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第九 洪仁玕 陈玉成 李秀成

洪仁玕（1822—1864） 字益谦，号吉甫，广东花县人。他是洪秀全的同高祖族弟，自幼读书，后来便在家乡担任塾师。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在家乡宣传拜上帝，他和冯云山成为最早的信徒并接受洗礼，曾效法洪秀全除去任教的书塾中的孔子牌位，为此受到兄长殴打。第二年春，洪秀全和冯云山赴广西宣教，他因家人反对未能同行，不久应聘到清远县教书，并就地宣教。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他随同洪秀全赴广州，从美国浸礼会牧师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义。同年夏，洪秀全再赴广西，他仍留在家乡学医、任教。道光三十年金田团营前夕，洪秀全派人赴花县接家人和亲族赴紫荆山一同举义，他在清远为友人所阻，未能同去。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他约同五十人从家乡西上，到达浔州时因太平军已移营它去，被迫折回花县。咸丰二年（1852）洪、冯两姓族人在家乡发动谷岭起义，他曾参与其事，失败后为逃避清政府搜捕，设法流亡到香港。

在香港，洪仁玕结识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向他介绍了洪秀全以及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事迹，后者据此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不久，洪仁玕接受韩山文洗礼入基督教，同时一面在外国教会教习中文，一面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咸丰四年春，洪仁玕获悉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今南京），遂在韩山文资助下由香港来到上海，准备赴天京投奔洪秀全，因苏、常一带清军控制严密未能成行，与小刀会领导人刘丽川联系，后者因不相信他是天王的族弟也未予理睬，后来他便留在英籍传教士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院里学习天文、历算，并帮助工作。同年冬，洪仁玕再返香港，在伦敦布道会担任牧师。此后四年间，他一边为外国人教习中文，一边学习西方宗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段特殊的经历，使他成了太平天国中也是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教育和影响的人物之一，在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后，他更加迫切地希望能回国辅佐洪秀全，并用所学知识改造旧中国。咸丰八年五月，洪仁玕在西方友人资助下离开香港，由广东经江西、湖北北上，于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抵达天京。

当洪仁玕历尽艰辛到达天京时，太平天国因遭受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的打击，正面临严重的困境。洪秀全对于洪仁玕的到来喜出望外，在不到二十天时间里先授予他干天福，再晋干天义加九门主将衔，最后又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对于天王的知遇之恩十分感激，同时对于天京的现状十分失望，他迫不及待地向天王条陈了《资政新篇》，详细阐述了他对改造太平天国政权的一系列主张。

《资政新篇》共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四个部分。洪仁玕针对天京事变后人心涣散，事权不一，分裂倾向严重存在的状况，首先强调要禁朋党之弊，杜绝各级将领随意封官许禄，拉扯亲信，结盟联党，以加强中央政权的集中和统一。为达到这一目的，他除了主张严明赏罚外，还提出通过设立新闻官和“暗柜”（即检举箱），建立不受地方政权节制的监察制度。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化装成平民赴西欧学习，回国后雷厉风行地实施新政，终于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为例，倡议效法西方在太平天国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并提出了二十八条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兴建铁路、公路和轮船航运业以发展交通；兴办银行、金融、保险和邮政事业；采用机器生产，开办工厂，开发矿藏；鼓励发明创造，实行专利制度，保护私人资本；兴建学校，开设报馆，以提高民众素质；组织士民公会，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禁止贩奴、溺婴、酗酒和吸食鸦片，废除庙宇，以革新社会风气，等等。他的目标在于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蓝图，为太平天国开辟出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然而，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政权中，《资政新篇》虽经天王批准颁行，但事实上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实施。

