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法之意义
法制史为研究法之沿革之学，固为研究此种学课者所共知。第法之意义，因学说之纷起，及法理学教课之缺乏，反有昧其本义者。是吾人于研究法制沿革之先，当明法字之义。考法字之义，在古代为刑之别名，而今人则皆以为法律。兹二者皆未能概括之意义，应另为说明也。
说明法之意义之先，当解决何以有法问题。夫人类之生存，当不离于社会。其初生也，须有人抚之育之，及其壮也，不能自满其需要，须求同类助之。社会生活盖人生之自然境遇也，顾人类共处，秩序为先，由斯界限别焉，名分定焉。故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慎子曰：“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由是观之，人类之处社会，应有一种度量以为界限，界限既别，名分定焉。此度量，在今日则谓之客观法（Objective Recht）。此名分，在今日则谓之曰主观法（Subjective Recht）。兹二者皆法字所应包举之义也。
如前说所述，吾人可定法之意义为“定分之规则”。易词言之，区分利益之规则。此种规则不尽法律，法律仅为规则中之一小部分耳。法律之义，在古代为刑书，在今日则为成文规则。就古义言，已不足代表规则之全部，就今义言，亦不足以见规则之真诠。
夫法之功用，在能区分利益也。别言之，在能止人之争，歇人之欲，而维持社会之秩序也。在古代法未成文、习惯为治之时，法之功用已见。逮今代法已成文之后，其效用往往不及曩日，具见区分利益之规则，所包括之法律尚少。夫法之能行与否，视能与社会适合与否。苟能适合，虽习惯法无害。不能适合，法律虽多，无益于治也。
根据斯义以言法则，习惯、判例、法律，能与社会相合者皆法也。近人研究法学者，辄谓中国古时无法，是偏党之论也。社会无法，何以为治耶？特无今日法之名耳。且吾国昔日之法势力甚大，举人类之思想行为，莫不受其干涉，此即古之所谓礼也。《曲礼》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政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非礼不诚不庄。”《礼记·礼运篇》又曰：“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礼之为用如此，非法而何？
由此定义以释今之法则，宪法者，定国家名分之法，亦区别国家及个人利益之法也。行政法者，定官厅法人名分之法也，亦区别官厅法人及私人利益之法也。刑法者，定国家惩罚犯罪行为职分之法也。私法者，定私人名分之法，亦区分私人利益之法也。意义甚简，不必索解于连篇累牍所谓定义之中。
至若法之构成，各学派之说甚多，不遑列举。融会其义，要不出下列二说。
其一说以为法之构成出于理性，此自然法学派之说也。我国古之学者，立说颇与之相近，其言制礼立法，非王者即圣人。此说已经历史学派指证其非。
其一说以为法为社会环境所产生，与经济、社会、伦理等状况有相连关系，尤与过去之习惯风俗有不可离之趋势。立法者不可务好新奇，否则法必无效。此自孟德斯鸩（Montesquieu）以迄叶林（Ihering）所主张之说（参考孟氏《法律精义》、叶氏《罗马法发达史》等书），亦即吾人所采用之说也。
二 法制史之研究法
法之定义既如前所述，则于研究之中，似不应拘泥字面，尤不应尽信书本。历来研究斯学者，即坐斯病，奉书本如金科玉条。研究中国法制，不过掇拾《九通》、史志、会要、《周官》等书之大指，陈陈因袭，鲜有发挥，不知以科学方法阐发幽隐。中国史料虽多，然须整理发见者尚属不少。至古代史料则颇缺乏，而关系此学之副料，如古物、语言、人种等学亦待萌芽。斯学范围既如斯之广，其待整理发见者又如斯之多，决非一人之精力所能毕事，所以此讲义虽具有全部的面目，实为一种片断的研究。
研究之中首应注重者，为古代法制。中国古代法制犹之荒原，处处均待开拓。旧有之材料，仅有汉以来人传述之著作，如《尚书》、《史记》、《纪年》、《世纪》等书，《考古》、《博古》、《西清》、《古鉴》等图，至历史博物馆之陈列品，则寥寥可数。执此以考中国古制，决不可能。是以古史之重要问题，如汉、苗、濮、戎，何者为土著，何者为移民，古制之中，何者为土著之制，何者为移民之制，事事皆待考据发明。是欲研究中国法制，应先解决此开宗明义第一难题。
解决此问题之旧法，则颇简单。除去夷狄戎蛮之外，皆为华夏，所有制度皆华夏圣人所发明。问其根据，则不外书本，不分真赝，神话臆说，广采兼收。如《元命苞》之十纪，《始学篇》之三皇，伏羲之制嫁娶（《古史考》），神农之制耒耜（《白虎通》），帝王之妊娠，与生理原则大殊，帝王之形体，亦与人类构造迥异。执此以究古制，粗知科学方法者必知其不可也。至欧洲学者之考据中国古史者，亦多根据中国古籍，而又不尽解文义。偶能勉强翻绎成篇，达其一义，即以为足。如比约（Edouard Biet）之汉族西来说，即根据于《禹贡》，所根据之书尚有疑义，遑论学说。其他学者之根据亦多脆弱，如梅南（mairan）等之汉族源于埃及说，仅以明器中之陶器为据。泰连（Terrien de lacouperie）之汉族源于巴比伦说，多以象形文字为本。是西籍中亦多臆说也。但近来不乏学者用比较方法，考究中国民族制度之源者。其说以为古代制度如犹太、巴比伦、希腊、罗马之制，与中国古制大致相类，可证兹数制皆出于一源，是亦一种假说（Hypothése）也。但科学之发明，类皆托始于假说，亦未可辨其为非，是古汉族为移民之说，较为可信。
种族之源有据，然后制度之源可寻。中国古制何自出，此又一难题也。解决此难题，余纯用费斯退（Fustel de Coulange）研究希腊、罗马古制之法。其《古国》（Cité Antique）一书，以为斯二地法制皆源于信仰，用此研究法考据中国古制，亦多适合。吾人绎历史，常见历史事实不尽本于知识，其为信仰所支配者甚多。时愈古，而信仰之势愈大。太古时人类之思想行为，大而君位之继承（禅让），小而婚姻之缔结（庙见），皆以宗教仪式行之，皆可以实费氏之说也。
总之，余于研究中国法制沿革之中，尤注重于古代法制。至研究之法，则比较与假说并用云。
第一章 古代法制
第一节 古代信仰
一种种族之文化，以一种少数观念为基础，一切制度、文学、美术皆由斯发生。此种观念成立甚缓，销灭之时亦长（说见法国学者勒本（G.Le Bon）之《民族进化之心理规则·绪论》）。则历史制度为时间所酝酿，非圣人之创作，如书本中所谓某人始制某事，某人始造某物，皆臆度也。
中国古代之制度多基于“孝忠”二字。孝之观念成立在先，忠之观念在后。孝字之原来固为生物的（biologique），故《说文》释其义为子承老也。但大部分为神秘的（mystique），今日科学之发明虽多，然其势力范围，究为斯宾塞（Spencer）所谓“不可知”境界所限。若宇宙生死等大问题，尚属假说之范围，未有能证实者。益以科学之说，不足以安慰人生，故宗教信仰终能保有其势力。处知识发展时代尚且如是，古人经验及知识交乏之时，推测事物，解说现象，尤不能不凭诸信仰可知。诸现象中与人身最切者，莫逾于生死问题。德国学者罗岛（max nordan）之言曰：“古人之视人之生也，以为具有一种神秘动作，如心动、脉动之类。而人之死也，动作俱息，遂推测此动作为人类生活之源。此动作必有所主也，主之者来则生，去则死，灵魂之说由是发生焉。”（见所著之《文明伪言》〔Die Konventionellen Lügen der Kulturmenscheit〕《宗教伪言篇》）此灵魂，中国古人则名之曰鬼，（《列子》曰：“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曰精，（王充《论衡》：“人死精亡而形存。”）曰魂魄，（《左传》疏：“附形之灵为魂，附气之神曰魄。”）名目尚多，义盖相同也。西方古代之埃及、波斯、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皆有相类之解说。
古人既想像人死为鬼，其需要如衣食居处，当亦不异于人，由是有丧祭之礼焉。人死之后，有衾有棺有墓有明器以葬之，有祧有庙有寝以居之，置宝于祐以藏之，立尸以祀之，此鬼之居处也。又有祭祀之体焉，《礼记·祭统篇》曰：“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者，享之以酒食也。（《说文》：“祭，祀也，从示，右手持肉。”）祭有牺牲，鬼无祭祀，则不血食，鬼无所归，则必为厉。祭祀之人，则为家长（家长名见《墨子》），家各祀其亡鬼。顾死者之祭为永续的，鬼之需要既与人同，则饮食当继续不断，由是祀续之观念生焉，夫妇、父子之亲生焉，家之社会成立焉。否则为绝祀。以上种种满足死者需要之事为孝之一部分。（《论语》：“孟懿子问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中国古代家族皆根据此孝字以成立，而此孝字又多本于人鬼信仰。此种信仰与西方古代各国信仰多相符合，惟无轮回（metenpsychose）观念耳。
第二节 家族
学者研究家庭之结构，种类滋多，有母系、父系、多夫多妻、一夫一妻等制之别。中国古代家庭，属于相对的一夫一妻婚姻之制。此种结合之前，有无他种结构，吾人不知，仅知此婚姻制度之实行，与祭祀观念同时发生耳。
古人观念以为鬼欲求食，不祭则馁，当求所以延续宗祀之法，由是嗣续重焉。
求嗣续之主要方法为婚姻，学者研究婚姻之原来，或以原于性欲，或以原于分业，学说甚多。其间固不乏供研究之真理，但中国婚姻制度，盖原于信仰也。《礼记·昏义篇》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婚姻之目的如是，昏礼之繁重可知。考《仪礼》，昏有六礼：曰纳采，将为昏必先以媒通其言，乃后使人纳其采择之礼也。曰纳征，纳币成其昏礼也。曰请期，夫家卜昏娶之吉日也。曰亲迎，婿亲迎妇于女家也。亲迎之后，有共牢而食、合卺而酳之礼。既昏之后，有见舅姑、庙见之礼。女家遣女前，有告祢之礼。准是以观，嫁娶者固为生人，而主之者乃为死鬼。古代希腊、罗马婚姻之制大致相同，自告祢至亲迎名曰Traditio，自女家至婿名曰deductie in domun，自入婿家至共牢合卺名曰Confarreatio。
婚姻为延续宗祀之主要方法，然不能必有子嗣也，由是有下列之救济方法：
一、出妇。考《大戴礼·本命篇》，妇有七去：一不顺父母，二无子，三淫，四妒，五有疾，六口多言，七盗窃。无子出妇者，为其绝世也。出妇之后，可以再娶。
二、媵妾。贵人娶妻，同时纳媵。（《公羊传》：“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妾之地位下于媵，有买者，（《礼·曲礼》：“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有奔者。（《礼·内则》：“娶则为妻，奔则为妾。奔者，六礼不备之谓。”）
三、继嗣。无子以兄弟同宗之子为后也。异姓为后（后之所谓养子，礼法所禁）。
四、赘婿。此制战国时已有之。（《史记》：“淳于髠，齐之赘婿也。”）《史记索隐》曰：“女之夫此于子，如人疣赘，是余剩物也。”又《汉书·贾谊传》注：“赘，质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此制疑出西戎。
一家之中，权在家长。家长为家祀延续之人，一家皆应服从，家人家业皆属家长，家长得自由处分之。家之妇女，“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仪礼·丧服篇》）家之子，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礼·坊记》）。家长盖合专制君主、宗教法王之权兼而有之。考古代印度、希腊、罗马妇女，亦有三从，子女婚姻、命由家长、子不得别居异财，亦多符合也。
中文“家”字，在今日西方文字中无相当之名词，惟罗马之familia始能译达其义。今日欧洲之famille，狭义则仅释夫妇、子女，广义则兼姻亲而言，与古代之家以姓氏别宗族者不同也。是姓氏为家之特质，前者以血统为归，后者以宗祀为主。譬若子女，同血统也，惟子始可奉祭祀，承家业，女无与焉。姻戚同血统也，惟本族男子始可奉祭祀，承家业，异姓无与焉。
姓者，人所生也，所以明一系相承也。凡由一系所生之男，皆同一姓，是即古罗马之nomen gentitlitiun。又有名，所以纪世别类也。既冠则又字之，所以别伯仲也。一家之人以姓同，以名字别。
家聚既众，传世已久，丁口繁殖，则聚而成族。族者，大家也。
族有族长，族之宗子为之。族聚既众，更以氏别。（《左传》疏：“别而称之谓之氏，合而称之则为族。”）氏或以爵，王、公、侯、伯是也。或以国，曹、鲁、宋、卫是也。或以官，司徒、司马是也。或以字，伯仲、叔季是也。或以居，城郭、园池是也。或以事，巫、卜、陶、匠是也。（是即罗马之Cognomen，罗马人亦有姓氏名字，与中国古制相同。）
氏传既久，或族聚甚众，或异居别业，遂简称氏，以氏代姓，姓氏之性质遂不分矣。
家之中，亲属之外，尚有仆隶。（《礼·礼运》：“仕于家曰仆。”又《左》定十：“敢以家隶勤君之执事。”）是为后世之奴婢，非佣作也。究其原来，大约出于略卖。
此种家族在乡国未成立以前，实为古代惟一之社会，其组织之时期，似在移民（migration）之前，证以古代各国民族、家制相合之理，知其必同出一源也。
第三节 产业制度
土地产业之制，历史中民族不尽有之。游牧之族，如天方、鞑靼等人种，只知张幕载车，不知有土地、宫室也。至中国古代种族既非游牧，产业制度必早有之。前节研究古代信仰及家族组织，已说明家有家庭庙墓，此家庭庙墓即为家之私产，与游牧之逐水草居者不同也。
凡家之所止必有墓，有墓必有庙。庙者，居室之有东西厢也（《尔雅·释宫》）。内有祏以藏生。（《左传》疏：“虑有非常火灾，于庙之北壁内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则出而祭之，既祭纳于石室。”）祭之所，或在庙，或在堂。（《事物纪原》：“堂为明礼义之所。”）家既有墓庙、居室，此墓庙、居室必属于家无疑。当此家族社会之时，后之所谓国及天下之制尚未发生，必无“官”字之义。既无官，此种土地、宫室，必不属之于官受之于官。然则古代书本所记井田、公田之制，又何自出耶？
公田、井田之名，古籍多载之，如《诗·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又“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穀梁传》“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左传》“亩百为夫，九夫为井”之类。此外，《周官·王制》之算数，《礼记义疏》之开方，臆断附会之说，更举不胜举也。余以为井田、公田之制，古代必有其名，而后人解说遂变其实。兹先释井田之意，以证其非。
考华夏之为移民，近人考据多认为是，而其来自西方，又属理中所必有之事。西方道经沙漠，凡经沙漠者，皆重视水泉，于求水之知识经验必丰。及至黄河流域，固不乏水。但中国北部之河流，多夏涨而冬涸，移民既非游牧，耕种必求水泉。是时人之经验，除穴地出水之外，似无他法也。井水既出，圜井而居，耕田、居室、庙墓、交易（市井）皆在井之周围，此井田之合理的解释也。
至若古代公田制之发生则在井田之后。欲知公田之实，须先辨公私之意。公、私二字之发明，私字在先，故古人释其意曰：“自营为厶，背厶为公。”但古之所谓公，非今日之所谓公。凡抽象名词，皆视时视人而异其义。古代人有阶级，今日平等之义，古人从未梦想及之。古代之公，盖为一人之所有，众人得使用之，强者之所有，弱者得使用之。公字之意，仅此而已。华夏种类，既能移据中国，其力必较土著为强。其侵入之时，必据其地，臣其民。古代传说，如破蚩尤、征九黎、窜三苗等事，实寓有一部分真理也。侵占之后，决不能尽灭土著，由是侵略者与征服者之界限别焉，贵族、庶民之名分定焉。贵族即为“百姓”，平民即《尧典》所谓之“黎民”、“万邦”，传说之“九黎”、“三苗”。此种黎苗，或即今日黎苗、猓猡、么些之祖也。百姓者，言其次多也。古人最多必言万，如万物、万邦之类。次多则言百，如百官、百里之类。而十数之中，则又偏重三五，如三光五行、三皇五帝之类。不言万姓而言百姓，其数必不甚众。侵占土地甚广，必不能尽垦，遂佃之土著，教以稼穑，此神农、后稷故事之原来也。（《白虎通》：“神农制耒耜，教民农。”《舜典》：“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此种佃地，即为公田。质言之，百姓私有，土著得公用不得私有之田也。
再就此公私之义以言古代家产，则家产为一家之公产，家长之私产。一家之人得公用之，而不能处分之。且以信仰为家产之根据，与以强权为公田之根据者不同，遂推演出下举之数规则：
一、家产不惟供给生人之生活，且须供给死人之粢盛，自应属于主持祭祀之家长，家长以下不得处分之。妻有从夫之义，故今日欧洲之奁制（Rogine dotal），中国无之。子则“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礼·坊记》）
二、家之遗产惟家长能承续，此亦本于祭祀承续之观念。故惟冢子、宗子能承续家产，别子、支子无与焉。衡以“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曲礼》）之义，故知其必然也。至战国时，始有分异之制。
三、家长无子，弟亦可承继之。考之古籍，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公羊传》昭二十二）之例。
四、家产属之男子，女子无继承权。盖妻有从长子之义，女有归夫家之日也。（《穀梁传》隐二：“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至战国时，女子始得为有条件之承续（赘婿）。
五、家产相续有定制，故古代无遗书。盖合礼之遗篇为赘文，不合礼之遗篇无效力也。至分异制发生，始有遗嘱。
第四节 古代之国
古代社会仅有家族，家族之外，无他结合。迨社会进化，国制始成。此国制如何成立，古籍迄无明示。但吾人研究古代欧洲希腊、罗马制度之进化，皆先有家族，后有乡（Phratrie Curie）、国（Cite），推之中国古代社会进化，似亦不逾斯轨。
中国古代家族之成立，基于人鬼信仰。顾家之信仰不越家庭，家之奉祀不外祖先，其界限狭小、思想孤陋可知也。久之，古人与天然界交接日密，观乎日月水火之明，风云雷雨之能为祸福，遂以天然界寓有神祇，天神、地祇、物鬽之教由是兴焉。一家之祭祀固不容外人参与，然神祇之信仰，人皆可以共之。天然界之神祇，遂为多家联合之媒介。自是诸家遂联合为乡焉。
乡之组织，见于《周官》。顾此书为汉人所掇拾臆断，可资参考者甚鲜。就吾人之推测，乡既为家之联合，必有乡长，以祀神祇，必有燕饮，以聚乡人（《礼·乡饮酒》）。乡长之称号，古籍有乡老、乡大夫、乡先生之名。孰为乡长虽不可知，然按以古时乡党尚齿之义，及后世三老之称，似为乡老。乡之祭所，似为乡社。《礼·祭法》曰：“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可见社制之普及，乡必有社。又考《汉书·五行志》注：“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为私社。”此种旧制或为古时乡社之遗制欤？社之所祀，据《礼·祭法篇》所列举之天、地、时、寒暑、日、月、星、水旱、四方，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之山林、川谷、丘陵，皆乡祀之神也。
