没有现款支付大清国苦力的工资。他求助于驻旅顺的西伯利亚第三军军长、旅顺金州防区司令斯特塞尔中将时，斯特塞尔竟然不肯帮忙！

且看他的这封告状信：

西伯利亚第三军金库存有现款120万卢布（12万英镑——原注），臣为支付大清国人力工钱，急需现金，即遣工兵队长格里高列科大校恳请中将（指斯特塞尔）出面通融，希望于两三周内，出具俄清银行（即华俄道胜银行旅顺分行）票据，自该金库提取现金5万卢布（5000英镑——原注）。该请求遭中将拒绝后，臣急赴中将处，陈述现金之必要性，再三求之……臣郑重告诉中将：“若无现金，仅两三天防御工事将被迫停止！”

斯米尔诺夫说，经过第七师师长康特拉琴科少将的通融，斯特塞尔才勉强答应从军费中借支1.5万卢布。有了这笔钱，俄工兵大队长才把大清国劳工安抚在了工地上。

看清了吧？当年，大清人为俄军打工是有工钱的，而且，工钱是不容拖欠的。无论日本外交官，还是俄军将领，当时都没有杜撰的理由。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白纸黑字。而且，我们还要相信，大清人再忠厚，也不会木讷到被无偿役使好几年后，再被骗到远洋去被溺毙。

捎带着再说几句开埠时的我青岛：当年山东各地农民之所以成群结队地来到胶澳——当时德皇威廉二世还没来得及命名这块远东殖民地叫“Tsingtau”（青岛），完全是因为德国殖民当局给出的工钱太馋人啦！以建筑工计，每天的工资，居然是山东别处的4倍！至于这些以从事港口、堡垒、市政等建筑为主的农民工们的最终去向，或许可以从青岛人口发展史上读到答案：1902年青岛人口（不含外籍）为14905人，一年后即增至28144人，几乎翻了一番。到了德国人退出青岛的前一年，即1913年，青岛人口已达53133人。而且，耐人寻味的是，这53133人中，竟有40115为男性，女性只有8573人，余下的4624人为10岁以下的儿童。10余年间如此惊人的人口增长速度，和如此畸形的性别差，当然不可能是原住民的自然生育率所造成的了。

抱歉，又扯远了。我是想说：似是而非的灌输听久了以后，就会忘了常识。

日俄战争期间，战区的大清人分别从两个交战国军队获得酬劳的情况，本书将随着战局的推进陆续写到。

按日本人与俄国人留下的史料来看，战前，大清人是为了多挣钱才留下来的。

不过，有的人除了有赚钱养家糊口的动因之外，还有一份仇日心结。

苏联史学家索罗金在《旅顺口的防御》一书中写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工程都是靠中国人的双手建成的，因为大多数人都清楚地记得，1894年日本人对生活在平静中的中国居民进行了屠杀，所以他们都顾不奋身地投入了防御工事的建设中。

刻在旅顺口的倭寇的兽性

对于即将打上门来的小日本儿，辽南沿海的官绅百姓无不切齿痛恨而又惊悚不已！因为，人们忘不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

整整10年以前，也就是甲午年，清日两国军队在藩邦朝鲜北部的最大城市平壤爆发了战争。占据地理优势的清军竟不敌人数相当的日军，很快溃败。山县有朋指挥的日军各部一路追击，渡过鸭绿江，进入大清国境内。这是近代日本第一次派军队出国作战，就把貌似强悍的大清军队打得丢盔卸甲。11月21日，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第二联队和第十五联队第三大队攻陷了旅顺城……

随后，举世震惊的旅顺大屠杀发生了！

向大清国宣战之前，日本政府曾向世界宣称：以帮助朝鲜独立为目的的日清战争，将是一场“以文明征服野蛮”的战争，军纪森严的日军，必将赢得这场战争。为了见证他们的预言，他们请来了英、美、法的17位记者和法、英、美、俄等国的军事观察员随军见证日军“征清”，这些西方观察员，全是现役军人。事实上，西方记者也确实向本国发回过有日军是“一支超出想象的优秀军队”之类的报道。万不料，旅顺大屠杀的暴行激怒了进入现场的5位西方记者，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世界报》等有影响的西方报纸相继发回了日军屠城的前方报道。

记者们所不知道的是，日本士兵疯狂复仇行动的背后，是他们的长官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下达过“对除老人、妇孺之外的青壮年格杀勿论”的命令。据传，这位独眼将军面对大批被俘的清军官兵，认为与其提供治疗与口粮，不如干脆杀光合算。而听到这个毫无人性的建议后，军司令官大山岩竟然默许了！于是，才有了以追捕换下便衣的清军为名义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

直至3天之后的11月24日，第二军司令部才发布了杀伐制止令。其时，旅顺大街上已经见不到几个中国人了。

为了掩盖大屠杀的痕迹，11月26日，大山岩司令官下令清理城中的尸体。于是，日军招募大清游民与随军的日本军伕共同组成了“扫除队”，开始收拾大街小巷的大清人的尸体，送交日军第十二混成旅团集中火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被招来抬尸的大清贫民，竟能挣到数目不详的劳务费！

负责清理尸体的日军第十二混成旅团的史料档案里，就明确详细记载着：

火葬尸体总数1200人，所需人工费、石油燃料费、搬运费，合计1302元。

这1302元的尸体处置费中，大清人的工钱占了多少，日本人没有展开罗列，但至少是有“人工费”一项开支的。

清军失守旅顺口、日军大肆屠杀军民的消息，被逃到烟台的官员上报给正在天津的李鸿章。作为中方统帅的李中堂闻讯，一边火速奏报朝廷，一边赶紧部署善后。

于是，11月28日，即大屠杀停止后的第四天，有一艘自天津开来的挂着大清国龙旗、红十字旗和白旗的商船出现在旅顺港外，要求入港，以接运负伤的中国军人。但大山岩闻报后，下令拒绝该船靠岸。因为满大街的尸体尚未清理，他不敢让外人窥知实情。该船只得怏怏返航。

迟至12月9日，即日军进入旅顺18天以后，第二军司令部才向大本营报告了殉难大清人的具体数字：

旅顺口清军守敌死约两千五百余人，金州方面及金州和旅顺之间敌军死者约两千人，合计四千五百余人。

第二天，即12月10日，《读卖新闻》也刊发了前方记者的报道：

此战毙敌总数五千人以上，市区死者一千二百余人。

这是日本人最早公开披露的死难者人数。因军方尚未向外界披露前方的呈报，所以，这只能是日本记者在现场的粗略估算。而且，在日本记者的报道中，没有说明“市区死者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多少是换上便服逃亡的清军，又有多少是无辜的平民，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

此前，日本外务省官员已经从转道广岛回国的英国记者托马斯·克温的嘴中，得知了日军在旅顺滥杀无辜的消息，外务省遂向军方求证，并要求驻列强各国的公使们严密注视驻在国政府对旅顺大屠杀的反应。

12月20日，《纽约世界报》以几个版的篇幅刊发了克里曼从日本横滨发回的长篇报道。该报道如实报道了日军在旅顺的兽行：

街道被尸体阻塞了。在旅顺港能够找到的居民几乎全被屠杀了，日军屠杀手无寸铁、没有抵抗能力居民的行动一天天地延续着，直到街道被残缺不全的尸体阻塞为止。到目前为止，当我正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还能听到枪声……

同时，克里曼也披露了日军兽性大发的诱因，即清军曾把前期俘获的日军10多名侦察兵残杀并虐尸：

当日本军队潮水般涌进旅顺口时，他们发现他们被打死的同伴的头颅被割去鼻子、耳朵后用绳索吊了起来，在主要街道那个粗糙的拱形门上吊着日军血淋淋的头颅，于是大屠杀便开始了。被激怒的日军士兵杀死了他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

英国人詹姆斯·艾伦也记下了他的亲见：成片的死人堆里，一个怀抱幼儿的女子哀求着爬了出来。但是，“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观看”。记者亲见，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岂容日本政府抵赖！

在西方舆论的强烈质疑声中，12月25日，即大屠杀发生一个月以后，日本政府被迫发表声明，一边报怨有良知的西方记者“过分夸张”，一边被迫承认了虐杀事实：

外国随军新闻记者发出的报道，尤其是美国的《纽约世界报》的报道，过分夸张了事情真相，在国际社会起到了不良的煽动效果。旅顺陷落之际，多数清兵脱去军服，穿着非战斗人员的服装，潜入旅顺街市继续抵抗。……战斗中，我军士兵报告敌军换装抵抗事态。上官确曾发出过如遇平民模样的居民抵抗，允许开枪格杀的命令。

日本政府的辩解，并没得到世人的原谅，反倒让其国际形象骤然下降。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国际法学家艾伦特就痛斥口口声声已跻身于文明之列的日本人，是“披着文明外衣有着野蛮筋骨的怪兽”，并愤然断言：“自诩‘文明国’的日本人，仍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文明进化。”

至今，旅顺人口口相传着当年说法：大屠杀过后，只有36个中国男人被允许活了下来，因为日本人需要他们掩埋满城遍野的尸体。120年后，在旅顺口，当地官员仍这样告诉我。

笔者查到了“仅存36人”一说的源头，系英国记者威利阿斯在1895年1月27日在旧金山基督教青年会馆里的一次演讲。威利阿斯是《旗帜》兼《黑与白》杂志的记者，是当年获准随日军行动的西方记者之一。旅顺惨案发生后，他曾以《旅顺的真相》报道引起西方读者的极大关注。不过，他的演讲遭到了旅美日本人的扰乱，因为日本人对他和其他西方记者估量的死难的中国人多达两三万表示怀疑，他们据日本报纸的报道称：日军攻陷旅顺口前，城里有6000多中国平民，加上守军1.3万多人，总共不到2万人；而且，日本《万国报》报道，有旅顺贫民“六七十人”和日本军伕共同组成了“扫除队”（即抬尸队），“仅存36人”之说显然是夸大之辞。后来，双方曾在《纽约时报》上展开过论战，但论战无疾而终。

然而，生存者的确切人数之争，并不能否认旅顺惨案的发生。

事实上，正因这场大屠杀，让当初坐视日本发动对华战争的列强对于快速崛起的日本有了重新认知。战争尚未结束时，美国人即居中调停并促成了李鸿章赴日媾和；《马关条约》签约后，未等交战两国政府批准生效，俄、德、法三国便拍案而起，联袂上演了一出“三国干涉还辽”的大戏。原先纵容日本人的英、美两大强国，竟作壁上观，任由日本人遭受三国压迫，让战胜国反倒成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

列强对“文明”的日本由赏识到警惕，或曰西方国家对“野蛮”的大清由嫌弃到同情，其诱因盖出于旅顺大屠杀。

后来，时为日本第二军法律顾问的大学教授有贺长雄博士，以法文在欧洲发表了《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在该书中，他承认：“死者总数少说有2000具，其中500人为非战斗人员。”

这位法学家明确承认了日军曾杀害过大清平民。不过，此时，旅顺大屠杀已经过去3年矣！

解读旅顺大屠杀，令人掩卷慨叹的是，大清国对这场震惊了西方世界的屠城惨案居然自始至终地保持着沉默。尽管李鸿章于12月3日和5日两次根据逃出旅顺口的官吏的口述，上奏“倭”或“贼”屠城的暴行，但是朝廷愣是没发出一声抗议！

不知清廷的缄默是否与他们尴尬的记忆有关——上一次对旅顺口的屠城暴行，发生在2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在入关前攻陷了旅顺口，随即对汉人进行过灭绝性的杀戮。旅顺大屠杀的实质，是怨怨相报的东方丛林法则被日寇在大清国领土上重演了一遍而已。

至今，日本官方认可的旅顺战役中国一方的死亡人数仍为4500人，这个数字，就标在东京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里。去过该馆的人都知道，那其实是日本的国家战争纪念馆。但是，对于日军当年在旅顺制造的大屠杀丑闻，该展板上只字未提。

旅顺大屠杀的死难者当然不止4500人！西方记者报道过，许多逃到海上的中国人，也惨遭日军的射杀。

占领旅顺之后，日军曾在旅顺白玉山东北麓留下了一座中国死难者的骨灰合葬墓，并立木碑“清国兵战殁者墓”。当地人称此墓为“万人坟”。直隶候补知州顾元勋奉旨前来接收旅顺口时，重修了这座大墓，并以石碑替换了日本人的木碑。顾氏题写了“万忠墓”三个大字和如下碑文：

光绪甲午十月，日本败盟，旅顺不守，官兵商民男妇被难者一万八百余口。忠骸火化，骨灰丛葬于此。

按顾元勋所写的“一万八百余口”和1948年旅顺官绅重建万忠墓时所铭记的“凡两万余人”，以及1994年旅顺口区人民政府新修此墓时镌刻的“约两万人”，大清人记载的殉难人数并不一致，这也给了那些一心想屏蔽历史真相的日本右翼分子以否认惨案的空间。因为大清原始档案的空缺和日本官方的刻意遮蔽，旅顺大屠杀的真正死难者人数永远说不清了！

但不管是日本人所承认的数千，还是中国人所记载的数万，总之，成千上万的死难者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永远无法宽恕日寇在旅顺犯下的反人类的暴行！

是的，满街满墙的血污可以冲刷掉，但中国官绅民众骨子里对日本强盗的仇恨，却永世难泯。

大屠杀过后，在日本战地军政署的安抚下，逃难的旅顺居民渐渐返回。旅日史学家宗泽亚在其《清日战争》中披露：“3月份，在外避难的旅顺原住民举家回归，人口上升至三百余户。”

当年下半年，日本人撤走了，旅顺城才恢复了战前的平安生活，直到两年后，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入冬时节，人们眼前突然出现了红毛绿眼的老毛子。

人们不禁惊呼：“罗刹来了！”

“罗刹”是被当门神请来的

早先，汉人把中原西北方的那个遥远的红毛绿眼人的国度音译为“罗斯”或“罗刹”，这与英语称该国为Russia差不多。

“罗刹”在普遍信奉佛教的中国人的心里，可不是什么好名字，它是佛教中吃人肉喝人血的恶魔。无论是该国的音译，还是按老毛子长得那副鬼模样，称他们是“罗刹”倒也恰当。在“罗斯”或“罗刹”之前加一个多余的“俄”字，把比较贴切的称呼改成了并不靠谱的译名，这与清王朝有关，但首先与蒙元帝国有关。

早在13世纪上半叶，蒙古人不光统治了东方大陆建立了元朝，而且也统治了东欧大平原的东斯拉夫各部落，成立了幅员辽阔的金帐汗国（又译钦察汗国）。因不习惯以辅音发第一个音，凌驾于斯拉夫民族之上的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便在被统治民族Russia的称呼前加了个元音O，读成了Orussia，写在元代史籍里，就成了“兀鲁思”“斡鲁思”或“斡罗思”。200多年以后，在东亚的元朝被汉人的明王朝所推翻，在东斯拉夫草原的金帐汗国则被“斡罗思”人的莫斯科公国所取代。至大清崛起以后，中华帝国与迅速向东方扩张的“罗刹”成了邻邦。黑龙江流域成了两国角力的战场。因入关伊始，南征不已，大清国一时无暇北顾，故俄人在北疆毁我城池，杀我边民，得逞一时。至康熙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玄烨即发动了“平定罗刹”之役，逼沙俄政府代表与大清国代表签订了第一部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即便条约签完，玄烨依然让臣工编纂了一本与该国交涉的文集，其名目便是《平定罗刹方略》。然而，成了友好邻邦，当然不能以恶鬼国作其正式国名。于是，清廷便沿袭了元代对该国的译名，将其写成了“斡鲁思”“斡罗思”“鄂罗斯”或“俄罗斯”。须知，满语与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满人天然亲蒙语而远汉语。满蒙贵族之间还一直有通婚的传统，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就娶了内蒙古科尔沁王公的女儿为侧福晋，至于清帝们的女儿嫁给内外蒙古王爷的婚事就更多了。到了乾隆朝，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清廷正式把该邻国的名称规范为“俄罗斯”。于是，这一并不准确的译名就一直沿用到了两个半世纪后的今天。

对大清国的君臣来说，最早在旅顺登陆的俄国人，不仅不是恶鬼，反倒是请来辟邪的门神。

甲午战争以大清国的惨败而告终，整个辽东半岛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被永久割让给了日本。所幸俄、德、法三国及时出面叫停，并以出动俄太平洋舰队南下相威胁，日本人才极不情愿地把辽东半岛索价后归还大清。此即让中国受益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为酬“还辽”之恩，更为了防御极有可能卷土重来的日本人，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亦即辽东半岛失而复得的第二年，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即外界盛传的《中俄密约》。该密约的主要内容，容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了防备日本对大清东北和俄国远东地区的侵犯，大清国同意俄国以民间运作的方式，在满洲兴建一条接连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铁路，清政府亦为合资并经营方之一。

有关该密约的签订过程与该铁路的开工内情，本书后面将专作叙述。

签约一年半后，即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亦即西历1897年11月14日，清俄共同防备的日本军舰没出现在大清沿海，倒是俄国的友邦德意志帝国却派舰队强行占据了山东半岛南端的胶州湾（今青岛市），德皇威廉二世给世界的理由是：有两个德国传教士在鲁省西南的曹州巨野县被暴民杀害了，他不得不派出军舰保护侨民。

此前，大清国已经让俄国军舰在胶州湾度过了一个舒服的冬天，因为海参崴的冬天太冷了！一入冬，俄太平洋舰队就不得不像当地的黑瞎子（黑熊）一样开始冬眠。为了躲避每年长达四五个月的冰冻期，日本的长崎、韩国的济物浦（后称仁川）、大清的胶澳（后称青岛），都成了俄太平洋舰队的过冬锚地。俄国人对中国的胶澳，即我的家乡青岛，最为看好，几番与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希望长期租用此不冻不淤之天然良港，但均遭拒绝。此番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等于抢了俄国人早就瞄上了的奶酪，年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

清廷君臣所不知道的是，此前，德皇与俄皇曾在圣彼得堡外海有过一次会晤，当威廉二世冷不丁地试探着表示他对大清国的胶澳有所企求时，尼古拉二世不知如何表态，故一时语塞。威廉二世成心把尼古拉二世的不表态当作了默许，遂找巨野教案为借口，把预案变成了现实。

德国人霸王强上弓的做法当然惹恼了沙皇。愤怒的尼古拉二世命令游弋在黄海上的太平洋舰队随时准备把德国舰队驱离胶澳，因为刚刚生效的《中俄密约》上写得清清楚楚：

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遇所需，地方官当尽力帮助。

正在此时，主导大清外交和主管北洋海防的“中国的首相”李鸿章的电报到了，这位大清国老臣奉旨电请俄国政府出面阻止德舰强入胶澳，前提条件是德舰离去之后，俄舰亦请撤回。

大清的求援来得正是时候！尼古拉二世立马让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公开作出“只要德国人撤走，我们就撤走”的承诺，之后，大清便正式邀请俄国派军舰进驻了旅顺港。

把友邦当门神请来家辟邪，自然要好生款待。

所以，1897年12月15日，当5艘俄国军舰缓缓开进旅顺港时，当地驻军最高长官、武卫左军统领宋庆老帅就派代表把俄国海军客客气气地迎上了岸。

不过，乍见到这些怪模怪样的人，围观的居民们难免目瞪口呆，真以为大白天闯见了罗刹呢！

事先，李鸿章提前给宋军门发过一道指令：

俄船在旅，所有应用物件随时接济，勿听将弁讹言，致启衅端。

正因有这道指令，俄水兵进驻旅顺港以后，清军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相处得还算可以。当时的老毛子，既不公开劫掠大清的财物，也不大规模强奸大清的女人，似乎军纪比他们的后辈强许多。

然而，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翌年早春——1898年3月6日，李鸿章在北京与德国公使海靖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以后，胶州湾事件算是尘埃落定了，但是，俄国人却公然食言，赖在旅顺不肯走了！

可怜的大清国，苦劝不成，又没有实力驱逐之，更怕为此事撕破脸而坏了共同抵御日本的百年大计，便只好依了俄人的强求，在中德条约签订的20多天后，即3月27日，把从旅顺口到大连湾一带的土地及海域租借给了俄国。

在北京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的，还是备受清流诟病的“卖国贼”李鸿章。不过，从租期上看，李氏签下的这一份中俄条约还是很耐人寻味的——开给德国的青岛租期为99年，而开给俄国的旅大租期却只有25年。一个是打上门来的敌国，一个是帮你来护家的盟国。看上去，北京对敌国分外慷慨，对盟国却过分吝啬。可想而知，当时的谈判过程绝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总被后人误以为糊涂的大清国的君臣们，其实并不糊涂，在涉俄问题上，友邦归友邦，提防归提防。

据此，老毛子成了旅大的无偿租赁者。

随后，年逾七旬的山东登州籍老帅宋庆即奉旨率其30营人马移驻山海关。此后6年，金州以南的旅大沿海地区，成了俄人经营的地盘。

然而，俄国根本没被25年的绳索缚住手脚，他们按永久占有的思路，要把旅顺打造成世上一流的军事要塞，而把大连湾辟作远东的自由港。毫无疑问，要塞是防御日本人的，自由港是面向全世界的。

旅顺本是一座德国人设计的要塞城，甚至有了“世界第三要塞”之虚名。李鸿章时代苦心经营了13年，但在抵御日军进攻时，却丝毫未发挥作用，空留下22座炮台和78门大炮待在原地。

俄军事工程专家考察、论证了一番后认定，大清国留下的要塞并不能完全抵挡随时有可能回来复仇的日本人的进攻。所以，得到旅顺口的第二年，即1899年，俄政府即通过了旅顺口防御工程的10年预算方案，随即投资892.7万卢布，在北洋要塞的基础上，对旅顺口的防御体系进行整体扩增与改造。俄国计划在旅顺修筑永久性堡垒8座，半永久性堡垒6座；海防永久性炮台22座，陆防永久性炮台8座，半永久性炮台24座；安装各种口径火炮共542门。如此一来，旅顺要塞也就真的固若金汤，易守难攻了。

笔者在前面说过，俄租旅大以后，先后有4万多名鲁直两省的壮劳力被招募而来，参与了各项工程的建设。如此之多的“苦力”，挤在小小的旅顺口，山上山下，同时施工，动静之大，可想而知。

因为有了旅顺口，俄太平洋舰队就有了除海参崴之外的又一个基地，而且是终年不冻的天然良港。拥有了两处基地，俄国人就能在黄海至朝鲜半岛的海面上，用巨舰激起的一道道浪花，构织出一个令日本人惊心的防护网。

然而，对俄国人来说，不幸的是，直到日本人打上门来，旅顺要塞的扩建工程并没竣工！

要塞没能整体建好，舰队就失去了庇护；舰队失去了庇护，就不能有效地镇守黄海和朝鲜海峡；失去了制海权，一旦开战，则结局就难以预料了！所以，俄国军事当局只能借助于修进大清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拼命向远东输送兵力，希冀屯重兵于要塞，将可能来犯之敌拒之于金州至旅顺一线的防线之外。

上一年闰五月二十那一天，即公历1903年7月14日，所有住在旅顺口的人，无论是大清人还是俄国人，也无论是日本侨民还是欧美侨民，都挤在完全是俄式建筑的旅顺站，等来了北方驶来的第一列火车——从那一天起，名为南满铁路的东清铁路支线就开通了。

从此，旅顺与遥远的欧洲有了直接联系，但首先和一场日益临近的战争有了联系。

三代沙皇的“黄俄罗斯计划”

早在尼古拉二世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时代，在向西、向南拓展无望的前提下，俄帝国开始了其向东发展的“东方政策”。为了专心经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俄国甚至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以每英亩2分钱的价钱卖给了美国——吞得太多，他们实在消化不了啦！

“东方政策”也被称为“黄俄罗斯计划”，是帝俄欲把黄种人的生存空间变为本国势力范围的一项长远规划。被圈进这一长远规划里的，有中亚诸国，有大清西部的新疆和西藏，有与西伯利亚以东地区接壤的蒙古和满洲，还有被日本人视若屏障的朝鲜半岛。

亚历山大二世时代，通过与大清国签订的《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约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远东疆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此俄国在远东的日本海有了出海口。

不过，尽管亚历山大二世是个有作为的君主，但却在63岁那年毙命于革命党人掷出的一颗炸弹下。

36岁的皇储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对内厉行改革，对外谨慎交往，只在中亚发动过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所以，国力大为增强，国际地位也显著提高。为了加速实现“东方政策”，亚历山大三世在其主要智囊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的全力辅佐下，举外债兴建起一条从首都通向远东出海口的大铁路，即西伯利亚大铁路。为体现对这条举世无双的大铁路的重视，他让儿子尼古拉担任了西伯利亚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代他督建这条长达1万多公里的大铁路。然而，他也是宏愿未遂，在位13年，即在49岁那年因病过世。

尼古拉仓促继位，成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十七任君主，也是末代君主。由于尼古拉的曾祖父也叫尼古拉，即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所以，人们便称他为尼古拉二世，而将老尼古拉谥为尼古拉一世。

说到俄皇的名字，便不妨多说几句。西方人不像我们中国对人名有极为严格的讲究，按中国人的礼数来说，他们很乱套。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总共十多位君主，其中有两位伊凡、两位叶卡捷琳娜、两位尼古拉、三位彼得、三位亚历山大。在老毛子那儿，孙子起了爷爷的名儿并不违规，祖先的名讳被后裔一用再用也无妨。尼古拉他爹和他爷爷就都叫亚历山大。可就是苦了我这样的中国历史研读者，费了一番工夫，才终于梳理清楚了他们祖宗八辈。哦，还有，他们的婚姻也着实够乱的——尼古拉二世与小叔谢尔盖大公娶的是德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家的亲姐妹俩！按中国人的精确表述，就是：对尼古拉二世来说，亲婶儿也是大姨子；对谢尔盖大公来说，侄媳又是小姨子。

照片和俄国史料上的尼古拉二世，是一个颇有风度的英俊男子。他自幼体弱多病，性情优柔，但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母亲是丹麦公主，嫁给其父亚历山大三世以后，改名玛丽娅·费奥多萝芙娜。1894年10月20日，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打到辽东半岛的时候，他接替了病逝的父亲，成为新沙皇。不到一个月后，他即迎娶了德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爵路德·维希四世的女儿阿莉克丝，婚后妻子改信东正教，并改用了他的姓和他母亲的名儿，叫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你瞧这个乱哎——他母亲和他老婆都叫费奥多萝芙娜！尼古拉二世非常喜欢他的漂亮而任性的德国妻子，但他把对这个女人的溺爱用在国事上，任其揽权干政，却最终害了他和全家。此为后话。

末代帝俄最主要的国务大臣维特认为，尼古拉二世“相当聪明”，是个“和善而且极有教养的青年”，他的风度更是极少见。

也许，正因其性情温和，所以，尼古拉二世被臣民视作“仁慈的小父亲”。

然而，这位尼古拉二世偏偏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君主。他会忍从大臣的力谏而违心去做自己并不情愿的事，但又会对该大臣怀恨在心以至于最终将其罢免。总之，这是个耳软心善、缺乏定见的人。

维特曾叹曰：

虽然他很仁慈，也不昏庸，但是他的这一缺点使他完全不适于作俄罗斯民族的专制独裁的君主。唉！不幸的皇帝，命运赋予他以历史上空前的大任，可惜他天生的资质不能胜任。

按该“小父亲”的禀赋与兴致，尼古拉二世本不该做一国之君。但君主专制国家的传位制度，就是如此地不讲情理，往往把并无权力欲望与治国才干的人推上天子的宝座，其结果每每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他自己。末代沙皇的人生悲剧就又一次论证了传袭制度的荒谬。

自从尼古拉二世仓促执政开始，祖父和父亲遗留下来的重重矛盾，都堆积到他面前了。温和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呼吁地方自治；激进的民粹党人继续以暴力反叛君主专制，并不断制造着令人防不胜防的暗杀事件；农村里，大量农民破产；城市里，工人不断罢工。本来就无心当皇帝的尼古拉二世，面对复杂紊乱的政治局面，颇觉头疼，但又不能不有所作为。

本来，靠父亲留下来的几位重臣，主要靠足智多谋的财政大臣维特，尼古拉二世继位以后，驾驶着俄国马车在父亲既定的道路上行驶——对内改革，对外扩张，就是这驾马车的两个轮子。但在位数年后，他开始对那几位总是谨小慎微的老臣感到了厌烦，因为他们似乎不愿意帮他尽快实现家族的伟大的东进计划。专政体制使然，在日渐疏远外姓的大臣们的同时，他越来越信任自己的亲属。

尼古拉二世有4位直系父辈，即弗拉基米尔大公、阿列克谢伊大公、谢尔盖大公和保罗大公，其中出身不太光彩的二大爷，即被许多人误以为是“远东总督”的那个阿列克谢伊，代他主持海军部，叔父兼连襟谢尔盖，则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代他主管全国的武装力量。他的这几位长辈，都是对外强硬派，也都是矢志要将先辈未竟的遗愿进行到底的孝子贤孙。他们心中的“东进”前景，已经变得明晰起来，即从大清新疆的乔戈里峰，到大清的满洲全境，画一道直线，线外，都应该成为“黄俄罗斯州”。军方强硬分子更进一步将这一愿景细化成到了大清的长城脚下——长城之外，均应为俄罗斯的领土！

主持军务的父辈的主战态度，给了虚弱的老侄的内心充了不少气。在“东进”进程中遭遇到日本的阻击之后，尼古拉二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以一场战争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远东问题。

尼古拉二世是1896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加冕典礼上正式成为沙皇的。从1894年10月，到1896年5月，他一直是没有加冕的沙皇。不知继位到加冕的空当，是否与俄皇的守孝制度有关，假若有这个制度的话。

1902年秋天，尼古拉二世突然被长辈米哈依洛维奇大公推荐来的一个叫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别佐勃拉佐夫的人迷住了。此人虽是个地位低下的退役骑兵上尉，但口才极好，说起帝国在远东的利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此人力谏：我大俄罗斯帝国理应在远东全力扩大势力范围，岂因区区日本的捣乱而退让？现在的症结是我远东的政策过于软弱，而绝非过于强硬；若不自量力的日本人不识时务顽固到底，则皇帝应不惜一战，趁日本人尚未完全发育健全之前，彻底解决之。这样一来，大清的满洲也就变成了我们的“黄俄罗斯州”。

尼古拉二世登时喜欢上了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人，遂时常召进宫中，听其夸夸其谈。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别佐勃拉佐夫周围很快就聚拢起一批人，包括一位政府要员，即内务大臣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普列维，再加上前驻华使馆武官陆军少将康斯坦丁·伊波里托维奇·沃加克、海军部海军少将阿列克谢伊·米哈依洛维奇·阿巴扎等，他们借各自的影响，推波助澜，四处煽动，力主对日开战，一时成了气候！

维特等人愤怒地称这个主战的小团伙为“别佐勃拉佐夫朋党”。

沙皇被别佐勃拉佐夫迷惑甚深！1902年11月，尼古拉二世竟同意这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去远东地区视察，并且让财政大臣维特为其提供200万卢布的经费！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远东政策显然分为两派：一派是官方公开的、有节制的政策，以大臣们为代表；另一派则是暗中进行的，以别佐勃拉佐夫所鼓动而由皇帝亲自领导。别佐勃拉佐夫一伙的计划，成为几次大臣会议的主题。

晚年移居法国的维特愤怒地写下以上文字。

具有德籍血统的维特，被德皇威廉二世誉为“俄国最有才智的人”。大学毕业后，他从敖德萨铁路员工做起，凭借非凡的才干，很快就出人头地，34岁那年，他的一本《铁路运费原则》专著无意赢得了亚历山大三世的青睐，随后他得到了快速晋升的机会，从全俄铁路局西南分局局长开始，他不到40岁即成为全俄铁路局局长，43岁时进入内阁，成为交通大臣，并于当年转任财政大臣。至1902年，他已经在财政大臣的位子上坐了10年。他靠超凡的见解与组织能力赢得了两代沙皇的信任，并得到两代同僚的一致尊敬。他一直不赞同本国的“东方政策”，更反对日本对大清满洲的控制。俄国出面干涉日本归还辽东，他是主谋人。“还辽”之后，1898年，俄国强租旅大，他是反对者。1900年，俄国借口“保路护侨”派大军侵占满洲，他还是反对派。他甚至公然骂过，妄图把国境线推进到长城之下的军方主战派，是“一群疯子”。

1971年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在“维特”的条目下，明明白白地写道：

维特竭力反对日本对远东的侵略政策，实行接近中国的方针，反对侵占旅顺。

须知，那是在一切以阶级立场划线的苏共专政时期百科全书上的文字。

以维特为首的几位明智的大臣，曾试图提醒皇帝：需要警惕现行的远东政策。但尼古拉二世只是笑而不答。

到1903年俄历5月6日（即公历19日），毫无从政经历的别佐勃拉佐夫突然被沙皇任命为御前大臣，从此，该小人竟然与维特等帝国元老平起平坐了！陛下以这种不按规矩的方式给了他的忠臣们一记脆生生的耳光。

进入1903年以后，为了应对远东危机，尼古拉二世突然成立了一个远东事务委员会，他自己亲兼主席，委员全是他一手指定的。除了自己的两位父辈大公之外，还有内务大臣兼芬兰王国总督普列维，办公室主任是海军部的阿巴扎少将，原因是此人对远东局势颇有些自己的主意。基于同样的原因，前驻华陆军武官沃加克少将也受到“圣眷”，调为该委员会委员，甚至与阿巴扎一同跻身于侍从将军的行列。该委员会的唯一专职委员，即没有实职的别佐勃拉佐夫。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三位在远东事务上最有话语权的大臣，即公认的帝俄政府“三巨头”——主管铁路事务与旅大租借地的财政大臣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主管外交的外交大臣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拉姆斯多夫，和主管全俄陆军的陆军大臣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却被拒之门外！

有了远东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身份，别佐勃拉佐夫小人得志，竟瞒着视察远东和出访日本的库罗帕特金，调去了远东的全部秘密军事档案自行解读！

随后，作为沙皇代理人的别佐勃拉佐夫，便带着众多随员乘坐豪华专车轰轰烈烈地又一次去了远东。这一次，别氏不顾“三巨头”的坚决反对，在远东接管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商人布林涅尔在韩国注册的一家鸭绿江木材公司。荒唐的是，这个“爱国大臣”不光自己成了这家木材公司的股东，而且还把沙皇的母亲玛丽娅·费奥多萝芙娜皇太后也拉为股东之一！试想，当皇帝他妈都成了距首都万里之外的一家私营小企业的股东，这样的国家，能打得赢强敌吗？

不过，公道而言，别佐勃拉佐夫看好的不是鸭绿江东侧可开采的400多万立方的木材，甚至也不在意自己能捞多少钱。他固执地认为：“鸭绿江左岸（即朝鲜半岛一侧）人烟稀少，我国有可能加以占领。”

在专制政体中，不贪不色的狂妄野心家往往比那些只图私利与美色的高官对国家的危害更大！

嚣张一时的别佐勃拉佐夫擅自招募了一些退役的俄军官兵组成“护林队”进入朝鲜半岛，甚至还在满洲招募一些大清土匪加入到“护林”队伍中。尽管他的冒失做法同时惹怒了韩国与大清政府，更惹怒了韩国背后的日本政府，但毫无政治家眼光的他却一意孤行，全然不知战争的引火索已经被他点燃了。

不过，政府里最有权威的“三巨头”都不赞成为满洲或朝鲜半岛利益与日本开战。前二位文职大臣维特和拉姆斯多夫从政治和外交角度考虑，担忧战争只会使远东国际化，从而使俄国丧失了在那里既得的利益；后一位武职大臣库罗帕特金则直言：以本国的军力与军心，对日战争绝无胜算。

让尼古拉二世恼火的是，无论在御前会议上，还是单独召见他们其中的某一位，只要涉及战争的话题，三位重臣总有那么多的理由堵住他的嘴。

“三巨头”的核心人物维特，实在太厉害了！早在1897年11月23日的御前会议上，他就极富远见地指出：“由于德国占领胶州，俄国势必要占领胶州以北的另一处中国港口，日本也就必然会以此为借口在中国大陆甚至朝鲜盘踞下来，从而不可避免会引起俄日战争。”

从反对强租旅顺口，到反对出兵满洲，再到反对与日本开战，维特在体制内当了6年的反对派，而沙皇却在他的反对声中向绝路方向走了6年。终于，专制君主把俄国带到了战争的断崖边缘。

时至如今，“三巨头”依然在唠唠叨叨地反对沙皇钦定的远东新方针。而在尼古拉二世看来，反战，就是畏敌如虎嘛！已经膨胀起来的“仁慈的小父亲”，终于听腻了三位老臣的聒噪，在1903年8月的一次御前会议上，他用一句客客气气的话打发了维特等人：“让步总会带来让步。”

这句话，是“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在奏报中的一句话，尼古拉二世记住了，变成了自己的圣旨，把重臣们打发走了。

国家者，君主的国家；军队者，皇家的军队。“三巨头”都是何等明白的人物？眼见得“圣意”已决，遂想起各自的“微臣”身份，悻悻然各回各家郁闷去也。

写到这里，笔者忍不住要多写几行。同样是君主专制政体，在大清国，皇帝与近臣，哪怕是与父辈亲王，相互之间也法度森严，不容逾越。君与臣从来就是圣上与奴才的关系，大臣即使比皇帝明白十倍百倍，也永远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畅快地表达意愿和讨论问题。

俄皇与大臣们讨论问题时，和颜悦色。凡自己的意愿与大臣的心愿不符时，他会以小恩小惠的方式表示一下歉意，比如难为情地笑一笑，比如赐给维特一根雪茄，或赐给库罗帕特金一帧有他签名的标准照，等等。君臣之间，没有私人仇恨，只有观念分歧；没有政治迫害，只有任用与否。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也改变了君臣相见之仪。大臣谒拜天皇，无须下跪叩首，只需鞠躬致敬即可；御前会议也像西方人一样，君臣不平起但平坐，在一张长方桌前，诸臣各抒己见，最终天皇“圣断”，而不必像从前那样，大臣须把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以古汉语的格式和模棱两可的叙述，写成奏折，呈送宫内，让君主自己领悟和猜度。

