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二十世紀初葉，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席卷中華大地，其核心是白話文運動，‘提倡白話文，廢除文言文’，號召要徹底打破文言的束縛，以語體文取代通行了兩千多年的文言文。這是一場顛覆性的文化革命，文言遭到前所未有的厄運。
新文化運動先驅者胡適說：‘中國二千年來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這都是因為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衹有些死文學，衹有沒有價值的死文學。’後來成為古典文學研究專家的俞平伯認為，文言作品‘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新文學家陳西瀅把文言文、古琴等都看成是‘已經僵了的化石’，‘應該加以掃除的腐朽物’。
新文化人士所持的是極端的二元論：白話與文言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雙方，‘新’與‘舊’的對立，‘今’與‘古’的對立，‘俗’與‘雅’的對立，‘質’與‘文’的對立，‘進步’與‘落後’的對立，‘人民群眾’與‘貴族精英’的對立。一切‘新’的，都是進步的，光明的，有著無窮前景的；一切‘舊’的，都是落後的，黑暗的，走向衰落死亡的。求變求新，破舊立新，成了顛撲不破的真理，天經地義的大任。新舊之辨，也成了真偽之辨，美惡之辨，優劣之辨。舊的，必須徹底打倒和消滅。更嚴重的是，在那個敏感的時代，文化上的一切論爭都被看成是政治鬬爭，白話與文言之爭也就成了革命與反革命之爭，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鬬爭。到最後，‘新文藝摧毀古文，新文化打倒禮教’，白話文終於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幾乎是全面地取代了文言。
這種激進主義的思潮，近百年來，愈演愈烈，給整個社會文化帶來極大的危害。革文言的命，革詩詞的命，革國畫的命，革京劇的命，革古琴的命，革中醫的命，革一切舊文化的命。直到‘文革’的狂飆激蕩，神州舊物都成了飛灰與瓦礫時，人們纔猛然警覺，可是已太遲了。頹圮的殿宇可以翻修，焚毀的典籍可以重印，而世道人心的崩壞卻是難以彌補的。
如今，對傳統文化鳴鼓而攻的時代已經過去，白話文早已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成為全社會的主流書面語言，人們再也無須擔心文言的‘復辟’了。當代學者開始反思，在檢討白話文運動功過的同時，也重新審視文言文的歷史意義和存在價值。
文言，源於春秋時期的‘雅言’。〈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古代貴族士人，均以雅言交際；異域殊俗，亦以雅言互通。雅言，即‘正言’，當時華夏民族的典範語言，經典中使用的文言文，也就是這種共同語的書面語。文言是口語的提昇，自然要比口語精美得多。孔子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可以使‘言’更充實，有了‘文’的‘言’，纔能書之竹帛，傳之久遠。文質兼備的文言文，一直是中國歷代知識精英共同選擇的最佳的文化載體，是當今世界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書面語。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言文是一種完善、完美的文體。它是超穩定的，時移代易，文體體系不斷演化，各種體裁，各種流派，雜遝紛呈，萬變不離其宗，文言文的整體語言結構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二千多年來一直保持著恆定的形態。先秦時的〈左傳〉、〈論語〉，馴至清末的桐城文字，語彙、文法上都沒有太大區別。這種超穩定性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文化得以傳承的重要因素，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文言文也影響到同屬漢文化圈中的周邊國家，百十年前，中國人還可以用文言與日本、琉球、朝鮮、越南的官吏及文人筆談。
文言文，是歷史文化的命脈，文學的正宗。梁啟超說：‘文言文行用已經兩千多年，許多精湛的思想，優美的文學作品皆用他來發表。’莊子崇尚自由的精神，儒家以仁義禮樂教化天下的思想，是用文言表達的；絕世風華的唐詩宋詞，是用文言創作的。五千年歷史長河中朵朵浪花，都是由文言盛載起來的。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對中華文化的凝聚，文言文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作為炎黃子孫，我們怎能不深深感謝它的恩賜呢？在今天，無論從感情上或現實意義上，都不該逐末忘本，將文言文視為糟粕，棄如敝屣。
首先要思考的是，文言文是否像庸俗社會進化論者所說的那樣，是‘舊’的‘死’的語言文字。
