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青衫初入九重城
温室里面养不出参天大树，温室只不过让小树苗更有利于存活，小树苗能否长成参天大树，还要取决于能否经得起荒田野地里的狂风暴雨。
——孙陶然《创业的真相》
复盘陶然职业选择的过程，又想起很早之前，陶然还曾有以经天纬地之才，做国家之栋梁，从政为民的梦想。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从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光开始成长，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仿佛天然就在。只是，有些人去践行了，有些人去另辟蹊径了。陶然是后者。
然后，上了大学，在放弃从政的梦想后，陶然又努力实践过做记者的梦想。结果，也无疾而终。
临近毕业时，陶然还有个选择就是出国，这也是我们那一代人当中很多佼佼者的选择。陶然的同班同学里就有不少人后来选择走出了国门。在陶然隔壁的国际经济系，更是有一半以上。据说，在当时北大最热门的生物系，大学毕业时，三分之二的同学都去了国外。当年有个电影叫《大撒把》，说的就是这段出国潮的故事。
陶然没有出国。不是不能，而是不想。前面说过，陶然认为自己的大好青春不能浪费在背单词上。他很清楚，去国外端盘子吃苦不是问题，问题是毕业之后即便留在国外，也只是一个打工者而已，拿一份薪酬，过着比国内优越的生活，但没有什么发展空间，更没有地位；毕业之后如果回国，在美国读书的时间则等于浪费。
毕竟，他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和熏陶的。他所有的梦想，都需要在这片土地上才能真正地生根发芽。才有可能做出一番事业。
出国留学，联想邀约。毕业前后，陶然面临过许多选择。但最终，他留在了四达，北京。
我从《罗辑思维》那里听到过一句话，叫：选择从来没有对错，你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让当下的选择成为最好的那个。这句话，我一直深以为然。
人和公司的四种关系
对于陶然来讲，从1985年那个选择学文的夏天开始，他已经将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做到了最好。
陶然有个突出的特质，就是他往往会先于自己的年龄感知洞悉到一些事。他自己也很奇怪，所以，把这归结为是上天在点醒自己。陶然非常喜欢思考，尤其喜欢归纳和总结，所以他能在人生的各个转折点上洞察到一些真相，然后再听从内心做出正确的选择。
谈到自己刚刚参加工作的情景时，陶然讲，他有两个非常深刻的体会。
第一个体会是能帮人的时候一定要帮人，尤其是，当一件事对自己是举手之劳而对别人是雪中送炭的时候，一定要帮助别人。“如果你把身边的朋友都帮成了万元户，那你一定不会是乞丐。”这句话，他在不同场合说过很多次。最后，在拉卡拉的文化理念里，它又演变成了“温暖他人，成就自己”。
第二个体会是他分析了公司和人的关系，认为人和公司之间分四种关系：
第一种是公司有前途，个人没前途。在当时所指的，就是那些在中国的外企。公司绝对有前途，但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外企里并没有更大的升迁机会，即便在华人圈子里，排在前面的也是香港同胞、台湾同胞，然后是新加坡华人，以及各种非欧美外国人。
第二种是公司没前途，个人也没前途。当年的很多国企都是这样。企业效率低，非市场导向，没有发展前景，个人在里边也只是在经历一个论资排辈的过程，同样没什么前途。
第三种，公司有前途，个人有前途。这当然是最好的一种结果，陶然认为有些民企就是这种状况。在大学期间，陶然去参观过当时的四通和联想，这两个企业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时在四通，他看到了四通办的企业内部刊物以及上面刊登的一些文章，有些篇目他至今都还记得，诸如“你有多大本事，公司给你搭多大台子”。
在联想，他看到类似这样的标语：“把百分之五的希望变成百分之百的现实” “从海图上看我们的未来”等。当年的联想，还是一个年销售额只有200万人民币的公司，但柳传志先生提出，联想未来要做成跟台湾宏碁公司一样，要做成华人的全球性伟大企业。
这些都让陶然热血澎湃。公司有前途，个人有前途，这是最好的职业选择。
第四种，公司没前途，个人有前途。陶然认为，他所加入的四达，大概就属于第三种和第四种之间，而且大概率属于第四种。
28岁的副局级集团副总裁
加入四达不久，陶然就感受到了四达在管理上的很多问题。比如，管理无序、战略不清晰、摊子过大等。所以他对四达的前景并不很看好。但是，四达给了陶然偌大的舞台。
入职之后不久，他就认识了四达的最高负责人张征宇。张征宇大孙陶然九岁，他非常赏识陶然，也对陶然非常宽容，陶然在四达想做的事基本上从来没有阻碍。或者说，都得到了张征宇力所能及的支持。这一点陶然每每谈起，依旧念念不忘。
当然，陶然在四达体系工作九年，贡献良多，更是把恒基伟业做到了辉煌的顶峰。平心而论，他是对得起最初的这份信任的。既然认为自己选择的四达属于公司可能有前途可能没前途，但个人绝对有前途的类型，陶然就决定，先踏踏实实地干下去。
后来，在一次访谈中，陶然谈到，他的那些北大同学当中，最后发展得比较好的，都是在一个体系内坚持干下去的人。
陶然把职业生涯比作爬山，固然东南西北坡都可以爬到山顶，但你若从东边爬着爬着便换到西面，再换到南面，再换到北边，不如坚持在一个方向一直向上攀登。哪怕路途艰难，只要坚持，你总是在朝着山顶前行。
