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奇异的颤音
我加入皇后乐队的那段时间，没啥屁事好做。
——迈克·格罗斯，在皇后乐队担任了三个月的贝斯手
我以为他们没前途的。
——巴里·米切尔，在皇后乐队担任了六个月的贝斯手
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有漂亮的房子，美满的家庭，还有一辆好车……但可能那样也不错。
——道格·博吉，在皇后乐队仅演出过两次的贝斯手
我刚加入皇后乐队时，那三个人天天打嘴仗，我只是围观。
——约翰·迪肯，自1971年2月起成为皇后乐队的贝斯手
1970年，电影《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映，但并非每个摇滚新人都喜欢这部电影。“我看了那部电影后感到震惊，意识到和我基本没什么相通之处，”布莱恩·梅承认说，“皇后不是那种嗑药嗑到昏迷，然后爬起来继续四处演出的乐队。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它的对立面。”在一些他们圈子里的人看来，保萨拉、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三人一直都是理所当然在一起的音乐家组合。“我记得1968年，和他们三人一起走过伊林大道，我心里想：‘没错，这就是个乐队啊。’”克里斯·史密斯说。
一开始，微笑乐队的鼓手和吉他手对他们新找的主唱还持保留意见。“我记得当时想：‘他表演很棒，但唱歌还不好说。’”梅承认道。“弗雷迪有一种奇异的颤音，”罗杰·泰勒咯咯笑着说，“有些人听了会觉得不舒服。”就像在野山羊和残骸乐队里一样，弗雷迪的坚持不懈最终占了上风：“弗雷迪在那儿不停地说：‘我要唱这个，我要做那个。’”布莱恩说，“然后我们慢慢地就变成……‘好吧’。”
蒂姆·史塔菲离开后，微笑乐队同时失去了贝斯手。他们招募了罗杰·泰勒的朋友迈克·格罗斯，他是PJ's俱乐部合伙人，以前微笑乐队和反响乐队都是这间特鲁罗音乐场所的常客。PJ's俱乐部面临倒闭，但格罗斯能弹贝斯，还拥有一辆大众货车和一个马歇尔功放。更妙的是，格罗斯曾经客串过一段时间反响乐队的吉他手，某次微笑乐队在PJ's的演出中，因为蒂姆和罗杰发生不快，他还临时顶替过贝斯手。
格罗斯搬到伦敦，在轮渡路上租了一间小屋。梅设法让他的帝国理工教授们签了一张表，让乐队可以用一间讲堂排练。泰勒答应母亲，带微笑乐队去特鲁罗市政厅为红十字会募捐活动做表演。他们没告诉别人这已经是个不同于往日的“微笑”乐队了。6月27日，梅、泰勒、保萨拉和格罗斯在容纳八百人的大厅里，为两百来个观众磕磕巴巴地表演了一系列曲目，并获得50英镑酬劳。
“皇后”这个乐队名字的由来，就像弗雷迪的半截麦克风架子一样，有着各种版本的故事和传说。“名字是从我这儿来的，”约翰·“公鸡”·泰勒坚称，“我以前经常叫弗雷迪‘老皇后’[216]，而且我跟他说，如果他在残骸乐队之后又组了乐队，应该就叫它‘皇后’，然后他会说：‘噢，是吗？’”然而，迈克·格罗斯记得是在轮渡路房子的花园里，大家坐下来开会，弗雷迪第一次提议这个名字。肯·泰斯蒂记得他是在一通从肯辛顿市场打来的电话中得知了乐队的新名字。“听到他和布莱恩、罗杰在一起，完全是顺理成章。早就该这样了。我跟他说真是好消息，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新名字：皇后。我说：‘弗雷迪，这名字起了可就完蛋了。’但他却说：‘不会，这名字多好，亲爱的，人们会喜欢的。’”
其他备选名字包括“自造船”（Build Your Own Boat）、“富小孩”（The Rich Kids）和“盛大舞蹈”（The Grand Dance，这个名字来自C.S.刘易斯[217]的科幻小说三部曲《来自寂静星球》[Out of the Silent Planet]）。但这些最后都落选了。“‘皇后’的概念是高贵而威严，”弗雷迪后来在《流行音乐周刊》采访时说，“我们要的是雍容华贵。我们要的是惊世骇俗。”
“这个名字是弗雷迪的主意，”1974年，罗杰·泰勒说，“这正是当时我们在肯辛顿市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映。那时候市场里的人们离经叛道，其中很多人是同性恋，也有很多人假装是同性恋，这个名字就很配当时的氛围。我本来不喜欢这个名字，布莱恩也不喜欢，但是我们习惯了。我们想着等我们的音乐形象建立起来，会比名字更具有辨识度……”
那年春天，名字上的改变除了“皇后”，还有另一个。“弗雷迪写了这首歌《我的仙王》（My Fairy King），”布莱恩·梅说，“其中一句歌词是：‘噢，墨丘利神[218]之母亲，你看他们对我做了什么？’[219]就在那之后，他说：‘我要改姓莫库里了，因为这首歌里的母亲是我的妈妈。’我们说：‘你疯了吗？’”
虽然单边契据登记办公室[220]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官方文件，但从现在起，弗雷迪·保萨拉护照上的名字就变成了“弗雷德里克·莫库里”。从内向羞怯的移民男孩，到外向奔放的花蝴蝶，转变已经完成。“改变名字使他披上了一层假想的外壳，”梅说，“年轻的保萨拉还在里面，但对外界众人，他将成为这位神。”
然而过了没多久，迈克·格罗斯就厌倦了这种日子。梅、泰勒和莫库里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学生，他们习惯于生活在节衣缩食的环境中。二十二岁的格罗斯却喜欢挣钱，他觉得轮渡路上那些“空虚的日子”很是令人沮丧：弗雷迪是个习惯什么活也没有的艺术生；布莱恩和罗杰还有几个月的大学课程在读。但格罗斯习惯白天上班，晚上做演出。那年夏天，在巴恩斯区住处的花园里，他看着他的三位乐队成员嬉笑着谈论歌曲的想法，这些最后都会出现在皇后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中。皇后乐队已经写了足够出一张专辑的音乐，还有一首新歌《父与子言》（Father To Son，它将开启《皇后II》[Queen II]专辑）。格罗斯认为乐队有潜力，但他不想等了。几个月后他离开乐队，回到康沃尔，在一个叫“并非儿戏”[221]的乐队里短暂地演了一阵子，奇妙的是，蒂姆·史塔菲当时是他的队友。之后他组建了一家运输公司，彻底退出音乐舞台。
迈克·格罗斯的接任者是通过一次在康沃尔的偶然碰面找到的。巴里·米切尔在伦敦西部的哈罗长大。1965年，他在一个叫“信念”[222]的灵魂乐翻唱乐队做贝斯手，那时他们年轻的吉他手是阿伦·帕森斯。帕森斯后来曾任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专辑的录音师，他自己也组了乐队，叫阿伦·帕森斯项目[223]。信念乐队在1967年改名为“地球”[224]，制作过一张未发行的专辑，并在伦敦杰拉德街的棺材俱乐部[225]长期驻场。
