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第四 魏源 徐继畬 梁廷枏

魏源（1794—1857） 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的家乡地处湘南山区，为苗族聚居之地，在他出生后一年，当地发生了苗民反清起义。由于战乱和灾荒，魏源幼年时家道中落，祖父病逝，祖母长期瘫痪在床，父亲在远离家乡的江苏担任小官吏，家中仅靠母亲勉力撑持，处境十分窘困。

魏源从小酷爱读书，聪颖过人。九岁时应童子试，主考官指着茶杯中的太极图出上联：杯中含太极。他恰好怀揣两只面饼，遂应声对曰：腹内孕乾坤。一语出，惊四座。他所学相当博杂，十四岁补县学生员后，一度热衷于王阳明的心学，又好读史书；十九岁拔贡后随父入京师，曾问汉学于胡承珙，问宋学于姚学塽，又从今文学家刘逢禄治《公羊春秋》，与董植敷、龚自珍切磋古文辞；暇时则喜欢访求古今遗迹，考察山川形势。相比之下，他对于八股时文却不很热衷，参加科举考试屡受挫折。他二十五岁时第一次参加顺天乡试，仅中副榜。两年后再赴顺天乡试，虽然主考官很赞赏他的文采，但因文中用了“尺布之谣”这一汉代典故，犯了崇宋抑汉的时忌，仍被打入副榜。道光二年（1822）第三次应乡试，总算中举。道光六年，魏源与龚自珍一同参加会试，双双落第，刘逢禄于惋惜之余作《伤浙江湖南二遗卷》，时人始以“龚魏”并称。道光九年魏源与龚自珍再赴会试，龚自珍进士及第，他仍名落孙山，只能遵例捐纳内阁中书。道光二十四年参加会试，已以第四十九名考中，但因试卷不工整又被罚停殿试一年，第二年补试总算成了进士，但已过了知天命之年。

他早年治经学，最热衷的是由庄存与和刘逢禄所倡导的今文经学。他认为，宋学过于空疏，一味讲求心性礼义，上不足以制国用，外不足以靖边疆，下不足以苏民困；汉学又过于迂阔，集毕生精力于考据训诂，于己于世却毫无实用可言；惟有今文经学主张将经术、政论和文章合为一体，倡导从圣经贤传中去寻求经国济世的“微言大义”，才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他厌恶为做官而学问，也不喜欢为学问而学问，强调为经世而学问。他先后撰写的《大学发微》、《孝经集注》、《曾子发微》、《董子春秋发微》、《公羊古微》、《诗古微》、《书古微》等有关经学方面的论著，都贯穿了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阐释经文的宗旨。

道光五年，魏源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入幕编辑《皇朝经世文编》。这部文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辑录了自清初至道光年间四百一十二部文集中有关治国救时的文章共二千一百二十篇，按其内容分别编为言学、言治、言吏、言户、言礼、言兵、言刑、言工等八纲六十三目一百二十卷。该文编问世后，一扫清代文坛“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使经世之学成为一支突起的“异军”，在这以后陆续出现的以经世文编之书几达十余种，大都以该书为蓝本。

此后，魏源又长期致力于时人所公认的漕、盐、河三大弊政的考察和研究，先后写作了《筹漕篇》、《筹鹾篇》、《筹河篇》等重要论著，提出了许多有见地、有影响的改革主张。对于漕政，他针对运河时常决堤，漕船动辄受阻、每年都得为修堤、固闸、浚河、挽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状况，倡言将江南的漕粮改由海运。在他的影响下，两江总督陶澍等于道光六年奏准首次试行海运南漕，获得成功，道光二十八年以后南漕海运成为定制。对于盐政，他有鉴于长期实行的引盐法弊窦丛生，导致浮费日增、私枭横行、官盐滞销、盐税大减的状况，主张改引为票，裁减浮费，降低官价，化私为良，并襄助两江总督陶澍和陆建瀛在两淮推行票盐法改革，数年后官盐开始畅销，私枭逐渐敛迹，盐税收入每年增加数十万两。他本人也曾一度经营盐业，获利后在扬州建“絜园”作为居所。对于河政，他认为造成黄河动辄泛滥成灾的根源在于东南地区地势过于低洼，要使这一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最好的办法是彻底改变黄河经东南夺淮入海的现状，让黄河复归北行故道，仍由大清河入海。这一主张没能引起当局重视，到了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堤后，果然重夺大清河入海。