一切文學藝術形式，包括文言文在內，都是‘器’，作為載體，無所謂新舊之分，優劣之別。文學不同科學，藝術不同技術。科技也許需要不斷創新，不斷進步，而文藝形式，無論新與舊都有其存在價值，絕不能說西洋抽象畫要勝過國畫，東洋式現代書法要勝過傳統書法，話劇歌劇要勝過京劇。
吳芳吉說：‘文學衹有真偽，沒有新舊。’文學的生與死，並不在於使用什麼語言文字，而在於它本身的內容與藝術是否有存在的價值，內容虛偽、藝術拙劣的當然是死文學，甚至稱不上是文學。一旦文學淪為政治的附庸，成了幫閒文學、遵命文學，那就如糞上之英，朝生暮萎，真的是死文學了，這與是否文言無關。二千年來，死文學絕大多數早被歷史淘汰，能流傳下來並為人們所熟知的優秀的文言詩文，歷久而長新，至今仍葆有活活潑潑的生命力。
其實，白話文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胡適所說的‘白話式或接近白話的文字’也存在千年以上。他那部〈白話文學史〉即可作明證。古代白話，由於它的粗糙、低俗，始終無法登上文化殿堂，成為文學的主體語言。近百年的白話文，在某種意義上，並不是真正的‘白話’，也算不上是真正的語體文。錢基博早就指出，‘所謂白話文，衹不過是用一種書面語代替另一種書面語’。它旣不同於〈水滸傳〉、〈三言〉、〈兩拍〉、〈紅樓夢〉中的舊白話文體，也不等同於當時的口語。它是為反對傳統文言文而製造出來的特殊文體，是現代口語與西式語法及部分文言語詞、日式漢字詞彙的混合物，經過新文學的努力探索、實踐纔逐漸成型，直到今天，以現代漢語為載體的白話文纔漸趨成熟。白話文學，包括新詩，至今尚未能形成一個新的傳統，它所取得整體成就遠不足以與文言相比。
正因如此，現代白話文也遭到左翼人士的詬病。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有學者把現代白話文稱為‘新文言’，是資產階級文人製造出來的‘死的白話’。他們主張‘語言和文字絕對一致’，用‘大眾語’取代‘白話’。多年來，社會上已形成一種似是而非的共識，以為大眾語言源於生活，是最豐富多彩的，而知識分子則語言乾癟，必須向民間學習。筆者有過十多年的下鄉下廠的經驗，深深體會到，文化程度愈低，思想則愈貧乏，所掌握的詞彙量則愈少，語言則愈枯燥無味。在草根階層中，即使偶有精彩的語言，也衹屬於其中有文化教養的精英分子。語文專家呂叔湘給文言和語體的區別找到一個簡單的標準：‘能用耳朵聽得懂的是語體，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書面語要讓所有人真能聽懂，恐怕連‘大眾語’也不可能完全做到。
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已延續百年，這是一個舍雅求俗、棄精取粗的全過程，如劉再復所說的，‘在一百年當中，中國文學作為語言現象，是一個不斷俗化、不斷把文學語言降低為現實語言的流程’，到了五十年代，‘文學的俗化已發展為文學的極端政治化’了。
白話文，本身就承載著不少民間暴力語言，白話文運動，也滋長了語言暴力。當時盛行的‘打倒’一詞，竟成了數十年來使用頻率極高的社會習慣語。當通俗化、粗鄙化到了極端的時候，舉世皆以愚賤為榮，以‘大老粗’自我標榜，端莊的舉止、高雅的談吐、優美的文辭也成為批判對象，美德遭到踐踏，人格日趨卑下，終於出現‘砸爛狗頭’一類的流氓黑話了。暴力語言挾同著暴力行為，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的劫難。近二十年，隨著經濟的勃興，拜金的教義驅使文化進一步媚俗，流行文化成了主流文化，八十年代曇花一現的審美覺醒和精神超越的需求已蕩然無存，大量的垃圾文字如垃圾食品那樣滋養著群眾。在網絡時代，點擊率成了衡文的最高標準，網上流傳的文字，低俗化的傾向尤為嚴重，鬧嚷嚷的卑田院式的狂歡，沒來由的語言群毆，黃段子、灰段子、黑段子的熱擊，螢幕充斥著大量的暴力語言，連學者、教授的微博爭辯，也粗野得如同潑婦罵街，古人那種即使絕交也口不出惡言的風範，於今再也不復見了。語言的墮落，也就是文化精神的墮落，這不能不說是整個民族的悲哀。從民間產生的網絡語言，自有其草根性的蔓延力量，但當它直接影響到知識分子，並左右其對語言核心價值判斷的時候，就值得我們警惕了。
文言文與白話文，本是二元一體的關係。兩者同出一源而並流，共同滋溉著文化的土壤。提倡白話文，也不需要廢除文言文。梅光迪認為‘古文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之變遷，尤非革命也’。最初，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傳統文人有過設想，以為可以實行雙軌制，即在新聞、科技等領域使用白話文，而文史、藝術等依舊使用文言。白話適於時俗，文言適於典雅，這也算是一種‘得體’。蔡元培曾預言：‘我也斷定白話派一定優勝，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尚是一個問題。照我的觀察，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本來，白話文運動的發起者，能客觀一點，寬容一點，白話文可占領政治、經濟、自然、科學等領域，而文史和藝術這小半壁江山，與文言文分享，各司其職，各行其道。文言與白話，並不是敵對關係，而是兄弟關係，分了家後還可相互扶持，共同發展。同氣連枝，合則共榮，離則兩損。〈莊子·寓言〉云：‘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何況‘本是同根生’的文言與白話呢？可惜，事情發展並未如蔡先生設想的那樣，文學革命的暴烈行動太徹底了，文言文由主流驟變成小小的支流，逐漸源頭枯竭，最後，衹剩下一股微弱的洑流，再也流不到地面了。尤其是五十年代後，在中國大陸，文言更慘遭滅頂之災，甚至連一些本來已進入知識階層以至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文言詞彙，也被認為是代表剝削階級意識的腐朽東西，受到批判和抵制。近年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在網絡、段子中，文言成語遭到竄改和‘惡搞’，真是對語言文字的存心侮弄。