大清国落伍于世界，并非一时一事，而是全方位的。

对于尼古拉二世来说，远东，既有他的光荣梦想，也有他的耻辱记忆。十几年前，他曾去远东主持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东端的开工仪式，也在日本遭遇过暗算，侥幸未死，自此对日本人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回国后他几番对身边人说：日本天皇是“举止可笑的黄皮猴子”！

“东方政策”的推进，遭到了大清人的拦截，更遭到了多管闲事的“黄皮猴子”的阻挠，这让性情柔弱的俄国君主内心十分不爽。

如何缓解国内的重重困难呢？内务大臣普列维的建议让他茅塞顿开！

普列维如许奏报：

宜以军事上的一场小胜平息国内矛盾。

明明是分管国内事务的大臣，但普列维却非常热衷于有关对外扩张的事。他的一句名言甚得“朕”心：

俄国的疆域不是谈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

远东，“盟邦”中华帝国的羸弱，已经让沙俄获得了利益，有了旅顺口，俄国就在黄海有了常年不冻的出海口；修好大铁路，东亚就在圣彼得堡的掌控之下了。这一切，本没有日本人什么事儿，却遭到了他们的强力阻挠。此时教训他们一下，倒也正是时候！

总之，鉴于大清的衰败和日本的崛起同时在加速，一心想实现“黄俄罗斯”计划的尼古拉二世，接受了伯父阿列克谢伊大公的荐举，将强硬的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派到了远东。按他的旨意，阿列克谢耶夫把“远东总督府”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迁到了大清国的旅顺口。

阿列克谢耶夫履任之日，正是大清北部闹起“义和团”的时候。尼古拉二世借口“保路助剿”强派大军侵华，并在义和团事件尘埃落定后拒不撤走俄军，由此大大地激化了与“盟邦”大清国的矛盾，也逼得日本摆出一副替天行道的架势，以替大清和韩国讨还公道为由，与俄国对峙起来。

“三巨头”被剥夺话语权

早在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人称“三巨头”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和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就一致认为，为了避免激怒日本人，应该遵守与北京达成的协约，即至1902年4月，将在华俄军全部撤回，并把已经进入朝鲜半岛北部的少部分俄兵撤回国内；同时，敦促北京允许西方人进入满洲经商。他们认为，只有如此，方能化解与日本的危机，避免战争。

不言而喻，远东委员会的委员们与远东军政一把手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与这三个盘踞要职的“软弱的家伙”的意见完全相反。

到了日俄战争爆发前的1903年春，俄军全部撤出满洲的期限已到，尼古拉二世在京城的好战分子的忽悠下，也在置身远东的阿列克谢耶夫的再三劝谏下，突然颁布了“远东政策新方针”：

俄国不仅不从满洲撤军，相反还要增加兵力；

禁止外国人进入满洲；

在维护我们在满洲的军事利益的前提下染指朝鲜。

这三条最高指示，是对“三巨头”意见的彻底否定。从此，“三巨头”被剥夺了对日本交涉的话语权。

因为这个新方针，天平迅速向战争方向倾斜。1903年5月15日，尼古拉二世通过远东委员会，电令阿列克谢耶夫完成作战之准备。

然而，性情温和的沙皇又总在犹豫。他既下令远东积极备战，又想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所以，他派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应邀于6月前去日本访问，以就近了解日本君臣的真实态度，并让库罗帕特金于出访之前和之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旅顺口视察防务，与阿列克谢耶夫等人坐到一起，共商抗日大计——他知道，陆军大臣一向看不起“连马也不会骑”的阿列克谢耶夫，并一直反对后者的强硬对日主张。尼古拉二世的本意是想让两位臣下化解前嫌，合力对外。

得到正中下怀的圣旨后，阿列克谢耶夫立马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海上实战演习，以回应日本人前不久在日本九州外海举行的一场演习。

而且，6月初，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达尔克海军中将还曾亲率4艘主力战舰访问了韩国的济物浦，即后来所称的仁川。该港乃汉城的口岸城市，位于朝鲜半岛中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距日本佐世保军港也最近。俄舰队司令的到访，自然向日本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一旦发生战事，太平洋舰队必将经朝鲜半岛进攻日本本土！

6月中旬，库罗帕特金如期访问了日本，双方谈得比较融洽。但离开日本以后，库罗帕特金却奉旨一头扎进了旅顺口，与主战的阿列克谢耶夫“总督”等人举行了闭门会商。会商的结果日本人已经侦知了，即俄国一边高调侈谈和平，一边加紧向远东运送军队与大炮。

看来，日本人确实被气势汹汹的俄国人吓住了。7月，为了消弭战争危机，东京主动提议两国就远东问题在圣彼得堡举行谈判。

尼古拉二世接受了日本人的提议。

于是，8月3日，在圣彼得堡的俄外交部，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与日本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坐到了谈判桌前。

栗野出示的日本政府的要求很明确，即请俄国遵照与大清国的协定，把进入满洲的全部俄军撤回国内，将进驻朝鲜半岛的俄军撤出。

作为一国之君，尼古拉二世既害怕战争拖累了国家，又不愿意退出满洲丧失既得利益。犹豫中，阿列克谢耶夫为他提供了“鸡血”：请陛下不必惧怕日本人的讹诈，他们万万不敢与我大俄罗斯帝国开战！

打了鸡血似的沙皇顿时两眼放光，遂不顾清政府的多次交涉和本国“三巨头”一致反对，于谈判期间的8月12日，悍然将关东州升格为“远东总督府”，其辖区从大清的旅大租借地一下子扩大到了远东各边疆州省——外贝加尔州、阿穆尔州、滨海省、萨哈林州，和在大清境内的关东州，都成了“远东总督府”辖地。从此以后，阿列克谢耶夫成了广袤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远东王”。“远东总督府”的上级部门，既不是主管西伯利亚铁路事务与旅大租借地的财政部，也不是外交部，更不是陆军部或海军部，而是沙皇本人！

“远东总督府”的设立，给了一心指望通过谈判解决纷争的日本人的头部一记重重的直勾拳！

“总督”把俄国拖入战争泥潭

荣升“远东王”的阿列克谢耶夫，立马在旅顺召集了俄边疆各省州的对日作战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作出如下部署和建议：

以陆军2个师4万人固守旅顺要塞；

以陆军7000人防守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以陆军2个师3万人完备界河鸭绿江一线防御；

远东陆军主力编成2个集团军，以第一集团军集合于海城、辽阳、沈阳一带固守待援，以第二集团军部署在哈尔滨一带为后备军。

紧接着，9月上旬，阿列克谢耶夫组织了第二次太平洋舰队的实战演习。由13艘战舰组成的舰队自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出发，经过了日本人极为敏感的朝鲜海峡。停泊在旅顺口的俄舰在黄海与舰队会合，至10月1日才浩浩荡荡分别回到旅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次演习，自然更激怒了日本人。

按库罗帕特金的话说，正是昏庸而固执的阿列克谢耶夫，把本国拖入了战争的泥潭。

1903年7月被尼古拉二世从远东召回的库罗帕特金，竟然不顾“圣意”，公然向沙皇上奏一个极端的避战措施：

库罗帕特金认为（他给俄皇上奏时喜欢自称），为了避免战争，需要采取极端手段，将旅顺、关东和整个南满铁路支线交给中国。维特和拉姆斯多夫支持库罗帕特金。

当然，俄国的慷慨是有代价的。据维特回忆录称，库罗帕特金提议：应向大清国索要2.5亿卢布作为旅大与南满铁路的赔偿金。

在尼古拉二世看来，把已经抢占到手的东西还给大清人？陆军大臣简直昏了头！所以，尼古拉二世没有搭理他。

郁闷的库罗帕特金，只好在日记里记下他的真实想法。

翻阅《库罗帕特金日记》，在1903年，多篇都有阿列克谢耶夫的名字：

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只有毫不含糊地使日本了解，俄国准备捍卫自己在满洲的利益，如果必要，即不惜诉诸武力”。……

阿列克谢耶夫还在9月间就曾多次表示……对日本进行战争威胁。

皇上决定，既不要因为朝鲜，也不要因为满洲打仗，准备将朝鲜交给日本人。但阿列克谢耶夫却竭力主张，既要为朝鲜，也要为满洲打仗。

于是，帝京那边拖沓谈判，远东这边积极备战。阿列克谢耶夫已经令他的参谋部门制订好了看似完善的作战计划：

所需陆军部队尽快到位，布防于辽宁各战略要地；旅顺守军固守要塞以确保太平洋舰队的安全；舰队则依托旅顺口，控制黄海和朝鲜海峡，邀击胆敢在朝鲜半岛登陆的日本陆军；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战舰，辅助作战，确保日军不能在黑龙江沿岸登陆，并直接威胁日本本土。

一心想成全其祖父与父亲宏愿的尼古拉二世，既轻信阿列克谢耶夫和主战的宠臣们的忽悠，又不能不发怵日本人的蛮干。所以，御前会议开过好多次，他总是含含糊糊地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而不能做出明确的“圣断”。

长达半年的马拉松谈判彻底拖垮了日本人的耐心！日本君臣都已受不了对手的反反复复的折磨。他们认定，俄国人的外交拖延只是为了赢得军事部署的时间。于是，进入1904年之后，他们即不再抱幻想，决心与强敌拼死一搏。

可以说，这种不明确性大大刺激了日本人的神经，以致他们认定，哪怕让国家经历一场最可怕的战争，也胜过忍受我们在远东的图谋所给予的折磨。

这是库罗帕特金的原话。连他都体谅到了日本人的忍无可忍，可见，战争真的已经不可避免了。

于是，1904年1月23日，栗野慎一郎到俄外交部拜会了拉姆斯多夫。

彬彬有礼的寒暄过后，客人冷静地告诉主人：

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将会产生严重困难，局面甚至不可收拾。

拉姆斯多夫当然听懂了日本公使的话外音。

两天后，一心避战的拉姆斯多夫实在忍不住了，径直给远东的阿列克谢耶夫发出一道电报，很不客气地质问“总督先生”：

即使和日本发生了武装冲突，我们是否仍然需要继续谈判，以和平解决当前的危机？

假如日本人中断了谈判并出兵朝鲜，我们是否有必要大大修改我们的要求？

因为早在数月前，尼古拉二世就让外交大臣把谈判的主导权转交给了“远东总督”，所以，郁闷的拉姆斯多夫只能向旅顺发出请教或曰质问的电报。

阿列克谢耶夫没回复，不知是忙得顾不上了，还是心虚得不知如何回复。

1903年2月5日，栗野慎一郎最后一次出现在俄外交部，他是奉命来告辞的。他向拉姆斯多夫宣告：根据本国之训令，自即日起中止两国谈判，并断绝外交关系。同时，日本人还告诉东道主：本国使馆已经降下了国旗，全体外交人员明天即启程，经欧洲返回日本。

事情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日侨突然全部撤离

大战在即，远东的旅顺口新城区里，并非所有的俄国平民和军人的眷属都撤离回国了。有一些俄国女人和她们的孩子就没离去。

2009年9月，我和内人与老友谭泽、吴玉仑结伴游历俄罗斯远东城市赤塔，因为那儿有一座“十二月党人纪念馆”。该馆设在赤塔历史上的第一座木头做成的小教堂里，是当年被流放到此地的俄国热血贵族们的祈祷之地。

让我等感动的，不光是参加了起义的那些高尚的流放犯的爱国气节，还有他们的夫人们的忠贞情义——丈夫因参加军事政变而被判流刑以后，许多妻子非但不与犯了“叛国罪”的丈夫离婚，反倒纷纷请求沙皇尼古拉一世恩准她们陪同丈夫去西伯利亚流放。为了制止这些高贵的女人们——有的还是皇室的亲戚——胡来，尼古拉一世下令修改了法令，即所有的陪同者将被永久褫夺贵族身份，今生也不准回到城市居住，而且，不准携带子女同行！不料，仍有11位态度十分坚决的女子不为所动，并最终如愿成为陪刑者，而她们的年龄只有20岁上下。这11位年轻的妻子，相继赶到寒彻人心的西伯利亚荒原上与爱人团聚，受尽磨难而毫无怨恨。因过于寒冷和艰苦，年仅21岁的少妇穆拉维约娃仅一年之后即丧命赤塔，成为第一位殉命于丈夫流放地的女人。小教堂的墙外地上，即有这位女子的墓地，其墓碑被擦拭得洁净照人。

穆拉维约娃的故事，或曰“十二月党人”的故事，感动了当时一位著名的画家。一幅据说是在俄国非常有名的油画，画的就是这位少妇不远数千公里来会丈夫的情景。挂在教堂内壁上的这幅油画，画面上，雍容华贵的美丽少妇跪倒在丈夫跟前，忘情地亲吻着丈夫手上的铁镣，让人不禁因感动而眼眶发热。

纪念馆里，除了这一幅油画，还有那些英勇地反抗君主专制的贵族们的画像与遗物，更有那些高贵的女人们的画像和信物。

其实，看看嫁给中国人的俄罗斯女人们，不管是嫁给李立三的李莎，还是嫁给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也不管是我们那一次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室韦村遇上的嫁给我山东农民的俄裔老太太们，她们都是忠贞不渝的爱情的楷模。面对爱情，俄罗斯女人的忠贞每每令人肃然起敬。

在旅顺口普希金初等学校当老师的斯捷潘诺娃，就是这样一位既普通又不平凡的俄国女人。学校虽然停课了，但她没有离开，她和12岁的儿子一起留在了旅顺口，因为她的丈夫斯捷潘诺夫，是老虎尾半岛上的苏沃洛夫炮台的指挥官。

儿子姓名的全称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斯捷潘诺夫。小斯捷潘诺夫除了和妈妈一起天天祈祷全能的上帝保佑俄国好运之外，再就是一遍遍地背诵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的名诗：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要来临！

那些日子，不知有多少居住在太阳沟的俄国家庭都在默诵着大诗人普希金的这首诗来安慰自己。

不过，快乐的日子并没来临，相反，人们却等来了最担忧的事！

1904年2月6日下午，所有尚未离开旅顺的日本人都集中到了码头上，在他们国家外交官的引领下，他们默默登上了一艘挂着米字旗的大轮船，然后，慢慢驶出了人们的视线，消逝在暮色茫茫的大海里。

听说，那艘英国大船去了海峡对岸的胶东半岛，那儿，有英国的租借地芝罘和刘公岛。英国与日本是两年前正式签订过同盟条约的盟邦。战争在即，西方老大哥出面帮助远东小兄弟撤侨，合情合理。

俄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吉安娜号”舰长米哈依尔·切卡斯基，这一天，在自己的日记上，如是写道：“今天看到了各行各业的日本人接到来自烟台日本领事的电报后，从旅顺口撤离了。显然危险临近了……”

日本人的突然撤离，让人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可怖的前景：日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不过，按国际惯例，开战之前，发起战争的国家总要向各国历数一通敌国的不是，以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然后，再向敌国开战。所以，旅顺口的俄军官兵与民众，都在紧张地等待着东京传来不祥之音。

这一天，在旅顺口的俄国人，除了阿列克谢耶夫，只有“远东总督府”外交官普兰逊从外交渠道知道了日本主动断交这一不祥之讯。

本地唯一的报纸《新边疆报》有所风闻，派员赶来求证，但被“总督大人”一口拒绝，理由是：“这将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该报的创办者是太平洋舰队的检察官、陆军中校阿尔丁米耶夫，他自然不敢违背“总督”的旨意。

然而，日本人全部撤走的第二天，即2月7日，日本政府并没有宣战。

今天，即1904年2月8日，白天又平安地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

入夜，旅顺口的大部分居民，不管是拜菩萨的，还是拜圣母玛丽亚的，都在忐忑不安的昏暗中进入了梦乡。

舰队司令夫人的命名日舞会

那天深夜，并非所有的在旅顺口的俄国人都因忧心忡忡而耿耿难眠。

小斯捷潘诺夫睡去之际，不远处的海军俱乐部里，却是灯红酒绿，太平洋舰队的将校及夫人们正在翩翩起舞。

30多年后，在家乡乌克兰敖德萨的一所高校当老师的前红军军官小斯捷潘诺夫，将这晚的海军舞会写进了他的成名作、历史小说《旅顺口》的开篇：

这是晴朗寒冷的一天，快到黄昏了。夕阳照着旅顺口和四周黯淡的山岩。海上吹来一缕缕的微风，拂扫着地上的余雪。

在港口和城市里，显得比平素格外热闹。1904年1月26日（俄历，即公历2月8日），关东州全体俄国文武官吏纷纷来到旅顺口。今天是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达尔克的夫人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命名日。海军军人照例要开跳舞会庆祝。……

晚上9点钟时，就有许多贺客到了海军俱乐部。……舞厅里很快就聚满了人。

所谓命名日，即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在婴儿时由其教父以某位圣徒的名字为之起名的日子。对俄帝国上流社会来说，命名日是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纪念日。

苏联作家继续写道：

旅顺口要塞司令史特塞尔将军今天特别高兴，他刚刚在赌纸牌的时候，把他的经常牌友都打输了。这些牌友就是他的参谋长罗兹纳托夫将军、副官宪兵大尉沃家格和中校副官长德米特力也夫斯基。

史特塞尔，又译斯特塞尔，驻守旅顺的俄陆军最高长官，其全名是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斯特塞尔。据《日俄战纪》第二编介绍，此人1848年生于俄京圣彼得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学校，从炮兵少尉始，参加过俄国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89年调任东西伯利亚军区，历任要塞司令、步兵第二旅旅长，1899年1月晋升为陆军少将。

关于东西伯利亚，略微多说几句。俄语“西伯利亚”源于蒙古语“西伯尔”，意为宁静的泥泞之地，本是一大片极蛮荒与极寒冷的人稀地广的旷野，并无国家形态，是蒙古人第一次统一了这片地区，将其置于元朝的岭北省辖下。17世纪俄国快速东侵，崛起于中国东北的大清则征服了蒙古，俄国与大清便在西伯利亚相遇，成了邻邦。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即为中俄两国间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后因俄国的进逼与大清的退让，西伯利亚成了俄国独霸的地方。所谓东西伯利亚，易生歧义，实为西伯利亚以东地区，即赤塔以东直至太平洋的广袤土地。东西伯利亚军区，即后来的俄罗斯远东军区，是19世纪后期从西伯利亚军区分离出来的新的军区。

东西伯利亚军区第一次派兵出国作战，即斯特塞尔到任后的第二年。中国的《日俄战纪》上有如下记载：

翌年，我国拳匪作乱，[斯特塞尔]率所部旅团援天津，拔英将西摩于重围之中。乱平，以功擢中将。日俄战起，新编西伯利亚第三军团，遂任为军团长。

“旅团”与“军团”都是翻译者按日军编制对俄军的套用，即旅与军。西伯利亚第三军即关东防区——旅顺到金州一线防区——的驻军，斯特塞尔以中将军长兼防区司令，是大清国境内俄军的最高将领，时年56岁。

看其履历，他是一个职业军人，从18岁到56岁，从少尉到中将，他按部就班地晋升，并无不良记录。

但据当时同在旅顺的另一位陆军中将斯米尔诺夫向沙皇的密报，这个斯特塞尔，其实是个私德很差的人，他心胸狭窄，头脑糊涂，而且嫉贤妒能，贪生怕死，身为防区最高指挥官，战争期间，他竟然一次也没上过前线！

斯米尔诺夫从生活作风上举报斯特塞尔，称：“市内一些酒鬼，频频出入其家，大行不正之事。”

小说《旅顺口》也印证了斯特塞尔的陋习，即他曾在家里招自己的属下赌博。看来，他在家行的“不正之事”，大概就是指他在家聚众赌博，而且是和部下赌。主客之间，领导与部下之间，输赢结果可想而知。由此看来，这位陆军中将的人品确实不算高。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至少从对斯特塞尔的描写上，我看到了《旅顺口》的真实的一面。然而，既然是小说，哪怕是历史小说，也要靠文学虚构来堆砌故事。所以，我无法确定书中的情节哪些属合理想象，哪些属历史真实。不过，开战之际，太平洋舰队的将校们正在舰队司令斯达尔克官邸扎堆联欢一节，并非杜撰，而是有旁证的事实。

且读一读，日本海军军令部（即海军司令部）于战后编纂的《日露海军战史》：

露国某将校之记事：称2月8日为玛丽娅命名之庆祝会，舰队官兵大半上陆。斯达尔克亦因为陆上官邸开踏舞会，招待海军之主要军官。

其陆军军官，亦集于某军医夫人之处。……

“露国”就是俄国。

日本称呼别国的小把戏

“露国”何以是俄国？这是个问题。

本来，在文字上，日本是中国的学生。老师怎么写，学生就怎么记。但日本人在对俄国的译名上，并没有一如既往地以中国为师，因为中国人音译的“俄罗斯”并不准确。因此，他们选择了与Russia发音更为贴切的汉字“露西亚”标注俄国，把俄人写作“露人”，把俄军写作“露军”。

至于日本人为何确定是“露”而不是别的同音字？比如说“鲁”或“陆”，大概算是别有用心吧？在日本各地的博物馆里，我都曾见识过，幕府末期和明治初年的文献上，日本人大都把俄国写成“鲁西亚”。为何最终弃“鲁”而定“露”？其中的奥秘容我揣测一下——日本的本意就是日出之国，其国旗和海军旗都是旭日旗，只不过后者多了16道光芒线而已。中国古诗云，“朝露待日晞”。晞，干燥也。早晨的露珠，遇上冉冉上升的太阳，其结果不言自明嘛！正因这句中国古诗，精通汉学的日本人便认可了“露西亚”。我相信自己的推测。

话既至此，不妨扯远一点儿。

百余年前日本人用在国名翻译上的小把戏，不止这一处。

如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位于欧罗巴洲不列颠岛上的England，中国人写成“英格兰”，简称“英国”，幕府时代的日本人也一如既往地接过去照用不误。

另一个强国France，汉字音译“法兰西”，简称“法国”，日本人则译为“仏蘭西”，简称“仏国”，仏是佛的古字。对法国的翻译，中文和日文大同小异。

北美大陆的新兴强国America，中文写成“阿美利加”或“美利坚”，简称“美国”；日文写成“亚米利亚”，简称“米国”，也和中国的译法差不多。在日本西海岸的军港之城佐世保，我就曾在“米军基地”的营房前留过影。

Italy，中国人写成“意大利”，日本人写成“伊大利”，音同字不同而已。

还有，Deutsch（德语），中国人音译成“德意志”，简称“德国”；日本人译作“独逸”或“独乙”，简称“独国”，也相差不大——不对！日本人译的德国，呵呵，要多说几句了。

本来，“独国”是日本学习的好榜样，明治维新以来的宪政、军事制度，多是依该国的模式所建，该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与大军事家毛奇等都是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等国之干臣早年崇拜的偶像。因国家以德为师，所以，日本城市的青年人学习“独语”也蔚然成风。但是，因为“独国”在“日清战争”结束时参加了“三国干涉还辽”，硬逼着日本把到口的辽东半岛吐了出来，所以，恼羞成怒的日本人曾把“独国”改成了“毒国”，而且报刊上竟也公然这么登出来过！用心之小作，呵呵，真叫何其毒也！

扯得再远一点，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也算一例。

本来“支那”之谓并无贬义，是古印度人对“秦”的音译，即西方人称中国为China的源头。明治维新以前，只有很有学问的日本高僧才会别称中华上国为“支那”。但日本战胜了大清以后，因忿于“中国”之意为中央之国，并含蔑称“四方为夷”之意，便有敏感的日本人弃用“中国”而流行起“支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又深刻影响了正在日本流亡或留学的汉族革命者，这些先行者也接受了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章太炎在接受日本警方的调查时，就傲然注明自己是支那人而非大清人，宋教仁等年轻的革命党人在东京创刊的第一本刊物，刊名即叫《二十世纪之支那》。随着清王朝的日渐衰败，“支那”竟演变成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民国既立，五族共和的中国人头一回将“中国”当成了本国的国名，但日本政府竟然不肯认同，荒唐地以“支那共和国”作我中国的正式名称！北洋政府几番交涉，日本政府我行我素。南京政府当国以后，曾正式通牒日本政府：今后勿以“支那”称呼本国，并开始拒收日方以“支那”名称致送的外交文书，日本政府始以“中国”称我国。但随着后来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节节胜利，“支那”一词又复活在日本朝野，成了日本人羞辱中国的别称。日本战败以后，中国政府通过美国占领当局强行干涉，日本政府才正式就范，称我为“中国”。不过，当下，在电视新闻里，由于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人们已经看到，在东京的靖国神社的墙外，不时有日本右翼分子扎堆，在他们亮出的牌子上，“支那”一词又复活了。

此又一题外话也。

沉浸在美酒与歌舞里的旅顺军港

回到旅顺口，看看当年“日”是如何晒干“露”的吧！

担任过俄太平洋舰队二等巡洋舰“坡勃尔号”舰长的勃勃洛夫海军上校写过，1904年2月8日，他不仅参加了那场要命的舞会，而且，还在现场意外地获知了本国已与日本绝交的消息：

2月8日下午4时，在斯达尔克中将夫人之处，我听总督府外交事务官普兰逊说：俄日两国已经互相召还了公使。

你看，交战国双方对1904年2月8日的记载大同小异，即：这天晚上，俄太平洋舰队的将校们，确实在岸上歌舞不休，他们确实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毫无防范。

海军高中级军官们之所以如此大意，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人再不讲理，也不至于不宣而战。小小的岛国，虽说拥有了6艘在英国订制的大型战列舰，但尚不足以向强大的俄国海军发起挑战。况且，即便日本人正式宣战了，从本土赶来旅顺发起进攻，也总需要几天时间嘛！

上面提到的那位轻型巡洋舰“吉安娜号”上的切卡斯基先生，在沙俄末期成了海军上将。在1904年2月7日的日记本上，他记下了海军官兵们的一派乐观情绪：

所有的人都得意地期待着，因为昨天是[日本人]撤离的最后期限……晚饭后，大家在围绕战争的可能性聊天，聊得轻松自如，大家都很风趣，气氛好极了！

因战争阴影逼近，昨天，舰队参谋长威特赫夫特少将曾作出部署：停泊在军港内外的战舰，一律要挂上鱼雷防护网，以防敌舰的突然来袭。这本是一项正确的命令。然而，舰队司令斯达尔克中将担心各舰挂网会延误紧急出动，为此，他向“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作了请示，但尚没得到“总督”的回复。因为未接到“总督”的批复，所以，今天，参谋长威特赫夫特只好改口对各舰长说：“日本不敢进攻俄国舰队……战争一时打不起来。”

所以，我们就读到了勃勃洛夫海军上校写下的如下文字：

当时，舰队虽奉长官之命令，作了夜间防止鱼雷攻击的准备，但却并没在舰上挂上防御鱼雷的铁网。而且，夜间哨戒，非常松懈。大口径舰炮均未装弹，水兵们脱衣而卧，甚至有一二艘舰允许水兵像往常一样，入钓床（即吊床）睡眠。

灯红酒绿，歌舞曼妙。在如此轻松的气氛中，大难临头却浑然不觉的俄海军将校们，在旋转与聊天中放松自己。

阿列克谢耶夫出场

就在此时——小说家斯捷潘诺夫绘声绘色地写道：

值日官向舰队司令长官报告说：远东总督驾到！

斯达尔克连忙偕同他的夫人走往门廊去迎接。

阿列克谢耶夫年龄并不老，他和颜悦色，穿着皇室礼服，一走近舰队司令的夫人跟前，吻了吻她的手后，便庄严地同她一起走入舞厅。

舞者与乐队同时停了下来，人们不约而同地起立向总督鞠躬致敬。阿列克谢耶夫向乐队大声道好，又向全场人士欠身答礼，并请大家继续跳舞。于是，一对对的男女又旋转起来。

阿列克谢耶夫出场了，这位俄罗斯帝国在远东的级别最高的大人物，服饰华丽且气度高贵地来到了他的部将及家眷们中间。

阿列克谢耶夫的军衔为海军上将，其行政职务是“远东总督”，而且还是整个俄帝国远东地区唯一拥有侍从将军头衔的人。

侍从将军，亦译作侍从武官，是沙俄时代武职的最高荣誉，其相对应的文职是御前大臣。只有极少数资深的文武大臣才配拥有这顶桂冠。所以，其地位之显赫，不言而喻。

这样一位从身份到体态都很重量级的人物的光临，怎能不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到荣幸？

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阿列克谢耶夫的名下，作家斯捷潘诺夫加了个注释：

阿列克谢耶夫（生于一八四三年——原注），是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私生子，亚历山大三世的兄弟。

如此说来，这位“总督”是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就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伯父或叔父了。难怪作家写他穿着“皇家礼服”出现在公众面前。

斯大林时代当红作家对阿列克谢耶夫的言之凿凿的注释，真把读者忽悠瘸了。至少对中国读者而言，《旅顺口》的作者是“皇叔说”的始作俑者。

两个“阿列克谢”

开始解读日俄战争时，无论从大连的地方史专家、作家的相关专著，还是在网上，我曾一直被“皇叔说”误导着。只是，这位“总督”一会儿在旅顺口布置防务，一会儿在圣彼得堡出席御前会议，实在让我困惑——即便当今，若乘国际列车从北京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也要耗时6个昼夜，往返一趟，要一个月，他阿列克谢耶夫哪有工夫像神行太保一样倏尔来又倏尔去？

因为有疑虑，便在北京请一位拥有俄罗斯文学博士头衔的朋友帮我登陆俄文的维基百科去查证一下。我怀疑，当时，俄国有两个叫阿列克谢的重要人物。不料，朋友当场指着笔记本上的俄文页面告诉我说：你看，俄日战争期间的“远东总督”，就是皇室成员、大公。这一来，我又糊涂了。

终于有一天，我恍然读出：日俄战争期间，俄国有两个“阿列克谢”!

圣彼得堡的那一位“阿列克谢”，生于1850年，其全名为阿列克谢伊·亚历山德洛维奇，拥有帝国最高一级爵位——公爵，人称阿列克谢伊亲王或大公。那人确实是尼古拉二世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的私生子，尼古拉二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同父异母兄弟。因沙皇是俄罗斯帝国陆海军大元帅，所以，他以大元帅的代表身份主管海军事务，位居海军大臣之上。当年日本将其译为“亚力克生”，称其为海军元帅。

沙皇派在远东负全责的那个最高军政长官，生于1843年，其全名为阿列克谢耶夫·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与皇室毫无血统渊源。如果硬说有什么关系，那便是他因与名字相似的亲王相识以后，才有了飞黄腾达的机缘。

当年在日本出版的时事杂志《日俄战纪》上，有这位阿列克谢耶夫的详细介绍，只不过我开始时没仔细看而已。

该刊的第一编上，就有《俄将亚力克塞夫事略》：

亚力克塞夫，亚米尼亚人，一千八百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生于俄国佗利亚县。幼入海军士官学校受军人教育，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卒业，充士官候补生。……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补海军少尉，会美国南北交战随林沙士基将军使美，颇有阅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隶亚力克生（即阿列克谢伊）亲王部下，调“苏爱多拉那”军舰，游弋大西洋、地中海。

瞧，早在百多年前，人们就知道在远东主持工作的这个人，和在圣彼得堡主持军机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而且，该刊还把两位阿列克谢相识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注明了。

我手头有两本当年俄国要人写的中文版的回忆录，一本是《维特伯爵回忆录》，一本是根据库罗帕特金的札记《满洲悲剧的序幕》编纂而成的《日俄战争》，两本书均于1976年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两本书的注释里，两个阿列克谢被分别注明。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是沙俄末期最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家与经济学家，是主管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与旅大租借地的御前大臣、财政大臣。库罗帕特金则是由侍从将军、陆军大臣改任远东陆海军总司令的战争最高指挥者。这两本回忆录的最后，都有“人名对照表”。前书将主管海军事务的公爵的名字以英文写为Alexey Alexandrovich，而将“远东总督”写为Alexeyev；后书则将两人分别用俄文Αлексей和Αлексеев写明各自的名字，而且后书还明确标明，Αлексей是亚历山大三世之兄，侍从将军、海军大将，Αлексеев是侍从将军、海军大将和“远东总督”。

由此可见，斯大林时代的那位红色作家实在无知。

攀附上名字相似的亲王的那一年，阿列克谢耶夫已经32岁了。一个贵为帝国亲王，一个是老大不小的海军中尉。以亲王之尊，周游大西洋和地中海时，所乘坐的必定是大型军舰。而大型军舰上的中尉，只可能是“长”字辈的下级军官，如航海长、枪炮长、观通长、水手长、轮机长等等。若无适宜机缘，区区一“长”，根本蹭不到亲王身边并获得其赏识！

在那本《维特伯爵回忆录》里，我找到了阿列克谢耶夫从平庸走向显达的机缘。

维特，清史料中译作韦德或威特，是末期两代帝俄时代最重要的廷臣，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政治家，自然也注定是本书的主要人物之一。维特明白无误地告知世人，这一个“阿列克谢”是如何被那一个“阿列克谢”记住的：

他在海军服役期间也没有什么昭著的功勋。他发迹的经历是很特殊的。当他是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的时候，曾随阿列克谢伊·亚历山德洛维奇亲王作周游世界的航行。据说到达马赛的时候，这些欢乐的旅行家办了一次酒席，这位年轻的亲王的行为非常失礼和强暴，以至被警察传讯。据说阿列克谢耶夫当时居然使警察相信是他而不是亲王犯了无礼的罪。他付了一笔罚款，从此便赢得了亲王的宠信。

正应了“朝里有人好做官”那句话，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以后，出身不大光彩的皇兄阿列克谢伊被派往海军部主持工作。从此，阿列克谢耶夫时来运转，人生的道路越走越宽阔——

他先是被海军部以少校视察官的身份派驻法国，监造本国购制的一艘新型战舰。《日俄战纪》上说他在法国“越三年，声名藉甚”。新舰造好后，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命名为“格尔尼罗号”。格尔尼罗是一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立下显赫战功的俄军将领的名字。阿列克谢耶夫顺理成章地成了这艘新战舰的舰长。

1889年，时年21岁的皇储尼古拉赴希腊参加该国太子君士坦丁的婚礼。

众所周知，欧洲王室多姻亲。当时，希腊太子君士坦丁是俄国太子尼古拉的表哥，即他们都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孙儿，尼古拉的母亲与希腊的国王是亲兄妹，按中国的对辈分的精确称呼，未来的俄国沙皇与未来的希腊国王是姑舅家的兄弟。

归国时，海军部安排接尼古拉回国的军舰，正是“格尔尼罗”舰！如此一来，阿列克谢耶夫又攀识上了未来的君主尼古拉。第二年，“格尔尼罗号”编入太平洋舰队，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途中，在亚丁湾与巡游远东的尼古拉的座舰会合，为其护航。一路上的保驾，必定让他再度赢得了未来沙皇的认可。

1894年秋，中日两国爆发战争。已经晋升海军少将、海军副参谋长的阿列克谢耶夫奉令乘地中海舰队的战舰前往观战，并留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三国干涉还辽”期间，也正是他坐镇黄海威慑日本列岛之际。第二年，阿列克谢耶夫晋为海军中将，随后调为黑海舰队司令，曾指挥该舰队的32艘战舰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演习，尼古拉二世亲临检阅。1899年12月，阿列克谢耶夫被派回远东，在俄国租借地旅顺口就任关东州行政长官兼太平洋舰队司令。人们都知道，阿氏不断获得升迁的原因，是他与主持海军部的阿列克谢伊大公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

两个“阿列克谢”的交集大抵如是。除了名字相近之处，再是他俩的军衔相同，即都是海军大（上）将。所以，当年，远离俄都万里之遥的旅顺口官兵们很容易以讹传讹，合二为一，把两个人当成了一个人。小斯捷潘诺夫的爸爸当年只是老虎尾炮台的指挥官，论军衔应是尉官，想必见到“总督大人”的机会不多。遑论尉官，即便大多数驻旅顺的校官甚至将官，恐怕也分不清在国内为数极少的侍从将军和皇室成员的服饰究竟有哪些区别。穿上海军上将礼服的“远东总督”，肩章上和授带上的金穗与胸前的一堆勋章一起金光乱闪，局外人不被晃瞎了眼才怪！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老斯捷播诺夫把从战友那儿听说的信息当成真事儿告诉了家人。儿子成人后，又把这“真事儿”一本正经地记了下来，并散布开来，由此误导了不知多少读者！

然而，因为是获过斯大林文学奖的“老大哥”作家的解释，所以，没有中国读者怀疑其权威性。于是，我读到的这些年国内出版的有关日俄战争的文字，无论是文史学者笔下，还是散文作家笔下，无不对“阿列克谢”有了许多猜测性的讲述，如“远东总督”一会儿在中国的旅顺口主持对日作战部署，一会儿在遥远的圣彼得堡宫廷里主持重臣会议。其实，到远东任职以后，阿列克谢耶夫就再没有机会回到俄京述职。开战前，他曾请求赶回首都当面向沙皇陛下汇报与请示一次，但终未获批准。所以，他既无暇，更无权去遥远的圣彼得堡主持廷臣会议。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大公阿列克谢伊之间的联系，仅限于通信与通电报，而且，还要按严格的程序，经他人之手呈上或收下。

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日俄战争期间，有两个“阿列克谢”，一个是一直在圣彼得堡的俄国海军统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伯父，一个是一直在旅顺口的俄国“远东总督”、职业军人。

但愿人们不再以讹传讹。

红色小说家斯捷潘诺夫还误称，阿列克谢耶夫的年龄并不老。其实，这也错了。1904年的阿列克谢耶夫已经61岁，在当时，已是名副其实的老人了。

战前日俄军力对比

无论是俄国政要还是日本政府，谁都知道，到了1903年秋，俄国与日本闹到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个阿列克谢耶夫在责难逃。

上一年的4月上旬，日本海军就在九州海面上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实战演习。阿列克谢耶夫毫不示弱，5月份，他即下令太平洋舰队在黄海举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实战演习。