由于战场形势紧迫，洪仁玕到达天京后很快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中去，他缺乏领军作战的经历，但却凭借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战略眼光，在太平天国后期的几次重大军事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他到达天京时，曾国藩的湘军已攻占上游的武汉和九江，进而进逼安庆，而天京外围又被清廷钦差大臣和春统帅的江南大营筑长墙挖深壕紧紧围困着，摧毁江南大营成了洪仁玕执政后的当务之急。他在分析了形势后，认为对付江南大营只能智取，不能强攻。经过与李秀成以及其他将领多次会商，他提出了“围魏救越”的作战方略，即让李秀成率精兵先行攻击清军防务薄弱的湖州和杭州，引诱江南大营分兵回救，再回师会合陈玉成等部，以优势兵力一举击溃江南大营。这一计划经由李秀成等实施后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二破江南大营后，洪秀全召集部属商讨下一步作战方略。陈玉成主张全力以赴先解安庆之围，以确保天京上游的安全。李世贤建议乘虚攻取下游的福建和浙江。洪仁玕则认为，救安庆保上游固然事关全局，但如能乘攻破江南大营之势和清军防务空虚之机，先迅速下取苏、常，得手后再分由长江两岸进取上游，合攻武汉，则更有利于太平天国的根本大业。他的这一主张在获得洪秀全和李秀成的支持后被付诸实施。在李秀成等将领的全力经营下，太平军很快占领了江南大片地区，进而使这里成了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事基地和经济支柱。但是，由于李秀成在江南得手后本位思想抬头，对进取上游采取了消极拖延的做法，使得天京上游的最后一道屏障安庆很快陷入湘军重围之中。为了解救安庆，洪仁玕重新部署兵力，发动了由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分统四路会攻武昌的西征战役。这是一次事关太平天国战略全局的战役，但各路将领拥军自重，行动涣散。当陈玉成领兵到达武昌外围后李秀成却迟迟未至，而当李秀成来到后陈玉成又早已回师去救安庆，从而导致了西征的失败。此后，洪仁玕从天京亲自领军北上，力图和陈玉成等协力解除安庆之围，也未获成功。

安庆陷落后，洪仁玕受到天王严厉斥责，并被剥夺总理朝政之权，难以有所作为。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天京形势已十分危急，洪仁玕奉命出京催兵解围，先后到了丹阳、常州、湖州等地，但各路将领借口缺粮，多不应命。此后，江南各城陆续为李鸿章所统淮军攻陷，洪仁玕集结从各地败退的太平军驻守安徽广德。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天京失陷，幼天王洪天贵福从城中突围而出，洪仁玕闻讯后赶紧从广德前往接应，同赴湖州与堵王黄文金等会合。在分析了战场形势后，洪仁玕认为湖州兵单粮少，难以长期固守，与黄文金等议决主动放弃湖州，经皖南、浙西前往江西，会合已先行到达建昌、抚州的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部，再西上湖北，会合扶王陈得才大军，先据荆、襄，再图复国大业。这是当时唯一有可能拯救太平天国的方案。可是，在从湖州撤军后，太平军一路遭逢清军围追堵截，黄文金又在昌化过早病逝，军心日渐涣散，等到进入江西后，李世贤、汪海洋等部在湘军堵截下已南下福建、广东边境。八月，洪仁玕一行保护幼天王进至广昌石城，遭清军夜袭，兵败被俘。在狱中，他忠贞不屈，视死如归，在《供词》中决心效法文天祥为国捐躯。十月二十五日，洪仁玕在南昌殉难。

陈玉成（1837—1862） 原名丕成，后由洪秀全改名为玉成，广西藤县人。他出身贫苦，幼年时父母双亡，由祖父母抚养长大，一度入蒙馆读书，因家境窘迫很快辍学，靠给人帮工糊口度日。洪秀全来广西宣传拜上帝时，他成了最早的小信徒之一。道光三十年（1850）秋，杨秀清秘密号令拜上帝的信徒赴金田村团营，他随叔父陈承镕等赶赴金田，成了太平军中的一名童子兵，时仅有十四岁。

起初，陈玉成担任罗大纲的近身侍卫，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以功封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次年四月，他受命随韦俊参加西征。时太平军围困武昌已达数月，他轻骑赴前线侦察敌情，在得知城内存粮已尽、守军已不堪战后，于六月初二日带五百精锐乘夜缒城而入，摇旗高呼，打开城门，一举克复武昌，战后连越四级被破格提拔为殿右三十检点。此后，他连续领军回攻岳州、驻守蕲州、协防九江，抗击曾国藩的湘军。咸丰五年二月，陈玉成率部参加第三次克复武昌之役，大败清湖广总督杨霈于广济，复驰骋鄂北，击毙清西安将军札拉芬于随州，连破清军营盘四十座于应山。在连续征战中，他还逐步摸索出一套杀回马枪的战术，每逢作战先选择有利地形伏下精兵，待诱敌深入后再出其不意前后夹击，置敌于死地，太平军和湖北民众中因而流传开“三十检点回马枪”的美谈。