1970年8月时，米切尔已经在考虑全盘放弃音乐。他当时的乐队黑色[226]（有一位酷似亨德里克斯的南非黑人成员）停滞不前，并且白天他还要在哈罗的索珀（Soper）百货公司工作。“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罗杰·克罗斯利，他是我同事，”米切尔说，“我们两个过去常在艺术学院晃悠，找漂亮姑娘搭讪。夏天的时候罗杰·克罗斯利去了康沃尔，遇到了罗杰·泰勒。他们聊上了，罗杰·泰勒说他在找贝斯手……于是我哥们就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了。”
米切尔打电话约好，坐地铁去肯辛顿，在帝国理工学院进行了面试。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乐队太走运了，有免费排演和放设备的地方。这两样是任何初创乐队都梦寐以求的。“我们合演了一些歌，”巴里记得，“有亨德里克斯的几首，有（威利·迪克森的）《善待我》（Do Me Right），就这样，我入团了。”
三周后，皇后乐队在帝国理工有一场演出，观众是他们邀请来的朋友们。演出前几个小时，乐队在布莱恩的出租屋里集合。巴里发现他们在用公寓的单眼小煤气灶自制爆米花，并打算配上果汁分发给宾客。“那真是贴心又可爱，”他咧嘴笑道，“但是，人们会说这可不像搞摇滚的啊。”
皇后乐队这时候的歌单有几首老的摇滚歌，比如微笑乐队的《过得不错》，也有《冰冷坚硬的疯狂》（Stone Cold Crazy），这是弗雷迪在残骸乐队时期创作的一首歌，之后会被重制成皇后乐队的版本。他们的惊喜曲目包括雪莉·贝西的《挥金如土》（Big Spender）、克里夫·理查德的歌、影子乐队的《请勿挑逗我》（Please Don't Tease）（米切尔：“我记得我当时想：‘啥？’”）。前1984乐队的吉他手约翰·加纳姆受邀来观看了帝国理工的这场表演，对他们的独创性印象很深，“中间那首克里夫·理查德的歌真是翻唱得酣畅淋漓”。加纳姆也被弗雷迪的个人表演所震撼：“他的声音和蒂姆·史塔菲其实没有特别不同。但蒂姆不算是优秀的主唱。因为他总是比较放不开，说着：‘哎，我没这么做。那我是应该这样，还是那样？’但弗雷迪就是勇往直前地展现自我。”那天晚上，约翰记得皇后乐队还试演了一首新歌《子女》（Son and Daughter）。他的判断，和许多看过那个时期皇后乐队表演的人们一致：“很有齐柏林飞艇乐队的感觉。”
观众中还有约翰·安东尼，他现在是卡里斯玛唱片公司（Charisma Records）的艺人开发经纪人和制作人。“罗杰和我保持着联系，”他解释说，“每次都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安东尼与很多女性有染：“其中有人把阴虱病传给了我……甚至都长到了眉毛上。但罗杰总是让我知晓他和微笑乐队在做些什么，然后有一天我接到电话说他们找了一个新主唱，问我有没有兴趣。”
安东尼依稀记得之前在肯辛顿市场就看到过弗雷迪。“他既热情又夸张，但我不以为然。然而在舞台上，他的气场充满了整个空间，和以前的微笑乐队截然不同。他们基本上已经有了一种自己的声音，除了那个贝斯手不太行——他看起来更合适去重金属乐队。后来我对罗杰说：‘哎，看是看不出来，但是你们三缺一啊。’”
与此同时，皇后乐队的这位“重金属贝斯手”开始逐渐了解他的这些新乐队伙伴。“布莱恩是个友善到不真实的人，独一无二的吉他手，”巴里·米切尔说，“罗杰比较毛头小伙子，虽然鼓声还算不错，但我觉得有点缺乏生气。弗雷迪非常甜，但很难深入了解，而且对他的牙齿特别敏感。”莫库里在帝国理工的演出上穿了一件贴身的黑色连体服（是之前的演出工作人员彼得·爱德蒙兹的妻子温迪设计的）。他称之为“墨丘利神服”，因为脚踝和手腕部位都有小翅膀[227]。罗杰·泰勒回忆道，“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心想：‘哇，你小子，太有勇气了。’”
演出之前，巴里·米切尔吃惊地发现，他们的主唱在用烫发夹梳理头发，一只手的指甲上涂了黑色指甲油。“区别立刻显现。”他承认说。米切尔的扮相比较日常，牛仔裤、T恤衫和一头金色长发。“弗雷迪在那拿着他的夹子，我心里在想：‘我头发可不弄这个，我们赶紧上台吧。’”排练过程中，米切尔见证了乐队在细节上的十二分用心，而且他们喜欢花时间为这些细节争论不休：“分歧太多了。为了四小节音乐，他们就能浪费半个小时来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约翰·哈里斯充当了一个合适的调停者。去年夏天，经过帕特·麦康奈尔的介绍，哈里斯认识了梅和泰勒。此时彼得·爱德蒙兹已不再担任微笑乐队的司机和演出工作人员，哈里斯加进来，成为他们的演出经理，他也是电子设备能手、音响工程师和“乐队第五人”。“他人很好，开一辆长货车，而且真的很会照顾我们。”米切尔说，“排练的时候他总是在场，而且他很会在争论的时候插进来说：‘哎呀，说个屁啊！说这么多就争四个小节，醒醒吧！’”
尽管米切尔有种种担忧，至少皇后乐队已经运作起来了。帝国理工的演出后，他们接着又在伦敦瑞士屋一所美国私立学校进行了演出，在这个地方，罗杰向巴里津津乐道了自己的浪漫求爱故事：“罗杰喜欢上一个住在肯辛顿学生宿舍的女孩，他竟然翻了两三个阳台爬到人家房间去。”
1970年9月18日，诺丁山撒马尔罕酒店[228]，吉米·亨德里克斯被发现死在他女朋友的房间中。在距离他逝世地点只有一箭之遥的帝国理工，皇后乐队放弃了自己的歌单，加入了亨德里克斯的《狐媚女郎》（Foxy Lady）、《巫毒娃娃》（Voodoo Child）、《紫色迷雾》等歌曲。克里斯·史密斯正在去帝国理工的地铁上，看到报纸标题写着吉米去世的消息，“我整个人都震惊了”，他记得，“我沿着走廊去讲堂找他们，一路听到他们在弹奏吉米的《自由之石》”。
为了悼念亨德里克斯，莫库里和泰勒的小铺子停业一天。虽然表达了敬意，但他们其实都快付不起租金了。弗雷迪的插图工作完全是零碎的。“他找了一份工作，给一本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飞机的书画插图，”理查德·汤普森记得，“于是我把我收集的《航空画报》（Air Pictorial）借给他。我记得他画了一些，但好像他后面就放弃了，因为太体力活了。”此外，皇后乐队赚到的那点钱只能仅仅维持开销。他们需要一份正常的工作。
艾伦·梅尔在肯辛顿市场也经营着一间时装店面，开在弗雷迪和罗杰的铺子的正对面。“他们俩都很可爱，但他们的摊位从来没什么起色，”他如今回忆道，“那条过道上的竞争一日比一日激烈。你进了一批带白色毛皮领的牛仔夹克，别人就开始做麂皮的夹克衫，但这两个人就卖那几条喇叭裤，没什么特别的。”
莫库里和泰勒的利润不断减少的时候，梅尔的店铺生意却越来越好。他开始自己找工作室制作皮靴，然后拿到市场上销售。不久后，他就雇用弗雷迪帮他一起照看摊位。午餐时间他们常同去肯辛顿广场的灰狗酒吧[229]，三人关系不错。梅尔知道弗雷迪和罗杰有个乐队，但这两位不知道，其实梅尔曾在一个叫作“节奏跟踪者”[230]的六十年代格拉斯哥乐队中弹贝斯。“有一天晚上，他们在我的公寓里发现了节奏跟踪者乐队的周边，于是我开始被邀请去观看皇后乐队的每场演出。”
