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读书不作儒生酸

大学四年大家在同一个校园师从同一批老师住同一个宿舍，受的是同样的熏陶，大学毕业虽然去向不同但也算是同一个起跑线，但十年以后成就天差地别的原因是什么？我的体会是三个原因：第一是志向，志存高远，一心想做事业的在天上，鼠目寸光，追逐眼前收入的在地下；第二是态度，把工作当自己的事儿，把工作当作品竭尽全力的在天上，拿多少钱做多少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在地下；第三是学习，善于学习的在天上，不虚心学习的在地下。

——孙陶然《北大带给我什么？》

 

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陶然都讲过很多次，这辈子他最感谢两所学校，一所是东北师大附中，一所是北京大学。

东北师大附中自不必重述，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加速了孙陶然三观的形成，少年时梦想的殿堂帮助他完成应对这个世界的种种方法论的初设。而对于北大，如果也非要总结一下的话，那就是，北大这所校园，促进了陶然三观的完善与稳固，也让他在高中时初设的应对世界的方法论更加系统和健全。

其实，对北大带来的收获，陶然自己就有很好的总结。2015年，陶然受邀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典礼的校友演讲嘉宾。在演讲中，他谈到，北大给他留下了四个财富，让他受益终身。

第一个是自信，陶然认为自信是成功者最重要的品质。北大极大地增强了孙陶然的自信。考上北大，就读于北大，在这所百年学府浸润成长，自信早已经深入陶然的骨髓。

第二个是情怀。所谓情怀，就是对未来的而非现在的，精神和灵魂的而非物质的，别人的而非自己的东西的希冀与情愫。两个中学同学，一个考入北大一个考入其他学校，四年大学生活下来，就读北大的同学身上必然多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在北大人看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管谁管？这是北大人身上独有的魅力和情怀。

北大人不论是经商还是做官，身上总是比别人多一些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以及推动人类进步的使命感，他们总是比别人更敢为人先，更兼容并包。这样的情怀是北大带给所有学子的。而在陶然身上尤其明显。

第三个是圈子。北大学生中的活跃者，往往不会囿于本班本系，而是更多地与跨系跨年级的同学交往，陶然说，毕业至今，他生活中的朋友，事业上的伙伴，甚至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多半都是北大的同学，同系的不同系的，同级的不同级的。

这是北大给予自己一生的财富。校友资源虽然每个学校都有，但是北大的校友因为出色者多，共同的价值观较强，往往彼此之间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第四个是学习能力。学习能力是现代社会被强调得最多的一种能力。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建立得越早，越稳固，对于未来自身的成长便越有益。

在陶然看来，大学毕业时，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但三年以后就会有好有坏，十年之后就会有人在天上有人在地下。没有人生来就会做总经理、工程师、艺术家，能成为这些人，靠的是学习。北大的四年，学到的知识再多于一生而言也是有限的，北大给大家更多的是学习的能力，在今后的漫漫人生中是否愿意学习以及是否会学习，是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古往今来，凡有所成者，都是善于学习之辈。

学习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向前人学。读书，向前人学理论，借鉴他们的人生。陶然认为，不论男女，为人处事爱读书的都不会太差。一种是向先进学。三人行必有我师，发现身边的人哪里做得好就去琢磨，人家是怎么做的，人家为什么这么做。如果能从每个比自己有所专长的人身上学一手，想不成为高手都难。

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学习方式，是向自己学。方法是复盘。复盘是柳传志先生倡导的联想文化之一，即通过对过去的冷静分析，发现战略及战术上的经验教训，总结规律，以指导未来的战略并提升自己的执行能力。复盘有大复盘和小复盘，大复盘例如年度季度的工作复盘、项目完成后的项目复盘，小复盘如一个会议一个会谈的复盘，甚至是每天入睡前，对当天事情的一个快速回顾和思考，类似古人所说的君子一日三省吾身。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如同在随时随地汲取宇宙间的精华，想不强大都不可能。

异类

1987年的秋天，当陶然考上北大，与身边数位好友一同踏进北大门槛时，他既有小激动，小自豪，心中又揣着一丝忐忑和紧张。而四年后的1991年，当大学生涯宣告结束的时候，陶然已经是坦然坦荡，自信满满，再无丝毫稚嫩模样。