家既可以集合为乡，乡亦可集合为国。乡有大小贫富，强弱兼并之端遂开。然其主要原动力，似仍为信仰。乡与乡之信仰同，则联合设坛社以祀神祇，推举后、（《书》：“徯我后。”）辟（《书·太甲》：“克左右厥辟。”）以主祭祀。国既立矣，然吾人切勿以为家乡组织遂以解散，后、辟之治普及全国也。古代邦国虽立，家乡之制仍旧存在，不受国之干涉。群后权力所及，宗教、政治而已，私法仍属家族。谓家国联合也可，谓家国混合，一如今日统一之国则不可。《书·立政篇》曰：“用励相我国家。”《老子》云：“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皆国家并称，诚如《孟子》云“国之本在家”也。
准斯义以言古代之国，切勿以古今之国并为一谈。古国虽有后、辟，然其权与后世帝王有异。大致可别为二，一为教权，一为政权。国为信仰之产物，则国必有宗教，必有教长，以事神祇，是国王最初为一国之宗教长也。夫人之所以能指挥人者，法固甚夥，然莫易于利用由神秘心理所发生之信仰以指挥之，则人莫敢不从。后、辟处人神之间，神所冯依，魔力必大。国有狱讼，后、辟断之。国有军旅，后、辟率之。（《史记》：“汤自把钺，以伐昆吾。”又《书·牧誓》：“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后、辟为一国教长、军长、法长。总之，后、辟之权，不外乎尊鬼神重人事也。
第五节 古代之法
今日之法即古代之礼，古代之法即今日之刑。是以古人释礼法之义曰：“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史记序》）是研究古代之法，必求之于礼，不可仅据字面，索古法于书本之中也。
若用旧法寻求古法，则名目甚多，如《玉海》（卷六十五）所举，唐虞制令、皋陶法律、夏政典科条、禹法、汤令、殷刑书、周法之类是也。此种法令独见于《玉海》，而不见于他书，可见皆出于伪托。若再绳以进化规则，古代文化单简，必无后世之成文法令。即有钟鼎简策，必不能详备普及。至若稍可信之法令，如楚之仆区（《左》昭七），郑之刑书（《左》昭六），竹刑（《左》定九），晋之刑鼎（《左》昭二十九），李悝之法经（《唐六典》注），仅知其名，不审其详，虽成文，必甚单简。汉法尚有三章、三尺之名，古代之法简略可知。况此种法令，皆“施已然之后”之法，而非“禁未然之前”之法，虽有法文可寻，亦不足明法之全象也。
当古代神鬼信仰浓厚之时，合法律规则、伦理规则、宗教规则为一事，其名为礼。其目甚多，凡人生之举动，社会之交际，皆以礼绳之。处社会仅限家族之时，有冠婚之礼、丧祭之礼。及乡国社会组合之后，又有乡饮酒之礼、朝聘之礼。《礼记》、《仪礼》等书，虽经后人不少羼杂，然亦可见古法之大概。此种礼法，非普及之法，惟适用于华夏种族，不适用于苗黎庶人。故《曲礼》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据刑不上大夫之说，而寻绎古代之刑法，其刑必专适用于土著，且必因土著之刑而制土著，可无疑也。证以《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之传说，而愈信。此种刑法，证以古代苗民之文化，必未成文。其公布之法，则《周礼》“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之传说，似较可信。盖证之他书，如《初学记》引《书传》曰：“唐虞象刑。”《书·舜典》曰：“象以典刑。”又《益稷篇》曰：“象刑惟明。”《左传》（哀三）曰：“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犯也。’”皆有象魏之说。而《北堂书钞》、《白孔六帖》引《书传》，且明言其象刑之法。执此以考古代唐虞时代文字，必为象形文字，与古代西方亚叙利（Assyrie）、埃及（misr）之象形文字若合符节也。
古代刑法虽不审其详，然其性质，不出下举三点：
一、凡信仰皆具有不容忍性（intoléranee）。古礼既本于信仰，违礼是背其信仰也，故制裁之法，虐而不宽。昔日欧洲之宗教战争屠杀信徒，教会法庭皆可以此理解释之。古刑之最重者为流放，如流四凶、放驩兜之类。昔人误解以放为宥，殊不知其为重刑，为“投诸四裔，以御螭魅”之刑。流放者不得有其宗庙，不得有其家族。此外有苗之墨、劓、剕、宫、辟五刑。刑不止五，第古人重视三五之数，故于五数外之刖、膑、髠、鞭扑，皆略而不举。此外又有烹醢、车裂等刑，总之皆肉刑也。
二、古代社会组织以家为本位，无个人观念。家之赏罚，家人共之。是犯罪者不仅刑及其身，而且罪人以族（《书·泰誓》）。盖信仰之势使然，无关民族之文野也。
三、古代国与家相联合，而不附属，故刑罚不尽操之国君。顾炎武曰：“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穷天下之民，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间，宗子治之。有不师教者，然后归之士师。然则人君所治者约矣。”（《日知录》）与今日制裁皆属国家之义颇悬殊也。古代治狱者始为后、辟，后乃假手于士。士者，非专治刑狱之人，如孔安国所释之理官也。古人分业，不若后世之精密，此士即武士、甲士之谓。四民之士，士乡之士，大夫士之士，皆作是解。不可以后世假借之义，强解原文也。
第六节 天下及天子
家之集为乡，乡之集为国，原因固夥，要以信仰为主因。邦国成立之后，设其种类有别，文化相等，地势不均，其社会组合必止于邦国，无最大组合之可述。顾中国古代之人种，似夏种占优势，而又处四夷之内，苗黎之间，有不能不联合之趋势，是为大结合动因之一。第攻守之结合难以持久，势必又有一主要势力为之维系。此主要势力在古代思想单简之日，似除信仰外无他法。
古代邦国后、辟之祀固各从其俗，然其间有一种祭祀，为群后所共奉，是即古之郊天之教。风雹雨雪，自天所降，年之丰歉系焉。日月星辰，自天照临，昼夜明暗系焉。寒暑晦晴，无一不与人生有关。由是古人遂以天有“天道”，天有“主宰”，主宰为万物之本，（《礼·郊特牲》：“万物本乎天。”）天道在福善祸淫（《书·汤诰》），人之吉凶灾祥，皆系于天。古人以人形拟天帝，则天帝必亦需饮食。（《小雅》：“神嗜饮食。”）遂祭之以牺牲，以息天之怒，祈天之祐。是为古人必有之心理，群后必有之祭祀。祭天在南郊，遂谓祀天曰郊。此种祭祀诸国既同，大结合之始，必以之为媒介，于群后之中推举一人为元后。更神而明之，称为天子。天子之义，或以其父天母地为天之子（《独断》），或以天祐而子之，（《周颂》：“昊天其子之。”）或以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说文》）。此古代天子妊娠及形貌不同常人，神话之所由来也。自是以后，郊天遂为天子专职。（《公羊传》：“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上古天子有时称皇，有时称帝，有时称王，然俱称天子。古人地理知识浅薄，天子所治之地泛名之曰天下。（《礼·曲礼》：“君天下曰天子。”）天子既本于神秘，其行为自应合乎天道。由是守天之职，（《荀子》：“天职既立。”）以天命（《书》：“受天之命。”）号令四方，与天之赏，（《吕氏春秋》：“有天赏得为主。”）行天之罚。（《书·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赏罚既由天子，征诛之事当因以属之。天子由是伐不祀，征不享（《周语》），征不义（《月令》），讨不庭（《左》隐十），以钟鼓声其罪。（《晋语》：“伐备钟鼓，声其罪也。”）古代征伐多施之异族，如黄帝伐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史记》、《战国策》），启灭有扈（《甘誓》），汤伐荆楚（《商颂》），西伯戡黎（《书》），穆王征犬戎，（《周语》）宣王伐
狁、征蛮荆（《小雅》）、平淮夷、征徐方（《大雅》）之类是也。土地既辟，列爵分土，或封异姓，或建亲戚，自是封建之制成焉。
天子初为群后所推，后乃为一姓所据。天子位虽世袭，然若不守天职，强有力之诸侯，亦得假天命废之。（《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泰誓》：“恭行天罚。”）此种易禅让为征诛之局，据古代之传说，征诛者不惟率有华夏之众，且有非华夏之族。观《书·牧誓》所列举之“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可以知之。又可以证明古代夏夷杂居之事。
古代组织既基于信仰，人类行为自必谋之于鬼神，此即《易·彖辞》所谓“人谋鬼谋”也。鬼神之意表见之法有三：
一曰卜筮。“天子下至士，皆有筮龟。重事决疑，亦不自专。”（《白虎通》、《尚书》曰：“汝则有大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亹亹者，莫善乎蓍龟。”）至若卜筮用蓍龟之原因，盖古人以“蓍之为言耆，龟之为言久。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神。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也”（《初学记》引《书传》）。凡国事先筮而后卜，以筮画卦，以火灼龟，卜有卜人，筮有筮人。古之大事，如盘庚迁殷（《书·盘庚》），天绝殷命（《书·西伯戡黎》），晋侯勤王（《左》禧二十五），毕万仕晋（《左》闵元），懿氏卜妻（《左》庄二十），以及战争莫不先之以卜筮。
二曰史、祝、巫、觋。史为记事之人，事为神事，非人事，若以古之史为后之史官，则误矣。史有大史、祭史、内史，犹卜之有卜士、卜人、卜尹，用以记述神之昭示者也。祝则祭主赞神者，（《书》疏：“以言告神谓之祝。”）有祝史、祝宗、大祝等名。巫觋则以舞降神。（《楚语》：“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又《荀子》：“天子出户，而巫觋有事。”）《左传》有范巫、新城巫、桑田巫、梗阳巫等巫，以上四者皆是与神明交际之人。国有祭祀、祓、禳、
、祷、诅、盟、衅、器、歃血，皆兹四种人所常参与之事也。
三有灾变、梦兆之表示。古人以为天有灾变，所以谴告人君，故视日食、月食、水、火、旱、疫、雨、雹等天然现象，以为天之示警。至若梦象，亦重视之。如高宗之梦良弼而求傅说，晋侯梦大厉而杀巫人之类。此外不可解之事，不常见之物，皆以为天兆灾祥。
第七节 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何自始，若就字面书本释其义，则始于天子之分州建国，如《王制》之画地算数之制，稍明理性者必知其不然也。即就周制考之，武王封国五十余，（《左》昭二十八：“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而名见《书传》者，二倍过之。顾栋高《大事表》，列国至二百有奇，可见封建之制不尽始于封建，而国于当时者，固自有其沿革也。
封建之制不仅中国有之，欧洲、大食、日本皆已经过。比较各地制度，大致相同，可资借证者不少。兹就一般封建之性质说明其义，以明中国封建制之真相。
封建之特质，在主权与所有权之混合。有土地者皆得君其土而臣其人，故欧洲人径名之曰采地之制（下腊丁语名曰Eeodum）。执此以求封建之元素，约有二种，一为采地，一为君臣。
考君臣之义，凡有地者皆曰君，（《仪礼·子夏传》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凡仕于君者皆曰臣，（《广韵》：“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是可证明主权与土地所有权之混合也。此种土地，有割据者，即前者后、辟所治之地，有国灭封建新国者，（《尚书大传》：“古者诸侯始受封则有采地。”）当时土地在天子则名曰田，诸侯则名曰国，大夫则名曰采。（《礼·礼运》：“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
人既有君臣之别，地既有采地之制，由是发生地的人的阶级。天子君天下，是为最上之君。诸侯君一国，而臣于天子。大夫君采地，而臣于诸侯。君可为臣，臣亦可为君也。君之君则为主君。（《史记·鲁世家》：“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谓主君，昭公耻之。”）臣之臣则为陪臣。（《礼·曲礼》：“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君臣名分之所由定，则在臣之委质，君之受采。委质者何？《晋语》曰：“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又《左》僖二十三年传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杜注云：“名书于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由是观之，孝之观念之外，又发生忠之观念焉。
欧洲封建之制与中国古制亦多相符，亦有君（dominus, Seigneur），君权则名曰deminium，有臣（Vassalus），有采（Feodum, Fief），有委质（Obsequium, hommage）。
臣固有时为君，然臣不尽有地，由是有有采之臣，有无采之臣。无采之臣有四民、贱臣之别。四民者，即《穀梁传》所云：“古者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等自由民之类是也。贱臣者，即《左》昭七年传所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士以下之六种人也。
士为古代武士、甲士之通称，《礼·王制》所称之秀士、进士等士，皆伪托也。封建之世，文物不备，必无后之所谓士人。夫文字有沿革，古今义不相同（如师字、赋字之类），不可以今人之心理，揣度古人之制度。若用同一方法而求大夫、卿、公、侯、伯、子、男等字之古义，则夫为男子通称。大夫云者，犹言武夫、丈夫，士中之长也。卿者，向也，为人所归向，大夫之长也。公为仕于官之号，侯为善射之人，伯为百夫之长。子者，男子之称，犹后世之言好汉。男者，用力于田之丈夫。封建时代重视武备，天子国民所属，多为武夫，功高者给之以采，授之以爵。爵为饮器，有功者与燕赏，以爵赐之，遂以爵为禄位之号。原无所谓五等也，自五行之说生，五数遂重。刑有五，音有五，经有五，岳有五，礼有五，而爵亦五矣。
爵位发源如此，官号亦莫不然。古代政府职务单简，大致不外礼乐征伐，官制之简略可知。必无类书式、字典式之周官，亦无文武教俗之区别。今代分职制度，古人决未梦想及之。夫欲明古官之性质，须先释其名义。古官字之义，乃指一切趋君命之人而言，是官为君之厮役，与令之供使令者同也。且君之国事、家事不分，仕于家即仕于国，如宗为主家庙之人，御为驭车马之仆，在古代皆官也。官之职务有定者，惟宗教之官，如卜、史、祝、宗、师、相之类。其余不可因其名遽定其职，如冢宰、太宰，初时必非治邦国之官长，特以其位为家臣之长，遂尊于他官。用此法以求古官之原有职掌，则司徒所司为徒隶，司马所司为刍牧，司空所司为宫室，司寇所司为盗贼，相傅为摈相，师为教乐之瞽人。久之始由进化变为他官，如史之为小吏，相之为相国，名不变而职掌变，又可以证明制度有潜伏之变化也。
至古代之区域，亦不可与后之行政区域相提并论。当时名称最为复杂，天子直辖之地，诸侯所有之地，先多称邑，后亦称国，如《书·汤誓》之夏邑、周邑，《孟子》之大国、小国之类是也。后之国以内又有都、邑、城、市、县、郡之名。诸侯子弟之封地、卿大夫之采地，曰都曰邑。防守要塞曰城。（《鲁世家》：“使仲由隋三桓城，收其甲兵。”）市为民聚交易之所。县为天子、诸侯直辖之区，初为采封之余，后都灭国之地。（《秦本纪》：“武公时灭邽冀戎，初县之。”又《楚世家》：“灭陈为县。”）后又以灭国之地为郡。（《秦本纪》：“灭周为三川郡。”）以上各区，除国之外，私属之地设官以治之。城邑都县之长，有大夫、士、宰、令、长、守、公、尹等名。（《左传》：“士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宋朝会要》：“周衰，六国置县邑。其长齐、晋曰大夫，鲁、卫曰宰，楚曰公曰尹，秦曰令曰长。”《史记·范雎传》：“昭王拜王稽为河东守。”又《六国表》：“任鄙为汉中守。”《曲礼》注：“士，邑宰也。”）以上各区小大不等，无所统属。后郡大，始以郡统各区。（《赵世家》：韩氏上党守冯亭，有城市邑十七，愿以入赵。）战国时各国皆有守令，不仅秦为然也。（《赵世家》：“以万户都三封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总之，研究封建时之区域，当用研究英国制度之方法，一须溯其原来，二不可存有整齐统属之观念也。
考究古代赋税制度，亦应追溯其源。古人既有贵贱之分，供给赋税必为贱民。贱民臣属地主，身有赋，田有税。赋为力役，考《前汉书·食货志》：“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又考《国语·鲁语》注：“赋，国中出兵车、甲士”也。赋为军役无疑。赋不仅有军役之义，且有徭役之义。古之人民给役，亦称徭赋。古时城某邑，筑某宫，皆徭赋为之也。税者，租也。民租地主之田，即以田所出之禾，纳之地主。古代君主之收入，只此而已。至封建末年，需要增加，田之所出不敷国用，由是又有关市之征（《孟子》）、税亩（《左》宣十五年）、粜盐铁（齐管仲时）、税人（秦商鞅时）。兼并愈盛，输将益多。由字义之假借，赋税原义遂变更矣。
第二章 汉之法制
第一节 天下之统一
大凡历史事变，原因复杂，有远因，有近因，盖历史系进化的，而非人为的。一般史学家观察史事，仅就其明显之表面而言其近因，如解说天下之统一，则认为秦之以兵力平六国，而于潜伏之远因忽焉不察。至若对于史材之不检察真伪，又其余毒也。余常考究古代天下统一之远因，重要者有三：
一、为人种之混合。封建之时，华夏势强，当时异族或被征服，或为驱逐，其统治之中国逐渐扩张，而征服之异族亦渐同化。昔之华夏人种固较异族为少，然以数百千年之生聚屠灭，其人数之多，自必驾诸异族之上。以多数人种吸收少数人种，以文化高之人种同化文化低之人种，异族自然消灭于无形。所以战国之时，宇内异族之名不如春秋之众，种族既一，种势遂张。昔日防制异族，兼防内外，至是仅御外而不防内矣。
二、君权之集中。封建时国家交错，中国之内既无使华夏团结之异族可防，又无使诸侯所共主之天子可尊，当然不免互相争战，此亦一历史公例也。战争既频，强者并弱，封建国家日渐减少，战国仅存十数而已，后皆合并于秦。昔日多君之君权，后并于少数之君，终并于一君。秦之皇帝盖集多君之权而专有之，所缺者神器而已。天子神器属秦之后，天下遂无天子、诸侯之别。
三、土地之分散。君权固集中矣，然集中者为政治的君权，而非封建时主权与土地所有权混合之君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义虽存，而其实已变。变之者非人谋，时间而已。商鞅虽开阡陌于秦，缘秦处西戎，地大人希，不能不招人开垦。而中国旧井田之制已异于前，不能不因势而开阡陌。新辟之地既直隶于国君，管理之法自不能不用郡县。一方集政权于一人，一方分土地于佃户。新并之地，不以予人。考《史记·王翦传》：“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可见是时郡县之制盛行，采地之制已变。郡县制度不独秦国有之，各国皆有之。战国之制已与旧制不同。各国郡县日多，采地日削，郡县有直隶之守令，而无自主之诸侯。县内之田，昔日隶之君主者，今事实上已由永佃而属诸民。封建之基础既破，天下自易统一。六国之中，设有国势特强者，亦可统一中国，不特秦也。
由是观之，演出此历史大变局之动因，实潜伏于春秋、战国之际，尚待考据发明之事尚多也。
第二节 汉之封建
汉兴惩秦之弊，复封建之制，然汉之封建为变相之封建，非复古之封建也。古代封建为主权与土地所有权之并合，汉之封建，诸侯各治其国，宫室、百官制同京师而已。是仅主权之分裂也，故为时亦不甚久（五十年）。