咸丰六年二月，镇江太平军遭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围困，陈玉成奉命随燕王秦日纲赴援，时陈玉成因屡立战功已升任冬官正丞相。当秦日纲决定派人入城联络时，他挺身而出，带了几名壮士，驾着一条小船，冒着枪林弹雨，从镇江水关冲入城内，向守将吴如孝通报了内外同时夹攻击退围城清军的作战部署，成功地解除了镇江之围。接着又乘势渡江，攻占扬州，摧毁江北大营。随后再回师南下，先在高资击毙吉尔杭阿，复在天京城外打破江南大营。

天京事变发生后，太平天国出现了“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洪秀全于危难之际起用了一批年轻将领，陈玉成先后被晋升为成天豫、又正掌率和前军主将，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的支柱之一。咸丰六年年底，陈玉成奉命从皖南移军北上，先后攻克无为州、巢县、庐江，与李秀成会合于桐城，乘胜攻占舒城、六安，联络捻军张乐行、龚得树，再克正阳关、霍邱，扭转了皖北战场的局势。咸丰七年冬，陈玉成又分兵两路由皖入鄂，南路由叶芸来和陈仕荣统领从宿松进军蕲州，北路由他亲自指挥从霍山经豫南商城进入鄂北，于咸丰八年三月攻占麻城、黄安。时清政府趁太平天国内乱之机重建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并分别进驻天京城东小水关和天京对岸的浦口。为了解救天京之围，陈玉成和李秀成于咸丰八年七月召集太平军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举行军事会议，作出会攻江北大营的部署。会后，陈玉成从鄂皖边境撤兵东进，由潜山过舒城，于七月十五日攻克庐州。八月上旬南下滁州，在乌衣会合李秀成部，击溃前来阻截的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和蒙古都统胜保所统清军三千余人。复于江浦小店全歼江南大营援军冯子材部五千余人，乘胜猛攻浦口，歼敌一万余人，一举摧毁江北大营，并乘势克复江浦、六合、扬州、天长等地，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联系。此时，湘军悍将李续宾部也从湖北入安徽，连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直扑安庆，围困三河。陈玉成接报后，立即从六合回兵西上，联络吴如孝、张乐行、李秀成等部，与三河守军内外夹击，南北合围，一举歼灭湘军精锐六千余人。在取得三河大捷后，又一路挺进，绕舒城，克桐城，解安庆围，占六安州，活捉清署安徽巡抚李孟群于官亭，两败清钦差大臣胜保于护城，威震淮北。

咸丰九年三月，洪仁玕到达天京，被封为干王，总理全国军政。不久，陈玉成也因战功卓著受封为英王。这时，天京仍处于清军的威胁之中。九月，陈玉成奉命从庐州率师回援，在六合击败清福建提督李若珠部三千余人，复在浦口与李秀成部协同作战，击毙清署湖北提督周天培，摧毁清军营盘五十余座。嗣后，太平天国发动“围魏救赵”的新战役，让李秀成率师先攻湖州、杭州，牵动围攻天京的江南大营分兵救援，再回师天京击溃江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因湘军多隆阿、鲍超、胡林翼、李续宜分兵四路进攻安徽，时陈玉成已回师北上，接到协同李秀成执行这一战役的命令后，他留下叶芸来部守卫安庆，亲率主力经全椒兼程南下，配合李秀成等部，一举摧毁了江南大营。

咸丰十年闰三月，洪秀全召集部属商讨下一步作战方略。陈玉成主张集中力量回救安庆以保上游而固天京，李世贤主张挥师南下速取闽、浙，洪仁玕则主张先乘势攻取苏、杭，再迅速回师上游。结果，洪仁玕的方案被付诸实施。陈玉成服从大局，与李秀成一起挥师东进，并以部下骁将刘玱琳作为东征先锋。攻克丹阳后，东路已无清军主力，陈玉成奉命渡江攻扬州，后又与李秀成商定提兵赴浙江。此时，曾国藩趁陈玉成率部参加东线会战之机，置清廷要他反攻苏、常的严令于不顾，全力围攻安庆，力图从上游打开进军天京的通道。等到太平军攻克常州、苏州后，湘军曾国荃等部已对安庆形成了合围之势。