俄国与日本原来并不隔海为邻。40多年前，俄国借着调停大清与英法两国的冲突，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从大清割去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由此与日本成了隔海相望的海上邻邦——库页岛与北海道之间，只隔着一条不宽的海峡，即俄人所称的拉彼鲁兹海峡，或日本人所称的宗谷海峡。

早在日俄开战的半个世纪之前，即1853年，俄海军中将普加金就率俄舰强闯日本的长崎港，强迫日本幕府政府签下了两国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61年，俄人径直把军舰停靠在了日本的对马岛上，愣要“永久租借”此岛！只是因为岛主与岛民齐心抵制，日本幕府政府百般推托，又拜托英国人出面干预，俄国人才扬长而去。甲午中日战争后，因“还辽”而结怨于日本的俄国政府，愣要借日本港口为太平洋舰队的战舰提供过冬的锚地，而日本政府竟然不敢拒绝俄国的要求，乖乖地允许俄舰开进本国。俄舰傲然驶入日本港口，名为过冬，实为示威嘛！

回首俄日两国交往史，其实也就是俄国人的光荣史和日本人的屈辱史。所以，阿列克谢耶夫从知道远东大洋里有个岛国的那一天起，就没把该国放在眼里。

如今，大半辈子过去了，当年的亚美尼亚少年已经成了帝国的海军上将，他一手掌控的帝国太平洋舰队，拥有7艘排水量在万吨以上的战列舰和大小60多艘航船，总排水量为19.3万吨，是远东最大的一支海上武装力量。而且，整个远东地区的所有的俄国陆军，也无不归他统一指挥了，所以，阿列克谢耶夫哪里会被小小的日本所吓倒？

20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虽算是欧洲的穷国，但与日本相比，却是个足够富裕并强悍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国力是日本的8倍，陆军兵力为日本的7倍，共计70个师、207万人，预备役为305万人，素有“世界第一陆军国”之称。

俄国海军也是一支无人敢逆其鳞的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计有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4大舰队，总吨位在80万吨以上。20世纪初，世上只有俄国拥有4支可以抵达世界任何国家的远洋舰队。

反观日本，虽说该国陆军从甲午之战时的6个师团猛增到如今的13个师团，但兵力不过17万人，和俄国陆军的实力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海军也是在甲午之战后急剧扩充起来的，之前，日本舰艇的吨位数只有不到6万吨，现在猛增至27.89万吨，计有8艘排水量在万吨以上的战列舰、8艘装甲巡洋舰、16艘防护巡洋舰、20艘驱逐舰和85艘鱼雷舰，以及若干艘辅助舰艇。如日本海军倾巢出动挑战俄太平洋舰队，或在总吨位上稍占优势，但在战列舰的对决中，却并没有制胜的把握，更遑论与全俄海军相抗衡。谁都知道，一旦开战，沙皇极可能会从欧洲派遣另一支舰队前来驰援。两大舰队南北夹击小小的岛国，结果不言而喻嘛！

所以，阿列克谢耶夫有理由相信，日本人断断不敢挑战本国。正因此，他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的陛下尼古拉二世奏报：不必屈从日本人的压力从满洲撤军。

日本人偷偷摸摸地打上来啦

夜已深，大难临头却浑然不觉的俄军高官们，继续在乐曲与游戏中放松自己。将军和校官们分别与自己或别人的妻子在优雅地旋转着，年轻的副官们则坐在一旁，陶醉在了从祖国运来的伏特加的美味中。

日侨撤走两天后，也就是2月8日晚上，就在阿列克谢耶夫光临斯达尔克夫人命名日的舞会之前，“总督府”刚刚又收到了沙皇发来的最新御电。

沙皇赐示：

在今天白天的御前会议上，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预言：“战争可能未经正式宣布即行开始”，日本人“日内想必有惊人之举”。

沙皇的意思阿列克谢耶夫当然明白，是在提醒他：日本人极可能要不宣而战！

但时至今日，他又能怎么办？所以，明知一场恶战迫在眉睫，他首当其冲，躲也躲不开，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如约出席部将家眷的聚会了。大敌当前，大战在即，为了稳定军心，公开露面总比爽约和匿身更为合适吧？

按照小说《旅顺口》的描述，一曲终止，阿列克谢耶夫若无其事地起身吻了一下女主人玛丽娅的手背，邀其进入舞池。在波兰圆舞曲的欢快旋律中，六十开外且体态肥胖的他，出人意外地以轻巧而灵活的舞步带着舞伴自如地旋转起来。

在座者无不为“总督”的超凡舞技拍手叫好。

子夜时分，按日本《日露海战史》的准确记载，是日本时间2月9日0时32分，也就是中国时间2月8日23时32分，军港方向突然传来了令人惊悚的巨大爆炸声！

海军俱乐部舞厅里的玻璃顿时颤抖起来，随之，爆炸的亮光一闪一闪地映亮了窗户。

按历史小说所写：正单膝跪地拉着玛丽娅女士的纤纤玉臂优雅地转圈儿的阿列克谢耶夫，不禁怔了一下，但旋即又释然了，因为有人进来报告说，那应该是停泊在港外的“列特维赞号”战列舰在进行夜间射击演习。

对于遭受第一波攻击时，俄军高官还误以为是本舰队在进行实弹演习一事，日本人的《日露海战史》中也有明确记载：

俄国某将校之记事：至夜半炮声起于港外，群以为“列特维赞”演习夜中射击，不以为意。已而炮声再起，甚形激烈，并闻警戒之号音，始知为日本驱逐舰之袭击。众皆惊愕，各争先趋归。军队急行防守警戒线。然仓猝之间，有离队伍者，有忘携弹药者，甚至有二三炮台并未备有炮弹火药！

俄国人觉悟得太迟了！

转瞬之间，第二波猛烈的轰炸声又传来了！

而且，军港里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

陶醉于美酒与舞曲中的军官们这才如大梦初醒——

日本人打上门来啦！

震惊世界的日俄战争，就这样被日本人偷偷摸摸地打响了。

在剧烈的爆炸声中，海军将校们从舞会上一哄而散，奔向港口；陆军官佐们则从各自的寓所仓皇而出，纷纷赶往营房和堡垒。

这一刻，已经睡沉了的旅顺口的平民们，自然也包括小学生斯捷潘诺夫和他的妈妈，也全都惊醒了。每个人都惊恐地坐在黑暗中，祈祷上帝保佑俄国军人击退来犯者。

很快，所有的舰炮和岸炮都在探照灯的指引下开始向远处猛烈还击。黑黝黝的远处，有一闪一闪的亮光，那正是敌舰在发炮。

旅顺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震荡中。

俄军各种炮火猛轰一阵子之后，就渐渐消停了。因为海面上早就一片漆黑，没有偷袭者发出的一闪一闪的亮光。

显然，日本军舰已经消逝在茫茫夜色里。

俄国“总督府”发布第一号战报

日本人的不宣而战，让俄国人大为受伤！

不清楚阿列克谢耶夫当时是如何离开舞场的，人们只知道，天亮以后，“总督府”和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官佐，都无比沮丧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

停泊在港外的16艘战舰，有3艘主力战舰被日方鱼雷击中，其中本舰队最大的2艘战列舰——排水量12916吨的“泽萨列维奇号”，舵机部分被鱼雷击中；排水量12906吨的“列特维赞号”，直接被鱼雷打穿底舱，坐滩于黄金山下。另有排水量6731吨的二等巡洋舰“波尔塔瓦号”中央轮机附近被击中，所幸尚能自行开回港内。

据海军修船厂的工程师估算，这3艘受损的战舰，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够修复。

阿列克谢耶夫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被沙皇陛下蔑称为“黄皮猴子”的日本人，竟然真的向俄罗斯帝国挑战了！

无奈，他只得马上向国内据实奏报。

当天下午，“远东总督府”发布了有关战争的第一号公告：

2月8日深夜，日本鱼雷艇未经宣战即向旅顺要塞的俄国舰队发起了进攻。俄两艘战列舰列特维赞号、泽萨列维奇号，及装甲巡洋舰波尔塔瓦号受损，毁坏程度，待查实后续报。战斗结果，虽不能遽行断定，但据我舰之观察，敌舰中若干艘已经受损。敌似见我势力之强大，故中止战斗，卒至退走。

公报的最后，悻悻的老毛子还没忘了吹一下牛皮。

旅顺口唯一的报纸《新边疆报》获准刊发了公报。

至此，整个世界都听到了远东旅顺口海面上的隆隆炮声。

[第二季] 满洲与东三省

得先说说“满洲”了。

最早的满洲，是族名，不是地名，即祖祖辈辈生活在长白山以北和黑龙江流域的满洲族，简称满人。

本书前文已经引用过我国东北古民族的最新研究成果，即东北古民族，均属东夷人的后裔。满人的始祖肃慎人即为“东北夷”之一。史书记载，早在4000多年以前，肃慎即与中原王朝有了联系。在先秦文献中，肃慎国位于“去辽东三千余里”的“不咸山北”。不咸山，即横亘于辽、吉、黑三省的“东北屋脊”长白山。因山头终年有积雪，故满人称之为白头山。白山与黑水一向是东北的标配性代称。经过数千年的融合与嬗变，到了公元17世纪前半期，即中国的大明王朝末期，被契丹人称为女真的该民族，在其杰出首领、世袭左都指挥使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统率下，再度从东北大地上崛起，建立了史上第二个金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创建了军政合一、军民混编的八旗制度，即将所有的族人纳入了以黄、白、红、蓝四种颜色和以这四种颜色镶边的旗帜为标识的战时体制，所有的人都有了旗籍，故满人亦称旗民。1635年，后金第二任君主皇太极将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翌年又将国名由大金改为大清。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长达近300年（1616—1911）的大清王朝。

皇太极还将归顺了的蒙古人与汉人分编成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共同向明军发起进攻。公元1644年，即努尔哈赤建国28年之后，八旗军终于借陕北农民军首领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后的混乱之际，一举踏破山海关，入主紫禁城，并逐渐坐定了江山。

满洲成了中华大地上的统治民族。作为“国朝”发祥地的东北，也自然而然地被人称作满洲。久而久之，作为族名的满洲逐渐转化成东北的专用地理名称。

有清一代，各国均按大清规矩称我东北地区为满洲或关东，并无不妥。

较真来讲，约定俗成的“满洲”，用错了“洲”字。洲，是州的衍生字。州，本意指可居住的水中之地，后将此意转让给洲，而成了自吾邦历代行政区划的专用字。所以，对那个相当独立于东北地区的剽悍一时的民族，与其写成“满洲”，不如写为“满州”。不过，非已成是，众口铄金，历代国人便将错就错，一直将“满洲”写到了今天。有意思的是，倒是最讲认真的日本人不肯附和译字之误，至今以“满州”标注中华帝国末代王朝的发源之地。

言归正传。

但是，自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俄国强租了旅顺与大连湾以后，竟将该租借地命名为“关东州”，则让大清君臣们隐隐感到不安。果然，5年之后，即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沙皇突然宣布将关东州升格为“远东总督府”，所辖地也由原先的金州以南的旅大地区一下子扩宽到了俄帝国的整个远东边疆诸州，直把大清领土上的租借地当成了他们自己的一个边疆行政区！清廷急起抗议，但却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龙兴之地”被俄人从自己身上慢慢割去。所幸，日本人打响了对俄战争！对大清国而言，无论日本人的动机如何，这场战争，何尝不是一场至关重要的家园保卫战？

但东洋人也不是什么好邻居！打跑了旧房客以后，日本成了新房客，即旅大地区和南满铁路的新的承租人。但新房客根本不和房东谈租期的年限问题，而只是一味地努力经营自己的；即使大清正式设立了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后，日本仍以旧称“满洲”相称，其怀旧动机颇令人生疑。大清覆亡后，明明中国人已经普遍不用满洲代指东北地区了，但日本人仍钟情于“满洲”的称谓。直到1932年，他们操控爱新觉罗家族的末代君主、前清逊帝溥仪在长春建起了傀儡政权，人们才看出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日本人让该“国”称“满洲国”而非“清国”，完全是为了割裂东北与中原的血脉关系，淡化世人的记忆。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

成为地理名称的满洲，也一直被人们称作东三省。

其实，在日俄战争之前，奉天、吉林、黑龙江并未正式建省。但朝野一直以东三省来称呼关外的那片黑土地，因为，山海关以东、黑龙江以南的一大片广袤而丰饶的疆域，一直归三位旗籍武将统辖，即驻奉天（今沈阳）的盛京将军、驻吉林的吉林将军、驻齐齐哈尔的黑龙江将军，他们分别统辖着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三地驻防军总人数为35300余人。其中盛京将军府开府最早，清廷仿汉人王朝旧制，将旧都盛京设为陪都，设一位正一品的正黄旗内大臣为奉天昂邦章京，即奉天驻防总督，后改称将军，品级降为从一品，兼有统领吉、黑两地之责。吉林将军府设置稍晚，但辖区最广，从奉天开原以北，一直管到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等“极东”地区，幅员异常辽阔。最早设府宁古塔，即今黑龙江省海林一带，昂邦章京为从一品，后迁吉林乌拉（今吉林市），改称镇守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府开府最晚，康熙二十二年（1684）始设，本驻黑龙江城，即瑷珲，因东部边疆缩水，吉林水师营被调驻齐齐哈尔，后黑龙江将军府迁往墨尔根（嫩江），再后来迁到齐齐哈尔。在哈尔滨因铁路而兴盛起来之前，齐齐哈尔一直是黑省的政治中心。黑龙江将军亦为从一品。

在大清臣民心中，关外的三位旗籍将军，其权力与地位等同于其他行省的督抚，所以，他们所辖的地区，也就顺其自然地被叫成了省。所以，在大清国的公文中，奉天、吉林、黑龙江也每每被称作奉省、吉省、黑省，或统称东三省。

明白了吧？东三省的称谓早于实际建省好多年前就已经非正式地使用了。

不能不从旅顺口说起

解读日俄战争，不能不从旅顺口说起，因为这座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天然良港，是引爆了这次战争的引信。而且，从1904年2月到1905年1月，几乎整整一年，它变成了日俄两军的人肉绞杀机，用“尸山血海”来形容旅顺攻防战的惨烈，一点儿也不为过。

2014年7月28日下午，跟在旅顺广播电视台台长吴昊先生的身后，我第一次登上了旅顺东鸡冠山。这座山上，有俄军的北堡垒和望台炮台，是当年日俄激战的主要战场，现已辟为收费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多年之前，我来过两次旅顺口，看过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和俄/苏军陵园，也登过日本人建的白玉塔，但从未踏上日俄战争的战场。这一次，我专程赶到旅顺补课。

那天下午，下了东鸡冠山之后，吴昊把车开进了“二零三高地景区”。该景区的最高处，即当年俄军死守的203高地，据说曾创下了单位面积炮火覆盖最密集的世界纪录。

不知是因为收费还是地偏，除了我等一行，这两处景点几无游客。这倒也正中下怀，因为对我这个喜欢在遗址上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的人来说，人少才好。

匆匆复匆匆。从那个下午开始，我踏上了回溯日俄战争的旅途，在家中读到的有关那场战争的黑白记载，开始在心里渐渐显出了色彩，并日益灵动与喧嚣起来。

旅顺口，简称旅顺。远古时期，辽东半岛曾与山东半岛连为一体。后因地壳变迁，沧海桑田，两个半岛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内湖，进而内湖又演变成了现今的渤海湾。两个半岛被渤海分离了，但相同的基因却保留在各自体内。

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是东北大地上的天然良港，它背依广袤的东北亚大地，面对浩荡的渤海与黄海，且与山东半岛北端的登州府治蓬莱县隔海相望，所以，它既是东北亚通往中原的门户，又是守护大东北的锁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旅顺口一直是中原政权与东北地区民族政权争夺的要津。

旅顺口的地名就与一场军事行动有关。明代以前，此地叫狮子口，因为临海的那座黄金山原叫狮子山。现在旅顺海滨风景区中心的那尊标志性的吼狮雕塑，就是在还原当时的传说。明洪武四年（1371）七月，朱元璋派他的两位安徽老乡马云、叶旺统辖讨元大军进军辽东。明军自登州（蓬莱）起航，舳舻相接，劈波斩浪，在此平安登陆。有感于征辽旅途之平顺，二位将军就将大军登陆地点改了“口”——把狮子口改成了旅顺口，并命部分官兵“树木为栅”，留守此地。

“口”在中国沿海地区人民的字典里，还有通向外海的码头之意。屈指历数，从北到南：辽宁的营口、天津的大沽口、青岛的沧口、海南的海口，莫不如是。

有明一代，旅顺口属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辖下的金州卫。洪武二十年（1387），因倭患南侵北犯，侵扰不止，朝廷遂将金州卫所属的中左千户所迁往旅顺口。千户所，顾名思义，即有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一千户“军户”驻扎（实为1120户）。笔者在上一节写过，辽东都司当年管辖的范围与今天的辽宁省大体相当，行政上隶属山东省。所以，旅顺守军与对岸的登州守军一北一南钳制黄渤海交汇处，管理起来倒也方便。

然而，虽说有了驻军，但仍不免被倭寇——不知是真倭还是假倭——骚扰。有一年，倭寇舰队袭来，攻陷了旅顺城，不光掠财劫货，临走时还把黄金山下的关帝庙一把火烧了！真倭者，从日本专程前来抢掠的海盗船队；假倭者，假冒日本人的闽粤诸省的海盗商团。

到了明代中后期，比倭寇更难防的，是八旗军从背后向守军发起的攻击。

《清史稿·太祖本纪》中，就有这样一条有旅顺的记载：努尔哈赤曾“命皇子莽古尔泰率师至旅顺，击明戍兵，隳其城”。

民国版的《奉天通志》上说得更血腥，说八旗军攻陷了旅顺城以后，“尽杀其兵，毁城而归”。明初筑就的旅顺老城，就是被八旗军捣毁的。

清入关以后，旅顺口不再是边疆重镇，但依旧是海防重地，所以，康熙五十三年（1714），根据盛京将军唐保柱奏请，清廷在旅顺口设立了水师营。

东三省沿海各口岸，以金州、旅顺口为要。……奉天旅顺口于顺治初年设水师营，以山东赶缯船十艘隶之，始编营讯。

这是《清史稿》中又一条有关旅顺口的记载。赶缯船，即双桅、双舵、双锚的大型木船，是当时大清国各地水师营的主力战舰。

据民国版的《奉天通志》称，这10艘都是“登州裁汰战船”，470名官兵是从应征的1432名满族壮丁中挑选出的，而教习则是从归顺了的汉人海盗中挑选出来的，因为他们“熟谙水性”。只需将他们改为旗籍，编入汉军，这就算完成了从海盗到海军军官的华丽转身。

经查，从黑龙江到珠江，从口岸到内河，大清共设有12个水师营。这些水面作战部队，无论是最高一级的正三品的协领，还是最低一级的副兵，全由八旗官兵充任，汉人无权当海军。

然而，随着大清江山的稳固，倭患渐渐少了。海面安宁了，旅顺水师营也就无所事事了。那些“赶缯船”被弄上沙滩上晒着，一直晒到帆破舱漏的道光年间。彼时，清朝入关已近200年。

我中华的清道光年间，是西历的19世纪前期。因工业革命而富强起来的西方列国，为了消化机器产生的过量成果，纷纷把目光瞄向了远东。中华帝国、日本列岛、朝鲜半岛，都成了列强觊觎与争抢的市场。可悲的是，固守“祖宗之法”大清国明明被人家当成了验证弱肉强食法则的丛林，但却浑然不觉，还满足于用落后于时代的“闭关锁国”之国策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强行闯入国门的蒸汽铁甲舰队面前，大清国的海防线形同虚设，每战必败，败必赔款，甚至割地。

南方的那几支水师营率先领教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厉害——道光二十年（1840）夏，大英帝国的远征舰队从珠江口外发炮，打响了中英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随后，英舰队汹汹北上，依次攻陷了厦门、定海、镇江，逼得大清国不得不签下第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又过了20年，即咸丰十年（1860），英国人联手法国人相携而来，驶入渤海湾时，根本没理睬像那些老式战船一样腐朽的旅顺水师营，而是径直去攻打大沽口炮台了。后面的事人们都知道了——因清廷拒绝在北京换约，英法联军杀进了北京城，逼走了皇帝奕及其众多后妃与近臣，为了报复大清国对其外交使节、记者和士兵的拘禁与虐杀，并逼迫清政府签订议和条约，入侵者有组织地抢劫和焚毁了皇家行宫圆明园，逼迫大清赔付了1400万两白银，而出面调解的俄国则趁火打劫，永久割走了乌苏里江以东大约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窝窝囊囊又过了20年，即到了光绪六年（1880），已经成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才依了主持军机处的小叔子、恭亲王奕的奏请，决定在北洋择地建一处海军基地。

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惨败之后，过了整整40年，大清国才攒起精力与财力筹建自己的海军。

对旅顺水师官兵而言，尽管“船坚炮利”这个新组成的词语在中国使用了已经40年，但他们却连“泰西”的铁甲蒸汽巨轮长什么样儿也没见过！

翌年深秋，一位从身材到地位都名副其实的大人，被包括几位洋人在内的幕僚们簇拥着，走下簇新的铁甲舰，踏上了这片土地。旅顺的命运，因这个人的到来而一举改变——这位大人走后不久，朝廷就批准了该大臣呈上的《请裁金州艇船片》奏折，把旅顺水师营裁撤了，这儿将建成“北洋水师总埠”。

旅顺从此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和建设的新时代。

这个比别人长得更高也看得更远的人，就是李鸿章。

绕不开的李鸿章

说到旅顺口的命运，怎么能绕得开李鸿章？

终清一代，李鸿章是地位最高的汉臣。除长期担任八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外，他还拥有其他疆吏无法比肩的至高荣誉：一等肃毅伯爵、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这三项头衔，对一个汉人来说，每一项都是至高无上的尊荣，尤其文华殿大学士，位列各大学士之首，向来是满人独占，李鸿章破了天荒。因大学士相当于明朝坐在大堂中央的内阁首辅，故被官场尊称中堂或相国，即宰相。

然而，尽管位如宰相了，李鸿章却不是大清国统治集团的自家人，他在帝都也一直没有自己的办公之所，而常年在保定和天津的直隶总督署衙里轮流办公，故当时就有李中堂“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说法。

李鸿章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国洋务运动领袖，也是奉旨与外国人打交道最多的大清重臣，他在世时，中日两国的所有条约，都是他代表清政府签订的。

长期以来，在“谈判签约者，必是卖国贼”的语境中，李鸿章是板上钉钉儿的大汉奸与大卖国贼。其实，最早认知日本本性的，正是不断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李大人。

早在咸丰十一年（1872），他在送走前来谈判与签约的日本参议兼内务卿（副总理兼内务部部长）大久保利通后，即上奏北京：

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阀，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泰西，是当时国人对欧美的统称。虚骄：浮华不实；喜事，意同好（去声）事儿，即喜欢滋事寻衅。

瞧，比倭人高出一头的李中堂把对手看得很透！

按说，李鸿章提醒得很早，而主持中枢的恭亲王奕也听明白了，但是，西北的回乱和西陲的俄患，轮番耗去了王朝太多的财力与精力！所以，直到整整10年之后，即年号光绪的载湉继位，当年跟着咸丰帝逃到承德的懿贵妃成了慈禧皇太后以后，大清国才得以腾出手来创建海军。

创设海军，必须有基地，即要有屯泊战舰的港口、检修船舶的船坞和保护军港的炮台。西方国家选择海军基地，有6大标准，即：水深不冻、山列屏障、路连腹地、港无厚淤、口接大洋、控制要害。综合了北洋幕僚，特别是“洋员”们（外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以后，李鸿章决定亲自到北洋各海口考察一番。

光绪七年（1881）深秋，为了亲自验收新从英国订制的两艘轻型巡洋舰“超勇号”和“扬威号”，李鸿章奉旨率众幕僚第一次抵达了旅顺口。考察新舰与考察舰队基地同步进行，李大人一举两得。

顺便说一声，“超勇号”的管带（舰长，下同）叫林泰曾，“扬威号”的管带叫邓世昌，13年后，这两艘战舰都沉没于黄海，而两位舰长也均殉身于舰上，只不过邓世昌当时已是“致远”舰的管带。

头一回登上旅顺口的李鸿章，虽已年近花甲，仍亲自登上一座座山头，他仔细视察了这里的山形与港貌，听取了先期在此勘察的洋员、德国退役炮兵少校汉纳根等人的汇报。

视察完旅顺以后，他又依次去了大连湾、威海卫和胶澳口（今青岛市）。在他的“北洋”转了一大圈儿之后，这位大佬才复经渤海乘两艘新舰回到天津的督署，向朝廷上奏了他的建言：

北洋海滨欲觅如此地势，甚不易得。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于布置。唯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宜，与以上六层相合。……而为保守畿疆计，尤宜先从旅顺下手。

“以上六层”，即西方通行的选择海军基地的6大标准。

本来，李鸿章中意的是大连湾，是幕僚袁保龄的意见让他改变了主意。

袁保龄乃生前督办安徽军务的漕运总督袁甲三的儿子，时在藩属朝鲜带兵的袁世凯的堂叔。袁甲三与安徽籍办团练起家的李鸿章既是同僚，也是故交。袁保龄虽是官二代，但却凭本事考取了举人，并一直在京城当内阁中书侍读。因对海防颇有研究，故被李鸿章闻知，荐举到自己的北洋大臣衙署，以二品顶戴的直隶候补道员身份当高参。对北洋“总埠”的地点，袁氏力争应设在易守难攻的旅顺口。他的理由说服了李中堂，此番亲自见识了北洋各港之后，李中堂采纳了他的提议。

这位袁保龄是个很了不起的清官兼能吏，他主持修建的旅顺船坞，曾长期为亚洲第一大坞，至今还在海军4810厂正常使用。2014年9月中旬，我第二次为看日俄战争遗址到访旅顺时，就在该厂见识了大坞的矍铄风采——里面正有一艘北海舰队的护卫舰在维修。袁保龄在旅顺操劳了七载，终因积劳成疾而谢世。不过，因此公谢世过早，与日俄战争无关，故在此不赘。

就在李鸿章派袁保龄以总办的身份前往旅顺主持港坞和建要塞的时候，光绪十年（1884）深秋，朝鲜发生了一起旨在脱离大清的政变，因是年为甲申年，故被沿袭中国历法的朝鲜人称作“甲申之乱”。袁保龄之侄袁世凯虽只是驻军汉城的第三把手，年龄也只有25岁，但却果断地统兵杀入朝鲜王宫，一举平息了政变。李鸿章事后闻报，并未责怪小袁先斩后奏的违规行为，反倒褒扬其“勇于任事”，并从此记住了袁世凯的名字。

朝鲜的“甲申之乱”，出面起事的是开化党人，策动的则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彼时日本已经维新十余载，政通人和，国力骤增，被留学日本的朝鲜人奉为振兴国运的榜样。由是，朝鲜国内便有了一股脱华附日的思潮。新任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审时度势，居然背着本国政府擅自支持并参与了这次未遂的流血政变。清军扑灭政变后，政变头目被诛杀，竹添仓皇自焚使馆后（经仁川）逃回了日本。这厮回国后受到追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翌年开春，日本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以全权大臣的身份赶到天津，与李鸿章签订了化解朝鲜危机的《中日天津条约》。这是两位亚洲巨子的第一次会面。论年纪，李鸿章大伊藤博文18岁，长一辈。

签约之后，李中堂即致函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忠告朝中衮衮诸公：

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中土，即中国；当轴，即当权者。你瞧，被人称为中堂或相国的李鸿章，从来没认为自己是当权者。

被排除在“当轴诸公”之外的李鸿章所言极是！

崛起的“岛夷”与“利益线”

中国人多只知自19世纪中期开始，我中华即陷入了列强的轮番欺侮之中，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同时期的日本帝国，也曾遭受过欧美强国的侵犯。

幕府末期，日本最具实力的两大“雄藩”——萨摩藩（鹿儿岛）和长州藩（山口），就分别于1863年8月和1864年7月遭到过英国舰队和英、荷、法、美联合舰队的入侵，此即日本近代史上的“萨英战争”和“马关战争”。两场战争均以日本人向来犯者赔偿而告终。

然而，与大陆帝国君臣完全不同的是，面对入侵的外寇和被强加在头上的屈辱，萨、长藩主和他们各自倚重的武士精英们不以失败为耻，反倒拜寇为师，从“攘夷”的老路一步转到了“尊夷”的新路上来了。“萨长同盟”的建立，主导了幕府政权的垮台，日本进入了全面维新的明治时代。因顶层设计符合日本国情与民意，从此，一个有可能沦为列强殖民地的东方岛国，非但没亡国亡种，反倒一举变成了亚洲第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过，在拥有灿烂文化遗产的中华帝国的君臣眼中，日本只是一个由200多个诸藩割据的封建小国，而且是幕府将军架空天皇长达600多年的闭塞的“岛夷”。他们不知道，日本结束幕府时代，进入明治维新之后，已经从西方移植成活了产业革命的成果，同时，也学会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基本完成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这三大维新目标以后，他们摆脱了危机，开始把朝鲜和大清当成了劫掠的目标。

1889年12月，长州藩的山县有朋担任了第三届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担任首相的职业军人。此前，山县氏已在政府中担任陆军大臣（前期称陆军卿）长达12年之久。

1890年2月11日，即纪元节那天，山县主持制订了金鵄勋章制，从此，帝国有了专为军人设立的战功奖。之前，该国只有奖励“对国家公共事务有贡献者”的旭日勋章。之后，下一届政府细化了金鵄章奖励办法，即该奖不仅仅是一枚铜制的勋章和一条斑斓的绶带，更是可享用一辈子的巨额奖金——获奖者在有生之年，每年可获得政府颁发的养老金，最高的功一级（授予大将）为800日元，最低的功七级（授予士兵）是65日元。

我请日本朋友帮我查阅过明治初期日元的价值。朋友告知：彼时，5日元即可维持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用。如此一比，我们也就知道了，日本对有功于国家的军人的奖酬实在非常之高！即便只是普通一兵，只要获得过金鵄奖，就不必担心退伍后没有生活保障了，更遑论各级军官了。有了如此鼓舞人心的奖励机制，年轻人自然会踊跃从军，而从军后更愿早日冲锋陷阵以图立功。

就在1890年的帝国议会上，山县有朋发表了其著名的《外交政略论》。脸型瘦削且前吻突出的他，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概念：

日本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为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为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主权线之外侧即利益线，利益线之范畴邻邦朝鲜……

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线权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

对于俄国即将开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山县有朋元帅明确警示各位同僚：

露国兴建西伯利亚铁路，意图驱逐欧洲人在东亚之势力，吞并朝鲜，威胁日本。铁路每延长一寸，日本寿命则缩短一寸。

维新已历20多载的日本人，已经练得臂膀上青筋暴起，正欲寻找向邻国秀肌肉乃至施拳脚的理论依据，山县氏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激活了明治时代军政巨子们的野心。日本政府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也正是在这条民族主义的损人利己的“利益线”理论上最终形成的。

明治时代的日本军头们，主要是长期执掌军队的山县有朋，把以儒家精神为内核的传统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理念糅在了一起，做成一个个精神的饭丸，喂给了每一个士兵，再以领先于世界的德式建制和武器把被洗了脑的士兵们装备起来。如此一来，日本国家军队就成了一支超级凶悍的武装力量。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支军队，被人称作“现代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才有底气向议员们阐述他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

哦，捎带着说说“皇军”吧！在中国人的语境里，“皇军”是一支凶残的侵略军，是一支给中国人民带来莫大灾难的魔鬼之师。不过，在日本，已经消失了的“皇军”并非一个贬义词。

明治时代以前，天皇没有自己的亲军，守卫皇宫的卫队是幕府政府派来的。倒是各藩都有自己的藩军。明治初年，兵强马壮的萨摩藩率先向小天皇睦仁奉献了近卫军主力，各藩随后竞相向皇室进献精兵，从此，天皇才有了自己统辖的军队——镇台。镇台，即相对藩军而称的皇军。在山县有朋和大山岩的督练下，皇军成了一支强悍的武装力量，成了对外侵略的高效能的战争机器，成了令中国人痛恨不已的凶残外寇，直到1945年夏，皇军才灰飞烟灭。作为日本帝国的国家军队，皇军存活了70多年。

就在东京的一代军政精英对山县氏的“二线”理论产生共鸣并达成共识进而拥为国策的时候，我的多灾多难的祖国在干什么呢？

也是在这一年的这个季节里，北京城的一个叫吴兆泰的老御史，只因奏请皇上停止颐和园工程而差一点被砍了脑袋，所幸经湖广总督张之洞等10位督抚的力保，载湉方开恩免其一死，但仍将其逐出京城且明令“永不录用”。本来该老臣公忠体国，认为国防废弛，海军不振，国库差钱，“非土木兴作之日”。但他没体谅到“今上”的苦衷，即亲政后的皇帝，要给主动退休的太后修一个舒适的园子，以安度晚年，只要她老人家开心，花多少钱都是小事儿，何须尔等奴才置喙！所以，此等妄议，必须“办”你！

对刚起步的大清海军来说，这一时节，还有了个很不好的消息，即大清海军总司令一病不起了！别看李鸿章德高望重，论智商、论见解、论经验，乃至论年纪，都比王大臣们更合适担任海军司令，但对不起，中堂是汉人，所以只能屈居于那些有亲王和郡王身份的满人大臣——王大臣之后。王大臣中，地位最高的是皇上的生父醇亲王奕譞。

奕是大清海军的名义上的一把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大臣。奕譞之下，是庆亲王奕劻；奕劻之后，才是兼任海军衙门会办的李鸿章，即大清海军第二副司令。

大清王朝，所有的中央官衙，都是满人领衔，汉人居后。没办法，谁让天下是人家的呢！汉人再有能耐，也只不过是爱新觉罗家的奴仆而已。

奕这个人倒是个很尽职的海军司令，他曾于光绪十二年（1886）在李鸿章的陪同下，亲自率舰队到旅顺口视察过要塞与军港的建设。奕譞死后，排名第一的海军会办奕劻接任了其遗职。虽说奕与奕劻都是“当轴诸公”，但一个是皇上的亲生父亲，一个是皇上的远房叔父，两人在清王朝的分量自然不一样，故而海军事务在朝政的分量也就令人担忧了。

不过，也不全是坏消息，让李鸿章一直牵挂的旅顺大坞终于竣工了。有了这个大船坞，北洋水师拥有的亚洲第一巨舰“镇远号”就不必再到日本长崎去养护兼示威了，而且国家还可以购进更大的战舰了。再是，这一年入秋，北洋威海水师学堂在刘公岛上开门招生了，36个品学兼优的青年人成了该学堂的第一届学子，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民国海军头号人物的萨镇冰。如此，加上早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北方有了两座海军军官学校。

南洋那边也有了类似的佳音：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在南京创建的江南水师学堂，也开始招收学生。但不幸的是，身负东南沿海防御重任的曾大人，却于深秋时节病逝于任上。知否？鲁迅少年时，也曾做过海军梦，曾考进过这家海军学校，后来才转到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的路矿学堂，去日本留学更是后来的事。

呜呼！立宪的日本已经以议会表决通过的方式来决定国策了，专制的大清国还在用最陈腐的理念和手段惩办真心爱国的忠臣；日本军舰已经升火待发了，大清海军还在慢腾腾地往前挪步！

日本赢了，却很窝火

果然不出李鸿章所料，不到10年，即1894年，自信已练好功夫的日本，借朝鲜第二次政变之机，悍然挑战大清，即日本发动的第一次侵华战争。是年为干支纪年历法的甲午年，故中国人称“甲午战争”，日本人称“日清战争”。

开战后仅7个月，日本联合舰队便全歼了实力更强的北洋水师，日本陆军也把战线推进到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上。1895年3月20日，在日本长州藩的港口城市赤间关的一座叫春帆楼的高级饭庄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迎来了久违的李鸿章。抢在日军进攻北京之前，慈禧太后派李鸿章为钦差全权议和大臣前来日本求和。

赤间关旧称马关，今作下关。1995年和2015年，时隔20年，我两度到下关游览，而春帆楼是必去的地方。春帆楼现在的名称是“日清讲和纪念馆”，蓝底白字标牌，很醒目地立在下关市的主要马路上。

地方是原来的，建筑是后建的。1935年至1937年，也就是中日关系越来越令人窒息的时候，下关市政府重建了让中国人蒙羞而让日本人振奋的春帆楼，将其辟作了“日清讲和纪念馆”，其用心不言而喻。

馆里，还原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中日代表的谈判场景，那16把绘有泥金画的椅子，是最为贵重的文物，标牌上说，那是明治天皇下令从一座行宫里搬过来的。两把带扶手的大沙发椅，正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对坐的旧物。此外，法国制火炉、泥金砚台等也都是原物。

就在用玻璃罩起来的这个狭小房间里，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唇枪舌剑地争论了多日。若非一个孟浪的日本浪人小山六之助（亦名小山丰太郎）在李中堂返回下榻的引接寺途中突然开了一枪，日本政府的所有要求都要变成现实。因为这一枪，击伤的不仅仅是有世界影响的大清全权和谈代表的颧骨，更击伤了日本帝国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文明国家”颜面！日本朝野大惊，西方舆论大哗！日本遂自动停战，并主动减免1亿两白银的索金——之前，伊藤出示的议和条款是：大清允许朝鲜独立；大清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并向日本赔偿战费3亿两白银。李鸿章苦苦力争，不肯松口，但日本人坚决不肯让步。李鸿章遇袭，让天平一下子倒向大清。日本人让了一大步。

1895年4月18日，心身俱伤的李鸿章，屈辱地在《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第二天，他即执意起身回国。据说，李鸿章愤然对身边人发誓：“终生不履日地！”

望着中华帝国败北的苍老身影，日本各地自是一片欢腾！从此，日本将成为一个拥有大陆领土的强大的国家！试想，“皇军”把日本的“利益线”一举推进到了大陆上，哪个日本国民不喜出望外？

