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岂容贻误。僵化的思想、狭隘的私利,导演了崇祯皇帝君臣极不负责任的议事秀,空留千古憾事。可见,改进文风会风,清扫作风背后的垃圾,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绝非枝节小事。
崇祯本可不上吊
崇祯之前的三个皇帝简直匪夷所思,绝对是皇帝中的奇葩:神宗30年不上朝,好几茬高干到退休都没见过领导;光宗是个花痴,上台不到一个月,直接牺牲在床上;熹宗的木工和瓦工手艺绝对一流,本职工作统统麻烦魏忠贤代劳。
崇祯帝却一反常态,是个勤政廉政的模范,工作17年,病假都没请过;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为减轻财政负担,让老婆做饭织布。
这样一个不错的皇帝,却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深夜,在离紫禁城一箭之遥的煤山(今景山)悬树自尽,在遗书中请求李自成不得伤害广大群众。3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景山公园崇祯自缢处,看着冰冷的纪念碑,不禁替他抱屈:老天爷咋不让他多干几年呢?
明末清初 项圣谟 大树风号图
一个王朝的灭亡自有其必然性,山都挡不住,但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老天爷曾经给过崇祯两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用上吊,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不排除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但是,僵化的大脑、无休止的会议和一个又一个文件,还是把他和他的国家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机会。甲申年正月,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只需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瞬息万变。大年初三,崇祯叫来太子办公室的李明睿开小会,研究应急方案。
李明睿的意见是南迁。他认为,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庶的南宋,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咱大明的条件比那时候强多了,地方比它大,物产比它丰富,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
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决心南下,东山或可再起,大明中兴有望。沿途的河北、山东、江苏的情况目前还不错,安全不是问题。总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尽快动身为好。
李明睿说得有根有据,崇祯听得入神,两人深谈了一昼夜。
不过,按明王朝的制度,皇帝的重大决策需要得到政府支持;而且崇祯还担心,如果自己出头提出放弃首都和祖陵,身后一定挨骂。最好由政府部长们在会上先提,自己假装不同意,部长一再劝迁,自己不得不同意——这样的决策过程最完美。
会上,崇祯帝流着泪试探说:“形势都这样了,我想亲自上前线,战死疆场,你们都别拉着我。”各部部长争着要为领导分忧,代皇帝出征,就是没人提南迁。
李自成大军越打越近。崇祯暗示李明睿写一份报告,把南迁议题公开化,试图倒逼政府。政府首席部长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人心大乱。他还嫌不够,指使一个小干部向上递材料,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是“邪说”,强烈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
政府坚决反对南迁并非偶然:
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士大夫阶层长期被正统教育洗脑,早已失去判断能力,坚信撤退可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二是为了保命和推卸责任。南迁成功还好,万一失败,出主意的、附议的,肯定没有好下场。
三是实际利益上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南迁之后,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官,官员们思量的是:俺的位子还有没有、好不好?
这样,大家都觉得等等看看最保险,不愿轻易下赌注。
李明睿非常气愤,又加以回击。支持和反对的都撕破了脸,一时间笔墨乱飞,会议不断,轰轰烈烈,就是没有结果。
崇祯皇帝急得不行,有一次开会前,他甚至把话说白了:“老陈,这事儿请您替我担待着点儿!”但是陈演在会上一直笑而不言,崇祯几次逼他发言,他都是笑笑而已,气得崇祯一脚踢翻了椅子。
这样一折腾,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形势更加凶险。在二月二十七日的会上,崇祯呼吁大家敞开说,说错了不要紧。他寻思,哪怕两派势均力敌,哪怕只有一个人说到点子上,他也好拍板。但结果依旧。紧接着,李自成大军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
崇祯终于忍不住了,他果断跟李明睿等人摊牌:“不管他们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叹口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
第二次机会。不可思议的是,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大明王朝居然还有一口气。
李自成本是个在政府招待所干苦力的粗人,并不具备政治家的博大胸襟,所以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复兴门一带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和谈,并且要价不高:割让西北一带给他,西北实行高度自治,不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拨付100万银两慰问金给他,他替政府打击敌对势力,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满人集团。
傻子都知道这桩买卖不赖,况且别无选择,但大家都不表态。如果说南迁问题还可以拿出来说说,那么割地赔款这顶政治帽子太大了,没人敢碰。
但是不发言也不对,于是部长们一个接一个慷慨陈词,愤怒谴责敌人的狼子野心,决心血战到底,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凭空送来的大礼,根本不在明王朝最后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的议题之内。
崇祯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从安定门、朝阳门到前门,没有一个门为他打开。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独地走向了煤山……
他死后仅三个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
景山公园那块石碑上刻的是“明思宗殉国处”,“思宗”是崇祯的庙号。的确,崇祯和明朝的悲剧留给后世沉重的思考。
崇祯皇帝死后不久,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说得非常到位,也好像在替敌人难过:
你们明朝的干部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拍个板比盖栋楼还难。当年北宋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岂容贻误。僵化的思想、狭隘的私利,导演了崇祯皇帝君臣极不负责任的议事秀,空留千古憾事。可见,改进文风会风,清扫作风背后的垃圾,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绝非枝节小事。
2013年1月18日发表于《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