安庆是天京上游的最后一道屏障。八月，洪秀全召集军事会议，共同商讨救援安庆的方略，决定由陈玉成和李秀成分别领军从长江两岸发动西征，约期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会攻武昌，迫使包围安庆的湘军分兵西援，进而趁机解安庆之围。会后，陈玉成按期从天京渡江北上，联合捻军龚得树等部，经皖北进入鄂北，在约定日期前十天左右已逼近武昌。时湘军主力均集结安庆，湖北境内蕲州、黄州以上数百里防务空虚，武昌城内守兵也不满三千，远在安徽太湖的清湖北巡抚胡林翼鞭长莫及，急得肺病发作吐血不止，陈玉成要拿下武昌并不费事。然而，此时汉口已依据中英《天津条约》被开辟为通商口岸，英国海军中将何伯正乘坐兵舰在汉口视察，闻讯后派参赞巴夏礼来黄州见陈玉成，借口保护英国在汉口的商业利益，公开阻挠太平军进攻武汉。陈玉成慑于英军压力，又考虑到李秀成部尚未到达，而安庆形势正日形紧迫，被迫答应巴夏礼不攻武汉的要求，留下部将赖文光在黄州等候李秀成到来，自己便带领主力去回援安庆。

咸丰十一年三月，陈玉成屯军安庆集贤关，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也各率所部分别从天京、庐江、芜湖等地赶赴安庆外围。陈玉成率部在菱湖一带与清军激战，未分胜负；洪仁玕等部在桐城也受到湘军多隆阿部阻击。四月，陈玉成留刘玱琳等守卫集贤关，自己率军赴桐城与洪仁玕等会合，在挂车河到棋盘山连营二十余里，分兵三路向湘军发动攻势，也未能获得成功。湘军主力则乘机猛攻集贤关，刘玱琳等先后战死。七月，陈玉成调集太平军兵分三路再次发动反攻，在收复集贤关后猛扑安庆外围湘军营垒，湘军也拼死迎战。八月初一日，湘军从城外挖地道埋地雷轰塌安庆北门，攻占安庆。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一度打算率部赴鄂北另谋发展，因部将反对又折回庐州。这时，天王连下两道圣诏，指责他在安庆的军事失败，并要求他进兵取粮回援天京。陈玉成对此极为不满，先后派出部将马融和、邱远才、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大军远征河南、陕西，自己也准备随后跟进，在北方另谋发展。此后，他收到已被清钦差大臣胜保招抚的苗沛霖的密信，劝他北去寿州，共攻汴京，四月十五日他率部从庐州突围，十七日到达寿州，随即被苗沛霖诱捕。二十三日，陈玉成被押送颍州胜保大营，在拒绝胜保的劝降后，于五月初八日在河南延津遇难，时年仅二十六岁。

李秀成（1823—1864） 原名以文，广西藤县人。他出生于雇农家庭，八岁时曾随当村塾教师的舅父读书，两年后因家境贫困无力继续学习，不得不以耕种山地和为人帮工维持生计。

约在二十六七岁时，他听说有个叫洪秀全的人在劝人敬拜上帝，并且说拜了上帝就可以消灾免难，有衣有食，于是很快动了心，和家人一起加入了拜上帝的行列。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信徒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发动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他当时并不知道。第二年八月，萧朝贵率领太平军北上永安路经藤县，号召信奉拜上帝的人们加入起义军，李秀成全家正饱受饥寒煎熬，遂一起投奔了起义队伍。初入伍时，李秀成只是一名“圣兵”（即普通士兵），由于他能吃苦耐劳，肯勤学苦练，也聪明能干，逐渐受到提拔，到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时，东王杨秀清亲自保举他担任了右四军帅，统领万余新兵把守天京太平门外营。同年八月，升任后四监军，驻防仪凤门外的高桥。十月，随翼王石达开赴安庆巡查民政，兼带军队。咸丰四年春太平军攻克庐州后，他被提升为二十指挥，奉调镇守庐州（今合肥），第一次担负起独当一面的重任。咸丰六年春，他率部参加了镇江解围之役和攻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役，屡立奇功，被提拔为地官副丞相。经过五年多的战场锻炼，他的军事才能有了很大提高，从一个质朴的农民成长为太平军的年轻将领。

天京事变发生后，李秀成奉命镇守桐城，其间接纳皖北捻军首领张乐行、龚得树加入了太平军，与陈玉成等内外夹攻击败了来犯的清军，并乘胜攻克了舒城、六安等地，因功升地官正丞相，封合天侯。咸丰七年石达开出走后，他又奉命赴援镇江，经过一番激战救出了城内守军，被洪秀全提拔为副掌率，跻身太平天国军事领导层。时洪秀全消极吸取杨韦“内讧”的教训，不信外姓，让他的两个昏庸无能的兄长洪仁发和洪仁达包揽朝政。李秀成有鉴于此，不惜犯颜直谏，请求洪秀全罢黜洪氏兄弟，重新请翼王石达开回朝辅政。洪秀全接到奏章后，起初一怒之下罢了他的官，后经合朝文武大臣的劝谏，不但恢复了他的职务，消除了洪仁发和洪仁达的爵位，而且理智地采纳了他的有关建议，于咸丰八年任命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重新组成了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