無可諱言，文言也有其局限性，它的語言形式難與現代政治同構，不適合表達科學技術的內容，不可能被所有人瞭解和接受。但這些並非一種文體存在的必要條件。文言文，過去不屬於大眾，今後也不可能屬於大眾。如今，它是一種遺產，一個存在。遺產需要繼承，存在自有價值。文言文，包括以文言為體的詩詞，並不是死文學，它的發展，百年來不疾不徐，始終堅韌，而風雅一脈正須賴以維持不墜。
二
現當代文言文的生存狀態是很值得探討的文化現象。
新文化運動後，文言文雖退出歷史舞臺，仍未被袪除淨盡，而是在社會各個層面中頑強地生存下來。文言應用場合依然十分廣泛，在官方檔案中，在報章中，文言還占據著主要的位置，民國政府的正式文告也是文言文。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說：‘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後來他在〈報紙文學應該完全用白話〉一文中又慨歎，當時報紙的文體主要還是文言，他在一九三四年對〈大公報〉和〈益世報〉中白話與文言所占版面比例作過統計，發現‘白話所占篇幅還不到百分之十八’。在今天看來，報紙似乎是全民大眾的讀物，但在那個時代，報紙，主要在大中城市發行，讀者對象為市民。以小商人、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讀者群，尤其喜愛並習慣淺近的改良體文言，不管是否附庸風雅，他們在感情上向慕自己不甚理解的高級文化，並認同文言文的文化價值，試圖去超越自己，連舉止談吐也仿效那遙不可及的知識階層、貴族階層。古人認為，文字是神聖的，連字紙也須敬惜，掌握文字的讀書人是值得尊崇的。尊重文化、尊重知識，早已成為社會大眾的行為準則。這個傳統雖曾受政治干擾而遭到破壞，但人們對文化知識始終還是懷著敬畏之心。
南北各都會以至中小城鎮，文人經常組織雅集活動，文酒風流，唱酬切磋，留下豐富的詩文作品，即如邀約小柬、集會序言、詩詞題記等應酬文字，也頗具雅人深致。文友往來信札，一般民眾的家書，都常用文言。由此觀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精美形式的文言文，根深葉茂，已深入社會的各階層，也為部分群眾所接受，非暴風驟雨般的運動所能徹底摧毀。
南北各高等學府中文系多開設古代文史課程，學生研讀古代文獻，熟習文言。中央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暨南大學、安徽大學乃至抗戰期間遷移重慶、成都的各大學中文院系，不但要求學生掌握理論知識，而且還鼓勵學習文言文及詩詞寫作。中山大學在三十年代是‘復古’大本營，中文系主任古直強調師生要讀經，並能作流暢的文言，古典文學內容的畢業論文，更是一律用文言寫作。汪國垣任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新生入系，汪先生就告誡說：‘本系力矯時弊，以古為則。’要求學生能作古文。更值得一提的是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始建於一九二〇年，唐文治任校長，古文家錢基博任校務主任。歷任教師有章炳麟、錢穆、鮑鼎、呂思勉、周谷城、胡曲園、郭紹虞、周予同、陳衍、陳柱、朱東潤、夏承燾、饒宗頤等赫赫有名的學者，而學生中也有以下一些人物：吳其昌、陳中凡、蔣天樞、范敬宜、唐蘭、王蘧常、錢仲聯、馮其庸、吳孟復等，後來都成了當代文史研究專家。凡是畢業於無錫國專的都是文言好手。
當時中學語文教學仍以讀文言文為主，一直延至四十年代末。由於當時大學的入學考試普遍使用文言，也直接影響到中學文言教育。龔啟昌〈撰讀了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以後〉一文評論：‘日前看見報上載江蘇省會考試題一律用文言。現在國內各大學的考試，及考試院舉辦的考試，更非用文言不可。’又云：‘無怪乎現在的中學生甚而小學生，你不教他文言，他還要求你教他文言。中學、大學入學試驗的影響於學生心理與態度，比了行政機關的一紙號令，或文人的兩三篇文字，不知要大多少。’在這樣的環境下，文言文自然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初等教育，除了政府開辦的正規小學外，更多的是遍布城鄉的各類家塾、學塾，不少人家選擇後者以培育子弟。古代經典是學童必讀的課本，〈三字經〉、〈千字文〉、〈成語考〉等更是慣用的啟蒙教材。一般民眾從小就接受精英文化的教育，其立身行事自然也會受到先聖前賢思想的影響。從現存的文獻資料看來，民間百姓的書信、契據等應用文字，也往往文白夾雜或純用文言，一九三一年張廷華編〈新體評注歷代駢文精華〉一書序云：‘今者國體變更，文運陵夷，而公私函牘，以此體為尚。’可想見當時整個社會的文化氛圍，引車賣漿者的言談，也許會比當今某些文化人高雅。