正当魏源专注于内政改革时，鸦片战争爆发了。战争期间，魏源曾受友人邀请赴宁波军营参与审讯英俘安突德，并据他的口供以及其他资料写成《英吉利小记》，又一度应召入钦差大臣裕谦幕参赞军政防务。触目惊心的海防危机促使他很快将视野从国内转向海外，从对盐、漕、河、币等内政问题的关注转向对海防、外交和域外知识的探求。在这以后他做了三件事。一是完成前已进行的《圣武记》的写作，试图通过对清初武功的追溯，探求盛衰之道，激励人们重振国威，抵抗侵略者。二是撰写记叙鸦片战争经过的《夷艘入寇记》（该书初刊时未注明写作年代和作者，光绪四年被附入《圣武记》，题作《道光洋艘征抚记》），揭露英国的侵华罪行，剖析战争失败的原因，希望有关方面能够知悔知改亡羊补牢。三是编纂介绍世界知识的《海国图志》，寻求筹海制敌的方略。其中，《海国图志》作为时人探究域外知识的集大成之作，奠定了魏源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启蒙者的地位。

《海国图志》的编纂始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时林则徐被遣戍伊犁途经江苏，魏源专程从扬州赶赴镇江迎送，分手时林则徐将在粤时编译的《四洲志》以及其他有关资料转交魏源，嘱其进一步扩充、整理成书。一年半以后，即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魏源编就并刊行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全书约五十七万字，系将他所搜集到的古今中外有关各国地理、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的资料，分洲别国辑录而成。所收资料包括：历代正史十三种，古今官私著述六十三种，外人著述（包括时人译著）十五种，以及有关谕旨、奏章、时人口述等。另附有地图二十三幅，洋炮图式八页。五十卷本刊行后，由于顺应了时人了解外情的迫切需要，一度出现了“辇下诸要人，争买不计钱”的景况。道光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魏源又增补《海国图志》为六十卷本，其增益部分多为时人介绍西方火轮船、地雷、水雷、炸药、望远镜等制造和使用方法的著作，这部分内容从五十卷本中的一卷扩充为八卷，有关图式也增加到七十一页，反映了魏源迫切希望效法西方先进的造船制炮技术以抗击西方侵略者的心情。咸丰二年（1852），魏源再次将《海国图志》增补成一百卷本共约八十八万字，这次新辑入的主要为玛吉士、马礼逊、祎理哲、培端等西方人士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最新译著以及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在介绍西方的深度和广度上较之先前有了很大突破，有关地图也增加到七十五幅。

在介绍各国情况的同时，魏源还在《海国图志》卷首的《筹海篇》以及有关文章和按语中，着重阐述了自己对于时政和海防的种种见解，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呼声。他主张在广东等地设立翻译馆，以了解外情；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延聘西洋技师和工匠，仿造西洋船械，装备中国军队；模仿西洋训练方法，组建并训练新式水师；引进轮船、火车、蒸汽机等西方的制造技术，应用于民生日用。他认为通过上述措施，将西方的长技转变为中国的长技，就可以达到“制夷”亦即战胜侵略者的目的。遗憾的是，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道光二十五年，魏源成进士后被分发江苏，先后担任过东台知县、兴化知县、高邮知州兼署派北海州分司运判等官职，他力图推行其察吏安民、兴除利弊的种种主张，却遇到重重阻力，咸丰三年更因积怨被人以“延误驿报”罪弹劾并遭免职处分。一年后，经袁甲三等人活动，朝廷欲恢复其职务，但他已心灰意冷，以“世故多变，无心仕宦”为由辞而不就。晚年隐居杭州，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潜心学佛，不与人事。咸丰七年病故。

徐继畬（1795—1873） 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在他出生的那一年，父亲徐润弟考中进士，同榜者有《红楼梦》续作者高鹗。由于这层关系，徐继畬早年曾受教于高鹗。

