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立法借鉴

澳大利亚对PPP模式的规范未制定专门的法律，主要以“政策”(policy)和“指南”(guideline)的形式出现，足以支撑PPP模式的运行。并且通过设立具有核心作用的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建设协会(Infrastructure Australia)，发挥PPP中心的作用，统筹管理、指导澳大利亚联邦PPP项目的开展。得益于完备科学的立法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详细指导，澳大利亚成为全球PPP发展最为成熟的市场之一。我国PPP制度的发展较为缓慢，缺乏完善合理的顶层设计，从而制约了PPP项目的开展。澳大利亚的PPP立法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为我国提供借鉴：

1. 立法注重各阶段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咨询

澳大利亚的PPP项目采购过程中，充分吸收各方意见，保证交流沟通，其中在EOI阶段后和融资收尾阶段分别进行事后咨询讨论。EOI阶段后，政府与所有竞争参与者(包括中选和落选的社会资本方)进行高层面对面探讨；采购完成后，政府采购方同样须与所有的参与方进行事后会谈，尤其是参与的重点项目团队人员，就项目评估标准等事项取得反馈。在信息流通方面还表现在项目管理结构设置上。除常规的技术、法律、财务专业人员和管理团队外，澳大利亚的PPP项目开发过程中还特别设立了宣传联络团队，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引导社会舆论，加大公众对项目的欢迎度和认可，减少阻力。尤其是对经济性基础设施，宣传、沟通工作可增加项目的曝光度，增加公众对项目的了解和使用，提高项目的成功率。我国的PPP制度起步较晚，公众包括部分社会私营部门对PPP的概念以及其具备的优势仍处于模糊的理解状态，这不仅体现在社会资本对PPP项目的投资热情不够，还体现为公众对项目的反响平平。因而，我国在完善PPP制度的过程中，可适当增加对各方的沟通交流，积极引导舆论，增加PPP的接受度。

2. 立法规定PPP项目采购程序的谈判机制

PPP项目采购结束后，政府采购方可与中选方就项目开展细节进行谈判。但《国家PPP政策和指南》中规定该阶段谈判不得推翻已成局的议题，也不得引进新议题。这种禁反言机制不仅能缩短前期准备时限，还可有效降低社会资本方的道德风险，避免竞争者为取得最终资格而利用谈判机制，推翻申请阶段的低报价。我国的PPP项目采购主要基于《政府采购法》中的通用性程序，规定较为粗略。为有效规范PPP项目的采购，我国政府可制定更为灵活的程序，以适应采购过程中的具体情况。

3. 立法强调项目的物有所值评价

此外，澳大利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为在项目采购方式中纳入物有所值评价。在进行项目识别时，建立参照组(reference project)，运用公共部门比较值分析(PSC)，比较PSC和PPP采购模式下的成本净现值，从定量角度考虑是否采用PPP模式。同时从定性角度评估PPP项目配套的可行性条件。为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在计算成本净现值时，采用变型后的资本资产模型，求解出相对准确的折现率，减少偏差，也使决策更为科学。我国财政部尽管也出台了《PPP物有所值评价指引(试行)》，但仍然停留在概括性的理论层面，给予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指导较为抽象宽泛，仍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

4. 立法要求政府对项目实施有效监管

PPP项目履行中，澳大利亚政府通常不直接要求社会资本方或其母公司提供履约担保，而是要求分包商提供担保，更能保证建设顺利完成。为监督项目运营，要求社会资本方定期向政府提交监察报告，通常为每月提交。报告中应提供充分、有效信息，供政府计算或核查服务费。在项目运营过程中，政府设立运营委员会(operating committee)，社会资本方和政府采购方各指定两名代表担任委员，由项目协议管理员担任主席。运营委员会召开定期会议，讨论设备管理和维护、媒体关系、公众热点等问题。以PPP模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可有效解决政府财政短缺和服务质量低下等问题，但这有赖于政府对社会资本方和项目建设、运营实施有效的监管。因而在建立我国PPP制度时，应考虑政府对项目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强化政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