近百年文言文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
一、辛亥革命至新文化運動時期（一九一一～一九一九）
辛亥革命後，政體更張，而在文化上卻一仍舊制，文言文繼續保持其主流語言的地位。在這新舊交替的時期，風雲際會，人才迭出，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文學觀點都反映在當時知識精英的文章中，真是異彩紛呈，精美絕倫。民初十年，可說是現當代文言文的鼎盛期。
在當時各種文學流派中，最觸目的當數以梁啟超為首的‘晰於事理，豐於感情’的‘新文體’派。它的影響遍及社會各階層，竟成為此後數十年間通行的‘報章體’。此派文風，純以氣勝，其末流則誇張浮濫，格調不高。
另一重要流派是以革命家章炳麟為代表的‘浙江派’。章氏才華洋溢，學問宏深，他的弟子黃侃、汪東都是傑出的學者，黃氏擅駢文，‘風骨遒上，辭氣澹雅’，汪東文章茂郁清雄，尤長於辭賦。
南社諸子在革命後極為活躍，高吹萬、柳亞子、陳去病、高旭、朱劍芒等詩文皆擅，然過於重視政治宣傳，總體水準似不如上述兩派。
能維繫文言正統一脈的仍是老輩文人，不少是名高一世的鴻儒碩彥。他們當中有桐城派、湘鄉派的古文家馬其昶、葉玉麟、姚永樸、姚永槪、林紓，有專學魏晉文的王闓運、吳虞、馮幵，擅駢文的孫德謙、李詳，此外還有嚴復、繆荃孫、馮煦、陳三立、陳衍等一大批舊文人。這些人學問深湛，功力老到，所作文字，皆可以為範式。
二、新文化運動時期至抗戰前夕(一九二〇～一九三六)
一九二〇年，教育部明令以白話為國語，中小學教科書改用白話編撰，這無疑宣告白話文運動已取得最後勝利。
文學藝術是各歷史時期游離主流之外的文化人棲居之地。社會大變動之後，一部分舊文化人選擇了逃遯。以‘大隱’或‘小隱’的方式，遯於市井、遯於山林。超然物慾之外，遯入自己的內心深處，成為真正的孤獨者，實現自我封閉式的精神自由，文言文、詩詞、書畫則是文化遺民最後的遯逃之所。這群文人以前清的‘遺老遺少’居多，他們是文言文最忠實的維護者，不懂得或不屑於寫白話文，終其一生都用正統的文言文寫作。從藝術角度來看，他們的文章品質最高。
另一批人可稱為‘文言改良派’。其中成員成分複雜，大致有以下幾類人：一是提倡‘新文體’的梁啟超及其眾多的追隨者；二是革命派人士，包括所謂‘浙江派’的章炳麟、劉師培等以及南社成員柳亞子、高吹萬、金天翮等；三是留洋的學衡派人士，中有吳宓、柳詒徵、胡先驌等。這些人在傳統功力上大體不及老輩，主張‘改良’文言，主張文字要條達疏暢，但畢竟才人甚多，亦不乏傳世佳作。
此外，還有一大批高等學府的專家學者，一直堅持以文言撰述，其中最著者如王國維、黃侃、吳虞、黃節、錢基博、汪國垣、劉永濟、陳寅恪等。在他們的影響下，教育界成了文言文最堅牢的據地，數十年來，古文承傳，薪火不絕。
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參與者如陳獨秀、胡適、魯迅、郁達夫、郭沫若、沈尹默、俞平伯、聞一多等早期人物，亦不時技癢，勒馬回韁，製作文言，其中頗有可觀之作。
三、抗日戰爭及內戰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大批文人隨國民政府遷往內地，寓居重慶、成都、昆明、貴陽；亦有一部分人外流至香港、南洋；還有一些人滯留在敵占區南京、北平、上海等地。抗戰八年期間，國難當頭，人們已無心弄月吟風，整飾文字，與上一階段相比，文言文的勢頭顯然低落，但依然有人繼續創作，歌頌慷慨捐軀的英烈，指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悲憫民間百姓的疾苦。國統區大學師生堅持教學，不少文科學者如錢穆、錢鍾書、饒宗頤等仍用文言撰作。
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在敵占區中，文言文卻得到畸形的發展。汪偽政權以‘復興中華文化’自命，任用一些邃於舊學的文人如周作人、龍榆生、陳柱、李宣倜、錢仲聯等掌管文化教育機構，並出版〈同聲〉、〈新亞國藝〉、〈中國詩刊〉等刊物，時有文言文刊出。
抗戰結束，內戰又起，民不聊生，文學藝術更無足道矣。文言衰勢益甚，衹剩嶺南一隅之地，尚保留舊日詩文創作傳統。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十月，〈廣東日報〉文言副刊〈嶺雅〉，發表一大批粵籍文人的詩文，這已是中國大陸舊文化的迴光返照了。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九五〇～一九七六)
五十年代伊始，大陸的文化人面臨一場新的‘文體革命’。一切文學都成了宣傳品，成了階級鬬爭的有力武器。被認為是‘封建文化’象徵的文言，非但失去了官方的地位，更被排斥在社會各個領域之外。教育體制全盤改革，采用蘇聯模式。大學中文系中沒有現當代文言文的位置，文學研究者更是視之為‘封建骸骨’，不屑一顧。二十多年間，文言創作似乎是一片空白，各種出版物中，當代文言文幾乎絕跡。早已潰不成軍的舊文化人，更是遯逃無地，一個個從山林、從市井被揪出來，成為專政的對象，他們，以及他們的作品被完全淘汰了。雖然如此，在民間，文言文尚維持一線生機，並在艱難發展，猶如谷底流泉，涓涓未絕。舊派文人如葉恭綽、胡先驌、馬宗霍、鄭逸梅、方孝岳、朱庸齋等時作短文序跋。從現存的資料來看，最大數量的文言作品當為文人的書牘和日記，這些文獻是珍貴的時代實錄，有待後人發掘和整理。八十年代，文藝復蘇，劫後餘生的老人們從塵篋中翻出少量舊稿發表，但已是明日黃花了。