每一次换工作，并不是在现有的高度上继续往上走，而是会向下滑落甚至跌落到平地之后再重新出发。所以，那些毕业之后因为待遇或者职位差别频繁跳槽的同学，最后发展得都不如那些在一个体系里坚持下去的人。
这也是陶然给当下找工作的年轻人的一个提醒。有些时候，需要确认一个目标，需要持久力。这种坚持的结果，最后一定会好于你起初觉得更好的对面。
对于陶然，他的选择就是坚守。他先用四年时间，把自己所在的四达广告公司从零做到集团利润第三大的子公司，自己也从一个临时工成为四达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同时，公司也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型。
然后，他又用了一年的时间，成为四达集团的副总裁。之后，成为四达的上级公司中国福利企业总公司的副总裁。据说，那个职位享受副局级的待遇。而那时，陶然才28岁。
回到最初的原点。这一切，都是从1991年的7月30号，陶然选择去做一个临时工开始的。而直到2000年6月，陶然因为经营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以功成名就之身宣布退出恒基伟业经营层。
这期间，用了九年时间。九年，便让一个人从人生的山脚登上顶端，实在是太快了。孙陶然从1991年进入四达，到2000年离开，这九年于他而言，意义相当于一个十年。这十年间，他从未停止成长。
陈奕迅的《十年》唱得让人唏嘘，对这世间的每个人来讲，任何一段十年，都是人生的一段沉淀自我、跨越时代的行程，不管是不是青春岁月、奋斗时光，都值得让人留念。
工作即创业
前面介绍了陶然刚被刘文献拉到四达工作时的场景——无桌椅，无人员，两人既要采购，又要招聘。那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孙陶然拉进来了一个人。那便是后来跟他一起创立蓝色光标，并成为蓝色光标董事长的北大九兄弟之一赵文权。
彼时，也是睡在孙陶然家小平房外间的赵文权。曾经是睡在上铺的兄弟。后来是睡在隔壁的兄弟。
在北大，赵文权是孙陶然同级不同系的同学，陶然学经济，赵文权学政治。他也是九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大学毕业后，赵文权被分配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卖男布鞋，每个月工资113块钱。
这在现在看来可能有点可笑，一个堂堂的北大政治学系高才生竟然去卖布鞋！但这是毕业分配的结果，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为关乎所谓的留京指标和北京户口，以及当时各单位对北大毕业生的疏远。
所以，在当时，这种情况反而很常见。很多大学生，即使被分配得不好，也会选择先在单位一直待下去。因为那时，户口、留京指标、铁饭碗，依旧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人生选项。
那么，赵文权为何又会选择前往四达呢？因为孙陶然和妻子住的石油大学小平房距离陶然的单位比较近，距离王府井百货大楼却比较远。陶然在单位是二把手，基本上没有按时上班按时下班的概念，而王府井百货大楼是商业机构，每天营业之前售货员就要到位准备。
所以，赵文权几乎每天都要在早晨六点多就起床，然后倒三趟公共汽车去王府井上班。很多时候，赵文权要走的时候，陶然都还没起床。
因此，陶然便常常挤兑赵文权，说你一个北大政治学系高才生，每天起早贪黑去卖布鞋，你是刘备还是武大郎？赵文权就反驳陶然：卖布鞋当然不是长久之计。陶然说，那就干脆辞职来四达和我一起干算了！
在陶然所有“刺激”与激将当中，有一条真正打动了赵文权。那便是陶然每天眉飞色舞地讲述自己在公司和同事们奇思妙想并想干就干的状态。这与赵文权每天千篇一律卖鞋的情景形成了强烈反差。于赵文权而言，卖布鞋本也只是权宜之计。因此，没经过孙陶然太多的劝说，他很快就决定离职前往四达。
结果，当赵文权向王府井百货大楼提出离职时，百货大楼怒了，自己耗费了宝贵的留京指标好不容易招进来的北大毕业生，待了没几天居然有了去意。更重要的是，百货大楼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有人想离职的情况，多少人挤破了脑袋想往里挤还挤不进来呢！
一向被人追捧的单位突然出了异类。这还了得？百货大楼提出，不允许赵文权离开。只是，这就由不得百货大楼做决定了。一番折腾，让赵文权更是去意已决。百货大楼说，那就赔钱吧！否则，不给档案！赵文权想了想，没钱赔。档案，不要了。
对于后来的很多人来说，档案随便放在哪里都无所谓。但是，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档案是工作、升迁、生活的必备条件。抛弃了档案，等于抛弃了所有再进入体制的机会。
可以说，赵文权是鼓起了他生命中最大的勇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像赵文权这样的人，慢慢聚拢到孙陶然的周围。如此，再加上另外招来的几个人，四达集团的公关部更加健全了。而这个四达集团的公关部，便是后来四达广告艺术公司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几千家广告公司之一。