大卫·鲍伊的导师肯特·皮特是节奏跟踪者乐队的经理，这个乐队也翻唱了一些鲍伊早期的歌曲。有一天，鲍伊本人亲临市场，径直来了艾伦的摊位。梅尔提出要送鲍伊一双靴子（“《太空怪客》已经大红了，但他说他没挣到钱。音乐行业的典型行情啊！于是我说：‘没事，我送你。’”）。弗雷迪帮鲍伊试穿靴子。这可能是自莫库里在伊林学院帮鲍伊搭演出台子之后，两个人再度碰面。“就这样，助理店员弗雷迪·莫库里，交给穷明星大卫·鲍伊一双他买不起的靴子。”
10月，梅尔和“肯辛顿市场里的所有人”都出席了皇后乐队在肯辛顿房地产管理学院[231]的周末演出。“并不是很好，”艾伦说，“弗雷迪身上带着某种紧张的压力，推挤着他的声音，整场都唱得很尖。他在舞台上的动作有点不协调，不太有节奏感。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热情地邀请市场里所有人去看，到周一的时候我们都说：‘哦，还行吧。’弗雷迪和罗杰说：‘就这一句？’”米切尔也承认说，他在皇后乐队的时候，莫库里的声音仍然需要更进一步：“不是很有深度。”
演出随后暂停，因为布莱恩还在攻读博士学位，他又要去特内里费天文台观测了。回来后，皇后乐队在利物浦的关系将他们松懈的现状提了一把。肯·泰斯蒂仍在圣海伦斯大学任外联部秘书，通过朋友、刚出道的演出推广人保罗·康罗伊（他后来成了维珍唱片公司董事总经理）预订乐队演出。泰斯蒂为皇后乐队拿到了两场演出：10月30日，在圣海伦斯学校做暖场乐队；第二天，在洞穴俱乐部[232]演出。
离洞穴俱乐部开场还有几个小时，皇后乐队跑到一家当地电影院打发时间，看了一部小成本情色电影。据巴里·米切尔讲，情节动作和对白实在太拼了，他们看着看着就笑得停不下来，“然后就被人赶了出来”。作为披头士的精神家园，洞穴俱乐部依然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气息。“那是个地下室，天花板很低，到处都是汗味，”米切尔说，“但它仍然是个标志性的地方。”肯·泰斯蒂的想法则有所不同：“洞穴的DJ比利·巴特勒不太待见皇后乐队。有乐队来演出似乎影响到他播放自己的唱片了。我那时就很讨厌洞穴俱乐部，现在也是。”演出的这段时间，皇后乐队住在圣海伦斯的市场酒店酒吧[233]，是泰斯蒂家里开的。“很有面子，”肯说，“对一个北方小伙来说，把这些来自伦敦，穿着奇装异服的朋友带回家介绍给妈妈，而他们的举止又是那么得体，真是太棒了。”肯的妹妹，当时大概四五岁，仍然记得她坐在弗雷迪·莫库里的腿上，他教她玩井字游戏。两周后，哈特福郡的一家师范学校有演出预订需求，乐队决定赌一把，要求涨演出费。涨价的理由？因为他们在洞穴俱乐部演出过，和披头士站的是同一个舞台，好像身价应该更高一点。他们遭到了拒绝。
1970年的圣诞节匆匆而过。1971年1月，皇后乐队在大帐篷俱乐部为艺术摇滚乐队“观众乐队”开场，巴里·米切尔在满是涂鸦的化妆间墙上找了个地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个近乎分水岭的时刻，他已下定决心要离开。梅、泰勒和莫库里有共同的经历和社交圈，而米切尔住在伦敦北部的金斯伯里，离肯辛顿很远。许多个演出结束后的早晨，他不得不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去上班，白天他是一个公园管理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们的音乐不是我想做的，”他说，“我想要更偏布鲁斯、灵魂乐的东西，有铜管乐器的那种。”目前为止，皇后乐队已经演奏过几首会收在首张专辑里的歌曲，包括《活出精彩》（Keep Yourself Alive）、《骗子》（Liar）和《大鼠王》（Great King Rat）。“但听起来都有点不着边际，”巴里承认说，“我不喜欢那些玩意儿，他们仍然很像齐柏林飞艇和‘是’乐队的结合体。我觉得他们还没找到自己的魔法。”听上去像是奇怪地重复着先前蒂姆·史塔菲对微笑乐队的疑惑。
1月9日，皇后乐队在尤厄尔技术学院[234]为凯文·艾耶斯和创世记乐队作开场，这也是米切尔最后一次随队演出。跟迈克·格罗斯情况类似，是他自己想走，不是因为队友要他走。演出后在更衣室，创世记乐队的主唱彼得·盖布瑞尔接近罗杰·泰勒，给了他一个提议。创世记乐队那时处于解雇鼓手的边缘，且还未发现菲尔·柯林斯，所以他们急需一个接任者。罗杰动心了吗？“我跟罗杰说，他应该接受他们的提议，”巴里笑了，“但他根本不为所动。他完全忠于皇后乐队。”当时，约翰·安东尼刚刚打造了创世记乐队的第二张专辑《入侵》（Trespass），但现在安东尼坚决否认曾企图引诱泰勒脱离皇后乐队。
1971年春季，巴里·米切尔出现在“击垮的管家”[235]三人组合中，不久后这个乐队更名为“老虎”[236]，但他们的街头形象和粗野的硬摇滚出现得太早了，要差不多四年后才刮起朋克之风。后来，他又拒绝了另一个工作，那个乐队就是后来的闪耀乐队[237]。一年后，巴里去看了皇后乐队为琥珀摩特乐队[238]做的暖场表演，他并没有感到不满或遗憾。《波西米亚狂想曲》风靡之时，他正经营着一家电器商店。歌声响起时，他告诉手下那些感到难以置信的员工，他曾经在这个乐队待过。米切尔记得，在去利物浦的洞穴俱乐部演出的路途中，布莱恩摆弄着一个新的照相机，对着他们这些挤在货车后车厢的朋友们不停试拍。“但是一张我在舞台上的照片也没有。”他耸耸肩说。缺乏证明性的照片，作为那段时光的纪念，依然令他有点惆怅。
米切尔要离开皇后乐队时，是弗雷迪的女朋友来努力劝说他改变主意。她就是玛丽·奥斯汀，已经是乐队十分熟悉的存在，之后还将成为皇后乐队的主唱一生中最重要的伴侣。据弗雷迪说，两人相遇于1970年，当时十九岁的玛丽在位于肯辛顿大街的时装精品店碧芭（Biba）担任接待员。碧芭的灵感源泉来自服装设计师芭芭拉·胡兰尼姬，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那里一直是伦敦时装界的核心地带。“碧芭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是，那里的女店员都太漂亮了，”布莱恩·梅承认，“所以我们常常进去欣赏美景。”
到碧芭工作之前，玛丽曾做过实习秘书，她是一对聋哑父母带大的，从小就需要学习手语。其实是布莱恩·梅先约的她，那是某次帝国理工的演唱会后。他们出去约会过几次，但关系没有再升级。不久，弗雷迪开始向布莱恩打听关于她的事。“他那时会到碧芭来，通常和罗杰一起，路过我这里时微笑着打招呼，”玛丽记得，“这样持续了五六个月后，他终于约我出去了。五个月后，我们住到了一起。”
起初，玛丽误以为这位“外表狂野”的歌手是对她的朋友有好感。那年夏天，弗雷迪带她去看琥珀摩特乐队在大帐篷俱乐部的演出，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升温。“弗雷迪非常有信心，而我从来就不自信。”她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解释说。和罗斯玛丽·皮尔森一样，玛丽也谈到了和弗雷迪在一起时的安全感：“我们知道可以互相信任，也知道我们永远不会故意伤害对方。”
