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午我和杨蕾吃完饭后不久，她就接到了她姨父韩守仁的电话。挂断电话后，我问杨蕾什么事。杨蕾说，姨父让我们晚上过去吃饭。

“他腿好了？”

“没有。他说我们可以早点过去，叫外卖在家里吃。”

“好吧。那咱们几点出发。”

“三点吧。”

“好的。”

杨蕾的姨父韩守仁是苏州人，四年多前他受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到文学研究院担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两年前，他重回苏州后，卖了他以前在姑苏区的房子，在园区的中央景城买了套二手房。自那以后，杨蕾就把她这个姨父介绍给我认识了。因为我俩都是作家（我这么称自己其实有点羞愧，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纸质出版作品，仍然停留在在网上发表作品阶段），在一起自然有很多共同话题，于是我俩很快就成为了交心的朋友（除了老韩之外，我在苏州也没有第二个朋友）。我也不称他为姨父，而是称他为老韩——他比我大十七岁。

杨蕾和她这个姨父的感情也很好。杨蕾老家是浙江台州的，在苏州念大学时，经常在周末或者是假期打工时住在小姨家（老韩和杨蕾的小姨结婚前已经有过了一次婚姻，并且和前妻还有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杨蕾考上了英国华威大学的研究生。那时候杨蕾的父母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她到英国留学的费用，也主要是她小姨夫妇提供的。但杨蕾不知道的是，她念大四时，她小姨就被查出了子宫癌。她到英国半年后，她小姨最终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年仅三十九岁）。虽说小姨去世了，但杨蕾在英国第二年留学的大部分费用，还是由她姨父韩守仁承担的。这笔钱算是杨蕾及其家人借老韩的，但目前还没还清我一直没过问。一个月多月前，我因为姥姥去世，回老家待了半个月。可就在我走后的第二天，老韩竟然突发了心脏病，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那一个礼拜，杨蕾每天都会到医院看他。老韩出院后，杨蕾也又照看了他好多天，直到确认他没什么大碍为止。此事也是他们感情很好的一个证明。

自从我和老韩相熟以后，我们三个之间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半个月至少聚一次。多数时候是老韩请我和杨蕾到一些中高档的餐厅吃饭，我和杨蕾也会时常叫他过我们家来吃，我俩提前准备，以一桌丰盛的家宴来招待他。我们上次吃饭距离现在已经有半个月了，所以按理来说，三个人又该聚餐了。但是就在几天前的礼拜一，老韩打来电话汇报说，他的左腿突然感到极不舒服（几乎动一动就疼），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是静脉炎（由凝血块造成的静脉发炎），他给老韩开了药，让老韩回家后注意休息，还说如果吃了药没有好转的话，就来医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老韩在电话里说，如果到周三杨蕾休息时，腿还没有好转的话，那么这周的聚会就还得取消，因为拖着这条病腿他哪也去不了。但也许是他太想见我们了，所以提出了让我们到他家里叫外卖吃。

下午三点钟时，我和杨蕾出门乘坐8路公交车，坐到乐桥站后，倒乘地铁一号线往园区方向走。大约五点钟时，我俩来到了老韩家的楼下，我们按门铃，等了有一会儿，单元门才打开。我俩上到十七层，来到老韩的房门前，看到门虚掩着，就拉开房门进去了。

进门后，我看到老韩穿着一套全棉时代的睡衣坐在沙发上。见我们进来，他动了动身子，但脸上立马显出了痛苦的表情，这表明他一动腿就会很疼。我和杨蕾坐在了两个相对放置的单人沙发上。我近距离观察老韩，看到他的头发很乱，后脑勺的头发明显由于长时间躺着而被压平，而且已经板结了——我推测他可能有几天没洗头了，睡衣上也满是褶皱。面色看起来也比以往憔悴得多。老韩用一摞枕头和毯子把左腿架着，可能这样会减轻他的疼痛。老韩的状态，立即引起了杨蕾的警觉。她问了老韩各种问题。比如看病去的哪家医院、哪个医生给他看的、诊断结果是什么、开了什么药物、等等。到了最后，老韩都有点让她问烦了，于是开玩笑说：“放心吧，我不会立即就死的。”可随后，杨蕾又关心起了老韩的日常生活，她问老韩，小魏什么时候回来。（小魏是老韩请的保姆，先前在电话里老韩告诉杨蕾小魏请假回家了）

