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党性修养是正家风的前提

领导干部想要从根本上正家风、严家风，个人就必须要拥有较高的党性修养。修养是指培养起高尚的品性情操，以正确的为人处世态度来求得品德、知识、才干、涵养等多个方面得以提升，使自己迈入更高的人生层次。党性是领导干部的灵魂，更是工人阶级政党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关系着党的形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加强党性修养不仅是领导干部个人提升的永恒课题，同时更是提升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重要举措。

党员提升党性修养，就必须要以共产党的特性来进行自我言行的规范，达到自觉履行个人义务的程度。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提升党性修养就意味着，个人必须要怀抱崇高的理想追求、坚定的政治信念、先进的思想觉悟、坚强的组织观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文化技能与职业技能，使自己真正地成为社会的中坚、民族的脊梁、阶级的先锋和时代的楷模。

不过，党性修养的塑造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终生的过程：它既是一个不断克服私心、惰性、贪心、虚荣心等人性弱点的漫长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不断克服错误思想与情趣，不断纠正个人不道德行为、不文明习惯的痛苦过程，更是一个在批判与挑战中不断超越自我、不断从思想上入党的成长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性修养是领导干部必须要遵循的道德。其实，每一种职业都有其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师有师德，医有医德，为官从政，自然也应讲“官德”。以党性修养为具体代表的“官德”是党风政风的“显示屏”，更是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引导者。

古人有语：“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其意即，不担心地位不高，而担心道德修养不够。对于官德，古人有深刻的认识。孔子认为，以德治国，方能真正地治理好国家；以德理民，才能真正地管理好人民，而德治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自此，官德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时的重要准则。

古人将官德置于这样一种高度有其必然性：官吏是国家机器的具体操作者，只有真正公正无私、清廉勤勉的人才能干好公务，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国家不可无法制，但法制是人制定、人执行的，无德者立法必无善法，无德者执行必乱成法。这也正是宋代名相王安石所说的：“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

南宋胡宏在《胡子知言·好恶》中提出：“君子之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无位；小人之游世也以势利，故患得患失，无所不为。”无德小人手中有了权势以后，为了争夺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明朝嘉靖年间的严嵩即此中典型。

严嵩是古代典型以权谋私、玩弄权术、败坏官德的“政客”，《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其实，严嵩小时是神童，他是依靠着自己的才学在25岁时殿试中二甲进士、进入翰林院为官的。

一开始时，严嵩只是翰林院一个小官，但后来通过巴结讨好自己的顶头上司夏言而平步青云。等他官居高位时，畏惧于夏言将往事说出，便诬陷谋害了夏言，怂恿明世宗将他罢官，并踩着他的尸体更上一层，成为了内阁首辅。

除了会巴结上司以外，严嵩更擅长讨好皇帝。明世宗沉迷道教，喜好长生不老之术，严嵩便投其所好，不仅花费大量精力撰写皇帝喜欢的青词，而且不遗余力地为皇帝建设各种修炼用的宫殿。也正是因为他善于讨好，所以才能受到生性敏感善猜忌的嘉靖皇帝如此久的恩宠。

严嵩家教不严，他极其宠爱自己的妻子与独子严世蕃，而后者一直仗势欺人。其子横行霸道，不断营私结党，通过贪污、卖官等各种方式敛财。严世蕃甚至曾经一度夸下海口说，朝廷还没有他有钱。

可以说，严嵩最终凄惨的下场，与其子长期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

其实，人生所有的感受可以归为三类：生活上的归属感、工作上的成就感与社会上的荣誉感，而荣誉感即来自社会对某个人的评价。自古以来，世人对官员的社会评价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的才能、成就、道德等方面。在这所有的因素里，官德处于首要位置。

《左传》中曾对为官之道作出这样的排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可以看到，官德修养列于建功创业、著书立说之前。就连朱元璋这位以重典治国治官著称的明代开国君主，也认为“礼乐者治本之膏梁”，在察举贤才时，“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康熙帝的德才观也富有传统色彩。他指出：“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还强调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由此可见，在古代时，不管是从普通大众还是统治阶级眼中来看，品格高尚都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前提。

回顾我党历史，中国共产党一直极其重视党员干部的修养问题，而这种修养其实就是“为官之德”，对此，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作出过精辟的论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同志便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且一版再版，影响深远。邓小平同志曾经告诫全党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党，关键在于人。而习近平总书记更是进一步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这一论断，充满深深的忧患意识。

正如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党员领导干部并非普通的群众，其修养不仅影响到自身，同时更对全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法党纪日益严明，法纪利剑始终高悬，可是，这并不能阻止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在精神高地上出现滑坡，致使政治变质、经济犯罪、生活腐化，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党的群众基础。究其本质，就是因为他们未能做到进一步根据环境变化加强党性修养，致使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外界的冲击之下发生了扭曲。

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提升党性修养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党员的基本修养，同时更是提升个人身为共产党员“风向标”的官德，保持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政治态度、思想作风与道德品质。不断地审视自我思想投向、奋斗方向与感情走向，重视起自己作为掌权者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权力道德，并进一步将这种权力道德体现于领导、管理、服务、协调等多项工作之中，这才能守好为官之魂、夯实从政之基、正确用权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