最可稱異數的是，一九六一年，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後，社會文化政策一度寬鬆，張伯駒時為吉林省博物館副館長，召集意趣相投的文人學者，居然私下組織‘春遊社’，中有于省吾、黃公渚、陸丹林、黃君坦、羅繼祖、周汝昌、張江裁等知名人物，‘每週一會，談笑之外，無論金石、書畫、考證、詞章、掌故、逸聞、風俗、遊覽，各隨書一則，錄之於冊，則積日成書’。這三百多篇短小的文言文，終於在四十年後編成〈春遊瑣談〉一書出版，填補這段時期的空白。
臺灣、香港、澳門地區以及海外各國華人社區，似乎成了舊文人薈萃之地。廣州、上海、南京、北平以至全國各地一些傳統文化人，在政權更迭前夕，乘桴濟海。諸如潘重規、林尹、陳含光、高明、成惕軒、臺靜農、李晉芳、李漁叔、于大成等東渡鯤洋，黎國廉、劉景堂、曾克耑、趙尊岳、陳本、張斌、曾希穎、饒宗頤、羅忼烈、傅子餘、蘇文擢等留居港澳，李祁、周策縱、王叔岷等遠遊海外。他們數十年來堅持文言詩文創作，中華傳統文化，亦賴以一脈延綿。
五、改革開放時期(一九七七～二〇一一)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步入經濟建設的新時期。微陽初照，寒蟄昭蘇，百廢待舉。各地紛紛成立詩社，復出的老幹部以及文化教育界的高級知識分子，滿懷熱忱，重新寫作詩詞，並結集出版。在這時期，詩集的序跋成為最常見的文言文體，作者多為詩詞家或新文化人士，年青時未經嚴格的文言寫作訓練，於文言文的句法章法亦未考究，晚年好奇執筆，每以白話之法為文言，氣格不純，加之以年事已高，才華衰退，故平庸之作多而精品少，與上輩文人相去甚遠，絕大多數衹能算是客串者而已。
進入二十一世紀，社會趨向多元化發展，傳統文化也受到普遍的重視。可慶幸的是，中青年學者已關注現當代文言文和詩詞，不少人還致力於創作實踐，網絡上時見發表，其中不乏佳作。大、中學生中不少人喜愛並嘗試寫作文言。民間動態更不可忽視，學童的古文、詩詞教育方興未艾，民間學者正在成長，並出版文言體裁的有分量的著作。
臺灣、香港地區，本是近半個世紀的文言文最堅固的營壘，近年隨著政局的更迭，教育制度的改變，加以老輩文人的日漸凋零，文言文創作已今不如昔，總體來說，亦似稍遜於大陸地區了。
二十世紀文言文文獻，衹有小部分作者有專集行世，而吉光片羽，每賴報刊雜志以留存。較早有〈南社叢刻〉，收錄社員詩文稿，二三十年代以文言為主的刊物有〈學衡〉、〈青鶴〉等，四十年代則有〈國藝〉、〈文史季刊〉、〈嶺雅〉等。
〈學衡〉，吳宓主編。一九二二年一月創刊於南京東南大學，一九三三年停刊，計出七十九期。此刊以‘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職志，辦刊目的是要證明‘吾國文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每期有〈文苑〉，列〈文錄〉、〈詩錄〉、〈詞錄〉三子目，主要作者有胡先驌、柳詒徵、吳宓、吳芳吉、梁啟超、王國維、汪國垣、王易、林學衡、邵祖平、王瀣、曹經沅、趙熙、向楚、龐俊、方守敦、方守彝、姚錫鈞、陳衡恪、李思純、林思進、葉玉森、黃節、陳寂、曾廣鈞、夏敬觀、曾樸、林損、陳曾壽、馬一浮、張爾田、朱祖謀、曾習經、陳寅恪、劉盼遂、陳三立、瞿宣穎、葉恭綽、繆鉞、鄧之誠等數十家。其中堅人物被稱為學衡派，皆為貫通中西的飽學之士，構成了當時中國的精英文化群體。
〈青鶴〉，陳灨一主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創刊於上海，一九三七年七月，因抗戰爆發而終刊，計出一百一十四期。為同人刊物。創刊號刊布‘本志特約撰述’共一百〇五人，有陳衍、丁福保、王蓴農、劉承幹、梁鴻志、周瘦鵑、黃濬、傅增湘、孟森、章士釗、蔣維喬、夏仁虎、吳湖帆、冒廣生、于右任、錢基博、吳稚暉、高夢旦、陳巨來等一大批傑出的文人學者。是刊特重文獻保存，近代名人之日記、筆記、序跋、書札、年譜、詩文集，分期連載。被時人看成是舊文人絕地反擊、屈指可數的一塊陣地。
此外，還有一些大學文科學刊也采用文言。如三十年代中山大學中文系學刊〈文學雜志〉，古直主編。每期均登載師生的文言詩文。
〈文史季刊〉，王易主編，國立中正大學出版。是刊一九四一年三月創刊，初擬每三個月發行一期，每年四期，合為一卷，然僅至第二卷第一期，即未再出版。是刊欄目，首〈學術論文〉，次〈文錄〉，次〈詩錄〉，次〈詞錄〉，次〈英詩選譯〉。作者有胡先驌、王易、吳宗慈、陳穎昆、蕭宗訓、涂世恩、王英瑜、陳樹人、王迪綱、歐陽祖經、程學恂、林學衡、張景煦、吳天聲、胡獻雅、周岸登、沈尹默、胡光煒諸家。
〈嶺雅〉週刊，陳寂主編，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創刊，計出七十期。原為〈廣東日報〉副刊，自四十五期後，改為〈中央日報〉副刊，傅靜庵主編。是刊主要分〈文錄〉、〈詩錄〉、〈詞錄〉三欄。作者主要是粵籍或寓粵人士，有詹安泰、吳三立、佟紹弼、陳湛銓、黃海章、吳天任、葉恭綽、李滄萍、陳寂、何曼叔、傅靜庵、陳荆鴻、方孝岳等數十家。
汪偽治下，又有〈國藝〉、〈學海〉、〈同聲〉等刊物，頗存此一特殊時期的文獻，似乎尚未得到當代學者應有的重視。
進入二十一世紀，民間刊物方興未艾。一群青年網絡詩人所創辦的〈留社叢刊〉，登載社友的文言詩文，品質頗高。中山大學嶺南詩詞研習社社刊〈粵雅〉，刊載本校師生的詩詞作品，也有一定數量的文言文。