老韩说，后天晚上就回来了。杨蕾又问，那你这两天怎么吃饭，怎么倒垃圾，怎么洗衣服？老韩无奈地看了我一眼，笑着说道：“放心吧，这些我都能做了，衣服可以等小魏回来再洗，垃圾也可以攒着不倒，我只要保证吃饭不饿死就行。”最后，话题终于转到了叫什么外卖，晚上吃什么。

“你俩看吧，你们决定吃什么。不过这附近新开了一家春饼店，你们可以把它考虑在内。”老韩说。

最后我们决定就叫春饼。于是点了京酱肉丝、土豆丝、尖椒炒蛋、半只烤鸭、十五份春饼，外加一碗粥（老韩说他要明天早上喝）。

外卖送来后，老韩让我开了一瓶红酒。随后我们就打开外卖包装，吃了起来。虽然腿让老韩感到很痛苦，但看得出来，我俩的到来，还是让他非常高兴。吃饭的时候，他的话也比平时多——也许说话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缓解疼痛。当然，酒精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一瓶红酒很快就让我们三个喝完了，接着老韩又让我开了第二瓶。

饭吃完的时候，两瓶红酒也都喝完了。但老韩还要喝。我俩都劝他别喝了。可他执意要喝。于是我又开了第三瓶红酒。但那时我已经喝不进去了，因此最后这瓶基本是老韩一个人喝的。老韩酒量很好，三瓶中的近两瓶红酒都是他一个人喝的，但他面不改色，没有一点醉态——既没有咬字不清，也没有眼色迷离。

那天因为酒精的作用，我也显得很兴奋。吃完饭谈天的时候，我把我早上买作文本的经历讲给了老韩，还告诉他我准备模仿《月亮与六便士》写一部小说，并且已经动笔写了几千字了。老韩夸赞了我的想法，并鼓励我写下去，他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题材，并且我也能驾驭得了这个题材。他的话更让我信心大增，我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

我和老韩谈论我新动笔写的小说前，杨蕾已经开始收拾茶几上的碗筷了。茶几清理干净后，她又把房间里所有垃圾桶里的垃圾袋拿了出来，随后她下楼把垃圾袋扔进了垃圾桶，回来后又给四五个垃圾桶全都换上了新的垃圾袋。

我和杨蕾一直坐到九点半才从老韩家告辞。这时我们还能赶上地铁，但最后一班8路，想赶上就有点悬了。为了保险起见，我俩没从乐桥站换乘8路，而是乘地铁一直坐到了西环路站。我们准备出了地铁站打车回家。从西环路打车回家只需二十多块，而到乐桥站，万一没有8路车的话，打车回家就要花费四十多。

乘坐地铁时，我和杨蕾没说什么话，这一方面是由于地铁内的噪音让我不想说话，另一方面，我发现杨蕾自从出了老韩家的门就一直情绪低落。

出了西环路站后，我叫了滴滴，等待了大约五六分钟，一辆黑色尼桑天籁开了过来。我和杨蕾都坐到天籁车的后排后，出乎我意料的事发生了。杨蕾竟然莫名的哭了起来。不是大哭，而是那种轻轻的抽泣，眼里噙着泪水。我很惊讶，问她怎那么了？可她没有回答我，而是摇摇头别过身去。我试着安慰她，把手搭在了她的肩上。可我的手刚一挨到她的肩膀，她就摇晃着抖开了（她还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气愤地不再搭理她了，我俩默默无言地坐在车里——想必司机一定以为我俩吵架了。过了大约两分钟，杨蕾突然转向我，道歉道：“对不起。我姨夫的状态看上去太差了，所以我心情不好。”