肩负重任后，李秀成冷静地分析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针对清军江南大营已进逼天京城外小水关，江北大营也移驻浦口，对天京形成合围之势的严峻局面，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除天京之围，具体作战方略应是先打击江北大营，再集中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彻底击溃江南大营。为了实施这一方案，李秀成于咸丰八年六月中旬约同陈玉成召集各路太平军将领，在安徽枞阳举行了军事会议，统一认识，重振濒于涣散的军心和士气。会后，陈玉成统军自舒城攻克庐州，李秀成率部由全椒进军滁州，两军会师后先歼灭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和胜保统率的清军三千余人于乌衣镇，复大败江南大营援军冯子材部五千余人于江浦小店，再乘胜猛攻浦口，歼敌一万余人，彻底摧毁了江北大营，并乘势克复江浦、六合、天长、扬州等城镇，恢复了天京和江北的交通联系，初步扭转了危局。这时，曾国藩统领的湘军乘虚而入，在江西得势后又连陷安徽数城，进逼安庆，围攻天京和庐州太平军粮食和军需物资的重要供给地三河镇。李秀成奉命与陈玉成协同赴援，在三河镇前后夹击，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六千余人，进一步改变了太平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咸丰九年春，洪仁玕到达天京，受封为干王，总理军政事务。不久，陈玉成也被封为英王。已叛降清朝的原李秀成部将李昭寿趁机写信劝李秀成叛洪降清，洪秀全在查获这封信后怀疑李秀成因未能封王而生贰心，对他严加防范。但李秀成以太平天国大局为重，没有动摇。洪秀全感悟到他确实忠贞不贰，很快封他为忠王，并用黄缎亲书“万古忠义”四字赐给他。

晋封忠王后，李秀成立即着手粉碎江南大营的军事准备。他认为江南大营在天京城外凭濠作战，内围天京，外御援兵，如果直接从正面发动强攻难度极大，若能出奇兵奔袭湖州、杭州，引诱江南大营分兵赴援，再乘虚攻营则更有把握，因而和洪仁玕一道极力说服洪秀全，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略。咸丰十年正月，李秀成自浦口赶赴芜湖，商定由李世贤率部佯攻湖州，自己则亲率七千轻骑日夜兼程奔袭杭州。二月十七日，太平军如愿攻占杭州。江南大营统帅和春闻讯后果然分兵一万三千余人从天京往援杭州。待清军到达杭州时，李秀成立即弃城而出，从山间小路疾趋建平，会合各路将领，兵分五路直逼天京，以集中十万余人的优势兵力一举击溃了清军江南大营。

天京解围后，正在围攻安庆的曾国藩的湘军成为太平军的主要敌人。咸丰十年闰三月，洪秀全召集部属商讨下一步的战略部署，陈玉成主张全力以赴解救安庆，洪仁玕则认为应先乘势东进江浙，在迅速得手后再回师西征，洪秀全采纳了后者的意见。四月，李秀成引军东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攻占丹阳、常州、苏州、嘉定、嘉兴等十余州县，进抵上海城外。李秀成致函驻上海各国公使，希望他们不要干涉太平军的军事行动，可是当七月初二日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时，却受到了中外反动武装的联合抵抗。此时，西线太平军的处境已十分危急，曾国藩置清廷要他反攻苏、常的命令于不顾，集中主力围攻安庆，力图从上游打开突破口，进军天京。八月，洪秀全急召陈玉成、李秀成回京，商讨救援安庆的办法，决定由陈玉成和李秀成分别从长江两岸领军西征，约期于次年三月会攻武昌，迫使曾国藩分兵西援，以解安庆之围。会后，陈玉成按既定计划渡江北上，在约定的时间前十天左右逼近武昌，因安庆形势危急，仅留下赖文光一军等待李秀成部到达，亲率主力回援安庆。李秀成在经营江浙的本位思想支配下，对合取武昌解救安庆态度消极，在天王一再催逼下，直到九月下旬才领军西上。当攻克黟县时，距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八十里，曾国藩已惊慌得留下了遗嘱，此时李秀成若进军祁门，很有可能逼迫安庆围军分兵来救，可他却错过了这一良机。当他经皖南、浙西、赣北一路逼近武汉时，已是咸丰十一年五月下旬，比约定会剿的时间晚了两个多月。这时如果他联合赖文光部南北夹攻武昌，仍能起到牵制湘军救援安庆的作用，但他在接连获得陈玉成在集贤关被打败、李世贤和刘官芳分别在乐平和黟县受挫、湘军悍将鲍超正从瑞州追他而来、胡林翼也从太湖赶回湖北阻击他的消息后，再也无心会攻武昌，很快又率部循原路东撤。在李秀成放弃西征后，安庆很快失守，湘军顺江而下直逼天京，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再次陷入了被动局面。