“弗雷迪和其他女孩交往过，”梅解释说，“但是，现在看来，他并没有很动心。但他跟玛丽就很般配，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很害羞的人。”
弗雷迪从他和罗杰合租的富勒姆公寓里搬了出来（泰勒：“我们过去常常等着他妈妈每周一次来给我们改善伙食”），他和玛丽，带着他们的两只猫“汤姆”和“杰瑞”，搬到了肯辛顿维多利亚路2号的一间很小的三楼公寓里。弗雷迪搬去的小型唱片收藏里有谁人乐队的《汤米》、齐柏林飞艇乐队的《齐柏林飞艇I》、披头士乐队的《白色专辑》和漂亮东西乐队[239]的《S.F.悲伤》（S.F.Sorrow）（玛丽是漂亮东西乐队吉他手迪克·泰勒当时的妻子梅利莎的朋友），以及莱莎·明奈利[240]的《歌厅》（Cabaret）电影原声。约翰·安东尼说：“《歌厅》是弗雷迪最喜欢的电影。他反复地看。我一直觉得他是学莱莎·明奈利涂的指甲油。”这间公寓离肯辛顿市场很近，每周租金10英镑，他们和另一对情侣共用浴室和厨房。
肯·泰斯蒂那时回到了伦敦，他帮助这两人搬了家。“当时我开迷你库柏（Mini Cooper），”泰斯蒂说，“所以我往返了几次，帮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新公寓里。几天后，我们被邀请去吃晚饭。玛丽和弗雷迪穷得响叮当，但是他们居然舍得花钱买那些漂亮的盘子！因为没有厨房，他们只做了沙拉。”这真是个值得记住的场景：“我是一个北方人，我们那儿就没吃过这么多沙拉。”
对于肯和其他人来说，玛丽出现在弗雷迪的生活中，打消了任何关于他性取向的疑问：“那时候他们是百分百的情侣。”巴里·米切尔也一直认为弗雷迪的骚气和阴柔只是一种伪装，“是一种表演，就像给乐队起名‘皇后’一样”。不过，不管处境多么窘迫，弗雷迪的穷讲究和造场景的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的。一天早晨，迈克·伯辛探望了这对情侣的宝贝公寓，他从两人的床就看出了弗雷迪的少爷做派：“我对那张床的印象是，第一，超级大；第二，蓬乱庞杂地装饰着各种华丽的饰品。正常来说不该是这样的，但这就是有了弗雷迪之后的效果。”
巴里·米切尔这一走，皇后乐队发现他们竟然在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里，需要第三次寻找贝斯手。他们找到的这位贝斯手将成为乐队有史以来最短暂的注脚。在乐队的半官方传记书《皇后乐队：起源》（Queen:As It Began）中，巴里·米切尔继任者的名字仅被简单地记录为“道格”。他仅仅和乐队演出了两次，就因为舞台上的表现被解雇了。“他在台上蹦跶的样子太不协调了。”布莱恩·梅埋怨说。
这个一直以来被称作“道格·未知”或是被错记为“道格·艾武德”的神秘贝斯手，实际上是一个十八岁的实习电话技术员，名叫道格拉斯·博吉。“我那时在连续不停地面试，”道格拉斯现在说，“我在《流行音乐周刊》看到一则广告，通了电话，把我的电视播音员贝斯装在帆布背包里，坐716绿线公交车去了，我还记得，从韦伊桥站到艾尔伯特纪念像站。”
这次面试自然又是在帝国理工进行的，博吉记得：“弗雷迪漫步进来，身边有一个相当好看的女孩子，应该就是玛丽，他穿着那件标志的灰色兔皮夹克。”在约翰·哈里斯的帮助下，道格接下来花了几天学习皇后乐队的歌，这些大部分都会收在即将制作的首张专辑中。“我惊讶于罗杰声音里的力量和活力，”他回忆说，“他真是太牛了。作为杰夫·贝克组合的歌迷，我可以说，他比洛·史都华[241]还厉害。”几个小时后，道格拉斯就在艾伦·梅尔的靴子店里和弗雷迪一起混了，“就这样持续了几周，我觉得一切都进行得挺顺利的”。遗憾的是，并没有。
2月19日，皇后乐队在漂亮东西乐队之后亮相伦敦的霍恩西市政厅[242]。隔天，皇后乐队为“是”乐队在金斯敦理工学院[243]开场。“我们的首演配了一个W-Bin功放，皇后乐队跟我说是从铁蝴蝶乐队[244]那儿收来的，”道格拉斯记得，“我还以为我表现得不错。这些人比我年长，我年轻气盛，跳来跳去……不幸的是，没人告诉我，弗雷迪想要的其实是一个站在后方静静弹琴的贝斯手。”
道格拉斯记得，演出后，为了避免让他难堪，弗雷迪在车子后面演了一出所谓“我不想干了——我们解散算了”的谈话，“弗雷迪一直在说什么‘这场演出太可怕了，全世界都看我不顺眼，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想干了……’之类的话，我猜他可能看我是个新人，年龄又小，不想直接对我说狠话，同时又让其他人明白他才是舞台中心人物，需要抚慰和开解”。这样的障眼法加上没发生正面冲突，道格拉斯·博吉确实在两场演出后就退出了。
1973年，道格拉斯·博吉开始做音响工程师。两年后，他与林戈·斯塔尔的林欧唱片公司（Ring'o Records）签了一次性的合同，出了一首叫《道格·博吉上校》的小单曲（“哈里·尼尔森喜欢这首呢”）。后来，他在爱丁堡当工程师时，A&M公司签下了他的新乐队RAF（“意思是致富出名，Rich And Famous”，他笑着说，“我们的声音很像皇后/外国人乐队[245]的赝品。”）。RAF制作了两张专辑，“太成功了导致再也没人要我们出第三张”。1980年RAF在伦敦的空气录音室（Air Studios）制作第一张专辑时，博吉曾撞见了布莱恩·梅。
“我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和皇后乐队的往事，”道格拉斯现在说，“被抛弃是很难堪的，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心酸，而且我觉得少数几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可能也认为我在胡说八道编故事。”这当然不是故事。后来，成功的视频制作以及“丰富的吉他收藏”成了“道格·未知”的事业。
有句话叫作“每个伟大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有趣的是，这句话也适用于皇后乐队的故事。如果没有他们在圣母升天师范学院的女性朋友那些奇妙的关系，皇后乐队的历史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走向。1969年，在那里上学的布莱恩·梅的女朋友曾用甜言蜜语说服了录音工程师特里·伊登，让他去看了微笑乐队，并帮助他们录制免费的样带；同一年，麦康奈尔姐妹在微笑乐队和野山羊之间牵线搭桥，并带给弗雷迪·保萨拉第一次做歌手的机会。此时距离皇后乐队和道格拉斯·博吉的继任者上台做现场演出还有五个月时间，又一次，圣母升天学院那些“信仰天主教的好女孩们”帮助乐队找到了他们要的人。