然而，正当睦仁与近臣们举杯欢庆其“大陆政策”得以实现之际，东京蓦然传来了令他们极度震惊的奏报——

会谈期间即饱受肺病折磨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已经艰难地喘息着回了老家养病。值守东京的是外务省次长林董。1895年4月23日，也就是李鸿章离去的第五天，林董向天皇与政府所在的广岛大本营发来急报：本日，露、独、仏三国公使联袂拜访外务省，递交了各自政府的觉书。

“露”“独”“仏”，即日本人对俄、德、法三国的称谓。“觉书”，是日本人对外交备忘录的称呼。其中，展现在君臣眼前的“露西亚”觉书，内文如下：

本国政府查阅了日本国向中国所要求的媾和条件，认为辽东半岛为日本所有，不仅有会经常危及中国首都之安全，而且同时还会使朝鲜的独立有名无实，对于将来远东之和平实为有碍。因此，本国政府出于对日本政府的诚实友情，特劝告日本政府，应放弃辽东半岛。

“独”“仏”两国的觉书内文如出一辙，也都是以彬彬有礼的外交辞令传达出接受者必须乖乖就范的实质内容。

日本君臣极度恼怒！对大获全胜的日本人来说，把已经撕咬到口里的大块肥肉吐出来，还给已经被打趴下了的大清国，该是何等的耻辱！

但是，这场战争已经打得国库空虚，气力用尽；况且，“露国”太平洋舰队近在咫尺——海参崴距北海道直线距离只有不到600公里；“独国”远东舰队所在的青岛也直冲着北九州岛——青岛到福冈的直线距离约1000公里；“仏国”军舰一直在大清的扬子江口以南游弋——上海到鹿儿岛的直线距离约800公里。所以，尽管军界有人主张不惜与三国再战一场以保全帝国之尊严，但最终天皇睦仁采纳了伊藤的建言，诏令全面接受三国之“忠告”。至此，战胜国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已经颜面全无。

万不料，在大清赎回辽东半岛的金数额目上，日本人又一次被可恶的“露国”狠狠羞辱了一番——日本提出的5000万两白银的赎金数额已经得到了“独”“仏”两国的认同，但“露国”却坚决不允，限定日本只许向清政府讨要3000万两。日本人万般痛恨，却又不敢不从，最终，只得强忍悲愤，按“露人”的要求了事。

在战场上，日本赢了；在外交上，日本栽了。

赢了的日本很窝火。

日本朝野，从此和“露国”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当年8月，温和的伊藤博文被迫第二度辞去总理大臣一职，再度当他的枢密院议长去也。

当年11月8日，李鸿章与日本新任驻大清国公使、前外务省次长林董在北京签订了《辽南归还条约》，辽东半岛回到了大清手中，日本仍是远东汪洋中的区区岛国。也许，这是李鸿章签下的最为开心的一个中日条约。

唯一能让日本政府稍感宽慰的是，在林董的要求下，清廷下诏：今后，六部衙署等，均不得再以“岛夷”指称日本帝国。

被打趴下了的大清，终于承认对手是个正常国家了。

西伯利亚大铁路与“镇守东方”之城

因为一条中俄合建的东清铁路，大清的满洲一下子成了举世关注的地方。

东清铁路，即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再从哈尔滨到旅大的T字型铁路，全长2400多公里，因地理位置使然，其东西走向的干线称为北满铁路，南北走向的支线称为南满铁路。

东清铁路的全称是大清国东省铁路。这个名儿，是李鸿章争来的。起先，俄国人已经为它起好了名字，叫满洲铁路。李鸿章峻色否决，说：铁路名称，须有大清国。俄方妥协。于是，世上就有了Eastern Chinese Railroad。

这也是清朝覆亡后，东清铁路改名中东铁路的缘由。

东清铁路只是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大清国境内的一段。

西伯利亚大铁路，是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决定、担任过国家铁路局局长和交通大臣的维特主持修建的交通大动脉。它起自莫斯科，横跨欧亚大陆，终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9288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

2015年7月25日上午，在远东名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国人不肯改口的海参崴，我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看到了那座四面都铸着“9288”金字的西伯利亚铁路纪念铁碑。

铁碑前的一块铜牌上，铸着几行俄文。请教过懂俄文的朋友，知是如下文字：

从莫斯科开始的伟大的西伯利亚铁路终止于此，9288公里。

这座不大的纪念碑，是这座军港之城的一个旅游景点。所以，不断有游人，主要是我国东北人，从天桥上走下来，无拘无束地喧哗着，来到这座碑前，争着留影。而且，这波走了那波来，以至我想拍一张画面清净些的照片的机会也没有。火车站是开放式的，没有栏杆或围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走进站台。

大概每一个游走在海参崴的中国人，都会心生感慨：100多年以前，这里是咱的。

是的，1860年11月，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原在大清国版图上的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成了俄国的领土。沙俄政府很快就把新得到的领土上的满语和汉语地名改成了俄语地名，如把有许多山东移民的海港城镇海参崴改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将其设为滨海边疆区的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意思为“镇守东方”。此外，俄政府把库页岛改成了萨哈林岛，黑龙江入海口的庙街改成了尼古拉耶夫斯克，两城相连的双城子改成了乌苏里斯克，等等。

150多年过去了，镇守东方之城的火车站依然如一个多世纪以前一样，还是帝俄时代的建筑，还在源源不断地向俄罗斯腹地运送着各种物资和乘客。我在站台上的时候，正好一辆客运列车缓缓启动，向西启程。本次列车全是卧铺车厢，但乘客却不多。这条铁路的尽头，即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相差了8个时区，实在是太遥远了！在民航飞机遍布全球的时代，乘坐列车出行已经不是最便捷的选择。但这条横亘欧亚的交通干线，依然在忠实地履行着决策者和管理者最初赋予它的使命——把在欧洲部分的俄罗斯政治与经济中心，与西伯利亚乃至辽阔的远东疆域连接起来，扩大俄罗斯在亚洲的利益，巩固在远东的军事存在。

一条一个多世纪前建好的铁路，让俄罗斯受惠至今，其创建者，实在值得俄人感念。

不过，无论站内还是站外，都只有这一座不大的纪念碑，而并无一代君臣的雕像。

站台上还安置着一辆老式机车，即俗称的火车头，也被纪念着。它被置放在基座上，用隔离带拦着，禁止游人接触。地面的铭牌上，有俄文说明文字，见上面有镰刀斧头的苏联标志和“1941—1945”的字样。不用问，我也知道，这是二战——苏联人称“卫国战争”——的一件庞大的纪念物。

正好又来了一波中国游客。听漂亮的俄罗斯导游姑娘用流利的汉语向游客们介绍说：这辆机车是美国人送给苏联的礼物，卫国战争中，它顶着法西斯德国飞机的轰炸，运送了大量的军队和物资。所以，为了纪念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英勇的工人们，战争结束后，这个机车就被纪念起来。

趁游人抢着留影之际，我上前问女导游：“这个站上，有没有过亚历山大三世或尼古拉二世的雕像？”

她惊讶地盯着我，反问道：“你说的是沙皇吗？这里为什么要有他们的雕像？我们这里只有列宁。”她把手指向站外。

列宁雕像在火车站的对面。在车流不息的马路另一边，个头不高的列宁同志，光秃的头偏向一侧，左手抓着帽子，右手指向前方，也就是日本海的方向。有几只灰鸽飞来，落在其锃亮的头顶上，安闲地梳理着羽毛。我拍照的一刹那，鸽子们飞走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地上的许多城市都拆除了列宁的雕像，2008年暮春，我曾在伏尔加流域的几座城市亲见过被毁残了的列宁雕像。但海参崴的这座列宁像依然如故，既没被拉倒也没遭凿损。

其实，列宁从来没到过如此遥远的地方。沙俄政府决定修筑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大铁路的时候，列宁还叫着本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喀山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大一学生。等这条铁路全线通车时，他已经30岁出头，成了刑满释放的著名叛国者，躲在德瑞边境，不断地以笔名“列宁”发声，反对本国的专制政府所做的一切，包括修建这条被称作“俄罗斯脊骨”的大铁路。他写过：修这条铁路，就是对东方国家的“经济征服”。但等列宁把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变成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后，苏联对这条大铁路的依赖，更甚于沙俄！脊骨总是脊骨，谁当政也不会视作盲肠。在苏联前期的列宁时代，向远东输送红军以镇压效忠于沙皇的“白匪军”，征调铁路沿线地区的粮食、木材和各种矿藏养活新生的革命政权，向西伯利亚乃至更遥远的边疆地区遣送政治犯，后来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押到乌拉尔山地区并在那儿全部就地处决，用的都是这条铁路。到了斯大林时代，尤其是二战时期，众所周知，这条大铁路更成了维系苏联生存的生命线。向西调运兵力与军械抵抗德国军队的入侵，出境击溃日本关东军，并一举确立了其战后的大国地位，靠的也正是这条大铁路。一面恬然承受着前朝的衣钵，一面痛骂前朝。

我所知道的是，历史上，到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最有地位的人，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不过，1891年5月他来主持大铁路开工仪式时，还只是皇储尼古拉。正因知道此事，我才幻想这里应该有过决策者亚历山大三世或奠基者尼古拉二世的雕像。

至于一手打造这条铁路的头号功臣维特，我知道，俄国人是不会为他立像纪念的。因为早在沙俄末时，此人即已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因为尼古拉二世不喜欢他比自己更明白。苏联时代，当局更不可能让人们记住一个一向反对暴力革命的沙俄总理。所以，这座因维特而兴盛起来的城市里，没有他的任何痕迹。

离开火车站以后，我在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附近的山坡上，意外看到了一座好看的路亭。走近时，我才联想在网上看到的照片，哦，这应该就是那座为纪念尼古拉而复建的小型的凯旋门。

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之际，为了纪念尼古拉二世当年来奠基，该市在他登陆的海滨码头处建了这座凯旋门。不过，此门后来在苏联时代被扒掉了。现在我所看到的，显然是苏联解体以后，末代沙皇被叶利钦主持的俄罗斯政府恢复了名誉，当地政府复建的建筑。

凯旋门附近有一座不大的教堂，即该市最早的东正教教堂——乌斯宾斯基教堂。时值下午，不断有围着头巾的俄国女人匆匆而入，又悄然而去。教堂外的小广场上有块儿展板，上有介绍该教堂的图文，有四位历史人物的头像印在上面，我能认出来其中的三位，按其排列位置，分别是尼古拉二世、俄国作家契诃夫，和死于旅顺口的沙俄海军名将马卡洛夫。原来，这几位我所知道的人物都曾在这座教堂里祈祷过。阿门！

无法拒签的东清铁路

那么，西伯利亚大铁路怎么修进大清国来了呢？或者说，中国东北怎么出现了一条东清铁路呢？

这要从李鸿章访俄说起。

《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迫于朝野汹汹而至的责难声浪，慈禧太后无奈地免去了李鸿章担任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将其调入京城，闲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总署，成了可有可无的总理大臣之一。当时就有人谑称李氏成了“伴食之丞相”。谁都以为，该老臣当年七十又四（虚龄），行将就木，从此将淡出政坛。

不料，当年腊月二十七（1896年2月10日），一道谕旨让这位衰年老臣再度回到了世人的视野里。

此谕旨极简捷：

明年四月俄君加冕之期，着派李鸿章前往致贺。钦此。

原来，尼古拉二世继位以后，一直未举行加冕式。俄国乃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皇室还与欧洲多国王室有亲缘关系，所以，新沙皇加冕，欧洲各国循例要派亲王或政府首脑前往祝贺。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不久，北京就接到了驻俄、德、比、荷四国钦差全权大臣（即公使，下同）许景澄发回的电报，称俄政府力邀吾邦派要人参加加冕式。

大国兼友邦之盛事，大清国自然不能缺席。因为俄国带头让日本“还辽”，而且还迫使日本减少了还辽赎金2000万两白银，所以，俄国是大清的“恩公”。中枢诸大佬遂荐与尼古拉二世相识的广西布政使王之春为致贺专使。“两宫”也觉得王氏乃不二人选，遂降旨任命之。

派王之春为祝贺专使，确实很合适。论出身，他乃名门之后，其从祖父即湘省大学者王夫之。他自幼饱读诗书，见地超群。论履历，他也是平定太平天国时涌现出来的一代才俊，弱冠之岁即弃笔从戎，成为湘军将领彭玉麟的幕僚。太平军覆灭后，他已官至江防统领。论外交经验，他虽非李鸿章的北洋幕僚，却也是阅历十分了得的洋务干将——早在光绪五年（1879），他还在江防统领任上时，就被刚升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派赴日本，探查日本吞并我藩属琉球王国后的情况。光绪十年（1884），他在署广东雷琼道时，遇上法国侵犯我另一藩属越南，他沉着防范国境，据理勘定中越边界，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光绪十七年（1891）春，他甫任署广东布政使时，因广东巡抚刘瑞芬抱病告假，回江宁府（南京）调养去也，由他陪着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胞兄）接待了前来访问的俄皇太子尼古拉，宾主相谈甚欢！贵宾在穗待了三天，才继续前往上海和汉口访问，并最终去了日本和海参崴。正因有这一层关系，5年后，俄皇亚历山大三世驾崩而尼古拉二世继位时，清廷就派他为钦差全权大臣去圣彼得堡吊唁老沙皇，并祝贺新沙皇。王氏访俄期间，正逢大清国在甲午战争中失利，王氏奉旨拜访尼古拉二世，请其出面干预日本对我领土的劫掠。过后，他还奉旨去游说德、法两国。“三国干涉还辽”，出面的是俄、德、法三国政府，主谋者却是赴日本谈判之前的李鸿章，而在三国首都之间奔波的人，就是这位王之春王大人。

不料，这一次，俄人竟然拒绝接受王之春，称其官职与各国专使相比，“位望太轻”。他们直言不讳地要求，大清应派一位王公或大学士前往圣彼得堡。上一年，日本政府对大清议和全权大臣的要求，也是如此无理。此番，日本政府将派出的祝贺专使是头号军方领导人山县有朋大将。

如此一来，慈禧太后也就明白了，俄国人能接受的大清祝贺专使，只能是被西方人译作宰相的、位居大学士头把交椅的李鸿章了。于是，她不顾李鸿章的恳辞，坚持派他出使俄国，并接着向德、法两国一一鸣谢“还辽”之恩，顺途再造访英、美两大国。为让李鸿章不再固辞，她还恩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述以三品衔“随侍前往，以示优眷”。

深宫里的那位老妇人还真不糊涂。借为俄皇祝贺之际，派最有资望与外交经验的李鸿章周游泰西列国，正是让大清走出被日本人打败的阴影，争取列强同情的一大良机，机不可失！

于是，在经过长达40多天的航程之后，1896年4月27日，李鸿章一行被俄国人隆重地送上了岸，又被送进了圣彼得堡。他国的专使均自行负担各自的费用，而大清国代表团的一切花销均由东道主承担，俄政府对李鸿章来访的重视程度可窥一斑。

5月3日，在圣彼得堡，李鸿章在与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会谈之后，便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晤。后来俄国旅大租借地和大铁路的建设与经营，都归这位颇有名声的财政大臣管辖。

寒暄过后，维特立刻说出这样一番话：本国既然已经声明维护大清领土之完整，而今后必然坚守这一原则。为了于必要时以武力帮助大清不被日本人侵害，所以，应该将铁路经满洲北部修到海参崴。维特提醒李鸿章说：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因俄军都在西部，为了帮助大清阻止日本人的进攻，当时虽曾应大清之约向满洲调遣军队，但因为没有铁路，所以进军缓慢，等俄军进入吉林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

最后，维特告诉他的对话伙伴：“如计划中之铁路实现后，俄属及经过华境之土地，其生产力均将大增。”

李鸿章当然听懂了维特的劝诫。不过，他回绝了对手的请求，理由是：“东省铁路，若由贵国办理，恐各国效尤，于华权利有碍。”

彼时，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在建5年，主持大铁路修建的两代财政大臣维特正为其资金和走向而发愁。

预计总投资3.5亿卢布的大铁路，建设工期为12年，但只建了5年，耗资已高达5亿卢布。因亚历山大三世拒绝了美国与法国资本家的参股，所以，困于资金不足，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向西方修建的铁路，只修到了乌苏里斯克（双城子）。从莫斯科向东方修筑的铁路，还算顺利，已经延伸到了贝加尔湖。按规划，铁路自贝加尔湖经阿穆尔河（黑龙江）北岸与乌苏里斯克相接。但是，那一片土地，河道纵横，地貌极差，投资要大大增加！某天，足智多谋的维特盯着远东地图，豁然开朗——如大铁路改道从满洲里进入大清境内，经满洲北部由绥芬河出境直通符拉迪沃斯托克，则至少可节省1500公里的路程。如此一来，不光经费将大大节省，工期也将大大提前！更重要的是，把铁路修进大清境内，俄国在远东的贸易量将获得极大的增长！

于是，维特奏请尼古拉二世：务必敦请李鸿章前来祝贺加冕，以期借机谈妥借地修路一事！

一直担任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尼古拉二世，早就想尽快完成父辈的梦想，当然欣然同意了这一事半功倍的设想。只是，维特想的是经济上的利益，俄皇想得更多的是军事上的意义。

俄国借地满洲修路的请求，早在李鸿章动身来俄之前，就被清廷所拒绝。大清君臣宁愿借助第三国之力自建铁路，也不愿把自己和北方强邻绑得更紧。对于与我有太多领土接壤的强悍邻邦，大清君臣的选择是——感恩归感恩，警惕归警惕。

清廷在输掉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就很知道了保全满洲的迫切性。要稳固，先修路，这已经是朝野的共识。为在东三省修建铁路，清廷聘来了英国工程师进入满洲勘察。在京城里无所事事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之一的李鸿章，被委以“督办关东铁路”一职，即东三省铁路规划与建设的总负责人。

但清政府欲请英国人在满洲自建铁路的传闻惊扰了俄国政府。为防止他人染指，俄政府竟在清政府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擅自派出铁路勘测人员进入满洲！好在，老毛子模样奇异似罗刹，很快就被地方官衙发觉并上报了朝廷。北京一声令下，吉林将军便派人将这些不速之客悉数礼送出境矣！

俄政府颇为愤然，指责清政府不念“还辽”之恩，并正式提出拟在大清境内合办铁路之议。

很快，俄人就得到了回复。驻任全权大臣许景澄奉命回复俄外交部：

东省铁路，本国自办，可与俄铁路在两国交界处对接。

东省，即东三省。

不幸的是，因为与日本的一场战争，国库已经亏空，偿还日本的2.3亿两白银，全靠从法国的6家银行和俄国的4家银行贷款来偿还的，大清国哪还有能力在满洲大地上自建一条长达5000华里的大铁路？

所以，在恭亲王奕领衔上奏给两宫的折子上，就出现了如下文字：

计唯有中国自造铁路，在边界处所与彼路相接，庶通商之权利，尚可稍分；而辽海（指辽河以东沿海地区，即辽东半岛）之形胜，不致坐失。唯其中有二难焉！一则腹地未造，岂能远及边疆？一则岁息（即贷款年息）难偿，何容更借巨款？

所以，左右为难的大清国及其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无力拒绝俄人的要求，只能继续举着“以夷制夷”的大旗吓唬一下维特。

维特岂是纸老虎？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基于对大清国现状的观察和认识，他直言不讳地回答李鸿章：“贵国虽欲自建铁路，但素习颟顸，恐十年不成。”

也许，在李鸿章听来，维特此话，实属逆耳忠言，不然，他就不会当晚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提及这句话。

5月4日，尼古拉二世这个看似颇有教养，并精通英、法、德文的青年君主，在其行宫皇村的叶卡捷琳娜宫，接见了大清国的贵宾。

皇村距圣彼得堡20多公里，是俄罗斯帝国首位皇帝彼得一世为妻子叶卡捷琳娜建造的行宫，也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自幼成长并最喜欢待的地方。

在叶卡捷琳娜宫中，尼古拉二世接收了李鸿章递上的以光绪皇帝名义致送的国书和贵重礼品以后，突然以欣赏礼品为由，屏退本国大臣、翻译和仆从，让李鸿章的儿子（实为嗣子）李经迈担任英文翻译，将李氏父子单独引入了内宫。

李鸿章当晚在给国内的电报里，详尽汇报了俄皇的原话：

我国（指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人尺寸土地。俄中两国交情最密，在东北修建铁路，实在是为将来调兵迅速。中国有事，也便于帮助，并非只对俄国有利。中国自办铁路，恐能力不足。

年轻的沙皇亲口把前去向他祝贺加冕的大清国老人忽悠了，尽管这位老人是一位极富政治智慧与非凡经历的大清的宰相。

正因沙皇的亲口承诺，李鸿章才建议朝廷接受俄人的请求。得到北京的训令后，几经谈判，6月3日，在莫斯科，李鸿章与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和财政大臣维特秘密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亦即外界所传的《中俄密约》。该约的主要内容是，两国领土如遇日本侵占，则水陆各军要互相援助；为达此目的，清政府同意在黑龙江和吉林境内接造铁路。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针对两国共同敌人日本帝国而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

中俄结为隐秘的战略同盟国了。

李鸿章再度被接到皇村，向尼古拉二世辞谢后，继续他的大国之旅去了。

值得探究的沙俄皇村

李鸿章离开俄皇行宫113年之后，即2009年7月，我和朋友们也进入了被旅行社叫成“普希金村”的这所沙俄时代的奢华行宫。这里从前叫皇村。之所以人们要扯上最受俄罗斯人爱戴的大诗人的名字，是因为普希金童年时曾在皇村里读书，而他因在外交部工作时与“十二月党人”有亲密接触而被变相流放到南方，直到6年后才被新继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召回首都，又在这里住了一些时候。现在，这里有一座普希金纪念馆，就是当年的皇家小学。

在俄罗斯各地，我见识过，也感慨过，杰出的文学家比历代沙皇更受尊崇。

果然是普希金村！入口处，即有大诗人的雕像，而且是坐着的一副颓丧模样的普希金，这尊青铜铸就的俄罗斯大诗人，是尼古拉二世登基后下令立起的！在自家的禁宫里，立一个反对自家专制体制的人的雕像，这难免让我这个中国游人瞎感慨一通！

宽容的尼古拉二世在自家的夏宫里为普希金造像，就是对曾祖父尼古拉一世的不敬，因为尼古拉一世正是扼杀了“十二月党人”起义的那位君主。众所周知，由贵族军官们发动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目的，是要推翻专制国体，建立宪政国家。但让人感慨的是，尼古拉一世一开始时并未下令镇压起义军，而是派出代表与其领导人谈判，力求起义军自动撤走。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他才下令炮击了枢密院广场上的起义军。而且，虽说事后有多达500多参与政变的军官受到审判，但只有5名为首者被处以绞刑，其余121人全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而更多的参与者则被免予处分。

正是在镇压了这次贵族阶层发动的起义之后，尼古拉一世把一直与“十二月党人”走得很近的普希金召回圣彼得堡，甚至赐以宫廷侍卫的名义，让他与夫人住进皇村，时常召见并长谈。或许，沙皇期待诗人在自幼读书的环境中觉悟。不意，适得其反，就是在大受优渥的日子里，普希金写下了著名的赞颂反叛者的名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而且，普希金不光委托前往西伯利亚陪同丈夫流放的穆拉维约娃女士将这首诗带去，以表明自己对“叛国者”朋友的无限同情，而且还把这首诗请人带到英国伦敦，发表在西方国家的报纸上。上一节笔者写过，穆拉维约娃即第一个埋葬在赤塔木教堂外的可敬的贵夫人。

对“世受皇恩”的普希金的“不思悔改”的任性，尼古拉一世居然忍了。在普希金决斗而死以后，尼古拉一世不仅代大诗人还清了欠债，而且还重重地抚恤了其遗孀。

不过，李鸿章到访皇村的时候，普希金像还没立在这里。在喷泉飞溅的庭院里，他看到的全然没见过的祼着身子的“西夷”男女的“不雅”雕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他看到的是皇村的第一任女主人叶卡捷琳娜的半身雕像，最终，他看到的是年少俊朗且温文尔雅的俄国大皇帝的尊容。

李鸿章在第一次直面感受西方文明时，也被披着文明外衣的俄皇蒙骗了。

在叶卡捷琳娜宫，尼古拉二世接见了李鸿章。宾主相会的第一现场，是被中国人译作“金銮殿”的到处都是金色雕饰的接见大厅。而后尼古拉二世把李鸿章父子单独引入内宫密谈，那里才是导致了日俄战争爆发的火药匣子。可究竟是哪一座殿堂呢？是接见大厅旁边的绿柱厅，还是另一侧的红柱厅？抑或，是那座全用琥珀装饰起来的琥珀厅？反正就在其中的某一座宫中，心怀鬼胎的尼古拉二世说动了李鸿章，于是，就有了令日本人大感愤然并最终不惜发动战争的中国东北大地上的铁路。

哦，忘了交代了。李鸿章、李经迈父子应该是被皇家专列从圣彼得堡接到皇村的。因为早在尼古拉一世时代，即末代沙皇的曾祖父当国的年代，俄国人就修建了史上第一条铁路，即从圣彼得堡到皇村的专线铁路。那是1837年，中国还是道光年代，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依然是马车，那会儿，李鸿章也才是个14岁的读书郎，全中国谁也不知道“西夷”发明的火车是什么玩意儿呢！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窄轨铁路，是李鸿章出使西方各国的前5年，由他支持修建的，全长只有不到10公里。

有关圣彼得堡皇村的故事，后面还要再说。总之，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的游客，去皇村旅游的时候，不妨感悟一番东西方文明的差别，并顺便想象一下，一位老迈的中国老人的背影。别忘了，我东三省大地上的铁路线，百余年来，一直在高效率地运行着，并且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这条铁路注定将越来越繁忙。

“受贿”的李鸿章

李鸿章一行坐着火车去了欧洲。他不知道的是，在欧洲，已经有谣传在等着他。

我还记得当时欧洲谣传，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这是《维特伯爵回忆录》里的一段话。其实，何止“欧洲谣传”？就在圣彼得堡，没参与过密约签订的宫廷大臣们也都在“谣传”——

维特的同僚、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上将也一直这样相信。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写道：

谢尔盖·维特收买了卑鄙的李鸿章。

被维特免职的财政部前副司长沃尔夫男爵更是有鼻子有眼地说：

李鸿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的两百万卢布返回了北京。在东方，良心是有它的价钱的。

谣传到了大清，更是大行其道——李鸿章还没回国的时候，其政敌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就从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获悉并相信了他“收受巨贿”一说，一时谤满天下。不过，后来有人证明，该报披露的那个《中俄密约》，是有人伪造的。

晚年的维特，承认下令给李鸿章送过礼，但那是在《中俄密约》签订了两年后的1898年春天，为了敦促李鸿章同意俄国租赁旅顺口，他下令财政部驻北京代表向李氏行贿了“价值50万卢布的贵重礼物”。至于是什么礼物？他没写。他只是说，出于对大清的好意，他才这样做的，因为沙皇已经决定，如大清国人不同意租借旅大，那么，俄军将强占该港！

李鸿章与外国签订的所有条约，都不是他的个人行为。遑论在一个规矩极严的专制国度，即便在现代的发达国家，外交使节的权力能有多大？即便尊贵如宰相的文华殿大学士，亦不过是被最高统治者遥控的签字机器而已。无论是与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还是与俄国人签订《中俄密约》，李鸿章都是将对方所拟条款用电报逐条发回国内，经中枢诸臣讨论并报“两宫”批准后，才奉旨而签的，他哪有擅自签名画押的权力？况且，他与大清国统治集团都认定，他是被排除在“当轴诸公”之外的人。

李鸿章离开德国以后，驻德、俄、比、荷大臣许景澄在德京柏林与俄财政部副大臣罗曼诺夫展开了具体而又艰苦的谈判，并于当年9月8日奉旨与俄国签订《东清铁路合同》。

百余年后，展读此约细则，我才知道，此铁路并非俄国政府独资建造，而是由中俄两国议定专为此事成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全盘操作，而且，清政府也是该银行的股东之一，“以平库银五百万入股……盈亏均照股摊认”。其次，清政府拥有最终的管理权：公司的名称是按大清国方面的提议确定的，公司的官印（公章）是由清政府制作与掌握的，公司总办由清政府派出的。俄方在该公司的最高负责人为总监工。

让我意外的是，按协议之规定，铁路经过地区的大清国人民的利益，是得到了起码的保障的。且看——

所有庐墓村庄城市，皆须设法绕越；……建造铁路需用材料、雇觅工人及水陆转运之舟车夫马并需用粮草等事，各按市价，由该公司自行筹款给发；[开采建材所需之地]若系民地，按照时价，或一次缴清，或按年向地方纳租，由该公司自行筹款付给。

最后一点，我还第一次知道，这条铁路，是有建设周期和中国政府收回期限的：

自此合同奉旨批准之日起，以十二个月为限，该公司应将铁路开工……以六年为限，所有铁路应全行告竣。

开车之日起，以八十年为限……八十年限满之日，所有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全归中国政府，毋庸给价；又从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有权可给价收回。

根据该合同，1897年3月，东清铁路公司在俄京圣彼得堡成立，分公司设在北京。之后，许景澄奉旨调回国内，出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工部左侍郎，再兼东清铁路督办，即这条铁路的第一把手。

东清铁路的引入，让李鸿章、许景澄乃至前几年与俄皇相识的王之春等与俄“有染”的大臣都成了有实证的“卖国贼”，那个已经升任广西巡抚的王之春最是倒霉，后来竟差一点被一心“拒俄”的革命党人暗杀身亡！此为后话了。

其实，中堂岂是糊涂人？李鸿章力谏大清“联俄”，只是为了“拒日”，即防备日本人卷土重来，而绝非相信俄国人会真心帮助大清富强。

在给其老幕僚、时任驻美公使伍廷芳的信中，李鸿章直言不讳地表明了他对俄人的认知：

彼既不肯为我祸，亦岂肯为我福？……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恃人终难久也！

果然，东清铁路尚未动工，俄国人即强租了旅大。不得已，清廷只好批准东清铁路公司再建一条从宽城子（长春）通向旅顺口的支路，即南满铁路。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1898年8月28日），许景澄赶到尚很荒凉的哈尔滨，与俄财政部代表一起为东清铁路奠了基。

“拳乱”加深了大清的灾难

沙俄在远东的黄海终于得到了一处出海口和不冻港，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再也不必为海参崴每年长达四个月的冰冻期而发愁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岁末，也就是阿列克谢耶夫到旅顺口出任关东州长官的时候，大清自己乱了！此乱因发生于中国传统纪年的庚子年，即西历1900年，故时称“庚子国难”，史称“庚子之乱”。

这场男曰“义和拳”、女曰“红灯照”的民间迷信组织活动，起自上一年的山东省平原县。简而言之，拳民们相信，只要穿上红衣，念一通符咒，喝一口浸了烧成灰烬的符咒的水，就能神灵附体，肉身刀枪不入，而且见谁灭谁。平原县的拳民从与当地教会的冲突发展到公开与本县官府对抗，“藉仇教为名，聚众煽惑，屡致巨案”（1899年11月21日清廷诏书语）。当年12月份，在外国公使的一再压迫下，清廷将纵容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调任山西巡抚，而以时年40岁的武卫右军统领兼工部侍郎衔袁世凯署山东巡抚，即代理山东省长。

袁代省长到任后，张贴的第一份布告，即《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在袁氏的无情弹压下，鲁西的拳民们仓皇逃出山东，流窜入直隶。

本来，这场骚乱成不了气候，但自发的群众运动很快被高层的政治势力利用了。正欲撤换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听信了一班守旧的大臣的谏言，竟要借拳民教训一下洋人！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因上一年的“戊戌变法”，老妇人得密报：光绪帝身边的维新党人竟欲动员军队劫持自己！老妇人当场翻脸，立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叫停变法，幽禁载湉，并下令捕杀了6位参与变法的朝廷官员（史称“戊戌六君子”），自己重新开始“听政”。此即流血的“戊戌政变”。

政变后的慈禧太后，决定废掉忘恩负义的载湉，另从其下一辈即溥字辈中选一新君。

作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之一的李鸿章，奉旨向各国公使通报了情况。至于这位老到的“大汉奸”只是简单地向公使们通报了本国最高领导人的决定呢，还是暗示了自己的担忧，这已经无从考证。过了些日子，李鸿章就被外放至岭南，成了远离京师的两广总督。此为后话。

闻慈禧太后将废黜光绪帝，各国公使奉本国之命，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在西方人眼中，领导了“戊戌变法”的大清皇帝是一个带领大清国走向文明国家的开明的君主，而老太婆则是冥顽不化的守旧派的总代表。

洋人的棒喝，中止了慈禧太后的废立之愿。为此，老妇人对干预我大清内政的西方势力更加仇恨。已经被确定为未来的皇帝的“大阿哥”（即皇储）溥儁之父载漪等一班保守派大臣，唯恐国体变法危及自家利益，遂忽悠太后，伺机报复洋人以雪“国耻”。“拳乱”闹进京城之前，守旧大臣即以“义民可恃，其术甚神”为辞上奏慈禧太后利用拳民排外。不过，更多的京官与外臣则奉劝太后及早弹压“拳乱”以弭后患。

且看义和团到处张贴的这张布告：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都学会，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这是义和团的一纸纲领性的传单。看清了吧？毁坏外国人在我大清建设的铁路，已经是拳民们奋斗的目标之一。

由于慈禧太后的犹豫和保守派王大臣的怂恿，由破产农民组成的直隶各地义和团于农历五月中旬堂堂正正进了京城。在满大街一片“杀洋鬼子”的狂躁的呼喊声中，一场暴烈的排外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北京迅速展开。拳民到处设坛习拳，并四处焚烧教堂和卖洋货的商家。

朝廷的不作为，让义和团很快闹到了满洲。

民国二十三年（1934）版的《奉天通志》上，有如下记载：

二十六年，拳匪作乱，副都统晋昌率众附和，增祺不能阻，遂启战衅。

瞧瞧，一个叫晋昌的奉天第二号人物，竟然拒绝听从顶头上司盛京将军增祺大人的命令，擅自率领拳民去“灭洋”去了！

这可真是咄咄怪事！驻防副都统，是正二品的高官，怎么竟敢在规矩极严的官场上，公然违背上司，擅自助纣为虐？

不过，了解了此人的姓氏与身世，人们就恍然大悟了——人家姓爱新觉罗，籍隶满洲正黄旗，乃正宗皇族！而且，他不仅身世正统，更是慈禧太后的亲戚！他的大福晋是咸丰帝的妹妹，同治帝的姑姑。换言之，慈禧太后是他夫人的嫂嫂，他的舅妻！有如此过硬的关系，他才会有如此胡来的本钱。面对这样一个牛气熏天且又糊涂透顶的部将，增祺何敢对他拍桌子瞪眼？没准人家是揣摩准了老太后的意图后才如此行事的呢！

呜呼！有了晋昌这类“爱国干部”的“挺身而出”，东北地区的“拳乱”才后来居上，惹了大祸。

在官军的支持下，奉天的拳民身穿红黄衣裤，念着“刀枪不入”的符咒，迅速开始了“灭洋”的暴烈行动。

东北“拳乱”越闹越凶的时候，京津那边，英、美、德、法、俄、意、奥、日八国联军已经组成并攻陷了天津城，联军中，最大的一支外国军队是1700人的俄军，是沙皇下令从旅顺口借道山海关就近赶来的。大清军队虽数倍于八国联军，但照旧不堪洋人的进攻，很快就溃不成军，四处逃窜。更多的拳民们举了红灯、喝过符咒，念完“刀枪不入”的癔语后，跟着上阵，却成片成片地倒毙于洋枪洋炮前。因失守有责，更因愤然于朝廷的胡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服毒自杀。

6月16日至19日，一连开了4次御前会议之后，昏了头的慈禧太后，竟全然丧失了理智，真的相信载漪他们所说的“义民”们确有所谓的“法力”，居然下令向11个国家同时宣战！

荒唐至极的宣战诏书颁下以后，局势急转直下。官军开始与被诏书褒为“义民”的义和团共同攻打外国使馆。6月20日，载漪掌管的“神虎营”的一名叫恩海的队长，竟当街把德国公使克林德枪杀于东单路口！之前，官军曾当街把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天坛门外枪杀。

清政府军公然枪杀外国外交人员的暴行，一时震惊了西方世界！

尤为荒唐的是，为贯彻落实最高领导人的精神，北京步军统领开出了宰杀西方人的极为诱人的悬赏价目：

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

杀一妇夷者，赏银四十两；

杀一名洋童者，赏银二十两。

自此，当街处决一切“夷”人，成了可以拿到国家奖赏的正当且有收益的行为！

7月1日，广大拳民坚决响应朝廷的号召，在保定一举杀死了15个英美籍传教士！

呜呼！有如此胡来的政府，必有加倍胡来的暴民！

起初，关外的拳民只杀本国同胞，对于老毛子，他们一时还没敢痛下狠手。这是因为这些年来，因各地教案而严惩肇事者的事例太多！

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的《铁岭县志》上，有如许触目惊心的记载：

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拳匪肇乱，焚烧俄人在境之借筑铁路及耶稣、天主二教堂。……时奉天副都督晋昌仰承京师王大臣意旨，确信拳民为义兵，故各县莫敢与抗。……全境信仰旧教者总计男妇一千九百五十人，城居之外南乡为多；信仰新教者一千四百人，城居之外东乡为多。庚子拳民仇教，多遭惨杀。

但是，在晋昌的率领下，奉天的2000多名清军及时转变立场，从剿办拳匪的官军一举变成助拳灭洋的“正气之师”，如此一来，在满洲的洋人们即不再享受不死的豁免权了！

1990年9月版的《法库县志》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条目仅有一事记载：

义和团在通江口船匠钱法师率领下，打着“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的旗帜，攻入法库门，烧毁了法国的天主教堂，杀死了传教司铎和许长老。

同期出版的《康平县志》上也有类似的记载。

东北是有5000多名俄国铁路员工及家眷的“洋夷大区”，“男夷”“妇夷”与“洋童”遍地都是，所以，俄人自然就成了拳民的逐杀目标。毋庸讳言，对极度亢奋的施虐者来说，“妇夷”与“洋童”比“男夷”更容易得手。