这其中的改变，诚然如陶然所说，北大带给了他很多的教诲与滋养，但是，终究，陶然在四年当中自身所做的选择，才是他如今与众不同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陶然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讲并非正常学生所走的路径。如陶然所说，从大二后他就没再怎么上过课。但是，也不是什么课都不上，那些有内容有思想的课，陶然上得比谁都积极。

陶然说，他印象最深的一门课是“现代经济讲座”，那门课的形式是每周两节课，每次请一位著名的当代经济学者讲一个主题。陶然记得，像洪小源、刘伟、孙来祥、朱善璐等当时最活跃的青年学者都来讲过课，其中的内容涉及从国企为什么没有活力到现代企业制度等不一而足。例如，当时一位学者讲到，国企搞不好是因为没有活力，没有活力是因为没有动力，没有动力是因为产权不明晰。这些，都给陶然留下了深刻印象，带来了最初始的关于社会和改革的思考。

另外，在北大读书的日子，让陶然记忆最深刻的还包括李其老师（现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课。那是陶然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李其给大家用数学方法推演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原本是同学们为了高考背得滚瓜烂熟的东西，但是经过李其老师用数学方法的计算，便又给大家带来了另外的视角和震撼。

回顾陶然的大学生活，他参与各类社团，组织各种活动，听各种讲座，读各种书，结交包括各系各年级的同学。这些，是他这段生活中的主项。作为起点，它所导致的，是陶然后来所接触的，除了同系同级同学，更多是其他系、非本届的学生。人群的不同，先是带给他目不暇接的新鲜感；与高年级同学的相识相处，给了他更高的起点和更开阔的视角；不断地在不同人群中体验，让他逐渐明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是的，陶然从小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首先取决于他与多数人不同的思维视角。就如陶然上高中时，整个时代背景都在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他仍然自主地，义无反顾地与父亲争执，一定要报文科。

陶然很早就明白，只有利用自身优势，投入自身最擅长和最感兴趣的地方，才能发挥自己最强的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成绩。而这一点，日后也成为孙陶然在创办公司时选人用人，争取实现员工价值最大化的理念核心。

陶然更大的与众不同，是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懂得随时随地自我复盘，不但自我总结经验教训以及认知规律，而且随时随地从他人身上汲取营养。

北大精神

上高中时，在学校对陶然影响最大的是吕彤。而上了大学，不，还没上大学，另一个对陶然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就已经登场。这个人就是甘琦。

甘琦，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著名诗人北岛的妻子。

在上高中时，甘琦是我们这些小学弟学妹们的榜样。她比我们高三届，孙陶然上高中的时候，甘琦就已经就读于北大。

因为甘琦的父母与孙陶然的父母是同事，两家又是楼对楼。每当甘琦放假回家，他们就会经常碰面聊天。甘琦给了孙陶然许多建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去北大读书，“因为中国只有两所大学，一所北京大学，一所其他大学”。

她给孙陶然描述了北大的校园生活，这番描述，让陶然不禁心向往之。回忆起来，陶然清晰地记得，在甘琦家的客厅，甘琦坐在沙发上眉飞色舞地给他讲北大的讲座，北大的青年教师，北大的才子才女们，那些他们写的诗，那些他们石破天惊的想法，以及校园里面的竞选和社团。

所有的一切，给了陶然清晰的画面感，让陶然从直觉上感知到，自己的未来只属于北大。所以，在孙陶然高考报志愿前，他心目中的大学就已经非北大莫属了。

陶然到达北大的第一天，就找到了甘琦。通过甘琦，他认识了很多北大的学长，还有一些最出色的青年教师。这不仅加速了陶然对北大的融入，也交付给了陶然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很快意识到，在课业之外有一方更广阔的天地，也许是他更应该着力探寻的所在。

当时的北大，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大师级教授和青年教师，无论是大师还是青年教师，都不但自身学问出色，而且非常用心地教书育人。陶然给我讲的时候，常常会回忆起一些他亲身经历的事情。那些事情，听起来让人十分神往。

大一的时候，陶然和几个同学决定办一本班刊，于是他和好友李辉（现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赵欣舸（现任中欧商学院金融EMBA副教务长）一起去厉以宁老师家中，请厉以宁老师题词。