徐继畬在父亲的熏陶下自幼便崇尚理学，并在科举仕宦的道路上获得成功。他十八岁参加县试和州试，都名列第一。十九岁参加乡试，获第四名。此后六度参加会试，终于在三十二岁时中进士，以朝考第一膺选庶吉士。道光十三年（1833）由翰林院编修转补陕西道监察御史后，他不时上书，对地方官入省钻营、讳灾催征、借端科敛、退赃诱结、回护调停等吏治弊端加以抨击，引起道光帝重视。道光十六年，徐继畬上《政体宜崇简要疏》，道光帝阅后大为感动，立即召见，与他交谈了一个多时辰，在谈到民间疾苦时，竟流下了眼泪，第二天即提拔徐继畬出任广西浔州知府。未及半年，又调升福建延建邵道。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数度侵扰福建沿海。道光二十年七月，徐继畬从闽西北调赴闽东南，署汀漳龙道。时英舰正麕集厦门，与徐继畬驻节的漳州一水相通，旦夕可达，民众一日数惊。徐继畬调兵募勇，运米拦港，加强防守，安定民心。二十二年正月兼任粮台事，驻泉州，参与全省防务。四月，迁两广盐运使。五月，改授广东按察使。九月，调任福建布政使。时中英《南京条约》已经签署，厦门、福州两口被列为对外通商口岸，徐继畬受命专办两口通商事务，因此被推上与西方交涉的第一线。

办理对外交涉，首先必须熟悉外国情形。据称，徐继畬在进京陛见时，道光曾向他询问各国风土形势，得到满意回答，遂命他纂书进呈。道光二十三年冬，徐继畬赴厦门与英国领事会谈，结识担任翻译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他迫不及待地向雅裨理询问有关地理知识，并从雅裨理那儿得到了一本世界地图册。此后，他依据这本册子临摹了二十余幅分图，并利用工作之便不时向雅裨理等人询译图上的地名，了解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又参阅《海国闻见录》等国人有关域外知识的著述，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撰成《瀛环考略》（稿本）。接着，他继续搜集资料，考订事实，修改文稿，于道光二十八年秋增订为《瀛环志略》，并正式付梓。在自序中，徐继畬叙述了编撰经过：

明年（指道光二十五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指道光二十三年）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在同一时期介绍世界知识的著述中，《瀛环志略》以体裁得当，地图精密，考订严谨，文字简赅见长。全书不足十五万字，分为十卷，绘有地图四十二幅，以图为纲，依图立说，分洲别国，系统而又扼要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社会变迁以及风土人情等。篇后并附按语，或考订有关事实，或抒发作者对中外关系中若干重大问题的感想。就学术成就而言，《瀛环志略》堪称代表了时人研究域外地理的最高水平。

《瀛环志略》刊行后未及进呈，道光帝便去世了，而徐继畬因为“神光寺事件”正遭言路抨击，反对派指责徐继畬的理由之一，便是在编撰该书时“轻信夷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该书因而长期受到冷落，直到六十年代中叶洋务运动兴起后，人们迫切希望了解世界知识，才又记起有过这本书。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重新刊印了《瀛环志略》，并列为京师同文馆的地理教科书。此后，该书很快风行于世，成了人们了解世界的启蒙书。

《瀛环志略》流传到海外后，也受到重视和好评。在日本，1861年就出现了“对嵋阁刻本”，此后又有过多种翻印本。在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塔上，至今仍嵌有一方长方形花岗岩中文碑，碑文即为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颂扬华盛顿以及美国共和制度的两段按语，落款为：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 耶稣教信辈立石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 合众国传教士识

据考证，该碑系由当时在宁波的美国传教士赠送给华盛顿国家纪念馆。同治六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受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西华德委托，在北京举行隆重仪式，向徐继畬赠送了一幅华盛顿画像，以感谢他在向中国人介绍华盛顿和美国方面所作的贡献。

在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索后，徐继畬对于西方的富强有了深刻的印象，对于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深感忧虑，在同时代人中，他较早地意识到，这是“古今一大变局”。受命主持福建对外交涉事务后，徐继畬深感责任重大，他对自己的处境作了这样的描述：“以焦头烂额之地，值山穷水尽之时，兼以抚局既定，奉命专办通商事务，困心棘手，不可名言。”在对外交涉中，他处处奉行着一条以“息事而不至生事为要”的消极方针，力图通过恪遵条约、以恩信相笼络、不轻启衅端，求得“民夷相安”亦即中外平安无事。由于战后初期西方列强着重致力于将条约权益付诸实施，而清政府又全力奉行“力保和局”的对外方针，徐继畬的上述处置暂时收到了“民夷相安”的效果，他也因此获得了善办“夷务”的称誉。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徐继畬迁擢广西巡抚。闽浙总督刘韵珂接奉上谕后，立即上《密陈夷务急需得人折》，强调福建对外交涉事务繁重，全靠徐继畬熟悉中外情形，遇事妥善处理，才能相安无事，请求将徐继畬留任福建。道光帝阅后批复：“国事为重！”随即改任徐继畬为福建巡抚。