当汉之初兴也，裂土以封功臣，设爵二等，曰王，曰侯。天下为郡七十有余，天子自有十五郡，公主、列侯多邑其中。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百官皆如汉朝。汉朝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于一国之中，树立多国，其势必不能久，可以逆睹也。故数年之后，反者九起。是为汉之异姓封建。
异姓诸侯王夷灭之后，废封建以郡县直隶中央可已，乃见不及此，悉取其地以王亲属，自是非汉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传之后，又有诸侯强大之虑，于是或分国削地，或六师夷之。是为汉之同姓封建。
同姓封建之乱既平，始明封建之害，乃定推恩之制、左官之律、附益之法。令诸侯王不得法民补吏，吏改官名，令相治民。诸侯王虽有君国子民之名，不过衣食租税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也。自是以后，封建之名存，而封建之实废。降至东汉，天下郡国皆隶中央，受封者仅赐美名（如灵寿王征羌侯之类），不与国邑，遂开封而不建之端矣。
第三节 中央组织
中央政府，主权之所寄也。汉代主权者就外表言，天下聚封建时有土之君之权而专有之。然就事实言，国无论为君主、民主，主权者自执行其大权，洵罕见也。汉代天子躬亲国务，固间有之，然事权旁落，为其常例。主幼则权归外戚，君暗则政出奄宦。此外有时政不亲决，下之公卿、百官会议，此变例也。至若常例，西汉时执政者为三公。（《后汉书·杨秉传》：“西汉三公之职，无所不统。”）东汉时光武躬亲吏事，机事转委尚书。（《后汉书·陈忠传》，又《仲长统传》：“光武虽置三公，事归台阁。”《韦彪传》：“天下枢要，皆在尚书。”）汉代君主鲜专制也。
汉代中央职官最高者为三公（西汉为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东汉为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职，燮理阴阳，故多因灾异而策免（薛宣为丞相，成帝册曰：“岁比不登，百姓饥馑。君为丞相，无以帅示四方，其上印绶。”又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皆免冠自劾）。足证汉代制度亦多基于信仰。
三公以下有太常（秦名奉常），掌宗庙礼仪，常以爵侯者居是官。廷尉（又名大理）掌刑辟，大鸿胪（又名大行人，秦名典客）掌诸侯归义蛮夷，大司农（秦名治粟内史）掌谷货，以供军国之用。执金吾（又名中尉）掌微巡京师，典属国掌蛮夷降者，光禄勋（秦名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大仆掌舆马，宗正掌亲属。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将作大匠掌治宫室。以上各官均见《汉书》表、志，兹以其制多为后世模型，故列举于此。
少府之属有尚书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令以下有仆射一人，尚书数人，分为三公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五曹。东汉初，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后复并为一曹。又改常侍曹曰吏曹，增中都官曹，共为六曹（《汉书仪》、《后汉书·百官志》、《晋书·职官志》）。此后代六部之所本也。尚书在东汉权任之重，过于西汉。
古代公卿食采，仕者世禄，无所谓俸也。汉代有封爵者，食户租，自万户至数百户不等。百官受俸，自三百五十斛至八斛不等（《后汉书·百官志》）。凡诸受俸，皆半钱半谷（《晋·百官表》注）。官吏任用方法，有贡举、群召、课试、入资等法。
第四节 地方组织
汉初承战国之制，地方最高行政区域曰郡。封建制废，封国遂同郡县。郡之长官曰郡守，后更名太守。国之长官初为内史，后省内史，令相治民。守相之职，“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迁，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后汉书·百官志》）守相以下有丞。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郡之掌武事之官曰尉，后更名都尉（建武六年省，并职太守）。国有中尉，掌佐守相典兵，主盗贼。
郡国所属有县、国、邑、道之别。列侯所食曰国，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余皆为县。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小者置长一人。国置相一人，“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后汉书·百官志》）令、长、相以下有丞，掌署文书，典知仓狱。又有尉，主盗贼。边县置障塞尉，掌禁备羌夷犯塞。汉初有县三老之制设，（《前汉书·高帝纪》：“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后来实行。
县、国所属曰乡，古制之仅存者也。乡老至是名为三老，疑古之乡老有三，至是仅存其一。三老掌一乡之教化，势权似不减于曩昔（《前汉·高帝纪》：“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又《戾太子传》，壶关三老茂上书明太子冤）。三老之外，有游徼一人，主奸盗。大乡郡署有秩一人，小乡置啬夫一人，职听讼，收赋税。是皆汉代一乡之乡官，不同后世之乡役。（《后汉书·爰延传》：“以为乡啬夫，仁化大行，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
乡以内有亭，亭为行旅宿会之所。亭有亭吏，旧名负弩，改为亭长，或谓亭父（《风俗通》），司奸盗。亭有二卒，一为亭父，掌开闭埽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前汉书》应劭注）。
郡国以上之监官，秦有监御史，监诸郡。汉兴，改遣丞相史分刺诸州，无常官。武帝时置刺史十三人，掌奉诏条察州，后更名曰牧、曰刺史不常。其一州属司隶校尉（武帝置，持节，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后省，建武中复置，并领一州）。“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师奏事，中兴但因计吏。”（《后汉书·百官志》）刺史原为监郡之官，州原非行政区域也。至东汉末年，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遂成割据之局。
以上皆为内地行政制度。至边郡又有都尉及属国都尉之设置，分县治民，一如内地郡国。此外边外异族，亦设官镇抚之。有使匈奴中郎将，主护南单于；护乌桓校尉，主乌桓国；护羌校尉，主西羌；西域都护，护三十六国；戊巳校尉，处西域，镇抚诸国。
第五节 司法制度
古代事少分业，官少分职，故司法无专事之官。战国以来，中央始有廷尉，专司刑狱。（《后汉书》应劭注：“兵狱同制，故称廷尉。”）此外则有三公曹尚书，主断狱。二千石曹尚书，掌中都官、水火、盗贼、辞讼。治书侍御史，掌天下诸谳疑事。御史中丞，密举非法。侍御史掌察举非法。司隶校尉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太尉曹掾有辞曹，主辞讼事；决曹，主罪法事。宗室犯法，先上宗正。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可见鞫囚非一所，理刑少专官也。此姑就中央司法而言，至地方司法、行政合为一事，更无司法专官之制设矣。
汉之刑制有夷三族、要斩、磔、弃市，皆死刑也。黥、劓、断舌、斩左右趾、下蚕室、女子宫、髠、完、耐、笞，皆肉刑也。城旦、舂、鬼薪、白粲、输之司寇、编之徒官、诣边、诣屯、雇山、钳、
、斗械、没入为官奴婢，皆去自由刑也。
古代有议贵减刑之例，故有“刑不上大夫”之说。汉之待公卿，与士庶等，且常滥用族诛之法，收孥相坐之律。
至减罪、免罪之法有赎，或以买爵赎。（《惠本纪》：“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或以入粟县官赎。（《前汉·食货志》：“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除罪。”）或以入钱赎。（《武本纪》：“令死罪入钱五十万，减死一等。”）或以入缣赎。（《后汉·明帝纪》：“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髠、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发觉，诏书到先自告者，半入赎。”）有赦，赦有大赦、别赦、赦徒之别。大赦者，普赦也。如高帝五年天下事毕，赦天下殊死以下之类是也。别赦者，赦一人或一种罪人，如高帝五年遗使者赦田横，武帝建元元年赦吴楚七国孥输在官者之类是也。赦徒者，赦徒作之罪人也，如成帝鸿嘉元年幸初陵，赦作徒之类是也。赦有赦后不得举赦前往事之例（《哀帝纪》）。有矜老弱。（《惠本纪》：“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又《前汉·刑法志》：孝景诏：“长老，人所尊敬也；鳏寡，人所哀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鞫系者，颂系之。死罪欲腐者，许之。”孝宣诏：“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他皆勿坐。”成帝鸿嘉元年定律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平帝元始四年敕：“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他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
汉代狱有上谳之例。高帝七年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前汉·刑法志》）景帝后元年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景帝纪》）
汉以来律令，日本学者浅井虎夫著有专书，研究颇详，中文有《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译本，可据以参考也。
第六节 财政
汉时财政别为公用、私用二途。公用出于郡国，大司农掌之。（《后汉书·百官志》：“大司农掌诸钱谷、金帛、货币。”）其属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至东汉时，属官多省，仅设太仓、平准、导官三令丞。私用出于山海池泽之税，天子封君各为私养，少府掌之。（《前汉书》注：“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属官甚多。后理财之职，并于大司农。（《前汉书·食货志》：“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东汉时，少府一部为政府之中枢，如侍中、中书、尚书是也。一部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如太医、太官、黄门等令是也。
古代人民之负担，有赋有税。赋为力役，税为粟谷，制甚单简，与今日赋税之义有别也。及鲁税亩，秦税人，负担遂重，而赋税原义亦遂变更。至秦汉统一中国，别收入为天子私养、国家公用二项。前者为天子所私有，封建之遗制，国家无与焉。后者为国家收入，可分为赋、税、榷、均输、鬻爵、赎罪等项，较之封建时代已大有所增矣。溯其原因，则昔者官有世禄，而汉俸须受之天子，一也。汉代战争频繁，士卒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二也（汉故事，供给南单于，岁一亿九千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桓帝时，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此增加之重要原因也。兹分述于下：
一、赋 古代赋仅役力，至是经济状况变更，民得买卖田亩。富者事兼并，贫者改事他业。昔者就地出赋者，至是不得不舍地而税人，由是身税发生焉。汉代身税有二：一为算赋，亦名口算，以口率出赋钱。人年十五至二十以上而算，出算赋，至五十六而除。每算四十钱至百二十钱不等，代有增减。买人与奴婢倍算。女子十六以上至三十不嫁者，五算。高年者免算。一为口钱，自三岁至七岁始，至出算赋时止，人出口赋二十钱，后加三钱。
口赋之外又有户赋。秦汉之制，列侯封王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
算人之外，又有算缗、算车船之制。武帝时初算缗钱，令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重者二千一算，轻者四千一算。民有车船，皆出算赋。又防自占不实，许人告缗。“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前汉书·食货志》）
赋义虽变，然力役尚存，是亦一封建之遗制也。汉代力役之征，名曰更赋，又名更租。更有三品，卒更、践更、过更是也。汉法二十而傅，给徭役，五十六而除。在役期间为正卒，一月一更，是谓卒更。可雇贫者代直，月出钱二千，是为践更。又为戍卒，戍边三日，亦可出钱三百入官，以给代戍，是为过更。更赋之外，又有兵役，制详后节。
二、租税 汉代田制与封建之制异，然租税之制仍存也。田租初十五税一，后减为三十税一。然常律外取之，故时有以律占租之诏。赐租之诏，亦时见之。桓帝时更令亩税敛钱，一亩十钱，是常租之外，更有他税也。民之所纳，或以谷，或以钱，或以他物，或以布帛（章帝时，谷贵钱贱，诏以布帛为租）。
三、榷 榷者，今之官专利也。汉之专利有二，一为盐铁，一为酒酤。汉初盐铁之利属于少府，武帝以属大司农。中央有大农丞，领盐铁事，各郡多置盐铁官。自煮冶，私铸铁器、煮盐者罪之。东汉时，始罢其禁。酒酤专利，亦始于武帝时。昭帝时，罢榷酤官，令民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
四、均输 均输“谓诸当所有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地土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也。”（《前汉书·百官表》注）此法始创于桑弘羊，武帝时“郡国往往置均输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卖贱买。”（《前汉书·食货志》）
五、赎罪 赎罪之所入，亦为国家收入之一项，已详前节。
六、鬻爵 鬻爵之法，倡于晁错。错请入粟边及诸郡县，以受爵免罪，仅鬻爵也。武帝时乃募人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马为郎，是并官亦鬻矣。旋又从有司议，令人得买武功爵。从桑弘羊言，令民入粟补官。东汉安帝时，令吏人入谷得关内侯。灵帝卖官，公卿以降，悉有等差。此外又有修宫室钱、导引费诸名。
第七节 兵制
汉之掌武事之官有太尉，或大司马，掌四方兵事。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期门（后改虎贲）、羽林属焉。卫尉掌宫城门内之兵，南军属焉。执金吾掌京城门内之兵，北军属焉。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武帝增置八校，以属北军。光武并为五营。灵帝时又别置西园八校。兵之名称，光禄勋所部为郎，执金吾所部有缇骑，南军为卫士，北军为士。
郡国之主兵者，郎有都尉，国有中尉，县有尉，四裔有障塞尉、校尉等官。有事则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事已则罢。光武罢都尉，广置屯戍，遂又有黎阳营、度辽营、象林兵、渔阳营诸名。
兵之种类以地别，有南北军、郡国军、戍边军。以类别，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南北军皆由郡国番上，郡国兵皆由地方征发。
汉调兵之制，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二岁为材官骑士，六十五乃免为庶民。初制盖用征发也。武帝时兵革数动，民多买复，遂又有如下数制：
募兵，始于八校。武帝置八校，以习知胡越人充之。嗣后昭帝募吏民击益州，元帝发募士万人击西羌，募兵之制与征发之制并用矣。
有调吏之制。宣帝时，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从军。
有发谪徒。如元封二年募天下死罪击朝鲜，太初元年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章帝诏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之类是也。
有发及七科。七科者，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
有长从。期门父死子代。武帝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号曰羽林孤儿。
有入钱谷。安帝永初间，募入钱谷得为虎贲、羽林、缇骑营士。
东汉又有羌胡义从，取羌胡之愿从者为兵也。
第八节 私法
封建之世，人地皆有阶级。战国时，游说为相，白身为将。汉初将相亦多布衣，一变前此世侯世卿之局。人的阶级似应尽除矣。但因遗俗之因袭，经济之趋势，战争之影响，人之地位不能一概均齐，尚有良贱之界存也。
汉代无世官，庶民得仕官为吏，贵庶之界不甚严也。但庶民之中，颇有等差。高年、孝弟、力田，位分较尊。赘婿、贾人，位分较卑（汉制，商贾不得仕官为吏）。前二种人为习惯所尊崇，后三种人则为经济势力所高下，盖汉代法律尊农夫、贱商贾也。
庶民之下又有奴婢，其名甚多。有名臧获（《司马迁传》），有名僮使（《王莽传》），有名私奴（《王商传》），有名家僮（《卫青传》），有名苍头、卢儿（《鲍宣传》）。溯其源，有没入者，是为官奴婢。（《文帝纪》：“免官奴婢为庶民。”）有出于卖买者，（《前汉·食货志》：“田宅奴婢，价为减贱。”）有出于略虏者，（《后汉·光武纪》：“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是为私奴婢。奴婢身分不与庶民同。考《王莽传》曰：“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是视奴婢如畜也。又《前汉书·食货志》曰：“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又《后汉书·光武纪》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是主得专杀奴婢也。《纪》又云：“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又《卫青传》曰：“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足矣。”又可见奴婢虐待，不与人等也。当是蓄奴婢者，数以千百计。观《王商传》“私奴以千数”，《司马相如传》“卓王孙僮客八百人”，《后汉书·窦融传》“奴婢以千数”等传，可以知之。哀帝时诏限制之，（《本纪》：“有司条奏诸侯王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蓄奴婢过品者，皆没入县官。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然未实行也。
