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法教义学的特征

法教义学“是关于有效的法的科学，而不是关于正确的法的科学，是关于存在的法的科学，而不是关于应该存在的法的科学。它因此区别于以应该存在的法为其对象的科学，与关于法目的的科学即法哲学相区别，与关于实现法目的的手段的科学即法政策学相区别”。^[3]由此观之，关于正确的法的科学即法的价值判断，关于应该存在的法的科学即立法应当是什么，法哲学、法政策学等都不属于法教义学的范畴。法教义学恪守自己的体系，强调规则的有效性和自身的封闭性，这些都造就了其独特的专业品格。与在刑法之上、刑法之下研究刑法相比，刑法教义学就在刑法之中研究刑法，以法条为依据，试图架起理论与刑法适用间的桥梁。以这个标准反观，我国刑法学的研究有相当长的时间并不在刑法教义学的范围内，低水平的注释、随意批判立法、犯罪学与刑法学不分，曾经占据学术论文主流。经历了这个过程，更能体会到刑法学转型的必要。

刑法教义学将现行刑法视为信仰的来源，现行刑法的规定既是刑法教义学者的解释对象，也是解释根据。在解释刑法时，不允许以非法律的东西为基础。^[4]因此，刑法教义学特别强调刑法本身的逻辑自洽性、前后关联性，运用各种解释方法也是为了促进体系的协调。德国学者阿列克西认为，法教义学包括以下三种活动：（1）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描述；（2）对这种法律之概念的体系的研究；（3）提出解决疑难的法律案件的建议。与之相适应，法教义学就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维度：（1）描述——经验的维度；（2）逻辑——分析的维度；（3）规范——实践的维度。^[5]这三个维度体现出法教义学研究的不同进程，刑法教义学也不例外。由此可以归纳出，刑法教义学具有规范性、体系性、实践性的特征。规范性是指，刑法教义学以刑法规范为依托，在规范内进行价值判断，维护规范的有效性。体系性是指，对刑法规范的解释，要注重前后协调、体系一致，以逻辑分析方法贯穿解释始终。实践性是指，刑法教义学是面向司法的学问，以解决司法中的问题为目标。

这就要求，在刑法教义学的研究中，对刑法解释方法的掌握要娴熟，让纷繁的事实与刑法规范相对接，循环往复，直到最终得出结论。是否构罪、构成何罪、如何量刑，一直是刑法教义学关注的重点。

近年来，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在推行案例指导制度。这些判例创制的是裁判规则，它具有弥补成文法的抽象性与一般性的特殊功能，因而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裁判规则形成的过程，是法官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的过程，也是一个演绎推理的过程。^[6]法官适用法律，形成解决个案又对未来有影响的指导性案例，需要用到刑法教义学；而刑法教义学也应将指导性案例作为其研究对象，对案例的论证、说理予以特别关注。在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指导性案例的推广有助于创造疑难代表性案例的解释规则，促进司法适用的统一。刑法教义学关注指导性案例，能增强其实践性，促进裁判文书的内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