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恒安與張議潮家族關係及相關歸義軍史問題探析

通過認真分析相關敦煌文書，尤其是上録書狀，筆者認爲恒安與張議潮家族關係中有幾點非常重要：

其一，恒安與張議潮曾有同學之誼。S.5835爲法成所集《大乘稻芊經隨聽疏》的摘抄本，末題“清信佛弟子張義朝書”，可知張議潮亦曾跟從高僧法成學習，與經常聽聞法成講經的恒安堪稱同學，只不過若以現在已知的情況推測，張議潮在年齡上當略長於恒安。

其二，恒安對張議潮本人極其仰賴。上列BD08418（裳18，北1850）《金光明最勝王經》卷末恒安自署爲“河西節度門徒兼攝沙州釋門法師沙門恒安”，表明恒安自認拜在張議潮門下，在張議潮任節度使之後可出入其家而與之保持著極其密切的關係。P.3730v和S.6405v書狀中的例證更多：格式方面，這兩卷雖非書狀正本，但凡提到張議潮時均以平闕示敬。稱謂用語方面，P.3730v第9—16行書狀末尾稱“厶乙再拜阿郎几前”，“几前”本用於父母，大中時期河西節度使掌書記張敖撰《新集吉凶書儀》（P.2646等）在關於内外族極重者的書信封題樣中所用即是“几前”一詞。行文方面，殷切仰慕之情每每充溢於書狀的字裏行間，如“伏蒙司空猥録蠢”一句，即用之蟲，母不離子的典故十分慇懃地表達了對身處異地他鄉的張議潮仍多方眷顧呵護自己的感激與依戀。按，晉干寶《捜神記》十三稱：“南方有蟲，名，一名蠋，又名青蚨。形似蟬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十七《蟲》亦云：“形如蟬，其子如蝦，著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以上所舉在在表明恒安是將張議潮視爲近乎父母的尊長。

其三，恒安很可能是張議潮之子的老師。上録P.3730v第27—42行的一書三紙（第27—28行爲第一紙，第29—33行爲第二紙，第34—42行爲第三紙）的複書書狀是恒安寫給張議潮之子（即狀中的“郎君”）的，書狀中盛讚對方“天與孤貞，槐市芳文，非因師教”，應是表示不敢居功的自謙，而再從整個書狀的語氣看，也符合師長對較有地位的弟子進行勸勉的情況。

其四，張議潮離開沙州時很可能曾向恒安託付家事。恒安反復在書狀中向張議潮報告張氏家眷的情況：“州中使宅娘子及悉總平善，伏惟不賜遠憂”、“城隍軍府並甚安，門宅百尺上長幼諸親並蒙平善，伏惟不賜遠憂”等等，完全是受人請託後彙報情況的口氣。筆者推測，張議潮對恒安十分信任，赴京前曾託恒安照顧家眷，故恒安纔有此反應。

其五，張議潮離開沙州後，恒安仍可與遠在京城的張議潮父子保持頻繁的直接的書信、禮物往還。上録書狀是爲明證。首先，根據我們對書狀中“霜冷”與“近日乍到京畿”等語的考證，上録P.3730v第9—16行等書狀是恒安於咸通八年九月寫給張議潮本人的，其時張議潮抵京後傳回敦煌的第一批書狀剛剛到達，恒安即修狀向新近獲拜統軍的張議潮道賀。而由S.6405v“二月廿日”等語可知，該狀及包含該狀草稿在内的P.3730v所存寫給張議潮兒子的書狀則應撰作於咸通九年（或再後某年）二月。這些書狀修撰於不同時間，足以表明恒安與張議潮父子的聯繫並非偶然。其次，P.3730v第27—28行“人使不恡示及”和第31行“人使云云，不絶音耗”等語表明張議潮父子也記掛著恒安。至於第34—35行“兼奉司空委曲疋帛”一語，更是説遠在京城的張議潮特意給千里之外的恒安寫了信並寄贈了絲綢。可以附此一提的是，受過往所知材料的限制，以前學者們單獨研究S.6405v書狀時，無法解釋“司空猥録蠢，遠寄縑緗”的“遠”字，曾將“右恒安，二月廿日敦煌縣令宋智岳使回”不甚恰當地斷句並解釋成恒安與宋智岳一道使回而誤認爲二人同時出使，從而對恒安的生平事跡作了不太準確的推測。今幸賴P.3730v與S.6405v關係的確定，S.6405v之缺文終得以補全，據此可以肯定地判明：寫作上録書狀時恒安是一直留居沙州的，而非剛剛奉使歸來，出使歸來的是宋智岳，其出使目的地是當時張議潮所在的京城長安，他由此帶回了長安方面的消息和張議潮等人的信件與禮物。

在《前文二》中，我們已經論證了赴京後的張議潮父子與敦煌人士密切往來，及中和年間議潮二子西歸對歸義軍歷史的影響，認爲他們的作爲是張淮深執政後期敦煌政局動蕩多變的重要原因。目前筆者仍持上述觀點，而這正是恒安與張議潮父子往來情形給我們的啓示。由此可見，佛僧個人的生平事跡也可以折射歸義軍政治史諸問題，相關研究確有繼續與深化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