当时田地除山海地泽属于天子封君外，已由采地变为民田，民得卖买。《前汉书·食货志》所谓“富者田连阡伯，贫者亡立锥之地。小民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又谓“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亦当时经济进化必有之情形也。汉人曾主张限制之说，如董仲舒之限民名田以澹不足之说，哀帝时丞相孔光等有诸侯王、列侯名田毋过三十顷之请，皆未能实行。王莽时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后三岁，莽知民愁，下诏许卖买王田及私属（《前汉·食货志》）。又可证明经济势力不可以人力抗也。
《汉书》中有数事，为前此所未见者。一为放责，一为养子，一为生分，一为冒姓。《谷永传》曰：“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注曰：“言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与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报谢，别取财物。”是记贵戚之放责也。又《后汉书·桓谭传》曰：“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令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人。”是言商贾之放责也，可以见当时放责之盛行。
汉以前有同姓承继，无异姓收养。养子之例，始倡于是时。考《后汉书·郑众传》：“众元初元年卒，养子闳嗣。”又《顺帝纪》：“阳嘉四年春，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又《魏志》：“曹操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
此外有生分之事。生分者，谓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也（《前汉书·地理志》注）。有冒姓之事，考《卫青传》：“青父季与主家僮卫媪通，生青，故青冒姓为卫氏。”
第三章 南北朝法制
第一节 种族性及制度
中国受外族之侵略，历代有之。受害最巨之时，莫逾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侵入之时期。每次侵入，占据中国，历年多有至三四百年之久者。证以外国历史之例，如大食之灭波斯，蛮族之分罗马，二国制度陵迟之例，中国旧物应难保存矣。顾证以中国史例，则结果适与相反，固有之制度文物，皆存在如故，且较蓬勃焉。常考究其原因，实种族性有以致之。
种族性者何？因感情同、利益同、信仰同，所结合之精神也。凡社会有之必足以自存，无之必易解体。古今社会之以种族性强大者，其类甚多。如欧洲古代之市镇精神，今日之国民精神，英国之Self-goverment，日本之武士道皆是也。此类精神中国必亦有之，否则吾人将无从解说中国社会自存之理。
我国之种族性为家族精神。此种精神结构之时间，吾人固无从考究其年代，然在周时，似已大备。故其势力一面可以抵抗国权之干涉，一面则强迫外族之同化。由此精神所衍出之规则，曰礼制，为汉族所同遵守，莫敢或违。即异族入居中国者，亦因精神之濡染而同化。此种精神虽与理性不合，第人类之制度不与理性相合者，可胜数欤？
夫种族不尽同化也，亦有交化者。但须具有人数相差不多，种性相距不远，久处同一环境三条件。否则无论其种族之优劣，少数必同化于多数（埃及之例）。若少数人种与多数人种共处，欲谋自存之法，须用阶级制度（印度之例）、划界制度（英人处属地之例）。此种历史规则，法国学者勒本之《民族进化之心理规则》（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 de Gustave Le Bou）一书，言之详矣。
中国古时御外之策固多，然常逐之出塞外，未常安置于国中也。乃汉时处置之法，往往于异族请降之后，即迁之内地，划界处之。（如公孙康徙乌桓万余居中国，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徙居并州境内，各立其贵人为帅，以汉人司马监之等例。）晋初自辽东至陇西一带，异姓与汉民杂处，渐致蕃盛，而内地不少杂胡（郭钦《徙戎疏》），关中蕃育戎狄（江统《徙戎论》），此非杂居之害，乃杂居不使同化之害也。及十六国、北朝之建国也，种族之界虽似有别，然婚姻不禁（后魏二十五后，汉人有十一），胡汉并官（高欢、杨坚皆以汉臣受鲜卑禅），外族至众不过数十百万，焉得不同化也？举此一例，足证种族性之势力。
吾人研究魏晋南北朝之制度，有应注意之点三。此三百数十年间之制度，战争时代之制度也，与承平时代之制度不可并论。此应注意者一。其间国家立国稍久，首推两晋、后魏。其余则二十余年至六十年不等。此种短期纸上兴革，效力必微。此吾人应注意者二。当时佛教输入，中国制度颇受其影响。此种重大事实，往往为当时史家所忽视。此吾人所应注意者三。
第二节 皇帝
夫国勿论为君主、民主，必先立一抽象之说，以表著其正当，此正统、民意诸说所由来也。在君主国家则曰天命，在民主国家则曰主权。及天命之说破，革命之事遂生，主权之说明，独裁之制遂起。觇察历史教训，可见人类的政治皆为相对的制设，无所谓正伪良窳也。
中国古代制度全基于神治之说。国家政教不分，天子为天下之共主，守传国之祭器。（《史记·楚世家》：“楚欲图周，周王使东周公说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过百里，而名曰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然而犹有攻之者，以祭器在焉。……今子欲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器南则兵至矣。’”）灭国则为绝祀，弑君则为违天。帝位之得失，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名分至严也。自汉高以无赖得天下之后，倡诽谤不道诸法，钳制臣民，以强权代神治。天子之尊既削，人皆可以取天子以代之。故在平时不能禁国家大权之旁落于将相、奄戚，而末季不免于权臣之纂夺也。
魏晋以来，篡弑之例开，天命之说破。故每届易代之际，虽称系出天子（如曹氏自以系出有虞，宇文氏自以系出神农之类），即位南郊（如设坛即位于南郊，柴燎告天，营圜丘之类），终不能恢复古代君主之神秘的威望。况又加以胡人入主中国，天子之尊愈减。是以当时帝位之轻，废立之频，为前此所未有也。综计自魏至隋十朝，七十余帝，不得正死者诸数之半，其废后得善终者不与焉。五胡十六国亦称是。当时废立之权，有操诸宫闱者，有操诸皇族者，有操诸夷狄者，然常操之权臣。当时国祚之移，莫不由于权臣之篡夺。益以立国时间，类多短促，战争祸变，几无年无之，其间制度之乱弊可知已。
第三节 中央组织
天子之实权既移，势必有所寄也。由外表言，天子之权似寄于三省。三省者，尚书、中书、门下也。西汉以丞相总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兴，身亲庶务，事归台阁，尚书始重，公卿稍以失职矣。及魏建国，初置秘书令，文帝改秘书为中书，而亦不废尚书，然中书亲近，而尚书疏外矣。东晋以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之议政事，不专任中书，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矣。南北朝大体皆循此例，三公之权移于三省。考其转移之原因，则以汉魏以来，尚书、中书为天子之私人，谋篡夺者亦以其私人居是官，而以老病不任事、依违不侵权之人为三公。故三省权渐重，三公备员而已。
三省虽为大权之所奇，然三省之上，又别有指挥之人。此种指挥之人，言其官，亦常为丞相、相国。但东汉以来之丞相、相国，与西汉时丞相、相国异。此官东汉末叶，魏宋齐梁陈隋皆有之，特为图篡者所历之阶而已。言其实，则为大将军、大司马、大都督，质言之，司兵柄者也。虽号不加大，将军、刺史执有军权，即可左右朝政，废立天子也。
三省以外之官，有公有卿，大抵多循汉制，有三公、三师二大、九寺、十二卿二台等官。名号虽时有改作，然职守多同也。其不同者，则汉官以石分等，魏代始置九品，后魏品各置从，创作一也。承平之日，文职为重，戎战之世，武职加多，梁代将军至有百有余号，创作二也。此外则后周采用《周官》，如三公、三孤、六卿、大夫、士等名号，然不久旋废。如欲详知此时代之官职名号，可取史志参考之，兹以无关学问研究，故略。
第四节 地方组织
是时地方组织，郡县、封建并置。封爵多承汉制，受封者食其邑入而已。后魏并邑入亦无，多为虚封。晋宋齐梁宗藩封国，俱自得领兵卒（晋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中尉领之。宋皆三军），置官属，较之汉初封建不及远甚。然其足以为祸者，非封建制使之然也。考晋宋齐梁之制，诸王皆出为都督、刺史，星罗棋布，各据强藩。列朝开业，多以兵力废立，安得不生觊觎之心耶？晋梁宗室之祸，不生于封建，实基于以亲支为藩镇也。其与唐代异者，一者为皇族，一者为异姓而已。此专就晋梁之制言也，至宋齐皇子多童孺当方面，实受制于典签、长史之手，尤与封建无关。
是时地方区域，多循汉制。最高者为州，有州牧、刺史。晋初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后乃并任，以刺史兼总军戎。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假节，然皆一人也。惟后魏天锡二年制，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异姓二人，为异耳。
州领郡、国。郡置尹或太守，国曰内史曰相。晋郡守皆加将军，皆一人也。惟魏置三太守。至隋初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人少官多，至有“十羊九牧”之讥。遂罢诸郡，以州领县（《隋书·杨尚希传》）。
郡领县、国。县有令长，国有相，皆如汉制。惟后魏置三令长。然用人滥杂，至于士流耻居之。国相台为选置，余官皆由受封者自选补。
县以下有乡。晋制，每县户五百以上皆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晋迁江左之后，以至于陈，人民播迁，乡制遂不可考。魏太和十年，复古三长之制（五家一乡长，五邻一里长，五里一党长）。隋制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此皆当时之纸上乡制也。
第五节 司法制度
旧制行政司法，从未分职，除中央设廷尉外，无司法专官也。自尚书有分曹，御史司纠察以来，廷尉以外，法官遂增其二。
廷尉，魏承汉制置之，嗣后历代皆有。惟梁初改名大理，北齐改称大理寺卿，后周以刑部中大夫代其任。隋代复置大理。历代廷尉、大理所属，皆置正监平等官。
尚书掌司法，始于汉时。成帝置三公曹，主断狱。后汉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盗贼、辞讼、罪法，亦谓之贼曹，重于诸曹。晋初以三公曹掌刑狱。宋齐梁陈、后魏、北齐皆置都官尚书。后周有秋官大司寇，掌刑邦国。隋初亦设都官尚书，后改称刑部尚书。以上皆尚书省掌刑狱之官也。
御史之由来久矣，至汉始以御史为纠察之任。所居之署谓之御史府，亦谓之宪台。后汉以来谓之御史台，亦谓之兰台寺。梁及后魏、北齐或谓之南台，与北省对称。隋名御史台。其官汉有御史中丞，后皆因之。惟后魏改名御史中尉，后周为司宪中大夫之任，隋更名曰御史大夫。其职主纠弹，无所不察。其下有侍御史，职亦同。至地方则仍由州郡理刑狱也。（《魏书·刑法志》：“时法官及州郡县，不能以情折狱。”）皇帝有时听讼。（《宋武本纪》：“上于华林园听讼。”）
魏以后之刑制，因佛教输入之影响，较汉代为宽，肉刑多除。魏晋时多有请复肉刑者，皆未报允。至若刑罚种类，固代有兴革，然大致相同也。兹综述于下：
一、死刑莫备于后周，时有磬、绞、斩、枭、裂（后魏、北齐曰
）之别。此外有弃市（齐曰陈尸）、腰斩、沉（后魏制，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泉）等刑。
二、肉刑有鞭、杖、髠、耐、宫（后魏制）、黥（梁曰黵面）、刖（刖刑，宋明帝时一复之，旋废）等刑。
三、自由刑有流徙、禁锢、（东汉时有禁锢，《后汉·党锢传》注：“谓塞其仕进之路也。”梁因之，士人有禁锢之科。）配舂、掖廷、织、（二者皆女刑）投于边裔以为兵卒，（齐制）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其锢疾不逮于人、守苑囿（后魏制）等刑。
四、赎刑，赎罪者或以金（晋、后周制），或以绢（齐制），或兼金、绢（梁制），或以铜（隋制），或以金、马。（《魏书》：“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赎刑之外，刑有罚金。
五、附加刑，鞭、杖、髠、黥，前已见之。北魏有枷及缒石。（《魏书》：“为重枷大几围，复以缒石悬于颈。”）北齐流罪加杻械，死罪者桁之。
六、从坐刑。犯罪者刑不止及其身，轻者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重者族诛。晋初减族诛从坐之条，明帝时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后魏有门房之诛，太和五年诏：“灭五族者降及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其身。”魏晋以来，罪重者妻子皆以补兵。梁刑大逆以上，男无少长皆弃市，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强盗杀人者，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北齐刑盗及杀人而亡者，甄其一房配驿户。北周亦有甄一房为杂户之条。隋亦有家口没官之制。此皆一人有罪，家口从坐之罚也。魏制八十、九十，非杀人不坐。
是时复仇之风似甚炽，故魏令至以族罪科之。后周亦有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北魏法许私和，（《魏书》：“杀人者听与死家马牛、葬具以平之。”）至若私刑，无代无之。是时私刑，据《隋书》云：“自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用大棒、束杖、车辐、鞋底、压踝、杖桄之属，楚毒备至，多所诬伏。”可见刑法之滥。至刑之灭免，亦有议、有赦、有降刑。
是时又有清议之科，士人犯者，终身不齿。宋永初元年大赦天下，有云：“其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洗，与之更始。”是清议亦罚也。宣布之法，有用诏书。《隋书·刑法志》云：“其制惟重清议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先与士人为婚者，许妻家夺之。”
第六节 财政
是时之人民负担，就纸上言，田有租，户有调，身有役。名目虽间有不同，然大致不出此三途也。当晋武统一中国之时，定制，户输绢绵，田收米谷。然不二十年，八王乱起，税制坏矣。东晋寓居江左，令列州郡县任土所出，以为征赋。然侨人散居，多无课役，税制真相愈不可考。历宋齐梁陈，税制纷乱，租调课役，皆无常法。后魏统一江北，初制固稍异于南朝（民输马牛），然孝文之世，亦征绢绵米谷。北齐时立九等之户，富者税钱，贫者役力，租调有一床、半床之别。后周税制名为复古，其实一遵前代旧法。隋依周制，无多改作。总之，当时税制虽有重轻之别，然取之于民，皆不外乎租、调、税三者也。
此外国家之收入，有盐税，（陈有煮海盐税，后魏有盐池税，周有盐税。至隋乃罢盐禁，与民共之。）有酒坊，（周时官置酒坊收利，隋罢之。）有散估，（晋自渡江至于梁陈，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无文券者，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有入市税，（后魏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后周仍之，至隋除。）有关市、邸店之税，有僧尼税（均北齐制），有卖官爵收入（后魏入粟者赏爵），有罚金、赎金（历代皆有之），有献金，（宋文帝时魏师南侵，军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献私财数千万者。）有借款。（宋时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借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
是时之田制，若尽信纸上所载，晋时占田有数，宋时占山有限，北朝有均田之制。古代公田之制，似复兴矣。其实不然也，晋及南朝买田之事，屡见于史籍。西晋乱世勿论已，东晋时货卖田宅，有散估，宋时郭原平买亲墓前田，皆为田可买卖之证（《南史·郭原平传》）。至北朝均田之制，固始于魏孝文帝时，然所均者似为兵乱后荒闲无主之田，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通志》）。北齐、后周及隋，虽亦有受田之法，然三朝年代短促，是否实行亦一疑问。总之，社会经济需要不能尽以法令支配也。
管理财政之官，汉初原有司农、少府，后少府理财之职并于司农，至是司农理财之职，遂又移于尚书。魏文帝时置度支尚书，专掌军国支计。晋及南朝、后魏皆因之。后周改民部中大夫。隋初复置度支尚书，旋改度支为民部尚书。尚书之外，有司农、太府。司农当魏晋之时，尚主钱谷，后则专主农功仓库。太府当梁陈、后魏之时，皆掌财物库藏。后周有太府中大夫，职亦同。北齐及隋，虽亦置太府，然理财一职，遂暂移于尚书。
第七节 兵制
当时兵制最乱，汉之掌武事之官，兹皆变为虚秩。史志所载，固不乏有统系之组织（晋初中央置七军，封国置一二三军不等。后魏以羽林、虎贲为宿卫之兵，以六镇将卒为御侮之兵。北齐别兵为内外，领之二曹。周、齐、隋置府军），然与事实多不相符。追溯其故，则因兵乱之世，大权不一，执政权者皆得领重兵，治州郡者皆得总军戎。军制复杂，可以想见。至征集固不乏适用征发之制者，顾当兵乱之世，争城夺地，户籍散亡，人民迁徙，势有不能不辅以招募。然尚不足以应争战之需要也（石虎征兵，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北齐任城王锴募及沙门），由是奴婢（《晋书·刁协传》奴兵）、义随（《晋书·刘超传》君子营）、隐户（《晋书·庾冰传》）、亡户（《晋书·王璩传》）、四夷（后魏之丁零、氐羌）皆为兵。
