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机或许来自危机
缓慢的经济增速、不断贬值的卢比让印度坐立不安。经济滑坡会成为改革的催化剂吗？
对于耄耋之年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而言，2013年夏天沮丧的气氛一定让他觉得似曾相识。1991年6月，辛格刚刚当上财政部长，迎接他的却是印度自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家外汇储备减少到只有相当于数周进口额的水平；黄金储备也被空运到了伦敦，作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贷款的抵押品。
当时的少数派政府把辛格请来拯救岌岌可危的经济。虽然其他许多人也功不可没，但辛格被广泛誉为转变印度命运的改革设计师。到2006年的印度独立日，辛格完全可以站在新德里红堡(Red Fort)的城楼上，庆祝印度跻身世界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列。他说：“印度经济形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
这种全民的乐观情绪、加上辛格自己的声誉目前却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印度经济增速已经降到了略高于5%的10年来低点；通货膨胀率始终居高不下，政府不惜抑制投资调高利率也无济于事。国家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也扩大到了危险的水平。最近几周，卢比不断下跌，目前兑美元跌幅超过17%，成为今年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
由此带来的影响也已被企业和个人感受到。那些借入外汇的企业将面临破产的危险。在政府限制货币流出的新规定颁布后，个人和家庭在旅行、教育等上的支出需求很难得到满足。更坏的情况还在后头：从手机到橄榄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的价格注定都要上涨。
印度并不是唯一一个遇上麻烦的新兴市场。在过去被称为发展中世界的国家中，从巴西到南非再到印度尼西亚，曾经迅速崛起的经济体正纷纷陨落。印度的问题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自身原因。受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前景的影响，印度许多资金被转移到了那里。
即便如此，印度陷入如此严重困境至少还有其他两方面原因。首先，印度经常项目赤字水平为4.8%，居于主要新兴市场的前列。随着增速放缓、中国和欧洲需求降低导致出口减少，削减赤字水平正变得愈发地困难；其次，想通过调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其结果可能是进一步遏制投资和增长。
危险的言论甚嚣尘上，并且正在危险地自我强化。虽然政策制定者们吹嘘印度有牢固的基本面，但有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这些基本上于事无补。有人说印度信用评级可能会被下调；还有大量的传言（印度政府坚决地予以了否认）称印度最终可能需要IMF的贷款帮助。《金融快报》社论将之称为“恐慌的迹象”，该报是印度最具影响力的日报之一。
印度的问题的的确确存在。外界也普遍承认这个国家正面临着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不过，虽然目前形势看似一片惨淡，但未来的印度，即便不能毫发无损，也依然能够以更强的姿态摆脱困境。事实上，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印度眼下的苦难恰恰正是它治理经济所需的良药。
在去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偶然的印度》(Accidental India)的有趣书中，记者桑卡尔·艾亚尔(Shankkar Aiyar)探讨了在独立后的印度，广泛、深刻的系统性历史变革产生的条件。他研究了七个实例，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1991年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和90年代印度软件行业的崛起。这些事件带来的变化都是变革性的，而每个事件的触发点都是一场危机。“印度的崛起是由意外因素推动的”，他写道，“变化是环境和危机带来的产物，也总是外界力量作用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外界力量就是一场危机。”
有理由相信，印度目前的困境也许同样会带来一场积极的改革。对于印度所有的经济问题而言，它最严重的挑战、同时也是目前灾祸的根源其实是政府的治理水平。印度国家的腐败、政府的优柔寡断、政策的朝令夕改在全球投资者心目中已经是臭名昭著。去年，设在香港的政经风险咨询公司(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把印度评为亚洲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国家。沃达丰(Vodafone)正在与印度政府就一宗税务纠纷进行交涉，该公司首席执行长维托里奥·科劳(Vittorio Colao)最近说，印度的官僚主义显然正在毁掉这个国家。
这其中的许多问题可以归咎于官员的贪赃枉法、也有许多是由于政府的极度无能。还有部分问题来源于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依然在政府部门中难以消除。虽然经济自由化进程目前来看已经是不可逆转，但印度明显有一批政府领导和智库依然执着于曾被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称为“邮局社会主义”的印度文化，信奉行政控制、无视利润和效率目标。
对于印度政府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的执政风格（对腐败却不是这样），有一个更宽容的解释。外部人有时候未能体会到印度领导者平衡各方利益的难度，经济、地区、意识形态和宗派等方面的脆弱关系都需要他们来协调。印度变化的速度之所以慢得让人泄气，很多时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混乱而又多元化的民主政治中，迟缓是一种自然的谨慎选择，甚至可以说是值得称颂的做法。它背后是以共识为导向的执政模式，将这个多元化到令人抓狂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在此过程中政府往往要遭遇各种艰难险阻。
当然，回避决策最终还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艾亚尔告诉我的，“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机会选择碌碌无为，恐惧、羞愧和危机的汹汹来势”结合起来一同打破国家体系天然的停滞状态。危机常常是迫使全国达成一致的催化剂，也能推动政府果断地制定政策，否则印度很难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印度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已经开始有所动作。去年年末，当印度面临信用评级被下调风险的时候，政府削减了柴油补贴，向更多的外国投资开放了零售、航空等数个领域。今年初夏，政府进一步深化了所谓的“大爆炸”(big bang)改革，上调了数个领域的外商投资上限，包括国防等之前的敏感禁忌行业。这些举措虽然未能阻止投资者的抛售，但它们依然可以算得上本届政府执政近10年来最重大的改革举措。
对于印度政策制定者们能否进一步改革的讨论尚无定论，同样存在悬念的还有：恐慌的金融市场能否带来更加根本的改革，像下调补贴和消除官僚主义，在许多人看来，这正是印度所需要的变化。印度全国大选可能会在2014年初启动，这将使得问题复杂化。虽然反对党印度人民党可能会从执政的国大党手中抢过更多席位，但大选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是一个分裂的国会，没有哪个单一政党能获得明显的主导地位。但从另一方面看，1991年的改革就是由少数派政府推行的。其他几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包括绿色革命的出现、2005年标志性的《信息权利法》(Right to Information Ac)的通过，也都发生在政局不稳、局势不确定之时。
印度长期的实力和潜力依然巨大，最终它将摆脱目前的颓势。到那时候，印度还需要面对其不健全（当然也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执政风格。“傻子都能对付危机，让你筋疲力尽的是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 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曾这样写道，契诃夫并非管理大师，他更出名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深刻洞察。性格决定命运。这是印度在经历了最近这场风暴后应该好好学习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