近百年的文言文，已有人潛心收集，提供了良好的文獻基礎。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大東書局〈評注近代文讀本〉，編選者張廷華，已很有文學通變意識，他認為選近代文與歷代文學合觀，‘不獨可知近代文之軌則，淵源有自，且於新舊遞蛻之故，亦易明瞭’。（〈編輯大意〉）王文濡選編〈歷代詩文名篇評注讀本·近代文卷〉，直接〈清文讀本〉之後，自清季以及民國，不拘宗派，以清真雅正為主。編者認為，‘文言文與語體文界限自別，稍涉俚俗，當在屏棄之列。惟文中沿用新名詞者，時代所限，習慣已成自然，且無古名詞足以代之，不得不寬例以收’。（〈編輯凡例〉）也注意到現代話語體系對傳統的駢古文的影響。羅維揚選編的〈現代文言〉（二〇〇八）搜集自康有為、梁啟超開新文學之流別以來的通俗之文言，或曰現代通行的文言文，他把這種文言看成‘是古代文言的延續和革新’，‘是當今中學生大體可以讀懂的文言文，也是大學教授未必讀過的文言文’，‘上溯梁啟超的新民體，近輯互聯網上的文言文，披沙揀金，遴選二十世紀和本世紀初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及海外華人所寫的優秀文言文一三九題，作為範文，加以賞析’。（〈內容提要〉）。全書共分五卷，第一卷緒論，論述文言的好處和功勞、文言的進程和歧途、文言所受的衝擊以及當代國學復興導致文言綿亙的問題，第二、三、四卷為文選與講解，第五卷為文體流變十講。但是，作者本非學界人士，又無親自操觚之能，所選大體衹能稱之為帶有文言色彩的白話文，如曾經轟動一時的江蘇考生的高考作文〈赤兔之死〉，也被當作‘文言’選入，所選賦，大多連韻都沒有，更遑論賦的風格要求了。真正在文獻基礎方面做出大的成績的一是一九八六年許衍董、汪宗衍、吳天任編選的〈廣東文徵續編〉，煌煌四巨冊，近千萬言，雖是廣東一地文獻，但因近百年舊體文學，廣東尤其是香港蔚稱大宗，民國聞人，亦多粵產，故徵文考獻，不可不留意此著。
三
文言文是中國三千年文化的載體，也是歷史傳統與現實生活之間的一根重要的紐帶。這根紐帶絕不能割斷。學衡派中吳宓等人認為，文言文歷史悠久，能通行兩千多年，必然有其合理因素；不懂文言文，就無法瞭解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文言文屬於精英文化，形質優美，精煉高雅。近百年來，文言雖處在主流文化視野之外，但它對中國整體文化的發展仍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二十一世紀，學習和創作文言文有什麼現實意義呢？除了教科書中所說的內容之外，還應有以下幾點：
一、傳承高貴，促進社會文明
文言文的世界，是一個以‘君子’為人生理想的世界。儒學，可以說是君子養成之學。君子，高尚尊貴，才德出眾。歷代的讀書人努力進修，以君子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自省自覺，自尊自勝。中華是文明之邦，禮義廉恥，是古代貴族言行的準則，是孜孜以求的美德，是高貴的象徵，是傳統文化精神核心價值所在。君子立身處世之道，是‘以天下為己任’的頂天立地的擔當，故以‘向上一路’指示人們，剛健弘毅，自強不息，仰山瞻日，努力去接近高貴與榮光。文言，一種高華典雅的語言形式，是傳承高貴的紐帶，它本身涵蓄著貴族文化禮儀的餘韻流風，為社會各階層提供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人們浸毓日久，氣質變化，儀表舉止自能溫、良、恭、儉、讓。有了高貴的精神和正常的倫理，人際關係和諧，社會健康穩定。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淺俗化的運動。文化虛無主義者以過激的手段摧毀了貴族精神、精英文化，也就從根本上損害了大眾文化。向下看齊，而不是向上看齊，失去了向上的指引，大眾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向下滑落，嚴重地妨礙社會精神文明的進步。如今，人們已痛切地認識到這場運動帶來的惡果，不少有識之士奔走呼籲，要重建社會精神文明。衹有形成健全的文化價值體系，纔能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
二、提昇審美層次，雅化白話
古人常謂文章以體制為先，辨體，更是衡文的首要之務。體有尊卑之分，雅俗之別。而文學語言與生活語言也有文野與精粗之別，衹有加工、美化了的語言，纔可提昇為文學語言。‘文’與‘言’分離是正常的、必要的，即使在今天，白話文也不等同白話，白話文還需繼續雅化。也許未來的白話文中，會形成‘雅文’與‘俗文’兩種文體，如同文言與白話那樣。
近百年，社會制度的變革和科學的發展，加劇了語言的俗化過程。在網絡時代，微博的流行，帶來了新的契機，也有負面的影響。白話文的低俗化、痞子化已至極端。白話文要成為完美的文學語言，成為純正的‘雅文’，要在審美層面上提昇，還得回過頭來向文言文學習和借鑒。