她给出的这个道歉说辞，我不太相信。因为我并没有觉得老韩的状态有多差，相反在几杯酒下肚后，他显得很是精神矍铄，也很健谈。所以我想，这并不是杨蕾无端抽泣的原因，我想她心里还有别的事。但是当着司机的面我也懒得问她。我只是抓着她的手捏了捏。她也用把头倚在我肩膀的方式向我表示友好。看来我俩的情绪都好转了。为了保持我俩的友好状态，也为了不让杨蕾再陷入到暗淡的情绪当中，我决定说点什么。这时，我刚刚读完的一本小说的故事内容自然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于是我决定给杨蕾讲讲这个故事。故事的细节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当时是从哪、用什么方式给杨蕾讲的我也忘了。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只是小说的一些主要事件。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二十年代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名叫姜天海，五十年代末时在黄冈英山县的一个山区当区长。三年大旱之际，因为姜天海的恪尽职守，他所管辖的林区，没有发生一起火灾。三年大旱之后，天气又迎来了接连的暴雨。防区内的大同水库水位很快就超过了警戒线。为了防止大坝决堤，姜天海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了水中，打开了操作失效的斜拉闸门。此后无论是他的防区，还是别的防区此事都多次放生，而每一次都是由姜天海冒着生命危险跳进水库（也只有他的水性最好），打开失效的泄洪闸。还有一次老鹳冲村的河堤出现了一个溃口，姜天海义无反顾地带头以血肉之躯阻挡住了缺口，避免了洪水危及下游良田和民房。七十年代末，姜天海调任到了物资局担任局长。这时，他的妻子作为食品站的售货员已经退休了。但是妻子的离休金单位给她开了几年，就开不出来了。姜天海一辈子对组织忠贞不渝，为了不让妻子对组织失去信心，他就拿出自己的奖金，交给食品站的相关领导，让食品站继续给妻子开离休金。这种行为一直保持了两年，直到妻子的离休金问题得到解决。八十年代初，姜天海也从物资局局长的岗位退休了。他退休时，物资局的账面上仍然有几百万的存款。而此时的大环境是，多数单位都入不敷支，负债累累。此事足可证明姜天海的廉洁奉公，经营有方。姜天海退休后，他的一个老战友刘鹏也以供销社社长的身份退休了。无独有偶，刘鹏退休几年后，像姜天海的妻子一样，单位也很快就给他开不出离休金了。情况迟迟得不到解决，姜天海只好如法炮制，再次像对待妻子一样，用自己的钱给战友开起了离休金，直到三年后战友的离休金问题得到解决。九十年代后期，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姜天海所在的县城，因为一座危桥，阻断了县城和外界的道路，致使县城无法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县政府最后决定在危桥旁边新建一座大桥。而姜天海家就住在危桥旁边，要建新大桥，他家所在的一片区域（住的多数是退休干部）就必须拆迁。为了推动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姜天海又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带头让施工队第一个先拆了他家。以上就是这部小说的大体内容。我记得我一讲完，杨蕾就用一种质问的语气对我说：“这故事想说什么？”

“显而易见，小说讴歌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光辉的一生，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事件表现了他对组织的无限忠诚。这是最主要的主旨，其次，我想还有战友情谊，等等。”我回答说。

“难道这位姜天海就没做过错事吗？他做的就都是好事吗？我认为，人的行为并不总能保持一致。此时还好，下一刻便很糟。人会犯错，好人也会做错事的。”杨蕾用一种很激动的语气说道。

“当然会。”我不明白杨蕾为何要如此激动，只得顺着她的话说，“这个故事也没说他十全十美。”

“它有。它就是在说党员比其他人优秀，比我们普通人道德高尚。”

“这只是一部小说，你不用这样解剖分析吧。”

“可你依然相信这种垃圾。我听出来了。”

“我不信任何事情。活着，和你在一起，我就信这个。这对我意味着一切。除此之外，没什么是我绝对相信的。”

这时，滴滴专车已经把我俩送到了目的地。我俩的谈话也就此结束了——以令人沮丧的方式结束。我想让她摆脱暗淡情绪的做法看来是失败了。相反，还得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杨蕾很少因为小说的主题思想等问题和我争论（这不符合她的性格）。她向来只当故事听，至多只对有趣还是没趣做出评论，其他则一概不管。可那晚真不知道她是抽了那股筋。我俩下车后，她竟然又抽泣了起来。从老韩家出来后笼罩在她身上的不快再次吞噬了她。我觉得她今天这么反常，倒不一定是针对我，而是心里有什么事在折磨着她。我心里有许多疑问想问，但我忍住了，我知道如果她还没有心情说的时候，是不会向我倾诉的，她一向如此。因此，我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做，只是默默地陪着她走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