厉老师热情地接待大家，并且给班刊题词。

厉以宁老师给大家讲，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可能成为非常好的艺术家，但不可能成为非常好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还要有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他由此勉励大家，让大家不仅要钻研学问，更要接地气。

当时的厉以宁先生已经以“厉股份”名闻天下，他身兼四十多个社会职务，但是依然坚持为每一级本科生亲自授课。

这些，都是北大给予陶然的重要财富。

那时候，陶然他们最喜欢的青年教师刘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其、张来武（当时的北大团委书记，后任科技部副部长）等人的宿舍，几乎成了他们的半个家。大家常常跑过去，既是做客，更是畅谈，用陶然的话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师生之间亦师亦友的感觉，深深地感染了陶然，也浸润了陶然。

1988年，是北大建校九十周年，学校举办了系列庆祝活动。在那届活动当中，陶然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北大出版了一本书——《精神的魅力》，邀请优秀教师和校友撰写北大。

其中厉以宁老师写道：“北大一直有两个北大，一个是表面上的北大，一个是表面下的北大，后一个北大在任何时期都不曾改变，那就是北大的精神，北大的魅力。”

这段话后来一直激励着陶然。就是从那时起，陶然在心底开始有了自己是北大传人，要继承北大“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衣钵的使命感。

不仅仅如此，后来，在连续创业的过程中，对于自己一直持师徒礼以待的柳传志先生，陶然也一直有意识地效法和传承其管理思想。这，当是一个负有使命感的人本能地拥有的责任意识。

另一件事，是陶然生平第一次的商业活动并以失败告终。

当时，陶然和好友赵欣舸合资购进了一批北大九十周年校庆的纪念品，在三角地摆摊销售，当时两个人的想法是，将社会实践与发点小财相结合。结果却是陶然发现，站在地摊儿前的自己，根本就张不开口来吆喝。最后还是赵欣舸鼓起勇气吆喝了一阵子，最终以没有卖出任何一件货品狼狈收场。

后来，在成功创办了几个企业之后，陶然曾经提起这次狼狈的商业处女作经历。他的解释是，自己是韩信一样的将才，只能扫天下，不会扫一屋。

古语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命运将陶然送进北大校园，甘琦带陶然探寻了北大，而陶然，则用自己的行为，和北大之间，建立了一份长长久久的关联。

社团发烧友

1987年到1991年间的北大，其精彩程度，用陶然的话讲，不亚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期间以及刚刚恢复高考的老三届期间的北大。

这个心有江湖、胸有韬略、面如平湖的东北大男孩儿，一开始还是在朋友的鼓励和簇拥下，半推半就地参加各类社团活动，没过多久，就开始成为众多社团里的核心分子。在他所在的学生组织里，他做活动策划；在他牵头的各种互动中，他引领头脑风暴；在各级学长学弟聚集的校园团体中，他是发表意见最积极的人……

常常有人问：什么是领袖？我的感受，领袖是那种不见得去争，也不见得去抢，但是最终大家会自然朝他聚拢的那个人，是每个人在内心不自主地想要倾听和拥戴的那个人。领袖的基因和他的体能、活力与自我掌控力一样，与生俱来。

陶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位领袖。他在高中时就已经露出端倪，只是那时，他还在努力克服自己内心在成长中的脆弱与犹疑。等到上了大学，他的领袖气质便开始展示无疑。

如今，每每提起当年的社团往事，陶然依旧十分怀念。大学校园里任意挥洒、自由自在的日子，在舞台上聆听阵阵掌声的时光，以及新想法频出、一呼百应的场景，至今，陶然都依然记得。包括在学生会选举时陶然帮助兄弟竞选校学生会副主席，九兄弟一起熬了半个月抽了二十条烟，为社团章程每一个条款吵得面红耳赤等，那都是在为将来走进社会，做最坚实的铺垫。

人们都说，大学就是小社会。至少，对陶然来说是这样。社团生活更加提升了他的情商，淬炼了他的人际交往能力，给他日后的创业带来了多种助益。在小社会里运筹帷幄得风生水起的经验，既证明了陶然有日后在大社会摸爬滚打的潜力，也为他早早展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