其间军制虽与事实不符，然间有实行于后世者，即周之府兵制也。兹略述其大概，以明唐初兵制之所自出。昔周太祖辅西魏时，用苏绰言，仿《周典》置六军，籍民为兵，尽蠲租调，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将军统二开府（一卫）。柱国凡六人，每一柱国主二大将（一军），复加持节都督以统焉。至隋仍因其旧，而加润色。其十二卫皆置将军，以分统诸府之军，有郎将、副将、坊主、团主，以相统治。此府兵之大略也。
第八节 私法
阶级之制，中国历代皆有，然莫有胜于南北者朝也。魏晋以来，士庶之别最严，甚至不得通婚。考其原因，盖种族混杂，选举法坏（九品中正），有以致之。庶民之名称不一，若寒人、白丁、白民、白户皆是也。士族既以门第自标异，庶人求进身者，或通婚，或纳赀为门生、门客，或同姓通谱，或冒姓。中国重官之观念，盖始于是时也。
士庶以下，奴婢最卑，无代蔑有。官私之别，亦如汉时。其源来亦同，要以略虏为多。（后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其名目甚多，（《北史·齐文宣纪》：“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徒隶之徒为白户。”）解放之法，有免有赎。（《晋书·吴达之传》：“从祖弟荒年被略卖，达之有田十亩，货以赎之。”）
是时之家制虽经兵乱，仍无变更。生分之习似废，同居合爨，为世所尊，至有多世不分异者（《南北史》载数世同居之例不少）。婚姻颇多创作。前者国家未常干涉婚姻也，而此时则有权禁娶嫁之例。（《晋武帝纪》：“权禁天下嫁娶。”）昔者士庶婚姻自由也，而此时不特士庶多不通婚，卑族且无结婚他族之望。（魏和平十四年，诏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庶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昔者结婚不限年龄也，而此则有定年之诏。（周建德三年，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时嫁娶。）昔者订婚于生后，而此时有订婚于生前者（《南史·韦放传》，指腹为婚）。昔者史书未载劫婚之事也，而亦始见于是时（见《北史·高昂传》）。昔者男女缔婚于生时，而是时有缔婚于死后者（《北史·穆崇传》载冥婚）。昔时婚姻固有纳征之礼，而此时有以婚姻为买卖者。（《颜氏家训·治家篇》：“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此皆当时所倡之例也。继嗣之制，向以同姓为后，异姓相养，律所不许（语见《晋书·殷仲堪传》），然亦不乏异姓为后之例（魏陈矫姓刘，晋贾谧姓韩）。而其他冒姓亦不少见。（《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许荣上疏，谓“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云云。）
至若其他私法之权，有赊市，（《南史·江夏王义恭传》：“赊市百姓物，无钱可还。”）有卖夫，（《郭原平传》：“自卖十夫，以供众费。与诸奴分务佣赁，养母有余，聚以自赎。”）有质。（《庾诜传》：“以书质钱二万。”）
第四章 唐代法制
第一节 方镇之分权
有唐一代公法，与前代不同之点有二。昔者君天下者皇帝也，虽有女后临朝之事，然未闻有易姓革命之举，有之则破例于唐之武后。封建制度至汉一变，至唐又一变。唐代非无封建之名也，然受封者徒有名号，而无国邑，空树官僚，而无莅事，聚居京师，食租衣税而已。封建之实似已废矣。虽然，子弟之封建虽亡，异姓之封建继起，唐代之方镇，亦封建之别名也。考古代封建之义为主权及土地所有权之不分，有地者即可君土臣民。自秦以后，经济情形固已变更，政治上之分权自治仍如故也，特同姓、异姓之不同耳。唐代未可云无封建也。此女主及方镇二制，为唐代之异点。比较二者，女主临朝，为时尚浅，而方镇分权，则自唐中叶以后，以迄五代，年逾二百。中国历代土地分裂，自五胡分晋之后，以此为最久。唐代之主权，不尽操之皇帝也。
考唐初以按察使统州郡，以大都督守边要。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谓之节度使，然犹第统兵也。至开元中，北方诸镇多置节度使，每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使尽为其所属，故节度使多有兼观察使、安抚使、度支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唐室。安史平后，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者，皆除节度使。于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尝请命于中央。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力不能制，因而抚之。姑息愈甚，方镇愈骄。迨至末年，天下尽制于方镇。五代之间，尤事姑息。卒至区宇分裂，鼎祚轮移。至宋以文臣治州事，其患始绝。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也。
宋代所以能除方镇之患者，由表面言，固以文官知州事。然就根本言，实归功于文武分治。夫军队之所以能制驭者，“首重划分军权、民权，而使军权受制于民权之下。其利较多于古代罗马划界之法。”（见法国乌留（Houriou）教授之《公法原则》第九章《分权篇》）今之欲谋治国者，可以鉴矣。
第二节 中央政府
唐代设官，虽因隋旧，设三省、九寺、五监、一台，然不无兴革。前代虽以三省执政，然大权实不寄于三省，故往往有名无实。及唐初定制，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审驳，而尚书受成颁之有司，此分职制也。又防中书、门下之议论不决，置政事堂以为议所，此合议制也。今人研究唐制者，误以分权萌芽于唐代，其实此分职也，非分权也。夫帝制国家大权统诸朝廷，无所谓分也。唐初中书、门下权固甚重，（《新唐书·刘袆之传》云：“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然为天子委任之人，与立法代表之有自决权者不可并论。与其谓之为分权，勿宁谓之为分职。夫欲执行国权之事务，非一人所得专也，势必分职治之，由是有分治之机关焉。其一种为决事机关，在唐初则为皇帝。其一种为预备机关，在唐初则为中书。其一种为襄赞机关，在唐初则为政事堂。其一种为执行机关，在唐初则为尚书省。（此四种机关法理上之区别，见俄国戈占洛夫Korkounov之《法理学》。）此分职之法，惟国家制度发达时始有之。唐初中央组织法至善也，嗣后法制暂改，创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参知机务、参预政事等名目，以执相权，分职之制，由斯遂废。降至末叶，宦官擅权，设枢密之职，凡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多委之。由是宦官参预机务，统领禁兵，废立天子。分职之得失，由斯判焉。
唐代制度有谏官及台官之设。谏官有谏议大夫（秦汉时已有之），掌侍从规谏。台官则有御史台，初分二台，后别三院（台院、殿院、察院）。职司纠弹，兼理刑狱，皆君主国家之善制也。此外唐代官司名目甚多，兹以无关大体，或别见后节，故略。欲考其详，可参观《唐六典》、《唐书·百官志》、《唐会要》等书。
第三节 地方制度
唐代地方组织，有道、府、州、县之别。最高域区为道，其初原为地理名称，非纯粹行政区域。中央虽常遣观风俗使、巡察使、按察使、安抚使、存抚使、黜陟使等官（唐使名称最多，杨国忠领四十余使），巡行天下，然非常驻之官，与汉代州牧有别也。至开元中，设十道采访处置使，考课官人善绩，三年一奏，但举大纲。乾元初，改为观察处置使。嗣后此职多为方镇所兼，一变而为节度使之加衔。军民分治，仅存虚名而已。
道以下有州，州置刺史。都城及前代所都之地为府，府置府尹，掌宣德化，岁巡属县，观风俗、录囚，恤鳏寡。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各使所治之州，皆兼刺使。边要之州，设都督府，都督、刺史并置。都督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禀，总判府事。
府州之下有县，县置县令，其属有丞尉。行政司法，皆县所掌，历代以来无大异也。
唐之乡制，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税。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正一人，掌同坊正。外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以上各职，皆由县于十八以上中男，无残疾之人选充之（唐代人丁有黄、小、中、丁、老之别）。
以上皆内地制也。唐代拓地最广，蕃夷内属者颇多，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使，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获所领。此唐代所谓羁縻州制也。
都护府边外设之，每府置大部护一人，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总判府事。都护所领，不仅内属府州，且有领治州县（参观《唐书·地理志》）。
府尹、刺使、都督、都护所属分职机关，有功曹、仓曹、户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等曹之别，每曹有参军事一二人不等。各县分职机关，亦有司功佐、司仓佐、司户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等掾属。
第四节 司法制度
唐代司法组织与前代大致相同，中央法官有尚书省之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机关，刑部尚书一人，侍郎一人，掌律令刑法、徒隶案覆谳禁之政。其属有四，一曰刑部，掌律法。二曰都官，掌俘隶。三曰比部，掌句会。四曰司门，掌关簿。凡鞫大狱，以尚书侍郎与御史中丞、大理卿为三司使。
大理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折狱详刑。凡辜抵流死皆上刑部，覆于中书门下。正二人，掌议狱正科条。丞六人，掌分判寺事，正刑之轻重。司直六人，评事八人，掌出使推案。御史台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大夫掌以刑法章典，纠正百官之辜恶，中丞为之贰。其属有三院，侍御史隶台院，掌纠举百僚。殿中侍御史隶殿院，掌殿廷供奉之仪。监察御史隶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案州县狱讼。至地方法官，府尹、刺使、都督、都护所属，皆有法曹司法。县有司法佐判断狱讼，有典狱典守监狱。此外有市令，掌交易禁奸非。有关令，禁末游察奸慝。
至刑之种类有五，即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死刑三。较之前代刑制尤宽。据《唐律》以考唐代刑制，颇不平等。贵贱犯罪不同罚也（有八议），官民犯罪不同罚也（有请、有减、有官当），贫富犯罪不同罚也（有赎）。此外夫妻、长幼、良贱、主奴，亦待遇有别（可参观《唐律疏义》）。其独有之平等规定，惟限于创始于前代之十恶耳（周、齐有十条之名，隋创十恶之目）。十恶者，一谋反，二谋大逆，三谋叛，四恶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义，十内乱，十目是也。考唐代刑罚不平等及十恶规定之原来，盖基于社会之构造，而为信仰所拘束，不得不然也。若绳以今人理性之观察，而评断其良窳，则失寻求法制真相之本意矣。
唐代刑制虽多本于社会信仰，顾较前代颇为进步。前代刑之目的为惩罚报服，刑虽有灭有赦，然与犯罪不相涉也，故刑多繁重。兹观唐代刑名减少，罪名加多，《唐律·名例篇》所载六脏七杀之分，已与今日刑之客观说相近。再若法律名词，亦多增加，《唐律》一书尚不乏可供法制研究之材料也。
第五节 财政
欲知唐代之财政，须先辨正史书所载唐代之田制。据《唐书》载，武德七年第定均田赋税，田有还受，乡有宽狭，丁口受田百亩至十亩不等。为户者所受之田，有口分、永业之别。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永业田。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唐书》田制大致如此。特吾人研究唐制，不能以纸上制度为满足之根据也。考古代天下“莫非王土”之义，天下之地，名分上应属之于天子，此历代均田、受田之制所由出。顾中国经济发达，战国时已有民田制之发生，经千余年人民相安，未之或变。虽有历代均田之诏，然终以窒碍未行。唐代均田之结果，似亦不能独异。且考之史书，有唐一代受田之数，仅一见于天宝中而已。然天宝中只有应受田千四百余万顷之文，而未云已受田也，可见均田之制为纸上空文。故杜佑《通典》曰：“虽有此制，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间也。”即或唐初间有奉行者，然听民卖田，已足破坏均田之制而有余。矧当时人民经济需要，势有不能与王田制度并立欤。（《唐书·李纮传》：“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垦，不可取也。”）由是吾人可以断定，唐代纸上虽有均田，事实上决未均田也。
若至赋税，唐代因前代制度，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输粟，调输绢绫、
布、绵麻等物，庸者，岁役若干日也，亦可以绢代之。此唐代初业之税制也。计天宝中每岁所收，钱粟布泉约有五千七百余万端（布）、屯（绵）、匹（绢）、贯（钱）、石（粟），度支岁支粟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二千七百余万端匹屯，钱二百余万贯。此天宝中收支之大略也。又据王彦威《供军图略序》曰：“今计天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三千五百万。”（《旧唐书·文宗本纪》）天宝以后，国用不给，遂有杂税及其他名目之倡设。兹分别列举如左：
茶漆竹木税。创自建中元年，十取其一。后改榷茶，私鬻有禁，罪至论死。此茶税之始也。
酤酒唐初无禁，肃宗时禁之。代宗时制酒税，逐月税钱。德宗时禁人酤酒，官自置店，私酿者罪，复前代酒坊之制。旋罢榷改税。太和八年，凡天下榷酒，为钱用五十六万余缗，而酿费居三之一，贫户逃酤不在焉。继又榷曲，置官店，禁私酤。
经过税。唐初关市之税不限工商，但是行人尽税。德宗时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每缗税二十。竹木茶漆税十之一。
盐税。唐初因隋制，盐池、盐井与民共之。肃宗时用度不足，于是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乾元元年变盐法，置监院，尽榷天下盐。大历末得盐利六百余万缗。终唐之世，盐榷于官，价定于官，并置盐铁使、榷盐使等官督之。
坑冶所入皆属于官，唐有金银铜铁锡矾之冶。德宗时隶盐铁使，开成元年利归州县。
率贷。倡始于肃宗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乃遣御史籍江淮富商右族赀富，十收其二，谓之率贷。代宗时又有白著，借追租调，籍民粟帛也。
借钱。唐代曾一用之，德宗时行借钱令，约罢兵乃偿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经者，家若被盗。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奴婢之估，才得八十万缗。又取僦匮、纳质钱，及粟麦粜入市者，四取其一。长安为罢市，乃以钱不及缗百，粟米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获才二百万缗而已。
间架税，屋税也。屋二架为间，上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吏执笔入人家计其数，匿者杖，告者赏。
除陌税，交易税也。公私给与及买卖，每缗官留五十钱，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者杖，告者赏。以上二税，亦皆一行之于德宗时。
捉钱。惟唐有之，盖以供诸司之费也。官出本钱，令民营运。又有杂税钱，性质亦同。
青苗钱及地头钱，创于大历元年，天下苗一亩，税十五钱。以国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则征之，故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亩二十，通名青苗。
唐代赋税征收，初以人丁为本，征收之物，粟帛为多。开元后，久不为版籍，法度废弊，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肃宗即位，天下兵起，赋税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除，重者不去，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淫人，乡居土著者百不四五。德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在州县税三十之一，其租庸杂役悉省。由是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古代税制遂为之一变焉。
唐代财政之官，有户部、司农寺、太府寺等官。户部之属，有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属。司农寺有上林、太仓、钩盾、导官四署。太府寺有平准、左藏、右藏、常平四署。
第六节 军政
唐代兵可别为京师、地方二种，京师兵又有南北衙之别。北衙者，禁军也。两衙，诸卫兵是也。地方兵凡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废而为
骑，又废而为方镇之兵，分述于下。
禁军始于义兵。高祖起太原，于关中置十二军，天下既定，乃废。留宿卫者三万人，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之，谓之父子军。是唐初兵之招集，有义从及世袭二法也。嗣后有百骑、千骑、万骑、飞骑等名色，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等军号。或为六军，或为十军。招集之法，有选募、义从等法。德宗时，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左右神策），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军制由斯坏矣。
南衙诸卫，十六卫是也。其兵皆征集府兵当之，隋之遗制也。其名称时有易改。自府兵制坏，卫兵名存而已。