突如其来的“拳乱”让俄国铁路员工闻风丧胆！眼见得官军与拳民开始共同行动，拆毁了铁路与奉天铁路公司的建筑，东清铁路公司的奉天监工（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维尔霍夫斯基慌忙率员工及家眷逃火车逃至辽阳。不料，辽阳也闹起了义和团，一干俄人自投罗网。因有省领导晋昌的大力撑腰，7月2日，辽阳拳民们爽快地把维尔霍夫斯基的头颅砍下来，挂上城头示众。按中国人的说法，这叫枭首示众！

东清铁路公司自有一支护路队，计有6000名俄籍官兵。但这支只有轻武器的准军事武装，分布在东三省在建铁路的广袤工地上，根本对付不了拥有大炮的清军和无数个手举长矛大刀以及红灯笼的拳民！见局势越来越糜烂，东清铁路公司紧急招募俄籍志愿者参加护路军，护路军因此扩大了将近一倍，成了1.1万人。但大清正式宣战以后，这1.1万来人仍然无济于事。在骚乱初期，护路队尚能对少数来袭的拳民进行有效地弹压，但在清军重兵来攻时，他们便成了自身难保的泥菩萨，更难以保护本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与妇女儿童。

近年出版的《铁岭市志·军事志》上，记有当年义和团围攻驻地俄护路队的情况：

六月十一日（即7月7日）铁岭“红灯照”首领李寡妇领导1000余名义和团部分团民和群众，焚毁了位于铁岭城东关的天主教堂与耶稣教堂，中午又率义和团民出西关，直捣沙俄修筑的长大铁路，砍断电线，掀翻铁轨，堆起柴草，燃烧枕木、铁轨，阻俄护路军南下。俄军护路队开枪向义和团民射击，李寡妇等10多名群众遇难。……

六月十三日（即7月9日）在铁岭被围的俄军抛弃辎重北窜开原，义和团及爱国军民乘胜追击，击伤俄军2名。俄军继续北上，在开原以北受到开原、铁岭义和团阻击，龟缩至昌图双庙子。随后铁岭、开原、昌图的义和团与爱国军民联合将俄军包围，激战1天。十五日（即7月11日），该股俄军在骑兵增援下突围逃跑，被毙伤20多名。

你看，护路军实在难抵义和团与爱国军民的共同打击。

领衔东三省将军的盛京将军增祺见大事不好，急忙通知在哈尔滨的东清铁路总监工茹格维志，让其下令：全路俄人全部撤离大清国，丢落在各地的材料与财产由大清国官衙负责保全。

7月9日，盛京将军增祺给尚在广州的李鸿章发电报，禀报本省拳灾情况和安排俄人撤离的举措。增祺之所以要把电报发给远在岭南的李鸿章，是因为此时各地疆吏都知道李中堂已复任直隶总督并负与洋人全权议和之责。

增祺向李中堂报告：

奉天刻下义和团民数日忽有数千，教堂、铁路公司全被烧毁。所驻俄兵先遍搜拳民，杀害乡民，并见我弹压队伍互相攻击，势难猝解。昨电令该总监工（即茹格维志）即将俄兵撤回，或可免衅。未知伊肯听否。

“伊”（茹格维志）早就急得上蹿下跳，未得大清国官府通知时，即通令全线监工安排俄籍员工及家属在护路队的掩护下分段集中。好在有已经建好的几段铁路，开上火车，俄人逃得风驰电掣。杯弓蛇影的俄人临撤走时，还枪击了阻挠他们的大清人。

据俄国史料记载，“拳乱”时，在华俄籍员工与家属共5000余人，其中分两批有3000余人被护送回国，另有1000人留在大清国参加了护路志愿队。至于其余的那些人，是死是活，未见记载。

增祺还把允许俄人撤回国内的决定向吉林将军长顺和署黑龙江将军寿山作了通报。

此时，黑龙江对岸的俄国阿穆尔省总督戈罗戴科夫，也受命致电寿山，声称要假道瑷珲——

不得已时保路助剿，不与地方为难。

“保路助剿”，意即俄军将进入大清国境内弹压骚乱。

因北京大乱，各国驻华公使个个不知下落了，所以，俄边疆地方大员直接找对口的邻邦长官交涉，也算是特殊时期的合理交涉。

寿山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而且，还强硬地回复：如若进军我境，我必开炮相迎！

李鸿章阅罢盛京将军的来电，在给驻俄公使杨儒的电报中说，自己已“殊为焦急”，请杨大臣赶紧与俄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密商”，力劝俄兵不入我境。

后来，增祺在给奕劻、李鸿章和荣禄的电报中，进一步承认了东三省的混乱局面，而且，已经“几无完善之区”了：

夏间拳教相仇，地方不堪其扰，及京、津、东三省相继沦陷，溃兵、土匪到处抢掠，几无完善之区！

不过，增祺将军给北京发这封电报时，慈禧太后已经裹挟光绪帝出北京城而仓皇西奔，同行者还有载漪父子与奕劻等近臣。临走时，厚颜无耻的清廷还不忘吹一下牛逼，颁诏称“两宫西狩”去也，即“两宫”像光荣的祖先康熙、乾隆爷他们一样，要到西边打猎去。

其实，“两宫”逃走的头一天，八国联军即进占了北京，只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各国军队网开一面，任大清最高统治者逃走而已。

至于增祺之所以要把电报同时打给奕劻、李鸿章和荣禄，是因为奕劻又被慈禧太后打发回京与各国公使保持接触，李鸿章则在九道诏令的催促下不得不启程北上，荣禄则是一直随驾于“两宫”的军机大臣，是老太后最信任的满族家臣，电报到了他那儿，就等于到了慈禧太后眼前。

到了这会儿，满洲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矣！

大清自己给入侵者提供了借口

对于大清北方突如其来的骚乱的性质，帝俄重臣维特看得很明白，他认为：

中国民众对于俄国不满的最暴烈的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义和团事变。……中国民众袭击欧洲人，掠夺他们的财产，在一些情况下危害他们的生命。中国政府暗中援助这些暴动者。无论如何，中国当局既没有平定这场暴乱的愿望，也没有平定这场暴乱的办法，这是可以肯定的。

丧失了理智的大清国最高统治者和被虚妄的报国情怀所激励的北方破落农民，给了一直伺机扑过来的北极熊一个极好的张开血盆大口的机会！

事实上，也正因东北的拳民对在建铁路的毁坏和对俄人的滥杀，尤其是对俄妇女儿童虐杀的传闻登陆黑龙江彼岸后，才诱发了本来就嗜血成性的北极熊的疯狂报复。“海兰泡惨案”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都是那会儿发生的。

且听维特的继续讲述：

当事变的消息传到京城的那天，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到财政部办公室来见我。他喜形于色。我提醒他注意这次骚乱是我们夺取关东半岛的结果。他回答说：“就我来说，我很高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我表示我不明白，一旦占了满洲，我的这位来客将要拿它作何用途。他告诉我说：“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

布哈拉汗国原为中亚的一个封建国家，即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的部分区域，1865年被俄国吞并。中国庚子年，距布哈拉汗亡国只有35年，所以，俄国军头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扩张国土的成功先例。

库罗巴特金之所以如此亢奋，是因为他已揣度了尼古拉二世的野心。在其日记里，这位陆军上将写道：

我们的皇帝的脑袋中有个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

彼时，妄想利用义和团教训一下洋人的慈禧太后闻知俄国军酋的这番言论，岂不要把肠子悔青了？

一心要尽早实现“黄俄罗斯计划”的尼古拉二世，得到了与大清黑龙江相邻的阿穆尔省的告急奏报后，立马命令阿穆尔省密切关注大清局势。6月21日，惊闻大清居然向包括俄国在内的11国同时宣战时，沙皇的下巴大概都快笑下来了！两天后，即23日，他下令阿穆尔省进入紧急状态，并令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紧急招兵。

随后，主管东清铁路事务的维特立即约见杨儒，向大清公使披露了俄廷的欲出兵保路的内部信息。

杨儒闻警，哪敢怠慢？6月27日，他径直给领衔东三省将军的盛京将军增祺发来一纸电报，转告了维特的原话：

顷俄户部（即财政部）面告：中国现在满洲一带备兵，似有占据铁路之意，工程员役避至牛庄，人心惶惶。都中匪焰方炽，俄意在助剿，不欲开衅，若铁路有急，势不得不调兵护守，以保路、工。参崴（即海参崴）、旅顺现均屯有重兵，征调甚速，徜进据满洲，恐各国亦将进兵他省，后患无穷。特属弟转电尊处，力保路工员役，切勿动兵，免开边衅等语。

事关大局安危，务乞加意！希见复。

按常规，一个驻外公使，只能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联系，而断不可直接与各地长官通电报。可是，谁让大清国已经乱了套呢！非常时期，违规有理。

仅一日之后，杨儒又致电增祺，力陈保护东清铁路之紧要性：

现正与俄密筹排解，倘满洲开衅，必致决裂，万望保护铁路。大局安危，在此一着！

维特因无法与俄国驻华公使及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取得联系，就在杨儒致电增祺的同一天，他直接给尚在广州的李鸿章发去电报，期冀以私人情谊打动4年前的谈判伙伴，敦促其出面制止满洲的混乱局势。

李鸿章身边的人将该电文译出：

译维户部电：现因无从径与本国驻使及贵国政府接洽办事，不得不请贵大臣垂念旧交，径饬满洲东省铁路沿途各地方官，禁乱民毁坏铁路，伤害工役，并照常帮助一切。倘乱民或官兵毁坏铁路，伤害工役，俄国势必派兵保护人民及此数百万金工程。深信贵大臣必看重我两人交情，竭力设法保此浩工，免启中俄之隙。此路系照约之事，且系我两人商订者也。

维特也算是煞费苦心了。按说，维特在国策既定，仍与大清暗通款曲之举，若依大清国人的思维模式，肯定是会被当成“俄奸”而遭追究的，即使就此身败名裂乃至遭受极刑也并非不可能。所幸，他没活在大清国。

不过，维特根本不知道，远离京城的李鸿章并无权力制止东三省的骚乱，况且还是由驻军首长晋昌带头闹起的骚乱！他能做的，只是给三省将军不断发电报，再三说明利害关系而已。

7月5日，驻俄公使杨儒又经过李鸿章处给署黑龙江将军寿山发去电报，谆谆告知：

俄人财力国家根本，均视铁路为转移……万勿与俄肇衅，致生枝节。

此外，他还请寿山将此意“速转奉、吉两帅”。

同一日，寿山也刚好给远在圣彼得堡的杨儒发去一电，称已接收“李相”转达的“尊电”，他已与俄总监工茹格维志商定，俄人一律保护回国，但如果“俄兵一动，路、工万不可保”。所以“乞速向外部（俄外交部）力阻来兵”，他甚至承诺：“铁路有失，唯三省将军是问！”

不幸的是，俄阿穆尔省“总督”戈罗戴科夫并不理会寿山的拒绝，于7月12日至15日，派俄军乘船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沿黑龙江东下，欲强行进入大清“保路助剿”。江防守军把寿山将军“开炮相迎”表态落实到了行动上，一通炮轰后，致俄军死伤数十人。此即火上浇油的“黑龙江事件”。

“黑龙江事件”成了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的直接诱因。

因《瑷珲条约》的历史遗留问题，大清在黑龙江对岸俄境内尚有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块飞地，数万大清人世代居住在那里，其中山东籍汉人占多数，其次是满人与达斡尔人。东北“拳乱”的血腥风声刮到江东以后，尤其有关俄国女人和儿童被残害的传闻开始流传以后，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大清人顿时即成了待宰的羔羊。

从“黑龙江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即7月16日，直到21日，黑河屯对岸的海兰泡和瑷珲城对面的江东六十四屯的大清人，不断被俄军警与志愿者强行集中起来，以“送回祖国”为由，押送到黑龙江畔，随后即被驱赶进了并无渡船的江中，凡不从者即遭枪杀和砍杀。几天下来，两地约有7000多名大清人命丧江中。

此外，俄中边境的其他几个城市也发生了规模不一的排华暴行。

此即震惊一时的“庚子俄难”。

惨案刚开始的第二天，即1900年7月17日，驻防瑷珲城的瑷珲副都督（当地军政最高长官）凤翔即派数百官兵渡江偷袭，与俄军边防部队发生交火，打死打伤俄军数十人。此次过境进袭，更激化了两国边境的局势！

第二天，驻俄公使杨儒就被俄外交部召去。

当天，这位心力交瘁的老臣就向北京外交部电奏了俄人的表态：

孰意江省不自平乱，反先开枪寻衅，越境来攻，我何能任彼炮轰，按兵不动？

对俄国来说，所需的借口已经由大清提供足了。所以，尼古拉二世宣布组建远东派遣军，由他本人亲任总司令，以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上将为参谋长。随后，库罗帕特金即指挥多达15万之众的俄军从7个入口杀进大清的东三省！

阿穆尔驻军一马当先，率先强渡黑龙江，击退了防守的清军，焚烧了瑷珲老城，稍后，又攻占了黑河屯。数日之后，戈罗戴科夫“总督”即宣布：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已经收为俄帝国所有。

呜呼！“拳乱”不光把难以计数的同胞的性命搭上了，还把原本属于大清的一大片飞地也搭上了！

如今的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的江边，有一座“瑷珲历史陈列馆”，据说是“文革”所建，本叫“爱辉反修纪念馆”。里面布展的主要内容，即这段惨案。一幅巨大的油画《海兰泡惨案》，再现了当年俄人的残暴和华人的悲苦。1956年，中苏两国的蜜月尚未度完，“瑷珲”一名改为了“爱辉”。消除的是所谓的生僻字，消除不掉的是人的记忆。不过，2015年5月，“爱辉”又改回了“瑷珲”，其中底蕴，耐人寻味。

最近一次改名后没多久，我与一众好友沿黑龙江西岸自驾游到过那里。让我稍感意外的是，有些昏暗的展厅里，立着一尊清代武将的青铜雕像，趋前而视，方知是“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寿山”的雕像。

国人通常把死于对外作战的将领视作“民族英雄”与“爱国将领”。

可想而知，武器与素质均十分落后的东北八旗，和至死还相信念着符咒就会“刀枪不入”的拳民，哪里是剽悍的哥萨克骑兵和训练有素的俄国炮兵的对手？一方步步紧逼，一方节节败退，战线毫无悬念地按俄军事当局的设计向大清境内推进。

眼见败局已定，生灵涂炭，寿山曾致电吉林将军长顺，请其代向俄铁路总监工茹格维志请求，自己愿带全家去哈尔滨作人质，以换得俄军的罢兵。但已经进入大清的俄国人，根本不可能停下南下的步伐了。无奈，寿山只得奋力抵抗，并对身边人说过：“守军覆则死！”

闻朝廷已向俄皇认悔，并派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了，寿山曾致电朝廷，愿将“全眷拿交刑部治罪，以谢俄人”。当时，他已经安排护兵送妻子与儿子离开省城齐齐哈尔南下避难。

由于战乱，寿山最后的这一奏报却未能寄出，他即被俄军围困在了齐齐哈尔城里了。俄军似乎在等待命令，一时并未攻入城中。

8月27日，另一支俄军攻陷了东清铁路枢纽哈尔滨，苦苦待援的俄国铁路员工与家眷终于可以泪流满面地集体祷告上帝万能了。

8月28日，寿山派其幕僚程德全，也就是“辛亥革命”时宣布“反正”的那个江苏巡抚，受命出城与俄军接洽，寿山自己则把“黑龙江将军府”的官印交付副都统萨保，自己从容地爬进了早已准备好的棺材中。他先是吞金而不死，旋命亲随开枪将自己击毙于棺中。40岁的封疆大吏，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却也成了“拳乱”的牺牲品。

死了也好，一了百了。他不知道的是，他还在苦心支撑的时候，李中堂已经拟好了针对他和晋昌的奏章，请求朝廷对“东省违旨肇衅之将军寿山、副都统晋昌斥革治罪”。

农历八月十九日（9月12日），远在太原的流亡清廷发下了对“妄开边衅”的寿山和“附义和团”的晋昌的“开缺，听候查办”的谕旨，但彼时，寿山已经作古好几天了。

寿山还不知道的是，其家眷在南返的途中，进入匪患遍野的奉天境内以后，遭到了一路土匪的打劫！区区几个护兵，根本抵挡不住匪众的强蛮进攻，只得认怂，把自己的长枪长刀与寿大人的老婆孩子一并献给了对手。好在土匪们弄清楚“肉票”乃黑龙江将军的家眷之后，未敢造次，只留下了财而放走了人，寿山的女人才没成为寇首的性奴。

拥有15万重兵和340多门大炮的俄军，在东三省对清军和拳民进行了血腥镇压。而屠杀了难以计数的大清人之后，满洲的骚乱平息了下来。

无论是最初打着“扶清灭洋”旗号而起事的义和团首领，还是想利用义和团排外情结的慈禧太后以及那几个乱臣贼子，有谁能料到，咆哮汹涌了两个多月的民族主义狂潮，是被洋人以暴力强行阻挡下来的，而垒成堤坝的，竟是大清人的累累尸骨！

人们更没能料到的是，这场内乱，竟导致了俄国大军进占满洲，并再也不肯撤走！

当初，俄军以“护路保侨”为名出兵满洲，理由似乎成立，但兵力超出实际需要的许多倍，这不能不令大清国乃至各国深感担忧。

为安抚大清与各国，早在俄军攻陷哈尔滨的前两天，沙皇尼古拉二世就亲自出马，信誓旦旦地承诺：“俄罗斯帝国并无占领满洲之意，一旦秩序恢复，俄军立即撤离。”

事实证明，颇有教养的尼古拉二世，再度无耻地欺骗了大清和国际社会。

维特在其回忆录里，就直言不讳地抱怨沙皇：

恢复当地的秩序显然一小部兵力就足够了，而他却调去大批的军队。他甚至把驻欧洲的军队也调去了……我们的军队在满洲的行为就像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一样，这样就种下了一场大祸的根苗。

南满铁路工程师希尔曼也曾直截了当地说：

从战事一开始，军方的欲望就不仅是惩罚义和团，而且是想吞并满洲。这是一件公开的秘密。

是的，武夫们已经控制不住内心的狂躁了。从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到关东州长官兼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只想帮沙皇陛下尽快圆梦，把大清的满洲变成“黄俄罗斯州”！

丧权辱国的《增阿暂约》

谁能料到，大清的“庚子之乱”，竟为刚到满洲赴任的阿列克谢耶夫搭建了一个表现其军政才干的舞台！

早在“拳乱”闹进北京以后，他就奉令派旅顺驻军司令斯特塞尔率一部官兵火速登陆山海关，由陆路日夜兼程赶往天津，他本人则亲率俄舰参加了各国对大沽口炮台的围攻。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城时，军衔最高的他被各国军队首脑推举为代理总司令，直至军衔更高的德国参谋总长、陆军元帅瓦德西匆匆赶来担任联军总司令后，他才回到旅顺。“拳乱”波及奉天时，他立即挥师北上救援南满铁路沿线各站的本国员工与家属。这些人被接回旅顺后，又被他安排军舰送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沙皇宣布派俄军强行进入大清“护路保侨”时，阿列克谢耶夫被任命为南满俄军司令。9月中旬，他亲率俄军一路弹压拳民与清军的抵抗，于9月28日，攻陷了辽阳城；4天之后，攻陷了奉天城，逼得暂留盛京将军任上的增祺不得不逃离奉天。那个已经被清廷免职的前奉天副都统晋昌，则率残部退到了法库门一带。

因“两宫”的逃离，大清中央政府名存实亡，所以，阿列克谢耶夫提请库罗帕特金向沙皇建议：既然无法与北京政府发生联系，即应直接与东三省的将军们就满洲的未来展开谈判。

这一火中取栗的提议甚得“朕”心！尼古拉二世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于是，阿列克谢耶夫就派俄军四处“邀请”增祺出面会谈。未久，弃岗而逃的增祺就在前往新民府的途中被俄骑兵追上了。

俄军官奉命敦请大清的本地头号大员回省城“正常履任”，并与阿列克谢耶夫就奉天停战事宜举行直接会晤。

此前，朝廷已颁谕旨，调增祺去南京当江宁将军，在与之对调的崇善抵达之前，盛京户部侍郎清锐兼署盛京将军。不过，兵荒马乱之际，增祺很可能没收到这道谕旨！

因与东三省疆吏一时失联，远避太原的朝廷，命留守京城的庆亲王奕劻等赶紧找到增祺与长顺：

设法查明（增祺与长顺）现在何处？……如一时查无下落，并着该亲王等于在京各大员中，择其堪胜此任者，酌保数人，速行电奏，以便简派前往。

一叶知秋，可见当时局势混乱成了什么样！

增祺既不愿落个“弃职而逃”的罪名过后被朝廷问责，又怕俄军占领全省后局势伊于胡底，也动了与俄军首领交涉的念头。但因未得朝廷授权，也怕被俄人扣为人质给国家造成更大的麻烦，遂写信给俄军头“阿提督”（阿列克谢耶夫），要求俄军先行停止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免其与沿道乡民为难”。身陷危局，心系百姓，这位后来被啐得满面唾沫的大清高官还是蛮有责任感的。

然而，增祺问遍身边幕僚，竟无一人敢去俄营送信！正犯难时，有一个叫周冕的黑龙江革职道员途经新民厅时，前来拜见。此人自称在黑省时有与俄人打交道的经历，愿为大帅送函。其实，周某被免职，正缘于他擅自与俄人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割地条约。有病乱求医的增祺，稀里糊涂就信了这个人。不过，周冕要求一纸“全权委员”的证书。增祺与奉天府尹陈兆文商议了一下，就开给了他。不料，正是这张全权证书，让不知国运在肩的周冕闯了大祸！

这个周某人是个大忽悠，好说大话，死要面子，但却并无真才实干。八月十八日（9月11日）他如愿得到全权委员的身份后，却一直不敢动身。增祺催了数遍之后，他才于九月初五（9月28日）前往省城。此时，阿列克谢耶夫已经在奉天城等了20多天，烦了，起身回旅顺口了。所以，等周冕到达奉天城以后才知道，说了算的老毛子“阿提督”已经不在省城了。周氏只好硬着头皮跟随俄军官南下。在有个狮子大开口的传说的旅顺口，他因抵挡不住阿列克谢耶夫代表考洛斯托维茨的胁迫，竟在《增阿暂约》上代替“增”签字画押了！

“阿”出示的这一条约，其正式的名字是《奉天交地暂且条约》，内文直把大清的奉天视作俄国的关东州一般，诸如奉天的军队一律解散，枪械收缴，由俄军进驻；俄方派员在盛京将军府“预闻要公”，“营口等处，俄官暂为经理”，等等。如此条约，直将大清国的盛京将军变成了俄人的傀儡，把大清国的陪都变成了俄国在远东的飞地！

数日后，看到以自己的名字画押的条约以后，“增”自知惹了大祸，竟未敢上奏朝廷！

流亡中的朝廷，是从远在圣彼得堡的杨儒的奏报中始知此事的，而杨公使是在无意中看了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后才惊闻此约的！

“两宫”赫然震怒，于八月二十九日（9月22日）颁下谕旨：

增祺擅行委员，妄加“全权”字样，殊属荒谬！着交部严加议处。

兵部议处的建议是：对增祺，先行革职，调京听候查办。

“两宫”立马准之。

随后，清廷以“增祺未经奉明，擅派周冕赴旅妄立暂约”（诏书语）为由，指示驻俄公使杨儒与俄国交涉，否认《奉天交地暂且条约》的合法性。

前面说过，10天之前，即八月十九日（9月12日），清廷曾降谕旨，将盛京将军与江宁将军对调。不过，因战乱，增祺未必接到此诏。因俄军打上门来，增祺自知犯了大错，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自请治罪”。朝廷的这一道谕旨算是对他的奏报的回复。

不过，没等他动身去北京投狱，又收到了新的谕旨：革职，降二级留任。

在君主专制时代，“交部议处”是个凶险莫测的处分，砍头、流放、坐牢、罢官、贬职、留任，各种可能都有，而“革职留任”就不太好界定是何等性质的惩戒了，没了现有的官职，却让你留在原位置上继续工作，等危机过去后再收拾你，这也太难为受处分者了！

清廷朝令夕改的原因是，国难当头，老太后和满族枢臣们实在找不出一位比增祺更合适的满籍的从一品大员担任盛京将军了，故只好让增祺待在奉天城里好生应付，根据局势的变化和你小子的表现，秋后算账。

然而，大清疆吏难过之时，正是罗刹魔头开心之日。对于一心要向东方扩张、在黄海永久占据一处不冻港的尼古拉二世来说，阿列克谢耶夫实在是个有功之臣！鉴于阿列克谢耶夫在处理大清骚乱中的良好表现和过人见解，大清的“拳乱”过后，有关他的晋升为海军上将的诏令和肩章、礼服等悉数送抵旅顺口。而且，沙皇陛下更赐予了他一个帝俄职业军人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侍从将军。

对处心积虑扩张本国势力的沙文主义野心家来说，别国的内乱正是他们成功的台阶。

铁路在血泊中提前竣工

“拳乱”平定后，东清铁路公司公布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已经建成的800多公里铁路，被拆毁了550多公里，沿线的铁桥、涵洞，乃至各站的办公室和住宅，大部分被捣毁或焚烧；208个火车头中的45个成了钢铁垃圾；同样成为钢铁垃圾的还有1600辆平车。

还有一个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即兼任东清铁路公司中方总负责人许景澄不在人世了。慈禧太后决定向各国宣战后，竟下诏将劝阻攻打各国使馆的许景澄等5位明智的大臣诛杀了！

史料记载了许氏当年7月28日被难时的情景：

是日午后三下钟，许乘囚车赴菜市口。许公红顶蓝翎，身穿纱袍，临刑问监斩之徐、景二官曰：“我何罪而至于此耶？”徐、景喟然太息，摇手止之曰：“毋多言，总是弥天冤枉而已。”

从东清铁路的谈判，到铁路在哈尔滨的开工，再到开工以来遇到的诸多困难，此公都在北京和黑龙江尽职尽责地履行国家赋予他的使命。进入民国以后，许景澄没有被中东铁路（即前东清铁路）的股东们忘却。1923年，为庆祝该铁路建成20周年，两国理事们议决出资3万卢布在哈尔滨市中心建了一座许公纪念碑，修了一条许公路，建一座许公桥，后来，又成立一所许公纪念实业学校。

近百年后的2015年8月16日中午，我从哈尔滨景阳街上的东北抗联博物馆里走出，见到对面的一块小三角绿地。我突然想起，当年的许公碑，正建在这块小三角地上。

穿过车水马龙的景阳街，我一个人走进那块三角地。

有草木，有景观建筑小品，但却没有一丁点纪念碑的痕迹。

景阳街，就是以前的许公街。一幢西式的许公纪念碑，历经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伪满洲国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苏军占领时期和共和国成立后17年，历40余载，一直矗立斯地而不倒，但却毁于“文革”初期。

距景阳街不远，有条果戈理大街，还有连片的俄式老建筑，包括原中东铁路公司大楼。这些老房子现在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维护。

如今，人们都知道哈尔滨是因东清铁路的修建而新兴的一座国际化都市，但有几人还记得百余年前死于内乱的许景澄？有谁记得他做驻外大臣时，我青岛最初的设防和北洋水师几艘巨舰的订购，都有此公有关？他不仅谈妥了东清铁路的合同，而且还曾谈退了侵入我西北边陲帕米尔高原的俄国军队。从驻外大臣调回国内后，他以总理大臣兼工部侍郎再兼关内外铁路督办，恪守职责，勤勉操劳，既为东清铁路沿线的人民争得了利益，也为铁路的顺利修建做出很到位的协调。铁路开建以后，他调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和学部大臣，仍兼管全国铁路建设。他的死，令很多人错愕不已。多次在谈判桌上与他打过交道的俄财政大臣维特闻其噩耗后，不禁喟然长叹：“他是一位善良可敬的官员。”

不幸的是，大清国不光有李鸿章、许景澄、杨儒这一类知国情、识世界的开明大臣，更有在京的载漪和在外的晋昌一类的“爱国官员”。而且，前者太少，后者忒多！耐人寻味的是，前者尽是从科举道路上凭自己的能力一级一级走上来的，而后者都是官二代，全凭父辈恩荫而上位，所以，他们往往既无礼义廉耻之基本教养和道德底线，亦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从政能力与历史责任感。他们唯一有兴趣的事，就是揣摩准了上意，然后借力于草根的民族主义思潮，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以爱国的名义把前者诬为汉奸，不断虚拟境外势力对我清王朝的颠覆之心，以达到让自己家族持久地荣华富贵的目的，而根本不管作恶后国家利益受到多大损失！百余年前的“庚子之乱”，实在是活生生的例证！

哦，说一下晋昌及其家人的下落吧。因李鸿章的奏报，晋昌被皇帝降旨“遣戍西藏军台效力”。发配西藏自然是比发配新疆更残酷的处罚，其结局不言而喻。不过，晋昌率家人走到成都时，即称病不起。四川总督锡良遂上奏朝廷，请允其留川养病。朝廷立即恩准了这一奏请。于是，晋昌及家人得以滞留成都。至于川督的奏请是出自本意，还是按密诏授意所为，人们只能猜测，不敢言传。

尘埃落定之后，太后没有忘了晋昌一家，从晋昌之子钟颖突然被重用开始，人们始见端倪——日俄战争后，那小子刚满18岁，就被任命为四川陆军小学工程处提调，20岁时，竟成了驻蜀省的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的协统（旅长）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人们这时才记起，无尺寸之功的钟颖，毕竟是太后唯一的儿子、已经驾崩多年的同治帝的表弟嘛！

不过，老太后死了以后，钟颖的日子就过得不顺心了。摄政王载沣命其率所部进驻西藏镇守。他在拉萨待到第三年，大清覆亡，民国既立，他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首任驻藏办事长官。不料，藏族分裂势力趁内地不稳之际发动叛乱，他竟下令杀害了正在波密安抚民心的前湘军幕僚罗长裿（字退斋），自己却擅离职守，绕道印度跑回内地，致西藏与中央政府断了联系。袁世凯可不是那拉氏，他下令将钟颖诱至北京逮捕，经多次审讯后，下大总统令予以处决，其罪名是“要结乱兵，擅离职守，以致藏民茹痛，边境骚然。已属罪无可逭，又复挟私嫁祸，擅杀忠良，焚毁尸骸，惨无人道”。此为后话矣。

百余年之后，平心而论，晚清的外患，并非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庚子之乱”就是最惨烈的教训。

正因悟透了这个道理，所以，弥留之际的李鸿章就精辟地向“两宫”上奏了他所总结出的令吾国屡屡罹祸的根本原因：

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

“构衅”，用书面语解释，是构成衅隙；用大白话表述，就是没事儿找事儿。李鸿章是在以毕生的经验奉劝慈禧太后：大清国之所以老是“吃亏”，正源于自己一次次地对外“构衅”。

李鸿章死后，其子李经述曾致电泣告杨儒：

先严病久，事繁未能静养，遽致不起，弥留之际，以东事未结为憾。世叔夙与同志，必能补先严未了心事。

此电文里有两个称呼不妨留意一下，一“世叔”，一“同志”。世叔，即对比父亲岁数小的长辈的尊称。杨儒比李鸿章小一旬，比李经述大两旬，故被奉为父辈。同志，乃志同之友，源自左丘明“同心则同志”，本是文人之间的称谓，只是到了清末，被革命党人拿去互称，才成了革命党人之间的专用称呼。至于如今被当成了同性爱侣之间的称谓，更与“同志”的本义相距万里。

不幸的是，李鸿章死后不到一年，杨儒也在圣彼得堡任所因中风而过世。所幸他生前坚决否认了《增阿协议》的合法性，甚至在军机处通过李鸿章让他在俄人提交的条约上签字时，他居然抗命拒签，为满洲问题的解决消弭了最大的隐患。

李鸿章不在了，许景澄和杨儒也不在了，但他们艰难经手和苦心维护的东清铁路却从“拳乱”中活了过来，又开始在满洲大地上快速延伸。

1903年7月14日，东清铁路全线提前竣工并通车。尽管被“拳乱”耽误了大半年的时光，但是，靠数千名俄国技术人员与数万名大清劳工的奋力劳作，铁路竟然提前一年完工了！曾记否？合同上规定的竣工期限是6年以内，即从1898年8月至1904年8月。

不过，知道为了修这条铁路而死了那么多不该死的人——有俄国人，但更多的是中国人，我的心境就不可能不像被钢轨压实的石子儿一般沉重难忍。

正逢其时的南满铁路

东清铁路开通之际，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俄国境内并未全线贯通。从最西端的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站往东修的铁路，已经进入了广阔的西伯利亚大平原，只是在伊尔库茨克城以东被偌大的贝加尔湖所阻隔。湖东的赤塔段业已修到了满洲里。所以，东清铁路的开通，让远在欧洲的俄国政治中心与远东有了最为快捷的连通。截至战前，为了这条举世无双的大铁路，并不富裕的两代沙俄政府已投资14.5亿卢布，远远超过了军费的开支。作为一个欧洲的落后国家，俄国为了实现“东进”的国家战略，真是豁出去了！

不过，最先体现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大铁路的价值的，并非最初的决策者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主持者维特所设想的经济收益，而是不可替代的军事用途。

东清铁路，尤其是南满铁路，开通得正逢其时！

铁路一开通，按当年的《中俄密约》之规定，立即被俄军征用。因为密约上明确约定：若有对日战事，该铁路将无偿用于运兵、运粮、运军械。

也就是说，这条当时中国境内最长的铁路，是从军用专线开始其使命的。

于是，西伯利亚大铁路最南端的旅顺站，从早到晚，每天都有数列火车自北方呼啸而至，喘着粗气，卸下大批官兵、战马、火炮、弹药和辎重等，又匆匆驶回。返回俄国的列车上，每每坐满了去北方哈尔滨或干脆回国避难的俄国平民与欧洲侨民。

最早一批南满铁路的乘客，是驻扎在欧洲的俄第三十一步兵师和第三十四步兵师两个旅的官兵们。按俄军编制，每个步兵师有4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旅，官兵约1.8万人，阵容和日军的1个师团相当。不过，为了蒙骗日本人，俄军事当局编造了个很蹩脚的理由，说把这两支部队调到远东，不过是“为了检验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能力”！从形式上来看，确实如此，因为官兵们乘坐的是客运列车，而非军用专列。

世人都知道，正是这条修进了大清国东省的铁路，似一根粗又的钢针，刺疼了日本人最敏感的神经，才令他们禁不住地跳了出来，最终挑起了战争。

[第三季] 十年扩军日本变成军事强国

横亘在大清满洲大地上的铁路，在日本人眼里，就像一道日益逼近自己的巨蟒。随着这条巨蟒的缓慢南侵，日本就像绝地反扑的东洋犬一样，惊恐而又愤怒地等待时机，准备蹿起来与庞大的敌手决一死战！

从山县有朋警告国人“露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每增长一寸，日本寿命则缩短一寸”以来，十几年过去了，这条被日本人所不能容忍的大铁路，虽历经磨难，但居然要全线开通了！

自“三国干涉还辽”以降，日本朝野一直被一种复仇情绪所裹挟。举国以“露国”为下一场战争的对手，报章上天天都有激励国民发愤图强的文章。1895年5月15日，也就是日本政府被迫接受了俄、德、法三国的“还辽”的要求之后，新出刊的《日本》杂志立即登出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卧薪尝胆》。一时间，汉语成语“卧薪尝胆”成了日本全社会最响亮的口号。彼时日本的国民情绪可窥一斑。

通过一场“日清战争”，远东岛国成了举世公认的亚洲第一强国。然而，日本人也看到了，大清虽然惨败，内心并不服输，为了对付日本，大清和“露国”结为了秘密同盟，不光把满洲最重要的出海口旅顺借给了露国海军使用，甚至还允许露国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进了满洲！地球人都知道，清露两国合建这条铁路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对付日本！

所以，世上人也大都预料到了，这条修进大清的铁路，迟早会成为日俄开战的导火索。

为了赢得下一场战争，日本政府制订了10年扩军计划。

大清国赔付的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的3.645亿日元，是日本帝国4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么一大笔掠夺来的横财，大部分被日本政府用于扩军备战了！

且看具体分配数额——

海军1.3925亿日元；

临时军费7895.7万日元；

陆军5608万日元；

军舰与鱼雷艇制造费3000万日元。

皇室2000万日元；

1897年度财政补贴1200万日元；

1896年临时军费321万日元；

教育经费1000万日元；

灾害准备金1000万日元；

八幡制铁所58万日元。

你看，前面4笔，即超过了3亿日元；而后几笔，也有2笔与军事有关——除了预留出下一年的临时军费外，剩余的钱全给了在八幡开工建设的制铁所。制铁所，即钢铁厂，八幡制铁所是当年日本最大的国营钢铁厂，其全部设备均从德国引进。谁都知道，有了一流的钢铁厂，才能大造军舰与大炮。

除了大清的天价赔偿金之外，日本政府还向西方国大举借贷数亿日元，也大都投入了扩军备战中。连续几年，日本的军费都占了国家预算的50%左右。至对俄作战前的1903年，日本的军费投入已高达7.73亿日元。

日本人之优先发展海军，是因为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只有掌握了制海权，才能确保对“露”战争的胜利。

为了购买大军舰，皇室捐出20万日元。在“天子”的感召下，全国各级官吏每人被号召捐出十分之一的薪水。

各级领导带头“卧薪”，列岛国民纷纷“尝胆”。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到日俄战争之前，8年间，整个岛国，成了发愤雪耻的大气场。在日益狂躁的气氛中，两艘排水量在12000吨以上的英国制造的巨型战列舰“富士丸”和“八岛丸”隆隆驶回了日本，掳自大清的“镇远”舰自此退出了亚洲第一战舰的位置。之后，日本又向英国订购了4艘排水量均在万吨以上的“敷岛丸”“朝日丸”“初濑丸”和“三笠丸”，以及4艘9000多吨的装甲巡洋舰“浅间丸”“常磐丸”“出云丸”和“磐手丸”，同时，日本还向德国和法国各订购了1艘9000多吨的装甲巡洋舰“八云丸”和“吾妻丸”。尤其是1902年下水服役的“三笠丸”，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