只是，这种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放诸社团和课外的后果是，等到期末考试的时候，他连部分代课老师都认不得；最极品的是，英语四级考试前夜，陶然竟然和几个1986级同学以及北医联谊宿舍的女生去王府井电影院看通宵电影，早晨骑自行车回到学校已经七点多了，他直接参加八点半开始的考试，最后以61分侥幸过关。全班四十三人，孙陶然毕业时的班级排名大概是三十七八名。

陶然说，无论是逃课看电影还是与朋友侃大山不去上课，某种程度上都很正常，因为那些都是自己的选择，都是你我人生里一段有别于他人的独特生活姿态。你选择了这种生活，愿意并且能够为这种选择承担后果，这是一种有责任有担当的表现。

在他看来，很多情况下没必要囿于规则。人生最好的那几年，多去经历，多去做些与众不同的事，才是最好的选择，才算不负韶华。每次与大学生交流，被问及大学四年应该如何度过时，陶然的第一个回答都是“谈恋爱”。在陶然看来，处于人生的什么阶段就应该做什么阶段的事，咿呀学语时就应该满地乱爬，两小无猜时就应该青梅竹马，大学时代就应该谈恋爱、读书和交友，如果在两小无猜时就一本正经，在大学时代就准备找工作，实在是浪费生命，暴殄天物。

的确，在人生最重要的那几年，你见识过什么东西，结交了什么人，随便哪一样，都有可能经由一个微小的契机，影响你对于整个人生的判断。

当然，这也和我们所处的年代有关，与今天的多元化相比，那是一个更单纯、更纯粹的年代。

所以，我常说，想学习陶然的行为很容易；想成为陶然那样的人，还得有天赋。若想要在未来获得和陶然一样大的成就，需要的不是模仿陶然那些逃课参加社团活动的行为，而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内心的底气。这种底气，既来自他敢于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也来自他善于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

如同在浪里行舟，他冲向更大的风浪，却安然无恙，还学会了与风浪搏击抗衡的能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运气，还因为他有胆量，有技巧，有方法。

团校历练

陶然在北大读书期间，参加的一个最重要的学生组织叫团校，全称是北京大学团干部培训学校。团校由当时的团委书记张来武主持，事实上这是一个虚拟机构，但对于当时的北大而言，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设置。它的作用相当于后来许多大学成立的EMBA总裁班。它与总裁班的区别是，这个机构只招收北大校内的学生干部。而这些学生干部，都是各个学院、各个社团的风云人物，跨学院，跨年级，跨地域。所以，每个参加团校的人，都在其中获得了快速提升自我的机会。

陶然也不例外。而且，作为当时班级的团支部书记，他幸运地参加了第五期团校并担任了四位学员组长之一，等到第六期团校再开学的时候，陶然已经成了四位辅导员之一。

陶然之所以能够参加第五期团校，绝对是偶然。因为当时的团校都是优先招收各系各班的班长，第二人选才是团支部书记。

1987年9月1日，陶然进入北大读书，开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军训，军训结束回到学校刚好是十一假期，陶然非常思念在吉林大学读书的女朋友，就请同学们帮助打掩护，自己偷偷逃学回长春看女朋友。回来后，陶然的好朋友，担任班长的赵欣舸很受启发，决定效法陶然，也让同学帮助打掩护，偷偷逃课去河南看望奶奶。

这时候，适逢五期团校要开学，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四期团校的组长，要担任五期团校辅导员的同系1986级师兄侯松容（后来曾任华侨城集团的董事长），来宿舍找班长参加团校，同学们说班长不在。于是侯松容说，那就找团支书吧。侯松容因而认识了陶然。

侯松容让陶然通知班长，周日五期团校开学，让班长来参加，陶然说班长请假回老家了周日回不来，侯松容说那让团支书参加也是一样的。就这样，陶然成了五期团校的学员。

五期团校开学典礼后，分成了四个小组，陶然被分到第四小组，辅导员让小组自己推选组长，当时大家基本上都是刚认识，但是四组有两位坐在陶然边上的同学对他印象不错，一位是高鹏程，现在是北大政府关系管理学院的教授，另一位是冀光恒，现在是上海农商行的董事长。