府兵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初设十二军，旋废。贞观十年置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兵千人，下府兵八百人。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领之。兵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凡当宿卫者，以远近给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玄宗时用宰相张说言，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旋更号曰
骑，分隶十二卫。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自天宝以后，
骑之法又稍变废，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其后徒有兵额，而方镇盛矣。
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始谓之节度，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始有节度使之名。自此以后，北都诸镇多置节度使。安史乱后，兵骄帅强，天下皆裂于方镇，兵制大坏，遂无定法。
第七节 私法上
唐代私法较前代法有头绪可寻，故研究之亦较易也。兹先述唐人在社会中之阶级，次述在家族中之阶级。
唐人在社会中之阶级，大致可分为四种。一为贵人，皇亲职官是也。二种为良人，白丁是也。三种为贱人，杂户、官户、部曲、客女是也。杂户者，前代以来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赋役不同白丁，止可当色为婚。官户者，亦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没，唯属诸司，州县无贯。二者位分，以杂户为高。（唐制，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部曲者，私人所有，得娶良人女为妻。客女者，部曲之女也。皆得由家长放为良人，惟须由家长给手书，长子以下连署耳。四种为奴婢，有官私之别。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官，皆谓之官奴婢，年十四以下者配司农，十五以上者令远京师，配岭南为城奴。私奴婢，贵人、良人、观寺畜之。解放之法，亦同部曲，且得自赎。考其原来，有出于掠掳买卖，有出于奴婢相生，间有为外族者，（大足元年，禁北边畜突厥奴婢。长庆元年，禁沿海掠卖新罗人口为奴婢。）唐人待遇视同畜产。（《唐律疏义》：“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又云：“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
唐人在家族中之阶级，家长权最重。此外则父子、夫妇、妻妾、主奴之权，皆有别也。兹就婚姻、子息二者述之。
婚姻之缔结，以已报婚书或受聘财为准，由主婚人主持之。但犯下列各事者以罪论，即有妻更娶、居父母丧嫁娶、父母被囚禁嫁娶、同姓为婚、尊卑为婚、良贱为婚等违律为婚是也。虽会赦，犹离之正之。至若婚姻之解除，有离，有义绝，有出。离者，即夫妻不相安谐而相离者也。义绝者，殴杀詈奸亲属是也。出有七条，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有一者得出之。但有三不去，即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取无所归是也。虽犯七出，不得出之。
唐律立子以嫡，妻之长子为嫡子，不依此立，是名违法。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同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以下同母弟。又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之子。至异姓之男违法收养者，罪之。然遗弃三岁以下小儿，虽异姓亦听收养。唐代虽有此法，然末世义儿之多，史书致为另辟一传（《五代史·义儿传》）。此外唐律并禁养杂户、官户、部曲及奴为子孙，违者科罪，并还正之。
第八节 私法下
就唐律言，卖口分田者，除许卖外，私卖者罪之，是地之所有权尚有限制也。然事实上，口分、永业已无区别。除山泽陂湖之外，唐人地之所有权未常减削，已办正于前也。由是推测唐代所有权者，不特能自由买卖，且得自由承袭。（《旧唐书·懿宗本纪》：庞勋乱平，诏曰：“百姓田宅产业为贼残毁烧焚者，今既平宁，并许认识，不得妄自侵占。”）此外获得所有权之法，则有中分宿藏物之规定。根据唐代社会之组织，所有权者惟限家长，不能人人能有所有权也。故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有罪。
至若赁质权，唐代已有之，大约可别为商质及民质二种。商质者，即已见第五节之僦匮、纳质钱。民质者，民人赁质之所也。考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宋代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梁时已有之，其由来已久。”唐代似亦应有之。又考杜甫诗，有“朝回日日典春衣”之句，皆可为唐时有质库之证。再若唐律杂律，又有奴婢质债，亦典质之一种也。
唐代买卖奴婢及牛马之类，应立市券，由市司过券。物价之贵贱，亦由市司评之。奴婢、牛马之外，买卖似应得自由。
此外唐律对于寄物有保证（费用者坐赃论）。诸负债违契不偿，按价计期论罪。其负偿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
放债出息由来已远，唐代不特私人放债，官府亦放债。（《唐会要》九十一：“依旧置公廨，给钱充本，回易取利，以充官人俸。”）官本生利七分（《唐会要》九十一引崔沔《议州县官月料状》曰：“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兼算劳费，不啻五千，在于平民，已为重赋。富者既免其徭，贫则受其弊。”）开元时，曾诏定私债四分收利，官本五分取利（《会要》八十八）。
第五章 宋代法制
第一节 宋代抑制军权之害
夫国家强健之基础有二，一为定名分，二为分界限。所谓定名分者，即国家大权属于何人是也。国体无论君主、民主，名分不定，不可为国。所谓分界限者，即国家谋治安之法也。封建之时主权与所有权混合为一，非善制也，此政权与经济权之界限应分别者一。国家大权固名有所归，然欲不旁落，须分权而治，此政府、议会之应分别者二。军权为国家之实力，驭之不得其法，乱即随之，此军权及民权之应分别者三。宗教关系人民之信仰，若信仰利大，政府号令将仰息于神秘，人民国家观念因之薄弱，此道权及俗权之应分别者四。无论大权属诸一人或国民，执权者及个人有界限可别也，二者不可偏重，此国权、民权之应分别者五。凡国家能于此五端权衡适中，郅隆可必，昧其一端，职为乱阶。此唐宋两代致亡之原也。唐自天宝以后，天下分裂，方镇纷立，专利专兵，军民之权合而不分，国家大权不能统一者二百余年。宋代立国，知天下之弊源在此，集权于中央，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又置运使、通判，渐收方镇之权。甚至毁城隍，销兵甲，将屡易，士不练。当北宋之时，犹有说也，乃南渡之后，偏安之局，恢复可期，乃恐诸将难制，召之入朝，是非矫枉过正乎！用是以观，合军民之权，其害固大，抑之过甚，使军事废弛，国家荡然无备，其害尤大。吾人研究历史，不仅知其制度、事实，且应领其教训也。
再考宋兵积弱之源，前举数事，固有以成之。然其要因，为兵之召募。吾国募兵制度，前代固有用之者，然颇盛于唐代方镇专地之时。夫募兵之害多于征兵，尽人皆知。宋代承前代弊制，只知军民之权之不可合，而不知募兵之制之不可用，以致国沦于外族。此虽历史之偶然，然亦未始非人谋之不臧也。
余前所谓军民分权者，非绝对分权也，其要旨有五：一军队总于文治政府之首领，二军队由文治机关监督之，三军队由文官征集之，四文武官异途而不兼职，五军队不能自动，调发之权应操之文官。此外母国及属国，平时及战时，固不能同用一制，然平时在母国治军之法，在此五端。此今世各国所用之善法，可以纠正历史之弊害，并绝现代军祸之弊源也。
第二节 中央组织
余前此对于生法、死法之区别，曾一再言之，兹研究宋代中央组织，益信二法判别之重要。宋初参用唐、五代之制，置三省及枢密院，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别置中书禁中，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谓之二府。经治财赋则有三司使（梁代设置）。此中央要职也。此外九寺、六监、一台，多袭唐旧制。虽如此，然省台监寺，官无定员，无专职，皆以他官主判。神宗元丰五年，始遵《唐六典》更定官制，省台寺监之名，虽各还所职，然官冗事多，无益于治也。元丰以后，政尚权宜，因事创名，不遑遍举（若制置三司条例司、国用使之类）。此纸上制度也。
事实上国家大权，实操之宰相。宋代三省非宰相，别有同平章事。此名创始于唐，至唐中世以后，遂为宰相之职。宋因之。又有参知政事，掌副宰相，是为二府中之一。此宰相之实也。至其官名，常有更易，或兼大学士，或兼左右仆射，或名太宰、少宰，或称左右丞相，此其名也。与政府对立者为枢密院。枢密之名始于唐代宗宠任宦者，故置内枢密使，使之掌机密文书，如汉之中书谒者令是也。若内中处分，则令内枢密使宣付中书门下施行，则其权任已侔宰相。嗣后枢密使专横，至改易帝旨。五代因唐制，亦设枢密院。然不用宦者，易以朝士，其权任之重过于宰相。宋兴，始以枢密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东西二府，自是枢密院职专掌兵矣。然有时亦兼任宰相，或其职为宰相所兼。枢密院之长副，有名使、副使者，有名知院、同知院者，有名签书、同签书者，皆掌枢密院事者也。至若其他官制，或名实不符，（《宋史·职官志》曰：“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或别见他节，兹皆从略。若欲详考之，有《宋史·职官志》、《宋朝事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诸书在也。
第三节 地方组织
宋代地方组织最为复杂，区域时有变更，而长吏亦多名不副实。其区域最大者为路，次之者为府、州、军、监，小者为县。县以外，有城、镇、关、堡、砦、峒、羁縻州等区域。古之乡制，至此已荡然无存矣。至若长吏，多非本职，虽有其官，而不莅事，多以京朝官代其职，而总名之知某处事。官高称判，下一等为权，再下一等曰权发遣。
路有监司，即师、漕、宪、仓等使是也。宋初未尝有监司之目，其设转运使一官，原无定制，所掌者军需粮饷而已。太宗时以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委之。又节次以天下土地形势，俾之分路而治。由是转运使于一路之事，无所不总。每路转运使，一员至四员不等。漕使之外，又有安抚使一人，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近地称安抚使，有兼都总管者，或另委武臣一人充者。绥御戎夷之地，则为经略安抚使，兼都总管，以统制军旅职名稍高者，称安抚大使。二者之外，又有提刑司，掌察所部之狱诉。提举常平司，掌常平、义仓、免役、市易、水利、敛散。提举茶盐司，掌摘山煮海之利。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政。此外名目甚多，时有设置兼并，兹略之。
府州军监之长官，原有牧、尹、刺史之名。然不常置，即设之亦无定员。宋初革五季之患，留诸镇节度于京师，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其后以为常制。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府、州、军、监皆统县之区域，行政上无区别也。府之体制较崇，州次之，军又次之。（《事物纪原》云：“宋朝之制，地要不成州而当津会者，则为军，以县兼军使。”）至监常为煎盐铸钱之地，然亦有统县治民者。（《宋史·地理志》：“成都府路仙井监，领县二镇一。”）府、州、军、监之长官，虽皆有知事之设，以总一区行政，然常兼他官，如留守、经略使、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兵马钤辖、兵马巡检之类是也。知事副贰之官为通判，其权最重。宋初惩五代藩镇之弊，始于诸州设置，凡郡政皆与守臣通签书施行，名为副贰，其实监督也。
县为下级行政区域，其长吏或为县令，或为知县事，掌总治民政、狱讼、赋役等事。有戍兵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县之副贰有丞、簿、尉。县丞，万户以上置之，掌水土山泽之政。主簿，千户以上置之，掌出纳官物，销注簿书，有兼知县事者。尉掌阅习弓手，戢奸禁暴。郡县属险扼控御之处，置砦，设砦官，招收土军，阅习武艺，以防盗贼。人烟繁盛处有镇（《事物纪原》云：“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则为镇，或以官监之。”），设监官，管火禁，或兼酒税之事。此外有城、有堡、有关，其性质与砦相类，皆守御之处也。羁縻州，制与唐制相同，皆酋长领治之土州也，其属亦有分县。
唐以前乡制及役法有别也，至宋合而为一。有衙前典府库，或辇送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奔走驱使。各以乡户等第差充。然差役烦重，有致破产自经者。后王安石立保甲法，十家为保，有保长，五十家为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都保，有监保正副，其职在于烟火、盗贼、桥梁、道路。后又使之督赋租，备修造，供设使。古之乡制破坏无存矣。
第四节 司法组织
宋代中央司法组织，大致皆因唐旧，有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机关。其异者，则审刑院、纠察司之设也。宋初惧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别置审刑院谳之。又有纠察在京刑狱司，以察违慢。皆昔者御史台之职也。自元丰官制既行后，审刑院、纠察司皆省，而归其职于刑部御史台。
地方司法职务，向为行政官所兼，前节所述之行政官，亦司法官也。然亦有专主刑狱者。若各路之狱，非奏谳者，则有提点刑狱主焉。京府之狱，则有府司左右军巡院，掌争斗及推鞠之事。左右厢官，掌检覆推问。诸州军之狱，则有司理院司理参军，掌讼狱勘鞠之事。又有司法参军，掌议法断刑，至警察之任，则常归之治军之官。
宋代刑制多袭唐旧，死刑三，流刑三，徒刑五，杖刑五，笞刑五。惟笞杖有折杖之法，徒法有杖脊、黥面之刑耳。此外刑亦有议、有请、有减、有赎、有赦。是皆宋之定制也。然崇宁以后，大狱屡兴，臣僚、士庶之枉抑者，严刑曲法，史不绝书。南渡后偏安一偶，条规未立，而诏狱之陷善，更甚于崇宁。诸路提刑多旷其职，守令专恣，以武健为能。纸上刑书，实有未可尽信者在也。
宋代法令之书，据《容斋随笔》曰：“其别有四，敕、令、格、式是也。神宗圣训曰：‘禁于未然谓之敕，禁于已然谓之令。设于此以待彼谓之格，设于此使彼效之谓之式。”又考《宋史·艺文志》所载刑法类书二百二十一部，约八千卷。其中以宋之刑典为多，而令皆不传，反不若《唐律》之得供后人参考也。
第五节 财政
宋代国家收入，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丁口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粟麦之类是也。曰帛，布绢之类是也。曰金铁，金银铜铁钱物是也。曰物产，茶盐杂物是也。其输有常处，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输，则变而取之，使其值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宋史》所载宋之税制，大致如此。然事实上税制不尽如是也，兹另为分别述之于下。
宋代之田，大致可别为官田、民田二种。官田又有官田、屯田、营田之别。官家所有之田，暨没入户绝田，皆谓之官田。屯田，因屯得名，兵耕之田也。营田，屯营之地，募民耕种之田也。民佃田者纳租，至民田则遵唐制，有夏秋二税。
盐有榷有税，或二者兼行，或官独专利，变革时有也。
茶在宋时亦为收入之源。宋初榷茶，私茶有禁，旋又改榷为税，嗣后榷税互行。
酒在宋代有榷酤之法，官置务酿酒，私酿有罪。间有时募民自酤者，后又有设法卖酒之名（见《燕翼贻谋录》）。
坑冶，若金银铜铅铁锡矾之属，官设场务采炼之。有时亦弛采禁，然利常归于官。
乳香，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以官赏招舶货。
商税有过税、住税之别。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百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南渡之后，算及缗钱、斗米、束薪、菜茹之属。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人指税场为大小法场（《宋史·食货志》）。
市易，官府营业也。宋代设市易务官，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若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复遣官四出贩物，并以物货至诸路贸易。旋改平准务，后又复旧。惟以钱交市收息，不过二分。
均输，亦试行之于神宗之时。盖师汉之桑孔羊买贱卖贵之法也，然迄不能成。
青苗钱，官预贷钱于民，俟麦熟还官，出钱二分。初为便农济贫，后则变为强迫借债，借钱于坊郭有业之人。
宋代赋税之外有役，其始也为差役，皆以乡户等第差充。旋改为雇役，即按户等第收免役钱以雇人代役。其旧无色役，亦出钱，名助役钱。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阙，谓之免役宽剩钱。后又改催役为义役。义役者，随家贫富买田助役也。
此外宋代赋民之名目甚多，类皆乱世理财之法，不遑列举也。综计至道末，岁收谷三千一百余万石，钱四百六十余万贯，绢一百六十余万匹，
二十余万匹，布二十余万匹，丝线一百四十余万两，绵五百一十余万两，茶约五十万斤。其余杂物甚众，不能遍纪也。
宋代财政之官，中央有计省三司使。三司使者，户部、盐铁、度支是也。或各置使，或分置二使，或合为一使，其制不一。元丰改制，职归户部尚书。户部之外，有司农寺，掌仓储苑囿，太府寺，掌财货库藏。地方有转运使，掌一路之财赋。提举盐茶、常平、坑冶、市舶等司，分掌财务。
第六节 兵制