白話文是文言文的後續與延伸。林紓云：‘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梁啟超認為，要作好白話文，‘文言的功夫應該很深’。朱光潛也說：‘想作好白話文，必要讀文言文。’白話文由於易學易寫，也就容易粗製濫造，失去文言的滋潤，白話更會變得粗糙乾枯。好的白話文，須用加工、美化了的語言去製作。胡適所主張的‘以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正是文言所長。文言文惜字如金，簡練如詩，是最精美的文字，也是最好的範本。文言文中不少詞彙、典故，還可以繼續進入白話，不斷被吸收、融化。文言文遺留下來大量成語，已成了現代漢語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言簡意賅，大大地豐富了白話文的表現力，提高了白話文的素質。這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須好好繼承，更不應隨意糟蹋。白話文今後的趨勢雖然難以預測，作為當代文明的重要載體，白話文有著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任重而道遠。我們還是希望未來的民族語言，可以更文明些、高雅些。
三、學習文言創作，繼往開來
近三十年，傳統文化重新進入人們視野，大量古代文獻整理出版，青年學子得以接觸優秀的文史典籍。儘管是長期的隔閡，霧掩雲遮，文言，依然是許多人心中的高潔的聖域，有志者還期盼著向上攀躋。如今，不少文學青年重新學習這種本已不太熟悉的文體，並試圖創作文言文及詩詞。當代人從小就生活在白話文無邊的曠野中，文言，衹是偶然入望的天際雲山，在這種語境中成長的青年，要領悟文言獨有的情調、語感，實在不易，學子們不妨多讀一些文言典範之作，喚回歷史文化的記憶，對傳統文明產生認同感，並作一些寫作練習，增強切身感受，豐富自己的語藏，掌握基本的寫作技巧。
當代的文化人，尤其是講授、研究古代文史的大學教師，也應嘗試用文言寫作。如果沒有創作經驗，缺乏感性認識，則如霧裹看花，不知個中情味，所謂研究，也衹能是掠影浮光，難以探微索隱。不關注、不實踐文言寫作，對於研究者自身來說，無疑也是一大缺失，正如錢鍾書那稍有點尖刻的比喻，應羞於自己的無能為力。詩詞創作需要天賦，不是人人皆可以為之；而寫出合格的文言文，衹要多誦讀，多涵泳，自然水到渠成，沒有學不會的。
學習寫作文言文，第一步驟就是仿作。對前代優秀文學借鑒、吸收。吳宓云：‘文章成於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時率皆力效前人，節節規橅，初僅形似，繼則神似，其後逐漸變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摹仿，是學習最有效的手段，是所有文藝門類的初學者必經之途，未經這一步的，在行家眼中，衹是徘徊於門外的‘愛好者’而已。摹仿，宜取法乎上，先難後易。不要以為淺近的文言易學易寫，便隨意仿效，草草書成，一成習慣，則難以自拔，再也不能深入古人的堂奧了。一入手就要摹仿古代的佳篇，無論是左、馬、班、揚，還是韓、柳、歐、蘇，衹要是第一流之作，都可以作為範本。以莊敬之心，逐字逐句體味古人的用心、作意，吟哦背誦，熟習後纔能領悟語感。句字的平仄交互，字眼的‘響’、‘啞’，也須注意。在這過程中，要尊重文言固有的程式規矩，不應逾越。慢慢掌握詞彙、句式、章法，然後纔試行仿作。先精一家，再廣為取法。吳芳吉謂‘從事文學原不可以一家一書自足，其必取法百家’，實是個中人語。好的文藝作品，是由感情加上沈思而創作出來的。沒有感情，則不足以動人，沒有沈思，則未能深刻。文言文，由於它語言上的特性，成文較慢，則更宜於沈思。遣詞造句，有如沙裹淘金，細細選擇最宜於表達感情的詞彙，力求優雅精微，曲深雋永。寫作過程也是與古人對話的過程，努力去領略漢風、唐韻、宋意，感悟古人的文化品格與倫理精神。
文言文有多種體裁，各有其不同的語言形式、表現形式以及審美形式，學者須細細揣摩，掌握各體的特色。古時文體分類體例不甚畫一，如〈明文海〉分體二十有八，每體之中，又各為子目。清〈古文辭類纂〉則分為十三大類。大抵最要者有論辨、傳狀、碑志、贈序、書牘、序跋、雜記、箴銘、慶弔等，各有功能。進入民國後，文言文使用範圍顯著縮小。到了當代，就衹剩下序跋、書牘、雜記、碑傳幾類較為常見，其餘的多已棄置不用了。文言文又有散文與駢文之別。駢文是一種很特異的文體，在乎散文與詩之間，字句整齊勻稱，講求聲調韻律，多用四言六句，故又稱‘四六文’。文至駢體，可謂已臻形式美之極致。唐宋以還，有所謂散、駢之爭，即古文與時文之爭，勢同水火，各不相讓，雖然如此，卻不似後世之文、白之爭，拚到你死我活為止，不少古文家能作四六儷偶之文，駢文家亦能散體。駢體文與散體文，同途並駕，已歷千年。當代頗有熱心人鼓吹寫賦與駢文，作品極多，佳者則罕見。‘能觀千賦，然後言賦’，今之賦家，誰能解此？
筆者相信，喜好文言，往往是出自本性，出自天然。也許，‘保守’思想是與生俱來的，文言文似更宜於表現人群中這小部分人的精神世界。旣然愛上了它，就應該盡力去做到最好。辜鴻銘云：‘語言要高雅，表達要自由，用字要簡練，意義要完滿。’今天寫作文言文，也應以此為追求的目標。
時至今日，文言文依然有它的生存空間。劉夢溪說：‘文言文有什麼好處呢？文言能保持文本的莊嚴。’並認為重要的文告、外交文獻，都可使用一些文言語詞和體式，‘適當地使用文言文，不是一件壞事。甚至國家的重要文告，略增一點文言的話，國家的威信都能提高一點。別人會認為你是一個有文化的國度’。文言是一種典雅的文體，在某些特定範圍、特定內容、特定語境內仍難以被白話文取代。如致祭炎、黃二陵的祭文，殿堂新建、古跡重修的碑記，相信用文言文會顯得更嚴肅莊重；某些學術門類，如中國古代文學、歷史、東方哲學中某些著作，也宜於用文言撰述。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熊十力〈新唯識論〉，假如采用白話的話，肯定會大為遜色。新編〈清史〉，若用文言，則可與傳世二十四史的語言風格統一。此外，如詩文書畫的序跋題記，帶有私隱性的日記、書信等，一用文言，便生雅韻。一些實用性文體，如公文函件、契約請柬，以至產品展品的說明書，適當使用文言，自可提高其文化品位。