除了大举购买大型战舰之外，通过两个造船计划，日本在国内还赶造了大批中小型的驱逐舰、鱼雷舰等109艘。

至战前，日本海军已拥有8艘排水量在万吨以上的战列舰、8艘大型巡洋舰、16艘防护巡洋舰、20艘驱逐舰和85艘鱼雷舰，以及若干艘辅助舰只，舰艇数量达到152艘，总吨位从甲午之战时的不到6万吨猛增至27万多吨。

海军省制订了“六六舰队”编制，即以6艘战列舰与6艘巡洋舰混合编成作战群体。按此编制，海军开始了不间断的高强度训练。

战舰增加如此之猛，海军人员自然也需急剧扩招，至日俄开战前，海军官兵已由甲午战争时的15010人陡增至40800人。

羽翼已丰的日本海军，已经敢于向俄太平洋舰队发起挑战了。

日本陆军也在迅速强壮。

甲午中日战争刚刚结束时，回任陆军大臣的山县有朋就向天皇上奏了兵制改革方案。按此改革方案，日本按德式建制组建了13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陆军师团。

明治时代，师团为日军最大的战斗单位，陆军中将衔的师团长与政府的次长（副部长）平级，故由天皇亲自任命。每个师团下辖2个步兵旅团、1个骑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大队、1个辎重兵大队，总计18492人。因驻守各地，且由该地方子弟兵组成，故常被冠以地名相称，如东京师团、仙台师团、名谷屋师团、大阪师团、广岛师团和熊本师团。熟悉日军编制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对从第一师团到第六师团的别称而已。

1894年1月，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为7个师团（第一至第六和近卫师团）兵力为13万人。10年后的1904年1月，即日俄战争爆发前夜，陆军新增了6个师团（第七至第十二师团），总兵力已达24万人，预备役多达60万！这些被武士道加德国军备彻底武装起来的皇军官兵，成了可以随时启动并疾驶的战车。

不到10年，日本人圆了强军梦。

为了应对战争，1898年1月，天皇设立元帅府，三位拥有陆军大将军衔的皇军元老小松宫彰仁亲王、山县有朋、大山岩，和海军大将西乡从道，成为第一批日本元帅。之前，只有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当过短暂的元帅，但彼元帅与此元帅非一类性质。之后，日本又设立了与陆相和参谋总长平级的陆军教育总监，使日本陆军的训练速见成效。

单从陆军兵力上看，13个师团的日本陆军，与拥有70个师的俄国陆军相比，自是不在同一个等级上。但是，俄国陆军主力，都在遥远的欧洲地区，即欧俄部分，布防在满洲的只有新编的东西伯利亚军区的2个步兵师和1个哥萨克骑兵旅，其兵员素质与装备低于日本陆军。正因看准这一点，所以，日本君臣一直想孤注一掷，趁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竣工、大批俄军难以迅速增援之时，速战速决，把在满洲的“露军”逐出大清！

参谋本部在主持情报工作的福岛安正少将的部署下，把大批中下级军官派到大清的满洲从事对俄侦察活动，以至于有了这样一种说法：至日俄战争爆发前，满洲的每一个村庄，甚至每一个村庄里的每一条小路和每一口水井，都被日本人陆续绘上了参谋本部的作战地图。

为了牵制“露国”，1902年1月，日本还与不愿让俄国独占远东利益的英国签约成为同盟国。日英协约规定，两国之一方若与他国交战时，另一方保持中立；若第三国或数国参加对盟国的战争时，另一方应共同作战。与西方一流强国的结盟，大大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也让日本人更专注地投入到了对“露”战争的准备中。

到了1903年上半年，随着与“露国”关系的日趋紧张，日本举国备战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民间与军国主义有关的团体也应运而生，除了最老的民族主义组织“玄洋社”和“黑龙会”，“对露同志会”“国民体育协会”“军人魂促进会”“在乡军人援助会”等竞相宣告成立。尤以“玄洋社”首脑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人发起的“对露同志会”，更是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天天急促政府早日对“露”开战。内田良平还亲自出版了一部名为《露国在崩溃》的书，把俄国内部正在发生的社会动荡现状，如政府与地主阶级关于地方自治的斗争，如警察对罢工运动的镇压，如某地发生的排犹暴行，如该国财政部到处借不到外债，等等有利于激励日本开战的话，尽情宣泄了一通。

在越来越汹涌的“征露”思潮中，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户水宽人、富井政章、金井延、寺尾享、高桥作卫、小野塚喜平次，和学习院的教授中村进午，联名写出质问总理大臣桂太郎和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七博士意见书》，鼓吹政府如放弃在满洲和韩国对“露国”的抵制，最终将危及帝国命运。6月11日，东京《日日新闻》报率先刊出意见书的摘要，24日，影响更大的《朝日新闻》全文刊登了这七位公知对政府的意见书，一时间，民间质疑政府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中文版的《日俄战纪》披露，被传避战的伊藤博文侯爵及其学生桂太郎首相等人，已不敢正常露面，他们受到了特别保护，以防有过激分子危及其人身安全。

汹汹民意在绑架日本政府。发动“征露”之战，已经势不可免。

“恃人终难久也！”

日本人在紧锣密鼓地备战。

俄国人在有恃无恐地应战。

大清国人则不知如何选边站。

眼见得日俄两个强邻要在满族统治者的故乡和祖陵所在的地方，即“龙兴之地”开战，大清国的君臣们一筹莫展。

本来沙俄乃我大清的同盟友邦。但俄军借“保路”为名强占东三省已历三载，并不按约定撤军，这让清廷上下都对沙俄的真实用心不再有怀疑，即老毛子终究要将我“东省”抢占去。

三年来，黑土地上的各级官衙，无不感受到了异国占领者的骄横。

一位东北官员在忍辱为俄军采办军需物品后，曾写下这样的文字：

一切因应之难，支撑之苦，凡有血气，忧患同深。

在传统的语境中，凡外寇侵占我中华时，受欺侮的总是当地的老百姓，而各级地方官员，不是当了汉奸的坏人，就是吃里爬外的“维持会”的小人，无一例外。解读日俄战争后我才知晓，战乱期间，受苦最深的其实并非黎民百姓，反倒是战区的地方官员。翻阅厚厚的历史档案，大清官员被压迫、被凌辱、甚至被杀害的例子太多太多！

东北官员的这句悲叹，很无奈地表明了大清国的地位。

《辛丑各国和约》签订后的大清，已经惨不忍睹！向11国赔偿的4.5亿两白银，即平均每个臣民1两的侮辱性的战争赔款，须39年还清，年息为4厘。连本带息算下来，已经是9.8亿两！天价赔款，让大清陷入了空前的贫困中。19世纪末的大清财政收入，每年约1亿两白银，9.8亿几乎是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无怪乎光绪皇帝下发给各地督抚的一份“上谕”，无比悲惨地叹曰：

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

国库如洗的政府，自然无法大规模地组建国防力量，更何况按《辛丑条约》之规定，大清两年之内不得从国外进口武器。

按常理说，外军强占本国领土，压迫本国人民，本国理应出兵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甲午战争时，清廷就已经知道旧式军队完全不可倚恃了——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早就不中用了，李鸿章创建的淮军也在朝鲜与辽东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旧式的八旗与汉军更提不得也！所以，战后，痛定思痛，朝廷采纳了从朝鲜回国的袁世凯的建议：以德式建制与装备，新建陆军，即所谓“新军”。只是，因为国库空虚，军费预算少得可怜，至1900年“庚子事变”时，只有袁世凯在天津郊外的小站练成了5镇新军。若把这仅有的、从来没有经过实战的5个师如数调往东北，无异于去当日、俄两军的巨炮的炮灰。

所以，可怜的老大帝国，只能指望“盟邦”能顾及起码的国际信誉，履行撤军协约，分批撤出大清国。

1903年4月，按光绪二十八年春（1902年4月8日）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全部俄军于18个月内分3批撤出大清国，本月，是第二批俄军撤走的期限，应撤出金州、奉天、牛庄、营口、辽阳、铁岭、开原、长春、宁古塔、珲春、哈尔滨及吉林。不料，日期已过，俄军毫无动静！10天之后，即4月18日，俄公使雷萨尔突然向大清国外务部提出全部撤军的7项前提条件，直将满洲视作俄国独享的禁脔，逼大清立即认可，且不准对外界泄露。

外务部即从前的总理衙门，是朝廷依李鸿章的奏请改名的。谕旨规定：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从居高临下俯视万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体现平等往来的“外务部”，清廷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政府部门的名称。

面对咄咄逼人的俄公使，总理外务部王大臣奕劻和外务部尚书那桐等人十分恼怒。送走雷萨尔后，大臣们密谋良久，终于议出一个被逼无奈但却非常有效的选择……

4月19日，北京城里，春雨霏霏。这一天，清廷为已故的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荣禄发丧。在京的文武百官和各国驻华公使均出席了这位深受慈禧太后信任的满族亲贵的葬礼。

年近七旬的外务部左侍郎联芳，是已故的李鸿章的老僚属，曾任北洋武备学堂监督，跟随李中堂办外交多年。这位老臣，不动声色地借助译员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说了些什么，之后，就貌似悲伤地沉浸在了“呜呼哀哉”的吊唁气氛中。

内田康哉立马掂量出了大清第一副外长披露的信息的分量！当晚，他即冒雨赶往庆王府。事后，有消息称，日本公使对奕劻和其子、商部尚书载振直言：“如缔结此约，则东三省不复为中国所有！”

《日俄战纪》载文，为了阻碍条约的签订，日本公使甚至对奕劻父子和那桐“说理与金钱并用”！

日本人很快就把消息传给了美国人。4月25日，美国率先向俄政府提出抗议，称其在满洲的行为已违背了列国公认的“门户开放”政策。4月26日，美国务院训令其驻华公使：阻止大清接受俄国撤军的7项条件。随后，刚刚与日本结盟的英国也向俄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俄政府一时慌乱不已，竟公开谎称“并无此事”！

大清国的外交高官们，为了尽可能地保全国家利益，再一次祭起李鸿章用惯了的“以夷制夷”的法宝，而这法宝，确实又一次显灵——通过使中俄秘密交涉的国际化，清廷暂时顶住了俄人的外交进剿。

此时，最有外交经验的李鸿章，和许景澄、张荫恒等在“庚子之乱”中被冤杀的洋务高官都过世数年。慈禧太后只好依靠庆亲王奕劻带领一班并不出色的外交大臣们苦撑危局。

应该说，从“联俄拒日”，到“联日拒俄”，是老大帝国当时唯一的外交抉择。好在，晚年的慈禧太后总算不再糊涂，开始厉行新政，大清国的外交工作也因之回归了理性。

然而，诚如李鸿章生前所叹：“恃人终难久矣！”借力日本，暂时挡住了俄人的这一波灾难，但却给大清带来了更深远的祸患。

日本人也曾努力避战

战争是一项风险极大的抉择，没有必胜把握，焉敢挑起战争？一旦失败，轻则像身边的老大帝国一样，赔款割地；重则有可能亡国灭种！所以，日本政府确曾为避战做出过努力。

“还辽”之后，日本人眼瞅着大清与“露国”结成了以本国为假想敌的盟国，他们无由干涉，只得强忍了。眼睁睁地看着两国合作在满洲修起了铁路，他们曾愤然起而交涉，但人家根本不搭理他们！终于，他们等到了清政府暗中的求助，所以，日本政府决意彻底解决与俄国在远东的矛盾。

力邀“露国”军事首脑库罗帕特金访问本国，就是日本人的努力之一。

曾在大清的“拳乱”中极力鼓动沙皇出兵大清的库罗帕特金，此时已经理智多了。出访之间，他即签署了命令，要阿穆尔河沿岸（即黑龙江东岸与北岸的俄境内）赶修兵营，以安置从大清撤回国内的50个营的兵力。而且，日本人也探明，此人虽为敌国军头，却是反战派，因之是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关键人物。

5月底，库罗帕特金如期到访了东京。日本君臣超规格地接待了这位敌国的陆军上将。天皇睦仁接见了他，元老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总理大臣桂太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陆军大臣寺内正毅，都与他举行过气氛良好的会谈，尤其后三位主要大臣，更分别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他向每一位与之会谈的日本政要都传达了沙皇陛下以及他本人真心避战的良好愿望。日本各政要则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共同的心声，即俄军务必撤出大清国，以使满洲门户开放，让各国利益均沾；俄军并撤出韩国，以让日本在该国拥有优先权益。唯其如此，战争则定然可免。

6月4日，在东京，库罗帕特金向沙皇发去了奏报，陈述了自己的感受：

毫无疑问，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人，在欢迎我时仍然相信有可能和平解决远东各种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人不会因为满洲打仗，但如果我们不停止在朝鲜的军事政治活动，就会爆发战争。

不幸的是，就在日本人满心期待地送走“露国”贵宾以后，库罗帕特金却奉旨到了旅顺口，与好战的阿列克谢耶夫等人开起了闭门会议。日本人被对方发出的各种信号弄得稀里糊涂，不知他们究竟要选择战争还是和平。日本君臣不明就里，个个心里七上八下。

谋求避战的最后努力，就是日本主动提议与对方就大清满洲和朝鲜问题举行谈判。于是，8月3日，在圣彼得堡，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与日本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坐到了谈判桌前。

看起来，这一次，轮到日本人替大清和韩国“主持公道”了。栗野敦请俄军从大清的旅大租地之外的满洲全境撤军，并将进驻朝鲜半岛的俄军撤出。正所谓“山不转水转”啊！8年前，大清国惨败给了日本之际，正是俄国人挺身而出，才为大清赎回了辽东半岛。此番，日俄两国换了角色，唱白脸的改唱黑脸了。

其实，不管白脸黑脸，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贪图的都是大清的满洲和朝鲜半岛，只不过是怕对方独占而已！

结果，从圣彼得堡谈到东京，从上一年7月谈到这年1月，对方非但没有接受日本的妥协方案，反倒不断向满洲增兵！谈判这半年，也正是对方向远东扩增军力最迅猛的时间！

日本君臣不得不往最坏的方向揣测对方的野心：他们不光要独占大清的满洲，还要染指朝鲜半岛。如任其发展，不出三四年，朝鲜必亡，“日本将国无宁日”！

为了应对最坏的结局，日本人一边在折冲樽俎，一边在厉兵秣马。

大清国留学生趁势而起

在举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中，在反抗白种人压迫、争取大东亚共荣的声浪中，置身日本，大清国留学生很难不被裹挟。

中国人留学日本，始于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896年。

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就实施过“留美幼童”的留学计划，前后有4批平均年龄仅12岁的学子被以官费送到美国学习。原计划每个学子要在美国留学15年，但第一批幼童在美洲大陆待了还不到10年，即光绪七年（1881），在国内保守势力的汹汹指责声中，心绪游移的清廷竟将全体小留学生召回，并就此取消了留学国外的计划！时隔数年，被迅速崛起的日本人打败了以后，大清君臣们反倒想清楚了一件事，即立即重启派遣学子留洋的计划，而他们选定的国家，竟然是敌国日本！知耻近乎勇。遥想当年，慈禧太后和她的王大臣们，能以如此敞亮的心态面对失败，并从因巨额赔款而致四壁如洗的国库里搜罗出点银两来，为大清的发展培养后备人才，实在不容易。百多年后，点个赞乎？

于是，1896年，13名大清学子就被官员带着东渡日本，走进了东京神田区的一所日本人专门为他们办的学校里，从学日语开始，开启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大幕。

大清启动留学日本计划的第二年，即遇上了德国侵占胶州湾的事件。为遏制德国人，清廷不得不请俄国人派军舰入驻旅顺口，结果俄国人赖着不走了。新一轮的国难加深了清廷学习现代制度的紧迫感。

正在此时，回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适时地公布了他写的《劝学篇》。

张之洞，号香涛，人称“香帅”。甲午之战后，他曾多次派遣部属前往日本考察，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就曾三次东渡考察军事。了解了日本崛起与教育有关后，香帅便写就《劝学篇》，公开敦促朝廷加速派遣留学生计划，并直截了当地摆明了为何应选择日本的理由：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即日语——引者注，下同）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英语等）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

香帅的这一番有理有据的劝谏，显然打动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到1899年，官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即猛增到了100多人。

不幸的是，第二年，即190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义和团运动狂潮骤起，慈禧太后竟被愚昧的保守大臣所忽悠，选择了排外主义的国策，酿成了差一点亡国的“庚子国难”！在狂热而虚妄的民族主义喧嚣中，留学计划自然中止了。好在，“两宫”还京之后，老太婆不再糊涂，马上重启了留学东洋的工程。至1901年，大清赴日留学生达到280人，至1902年，更已接近1000人！在这近1000名官费留学生中，有张之洞亲自选拔的两湖书院的黄轸，也有江南陆师学堂附属路矿学堂毕业生周树人。黄轸后来以化名“黄兴”而成为中国近代的大革命家，周树人后来则以笔名“鲁迅”而成为中国的大文学家。

黄兴和鲁迅初到东京，都被安排到了新成立的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学习日语。1903年，清廷放宽留洋政策，允许未通过各省考试的学子自费留日学习。于是，更多的人涌到了东京。据日本研究中国留学生史的专家实藤惠秀的估算，至1903年，中国留学生已超过了1000人。

刚刚抵达日本的中国少年，正赶上了日本人举国备战的非常时期，自然也受到“大东亚共荣”气氛的感染和日本民族主义的鼓动，很难不被大潮裹挟。

1903年4月29日，在东京的锦辉馆，由江浙籍的秦毓鎏、叶澜、钮永键、汤尔和等人号召，数百名大清留学生云集于此，宣告成立“拒俄义勇队”，后改称“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北上，到满洲进行暗杀等“拒俄”活动。钮永键与汤尔和二人甚至以该队特派员的身份派回天津，要求面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请将该“义勇军”收编，并请缨北上。不过，袁氏没出面接见两位留学生代表，他只派了一个官员出面，温语劝慰二位代表并请他俩转告各位留日学子：好生学习，掌握知识，以备回国报效，云云。后来成为革命党中坚的两湖籍学子黄兴、蔡锷、蓝天蔚等，当时都加入了“拒俄义勇军”。

不过，日本政府对本国的激进团体“黑龙会”等一直保持着警觉，也不赞赏大清留学生要求主动加盟的跨国斗志，反倒主动下令将大清学生的“拒俄义勇军”取缔了。

正是愤青年纪的留学生领袖们，紧接着又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继续准备从事暴力拒俄的准备活动。

激进的汉族留学生们，从民族主义感情出发，自觉不自觉地，而与日本人站在了一起，即把大清与帝俄捆绑为一体，都当成了欲回国驱逐的“鞑虏”。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大清留学生都卷入了“抗俄”风潮中。鲁迅就不为所动。他和黄兴同年入弘文学院，但两人却并无交集。江浙同学们组织“拒俄义勇队”时，他不仅没像同乡好友许寿裳一样报名参加，甚至连钱也不肯捐。

然而，日本政府既要防范国内极端组织对大清留学生的利用，又要应对清政府对本国已成“乱党”培训基地的责难，所以，并不欢迎“支那人”与他们一道“爱我东亚”。倒是大清留学生自己缺少持之以恒的耐力，扎堆儿激愤过一阵子之后，就散伙了。

留日学子们也把“拒俄”的理念与行动带回了国内，1903年末，浙江绍兴籍的蔡元培与安徽旌德籍的汪德渊等人就在上海租界里发起成立了“对俄同志会”，并出刊了名为《俄事警闻》的机关报。该刊不仅揭露沙俄侵占我东北的罪行，也公开抨击国人做事一向没有“恒德”的毛病。

在1904年1月26日出刊的第四十三号该刊上，就以东京的拒俄会与义勇队为反面例证，发表过这样一篇尖锐的时评：

中国人无恒德

当瓜分问题之起也，东京留学生有全体回国之说。曾几何时，而学生回国之说寂然无闻矣。沪上志士接东京电信亦复奔走号呼，思救国家之争。阅时未久而运动之事恐成画饼矣！……

吾得一语而断之：“中国人素无恒德。”恒德既无，故作事不求结果。不然，拒俄会之名甚美，何以寂然无闻？义勇队其志甚坚，何以遽行解散？则以不求结果之故也。……今以无恒之人，而欲其济国家之难，岂可得哉？吾愿今之号为志士者，三复周易恒卦之言，于中国前途庶几有所裨益也。

事实证明，蔡老师对本国人的弱点看得很准，的确，“中国人素无恒德”。

发电报耗尽大清使馆经费

在清末革命者留下的回忆文字中，驻日公使蔡钧和杨枢都是坏人，都是勾结日本政府镇压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的“满奴”“汉奸”。不过，解读日俄战争，笔者却读出了另一个杨枢，一个尽心报国的职业外交官。

杨枢非汉人，乃世居广东的回民，其先祖在盛京（今沈阳）入汉军八旗，随军入粤。他早年毕业于广东同文馆，即粤省外国语学院，一直在两广总督府任西文通事，即外语翻译，参与过该省西方工业项目与洋技师的引进，位卑而功高。张之洞任粤督时，破格提拔其为广东洋务局总办，即省外贸厅厅长，创建了该省的制造局、纺织局等，被史家称为“广东近代工业的奠基人”。后因张香帅的推荐，他上调京城任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甲午战争后，他奉旨赴日本任使馆参赞与长崎领事三载，对日本国情有深刻的认知，并与日本政要大隈重信、青木周藏等几任外相有交谊。日俄战争黑云压城的1903年9月，虚龄六旬的他，奉旨以四品京堂出任“钦差出使日本国大臣”，即驻日公使。

从其留下的数十封电报，爬梳其履任东京的经历，可知该老臣实在不易！

从杨氏的电文中，我读到了他每一次求见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及前首相大隈重信、前外相青木周藏的谈话纪要，读到了当时日本报章及社会舆论的动向。从神户兼大阪领事给他的来电中，我们得知“大阪陆军兵器支厂连日添募工匠多人，将厂内所存大炮弹包装完固，陆续运往别处”；从长崎领事的来电中，我们获悉“本埠米价每百斤”“涨了八角”的原委是海陆军突然增购所致。至于日本政府新近以3000万元巨资新购置了两艘意大利巡洋舰“春日”与“日进”，“常备舰十八艘初二夜一点”自佐世保军港出发，各种与战争有关的信息，事无巨细，无一不向北京报告。战争爆发后，他更是频繁向国内报告从日本官方和报纸上获得的最新战况，一再焦虑地请求国内给予其明确的指示。

同时，在这些发自战争期间的电文中，我也读到了他的喟然浩叹：

近日各省游学生来东（东京）甚众，以故学务之繁，倍于使事！

这位心力交瘁的公使，没有向上司禀报这些留学生中的哪些人曾给自己制造了多少麻烦，但一句“学务之繁，倍于使事”（公使和使馆的本职工作），即足可让国内的衮衮诸公体察到了这位老臣的不易。

此外，他还曾被国内大大超员的“观操官”的不请自至而额外操劳。本来，日本政府邀请清政府派20人为“观操官”，观摩日军的秋操（军事演习），且请使馆于西历9月将各委员姓名、官衔等报来。但想不到国内各省督抚以倭为师的学习热情忒高啦，竟前后来了40多人，而且，直到11月也没报齐人员的材料！面对一波又一波国内的代表，他不得不频繁与日本政府各省部大臣接触，才将难题化解。

有谁知道，日俄开战之前，杨枢曾向国内告急：诸位大人，请速转告部领导，本馆已经难以为继！原因竟是——超量的长文电报费，已经耗尽了使馆的正常经费！

且读杨氏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六（1904年1月22日）给外务部“列位大人阁下”发出的告急电：

……至敝署经费，本可支持到明年正月，因迩来东事日亟，屡发各处长电，所费甚巨，以致经费渐形短绌。恳即回明堂宪（指各位部级领导），俯赐电饬江海关道，务于年内拨汇经费四万两来东（东京），以资接济，实为公便。诸费清神，感激之至！

毋庸讳言，各国使馆发出的电报，无论是给下属各地领事的，还是上报国内外交部的，都是以密码发出的。虽不知当时的电报费用究竟有多昂贵，但从杨氏的这一纸电文中，我大体能估量出当年每个字的沉甸甸的分量。因发了太多的电报，且多是长篇文字的电报，一国之使馆，竟至于经费枯竭！

显然，清廷没忘了杨枢在东洋的苦心应付之功。

就在日俄开打之前，他意外地收到了弟弟杨晟的信函。弟弟报喜：已被皇上委任“钦差出使奥国大臣”，即驻奥地利公使。杨晟比杨枢小23岁，但和他一样，也是早年毕业于广东同文馆的专业人才，曾长期在袁世凯手下办洋务，主持过胶济铁路事务，还当过山东巡警和山东营务处的头儿。但让弟弟破格当上四品衔的驻外大臣，却是杨枢意想不到的。

所以，在给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的密函中，感恩图报的杨枢便有了如下感言：

伏念枢兄弟俱识浅才疏，仰蒙圣恩高厚，先后擢用，实属非常际遇，感激镂膺（铭刻在心之意）！惟有共矢忠贞，力图报称……

对清朝的职业外交官，今人知之不多。公允而论，杨枢这位蓄着花白长须的回族外交官，和数年前殉职于帝俄首都的杨儒，都是百余年前的中国好代表。

各方扎堆的旅顺会议

再说回到俄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

6月下旬，结束了对日本访问的库罗帕特金并没直接回到圣彼得堡，而是就近赶到旅顺口。在这座一直被日本人盯着的要塞之城，他视察了防务，并参加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不过，沙皇陛下指定的会议召集人，不是他，而是面目可憎的御前大臣别佐勃拉佐夫！

6月18日至27日，在旅顺的关东州长官署，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关东州行政长官阿列克谢耶夫、外交部关东厅特派员普朗逊、随库罗帕特金一同出访日本的侍从将军沃加克少将，专程从圣彼得堡赶来的远东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阿思扎少将、驻日公使罗森、驻韩公使巴甫洛夫，以及迟到的驻大清国公使雷萨尔，闭门讨论并制订了应对日本的远东方针。

与会者达成一致的是：

无论日本还是俄国，占领朝鲜或其北部都对俄国不利，所以，要一如既往地维护朝鲜的独立；

为了不使日本人找到借口，鸭绿江商业开发禁止现役军官参加经营；

将满洲并入俄国必然出现管理上的极大麻烦和巨大开支，全体与会者认为，不仅并入整个满洲，即便并入其北部，在原则上都是不适宜的。这会使我们遇到引起灾难的麻烦。

一方面不放弃3月26日条约（即“俄七条”）并发出吞并满洲的威胁，同时将满洲的军事占领再延长三年。

为使南满和关东（即旅大租借区，下同）不遭受日本进攻，需要三年时间用来结束铁路的修筑和加强铁路守卫，用来结束旅顺和关东的筑垒工事以及组建新的部队。

这次会议之后，才有了隶属东西伯利亚军区的第三军的组建，该军即斯特塞尔任军长的关东防区的驻军。

会议达不成共识的东西，都一一记录在案，一并呈报给了沙皇。至于“上达天听”以后，沙皇陛下是否真的接受，只有上帝知道。

别佐勃拉佐夫两度跑到远东来指手画脚，让本是职业军人出身的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总督”很是不爽。没有哪个观念正统的官员能看得起政坛上一步登天的小人。然而，只是因为该人正为沙皇陛下所宠信，且在不惜与日本一战的观点上完全相同，所以，阿列克谢耶夫掩饰住了对此人的厌恶，故作谦和地与之共商“抗日大计”。

库罗帕特金曾恼怒地在日记里写道，旅顺会议期间，“阿列克谢耶夫显然扮演了两面派的角色”！

7月份回到圣彼得堡以后，库罗帕特金愤怒地得知，在他离开首都的日子里，别佐勃拉佐夫竟然以皇帝的名义调去了远东的全部军事档案！他终于忍不住发作了，在给尼古拉二世的奏报中，他怒气冲冲地逼皇帝表态：

需要皇上作出裁夺，究竟谁是谁非？

一、别佐勃拉佐夫一伙、阿列克谢耶夫和普列维认为：为了避免战争，必须干预整个满洲，停止撤军，占领新的地点，禁止欧洲人进入满洲。对于朝鲜，不仅必须继续，而且必须发展和支持鸭绿江畔的森林事业；必须竭力干预整个北朝鲜，而且不能以此为满足，还要考虑确保俄国控制直至元山的全部朝鲜铁路。

或是下边这些人正确。

二、库罗帕特金认为，为了避免战争，需要采取极端手段：将旅顺、关东和整个南部铁路支线交给中国。维特和拉姆斯多夫支持库罗帕特金。

别佐勃拉佐夫被气歪了鼻子，迫不得已归还了军事档案，却提出要和库罗帕特金决斗！在此“爱国大臣”看来，把已经到手的旅大地区和整个南满铁路区域提前归还给清政府，这简直是昏了头的胡说八道！

到了1903年夏季，沙俄政府内部，主战的“朋党”与反战的“三巨头”之间的斗争已经十分激烈。一心想成全其父的“黄俄罗斯”宏愿的尼古拉二世，沉默了几天之后，终于相信了别佐勃拉佐夫和阿列克谢耶夫的力谏，遂不顾“三巨头”的反对，一意孤行，不惜与日本人一战，也决不妥协。

在别佐勃拉佐夫朋党们的鼓动下，尼古拉二世制订了“远东新方针”，其主要内容是：

不仅不从满洲撤军，相反还要增加兵力；

禁止外国人进入满洲；

在维护我们在满洲的军事利益的前提下，染指朝鲜。

喏，之前的旅顺会议，算是白开了！

关键时刻“三巨头”全被晾起来

至7月30日，即日俄两国谈判开始以后，尼古拉二世悍然设立“远东总督府”，阿列克谢耶夫由“关东州行政长官”升格为“远东总督”，拥有了远东政策的指导权和统一调配西伯利亚以东的所有军事力量，到后来，更有了对日外交谈判的决定权！

最荒唐的，“远东总督府”这一事关国家命运的机构的设置，事先，政府大臣们一无所知，库罗帕特金是从维特拿给他的一张报纸上获知此事的！

事实证明，正是沙俄“新方针”的这根粗针，狠狠扎疼了日本人最敏感的神经，他们才跳了起来，最终与俄国兵戎相见。

为了强力推行“新方针”，从没果断过的尼古拉二世，竟然果断地将中枢的“三巨头”生生拆散了——

对维特，他采用的是明升暗降的招数。维特是先帝亚历山大三世非常信任、而且能力超强的老臣，为了让其离开权力中枢，沙皇任命其为新设立的大臣会议主席，而免除了其担任了长达10年的财政大臣的职务，让这个反战的政界元老和财神爷既不会再在自己身边喋喋不休地多嘴，又不能从财政上限制战费的支出。

对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他用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9月下旬，一切安排妥当后，尼古拉二世要陪皇后和四个女儿回德意志帝国黑森州丈母娘家去探亲。虽是家事，他却硬拉上了外交大臣，理由是他将与德皇威廉二世会面，需要外交大臣作陪；而且，他还要派拉姆斯多夫代表他出访法国。于是，在日俄谈判最关键的一个多月里，像维特一样固执反战的拉姆斯多夫不得不远离圣彼得堡。他离开俄国的这段时间，谈判地点就从圣彼得堡移往了东京，而负责人也就变成了“远东总督”，害得驻日公使罗森不得不跑到旅顺口来向一位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汇报与请示工作。

至于公然声称“陆军部最大的愿望就是从满洲撤离全部军队”的库罗帕特金，自然无心干下去了。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曾几次禀报沙皇：“坚决要求解除我的陆军大臣的职务。”为了让陛下物色自己的接任者，他甚至请了4个月的长假！9月间，他已经回到了乡下的故里。只是因为局势陡然紧张，他才不得不奉旨放弃休假，回到圣彼得堡，主持起草对日作战方案。对一个以服从为天职的职业军人来说，对最高统帅的命令，只能像我们的林彪元帅所说的那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即便到了起草作战方案的1903年10月间，库罗帕特金还想极力避免战争，在给沙皇的报告中，他固执地建议将旅顺和大连归还给清政府，以换取对北满铁路的继续占有，他认为：如是，则“将有可能恢复同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这不仅给俄国，而且会给全世界带来安宁”。他还说，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完全赞同”他的观点。

到了这会儿，尼古拉二世已经听不进任何反战的谏言，他像输光了本钱的赌徒一样，驾驶着俄国拐上了战争的轨道。

无奈的“局外中立”

到了冬天，眼见得日俄两个强邻要在自家后院大战一场，清王朝既无力阻止，也不知究竟该联谁该拒谁。

真难为死人了！从国际法上讲，清俄两国是签订过共同应对日本的密约的同盟国，现在真遇到了日本挑战，按说要联俄拒日。但从现实来看，俄人拒不撤军，图谋我满洲，日本是挺身而出，代我逐寇，我岂能不联日拒俄？

如何是好？朝廷只好谕电各省督抚，请封疆大吏们各抒己见，不得讳言。

谕旨到，各地大员公忠体国，纷纷回奏。

贵州巡抚李经羲接到北京的谕电后，思量再三，向皇太后与皇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

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畏俄而不许，何如亲日而获成？……不助日仍无全理，助日则或有幸望。

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儿，举人出身的官宦世家子弟。他的回奏，与身在南方的总督巡抚们，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巡抚张人骏、湖南巡抚端方、驻上海的电报局总办盛宣怀等算是异口同声，他们都主张“联日拒俄”。

一向老成持重的张之洞，这一次，甚至想到了一个极端的办法，他建议：

以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可与俄人一战。

一叶知秋。仅闻老成的张之洞这句话，即可想见，当年大清统治集团，对蛮霸的沙皇俄国是多么憎恶，而对助我中华索回满洲的日本又是多么信任！

至于倒向日本的后果，有可能是日本败给了俄国，东三省永远落入俄人囊中，对此，张之洞等则天真地认为：到时候再和俄人谈判收回，其原话是：

异日再议收复。

不过，按大清驻俄公使杨儒的推测，被朝廷视为“东南柱石”的这几位疆吏的意见，背后有日本人的活动。因为他尚与俄人苦苦力争时，竟有南方的一两位疆吏给他发电报，称即便激怒俄国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们不还东三省嘛！且读杨儒当年在圣彼得堡给“两宫”的奏报：

一二东南柱石，尚未免受人簧鼓，坐昧事机，来电谓：纵激怒于俄，不过不还东三省。

抑思龙兴故土，陪都所在，陵寝所存，断无永弃之理！“异日再议收复”？试问俄果遂拱手交还乎？

慈禧太后得此密报，既未再向杨儒追问“一二东南柱石”的姓名，亦未内部密查张之洞等是否与日本有染。当国老妇人的隐忍，确是后世所不能想象的。

一向被朝廷视为“疆吏领袖”的直隶总督，这一次，却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袁世凯于是年冬至月初九（1903年12月27日）从天津上奏朝廷，分析利弊道：

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以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

所以，袁氏的结论是：

我当守局外。

局外，即战局以外的中立。

与李经羲同龄的袁世凯，正年富力强，两年前接任了李经羲伯父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衔时，才42岁。而且，袁氏还兼了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于军于政，均有很大的话语权，自被视为京城以外最有分量的人物。

袁氏的建议，颇为令同僚们诧异——两个外国要在我大清疆域开战，日本要帮我驱逐俄国，我不但不助日逐俄，反倒要“局外中立”，岂有此理？

袁世凯的亲家端方就颇为不满地向盛宣怀写信表示：我无终守“局外”之理。

地方大员们意见不一，更让朝廷举棋不定。北京举棋不定之际，东京却传来了令人意外的声音——日、俄断交的第二天，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就拜会了外务部，向庆亲王奕劻转达了日本政府“劝告”大清中立的意向。

第二天，大清驻日大臣杨枢也传回了日本外务省的正式劝告：如若日俄开战，希望大清保持中立。而且，日本人愿意重申：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战事之后，都保全大清主权与领土完整。

啊呀！这样的承诺，怎能不让清廷喜出望外？

其实，日本何尝不想把大清绑上自家的战车？在大清土地上打仗，兵员与劳力，粮秣与补给，哪一样不需要有东道国的参与？

然而，出自对大清军队战斗力的现实的估量，更出于对战后利益分配的担忧，所以，日本人宁可让大清保持独立，可不愿拉上一个不倚恃的同盟军。

日本人的表态，让“联日拒俄”失去了依据。由此一来，清廷决策的天平上，袁世凯的“中立”盘子里加了一个大的砝码。

北京决策者还在犹豫不决，而东京的决策者已经坐进了战车。

12月25日，小村寿太郎终于邀请杨枢到外务省，向中国公使披露了与俄谈判的内情。

之前，杨枢曾多次求见而不得，以致无以探知日俄交涉内情的他，在给朝廷的电文中，苦诉自己已经“昕夕忧虑，寝馈不安”。

小村通报杨枢：日本与俄国所谈的，其实只有两个条件：“一系朝鲜仍旧独立，日本在朝鲜现享之利权俄不得侵占；一系满洲主权应归中国管辖，他国不得侵夺。”

但俄人却表示：“朝鲜之事，尽可照约办理”；“满洲与日本无关，不得干预”。经日本一再请求，俄人改称“满洲暂可不提”，便再不让步。有鉴于此，日本外相正式通告中国公使：

我国政府主意甚坚，绝不退让。目下海、陆军均已齐备，随时可以宣战，但临此大事自当持重，未便轻率，所以尚须静候俄信，再定趋向。总之，我国政府自满洲起事以来，一意保全中国主权，维持日本商利，并无异议，所望贵国政府，始终坚持定见，幸勿游移。

杨枢向北京禀报称，他当即“设词致谢”：

贵国政府能仗义执言，保全东亚大局，固中国之幸，亦各国之愿也。且中国政府亦深知贵国政府有保全东亚大局之意，故力守前约，不为横议所屈。此后仍望贵国政府，笃念辅车相依之义，和衷共济，助力相维，曷胜感祷！