宋代军队有正兵、民兵之别，正兵又有禁兵、厢兵之别。禁兵者，天子卫兵也，总于殿前、侍卫二司。其尤近扈从者，称班直，骁勇者为上军，皆禁军也。当遣番戍诸路。厢兵者，诸州之镇兵也。宋太祖鉴唐末方镇跋扈，诏选州兵壮勇者悉送京师，以备禁卫。余留本城，虽或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民兵者，乡兵也，选自户籍，或士民应募，所在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有义勇、义军、土丁、壮丁、弓箭手、枪仗手、弩手、强人、砦兵、民兵等名目。熙宁初，又变募兵而行保甲，其制前已述之，亦民兵也。三者之外，又有蕃兵，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宋代军之来源，或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凡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悉收藉之。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初，唐末士卒疲于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诸军悉黵面为字，以识军号。宋代因之，然乡兵不刺，后义勇刺手背，由是乡兵充正军矣。综观宋之军制沿革，初叶募兵甚盛，后代以民兵，复代以保甲。南渡之后，遂诸制并用矣（参观陈傅良《历代兵制》）。
宋代治军之官司，除已见中央地方组织外，内有殿前、侍卫二司、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马军骑军指挥使、军使、都头等官，外有都督、总管、钤辖、都监、监押、巡检等员。南渡后，又创统制、统领之名。
第六章 元代法制
第一节 元代之信仰及阶级
元代制度与前述制度不同之处有二，即元代崇喇嘛、重蒙古是也。昔者天子为教长，职司祀天，后世天子种虽胡夷，莫敢不遵。虽当六朝、五代君位不固之际，权臣篡代者犹不能不重郊庙之礼，所以顺全国人之信仰，而笼络全国之人心也。余前所谓皇帝与宗教不可须臾离者，盖指此耳。夫一国之大权，由理性言，应为一国之人所公有，而乃私之于一人，此一人者不能不弃理性而言神秘。或曰继天治物，或曰奉天承运，或曰应天受命，此皆作君主者之口诀也。蒙古之入主中国，亦常崇宗教矣。特彼之所崇者，非中国人外所同也。郊庙亲祀之礼，废而不用，而反崇西僧，置帝师，每帝将立，必先诣帝师受戒七次，方正大宝。故西僧在元代礼制之隆，虽亲王、太子不及也。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也。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也。财产之富，虽藩王国戚不及也。威势之横，虽强藩悍相不过也。说者谓元之天下，半亡于僧，非过言也（参观清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明人张溥曰：“元之奉佛，盖夷俗也。混一既成，则当进而中国矣，帝师、佛子何纷纷为？秦不变刑，元不变佛，彼皆守夷狄之教，以御中国之人，是以不能久也。”（见《史论》）
元之不能久处中国之原因，不仅此也。考元人政治有阶级，社会有阶级，总而言之，重蒙古人，抑中国人也。元之主中国也，分民为四。一为蒙古，为种七十有二。次为色目，为种三十有一。再次为汉人，非尽中国人也，为种有八。最卑为南人，宋人也（见元陶宗仪《辍耕录》）。中央地方之长官，皆以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此政治阶级也。《谢叠山集》有曰：“今世俗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郑所南集》又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而无七匠、八娼之说。盖元初定天下，其轻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间各就所见而次之，此社会阶级也。考中国阶级，历代虽有之，然只以门第贵贱为别，不以种族、职业为界。元倡此制，是先自绝于中国也。其享国之不久，皆原因于此二事。至若权臣、交钞，与国家政治及社会经济虽有影响，然非元代根本问题也。
第二节 中央组织
蒙古为畜牧之族，骑射之众，初制甚简也，只有万户统军旅，断事官治政刑而已。及建大帝国之后，中国及四汗国，各因其地之旧制治之，而参以蒙古旧俗。中央有大汗，为诸汗国之长，此封建制也。中国则行省分治之，中央不尽统摄，此分权制也。制度杂而不纯，故始之以西北诸汗之叛，终之以中国本部之离。由是以观，立国之道，首重国性，国性立，然后制度出。夫以武力开国而能永以武力控制者，历史中未之见也。
元世祖时始定官制，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兼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掌释教僧徒者曰宣政院。中书省之长官为八府（见《成宗本纪》），即左右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左右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先后时有增减）。丞相惟用蒙古勋旧，平章政事以下，汉人亦得为之，然甚少也。枢密院制与宋制大致相同，然汉人不用。御史台大夫二人，中丞二人，亦非国姓不授。宣政院院使二员至六员，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亦非汉人所处之官也。汉人虽入中书，然不得参与机密（见《韩元善传》）。至若南人，有不宜用之例（《程钜夫传》）。至正十三年，始诏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顺帝纪》）。是时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见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诏也。此外元代中央官司甚多，有部院、寺监、府卫之名，或为旧制，或为新置，不遑列举也。惟其特异者，其正官多有至十员，少亦二三员，一员不常置也。再元代理财原为户部专职，后又别设尚书省综管财用，其设置凡三次，然终罢之。
第三节 地方组织
元代地方行政区域，有路、府、州、县四等之别，仍宋之制也。其上又有省以统之，省下又分道，大率以路领州领县，而腹里或有以路领府、府领州、州领县者。其府与州，又有不隶路而隶省者。县又有不隶州而直隶府路者。其边远之地又有军，各统属县如州。西南夷又别置长官司，制颇复杂也。
元代地方组织与前代异，前代地方常隶于中央，而元代则地方分治。元初有征伐之役，设行省分任军民之事，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铨选、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其官亦有丞相、平章、丞参等员，权任之重，历代所无。是省在元代为官署，非行政区域也。后由行省变为省，与元代之制遂有别矣。行中书省之外，有行枢密院之设，然不尽设也。行御史台，元代亦间设之，后分道改设肃政廉访司。每道廉访使二员，副使二员。
省之下有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各道使三员。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各有达鲁花赤一员，使一员。
诸路设总管府。在大都、上都，则设留守司，兼本路都总管。路之正官，有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又置推官二员，专治刑狱。
诸散府有隶诸路及宣慰司行省者，有直隶省部者，有统州县者，有不统县者。其正官有达鲁花赤一员，知府或府尹一员，另有推官一员。
州与府制大致相同，但州有时亦隶于府。其正官有达鲁花赤、州尹，或知州等员。
县为下级行政区域，隶于各路府州军。其正官有达鲁花赤一员，尹一员。其属官，多同前代。
诸军惟边远之地有之（四川、湖广共有四军），各统属县。其设官置吏如下州，然其重要颇逊前代。
诸蛮夷长官司。西南夷诸溪洞，各置长官司，秩如下州。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参用其土人为之。
县之属有乡、镇、村、塞等区，乡有巡检司。（《元史·地理志》卷五十八：“省乐平县为乡，入本州，立巡检司。”）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为社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社长职在教督农事。此外有坊正、里正，皆役也。
元代任用地方官吏之法，亦重蒙古人，色目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任者殊鲜。据《元史·成宗本纪》，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又据《世祖本纪》：“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又据李翀《日闻录》云：“国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人不谙政事，必以汉人佐之。官府蒙古、色目居长，次设判署正官，谓其识治体、练时务也。近年以来，正官多不识字云云。”可见其他也。元初州县官多世袭，至元二年始废其例。
第四节 司法组织
元初司法，组织颇简，只有断事官治政刑而已。世祖时定官制，始有御史台、刑部之设。至历代皆有之大理寺，则废而不置。御史台在前代分为三院，而元代仅有殿中司、察院二院而已。元代又有诸道行台之设，其品秩与内台同。凡诸道肃政廉访使，皆隶于内台。诸台官职掌甚多，其尤重者，察官、理狱二事也。行台官职同内台。诸廉访司，原称提刑按察司，后改是名，察官、理狱之职，与台官同也。元代刑部尚书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然其权不及御史台。地方路府有推官，专治刑狱。其外管民之官，亦兼理词讼，与前代大致同也。
元代司法制度特异者，前举之官司，非总治天下一切人民刑狱之官司也。诸王、驸马有断决民间词讼者（见《成宗本纪》），僧官有理民讼者（见《世祖本纪》），是一案而有三法庭也。再元代有阶级，法律之待遇当然有别。故蒙古人犯法论罪，必择蒙古官断之。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作伪，从大宗正府治之。诸僧人犯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会问。有所属之特别人等（若军匠之类），犯重罪从有司归问，轻罪从本管理问。若事关民户，从有司约会归问（均见《元史·刑法志》）。蒙古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鞠问。汉人刑名，俱归刑部（见《续通志》所引《风宪宏纲》）。是以一种法廷，理一种人狱讼也。益以是时之西僧专横，每作佛事，辄得赂奏释罪囚。凡奴婢杀生，妻妾杀夫，皆得夤缘幸免，率以为常。有司执法之权，尽为所夺，尤为元代之乱政也。
至若元代之刑章，初用《金律》，旋订《至正新格》。亦有五刑、八议、十恶之目，考其内容，多采唐制。惟笞杖多以七为数（七至五十七为笞刑，六十七至一百七为杖刑），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死刑只有斩及凌迟而已。然考史书所载，又有充日本、占城、缅国军，剥皮刲肉以食禽兽等罚。此种非刑，虽不多见，然黥面、籍财产、籍妻女、配人等罚，为元代之常刑，而不在五刑之内者也。且轻罪重罚（私造酒者财产、女子入官，捕天鹅者籍其家），同罪异罚（蒙古人欧汉人不得施报，蒙古人犯法概勿许拷掠收禁），尚得谓元代尚轻典乎？又据《元史·刑法志》：“诸陈诉有理，路府州县不行，诉之省部台院。省部台院不行，经乘舆诉之。”是人民可上诉也。然元人未常实用，此法亦一纸上制度也。
第五节 钞法
元为游牧之族，精神生活，知信佛而已，物质生活，知羊马鹰犬而已。乌能知有价值及货币耶？故其初取中原也，至欲空其地为牧场。及天下已定之后，始知衣有丝，食有农，工作有匠。然于交易货币，尚瞑瞑然也。及闻刘秉忠“钱阳楮阴”之说（见《辍耕录》），遂用楮币，以开经济史未有之变局。
夫一国经济大势之所趋，势有不能不用楮币者。是故飞钱兴于唐，交会盛于宋。元之用楮，亦时势之所趋也。然元之楮与前代不同。前代之货币、钱、楮相辅而行，而元代除武宗一时暂用钱外，皆用钞也。钞虽皆以钱为文，然废钱而不铸。且括收天下铜器、铜钱，禁民私相买卖，金银定货，悉敛而归之上。而徒欲籍钞为流转之资，此为古今中外之所未见者也。
考元之钞法凡三变。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值，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诸路通行，税赋并听收受。诸路领钞，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至元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文。至大二年，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一厘凡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未及期年，即罢银钞，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之世当行焉。钞法之行，各路有库。元代印钞之数，自中统元年至天历二年七十年间，综计不下五千五百万锭（《元史·食货志》）。一锭是银五十两也（《见《春明梦余录》）。又据元武祺《宝钞通考》云：“六十四年中，总印钞六十四万锭。自至顺元年至至正末四十年间，印钞之数无可考。”（《元史》：“顺帝时，每日印钞不可数计。”）元代之钞昏烂，虽有倒换焚毁，然平均一人一锭之数（元代人口约六千万），应有之也。据《日知录》所引明代《征收卷》内云：“洪武十八年，令银每两准米二石。”是明初米每石银五钱也。元代米价，当不致超过此数。人民每年米食，不过钱二贯也。以六千万锭之钞流通于社会，而又废钱不行，又何怪物重钞轻，钞十锭而不能易斗粟耶？是时社会之经济恐慌可知。世界因楮多银少，致钞轻物重之例多矣（如今日之欧洲），然尚存子母相权之名，而元代竟废钱而行楮，开经济未有之奇。吾国研究经济史者，对于此种重要材料，慢不收集，洵可慨也。
第六节 财政
元之钞法既坏，财政当亦纷乱。举前代所未税之物尽税之，前代所未有之利尽专之，因之物无遗课，人无余力，失人心，亏国用，以致乱亡。
元代田税视地而异。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皆输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输米钞。天下岁入粮数，约一千二百余万石。
丁税之外，又有科差，户税也，其名为三。一曰丝料，输丝。一曰包银，输银。一曰俸钞，输钞。户之种类不一，全科户当出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丁税粟三石。户丁科差之重，无过于元代者矣。
山林水泽之产，若金银铜铁铅锡矾硝竹木之类，元代皆有岁课。矿类或由官拨户开采，或听民开采，纳课于官。竹木或官卖，或给引，或听民自卖输税。
元代盐法，卖盐有引，计引给税。官设课税所、盐运司、提举司、转运司等官以督之。凡天下一岁盐课钞，总七百六十余万锭。
茶在元代亦榷于官，卖茶有引，私采有禁，并置榷茶都转运司以总其税。
酒醋，元初立官榷沽办课，禁止私造。后变其制，令酒户自具工本，官司按石税之，与官设糟房并酝。
元代有商税，商旅往来，田宅典卖，皆有税。立征收课税所以征之。
东西互市，元代最盛，由是设市舶司于邻海诸地，验货抽分。又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资氏诸货。其所获之息，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
元代有额外课。额外者，岁课皆有额，而此课不在额中也。课之名凡三十有六，若历日、契本、河泊房、地租等课，皆在万锭以上。此外鱼、漆、柳、蒲、柴、磁、山查、羊皮等课，为数虽微，可以藉知元代无物不征。
成宗大德二年藏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十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武宗至大元年，当赋岁钞四百万锭，半年岁支已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十二月中书省言：“军粮营缮及一切供亿，合用钞八百二十万。”至顺七年中书省陈滥费五事，曰赏赐，曰作佛事，曰创置衙门，曰滥冒支请，曰续增卫士鹰坊。观此，元代财政之状况可知矣。
元代中央理财之官，有户部司国计，太府监司内藏。其地方理财之官甚多，其重要者已散见前各条。
第七节 军政
蒙古以游牧为生，其所以能建立大帝国者，凭藉军力也。故其始也，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佥为军。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及并诸部落之后，又制探马赤军，其组织之法，亦如蒙古军。既平中原，发民为卒，是为汉军。汉军又有独户军、正户军、贴户军、余丁军、匠军之别。以贫富为甲乙，户出一人，曰独户军。合二三而出一人，曰正户军。或以男子论，二十丁或十丁出一卒，或以户论，二十户出一卒为贴户军，皆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为富商大贾，则又取一人曰余丁军。取匠为军，曰匠军。取诸侯、将校之子弟充军，曰质子军，又曰秃鲁华军，各种人皆有之。后并宋得宋兵，号新附军。此外又有辽军、契丹军、女真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畬军，则皆不出戍他方，盖乡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炮军、弩军、水手军。应募而集者，曰答剌罕军。回回人又有回回军。以上五军，除水手军外，皆西夏军，经元代所招收者也。其宋军除新附军外，为元代所招收而军名见于史者，有通事军、手号军、江南盐徒军、义兵、土兵等军。其名尚多，不能备举。此外郡邑又设巡军弓手，以防盗贼。急递站铺又有急递铺军，以传递文书。打捕鹰户人，以供捕猎。
元代军队之分配，大约可别为宿卫及镇戍二项。宿卫者，禁军也。其用非一端，用之于大朝会，则谓之围宿军。用之于大祭祀，则谓之仪仗军。用之于巡幸，则曰扈从军。守护天子之帑藏，则曰看守军。或夜以之警非常，则为巡逻军。或岁漕至京师，用之以弹压，则为镇遏军。此皆因事得名也。此外卫名甚多。或以义名，如右卫、左卫之类是也。或以种名，如唐兀卫、西域亲军之类是也。或以所隶名，如左右卫率府之类是也。其各卫诸军中最亲近者，曰四怯薛，皇帝自领，余皆属枢密院。宿卫之外，皆为镇戍之军。戍军余乡兵守本地外，河洛、山东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