然而，到了道、咸交替之际，西方列强在已有权益得到巩固后，又处心积虑攫取新的权益，而清政府在广州人民坚持斗争迫使英国方面暂时放弃入城要求后，对外方针也转趋强硬，中西矛盾再度激化，徐继畬的“抚夷”主张也陷入了穷途末路。道光三十年六月，两个英国侨民向福州城内道光寺僧人租屋两间居住，侯官县令兴廉未经请示便在租约上盖了印。此事虽小，但却开了鸦片战后通商五口外国侨民入城的先例。时林则徐正告老回籍，闻讯后联络福州士绅上书徐继畬，要求效法广州，采取强硬手段，驱逐英人出城。徐继畬认为，若将英人强行驱赶出城，英方势必要趁机挑起事端，主张从缓计议，设法让英人自行退出城内。林则徐等对徐继畬的这一态度十分不满，在京闽籍官员也迭上奏章，指责徐继畬“畏葸性成，苟安旦夕”，“强民从夷”。咸丰帝为此几降谕旨，要求严肃查办。到了年底，两名英国人搬往城外，可徐继畬仍然未能免除厄运，他先是受到咸丰帝传旨申斥，复应召入京，免去福建巡抚，降任太仆寺少卿，最终又以在闽抚任内迟报军台逃犯为借口，被革职还乡。

回到山西后，徐继畬一度奉命在上党等地襄办团练，防堵太平军。咸丰六年（1856）撤防后，受聘主讲平遥书院，以笔耕为业，以束脩为生。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在赋闲近十三年之后，徐继畬突然接到谕旨，要求其立即晋京陛见，旋命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同治六年又被任命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然而，此时的徐继畬已年逾古稀，难以有所作为。同治八年，徐继畬主动要求退休。四年后在家乡病故。

梁廷枏（1796—1861） 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他的父亲在岭南颇负文名，治汉学，酷爱藏书，由于很早就去世，留给他的除了丰富的藏书以外，没有更多的财产，因而他的童年时代家境并不宽裕。

梁廷枏从小喜爱读书，长大后承绪父亲的治学传统，走上了以搜辑旧闻、考订史料、究索名物为主要内容的汉学研究道路。二十二岁时，他的第一部著作《金石称例》问世。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撰写并刊印一部著述。据粗略统计，他一生著述多达三十八种二百八十八卷，内容也相当广博，涉及经学、史学、方志、诗文、词章、金石、书画、音律等领域。在经学方面，他极为推许汉魏学者注重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文物的治学方法，曾收集从汉代到唐代三十多位学者有关《论语》研究的成果，与《朱子集注》加以比较，编纂成十卷本的《论语古解》。在史学方面，他以研究岭南地方史见长，在广搜博采各种正史、舆地、方志、说部、金石、类书、杂录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南汉丛书》和《南越丛书》。在志书方面，他先后主持过《顺德县志》、《粤秀书院志》、《越华纪略》等书的编撰。他十四五岁时即嗜好钟鼎文字，此后长期致力于金石碑刻资料的搜求和考订，除《金石称例》外，另有《续金石称例》、《碑文摘奇》、《书余》等著述存世。他童年时即工制曲，长大后嗜好曲文成癖，曾收集元明以来数百种院本杂剧传奇，一一加以考评，撰写成《曲话》五卷，梁启超曾称道该书在文学史上颇有价值。他对于书画也很有研究，有《藤花亭书画跋》四卷传世。

与其在汉学研究上的成就相比，梁廷枏在科举仕宦的道路上却很不成功，直到道光十四年（1834）才考中个副榜贡生。此时他已三十九岁，按例可选州判，后来改就他更喜欢的教职，先后担任过澄海县训导、广州越华书院监院、学海堂学长、粤秀书院总监。如果没有外来干扰，也许他将沿袭清代汉学家的老路，在“于世无患，与人无争”的书斋中度过一生。可是，这种平静的学者生活很快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炮舰声打破了。