1971年2月下旬，布莱恩·梅、罗杰·泰勒和约翰·哈里斯在学院里参加了一场迪斯科舞会。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他们被介绍给约翰·迪肯，这位十九岁的学生就读于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246]电子工程系。迪肯曾在家乡莱斯特郡奥德比的一个男孩乐队中弹过贝斯，但他搬来伦敦后就退出了。因为内心依然受到音乐梦想的驱使，他开始找各种面试，但一次都没成功。去年10月，那场在房地产管理学院的演出，为数不多的观众中就有约翰·迪肯，而那时弗雷迪还处于让艾伦·梅尔脸部抽搐的演唱水平。（迪肯后来说：“他们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1970年11月，他和室友兼吉他新手彼得·斯托达特，加上几个志趣相投的学生，组了一个翻唱乐队，在切尔西学院演出。宣传单上需要印乐队的名字，他们就干脆写了“迪肯”乐队。这可能是这位谦逊的贝斯手唯一一次把自己名字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迪肯乐队只演出过一次。而皇后乐队却终于找到了他们缺失的最后一环。
约翰·理查德·迪肯的故事始于1951年8月19日，他出生于莱斯特郡的圣弗兰西斯私立医院[247]，父母名叫亚瑟和莉莉安。他的父亲在诺维奇联盟建筑协会[248]工作，约翰十岁那年，父亲去世。迪肯九岁之前都生活在埃文顿，之后随父母及妹妹朱莉搬到了附近的奥德比，这是一个郊区城镇，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缓慢发展。一家人定居在希科克路54号的一座独栋房，约翰进入了当地的朗莫尔初中[249]学习，后来考入加尔崔高中[250]。
迪肯喜欢电子设备，他花了许多时间鼓捣家里的自制收音机，并用卷轴磁带录音机录下收音机里的歌曲。奈杰尔·布伦是约翰在朗莫尔初中的同学。十三岁起，两人开始演奏音乐。听了披头士乐队的《请取悦我》（Please Please Me）后，约翰通过送报纸攒钱买了一把便宜的木吉他。奈吉尔会打鼓，于是两人开始合作制造噪音。
促成他们组乐队的是理查德·杨。1965年夏天，他在当地的高地公园遇见了迪肯和奈杰尔·布伦。杨年纪大些，他已经十六岁，曾先后就读于木岸私立学校[251]和斯卡伯勒学院[252]，刚开始打理父亲的电器批发业务。1996年接受采访时，布伦形容理查德是“骑高档自行车的男孩”。
“在斯卡伯勒学院的时候我就成立过一个组合，”杨说，“我已经在我爸的公司打工，所以可以为组乐队提供资金。其他成员都还在上学。”杨凑出了一支乐队：自己做主唱和吉他手，布伦是鼓手，迪肯做节奏吉他手，另一个打扮很潮、叫克莱夫·卡斯尔待的本地小伙子弹贝斯。
在布伦家的车库里排练过后，新乐队于9月在卡斯尔待父母的聚会上首次亮相。杨说：“我已经不太记得克莱夫家的聚会了，但那次让我明白，很遗憾，最弱的其实就是克莱夫。”乐队起名为“反对派”[253]，于10月在加尔崔高中演出，随后12月在恩德比合作社大厅[254]进行了一场更大的演出。这时候，理查德·杨决定改弹键盘。“我的声音还可以，但我已经意识到一个好主唱的重要性，”他解释说，“我同时还弹吉他，但我觉得我其实不擅长。”杨开始上钢琴课，位置自然也移到了舞台一侧。
通过和奥德比威格斯顿推广商合作，反对派乐队可以在附近的教堂大厅和青年俱乐部接到2至4英镑/晚的预订。但问题没有解决：克莱夫·卡斯尔待的贝斯演奏依然没有长进。“他常常迟到，我觉得他更想有个在乐队里的名头，而不是真的想好好弹贝斯。”（“我被泡妞和骑车分心了。”多年后，卡斯尔待承认说。）
虽然克莱夫介绍理查德和女朋友帕特丽夏认识有功（“克莱夫、他女友、我和帕特一起去莱斯特郡体育馆看了披头士的‘救命’演唱会”），但这位贝斯手还是被劝退了。迪肯从节奏吉他转为贝斯手，理查德·杨出钱，带他到莱斯特国王大街的考克斯乐器商店，买了一把价值60英镑的EKO贝斯，“莱斯特郡周围有很多乐队。能够脱颖而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出好音乐，而好的音乐就需要有好的设备”。
1966年7月，吉他手戴夫·威廉姆斯加入，阵容再次调整。威廉姆斯是迪肯在加尔崔的同学，曾在一个叫作“外部极限”的乐队里演奏过。这个乐队的成员较为年长，街头青年打扮，比较类似于布莱恩·梅在1984乐队时所崇拜的前辈他人乐队，外部极限乐队也是他们的效仿对象。
那年夏天，迪肯和布伦转学去了波尚文法学校[255]，他们继续和反对派乐队一起表演，尽管约翰的母亲坚持不准他去酒吧里演出。理查德·杨在1966年9月的一篇日记里写道，“小迪肯不能去，所以只好让格伦之声乐队[256]（当地的另一支乐队）的布莱恩代班了。”昵称为“随和迪肯”的他清心寡欲、害羞内向、不慌不忙，已经显露出在皇后乐队里那种著名的性格特质。
乐队现在更名为“新反对派”，主唱由皮特·“佩德罗”·巴塞洛缪担任，他们常常出现在莱斯特赌场[257]，翻唱塔姆拉摩城唱片公司的歌曲。年底，“佩德罗”离开，他们又新找了一位吉他手罗恩·切斯特，他的特点是总戴着一顶福尔摩斯式的猎鹿帽。切斯特加入后，《莱斯特水星报》（Leicester Mercury）曾为反对派乐队（“新”字又被拿掉了）拍过照片。“我们在‘中部地区节拍锦标赛’上进了决赛。”理查德·杨说。决赛本来要在莱斯特的德·蒙特福德大厅[258]举办，但是由于发起人卷款跑路而泡汤，“那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音乐行业狗屎的一面”。《莱斯特水星报》的照片上，乐队的形象风格介于六十年代盛行的节奏摇滚和渐渐渗入的迷幻摇滚之间。威廉姆斯的大翻领绸子衬衫是一种风格，外面穿的粗花呢夹克又是另一种。
现在性格外向的威廉姆斯成了乐队的主唱，反对派乐队一度招到了伴舞女团，叫作夏尔曼和珍妮。（杨说：“伴舞女团主要是为了助兴……以免音乐缺乏新鲜感。”）他们的歌单逐渐偏向重摇滚，乐队形象也开始嬉皮化。1968年3月，反对派乐队改名为艺术乐队。波尚文法学校的仲夏舞会上，戴夫·威廉姆斯搞了个大事件，在唱《亚瑟·布朗的疯狂世界》（The Crazy World of Arthur Brown）专辑的金曲《火焰》（Fire）时，引爆了一颗自制的烟幕弹。那年年底，理查德·杨的年度喜好名单是银色乐队[259]、深紫乐队、肖邦和巴赫。
第二年，艺术乐队在韦灵伯勒的录音室自费做了一张碟。除了翻唱一些灵魂乐歌曲，他们还搞定了自己谱曲的一首纯器乐曲子《3号交通线》（Transit 3）。跟其他人一样，这是约翰·迪肯第一次进录音室。那张胶碟只有两个拷贝保存了下来，但不在理查德·杨手里（“我并没有拿到艺术乐队的碟”）。据传其他人在排练时把理查德的那张拷贝当成烟灰缸了。
1969年8月是迪肯最后一次和艺术乐队表演。一个月后，他搬到了伦敦，在女王门附近租了公寓。他把贝斯留在了奥德比。艺术乐队解散，但布伦、威廉姆斯和杨依然活跃在原创或者翻唱乐队中。反对派乐队的创始者和出资者杨，现在在奥德比经营着一家钢琴店，距离迪肯在希科特路的老家只有300码远。“想想还是有些神奇，我的第一支乐队里有个人成了大明星。”他承认道。