俄军已在辽东各地严阵以待

俄国关东防区，即旅大至金州一线，本已驻扎着8个步兵营、1个哥萨克骑兵团、1个要塞炮兵营、3个野战炮兵连和1个工兵连。从上一年的后半年开始，步兵第四步兵师和第七步兵师陆续增援而至，组成东西伯利亚第三军。战前，已经有4万多俄军固守起旅顺要塞至金州一线。

在旅顺之外，原驻扎在奉天（今沈阳）、辽阳、营口、凤凰城（今凤城）的俄军，本已奉命往国内集中，却又重返原驻地。可怜的盛京将军增祺及其各地的大员刚与俄军将领拱手揖别，转瞬之间，俄军又卷土重来！

重返营房的俄军反客为主地在驻地广招役夫与苦力，大建炮台与防御工事，并开始操练与演习，不时响起的嚎叫声与枪炮声让大清人听得心惊肉跳。

开战在即，但俄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完全竣工，而是受阻于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大湖——贝加尔湖。为解燃眉之急，军列不得不靠轮渡一列列地向东方运送。按俄军事当局的设计，火车须达到每昼夜14列的速度，才能完成向远东增兵的任务。但因为贝加尔湖所阻，也因为机车不够，现在每昼夜最多只能往返3列！所以，库罗帕特金心急如焚！

好在，新竣工的大清国东省铁路，为俄国军方提供了最及时的帮助。从7月中旬通车以来，从俄国的赤塔到大清的满洲里，再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金州和旅顺口，火车日夜奔驰，源源送来援军。至1904年新年到来之际，铁路线已经将24万俄军及大批武器弹药运抵辽东半岛各指定地点，防线迅速地覆盖了整个辽东半岛——从安东县（今丹东市）的鸭绿江畔，到与直隶省接壤的辽西重镇营口；从省城奉天以东的本溪、辽阳，到毗邻内蒙古的辽北各厅县，如铁岭、开原、法库门和昌图，都驻上了俄军。每占一地，俄军即招募大清劳工开挖工事，修筑堡垒，架设电线，拓宽马路。备战气氛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奉天地区。

库罗帕特金认为，至少有50万俄军，才有把握战胜日军。所以，俄人一直在祈祷日本人尽量晚些时候再发起挑战，以让远在欧洲的更多的俄陆军主力部队赶赴满洲，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日军全部赶下大海！

为了达到预期的运兵能力，俄国铁路工程人员竟然极有创意地想出了空前绝后的狠招：在冰冻层极厚的贝加尔湖上铺设临时铁轨！

备战的紧要关头，老毛子真是拼了。冰天雪地中，工程人员与成千上万名工人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开始施工。需要说一下的是，许多筑路工人是以前修东清铁路的华工。东清铁路建成后，他们又在俄国找到了新的工作。

俄国抢修湖上铁路的情报传到日本后，自然更让日本人如坐针毡！

马拉松谈判拖垮日本人的耐心

1904年1月12日，是天皇睦仁召集御前会议的日子。

早在上一年9月，元老会议上，日本政坛最具权威性的4位老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和井上馨，便召来内阁各大臣，以及参谋总长大山岩、参谋儿玉源太郎、海军军令部长伊东祐亨、海军军令部次长伊集院五郎，讨论过与露国开战的可行性问题。

明治和大正时代，元老并非虚置的政治荣誉，而是超过宪法的特殊实职，是被天皇授予“元勋优遇”的至尊待遇、负有“匡辅大政”最高责任的国宝级大佬，推荐首相人选、讨论开战与媾和，各种国家大事，全由元老们决定。

设立元老，与伊藤博文的去职有关。

1889年10月，伊藤辞去枢密院议长一职。为将这位维新元勋和颇具政治智慧的忠臣永久留在身边随时咨询，天皇睦仁不光畀其宫中顾问官一职，又特意颁诏给他：

纵令辞职也勿离宫阙，重大事件发生时当答朕咨询，国家有事之日亦当复出，以分朕忧。

于是，日本历史上就有了元老一职。

为了藩阀政治的平衡，萨摩藩出身的第二届内阁首相黑田清隆，也被授予第一代元老。之后，与伊藤同属长州藩籍的山县有朋成为第三位元老。又过了若干年，多次担任过大藏相的萨摩藩的松方正义也被授予元老。日俄开战前，多次担任内阁大臣的长州藩的井上馨成为战前的最后一位元老。至开战前，因黑田清隆已经过世，所以，是否与俄国开战，其实就是这四个不太老的老头儿——伊藤、山县、松方、井上——凑在一起议定的。

英雄哪能不看出身？看看列位日本元老的原籍，人们就明白了，这其实是“萨长藩阀”的最高机构，难怪人们爱以“伊山体制”来代指明治时代的政治体制——伊者，伊藤也；山者，山县也。

正是在9月份的这次元老会议上，强硬的山县有朋第一次提出：宜向海外派兵，在朝鲜半岛与露国对峙。他给出的理由是日本应保卫韩国不被露国侵占，他给出的兵力是2个师团。

这一无视韩国主权的提议，立即招致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的强烈质疑，一向谨慎的“权兵卫大臣”，对“山县侯”（侯爵）的提议很不客气地发问：韩国毕竟是建国400多年的国家，如派这么多的军队进入该国，必将激怒国际社会，万一韩国皇帝跑到独（德）国或仏（法）国使馆去，我们如何收场？

在场的人都知道，山本指的是7年前（1896）韩皇李熙为躲避亲日派大臣的控制而逃进俄使馆的“俄馆播迁”事件。这是日本人引以为耻辱的旧事。

随后，山本权兵卫请陆军首脑大山岩表态。

大山是参谋总长，还是帝国元帅，其话语的分量自然非同常人。但听大山直言不讳地说：我国乃四面环海的国家，如运送陆军去外国打仗，海军不能掌握制海权的话，陆军就不能出动。

海陆军领袖的表态，令山县有朋大为尴尬与恼火，稍后，他即托辞而去。

是次元老会议，不欢而散。

数日后，德高望重的首席元老伊藤博文亲往海军大臣官邸，当面听山本权兵卫详细讲述了反对出兵韩国的道理。听罢，伊藤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将山县提议的2个师团缩为1个混成旅团，以达到只保护韩国政府的目的。

自海相官邸出来后，伊藤接着去看望并游说了山县。山县审时度势，自己撤回了派兵韩国的设想。

然而，到了1903年12月，通过谈判阻止俄军进占大清满洲和韩国的努力已经失败。人们再度回到了山县的既有思路上。元老与重臣们慎重地讨论了开战的可行性。

无论是元老重臣，还是内阁重臣，全都明白，露国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虽说军力数倍于日本，但10年前那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日清战争”，给了日本人太大的鼓励。既然被“露西亚”逼到了绝路上，那就只有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了！

对日俄战争，日本人至今认定：过在对方。

2015年11月30日中午，我在东京的战争博物馆“游就馆”里，看见过“日露战争关系年表”，他们把“明治二十七年（1894）日清战争爆发”当成起点，之后，表述如下：

明治二十八年（1895）4月，日清构和条约缔结，露、独、仏三国干涉；

明治二十九年（1896），露清间的东清铁路签约；

明治三十一年（1898）3月，露国租借旅顺、大连；

明治三十二年（1899）5月，露国阿列克谢耶夫就任辽东半岛“总督”；明治三十三年（1900）6月，北清事变，露军占领满洲；

明治三十四年（1901）11月，露国的东清铁路开通；

明治三十五年（1902）1月，日英同盟缔结；10月，露西亚第一次满洲撤兵；

明治三十六年（1903）5月，露西亚占领朝鲜龙岩浦，增兵满洲，增派东洋舰队；6月，露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视察远东并访问日本；7月，就满洲与朝鲜问题日露开始谈判；7月以降，两国交涉期间露国强化在远东的军力。

明治三十七年（1904）2月6日，日露两国绝交；2月8日，第一军先遣队仁川登陆；2月9日，旅顺港攻击，仁川冲海战；2月10日，露、日相互宣战；

……

瞧见了吧？一桩桩，一件件，在日本人看来，全是对方的错！只是，这个时间表上没有表明，露国与大清合资修建东清铁路，与尔何干？露军占领了朝鲜某地，又与尔何干？分明尔曹早把大清满洲与朝鲜看成是自家的禁脔了，才豁出命去与对方决斗。

不过，好在时间无法更改，顺序不容抹煞，所以，日本人还是把主动挑起战争的事实与两国宣战的次序如实写在了纸上。

百余年后的日本官方依然这样认为，所以，1904年元月的日本君臣更要觉得只能选择战争了。在他们看来，露国占领大清满洲和朝鲜，只是侵占日本本土的第一步，所以，他们必须奋起抗争，力争速战速决，把亡国的隐患消灭在“利益线”上。

1904年1月21日，即决定是否出兵韩国的御前会议前夜，一直反对开战的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匆匆赶到伊藤博文官邸，敦请这位深受天皇信任的元老：奉劝天皇陛下亲笔给俄皇写一封谋求和平的信，以作最后的努力。

性急的山本权兵卫劝道：是战是和，伊藤公为最后下决心的人。

不料，一向温和的伊藤博文，闻此言后，怫然作色，怒斥山本的言论为“万难原谅的失礼之言”！言下之意，不言而喻：身为皇国之臣，只有天皇才是最后的下决心者，所谓“一言定乾坤”是也，岂有他哉？

山本自知失言，遂不再作声，见伊藤沉默不语，山本只得讪讪告辞。

第二天上午，伊藤、山县、松方、井上四元老，和桂（首相）、小村（外相）、山本（海相）、曾祢（藏相）会集首相官邸。这是一次御前会议前的例会，当天下午，天皇要在皇宫召集御前会议。

伊藤挥毫写下了四行大字：

露国对策；

英、米与其他国家对策；

向国民宣示之要领；

天皇陛下的举措。

伊藤请诸君各抒己见。结果，众人的意见在纸上记录了长达两米。

这一次，人们异口同声地赞同与“露”决绝。

下午1时，睦仁主持了决定日本命运的御前会议，即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一·二二御前会议”。

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宣读俄公使罗森交来的对日本修改案的最后答复。

听，露西亚人还在饶舌呢：

如果日本同意接受双方不把朝鲜领土用于战略目的和关于北纬39度以北设为中立地带这两项，那么，本国将不妨碍日本和其他国家通过与中国缔结条约取得在满洲的权益。

日本人已经没有多少耐心再听“露人”瞎唠叨了！

君臣们一致接受了小村的提议：“日俄已无再谈下去的必要，必须中断谈判，立即采取必要的自卫手段。”

注意！他们把到别国境内去发动战争，说成是“自卫”！

自此，战争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1月19日，军方召开了作战规划会。

1月26日，元老会议专题研讨了战时财政问题。

2月4日上午，总理大臣桂太郎召集了阁僚会议。当天下午，天皇睦仁主持了战前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作出“圣断”：与露国绝交，同时向第一军发布动员敕令。

日本君臣押上了“皇国”的命运！

[第四季] 军港之城佐世保

自从陷入日俄战争的故纸堆里以后，我就常常被“佐世保”三个字所诱惑。

史料上记载，那里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联合舰队的组建之地和起航之港，也是日俄海上决战的收官之地与日本海军的凯旋之城——战争爆发前夜，偷袭济物浦（仁川）和旅顺口的所有日本战舰都是从佐世保出发的；战争终结之战，俄国太平洋第二舰队是在佐世保附近的对马海峡被日本联合舰队全歼的，甚至连俄舰队的中将司令也和残存的俄舰一样，都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悉数被押回了那座小城。这样一座军港之城，是日本帝国海军的福地，自然也是俄国人遗恨千古的伤心之地。

如此佐世保，我想去看看。

2015年初夏，我合上满桌子一本本翻开的旧书，从青岛直飞日本福冈，再转乘JR（日本铁路株式会社）西日本线的列车赶到了佐世保。

这是我第二次为看当年的故址而去日本游走。

夏令的日本北九州，正进入恼人的雨季。从我们抵达日本的那一刻起，天就一直阴着，并不时下起雨。今天，也不例外，只是，雨不大，不影响出行。

那天，我在佐世保站下了车。站内有座木雕工艺品的标牌，上面镌着两行黑字，告诉每一个到访此地的外来人：这里是日本列岛的最西端——

日本最西端佐世保站，东经一二九度四十三分。

旁边另竖着一方小牌，牌上写着这一天的日期——

2015年7月1日。

天气影响心情，黯然源于记忆。

是的，这里是日本列岛最接近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地方。正因地理位置使然，明治时代，日本人就把这里辟作军港，名为防卫西海岸的海军基地，实为扩充其所谓“利益线”的对外扩张的根据地。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以后，佐世保就成了美国第七舰队在日本的基地之一，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佐世保港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日本海上自卫队组建以后，佐世保作为日本海军的福地，再度成为日本舰队的母港之一。在世界各国的海军地图上，佐世保无疑是个很大的坐标。

因为知道这里乃美日两国的海军基地之所在，所以，我没指望能走进军港去觅找日俄战争时期的遗存。我只期待能在市区随处转转，与一二栋百余年前的老房子相遇，以增加一点对当年的感性认知，如能找到并走进那座“海上自卫队佐世保史料馆”，则真的算是不虚此行了——从网上查知，该市有这么一个堪称日本帝国海军博物馆的地方。但是，该馆为军方所有，是否对平民开放？尤其是否对来自中国的游人开放？我一无所知。

车站前，是热闹的市区。沐着小雨漫步市区，满眼都是毫无特色的大小水泥楼房。对了，还有一幢西式教堂，似在提示人们：这里是有很多美国大兵和家属待的地方哦！

几乎穿过了整个市区，我们才发现：和式建筑竟一栋也没见到！我恍然想起，在这里，哪里还会有什么历史建筑？1945年夏，美国B-29重型战略轰炸机不是例行公事地每天飞来几趟，把九州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和工业重镇都夷为平地了嘛！难怪这座城市里的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

战后重建的，还有日本的海军。

来佐世保之前，我做了点功课，知道了日本海上武装力量的复活经过。

从1945年初秋美国军舰进占日本各港口以后，嚣张了70多年的日本帝国海军即宣告作古，残存在各军港里的那百余艘大小军舰，全被美、英、苏、中四个战胜国以战争赔偿的名义分走了，中国海军也开回了34艘中小型战舰。战后，按在美国人主导下制订的《日本国宪法》，日本成为一个不再拥有发动战争能力的和平国家。

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让日本人有了重建海军的机会！

1950年6月25日，与日本隔海相邻的朝鲜半岛爆发内战，北部的朝鲜向南部的韩国不宣而战，13.5万人民军突然越过了两国交界的北纬38度线，向只有9万余人的韩国军队发起了猛攻，并于3天后攻陷了韩国首都汉城。7月7日，在美国的提议下，联合国议决派遣联合国军进驻韩国抵御朝鲜。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在麦克阿瑟的亲自指挥下，9月15日，美军在半岛蜂腰部的仁川港登陆，一举包抄了朝鲜人民军，并将战局推到了38线以北。一个月后，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国“抗美援朝”，前后有百余万军队出国参战。至1951年7月，中朝军队与联合国军已经结束了5次战役，双方胶着在北纬38度线上，进入了战略对峙状态，并终于同意在38线上的开城举行谈判。

开城谈判开始后的一个多月，即1951年9月8日，48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与日本政府首相吉田茂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又名《旧金山条约》），日本在声明放弃了对朝鲜半岛、台湾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半部等的主权以后，被国际社会接纳为正常国家。不过，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未派代表出席该条约的谈判与签订，台湾当局也无代表，故此条约是中国人不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翌年4月28日，该条约生效。

紧接着，在《旧金山条约》签订数小时后，美国又与日本单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从此，日本将国家防卫的责任托付予美国，并向美国提供陆海空军基地，每年交付美国一定数额的保护费。该条约自动延长至今。《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之后，当年10月，日本防卫省海上保安厅即向美第七舰队借得68艘小型护卫舰和登陆舰组建了海上警备队，两年后改名海上自卫队。60多年以来，名为海上自卫队的日本海军，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装备最为现代化的海上武装力量之一，其吨位规模位于世界前列。在佐世保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总监部，即辖有第二、第六、第八、第十三护卫队共13艘战舰，其中有当代最先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的“爱宕级”重型防空导弹驱逐舰和“金刚级”导弹驱逐舰。

作为远东的重要军港，佐世保也一直被美国人使用着。越战结束后，美国一度减少了对该基地的使用。但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人重返亚洲。网上称，现在，佐世保基地驻扎着3000名左右的美海军官兵，常年停泊着潜艇、两栖攻击舰、坦克登陆舰等多艘先进战舰。

当今日美战舰炮口之所向，地球人都知道。所以，游佐世保，心境晦暗，如同天色。

佐世保车站后，是看似平静的港湾。

近前的码头上，泊着一艘喷着“海上保安厅”黑字的银灰色巡逻艇，艇尾垂着一面日本国旗，让我不能不想起这种巡逻艇与在钓鱼岛海域与我海监船的对峙和在黄海海面对我山东渔民的抓捕。老实说，不管在哪个地方，我看到太阳旗的第一眼，总是有些别扭——70年以前，这面国旗在我祖国大地上随意飘扬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历史记忆。

视线越过这个平静的港湾，对面是客轮码头和客船。再往前看，即可见到远处海湾里泊着深灰色的军舰和黑色的潜艇。军舰与潜艇之后，是一座不太高的楼房，楼前并排悬着的日本国旗与美国国旗。那儿，应该就是美国海军佐世保基地司令部所在地。

从市区通往军港的路上，岸边，竟有一座小小的“厦门园”，园中安置着一个小小的白鹭的雕塑小品。原来，佐世保与我“鹭岛”厦门市是友好城市。

继续前行，岸路边上有一座铁锚做成的城雕，锚身上嵌着一排英文，不解其意。再往前走，是座公路桥，桥头有一截保留下来的石砌桥身。地上的日文铭牌称，此桥原名海军桥，初建于佐世保镇守府开建时（1886年），本为木桥，后改钢筋水泥桥，云云。

过了这座海军桥，就是佐世保港区了。

没人阻拦，我继续前行。不远处，即见路边有“海上自卫队佐世保史料馆”的明显标牌。

史料馆是一座现代风格的灰色高楼，馆外的标牌上写着“无料”，即来者可免费参观。我有些犹豫地走了进去，但见馆内的工作人员全是穿着平民服的中老年男子，而非现役军人，更没见到想像中的年少而且俊美的男女少尉们在里面值守。只是，参观者要自我登记。但登记似只为统计参观人数，而非其他，因为只要填上姓名和住址，并不需要出示有效的身份证件。我就只填了“中国，青岛，李洁”之后，便获得了登记册后面的老人的微笑加鞠躬。之后一个多小时里，也一直没有人追问我是什么的干活，良心是大大地好还是大大地坏。

原来，这里的“史料馆”，并非图书馆性质的档案馆，而是博物馆性质的展览馆；5层展厅内，陈列是不是文献，而是物件。

说是“无料”实有“料”！每一层都有难得一见的史料，包括让我心绪黯然的北洋水师“定远”舰上的精美铜钟，也包括俄罗斯第二太平洋舰队旗舰上的巨大鹰翼雕饰，还包括东乡平八郎的几幅汉字书法原作。

史料馆告诉参观者，佐世保本是一个小小的渔村。明治时代，日本海军把新锐舰艇组成常备舰队，设东海镇守府（驻横须贺）为其后勤补给基地；把老朽舰艇组成警备舰队，设西海镇守府（驻长崎）为其后勤补给基地。随着海军势力的强盛，明治十九年（1886），从北到南，从北海道到九州，日本把镇守府扩增成5个，即室兰镇守府、横须贺镇守府、舞鹤镇守府、吴镇守府和佐世保镇守府。因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优良的地形地貌，渔村佐世保遂被选作镇守府所在地。

展厅里有佐世保湾的立体示意图，海上自卫队总监部的所在，“米国海军”专用码头的位置，佐世保重工业港的范围，甚至海上自卫队的教育队、警备队，旧海军航空队的具体位置，都标注得明明白白。卫星穿梭时代，地面或水面建筑或物体已经无法屏蔽，与其以“保密”为由禁锢国民的目光，不如索性撤掉伪装网任外人正常打量。日军真不是如我国抗战神剧所丑化得那么愚不可及。

史料馆里有多帧镇守府初建时的老照片，看过这些老照片我才知道：明治维新不仅在制度上要“脱亚入欧”，在建筑设计上也已经全盘西化了，港内规划和主要建筑更是直接请洋人设计的。史料馆身前是一座像是百年老建筑的西式尖顶楼房，那应该是大轰炸后仅存的历史建筑吧？

从史料馆的5层展厅向外望去，多艘美国战舰历历在目。

走出史料馆，我按方才看过的立体示意图所指，沿公路前行，想让自己更靠近军港一些。不久，就看了长长的绿色铁网。铁网上的牌子赫然写着：“米国海军基地区域，未经许可，严禁入内。”前面说过，米国，即日语的美国。

沿铁网走到十字路口，正对着的，就是美军基地的入口。入口中央，立有显著的圆型标牌，但标牌下另有牌子，写有“禁止入内”的英、日文。地面，是一道布满尖钉的路障。一个美国大兵守在岗哨里，见我朝基地深处举起相机，遂走出哨位喊了一嗓子，并摆了摆手，示意我们离开，但表情却并不生硬。想必大兵们见惯了探头探脑的游人。

与美军基地遥遥相对的，有一块很大的横卧的石碑，上面镌着“海上自卫队佐世保地方总监部”的大字。总监部，即司令部。不用说，这条坡路的入口也立着禁入的标牌。距这块卧石挺远的上坡的尽头，是一个圈起来的大门，铁门闭着，有车进出时，才有卫兵出来。

我知道，这已经是我离当年最近的位置了。

111年前，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兼联合舰队第一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就是从这里起身，走向军港，登上他的“三笠丸”的。

汉学是明治人的文化基石

1904年2月6日凌晨1时，个头矮小的东乡平八郎率一行官佐悄然登上了簇新的“三笠丸”。

东乡是个身高不足1.6米的矮小的日本人，但其旗舰却大得惊人！排水量15140吨的一级战列舰“三笠丸”，是当年海上的巨无霸，也是动力与火力均最为先进的亚洲第一舰。该舰是日本政府从英国订制的，1902年5月驶回日本，1903年12月28日刚刚编入日本常备舰队，成了联合舰队的旗舰。

在“三笠丸”华丽的会议室里，56岁的东乡平八郎向同为海军中将的第二舰队司令官上村彦之丞以下各战队司令和舰长，宣示了天皇陛下昨日对全国陆海军发布的诏书：

朕以东洋之和平，朕衷心之欣幸也。故关于清、韩两国时局问题，朕命有司自去岁即与俄国交涉，不意俄国政府实无顾念东亚和平之诚意。盖清、韩两国领土之保全，与我日本独立自卫有密切之关系。朕兹命朕政府与俄国断绝交涉，为我独立自卫计，决执自由行动。朕信赖卿等之忠诚勇武，期达此目的，以全帝国之光荣。

日本君主的诏书，怎么写得如中国帝王的御笔？

老实说，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译文的时候，我也觉得民国初期的翻译家也忒拿日本不当外人了！怎么能把日本的文字“意译”成了中国式的官样文章？

不过，随着对幕府乃至明治时代的了解，我才知道：古汉语还真是当年日本上流社会通用的书面用语！民国初年的日文翻译者，无疑个个都是自幼在祖国背诵过经典、少年时又留学于东洋的文学青年。置身日本，他们见证了岛国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而且，他们的古学功底也未必比日本精英阶层扎实。所以，对他们而言，与其意译，何如“硬译”？而且，我还知道了，江户幕府时代以降，日本上层人物写东西，通常要先写一篇汉式的，再写一遍和式的。他们对古汉语的融汇与运用，肯定不如大清国的士大夫阶级，但比普通的大清百姓水平高。

没错，幕府时代，日本上层即以汉学——中国儒家典籍与书法——为必修课，无论皇室还是各藩藩主，也无论公卿贵族还是各藩武士，均以中华“上国”的文化精髓为精神食粮，年及学龄，均要学习汉学。

自公元4世纪（中原的东晋时代），中国的《论语》等典籍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以后，即被日本贵族所接受。尤其在公元8世纪的奈良王朝时期，受大唐文明的辐射，汉学在日本进入全盛时期。千年以降，汉学一直是日本的官学，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社会。

日本人对中华文明典籍的理解与使用，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范围。且说自明治以降历代天皇的年号吧，无不得自于中国之经典——睦仁的年号“明治”，是从《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中得来的；其子嘉仁的年号“大正”，得自《易经》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其孙裕仁的年号“昭和”，则得于《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现今天皇明仁的年号，取自《左传》中的“内平外成”。就连该国最惹邻国瞩目的“靖国神社”，也得名于《左传》中的“吾以靖国也”。甚至连看似日本独有的“武士道”，也不过是把儒教的忠、勇、仁、礼、节、义等矿石，与和族固有的神道教熔化一炉，锻打成的日本男子的行世规则。

前文提到过的前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虽以策动了被袁世凯弹压了的朝鲜“甲申之乱”而声名狼藉，但其本人却是一位一流的汉学家，他用汉语写成的《栈云峡雨日记》，记录了他早年从北京出发，历河北、河南、陕西，经秦岭古栈道进入四川，复经湖北、安徽、江苏，最终到达上海的行程与沿途的风土人情，是明治时代在日本流传最广的大清游记。

令人感慨的是，明治时代的军政精英，个个都是熟读中华典籍的好学生。我曾在东京神田町淘过一册《维新志士遗墨百人集》，里面有100幅明治时代的精英的书画作品，无论藩主还是武士，无论大臣还是僧侣，其诗其墨，都绝不在同时代的清朝士大夫之下，比我民国时期的军政精英更强许多！

没有人否认：日本文化的精髓，得之于中华古文明。而荟萃了中华古文明的汉学，正是明治时代精英们的文化基石。

东乡平八郎的人生航程

东乡平八郎自然跻身于好学生之列，不然，他就写不出那么多的汉字条幅，更说不出颇似中国古之统帅激励部将时所说出的一这番话来——

宣读完诏书以后，这位平时不爱多言的舰队统帅说道：

此次战役乃国家安然之所系，你们诸官要共同奉献皇威，即便粉身碎骨也要歼灭敌人，以安宸襟！

随后，他向第二舰队司令长官上村彥之丞中将以下各司令官和各舰长做出具体部署：

第一、第二、第三战队及各驱逐队奔袭旅顺口，趁夜以驱逐舰暗袭太平洋舰队各主力战舰，翌日再以舰队主力进行攻击；第四、第九、第十四战队则奔袭朝鲜半岛蜂腰处的济物浦（仁川）港，击溃在该处停泊着的露国军舰，以掩护陆军登陆。各队于上午9时出师！

东乡平八郎还代表全体将士，为天皇写下了奉答奏书：

臣平八郎谨奏，兹蒙下赐之诏敕，臣等不胜感激之至。臣率所部将士，本日由佐世保港出征。当奉体睿旨，尽犬马之劳，以期报圣恩于万一。出师临期，臣平八郎诚惶诚恐，谨奉答以闻。

话毕，东乡率各将军一齐面朝东北方，即皇宫所在的方向，三呼“万岁”。各将军旋领命而去。

一场震惊了世界的大战就要开始了！

明治时代，所有的军政大员，无论出身是高贵还是贫贱，都是读着汉学长大的，日本人所谓的汉学，就是中国的儒家经典。在日本游历的时候，我常常为百余年前那些军政巨子的遗墨而暗自吃惊——论字，属上乘；论韵，全合辙！要知道，他们并不会讲汉语，却能写汉韵的诗，实在让人啧啧称奇！

在鹿儿岛市，我找到了答案。

离开佐世保之后，我复乘JR列车赶到了鹿儿岛。该市正是旧时萨摩藩的首府，明治时代的主要栋梁，超过半数的出自该藩，而且，这些人又大都出自市中心的甲突川之畔的加治屋町，也就是说，他们竟是同一条街上成长起来的一代巨子！

加治屋町，现已辟为开放的明治维新公园，园中立着的标牌上，清楚地介绍了当年萨摩藩实施“乡中教育”的情况：男儿六七岁至10岁时，称“小稚儿”，须要进行冷水浴、武功、柔道等强身与磨练意志的严格训练；11岁到十四五岁时，谓“长稚儿”，则要开始学习日本文化；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时，名为“二才”，要开始学习汉学。

原来如此！难怪一个小小的“居委会”里会涌现出那么多日本人所尊崇的“维新伟人”！也就是说，正是靠了少年时代对我中华文明精髓的吸收，加上日本传统的舍己尽忠的武士精神，才锻造出了日本人的超出寻常的民族个性。

在甲突川畔，东乡平八郎并不是最了不起的人物，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二位，是明治时期的主要枢臣，比他对国家的贡献大多了。军界前辈大山岩和西乡从道，也比他更有威望，即便年龄比他小的山本权兵卫，也有“日本海军之父”的荣誉。

在鹿儿岛，我见过当地人排序的明治时代本籍英杰，一共8位，依次是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村田新八、篠原国幹、大山岩、西乡从道、东乡平八郎和山本权兵卫。位列第三、四的村田新八与篠原国幹是西乡隆盛的追随着，明治维新初期的陆军少将，在反对政府的叛乱中，一个战死，一个自裁。其他6位，都是赫赫有名的日本军政巨子。东乡平八郎排名第六，只在其上司山本权兵卫之前，可见，家乡对他的定位还是颇为讲究的。

是的，他还是藉藉无名的海军尉官时，大山岩已经是日本陆军的主要领导人了。不过，虽说辈分与军种不同，但大山岩认得他，因为他最初献身战争时，就是给当炮手的大山岩输送过炮弹。所以，在其家乡，东乡平八郎的资历并不让人炫目。而且，以我外行之见，他的汉字书法虽传世较多，但算不上有多深的功底。

不过，他比前辈乡贤和平辈乡邻多的是将近10年的留洋的经历。

《日俄战纪》第二编上，有《日本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事略》，该文说他十几岁时即参加过萨英战争，即萨摩藩与入侵的英国舰队之间的战争，后选入该藩海军。因“外谨严而内峻毅”，他被本藩选拔为留学英国的少年才俊，先送去开放港口横滨，跟着英国人学习英语。

日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你把他结结实实地打倒了，他服输，不仅不嘴硬，反倒真心佩服你，甚至拜你为师。反之，他永远瞧不上你。

萨英战争以日本向英国赔款而告终，但藩主不以为耻，反视英国为引领日本走出困境的洋师傅。一时间，多位英国教官被重金聘来鹿儿岛就任有职有权的指导者。东乡平八郎一代未来的海军将领就是在这样的大背影下走出鹿儿岛的。

东乡赶上了好时候。日本帝国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那就必须大力发展海军。而建设海军的头等大事，就是培养一批具有全新观念与专业素质的的舰长。兵部省公布的《大办海军方案》说得很明白：“军舰的灵魂是军官，没有军官，军舰就是一堆废铁。”东乡成了本藩推举的海军后备人才。

在横滨读书期间，只有十几岁的东乡平八郎表现出超众的志向，“日唯以纵论时事以为乐”。3年以后，他被授海军少尉，如愿去了英国。在英国学习待了5年之后，正要回国之际，他得到国内命令：留在英国，监制本国订制的二等铁甲舰“比睿丸”，熟悉了战舰的每一个角落。直到两年以后，他才驾乘该舰返回日本。屈指一算，他在英国待了长达7年之久。这样一个讲着一口流利英语、熟知最先进的海军战术的青年舰长，回国后，毫无悬念地被委以重任，历任副舰长、舰长，出航过朝鲜和中国的上海、福州和基隆港，近距离地观察过中法海战（日人称“法清战争”），还两度远航至太平洋深处的布哇（即夏威夷），有着丰富的战船指挥经验。中日甲午海战中，他任巡洋舰“浪速丸”的第三任舰长，因擅自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而惹上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官司。所以，在国际上，他有着超乎同侪的名声。

那是1894年7月25日凌晨，日本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丸”“吉野丸”和“秋津洲丸”三舰在朝鲜丰岛海面与大清北洋水师的“济远”“广乙”“操江”三舰遭遇，双方发生交火后，“广乙”搁浅自沉，“济远”和“操江”则加速逃走。追击途中，东乡与误入战区的“高升号”相遇。虽然看清对方是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但因船上的大清陆军拒绝投降，东乡竟下令近距离将“高升号”击沉，致871名清军官兵毙命于海上！随后，东乡下令将“操江舰”俘获，并掳至本国。获救的英国船长和水手乃至英国政府后来才知道，下令击沉他们的那个冷血的日本舰长，正是20多年多前在英国培养出来的12个日本海军留学生之一。

靠毫无理性地虐杀中国人而成名的海军大佐东乡平八郎，一时间成了狂热的日本民族崇拜的英雄，不过，也差一点成了惹起一场国际官司的罪犯，不是英国人自己最终判定他下令开炮情有可原，他的军政生涯早在45岁那年即已中止。“自后战事无不与”，这是《日俄战纪》上所记载的。也就是说，无论是黄海大海战，还是威海卫围攻战，最后是澎湖列岛登陆战，东乡的“浪速丸”全都参加了。

中日战争结束后，东乡平八郎“论功升少将，任常备舰队司令官”。之后，他离舰入大本营，任海军将官会议议员兼海军技术会议议长，后晋为海军中将。1901年初秋，日本海军舞鹤镇守府在京都府舞鹤市建成。该港的筑港经费，全部来自大清的战争赔款。10月，53岁的东乡平八郎接到天皇的诏令，出任该镇守府的首任司令官，而且一干就是3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东乡将在这一职位上退休。

不料，1903年10月，也就是日俄战争迫在眉睫之时，这个远离战舰8年多的海军中将，突然接到了天皇的诏令：与日高壮之丞海军中将对调，出任常备舰队司令官。谁都知道，常备舰队的司令官是对“露”作战的海军统帅的不二人选。

果然，两个月后，海军军令部公布了新一代联合舰队的建置，东乡平八郎不出意外地出任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兼第一舰队的司令官。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项任命，成就了日本近代的一个“军神”。

起用东乡与海军大臣有关

一个年过半百的海军中将，退休养老之前，忽复出任要职，这当然与海军省的掌门人有关了。

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也是萨摩藩人，而且和东乡平八郎是并肩作战的发小，甚至比东乡还小4岁，他俩是“稚儿”时就上了炮台，共同给大山岩搬送过炮弹。萨英战争时，山本11岁，东乡15岁，都属“稚儿”，而当年藩军的炮弹是旧式炮弹，即铸铁的圆球形的炮弹，每颗重达12公斤。10多岁的孩子，搬运这么重的炮弹，可真是拼上小命了。

根正苗红的山本权兵卫像战友东乡平八郎一样，也在少年时就被本藩保送学习海军。东乡去了英国，山本则留学德国，回国后在“高雄丸”和“高千穗丸”上当过舰长。但自从1891年被海军大臣、本籍前辈西乡从道（元帅西乡隆盛之弟）调入海军中枢任官房主事之后，就再也没在军舰上任过职。官房主事，即办公厅主任。官不大，但这位主事的眼光却很远大。他超前看到了海军对于保卫岛国的特殊意义，遂大力呼吁，终使西乡从道“从”了他之“道”，让海军有了自己的司令部，即海军军令部，从此海军与陆军平起平坐了。甲午战争之前，大本营正是采纳了他这个海军省的中层干部的提议，才把常备舰队和警备舰队整合为联合舰队，从而从体制上保证了对大清北洋舰队作战的胜利。

山本权兵卫不光是后来公认的日本“海军之父”，而且，他还颇具政治家秉赋。中日黄海海战刚结束之际，与举国欢腾的气氛颇为不合的是，他不顾忌自己人微言轻，越权对首相伊藤博文提议：闻露、独、佛（即俄、德、法）三国正在频繁接触，如与大清媾和时遭遇三国压力，则无论三国有什么要求均要接受，因为本国实无力与三国开战！也许，正是有了海军方面的支持，一直主张妥协的伊藤才力主屈从三国的干涉，把辽东半岛索价还给了中国。

十年扩军期间，日本海军的“六六舰队方案”，即6艘战列舰与6艘一等巡洋舰混编成战斗群的方案，正是已经晋升海军少将、军务局局长的山本一手制订的。当时，人们就戏称这位局座是“权兵卫大臣”。西乡从道转任内务大臣后，山本真的成了“权兵卫大臣”。

他上任后，头件事儿，就是力栽汰手下冗员，不搞任人唯亲。你想，萨摩藩是日本帝国海军的起家之地，大部分海军将校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乡，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战绩有资历，差不多个个都是明治初期提升起来的“老人”，弄得海军机构越来越臃肿。西乡从道长期主持帝国海军，何尝不想减肥？只是苦于亲情乡情与交情，实在难下狠手，所以，只好把这个无形的死胖子留给他提拔起来的爱将处置。好一个40来岁的少壮大臣，愣是手起刀不落——短剑摆在桌面上，一个个地召见欲解职的部将，无论对方是哀求还是怒吼，他不为所动，照章裁员，一个子就将8个将军和89个校官裁汰了，从而顺利完成了帝国海军的瘦身行动。

在明治时代，萨摩藩与长州藩两大政治集团包揽了日本军政界的所有要职。在军界，萨摩藩海军出身的人成了海军的中坚，而长州藩的陆军官佐多成了陆军的骨干。如果说长州的山县有朋是日本的“陆军之父”的话，萨藩的山本权兵卫就是日本的“海军之父”。日俄开战前，山本是制订海军作战计划、选拔海军统帅的最高负责人。

这样一个忠于国家而且铁面无私的官僚，当然不会因私情而影响了对联合舰队司令人选的考虑。远航征“露”，事关“皇国”命运，岂敢乱来？况且，海军大臣一直是不赞成与“露西亚”开战的人，即便在御前会议上，他也直言反战，以致主战者都送给了他一顶“失败主义的权兵卫”的绰号。既然已经决定开战，这个十分谨慎的海军掌门人思量再三，最终决定向天皇保荐东乡平八郎，而非更有魄力的日高壮之丞。