李秀成统军由湖北回师后，很快攻占了杭州等地，控制了浙江和苏南大片地区，使这里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基地。同治元年（1862）春，李秀成率部发动了第二次攻打上海之役。此时，西方列强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已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进而确立了武装干涉太平天国的方针，而清政府内部在经历了辛酉政变后也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同治元年正月，中外会防局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外反动势力联手抗击太平军的格局开始形成。面对强大的对手，太平军仍英勇奋战，先后在王家寺击伤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在奉贤南格击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在青浦县俘获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在松江城围困华尔统帅的常胜军。

就在这个时候，湘军曾国荃部从安庆沿江东下，至五月初已进驻天京南郊雨花台，彭玉麟的水师也进泊金陵的护城河口。天王一日连下三道严诏，要求李秀成赶紧回援天京。五月二十一日，李秀成被迫将主力从松江撤回苏州。起初，他打算暂时避开湘军的锋芒，将粮食、军火、物资运集天京，作长期守御的准备，主力则在外围谋发展，待两年后湘军疲惫厌战时，再集中全力将它一举打垮。在受到天王严厉责备后，他不得不留下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等率十余万精锐部队守卫苏、杭，亲自统领十三王的军队回援天京，从闰八月二十日到十月初五日发动了历时长达四十六天的天京会战，但最终仍未能解天京之围。正面强攻失利后，天王又令李秀成发动“进北攻南”的新战役，即渡江北上皖、鄂，会合在西北作战的陈得才部，将战火引向曾国藩的后方，迫使天京外围和长江下游的湘军回师救援，以解除天京的压力。李秀成虽勉强执行了命令，但内心并不赞同这一计划，因而进军至六安便借口缺粮率军南返。

太平军“进北攻南”再遭失败后，湘军很快合围天京，李鸿章的淮军和常胜军乘势进攻苏南和浙东太平军，左宗棠所部湘军也从浙西方向发动攻势，战场形势对太平天国已十分不利。同治二年十一月苏州失守后，李秀成赶回天京，向天王提出“让城别走，另作他图”的建议，即放弃天京和江浙根据地，撤军江西、湖北，会合西北太平军，另辟根据地。可是，这个唯一有可能挽救危局的建议遭到洪秀全拒绝。李秀成不得不让李世贤等先率军赴江西就食，自己则和天王一道死守天京。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洪秀全在天京病逝，李秀成扶幼主洪天贵福即位。六月十六日，湘军攻陷天京，李秀成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主，保护幼主从太平门突围出城，湘军追来后幼主逃脱，他却被俘获。在囚笼中，李秀成写下了数万言的“自供”，一方面追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太平天国的历史，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即“天朝十误”；一方面向曾国藩乞求活命，并提出收编太平军余部的“招降十要”，同时还提醒曾国藩“防鬼反为先”，即将防范西方列强放在首位。这份自供后来经曾国藩删改后呈送清廷。七月六日，李秀成在南京遇难，时年四十一岁。

评：洪仁玕的特殊经历，使他成了太平天国中也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最早接受西方教育和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资政新篇》与其说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产物，不如说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产物。这份改造中国的蓝图，在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中受到冷落，随后却又被亲手镇压了太平天国的李鸿章等人付诸实施。这一奇特的现象，看似历史的偶然，实为历史的必然。

陈玉成落入敌手后，临死不屈，保住了一世英名，也无愧于英王的称号。

至于李秀成，由于被俘后留下了一份数万言的“自供”，使得学者们至今仍在为忠王到底忠还是不忠争执不下。其实，李秀成的那份用血的教训换来的记录，无论是对于总结太平天国的成败得失，或是对于研究晚清政治和社会的演变，较之对于李秀成个人的评价，或许都更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