布伦偶尔会去伦敦看望迪肯，当约翰跟他表达了想再次加入乐队的意愿时，布伦很惊讶，他以为迪肯已经放弃音乐，转而专注于自己的大学课程了。他以前的乐队成员都没有想到，迪肯竟然真有从事音乐行业的志向。1996年接受采访时，布伦回忆说，迪肯告诉他，他已经回应过一些《流行音乐周刊》上的招人广告，但“他发现那些人是徒有虚名，又打了退堂鼓”。理查德·杨坦言，“当年我们在那间阴冷透风的车库里练习时，谁又能想到，那个腼腆、低调，还在攒零花钱慢慢把贝斯钱还给我的男孩子，最后竟会闻名天下”。
圣母升天学院初见后的几天，迪肯带着贝斯和一个练习用的小扩音器来到了帝国理工学院。他的面试包含一段很长的布鲁斯音乐混弹，以及三首皇后乐队的歌曲，包括《子女》。布莱恩·梅回忆说：“在经历了许多闹腾喧天的贝斯手后，这个安静内向的人出现了，当他把贝斯声线加到我们音乐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找对人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酸奶海乐队前吉他手克里斯·切斯尼。那时候弗雷迪曾有过扩大皇后乐队阵容的想法，他想增加一个吉他手。“我曾在帝国理工看过他们和那个金头发的（巴里·米切尔）一起演出，”切斯尼说，“演出后弗雷迪来找我，说：‘我想让你加入乐队。’”之前皇后乐队曾做过叉骨骨灰乐队[260]的暖场，那支被定义为前卫布鲁斯的摇滚乐队以拥有两位主音吉他手而闻名。也许灵感来自于此，又或许更可能的是，弗雷迪感觉布莱恩的相对静态不及以前克里斯的视觉映衬效果。谈到个人演奏方面，“布莱恩的吉他技术比我强”，切斯尼说，“但我想我在表演感觉上更好一点”。因为克里斯自己没有吉他，他不得不借用“绝世红”试音。“简直是噩梦。”他承认说。由于用不习惯这把自制吉他的超大琴颈和特殊指板，切斯尼想要正常演奏十分困难。“弗雷迪能考虑带我玩还是挺好的。”他笑了。
不久之后，切斯尼就离开伦敦去念大学了。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到英国，正好避开了朋克风潮。随后他进入视频和电视广告制作行业，同时也涉足翻唱乐队、临时演出，并为佩西·斯莱吉和本·E.金等歌手做过音乐伴奏，一直和音乐界有所联系。在与皇后乐队那次不甚成功的试音之后，直到1987年他才会再次与弗雷迪相遇。
1971年7月2日，“随和迪肯”在萨里郡的一所大学完成了加入皇后乐队后的首次演出。他没有任何“不和谐的行为”令乐队感到尴尬，而且作为一个学生，也不会因白天需要工作受到束缚。他的贝斯演奏非常出色（克里斯·切斯尼回忆说，迪肯面试那次一个节拍都没有弹错），在电子设备方面的专长更是额外的好处。不过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罗杰·泰勒的观点是，“我们三人太熟悉了，各个都锋芒毕露，我们觉得他特别安静沉稳，比较适合融入而且不会引出太多事端。”迪肯后来也对一位记者说过：“我们争起来的时候，我吼的次数远少于其他几个人。”
约翰·安东尼被邀请来观看皇后乐队的新面孔。“我去看了他们和约翰一起排练。老实说，我觉得他有点不伦不类，”他说，“他总是让我想起七十年代电视喜剧《求求你先生！》（Please Sir！）里的一个角色。剧里有个校园恶霸见谁都欺负，他身边跟着一个怂恿滋事的帮凶，总是叫着‘来啊！来啊！’约翰·迪肯就长那样。”当时，安东尼正准备与三叉戟录音室的工程师罗宾·杰弗里·凯博、罗伊·托马斯·贝克成立自己的公司——海王星制作公司（Neptune Productions）：“我告诉皇后乐队，我接下来九个月已经预约了给其他乐队当制作，但我真的想和他们一起合作点什么。”
与此同时，约翰·迪肯跟着去了康沃尔，继续他的新人历练。乐队在德文郡租了一间小屋，在郡里演了十一场。有时候，演出海报上写的是“康沃尔的传奇鼓手罗杰·泰勒……及皇后乐队”。他们穿着华丽的舞台服装，弗雷迪做着夸张的姿态，四个人列队进入卡尔德罗斯皇家海军航空队集满士兵的大厅。在某间酒吧的演出，因扩音器音量问题发生了争吵，乐队被愤怒的当地人追在屁股后面赶出了城。当然演出总是多多益善。罗杰的老朋友里克·伊万斯在特鲁罗附近的特里戈乡村俱乐部[261]举办户外活动，皇后乐队为雄风乐队[262]和亚瑟·布朗暖场。
回到伦敦后，“康沃尔的传奇鼓手”勉为其难地回去继续念书。因为泰勒的一年休息期已经结束，他报入了北伦敦理工学院的生物系。由于要坚定地保证读书不耽误皇后乐队的事业，罗杰只好放弃打理市场摊位的兼职。泰勒不在的时候，弗雷迪就把铺子关了，继续为艾伦·梅尔打工。两家店距离很近，所以主唱可以继续霸占市场的公用电话亭，当作他的私人办公室。“你随时拨那个电话过去找弗雷迪，他都会接起来。”肯·泰斯蒂说。
尽管皇后乐队在现场演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依然没有机会录制唱片，这点甚至比不上曾经的微笑乐队。两年前，派录音室的设备维护工程师特里·伊登曾在凌晨时段替微笑乐队录了一盘样带。这年秋天，伊登接到了布莱恩·梅的电话。这是继微笑乐队之后他们第一次通话，这表明，梅为了让皇后乐队能有哪怕一点点突破用尽了办法。“布莱恩跟我说，他现在有一支新乐队，蒂姆走了，但他们找了个特别好的新主唱，问我能不能帮忙？”伊登说，“时机简直不能更巧了。”
金士威的德莱利亚录音室刚好关闭，搬迁到了伦敦北部温布利的一座新楼，随之搬过去的还有包括伊登在内的录音室团队。这个录音室存在问题。录音工程师路易斯·奥斯汀直言不讳地说：“德莱利亚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差到可怕。假如一个乐队在1号录音棚录音，你在2号和3号录音室都听得到，反之亦然。”
为了完善隔音设施，走廊里又加装了一层夹层，里面塞了甲醛碎片。（伊登说：“就是用来给尸体防腐的那种材料。”）现在录音室的人需要找一支摇滚乐队来现场测试，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记得当时想，‘找谁呢？’”特里·伊登说，“在派录音室的时候，我和奇想乐队、小萨米·戴维斯等等都合作过。但我心想：‘这些我一个都请不到。’而布莱恩正好在这时候打电话来。我一想：‘就这么办。’”路易斯·奥斯汀记得，皇后乐队来的时候“带着可以制作一整张专辑的全部歌曲。这让我们印象深刻”。谈好的条件是乐队充当小白鼠试音，然后录音室给他们制作专业的样带作为报酬。“他们说请我们去制造些声音，他们好做声学测试，同时帮我们做几个专业的样带。”布莱恩·梅回忆道。
“回想起来，我们把他们折腾得够呛，”伊登说，“一周里面我们让他们把设备在录音室之间搬来搬去。然后录音时，又发现新的磁带机出了问题，所以每隔两分钟我们就要打断他们，然后再接着录。”
皇后乐队在2号录音室的迷你圆形剧场进行了现场演出排练，工程师们为他们租了100瓦的马歇尔功放组，弗雷迪在其间大摆造型。“弗雷迪没办法在唱歌的时候不表演，”伊登说，“即使是在录唱片的时候。我想路易斯很烦他总是脱开麦克风。”路易斯·奥斯汀经常跟那些心急火燎的初创乐队合作，并且刚刚参与制作了瘦丽兹乐队[263]的首张专辑。“但皇后乐队异常自信和坚定。我确实觉得他们能够成功，但不是通过我，当然更不会是在德莱利亚这里。”