其军队之组织，除招收之军暨乡军、土兵原有旧制外，则以十人为一牌，设牌头。百户之下置弹压，千户之下置总把，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所设于各县，万户府设于各路，以宣慰司元帅统之，而总隶于枢密院。至若元代之兵部所掌，只天下郡邑、邮驿、屯牧之政令而已，兵甲机密，莫得而知之焉。（《元史·兵志》曰：“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惟长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其长军旅者，各卫有都指挥使。万户府设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管军三五七千不等。千户所置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管军五七百不等。百户置百户一二员，若满二员，则蒙古一员，汉人一员。
元代初制，壮丁皆兵也，后乃按户佥军。皆征兵制也。后又许雇人应役，或驱丁代役。驱丁者，军户家之奴仆，是又用雇代制也。元代初平江南，募死士愿从军者号答剌罕，是又用募兵制也。至元十八年，命重囚除罪不可原外，余犯死罪者，命充征日本、占城、缅国军，是又以重囚充军也。蒙古初制，万户、千户死行阵者，子孙袭爵，是法寻废，后无大小，皆世其官，是又用世袭制也。军制愈杂而愈坏，元代末年，天下大乱，每以数十人败官军数万。足证以力服人者，终必败于力也。
第七章 明代法制
第一节 明代之宦官
法国学者达维内耳（D'Avenel）云：“民治政府及专制政府，皆为有名无实之制度。专制政府之君主不专制，犹之民治政府民众不揽权，实际上皆假手于中间人也。”（见所著之《我时代之法国人》[Lee Frsncais de mon temps]第一篇）是说似与今日法学家之说相背，然实寓有至理焉。溯自中国有帝制以来，国体固云专制，然大权实常寄于一种中间人。正例的则为三公、三省、平章、参政，变例的则为权臣、女后、宦官、外戚，君主实不常专制也。比较此二种人之优劣，自以用第一种人为较善。
明代大权由定制言，实分执于六部，由习惯言，实操之于内阁，由事实言，实总揽于宦官也。历代宦官之祸，以东汉、唐、明三代为烈。然东汉宦官之祸，仅挟帝以行事，其为害于社会者甚微。唐代宦官之害，亦仅废立天子、出使监军而已也。至明代宦者，举国家所有之大权皆尽有之。考明代宦官之制，有十二监、四司、八局之制设。二十四衙门中，权最重者为司礼监。（明吕毖《明宫史》内监职掌条云：“司礼监掌印秉笔，秩尊视元辅，权重视总宪。”）有提督太监掌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掌印太监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及随堂太监掌奏章文书，照阁票批朱，此宦官集权之所也。司礼监之外，又有东西厂之设，掌刺缉刑狱之事，屡兴大狱。京外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平刑录囚，法司之职也，明代常命太监主其事。典兵理财，明代设有专官，永乐以后，宦官镇守边方，掌兵京营，总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造，无处无之。重要事务，无不命中宦为之。公侯、驸马至称之以翁父，大臣则并叩头跪拜矣。读《明史·宦官》、《阉党》二《传》，可知明代宦官之权势，皇帝阁臣几尽备员也。其与元代异者，则以宦官阉党继蒙古、色目之权势耳。而明代族诛之众，廷杖之酷，矿税之害，流贼之多，为元代所未及者尚多矣。
第二节 中央组织
明初中央组织，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是亦汉九卿之遗制也。九卿之上，且禁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者，论以极刑。揆其用意，无非防宰相之专政，而使皇帝自操威柄也。不意再传之后，发生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之内阁。内阁者，六殿阁大学士之总称也。合计共有六人，然同在内阁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至末叶次揆始分票拟之权。第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之上。明初铸铁券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然永乐以后，宦官无政不干预也，至内阁票拟之权亦并夺之。（《明史》：刘健疏云：“近者旨从中下，略不与闻，有所拟议，竟从改易。”又刘茝疏云：“近日批答章奏，阁臣不得与闻。”又许誉卿疏，谓“内阁政本重地，而票拟大权，拱手受之内廷”云云。）
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之属有四清吏司，掌天下官吏选授、封勋、考谏之政令。户部之属有十三清吏司，掌天下户口、田赋之政令。礼部之属有四清官司，掌天下礼仪、祭礼、宴飨、贡举之政令。兵部之属有四清吏司，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刑部分十三清吏司，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工部分四清吏司，掌天下百工、山泽之政令。
都察院之长有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左右各一人。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十人。都御史职专纠弹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同吏部司黜陟，偕刑部大理谳大狱。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巡按地方，监督行政、司法。
通政使司之长有通政使一人，掌受内外章奏，敷奏封驳之事。大理寺之长有寺卿一人，掌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以上为九卿。此外官司有府，若宗人府之类是也。有院，若翰林院之类是也。有寺，若太常寺之类是也。有监，若国子监之类是也。有司，若行人司之类是也（参观《明史·职官志》）。明代有两京，南京制同京师，唯无殿阁耳。此为前代所无之制也。
第三节 地方组织
明代地方组织，有省、道、府、州、县之别。省原为官府之称，至是遂变为行政区域之号。明初亦袭用元制，设行中书省。洪武九年，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明史·万士相传》：“明左右布政，政专决于左。”）掌一省之政。其属有左右参政、左右参议，无定员，分守各道，及派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等事。布政使以外，有都指挥使（职掌见后）、提刑按察使，合称三司。布、按合称，则曰藩臬两司。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其属有副使、佥事，无定员，分道巡察，其兵备、提学、抚民、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招练、监军，各专事宜。（《明史·职官志》曰：“明初制，恐守令不法，故于直隶府州县设巡按御史，各布政司所属设试佥事。已罢试佥事，改按察，分司四十一道，此按察之始也。分守起于永乐间，每令方面官巡视民瘼，后遂定右参政、右参议分守各属府州县。”）两京不设布、按二使，后置守巡诸员，无所属，则寄衔于邻近省布按司官。此省道之组织也。
三司之外有巡按御史，每省一人，监察御史之职也。职在考察举劾，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永乐十九年，又敕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十三人，各同给事中一人，巡行天下，是谓巡抚。宣德间，令巡抚官每岁八月一赴京议事。景泰四年，始差都御史。是巡按之外，又有巡抚也。巡抚或名镇守，后以镇守侍郎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移文窒碍，定为都御史巡抚兼军务者，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或参赞，所辖多事重者，加总督。此外又因事特设整饬、抚治、巡治、总理等官，皆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等衔。所辖之地，有大至数省者，有仅限一省一地者，与清代制度不同也。成化之后，巡抚为定员，三司之任渐轻。
明初改诸路为府。顺天、应天二府，有府尹、府丞各一人，他府知府一人，皆掌一府之政。府除两京、直隶外，余皆隶各布政使司。
府外有州。凡州有二，有属州，有直隶州。直隶州视府，直隶布政司。属州视县，隶于府。州有知州一人，掌一州之政。
府州之下有县，知县一人，掌一县之政。其组织历代皆同也。
凡在外各府州县关津要害处，设巡检司。巡检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
地方组织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里长。余百户为甲，甲首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管摄一里之事。又有里老剖决词讼。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皆有长，职同里长。明代乡之组织，大致多踵宋元役法，除里老一制稍存古意，余皆为役，非复古之乡官也。
以上为流官也。西南诸蛮夷又有土官，其名目有六，曰宣慰使司宣慰使，曰宣抚司宣抚使，曰安抚司安抚使，曰招讨司招讨使，曰长官司长官，曰蛮夷长官司长官，皆因元官授之。或隶布政使，或隶府州，或隶都司，或隶诸卫，各地制不同也。此外又有军民府、土州、土县之别，设官如府州县。其正贰属官，或土或流。
第四节 司法组织
《明律》大致采用《唐律》，列刑为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自一十至五十，为等五。杖刑自六十至一百，为等五。徒刑自一年至三年，为等五。附杖刑六十至一百。流刑自二千里至三千里，为等三，皆杖一百。死刑二，曰绞曰斩。五刑之外，有总徒四年，有准徒五年。流有安置，有迁徙，有口外为民，其重者为充军。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沿海。军有终身、有永远二种。死之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免刑之法，有赦有赎。赎法初纳铜纳马，后皆不行，惟纳钞、纳钱、纳银、纳米，常并行焉。《明律》定制如此，然明代断狱，不甚遵行。其初也，多株连，（太祖时胡蓝之狱，株连者四万余人。）肆杀戮，（成祖初立，因忠正不附，大肆杀戮，至有瓜蔓抄之名。）英宪之后，宦官用事，厂卫恣横，专事罗织，无所谓法司，亦无所谓官刑矣。
明代理刑之官，内有三法司，曰刑部，曰都察院，曰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司纠察，大理寺主驳正。外有抚按按察司府州县官。罪轻者乡老人会里胥决之，重者始白于官。狱之大者，有大审，命司礼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于大理寺审录之。有圆审，会九卿鞠之，三四讯不服，而后请旨决焉。明代初制未常不善也，乃自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等法兴后，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明代典章律例，遂成具文矣。
古者大臣可诛而不加辱也，明代大臣有受鞭杖荷校者，尤以廷杖之害为酷。正德十四年，群臣谏止南巡，受廷杖者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群臣争大礼，受杖者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朝士如此，庶民可知。
明成祖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外，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罪，与锦衣卫均权势。宪宗时，又别设西厂刺事，以汪直督之。自京师及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后刘瑾擅权，又别设内厂，且创例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以重枷枷项发遣。至魏忠贤领厂事时，专以酷虐钳中外，而厂卫之毒极矣。凡中官掌司礼监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者，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其隶役悉取给于卫。役长曰挡头，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其榜人私刑，名曰干醡酒，亦曰搬罾儿，痛楚十倍官刑。厂役横行，至明亡乃已。
锦衣卫为京卫之一，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以指挥使领之。其属有镇抚司，掌本卫刑名。成祖时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成化间，狱成得专达，不关白锦衣卫，而以军匠诸职掌属之南镇抚司。其私刑有械、镣、棍、桚、夹棍，五毒备具者，曰受全刑。明代中叶以后，中官愈重，阁势日轻，阁臣反比厂为之下，而卫使无不竞趋厂门，甘为役隶矣。此数者为明代专有法外之制，故特志之。
第五节 财政
明代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其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军民商屯田。而尤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
赋役之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秋粮，凡二等。丁曰成丁、未成丁，凡二等。十六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役有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民纳田租，明初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后概折银。初制尚善也，其后弊政百出，田册漫漶，吏人因缘为奸，租有额外之供，役常永充不易。末叶又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征之于民。然明代规制常紊，不能尽遵也。
明代盐榷于官，卖盐有引，领引输粟于边，谓之开中。旋易粟以银，不之塞下。后私鹾边地，国课既壅，而商利亦夺矣。产盐之地，设都转运司、盐课提举司。
明代茶亦榷于官，商人买茶，官给由引。由引初纳钱，后折银。边地则有司贮茶，以之易马。产茶贮茶之地，设有茶局、茶马司。
此外杂税名目繁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税之名，有塌房、店舍、门摊、车船、竹木、菜果、酒醋、契本、鱼课、香钱等税。税之处，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场局，有河泊所，有钞关。万历中又于各省设税使，以中官为之。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关采。用奸民为指挥千户，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攘夺商贾，搜索行李。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壤。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
明代财政之弊政有二。一为税使，已见前条。一为采矿。历代矿为官有，官有时弛禁，听民开采，然未见重视如明代者也。明代坑冶之课，金银课最为民害。（《明史·食货志》云：“成化中，湖广二十一场，岁役民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五十三两。”）万历中献矿峒者日至，于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索民财，逮有司，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人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未进者当不止十倍也。
第六节 军制
明代之兵有禁军、卫所军、民兵、乡兵、土兵之别。禁军有京营、侍卫军。京营，永乐初为五军、三干、神机三大营。景泰中改十团营。后又复三大营，以勋臣提督之。侍卫军为天子亲军，初有十二卫，后增至二十六卫。诸卫中惟锦衣卫以兵兼刑，且与中官相羽翼，故其权至后而积重，当卫各设指挥使以统之。
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要害地系一郡者，设千户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卫指挥使领之。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千户领之。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百户领之。所设总旗二，小旗十。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
以上皆为明之经制兵也。其来源有三，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王圻《续通考》云：“谪发充军者，子孙世世执役，谓之长生军。”）兵有军籍，一身为兵，子孙世袭，盖踵元之制也。明自中叶以后，卫所之兵，疲于番上，京师之旅，困于占役。天下之兵，徒有虚籍，缓急所恃，惟民兵及诸乡兵，与四川、粤西、湖广三省之土兵耳。
卫所之外有民壮，边郡有土兵，或出于召募，或佥民为之。富民不愿，则上直于官，官自为募，或称机兵。在巡检司者称弓兵。嘉靖中州县民壮，额大者千人，次六七百，小者五百。乡兵者，随其风土所长，应募调佐军旅缓急者也。有浙兵、川兵、辽兵、毛葫芦、矿兵、角脑（又曰打手）、长竿手、箭手、蚂螂手、少林僧兵诸名。
西南边服，又有各土司兵。
领兵之官，除已见前外，征戎则又设总兵、副将、参将、游击之属。文臣统兵者，或为经略，或为总督、巡抚，及兵备道、清军同知之属，顾明代兵权常擅于宦者，武备虽有专员，然常受制于中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