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三 文化

辽代自建国伊始即尊孔。皇太子耶律倍认为孔子是大圣人，万世所尊，宜优先建庙祭祀。根据他的建议，辽太祖于神册三年（918）五月下诏建孔子庙，命皇太子春秋释奠。辽太祖在上京建国子监，辽太宗又在南京设国子监，府、州、县亦设学，以便学习和传授儒家学说。室昉曾向圣宗进《尚书·无逸篇》以进谏。圣宗爱读《贞观政要》。辽道宗于大安二年命赵孝严和王师儒给他讲《五经》大义，又于大安四年命耶律俨给他讲《尚书·洪范》，让皇孙写《尚书·五子之歌》。道宗还曾让汉人给他讲《论语》，不忌讳“夷狄”的字眼，并提出区分华夷的标准在于有无文物制度。辽道宗认为辽朝“文物彬彬，不异中华”，因而不是夷狄。正因为受儒学影响深，所以辽代耶律俨编的《皇朝实录》认为契丹人是黄帝后裔。新出土的耶律污斡里墓志中提到墓主人“其先出自虞舜”。据《史记·五帝本纪》，虞舜为黄帝八世孙，与耶律俨的说法一致。这正如同现在每个华人都自称是炎黄子孙一样，不是指科学意义上的血统概念，而是指文化上的认同。

辽朝有常设的修史机构国史院，并有常设的专职修史官员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他们随时撰写《日历》、《起居注》，并及时概括为《国史》。统和九年正月，室昉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兴宗时，萧韩家奴把《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汉文史书译为契丹文供兴宗知古今成败。他还与耶律庶成摘录遥辇可汗以来至重熙时的事迹二十卷于重熙十三年献给兴宗。道宗时，耶律俨又撰成《皇朝实录》七十卷。这部书与金朝人陈大任编的《辽史》成了元代人修《辽史》的主要史源。

辽代通用的语言是汉语和契丹语。通用的文字是汉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三种文字。记录契丹语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都是参照汉字笔画结构造成的表音文字。契丹小字的拼音程度更高一些，故“数少而该贯”。圣宗时僧人行均编的汉字字书《龙龛手镜》是最早按四声分类的书，共收汉字二万六千四百余个，一些俗体字多有收录。圣宗时僧人希麟撰的《续一切经音义》是阅读佛经的工具书。

辽代盛行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信奉萨蛮教，更信佛教，亦有信奉道教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祭日、祭山川、祭祖先的记载史不绝书。由于崇日，所以捺钵、早期宫殿和一些寺庙均东向。圣宗朝开始编修佛教经典总集契丹大藏经，即丹藏。山西应县木塔佛像胸中发现的丹藏及其他佛经、佛画，河北丰润县天宫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均抄录工整，印制精美，装帧典雅，堪称辽代佛教艺术瑰宝。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大同下华严寺、天津蓟县独乐寺这些保存至今的辽代佛寺均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

辽代不乏能用汉字或契丹字写作的文章巨擘，可惜他们的文集均没有留传下来。《辽史》、《焚椒录》中收录了少量奏议和诗词，从中可以窥见辽代文学之一斑。传世的一些用汉字和契丹字书写的辽代碑刻墓志等既是史料又是文学作品。辽代汉文碑刻详见向南所编的《辽代石刻文编》。契丹文字碑刻详见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

辽代的绘画成就亦高。耶律倍、辽圣宗、辽兴宗等均是当时著名画家。兴宗曾以自己画的《鹅雁图》和《千鹿图》送给宋仁宗。台北故宫博物院至今犹存有耶律倍所画的《射骑图》，胡环画的《卓歇图》及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辽代名画。1974年春，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中曾出土《山水楼阁图》和《竹雀双兔图》各一轴，均为稀世珍宝。圣宗永庆陵内的春水秋山壁画、库伦辽墓壁画、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墓壁画、宣化辽墓壁画等亦都是艺术珍品。近年文物市场上出现的契丹字题款的绘画和刺绣等全部是文物贩子批量生产的赝品。

辽代的雕塑、音乐、舞蹈等很有民族特色。医药、防腐、冶金、建筑的水平也很高。保存至今的辽塔、佛殿等不仅艺术价值高，抗震能力也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