皇后乐队在这次录音中收获了可以录制十六条音轨的2英寸母带，录了五首原创歌曲：《活出精彩》、《骗子》、《耶稣》（Jesus）、《大鼠王》和《夜色降临》（The Night Comes Down）。它像一枚时光胶囊，记录着1971年底皇后乐队的声音。他们后来的标志性声音大部分都在其中显现出来了：无论是《骗子》中的密集轰炸，还是《活出精彩》中的急速重金属演绎，还有在声势浩大的《耶稣》中，莫库里展现出的创作恢宏叙事型歌曲的能力；《耶稣》这首歌像是把塞西尔·B.戴米尔[264]的圣经史诗浓缩成了三分半的歌曲，又像是把弗雷迪A-Level考试的那幅耶稣受难画作转化成了音乐。
录音结束时，特里·伊登再次经历了相似的桥段。“他们又一次说：‘能帮我们想点办法吗？’而我们都说：‘对不起了，小伙子们，我们这儿还忙着重建工作室呢。’但是，大多数新乐队还只是用格伦迪希录音机自己制作粗糙样带，他们则已经带走了专业的样带。”
“我们认为机会总会在某个时刻出现的，”布莱恩·梅说，“你得等待时机出击，成年人和孩子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做好了准备。”所以我们说：“机会来临时，我们要把所有事情都排练好，知道舞台表演的每个细节，整件事情都应该是专业的。”
约翰·安东尼带来了一丝希望。在他的推荐下，海王星公司合伙人罗宾·杰弗里·凯博和罗伊·托马斯·贝克过来德莱利亚录音室，观看了皇后乐队的录音过程。“我一听到《活出精彩》，”贝克回忆说，“立刻就感觉到这是一首金曲。”贝克带走了一盘样带。
这个时候，乐队还得靠其他方式赚钱养活自己。莫库里还依赖着玛丽·奥斯汀的收入，以及他在市场摊位上赚到的每一分钱；泰勒和迪肯靠他们的助学金，而布莱恩·梅的论文没做完，他的助学金却已经领完了。很快地，吉他手采取了激进的做法，他在南伦敦的斯托克韦尔庄园[265]中学找了一份正常工作，当数学和科学课老师。“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回忆说，“只有学生对你所教的内容非常感兴趣，他们才会来好好上课。我的优势是比较年轻，能够用他们的语言来教他们。”不过，有一次他让学生用剪刀在纸上剪形状，结果出了大事。“才半个小时他们就拿剪刀对打起来——血和纸片飞得到处都是。”
不管怎样，现在皇后乐队有专业的样带可以拿去展示给唱片公司了，很有经营头脑的肯·泰斯蒂又回来帮忙。泰斯蒂正在设法进入音乐行业，他现在住在伦敦，和演出推广人保罗·康罗伊、林赛·布朗合租一间公寓，同时在一家市场研究公司做兼职。皇后乐队为手持样带感到兴奋的同时，还有一个难处：他们都没有能播放样带的机器。“那时候盒式磁带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泰斯蒂说，“所以每次他们想听自己的样带，还得找一个有播放机的人。亲爱的玛丽·奥斯汀有个朋友住伦敦北面，他有卷轴磁带机。后来我们又听说有人在国王大道上找房子，我想那人好像是创世记乐队的键盘手（托尼·班克斯），他也有一个卷轴磁带机，他们让我们去那里听。但我渐渐有点着急，因为这帮人光在那听磁带，完全没有尝试去接触唱片公司。”
肯第一个就去找了他的室友康罗伊和布朗：“他们合租一间，尽管经常嗑药嗑得脑子不清，但还是很专业的。他们在房间里进行了讨论，然后出来说：‘是这样，我们不觉得市面上还需要第二个齐柏林飞艇乐队。’这句话就像在我肚子上打了一拳。”
在特鲁罗，罗杰·泰勒也会受到类似的打击。“我和我老婆的公寓里有一个卷轴磁带机，”瑞克·伊万斯记得，“罗杰来放了皇后乐队的样带，我说，‘很不错的乐队啊，罗杰，但是我对你们主唱不太有信心。’简直就像在说披头士不行。”
沮丧的肯开始盲打电话去唱片公司尝试：Polydor，MCA，CBS，A&M，小岛唱片……“神奇的是，我竟然约到了百代和迪卡（Decca）唱片公司。弗雷迪和布莱恩跟我一起去的。他们的艺人开发经纪人听后没有被打动，这倒有趣，因为后来百代不知道在皇后乐队身上花了多少钱。”
唯一有意向的公司是B&C唱片，这家是卡里斯玛唱片公司的分支机构，成立刚两年，已经签了一系列前卫摇滚乐队，包括范德格拉夫发电机乐队[266]，奈斯乐队[267]和创世记乐队。卡里斯玛唱片的创始人托尼·斯特拉顿—史密斯，大部分人都叫他“斯特拉”，是一个声色犬马的享乐主义者，喜欢音乐、赛马和酒精。卡里斯玛公司签了邦佐狗乐队，不久后又接手了《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电影原声。1971年的皇后乐队张扬怪异、天马行空，正对了公司的胃口。
肯·泰斯蒂记得，“卡里斯玛唱片开出价码，好像是25000英镑。乐队回去考虑，之后答复说……他们决定拒绝。”保罗·康罗伊帮忙约到同斯特拉顿—史密斯的这次会面，他听了很震惊。“保罗觉得他们是在吹毛求疵，”肯说道，“但皇后乐队的看法是，如果他们跟卡里斯玛唱片签约，那他们永远会成为创世记或者其他几支乐队的二流陪衬，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想法。我很理解，如果他们觉得不适合，那就不要签。而且我觉得我们既然能钓到这家中型公司，应该还会有其他的上钩。”
“刚起步的时候，自大是件好事，”很多年后，莫库里说，“这等于对你自己说，要做就做第一，绝不做第二。”
与此同时，罗杰·泰勒也在打电话给约翰·安东尼，告诉他关于卡里斯玛唱片的这件事。“卡里斯玛唱片想要他们一点也不奇怪，”他回忆道，“但是我们见面的时候，乐队跟我说卡里斯玛唱片提供了他们去比利时巡演，还有一辆新的货车。我说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我就直接去找了三叉戟录音室的诺尔曼·谢菲尔德，跟他们说必须签下这个乐队，要不我就把他们给别人了。”
三叉戟录音室位于圣安妮宫，在沃德街上的一条很不起眼的小巷。它位于苏豪区音乐文化的中心地带，步行可达大帐篷俱乐部、大船酒吧[268]和狩猎俱乐部[269]。诺尔曼·谢菲尔德和巴里·谢菲尔德兄弟在1967年成立了这间录音室。三叉戟的强项是其先进的操控台，还有那台著名的贝希斯坦钢琴，披头士就是用这台钢琴录制了《嘿，裘德》（Hey Jude）（肯·泰斯蒂：“哈利·尼尔森可以专程飞到英国来，就为了能用这台钢琴。”）。三叉戟的客户包括艾尔顿·约翰、乔治·哈里森、滚石乐队和自由乐队。1970年，大卫·鲍伊在这里制作了《佳作》（Hunky Dory）专辑，到了1972年中期，他又在这里对《Z字星尘和火星蜘蛛》（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做最后的润色。“三叉戟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录音室，”约翰·安东尼坚称，“所以它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订满的状态。”