互聯網提供了展示作品的平臺。近年來，在網上時有文言文發表，從文章水準來看，雖然多數還處於習作階段，但可見證這一古老的文體已被部分年輕人所接受，並嘗試撰製。其中亦有較成熟作品，體裁、題材都多式多樣。此外還有大量的微博，篇幅短小，言簡意賅，除了創造新的詞彙外，文言語詞得以復活並大量使用，個別版主亦偏好文言。手機及網上流傳的段子，時以俳偶形式，活用成語，帶有頗濃的文言成分。
當代文言，也許會分成改良派與傳統派兩路。梁啟超所創的‘新文體’，開了改良文言的先河，學衡派的胡先驌等也曾提倡文學改良，章太炎、傅斯年等人主張言文合一，文白交融，為適應現代人的習慣，以白話思維代替傳統的文言思維。改良的文言文還是文言文。將來的改良派也許會沿著‘新文體’及學衡派路子，文言句式中夾雜著白話句式，不避新詞彙及俗語。傳統派文言，是正宗古文，即以文言思維，並以文言句式為主體的文言文。如同要寫好外文，必須用外語思維那樣，要寫出純粹的文言文，也必須用文言思維。先用白話想好，然後用文言翻譯，衹能製作出夾生的文字。今後正宗的文言，應該有典雅的語言，高尚的格調，穿越古今的文化情懷，古色古香的審美趣味，旣能遙接古人的謦欬，又有現代的生活氣息。
如今，更有學者提倡所謂的‘現代文言’，要在改良派的基礎上進一步淺俗化、口語化、生活化，讓一般人都能看得懂，以利於普及和傳播。這衹是一廂情願而已。無論是以‘文言為體，白話為用’也好，還是以‘白話為體，文言為用’也好，這種半文不白的寫作，衹能是低層次的現代假古董，它失去了傳統文言的最主要的優點，如高貴、莊嚴、典雅、精煉，又難以與更通俗的白話文抗衡，真正的行家不屑於讀，大眾讀者看去也似懂非懂，高不成，低不就，非但不能挽救文言文瀕危的命運，反而使它失去賴以幸存的基石。文言文美好的軀殼不復存在，文言文生命也就真的完結了。文言文早已定型，是一種遺產，不可能進行改革。所謂改革，衹能是調和，是俯就，是俗化。文言文的‘現代性’，衹在於文章的思想意義，而不在其形式、技巧上的通俗性。
筆者主張，應學習和創作能與傳統銜接的‘純粹’的文言文，少數人寫，少數人讀，以維繫文言的正統，俾斯文一脈，斷而復連，危而不墜，這已是最大的冀望。所謂‘復興文言’，讓更多人去學習和創作，不必要也不可能。文言，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必然是衹屬於個人和小眾的，永遠不可能為廣大民眾服務。在今天，屬於大眾的文化已不少了，螢幕上的昇平歌舞，歡聲笑語的二人轉和大腕相聲，手機裹的雜色段子、小報滿版的明星軼事，警匪、帝王片，各式各樣的武俠、言情小說，梨花體詩，含淚的散文，這都很好，很好。把詩詞、文言文、古琴等早已被棄置的東西留給小眾，恐怕也不為已甚吧。相信社會群眾有足夠的度量，能容忍這類小眾文化的存在。
現當代文言文如同詩詞一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本來，是否使用文言文撰作，純屬個人和小眾的文化取向，應得到他人的尊重而不是妄加指責。當代文化教育界中，尤其是語言文字工作者群中，也許是源於某種自卑、自虐的心態，對文言文鄙夷、敵視、攻擊的不乏其人，加以‘腐朽的舊文化’、‘復古主義逆流’、‘時代落伍者’種種罪名，叫嚷著要徹底否定和掃蕩，但卻很少人冷靜下來，對近百年的文言文這一不容忽視的文化現象進行深入的學術探討。即使偶有研究者，也往往認為現當代文言思想文化是‘頑固保守’的，不合時宜的。沒有對大量作品進行微觀的審視，鉤稽排比，槪括綜合，探求其藝術的內部規律，也就不可能進行宏觀的和抽象的理論研究。亦有論者認為，語言決定思維，文言與荒謬的思想必然是‘融合為一’的。這種偏見至今猶未消除。歷史經驗早已證明，用白話文去傳播荒謬的思想，其危害性遠比用文言文大得多。
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慨歎：‘吾知百年以後，世移勢變，是非經久而論定，意氣閱世而平心，事過境遷，痛定思痛，必有沈吟反復於吾書，而致戒於天下神器之不可為，國於天地之必有與立者。’錢先生所感甚大，事過已近百年，說真的，筆者從未認識到舊文化與家國興亡有多大的關係，更無法一一理清文言文盛衰的前因後果。在當代社會文化生活中，沒有文言，沒有詩詞，沒有一切舊物，也無妨大局，芸芸眾生依然可以鼓腹謳歌，頌平鳴盛。在物慾橫流的時代，滾滾濁浪之中，偶然飄來幾瓣落花，喚起人們一些淒美的回憶，也許就夠了。希望這個選本，能起到啟迪心智、激發美感的作用。
本書中的篇目由我及門人徐晉如君編選、定稿，許紹鋒君、黃悅君、鄒金燦君初選了部分文章，並負責統稿、統校及具體事務工作。臺灣及港澳地區作品，黃坤堯先生提供了大量資料。韓尊魯君為考訂作者，黃悅、李曉紅、劉勇、張元昊、黃昇、官劍豐、羅杵增諸君為檢索原文並作校對。本書采用‘集評’的形式，旣集前輩雋語，亦徵時賢高論，庶見千秋文脈，不絕如縷。張海鷗先生和徐晉如君代邀有關學者，各擇其所賞篇章而置評。舍弟永滔錄入全書文字。在此，對關注本書的朋友、學生表示深切的謝忱。編就這本小書，筆者稍感慶幸的是，再也不用去寫那些符合‘學術規範’的論文了，這篇前言可以信筆所之，言己所欲言。引文亦一循舊例，不注篇名出處及頁碼，尚祈讀者諒察。
陳永正二〇一二年七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