临阵换将，向来是兵家大忌。所以，天皇一脸茫然地问山本：“为何换成了东乡平八郎？”在陛下跟前，他不能多言，只好答非所问地禀报：“是东乡的运气好。”

如此，好运的东乡平八郎就成了钦命的日本第二代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兼第一舰队司令官。

另两位运气不错的海军中将上村彦之丞和片冈七郎，分别担任了第二和第三舰队司令官。

不过，日高壮之丞也是鹿儿岛人，与东乡平八郎同龄，资历也相当。山本权兵卫最终弃用日高而起用东乡，是因为前者有些桀骜不驯，而后者一向沉稳听命。让一个不太听话的人统帅事关帝国命运的联合舰队出征，山本总有些担心。

斩长鲸以为吉兆

1904年2月6日上午9时，佐世保海面上的大小70余艘战船相继起锚起航。按第二战队（出羽重远少将统率）、第三战队（上村彦之丞中将统率）、第一战队（东乡平八郎中将亲率）和第四战队（瓜生外吉少将统率）之顺序，各舰按预定航线出征。

一天之后，即2月7日上午，第一战队在海面上发现一艘倒霉的俄国商船。经通讯舰“龙田丸”追上前登船检查，知是“露国”航海贸易轮船公司所属的“露西亚号”货轮。遂将其俘获，押回本国。

战队各舰舳舻相接，继续全速前行。

2月8日下午5时，就在旅顺口的俄军海军将校们纷纷换上华丽的军礼服要去为司令夫人祝贺的时候，偷袭者已经悄然逼近了旅顺外海，而奔袭济物浦（仁川）的一路舰艇也抵达了预定海面。

让这一路官兵们感到振奋的是，就在赶赴战场的中途，首舰“高千穗丸”的舰首竟然冲断了一条长鲸！

像嗜血的大白鲨一样，见到海水被鲸血染得通红一片，日本各舰官兵顿时欢嚷起来！

日本海军史称：

海水为赤，群以为战胜之预兆。

日本人迷信，在“三笠丸纪念舰”上，我在舰长的舱室里，意外见到壁上竟有一座小小的佛龛，木龛内，有一纸，上书祈求神明让“敌国降伏”的几个大字。在世界各国的军舰上，大概只有日本人的舰长室里才有这道风景。

韩国被日本绑上战车

1895年，靠日本人的恩赐，朝鲜李氏王朝与中华帝国断绝了数百年的宗藩关系。

弱国突然独立，一时无所依附，难免左倾右倒——左与俄国有一小块领土隔图们江接壤，右与新崛起的日本隔海相望。

眼见朝鲜立足未稳，左俄右日，便趁机插手半岛。

朝鲜国王李熙是个窝囊的君主，而国政实由其正妻闵氏主持。眼见得“三国干涉还辽”居然让日本俯首，从前依靠过日本人抗衡公爹大院君（国王之父）李昰应的闵氏，决意依附俄国以自强。在闵氏的操控下，朝政渐向“联俄拒日”方向倾斜。

因为朝鲜历史上曾多次遭受日本的入侵，所以，高丽人从来不乏痛恨倭人者，朝廷中自然也就一直有拒日派大臣。但日本又是帮助朝鲜获得独立的有恩之国，而且，明治维新让岛国迅速强盛起来的事实，也着实让开化的大臣找到了振兴国运的依靠，这些大臣自然也就因亲日而拒俄了。于是，在两派大臣的纷争和推搡中，或曰在俄日两大强国的夹缝中，李氏朝鲜开始了独立后的忽左忽右的日子。

当时，朝鲜的民族主义启蒙思想家朴殷植就曾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李氏的外交政策：

朝秦暮楚，择强而交，实依赖于苟安，岂有久乎？

由于闵氏倾向于倒向俄国，亲日派逐渐失势。亲日派的失势，引起了日本新任朝鲜公使三浦梧楼的严重关注。

三浦梧楼接任的是日本有名的政治家井上馨。井上馨是伊藤博文的长州同乡，是早年和伊藤同时去英国留学的“长州五杰”之一。他曾在第二届伊藤内阁中任内务总长，伊藤因车祸受重伤时，他当了两个月的代理首相，可见他在政坛的地位实不容小觑。甲午之战爆发后，他被下派到朝鲜，指导李氏王朝改革。不料，“三国干涉还辽”之后，被视为“亲露派”首领的他无法再干下去了，故而辞职回国赋闲，直到伊藤博文第三度组建内阁时，他才重新出山，就任了大藏大臣。不过，那已经是4年后的事了。

顶替井上馨的三浦梧楼，是退役的陆军中将。这个军人出身的外交官，真是岂有此理！他竟然背着本国政府，擅自做主，在驻在国策动了一场流血政变——1895年10月8日凌晨，由日本浪人和化装成高丽人的日本现役军官直接冲入朝鲜王宫中，把闵氏当场残杀并就地焚化，并将国王李熙与太子控制起来，逼李熙下诏组成了亲日派新内阁。

当天清晨，俄美两国公使闻宫中有变，进宫谒见国王与闵妃时遇上三浦梧楼，并亲眼见证了在场有众多日军。三浦当面否认日本人参与了政变，辩称王妃已经失踪。正在汉城的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根据对在政变现场的美国教官和俄国技师的采访，写出了长篇报道，日本人策动政变的真相遂大白于天下。日本政府狼狈不堪，不得不派井上馨与前驻清公使、现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村寿太郎赶往汉城调查政变真相，三浦梧楼等50多个涉案的日本人则被押送广岛受审。小村留在汉城，接任公使一职。

翌年，是乙未年，亦即1896年。困居宫中的李熙在亲俄派大臣的策划下，于2月11日成功逃离了日军士兵把守的景福宫，躲进了俄国使馆，开始了长达一年的“俄馆播迁”生涯，即在俄国的庇护下发布诏令处理国政的特殊时期。“播迁”当天，李熙即宣布总理大臣金弘集等五人为“逆贼五大臣”，致金氏等三人当天被民众杀害，另两人则远遁日本。即前此即朝鲜史上的“乙未事变”。

“俄馆播迁”是让日本强硬派很栽面子的旧疤，正因此，7年后，当山县有朋提议向朝鲜半岛派兵时，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一提“俄馆播迁”几个字，山县就老羞成怒，以至于拂袖而去！

依靠俄国公使韦贝的支持，李熙清算了亲日派大臣，成立了亲俄内阁。自然，俄国在朝鲜半岛也获得了正式插足的权利，他们的军事顾问与财政顾问驻进汉城，还有少量的俄军进驻了半岛北部。

在俄使馆附近新建了王宫以后，李熙宣布将朝鲜国改名大韩帝国，自己从国王升格为皇帝，追谥闵氏为明成皇后。名义上李熙与大清国、大日本帝国和大俄罗斯帝国的君主一样，都是“大皇帝”，可以平起平坐了。但是，他哪里知道，他的国家早就被日本人划在所谓“利益线”上，是迟早要被征服的国度！

1899年，俄国驻华公使保罗·巴甫洛夫从北京被派到汉城，任驻朝公使。在北京任上，他参加了争取旅顺口与大连湾的租借与东清铁路的修筑之谈判工作，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不惜把一位驻大国的公使下派到小国当公使，可见沙皇已对朝鲜事务越来越有紧迫感。

日本人也不甘被动，赶紧把外务省次长林董派到汉城屈就公使。

朝鲜半岛，成了日俄两大强邻角力的平台。

林董的深思远虑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堪与俄国公使的生龙活虎和野心勃勃的意气相媲美。从这时起，直到战争爆发时，俄国和日本一直是在朝鲜半岛的北部、中部和南部互相倾轧的。

这是20世纪前期美国史学家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的一段话。

已经尝到了战争甜头的日本，哪里会坐视朝鲜成为潜在敌国的盟邦？在日本人看来，“露国”插足朝鲜，就是为了迟早灭掉本国！所以，这一次，日本发动对“露”战争，其借口与10年前发动侵华战争一模一样，还说是为了“保护”朝鲜的独立！

在日本军头眼里，朝鲜半岛上，哪里有个已经“独立自主”快十年了的国家？在参谋本部的巨幅作战地图上，该“友好邻邦”不过是“皇军”前往大清战场的便捷通道而已，至于南北的两大都城汉城与平壤，早就被军部的参谋们规划成了战争期间的基地与兵站所在地。

明明是被国际社会早已承认了的主权国家，而且，在日俄开战前夜，韩国政府也宣告过“局外中立”，但日本人毫不理会基本的国际道义和“友邦”的最起码的尊严，愣是不由分说地把该国绑上了自家的战车。

日本人在仁川暗下黑手

仁川，时名济物浦，1883年对外开港，是朝鲜王朝的海上门户，距汉城只有28公里。因位于朝鲜半岛的蜂腰处，故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了解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的人都知道，当年，“联合国军”因仁川登陆才一举扭转了战局。其实，比之日本人1904年2月的仁川登陆，麦克阿瑟上将的行动晚了40多年。

日本有军舰泊在济物浦港，是有由头的。上一年秋，在汉城以北的一个地区，爆发了韩民与日侨之间的暴力冲突，有几个日本人被当地人杀死。想必有部分日侨在韩国的嚣张，已经激起公愤。一时间，半岛人心惶惶。为镇抚计，日本派出了两艘巡洋舰“济远号”与“千代田丸”赶到济物浦待命。

没错儿，“济远”正是大清北洋水师从德国订购的那艘巡洋舰，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俘获后，连舰名也未改变就编入了日本的常备舰队。只是，上年年末，排水量2400吨的“济远”已经被调回日本国内备战训练，排水量2450吨的“千代田丸”独自留在济物浦港内。

为保护与接济本国使馆和侨民，俄、英、美、法、意诸国也相继派战舰抵达济物浦。

俄国太平洋舰队派来的是6500吨的二等巡洋舰“瓦良格号”和2艘三等巡洋舰“坡亚伦号”与“古利亚古号”。进入新年，见局势趋于稳定，2艘三等巡洋舰便奉令返回旅顺口，只留“瓦良格号”在济物浦待命。1月8日，1213吨的俄国炮艇“高丽人号”驶来与“瓦良格号”会合。

不知是泊位的巧合，还是俄人与仁川港务局事先有预谋，两艘俄舰分别泊在了日舰“千代田丸”的两边。

“千代田丸”的舰长村上格一大佐不禁坐卧不安！为防不虞，1月31日，村上下令起锚，让本舰泊在了港湾出口处，以图进退之便。

2月5日，得到本国已与“露国”断交、两国开战在即的电报以后，村上舰长立即传令全舰人员严加警戒。随后，村上又接电令，命其南下与第四战队会合。

7日深夜，“千代田丸”乘暗潜出港湾，一路南下，于8日上午与分舰队会合。在旗舰“浪速丸”上的战队，司令官瓜生外吉少将遂下令各舰全速扑向济物浦。

当天下午4时28分，13艘日舰相继抵达目的地，正好遇上俄炮艇“高丽人号”自港湾驶出，向旅顺口方向驶去。

在旗舰“浪速丸”上的瓜生司令官立即下令：各舰追堵俄炮艇！

没错儿，第四战队的旗舰，即10年前东乡平八郎所任职的英制防护巡洋舰“浪速丸”。下水服役近20年，这一次，又来了。

被日本人盯上的俄炮艇“高丽人号”，是被当成邮船派出来的。这段时间，因海底电缆突然失灵，驻韩公使保罗·巴甫洛夫与国内联系不上，急得火烧火燎的，只得请本国军舰前往旅顺代送外交邮件！俄国人一直怀疑是日本人故意破坏了海底电缆，但又拿不出证据来。

此时，“高丽人号”炮艇甫一出港，即遭到十几艘日舰的追堵。艇长伯利亚耶夫中校用望远镜看到日舰均已卸去了炮衣，炮口瞄向了本艇。他情知不妙，遂先发制人，下令抢先发炮攻击日舰。

世人皆以为日俄战争的第一炮是1904年2月8日深夜由日本人在大清的旅顺港外打响的，其实，朝鲜仁川外海的俄舰“高丽人号”于当日16点40分发出的这一炮，才是这场持续了一年半之久的大战的第一炮。

结果不言自明，在十几艘日本战舰的猛烈轰击下，创伤累累的俄炮艇突围无望，只好且战且退，回到港内。

紧接着，在军舰的掩护下，日本征用的运送陆军先遣队的商船“大连丸”“小樽丸”和“平壤丸”等停泊在了锚地。随后，在木越安纲司令官的指挥下，由陆军第十二旅团组成的韩国临时先遣队开始抢滩登陆。

由于俄国舰长尚未获悉本国与日本断交的消息，所以，只能惊愕地看着大批日本陆军在眼皮底下上岸而不知所措……

两艘俄舰提前覆灭

说起来，在济物浦（仁川）的俄国人虽败犹荣。

当天深夜，巡洋舰“瓦良格号”舰长鲁多利夫上校即收到了日军参谋经日本领事转俄国领事送来的署名“日本帝国联合舰队海军少将瓜生外吉”的最后通牒，日本人要求俄舰须于9日正午以前出港。

同时，瓜生外吉派参谋与英、法、美、意四国舰长联系，称第二天12时之后俄舰如拒不出港，日本海军即于下午4时将其在港内歼灭。法国人当即抗议，称日俄两国尚未宣战，此为中立国港口，日军休得胡来。随后，法舰长联络英、美、意舰长联名复函瓜生外吉，阻止日本海军对港口的攻击计划。

俄舰长鲁多利夫当然清楚对方要求自己明天12时以前退出港湾的结果，即无条件向对方投降。当下，他即与“高丽人号”的伯利亚耶夫舰长去打扰了各国舰长，请各舰明日相偕出港，礼送一程，或可免灾。不过，各舰长因未接到本国指令，又怕日本人会蛮干，纷纷托辞拒绝出港。俄舰长只好黯然道别，或曰永别。

回到本舰，鲁多利夫不动声色，直到第二天午餐过后，才召集全舰人员宣布了日军的最后通牒。他激昂地宣称：

本舰长已经接到了日本司令官的最后通牒，要我舰投降。本舰长决不能让敌人得到本舰！诸位请信赖神明，为我沙皇陛下和祖国英勇战斗，流至最后一滴血！

随后，他下令军乐队列队甲板，高奏国歌。

在国歌《上帝保佑沙皇》的雄壮旋律中，“瓦良格号”与“高丽人号”一前一后，缓缓驶出港湾。

西方各国军舰，随即鸣放礼炮，为悲壮出港的友舰送行。帮忙帮不上，放空炮还是可以的。

早已在港外守株待兔的日本各舰立即向两艘俄舰发起了猛烈轰击。俄舰毫不示弱，也全力向日舰开炮还击。

据日本联合舰队战后统计，是役，日舰共发射了199发炮弹。

这199发炮弹，致使两艘俄舰很快丧失了战斗能力。“瓦良格号”上有41人阵亡，68人负伤，死伤满甲板。鲁多利夫舰长见逃跑无望，遂下令打开水阀自沉本舰。稍后，负伤更重的“高丽人号”和另外一艘正在该港停泊的俄国商船“松花江号”也相继自沉于港外。宁可沉舰也决不资敌，俄国人真够有血性的！

港内外各国军舰，见日俄海战在眼皮底下爆发，谁也不能出面阻拦。但见俄舰自沉、官兵纷纷逃命之际，各国军舰，也包括日本军舰，才纷纷上前营救。经第二天统计，3艘俄国的沉舰上，共有769名官兵与船员幸存。

仁川登陆，日军完成预期的目标，自身却毫发无损，故被说成“无血登陆”。

岸上歌舞几时休

日军在仁川“无血登陆”的同一时刻，黄海海面上，东乡平八郎下达命令：由10艘轻型驱逐舰组成的第一、第二、第三驱逐队与主力舰队分离，成单纵阵，加速向旅顺口前进。随后，他让旗舰“三笠丸”上挂出了“预祝击沉敌舰，全队奏功”的信号旗。

三支驱逐队遂与主力舰队暂别，全速奔袭旅顺去也。东乡的预案是，驱逐队无论今晚突袭成功与否，俄舰主力必会于明日追出，联合舰队将与太平洋舰队在这一片海域进行第一场大战。事后证明，东乡高估了对手。

当夜无月。夜幕合围后，为防暴露，奔袭旅顺口的各驱逐舰仅亮着舰尾灯一路劈波斩浪西行疾驶。当晚9点30分左右，各舰已经驶抵旅顺外海，并在右舷舰首方向发现了远方明灭可见的青白灯光！

第一驱逐队的司令官浅井正次郎海军大佐判断：那正是露国军舰上的探照灯！

探照灯的背面，即旅顺军港的岸上，帝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依然待在美妇和美酒中间。

尽管他一直心神不宁，但仍相信本军已经做好了迎敌的准备——军港背后三面的山头上，54门12英寸的大口径巨炮和近500门中、小口径的大炮都已瞄向了外海；大小16艘舰艇也都停泊在了港外，每天有2艘驱逐舰通宵巡逻，一旦发现敌情，立即返回报告。而且，停泊在旅顺港外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的探照灯，每到入夜，便不断照射着外海，以防敌舰偷袭。正所谓严阵以待了，前来挑战者，岂不自己找死？

此时，俄军派在港外巡逻的两艘大型战舰，还真的与日本人遭遇了，不过，却是擦肩而过！

按日本海军的官方说法，当晚10时50分（即中国时间晚9时50分，下同），第一驱逐队的4艘轻型驱逐舰“白云丸”“朝潮丸”“霞丸”和“晓丸”正在全速行进之际，一号舰“白云丸”首先发现：“右舷舰首之近方，有两处灯光！”浅井司令官遂下令各舰减速航行，仔细观察。等确认对方是敌国的“两艘驱逐舰，其行驶针路约为东北向”后，浅井立即令各舰关闭船尾灯，减速右转，绕开敌舰以后，再按预订航线前进。

其实，按俄二等巡洋舰“坡勃尔号”舰长勃勃洛夫海军上校所记，当时，巡逻的俄舰已经发现了来路不明的舰影。但因事先得到的命令是：巡航中发现可疑情况后，未经确认，不得擅自攻击，以防误轰他国舰船，酿出国际纷争。所以，等庞大的俄舰转过身去追赶时，小巧的日本驱逐舰已经消失在了茫茫夜海之中。

日本的那些驱逐舰的排水量都才二三百吨，但速度高达31节，而俄国的巡洋舰排水量都在3000吨以上，但速力却只有20节，哪里追得上像海堤上的老鼠一样来无踪去无影的可疑舰艇？

日本人偷袭大获成功

其实，成功地躲过了俄国的巡逻舰后，偷袭者也磕绊了一下——

一路纵队、首尾衔行的日本突袭舰队，因前面的第一驱逐队的“白云丸”“朝潮丸”“霞丸”和“晓丸”4舰突然灭掉尾灯、减速右转，紧跟在后面的第二和第三驱逐队回避不及，结果遭遇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小灾难——先是第二驱逐队的二号舰“胧丸”撞上了一号舰“雷丸”，致舰首受损，也使三号舰“电丸”受阻不前，更导致了跟在后面的第三驱逐队“薄云丸”“东云丸”和“涟丸”3舰与前队失去了联系。于是，只有第一驱逐队4艘驱逐舰悄然避开俄舰之后，复归原航线，继续潜行。其余2队的6艘驱逐舰则落在了后边。

此时，对浅井正次郎来说，是继续前进还是取消行动，这不是个问题。纵观日俄战争，在联合舰队的每一次行动中，不管中途遇到什么原因的羁绊，总有不要命的指挥官孤注一掷地去执行既定的任务，而这些官儿不大的海上冒险家，又往往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与时尚的军国主义理论糅在一起制作的“大力丸”，确实让服用过它的日本军人平添了胆量和运气。

据日本海军档案记载，当晚10时8分时，第一驱逐队各舰已经能看到老铁山上的俄军的灯光了。于是，各舰再度减速，静默前行。至晚上11时20分，四舰抵达旅顺口外，借得俄方探照灯的来回扫射和俄舰上的识别舷灯，他们看见了停泊在黄金山下的俄国巨舰的影子！当即，浅井正次郎发布了攻击令！

11时28分，一号舰“白云丸”首先向有三个烟筒影子的敌舰发射了一枚鱼雷，随后又向有两个烟筒影子的俄舰发射了一枚鱼雷。攻击完后，“白云丸”即全速向南方退避。

紧接着，11时32分，二号舰“朝潮丸”也向两艘俄舰发起了攻击，之后，也全速后退。

三号舰“霞丸”虽被敌探照灯照到了，但仍在撤退之前朝敌舰发射了一枚鱼雷，并眼见对方被击中。

第二驱逐队因意外中途分离，故一号舰“雷丸”在司令官石田一郎中佐的指挥下单独行进，恰好及时赶到，并于零时35分向有三烟囱之敌巨舰发射了鱼雷，之后，也迅速撤离。

第二驱逐队落在后头的“胧丸”与“电丸”，被第三驱逐队司令官土屋金光中佐下令收编。“雷丸”撤出后，正好第三驱逐队赶到！零时39分和零时42分，“薄云丸”和“东云丸”分别向敌舰发射了鱼雷。

落在后头的“涟丸”抵达时，敌岸炮也开始压制过来。但舰长近藤长松少佐不甘载着鱼雷无功而返，便指挥本舰单枪匹马潜行至距敌黄金山炮台很近的地方，全不顾此时友舰均已撤离，敌岸炮、舰炮轰得正猛，顶着上空明亮的探照灯光，朝一艘俄舰发射了鱼雷。此时，已是9日1点25分。

从遭受第一波偷袭之后，俄国人的岸炮和舰炮就开始朝茫茫夜海中猛烈还击。一时间，灯柱乱晃，炮声震天，海水激荡，有几发炮弹也曾落到了日本驱逐舰的周围，但都因目标太小而没有击中，只溅起了很高的水柱。

日本3个驱逐队，共发射了16枚鱼雷，其中有3枚命中港外停泊的目标明显的俄军巨舰，而那3艘中弹的战列舰，正是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战舰“泽萨列维奇号”“列特维赞号”和“波尔塔瓦号”。

日本海军军令部编写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日露海战史》中，有如下记载：

露国某将校之记事：至夜半炮声起于港外，群以为“历多维山”（又译列特维赞）演习夜中射击，不以为意。已而炮声再起，甚形激烈，并闻警戒之号音，始知为日本驱逐舰之袭击。众皆惊愕，各争先趋归。军队急行防守警戒线。然仓卒之间，有离队伍者，有忘携弹药者，甚至有二三炮台并未备有炮弹火药！

等俄舰炮与岸炮恼怒地朝茫茫夜海里无休止地倾泻炮弹的时候，那些日本小型驱逐舰，已经全速朝预定的集合地韩国济物浦（仁川）驶去。

东乡亲率主力舰队上门挑战

驱逐舰队全速撤退之时，东乡平八郎亲率主力舰队——6艘战列舰、5艘一等巡洋舰和4艘二等巡洋舰，正向旅顺口赶来。9日上午，联合舰队抵达了旅顺口外约20海里处，改变单纵，扑向旅顺。

出于时差的原因，此后日本海军史记载的时刻，均被笔者延后1小时，改为了中国时间。

日本海军史称：

此日淡霭蔽陆，虽有微风，波涛不起。

因有薄雾，肉眼难辨对方，东乡平八郎下令出羽重远司令官率其第三战队的4艘二等巡洋舰抵近侦察。侦察的结果是，有12艘敌国大舰及炮艇、布雷艇等停泊在港外，其中有3艘大舰已经倾斜或搁浅，显然已经被夜袭的日本鱼雷所击中。侦察途中，第三战队还捎带着抓获了一艘敌国的商船“满洲号”，东乡下令，由通报舰“龙田丸”将其押送回国。

10点30分，东乡下令“三笠丸”升起信号旗：“胜败在此一战，诸君各自努力。”此时，各舰已经用肉眼看得见港外敌舰队各主力战舰的影子。于是，各舰奋勇争先，扑向敌舰。

一艘游弋于港外的俄国巡洋舰见状，慌忙后撤，以尾炮发来三弹，因距离太远，三弹皆落海中。时日本舰队与俄舰队相距约10000余米。

很快，日舰队逼近至8500米。10点55分，东乡一声令下，旗舰“三笠丸”前甲板上的12英寸主炮轰然发出第一炮。此为日本主力舰队发出的第一炮。顷刻，日本各舰竞相对各自选定的目标展开了攻击。

此时，俄海陆军早已从昨夜的噩梦中惊醒，大小战舰上的火炮与岸炮立即开始还击。在近一小时的对攻中，日本第一战队的6艘万吨级以上的主力战舰“三笠丸”“朝日丸”“富士丸”“初濑丸”“八岛丸”和“敷岛丸”各捉目标，猛烈炮击敌舰。11点11分，“三笠丸”的巨弹命中俄万吨级战列舰“坡伯达”（胜利）号，但几乎同时，一颗10英寸的炮弹也坠落于“三笠丸”上，炸裂了主桅，并破坏了后舰桥，当场有官佐、水兵数人负伤。稍后，又有一弹掠过“三笠丸”主桅，竟使战旗坠入海中！两分钟后，“富士丸”被馒头山炮台发来的一发巨弹击中，官兵死伤十多人。11点20分，“初濑丸”也被两弹击中，死伤数十人。11点30分，“敷岛丸”也挨了炸，十多人伤亡。6艘大舰，只有“朝日丸”与“八岛丸”2舰未遭受打击。第二、第三战队的9艘巡洋舰也在持续的轰击中既击中了目标，也遭受了打击，一等巡洋舰“吾妻丸”“八云丸”和“磐手丸”，与二等巡洋舰“笠置丸”均被敌弹击伤。

见敌炮火越来越猛烈，11点5分，东乡下令“三笠丸”降下战斗旗。各舰遂重整队形，驶向济物浦（仁川）。

第一次以主力战舰上门挑战，东乡平八郎虽没占到什么便宜，却在声势上威慑了敌军。

按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发布的最新公报称：

据我舰观察，敌舰队数舰已经受损。敌似见我火力强大，故主动中止战斗，退避远方。

第一次的正面对攻，让双方都了解了对手的强悍。

10日下午，东乡率联合舰队抵达了预定的泊地。途中，他已收到瓜生外吉少将的报捷：停泊在济物浦（仁川）之两艘敌舰，均已被我军歼灭。

日本人首战双双告捷。

靠不宣而战，日本人赢得了战争的先机。

俄日相继宣战并互揭老底

就在东乡平八郎率联合舰队撤往韩国沿海之际，圣彼得堡接连收到了“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发来的两封特急电报：

其 一

昨夜今晨，日本驱逐队突袭我舰队于旅顺要塞外，我战列舰列特维赞、泽萨列维奇及一等巡洋舰帕拉达均受损，至于损伤程度，容查清后详细报告。

其 二

受伤三艘均能浮于水面，泽萨列维奇的舵机损破，列特维赞水线下抽水筒附近被击破，帕拉达中央轮机附近受损。死伤人数为士兵亡2人，伤8人，溺水生死不详者29人。另发现敌方鱼雷2枚未爆。

当天，恼怒不已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率先发出了宣战诏书：

朕将下列之事，宣示于忠实的臣民：

朕以维持和平之目的，曾尽全力巩固东洋之静谧。关于韩国事体，日本提议修改两帝国间现存之协约，亦曾予以同意。然而，在该问题尚未议妥之时，日本不待接到我政府回答之提议，即知照与俄国断绝商议及外交关系。日本政府且并未豫为声明此种断绝外交关系办法，即含有开始军事行动之意义，即令其鱼雷突然袭击停泊旅顺口堡垒外之俄国舰队。朕接总督报告后，即命其以干戈应日本之挑战。

朕当决意之时，切祷上帝之救护，朕之臣民，为防御其祖国，均能趋赴朕命，盖无庸疑者。

朕敬祈上帝加护朕之素有名誉之陆海军。

俄皇宣战的声音传遍各国的时候，已经是2月10日上午。彼时，奔袭旅顺口的联合舰队各舰已陆续平安抵达了韩国的仁川海面，等待着他们的是同样的捷报——试想，十几艘有备而来的日舰围攻两艘毫不知情的俄舰，胜负还会出人意料吗？

不过，说起来，俄罗斯人虽败犹荣。

这些人悉数被日军看管起来。按战前日本公使林权助与各国驻韩公使达成的协议，战俘将被分别送往上海以南的地方，前提是每个官兵须要按日军的要求，宣誓自此退出战争，并不得再到上海以北的地区。

几天后，这769名未来得及报效“仁慈的小父亲”的俄国官兵们，便被法舰“巴斯加尔号”、英舰“安恢特拉号”、意舰“耶鲁巴号”分别送往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从那儿，他们被本国使馆安排返回了祖国。

俄国驻汉城公使巴布洛夫先生也随本国海军官兵一道南下。韩国被日本强行拉上战车，他这个“友邦”的公使已无所事事，只好请法国公使代向日军要求，随本国官兵一起离开韩国。他在上海送下一批官兵以后，自己和使馆人员又跟法国军舰南下，从法国人统治的西贡下了船，转道欧洲回了俄国。

此时，日本陆军第一军的大部队开始在仁川港登陆，正源源不断地向半岛北方挺进。徒有“独立自主”虚名的韩国，虽已向国际社会公开宣布将在日俄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日本人对韩国政府的声明置若罔闻。借道朝鲜半岛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境，铁蹄踏起的滚滚尘土已将韩国的颜面完全覆盖。

迟至2月10日，日本天皇才下诏向俄国宣战：

保有天佑践万世一系之皇祚大日本国皇帝，示汝忠实勇武之有众：范围之内，尽其一切手段，以期毋有遗算。

朕兹对露国宣战，陆、海两军宜竭全力，以与露国从事交战。百僚有司宜各循其职务，应其权能，以努力达到国家之目的。务于国际条约

为何不惜巨大民族牺牲与“露国”决一死战？且听日皇动人解释：

帝国与韩国因累世之关系，一向非常重视其领土保全。韩国之存亡，实为帝国安危所系。今露国不履行与清国所订之盟约及其对列国之宣言，依然占领满洲，终予将其吞并。若满洲归露国所有，韩国便难以保全，远东和平也就愈加无望。

原来，日本帝国与俄国开战，是为了邻国的领土完整啊！动机绝对高大上嘛！在数落了一通俄国“阳唱和平，阴增军备，意欲使我屈从”的罪恶之后，睦仁宣布：

事已至此，帝国欲依和平交涉而求之将来保障，今日只有求之于旗鼓之间而已。朕赖汝有众之忠实勇武，期恢复和平于永久，以保全帝国之光荣焉！

两个帝国的君主说得都很好听——都是为了维护远东和平，都在为别国的利益着想。然而，既然两位“朕”的思想境界如此一致地崇高，那怎么非要在别人家里拼个你死我活呢？

俄日两国外交大臣，随后都对外发表了《交涉始末》的声明，公布了各说各有理的谈判经过。

恼怒不已的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于几天之后，又向各国发出申诉，痛斥日本人在韩国和大清境内同时对俄舰的不宣而战，指责其“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其罪证如下：

日军于未开战之前，就在已经宣告中立的韩国登陆。

2月8日，即未宣战的3天之前，日军即突袭了我驻济物浦的2艘军舰，并破坏了海底电缆和陆上交通电线。

日本不顾现行之国际法，于开战之前即将我数艘商船捕获。

日本人被戳了痛处，急起狡辩。外务省称露国声明乃“妄言公文”，除了以具体数字披露对方在满洲急剧增兵、增舰的事实之外，更为不宣而战辩解道：

2月6日，本国已断绝与露国交涉，为保护权利起见，独行己意，并已通行露国。露国误解此意，本国断无代其负责之理！

公开宣战，并非断交后的必须之事，此以为国际法学者所公认。现代战争，不经宣战即开战已是常例，故本国举动，在国际法上毫无可非难之处。况且非难来自露国，岂不奇哉？露国历史上对别国不宣而战实例颇多，西历千八百八年（即1808年），露国未断绝外交关系即突派军队攻占芬兰，即为一例。

最后一句，绝地反击，相当牛逼，噎得俄国人再无话可说。

外交战自此终止，1∶1。不分伯仲。接下来的日子，两国外长都成了暂时的看客，看本国的武夫们杀向大清战场，真刀真枪地玩命去也！

各国竞相宣布中立

就在战争爆发的这一天，美国向中、日、俄三国声明：本国保持中立；交战国应“尊重大清国的中立地位和行政完整”。

稍后，英、法、德、意四国也发出了相同的声音：本国宣布中立，也支持大清中立。

英国人的声明有些出人意料，因为早在1902年1月31日，英国即与日本结为同盟国。2月12日，即日俄开战三天之后，英外交大臣蓝斯唐伯爵宣称：

外人所称英国将威海卫作为日本之根据地，实属谣传。

随后，英国政府公布了本国的中立条件，包括拒绝日俄两国使用本国及海外各殖民地的港口、水道、海岛等。这些条件，与其他各中立国的规定并无二致。

没卷入战争中的列强们如此仗义，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当人们读到美国报纸上的这通议论后，就会知道，信奉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是为何对中华大发慈悲的：

军事行动的区域得以局部化和有所限制，可以防止中国人民的过分愤激和骚动，并使世界商务及和平交往尽少遭受损失。

原来，义和团的噩梦太让洋人心有余悸了！

大国既已表态，中小国家赶紧站队。一时间，瑞典、诺威（后译挪威）、日斯巴尼亚（后译西班牙）、丁抹（后译丹麦）、荷兰、暹罗（泰国）、伯利西尔（后译巴西）、墨西哥、墺太利（后译奥地利）、瑞士、亚尔然丁（后译阿根廷）、葡萄牙各国相继宣言中立。

韩国虽也宣告过中立，但已与日本政府新签订了合作协议，故可忽略不计。

中立是大清国的唯一抉择

如此一来，清国政府便别无选择，只能跟在西方大国之后，于2月12日，也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宣布“局外中立”：

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着各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并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钦遵，以固故交，而重大局。勿得疏误。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

当天，大清外务部通电各国：

东三省疆土权利，两国无论胜负，仍归中国自主，两国均不得占据。

明眼人都能看出，大清朝廷虽对日本人心存好感，但也不无戒备。

第二天，驻日公使杨枢即专门行文日本外务部，请其大臣对大清的声明予以确认。

两天后，日本政府信誓旦旦地照会杨枢：

日本政府于战事结局，毫无占领大清国土地之意。贵国疆域中所屯兵队，除与战事实有关系外，必不敢有损害大清国主权之事。请转告贵国政府查照。

随后，清廷即公布了甚为详细的《局外中立条规》，按国际战争的中立规则，作出了对交战国不偏不倚的相关规定。

该条规先是对内制订了严格的“国民守则”，如——

本国民人不得干预战事暨往充兵役

不得将船只租、卖于战国，或代为装载军火

不得以款项借与战国

不得为战国探报军情

对外则划定了十分具体的交战区，即在奉天境内，“西至海岸起，东至鸭绿江岸止，南自海岸起，北行至五十里止，为指定战地。其中之金州、复州、熊岳三城及安东县街为指定战地”。

也就是说，除此四城之外，其他城区是不得进入交火的。而且，该条规还对交战国做出了明确的行为限制，如——

粮食柴草一切日用之物，须该国军队自行备办携带

不得招募华民匪类充当军队

须将日期及在何处开战，预先知照华官出示晓谕，俾人民知避，免遭兵祸。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该条规明确地写上：“两国开战后，凡战地县内村屯城镇人民财产，不免冲突，倘有损失，照公法应由战败之国认赔。如有无故杀伤人民、烧毁房屋、抢掠财物，何国所行之事，应由何国认赔。”

在军事上，清廷也做了一番布置，即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派武卫左军驻防于从朝阳至古北口一线，严防日俄两国越界交战。

一个在国际社会上毫无地位的国家政府，眼见得两个强邻要在自己家里决斗，既然制止不了，所能做到的，也只能如此了。

2月15日，即日俄战争爆发后的第六天，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尊重大清中立。

迟至2月19日，即开战之后的第十天，俄国政府才宣布：尊重大清中立。

俄国人的姗姗来迟与他们在背后跟清政府讨价还价有关。驻清公使雷萨尔奉命一再到东堂子胡同的外务部交涉，要求将辽河以西再划出40至50公里为交战区，大清的外交高官们毫不通融地拒绝了他的强求。而且，俄人还要求，大清应将已经宣告中立的韩国视为交战国，因为该国已成为日本的事实上的盟邦。

中国式的拒绝每每令洋人万般恼怒却无从发作。

据史料称，当时的大清外务大臣们，凡有外国公使前来交涉令吾国不能接受之事时，便集体沉默，甚至有人当场打盹假寐，直到为首的大臣端起茶杯说“请”时，会晤便告结束。按清朝的待客规矩，不管庙堂还是乡间，主人端杯请茶时，客人就要赶紧呷上一口便识趣地告辞，否则，主人家的下人就会掀起门帘高唱“送客——”，到了那会儿，就等于把你直接轰出门了，你的面子往哪儿搁？

当然，对方提出的可以接受的要求，如请将韩国视为交战国对其一并实施海关禁运等，这是可以先不瞌睡也先不必端杯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智慧。

鉴于韩国确实被日本绑上了战车，已经不具备中立国的资格，所以，大清国外务部根据俄国公使2月17日的敦请，向各省和总税务司发出如下通告：“本部查明韩国虽非战国，现在日俄两国业已在韩国境内用兵，所有战时禁货，自应照例禁止前往。”也就是说，清政府已经将韩国列为实际参战国，像对待日俄两国一样，也对其实施战时物品禁运了。

就这样，大清国不得不屈辱地在自己的国土上当起了“局外中立国”。

无论君臣还是东三省人民，都没有料到，两个外来的强盗，在自家宅子里打仗，这一打就是一年多——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小年夜，一直打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春暖花开时；而战区也早就祸及整个奉天，受侵害的何止辽东半岛上沿岸50华里之内的人民？

苦难的旅顺口，在两个帝国主义的隆隆炮声中，无奈地走向了兵荒马乱的龙年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