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梁启超（任公）身跨政、学两界，名满天下，著述宏富，于当时后世影响巨大。然而，在今天很多人心目中，其形象却飘忽不定，以致有研究者称其人多变无恒守，其学多面无统绪。其实，任公一生跌宕起伏，其行动主张固然多所变更，其中却有一以贯之者；其学问涉猎极广，多所开创，其中确有统摄全局者：其一贯、其统绪正是中国传统的修身之学。而这一点被我们大大地忽略了。

梁任公的修身之学奠基于万木草堂时期，深化于戊戌变法之际，确立于游历美洲之后。政治行动的挫败，促使他从政、学两方面深入反思：为政者缺少修身工夫，则内心无主宰，行动无根柢；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则知识愈多，愈为作恶的工具。他总结清代以降的政治：曾国藩走的是“道德改造”路线，从改造自己做起，然后砥砺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终于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继之而起的李鸿章转而走“功利改造”路线，以功利为本位，专奖励一班有才能而不讲道德的人，政局无可避免地衰敝下去；袁世凯则更以富贵为本位，变本加厉，明目张胆地专门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做爪牙，天下事遂不可收拾。这种风气蔓延到社会上，“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馀，根本去刬除”（《梁先生北海谈话记》）；表现在教育上则是“智育日进，而德育日敝”（《节本明儒学案》眉批）。概括言之，政治、社会的败坏在于重功利而轻道德，轻道德的根源在于传统修身之学的衰落。

1903年之后的梁启超，其自立立人的宗旨确立为以道学统驭科学，以德育统摄智育；德育的内容则为先私德后公德，即以传统的道德学问为本；德育的方法则是从个人修养做起，推己及人，即回到传统修身为本的正路上去。此是任公的“晚年定论”，是他此后巡回各地演讲和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初衷，也是他编撰和出版《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三书的原由。

不幸的是，梁任公当年的大声疾呼并未改变历史的进程，其对前途的担忧早已成为现实：那之后的政治改良固路漫漫其修远兮，今日学界之腐化堕落亦有目共睹，学校则适成为“贩卖知识杂货店”（《为学与做人》）。然则任公之努力果无意义乎？修身三书的出版，当时就深刻影响了一批士子如蔡锷、徐志摩、梁漱溟的人生道路，谁说不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

任公有诗云：“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今天重印是书，名之曰《梁启超修身三书》，固在继承先生之遗志，亦以还任公真面目与世人。

三书之所由作，乃为修身实践作指导，一面总结修身之学的道理和方法，一面结合任公自己的亲身体验，谆谆提醒工夫的要点。惟愿有缘读是书者，如任公所期望，真实做修养工夫，幸勿以思想资料视之！

刘海滨

2016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