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瑶族习惯法研究，是一种对“自我”的探寻，意在理清其内在逻辑，揭示当代意义。

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一言蔽之，在实现中国现代化；建成现代法治国家，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而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西方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关系；二是中华传统与地方知识的关系。瑶族习惯法，相对于西方移植，属于本土资源；相对于中华传统，属于地方知识。

如果说，西方移植系一种“他者”，则中华固有之本土资源，就是“自我”。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中，西方的理论、制度作为一种“他者”，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借鉴的对象，但作为不可或缺的“自我”，中华固有的习惯法必须在场，并参与其中，否则将难以避免“法律越多，秩序越少”的尴尬。

在当下依法治国的语境下，瑶族社会和谐法秩序的构建，实有赖于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合力。国家法多移植自西方，强调普遍性，是主导性社会调整机制，但“主导”不是全部，更非唯一；习惯法是瑶族的“生活之子”，它扎根于瑶族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土壤，是瑶族社会特有的调整机制，在瑶族地区的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不可替代。

在历史上，瑶族地区社会秩序良好，习惯法功不可没。瑶人守法少讼，清人严如煜誉之：“瑶性淳朴，与人约必践，鲜争讼，无仇杀攫人盗窃牛马诸恶习[1]。”瑶人对依习惯法治理瑶山则不仅充满自信，所谓“有了石牌律，瑶山固如铁”，而且有着虔诚的信仰，认定“石牌法律，天灵地准”，“石牌大过天”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根深蒂固。

对瑶人的守法少讼，清人冯震东在瑶区署理期间，曾于道光庚子年（1840）夏留下如许诗作，可资佐证。其诗云：

署斋偶成

三载炎荒漫寂寥，却欣山县异尘嚣；四畴水足禾苗壮，村野人多瘴厉消。

国事罕闻怜远官，讼廷不到爱诸瑶；年来况是文风盛，夜半书声入听遥[2]。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一个欠缺专门政权机关的社会，能够较好地构建其法秩序呢？这是本书特别关切、欲图探究的中心论题。

瑶族习惯法属于法的历史文化范畴，它既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又有其现实形态；既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又处于变化的过程当中。本书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法学、社会学、民族学诸学科相关理论、方法，系统研究瑶族习惯法的基础、形成、订立，探寻其社会组织、生产、物权、债权、婚姻、家庭及继承等方面的习惯法，探究其执法的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及守法的缘由，以期达到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瑶族习惯法是瑶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自我创造的成果，其内容具有客观性，不容歪曲或随意解读，但是，研究者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结构，有个体的主观偏好、兴趣和价值取向，因此，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将伴随每一个研究者的整个研究过程。如何处理这一对矛盾？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一”中曾提出：“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以“具了解之同情”[3]。对于此种境界，我辈虽不能至，当心向往之，努力追求之：在主观上，站在瑶族的立场，以瑶族的视角、心情矢志求索；在客观上尊重事实、真相，品评利弊得失，探寻其走向法制现代化的合理、允当的途径。

本书系“民族法与区域治理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阶段性成果。在此付梓之际，我谨向资助这项研究的协同创新中心，向中心主任、广西民族大学谢尚果校长，向在研究中一直予我以多方支持、帮助的法学院何立荣院长，向出版此书的中国法制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广西民族大学的高剑平老师。没有他数年如一日的关心与提携，我过的也许是另一种人生；没有他经年累月、不厌其烦的指引、教导、鼓励和鞭策，我对学问谈不上有多少理解和体悟，而本书的写作则可能既不会开始，更难以顺利完成。对高老师多年来的关怀和帮助，在此深致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法学院的领导以及所有关心、支持我的同事、朋友，与他们的对话和交流，予我以深刻的启迪。感谢我的夫人黄碧珍女士，没有她的鼎力支持和悉心关照，本书必将因没有时间保证而难以如期完成。感谢我的女儿朱黄晓卓，是她的存在使一切富有意义，并常常构成我的一种灵感源泉。

对于瑶族习惯法研究，作者是一个新手，加之能力、精力有限，无论作者如何追求，问题、缺点以至错误亦在所难免。恳请学术界的前辈、师长、同仁海涵，并不吝赐教。

是为序。

朱继胜

2015年1月19日

于广西南宁相思湖畔

---

[1]（清）严如煜：《苗防备览》，卷九，《风俗下》。

[2]“署斋偶成”碑刻在凌云县寿桃山。参见黄钰辑点：《瑶族石刻录》，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之“审查报告一”，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