道光十五年秋，梁廷枏受两广总督卢坤延聘，入广东海防书局参与编纂《广东海防汇览》。这部书的编纂是广东地方当局针对西方列强不断侵扰东南海疆，尤其是道光十四年发生的“律劳卑事件”而采取的加强海防建设的措施之一。道光十八年，梁廷枏复受粤海关监督豫堃邀请，担任《粤海关志》的总纂。粤海关是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来中国唯一对西方开放的口岸，编纂《粤海关志》的目的也在于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在编纂这两部书的过程中，梁廷枏发现自己突然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那些来自西洋的“岛夷”不断侵扰中国海疆，而中国史书对他们的情况却鲜有记载。本着一个汉学家的求实精神，他仔细查阅了广东督署和关署收藏的历代有关海防和中外商务的文书档册，以及有关海外旧闻的私家著述，在《广东海防汇览》和《粤海关志》的有关部分作了初步的介绍。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治学领域也开始突破以往“儒者著书，惟识九州以内”的局限，出现了“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的转变。

在对中外通商历史以及海疆形势作了初步考察后，梁廷枏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野心产生了警觉，对中国面临的外来威胁感到忧虑，民族正义感和社会使命感驱使他很快走出书斋，从一个汉学家转变成一个热切抵抗外侮并且留意时务的爱国士绅。针对鸦片日益泛滥的状况，他力主严禁鸦片走私活动，并向两广总督邓廷桢建言仿效保甲法，推行五家连保互相纠察的制度，严厉打击贩卖和吸食鸦片者，他还设法调查到收藏并贩卖鸦片的店铺名号，呈交邓廷桢。林则徐奉命来广州主持禁烟后，以他主持的越华书院作为钦差大臣的行辕，并不时向他请教有关广东海防的问题，他专门将在海防书局时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和图表呈交林则徐，并受林则徐委托往返于佛山、广州之间，联络在籍士绅，组织团练，抗击英国侵略者。

鸦片战争失败后，他进一步搜集有关外国的资料，加以考订、剪裁、贯通、整理、陆续编撰成《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和《粤道贡国说》，道光二十六年合刊为《海国四说》。这四种书中，《耶稣教难入中国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部以一个正统的中国士大夫的眼光，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文明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合省国说》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介绍美国的专著；《兰仑偶说》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纪传体体裁编著的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英国的专著；《粤道贡国说》则是一部按年汇编的鸦片战争前清代中西关系文件集。作为鸦片战争时期为数不多的介绍世界知识的著作之一，《海国四说》对于时人了解西方、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梁廷枏也因此跻身于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者行列。这一时期，梁廷枏还撰写了一部有关鸦片战争历史的《夷氛闻记》，翔实地记载了战时的情况，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道光二十九年，中英之间围绕广州入城问题矛盾再度激化。时梁廷枏正担任广州粤秀书院正监，当广州民众聚集书院要求他倡首拒绝英人入城时，他责无旁贷地站了出来，邀约越华、羊城两书院的同道以及在籍士绅，共同拟就了“拒夷公约”，刻印数万份散发给广州城内外的居民，号召大家各尽其力，组织练勇，准备武装抗击英国入侵者。他又和广东著名士绅一起，联名起草了致英国领事的公函，并亲自送往广州英领馆，表达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决心，要求英国方面尊重民意，放弃入城要求。在民众反入城斗争的强大声势下，英国驻华公使文翰被迫同意暂时搁置广州入城之议。咸丰元年（1851），清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授予他内阁中书加侍读衔的虚职。

评：魏源、徐继畬和梁廷枏在鸦片战争以前分别代表着中国学坛上的三大派别：魏源崇尚今文经学，强调经世致用；徐继畬以理学名世，醉心于科举仕宦；梁廷枏则承绪了乾嘉汉学的传统，热衷于钓稽沉隐，究索名物。鸦片战争期间他们分别活动于江苏、福建、广东，最早感受到近代西方对古老中国的冲击，并先后写下了反映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最高水平的三部著作：《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和《海国四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提出的“制夷之策”亦即对付外国侵略者的方略却各不相同：魏源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徐继畬主张“抚夷”，梁廷枏则强调“以民制夷”，这三种应变主张实际上反映了鸦片战后中国社会嬗递出现的三股社会思潮。他们的归宿同样发人深省：当道、咸交替之际中西冲突再度激化之时，魏源倍受冷落，怀着失望和迷惘弃官学佛，不与人事；徐继畬为千夫所指，在削职归籍后也绝口不谈时事，到了洋务运动兴起后却又重新受到重用；梁廷枏作为反抗英国侵略的士绅代表，在广州反入城斗争获胜后受到朝廷的借重和奖掖，可当民众反清起义风起云涌时却又很快销声匿迹。他们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在从传统走向近代时曲折多舛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