在十数年的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前前后后，四达广告艺术公司曾培养出五六十位总经理。时势造英雄。那个时代给了孙陶然最好的舞台。而他在这个舞台上，回馈了时代最好的演出与献礼。
孙陶然把自己从进入四达公司上班以后的经历开始，都视为创业历程。他在各个场合做演讲的时候，总喜欢说开启创业人生。而四达广告公司，就是孙陶然自己创业人生的第一站。尽管那时，四达广告公司还是民政部下属的一个三产企业四达集团下属的集体所有制公司。
陶然说，所谓创业人生，核心是创业心态。在当下万众创业的背景下，创业两个字都被讲滥了。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管辞职经商或做事叫下海。而创业，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创业，意味着从零开始。创业，意味着没有人给你做背书，做后盾，做支持。你和你的伙伴们必须白手起家。创业，意味着如果你失败了，没有人为你的失败买单。
关于创业心态，陶然在很多地方演讲的时候都提到过。他的原话这样说：“如果你有创业心态，就算你只是一个前台的接待员，其实你也在创业；如果你没有创业心态，即使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都是你的，你也不是在创业。”
所谓的创业心态，在陶然看来，有以下几种特征。
第一，主人感。这个主人感，包括对公司的主人翁意识和对工作的自主意识。只有真正意识到所有工作在本质上都是自己的事情，你才算具备基础的创业心态。
陶然常说，大部分的人在智商和情商上差别很小。起点一致，可为什么不同的员工做同样的事总是会有天壤之别呢？这，就要看一个人做事是否有主人感做主导。
换言之，就是有的人视为单纯的工作，有的人，则当成自己的事情。绝大多数人，如果能够像对待自己的事儿一样对待工作，一定可以比现在干得好很多。
第二，执着感。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当你具备了最基础的创业心态，当你产生了主人感，对于你所从事的事情，你就自然有了想把它做成的动力。
但是，有了这种动力，你又会面临新的问题，比如，如果失败了要承担很大风险，你愿意担责吗？陶然的答案是，别管那么多，勇往直前就对了。
真正有创业心态的人，不仅会千方百计把事情做好，还会想方设法去克服千难万险。犹豫和纠结会错失良机。所以，总是思虑周详的人，不适合创业。陶然说，所有的成功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是用头把南墙撞出一条路的结果。
第三，永远要有B计划（Plan B，指第二方案、第三方案，用以在第一方案行不通时增加成功机会；有时候则是做好失败准备的心态，并且留出失败后再次努力的资源）。有创业心态的人，不仅要做一往无前的勇士，更要做善于运筹帷幄的谋士。谋要在勇前，要有谋有勇，而不是有勇有谋。
创业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要给自己余地，要留退路。但是，留余地和退路不是说随时准备放弃，而是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万一失败，还有东山再起的本钱”的状态，让任何挫折都打不垮自己。
陶然的做法是，永远要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一件事情，如果是即便出现最坏情况，自己也不至于一败涂地，还能留有东山再起的本钱，就可以大胆地去做；如果越过了这一界限，就不能去做，因为那是赌博，是听天由命。
选择，就要承担后果，并且可能承担最坏后果。做事，就要思虑周详，给出多个解决方案。往前走，就要做好应付变数的准备。
于孙陶然而言，他在一开始进入四达公关部时，就已经带着创业心态。直到今天，他还在用这种创业心态来要求自己、合作伙伴和自己的团队。
在和陶然沟通的时候，我常常产生同样的感慨。当下，许多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在应聘工作的时候，遇到强度大、难度高的岗位便不愿选择；进了单位又不愿加班，不愿吃苦。陶然尊重这些年轻人的选择，不过，他坚持认为，你可以选择拿多少钱干多少事，但是如果你想成功，那这样的选择断不可取。
因为年轻，你有力气，有时间。但也正因为年轻，你可能只有力气和时间。如果你连仅有的能在工作当中发挥的东西都吝惜，那便可以算是一无所有了。这不只是创业经验，更是职场经验，可供许多人参详和思考。回望自己，看看你有什么，能给别人什么，再去考量我能获得什么。
在陶然眼里，一个人的价值是由其不可替代性决定的，即他对于组织而言，对于别人而言有多不可替代。一个人能有多大用处，能做多大贡献，他就能有多大价值。
在拉卡拉，所有的防区都是自己打出来的，积极求战，并且取得胜利，你的防区就会越来越大，级别就会越来越高，收获也会越来越大；反之，如果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的防区就会越来越小，甚至很快你就会被队伍所抛弃。
陶然的公式是：人的价值=不可替代性=防区大小×战绩好坏，陶然称之为“拉卡拉的军功主义”。
对初出茅庐的陶然而言，此刻他刚进入职场，最该做的就是先提升自己的价值。所有的心态都已准备就绪，所有的能量引擎也都已经开启。
这，是蓄势待发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