高鹏程首先提议陶然当组长，冀光恒附议，其他人没有意见，于是陶然就成了四组的组长。

这些事都很偶然，但是对后来都有很大影响。因为当组长，陶然成了这一期团校的活跃分子，并且与陈伟等另外几个组长成了朋友。

陈伟来自地质系，后来当选了1987级那一届的北大学生会主席。五期的组长自动成为六期团校的辅导员，由此，在北大1986、1987、1988三届学生干部中，陶然人脉极其广泛。

团校第二次活动时，已经是第四组组长的陶然介绍赵欣舸也进入了团校，但不知道是因为晚来了一次，还是气场不和，赵欣舸并未像陶然一样融入团校，而是一直若即若离。

团校给陶然带来了非常大的提升。一方面，能考入北大的，都是各省的尖子，而能够在北大各个院系各个班级担任班长或者团支部书记的干部，更是尖子中的尖子。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交流，本身互相就会有共鸣和提升；其次，团校的辅导员和老师非常优秀，辅导员都是上一期团校中的精英，老师都是北大最出色的青年教师，他们的眼界、见识为团校学员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窗。最后，团校经费充足，经常组织学员到郊区，甚至到外地去社会实践，大大拓展了学员的眼界。

1988年的暑假，团校组织学员大规模去外地社会实践，陶然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去甘肃定西的一队。

定西，当时是联合国确认的中国最穷的三个县之一。在定西，陶然他们住了半个月，虽然住在砖瓦砌的县招待所里，但是每天队员们都需要徒步很远去走家串户访谈，他亲眼看到定西老百姓的贫穷，尤其是定西缺水的现状，导致这里几乎一年四季吃不到蔬菜，连村干部家也只是顿顿用油饼充饥。

这次社会实践，让陶然第一次感受到了贫穷地区的贫穷，虽然陶然从小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但是毕竟没有挨过饿。这半个月的亲身感受，对陶然后来悲天悯人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进一步坚定了人生就是要温暖他人，要多考虑自己之外的人，要多考虑物质之外的事，要多考虑现在之外的事，即要多考虑他人的、精神的、长远的事。

这些感知与感受，陶然将之定义为“情怀”。后来在多个场合，陶然都谈到，他希望北大人彼此之间多一点儿“香火情”，对社会多一点儿“情怀感”。

定西的社会实践后，陶然和队友中两个高年级的同学一起结伴去了敦煌，在那里，他们拜访了学姐樊锦诗。当时樊锦诗已经扎根敦煌莫高窟多年，并担任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长，但是还没有今天这样有名。在学姐的安排下，他们得以参观莫高窟很多不对外开放的区域。那也是陶然第一次被中国璀璨的文化所震撼。

游历了敦煌之后，三人的钱基本上都花完了，两个师兄决定直接回老家过暑假，陶然则决定独自一人去探访青海湖。

陶然回忆说，这趟旅途的艰苦程度，也是他人生所有旅途之最。当时他身上的钱只够买火车票，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他把仅有的钱买了一大包水果糖，有几天就是靠不时吃几块水果糖充饥。

陶然是按照地图找到的青海湖，结果下火车的地方却并不是常规旅游到达的那一侧，他到达的，是青海湖鸟岛的另一侧。那里不是游人去到的所在，一眼望过去，根本没有人烟。

陶然独自一人徒步向青海湖走去。在湖边，他只能给自己的鞋子和背包和青海湖合影。

后来，遇到了一户藏族人家，他走过去，女主人给了他一点糌粑。那是他第一次吃糌粑，也是几天当中，第一次吃到实实在在的食物。当陶然回到青海湖边的小火车站等车时，因为好几天没有吃东西，在候车室饿得几乎晕过去。幸运的是，当时候车室还有一对在当地中国银行工作的夫妇，正要去新婚旅行。他们见到了陶然伶仃憔悴的样子后，不仅主动招呼他，还拿出了自己带的面包给他充饥。

陶然后来以“把生命的六分之一留给户外”为朋友圈签名，而他之后又走过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相比于其中某些旅程，这次敦煌和青海湖之旅或许并不起眼。但这次旅行，却是陶然行万里路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