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准确定位“严打”

针对我国“严打”刑事政策及实践之理论评价，有“反对说”“肯定说”和“反思说”之分。有论者提出，“严打”作为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它存在着对人权、刑罚效益、刑法程序价值的漠视。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适时地降低对严打政策的依赖，积极探索一条控制犯罪的道路势在必行，社会全面控制犯罪的方式是条有效的途径。[20]有学者认为，“严打”作为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在宏观上与刑法是灵魂与肉体的抽象关系；微观上，“严打”是刑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体现；“严打”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严打”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严打”是现代刑罚理念的应有之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突出强调“严打”方针中的“依法”要素。只有提倡并贯彻“依法严打”，才能充分实现上述的“严打”所蕴含的刑法精神和价值。[21]有学者认为，虽然不能否认“严打”政策本身由于其具体设计缺乏可操作性，从而导致人们对它的争论，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一些司法部门在贯彻这一政策的实际行动中，背离了刑事法治的原则及“严打”政策初衷，造成了负面影响。如何科学地对待“严打”，实际上是如何使政治性的“严打”转化为法律上的“严打”问题，也就是应当把“严打”逐步纳入严格的法律规制之中。[22]有的学者指出，我们无法阻断历史的惯性，也无法摆脱现实的选择，我们应该理智地善待“严打”，在刑事政策视野中给予“严打”以准确地定位。[23]

我们认为，首先，很多学者的批评质疑是针对三次集中统一行动的“严打”而言的，而“严打”集中统一行动并不是“严打”的全部，因而，质疑“严打”立论起点不清，导致结论也大多没有说服力；[24]其次，就集中统一的“严打”斗争而言，轻言放弃或者全盘否定，也是不妥当的，因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国家治理资源贫弱，当转型期社会问题引发的犯罪达到一定的程度，可能危及现行统治秩序的时候，执政党与政府在“实用理性”主导下，集中有限的国家治理资源解决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这是面临资源瓶颈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严打”是国家权力重要的再生产机制及再扩充机制，常态社会的“严打”蕴藏着中国社会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再生产机制。通过运动式治理实现国家权力的再生产与再扩充，确保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延续与维持；[25]最后，就中国刑事政策的完整体系和国际刑事政策的“两极化”发展态势而言，“严打”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关键是要准确定位“严打”，针对“严打”实行中的不足，提出完善和调整的建议。

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实行严厉打击的政策，在古今中外的刑事政策体系中都是必要的内容。就当前而言，无论是对于西方“轻轻重重”的两极化趋势，还是中国“宽严相济”的模式，对严重刑事犯罪严厉打击的“严打”政策，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整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刑事政策体系中，“严打”作为打击的一个方面，成为首要环节，这种定位很容易导致“重打轻防”的局面。“严打”的实践一直伴随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政策的整个形成发展历程，这是不容忽视的，综合治理始于“严打”模式，随后确定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模式，现在提出“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模式，这个发展过程主要是“打击”和“预防”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和分量的相互较量，最终是实现了“严打”向“预防为主”的转变，但是，遗憾的是，“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模式具有假象特征。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2001年9月5日）设定的“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模式，“‘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是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指导方针。要坚持打击与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防范，重在治本。打击犯罪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必须毫不动摇地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整治治安混乱的地区，解决突出的治安问题……预防犯罪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积极措施，要进一步把严打、严管、严防、严治有机结合起来。”由此看来，“打击”“严打”在“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模式中，依然处于首要环节。这种设计的主要观念在于“打击”“严打”本身就是一种“预防”措施。我们认为，这样的定位，非但不能改变“重打轻防”的传统，而且，会在“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口号的感召下，加剧“重打轻防”的趋势。因此，应当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体系中，给予“打击”“严打”以适当的定位，“严打”应当退居最后，主要依赖于打击之外的“预防”来应对犯罪，“严打”只是迫不得已的措施，非到万不得已，不能适用“严打”，从而切实做到“打防结合、预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