谢菲尔德兄弟还创办了三叉戟音频制作公司，通过签下乐队，提供优越的录音室条件，然后由他们安排乐队和著名的唱片厂牌谈发行分销协议。海王星制作公司充当了皇后乐队和三叉戟音频制作公司的中间人。“我见识了克里斯·莱特和特里·埃利斯是如何运作蝶蛹唱片的，”安东尼解释说，“我要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一家制作公司，制作的艺人销售的唱片达到一定数量后，公司就可以变成一个厂牌。这就是我想要海王星或者三叉戟做成的事。任意一家都行。关键是制作的音乐的质量。罗伊·贝克和罗宾·凯博都去德莱利亚看过皇后乐队，他们跟我一样信服。”
如果皇后乐队期望1972年能比1971年顺利些，那他们的开年第一次演出就让希望落空了。1月份的时候，他们到贝德福德学院[270]演出，是约翰·迪肯推荐的，结果只有六个人买票来听。3月10日，保罗·康罗伊救了他们一把，给他们在国王学院医学系找了一场暖场演出。两周后，皇后乐队在伦敦南部的森林山为医院舞会做演出。
“我很确定那是一所护士专科学校。”安东尼说。据他说，就是那天晚上他们向托尼·斯特拉顿—史密斯发出了逐客令。“诺尔曼·谢菲尔德听过皇后乐队的录音带，他要哥哥巴里去看他们。我对巴里说：‘开大车去，都穿黑西服，再抹上百利发乳。’我们都是大块头，每人都一米八几，还带了一个保安。然后我们隆重出场，搞得像克雷双胞胎[271]一样，当时皇后乐队正和卡里斯玛唱片的人站在吧台上。乐队看到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舞台上，乐队唱了《子女》《夜色降临》《活出精彩》，还有《我竟如此愚蠢》（这是微笑乐队的歌，后来收在了皇后乐队的单曲B面）和《刽子手》（Hangman），这首重摇布鲁斯从来没有出现在皇后乐队的专辑中（泰勒说：“这首完全是在自由乐队的风格上改的。”）。三叉戟的人被演出打动了。“我们看了演出，他们唱雪莉·贝西的《挥金如土》时，巴里简直惊呆了，”安东尼说，“他马上就说：‘好，我们要了！’”
可以使用录音室是三叉戟音频制作公司提供给皇后乐队的诱饵。他们能够用上国内最好的录音设备，而且三叉戟还会为他们提供新的功放和设备。然而，这个协议也意味着三叉戟将包办他们的录音、制作、管理和歌曲发行。尽管皇后乐队坚持要求谢菲尔德兄弟为每个环节都出一份子合同，但依然把自己置于受到三叉戟全面控制的状况中；这对任何一个乐队来说都有潜在的风险。
森林山这一场就成了皇后乐队八个月来表演的最后一场。他们还没有和谢菲尔德兄弟签约，而是花了很多时间仔细研究合同，同时等待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公司邀约。“我叫他们沉寂一阵，”约翰·安东尼说，“我希望他们能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音乐，然后回到市场去做更大型的演出。为什么还要浪费精力在小俱乐部演出上呢？”
在肯·泰斯蒂这边，三叉戟的出现意味着他和皇后乐队之间的关系就要结束了。他离开了租住的瑞恩公园公寓，暂时住在罗杰·泰勒的地方。那时，他的父母离婚了，家里需要他回去。“于是我回到了圣海伦斯，在那有个卖地毯赚了很多钱的朋友……然后我接到了电话。皇后乐队希望我能成为他们的私人经理。我心想：‘那正是我原本的人生方向啊。’但我不得不拒绝了。我必须对家人负责，必须做我应当做的事，虽然不无遗憾。”泰斯蒂的企业家精神将会带着他重返音乐界，成为失聪学校乐队[272]的经理，同时他也是利物浦埃里克俱乐部[273]的合伙人，这个俱乐部输送了如回声乐队[274]、兔人乐队[275]以及“弗兰基去好莱坞”[276]这样的乐队。
因为还没有接到唱片公司的购买合同，谢菲尔德兄弟便让皇后乐队使用三叉戟录音室制作一张专辑，然后再把它兜售给唱片公司。但这当中是有猫腻的：皇后乐队只能在其他艺人不在录音室录音的时候才可以录自己的唱片。就像所有巡演经理人遵循的约定俗成的规则一样——“抓紧时间，等待进场”——皇后乐队只好徘徊在附近的大教堂街上，在大船酒吧喝点酒，或者在星星咖啡吧[277]喝茶消磨等待进场的时间。
“给他们使用的那段时间叫作‘暗点’，”约翰·安东尼解释说，“这时候工程师可以自行制作一些他喜欢的乐队的音乐，端茶送水的小工也会被用作磁带操作员。问题是，三叉戟全天都是被订满的。所以皇后乐队的暗点时间经常是晚上11点或者凌晨2点才开始。”
按商量好的，安东尼和罗伊·托马斯·贝克将会联合制作皇后乐队的专辑。皇后乐队对安东尼说，他们觉得他为范德格拉夫发电机乐队专辑《兵卒之心》（Pawn Hearts）的制作很不错。“接着，弗雷迪给我看了一本《女王》（Queen）杂志（即被称为时尚圣经的芭莎杂志英国版《哈泼斯和女王》[Harpers&Queen]）。他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不仅仅是名字，还有这种图片、文章、整个的风格……我们的唱片就要这样——有不同的主题和别致的照片。’他的脑海里已经都想好了。”
那年夏天，卢·里德正在三叉戟录制他的《变革者》（Transformer）专辑，大卫·鲍伊是制作人。“我们会接到电话说鲍伊或者其他人提前录完了，所以凌晨3点到早上7点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用，这也是清洁工进来清场的时间。”布莱恩·梅嘟囔说。“毫不夸张，他们从地下录音室走上来的时候，我们正好从楼梯上擦肩下去。”罗杰·泰勒记得。后来在开玩笑的情况下，鲍伊跟某个记者说莫库里曾请他帮忙制作皇后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不过乐队很快就回应没有此事。
鲍伊出现在三叉戟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刺激。也许皇后乐队曾经都是鲍伊的忠实歌迷，但现在他们忙着操心没有唱片公司接手，就无法有更大的知名度，而且那些人，包括鲍伊本人，都有可能占他们的便宜。7月份，罗杰开着他的迷你库柏车载着莫库里，一起去艾尔斯伯里的修士俱乐部[278]，观看了鲍伊化身为Z字星尘后在舞台上的首次亮相。“我是在《佳作》专辑时期第一次在修士俱乐部见到他，”泰勒说，“他居然打扮成了一个女人！然后我们又去看了几次，一开始我们只能看到舞台上乐队的剪影，和那种外星人一样的发型。”一个月后，梅在彩虹剧院沮丧地注视着台上的鲍伊：“我当时想，‘他做到了，他已经出名了，而我们还在努力挣扎着出一张唱片。’”
那年夏天，皇后乐队时断时续地制作着他们的专辑。不久后约翰·安东尼也没法跟进了：“我那时在给‘家’乐队[279]和艾尔·斯图亚特录音，还要凌晨两三点赶到三叉戟……都是在皇后乐队的事情中间挤时间来做的。”终于在一天晚上，安东尼倒在了录音室里。他被诊断为单核白细胞增多症，是一种受到艾波氏病毒感染的疾病，医生命他立刻休息。“我去了希腊，吃健康食物，不沾酒，纯粹疗养。于是罗伊接手了。”
罗伊·托马斯·贝克曾为迪卡唱片的实习工程师，1969年加入三叉戟公司。他协助制作了如霸王龙乐队的《冲刺》（Get It On[Bang A Gong]）和自由乐队的《现在好了》（Alright Now）等金曲。三叉戟工程师小组还包括他在海王星的合伙人罗宾·杰弗里·凯博，以及鲍伊的长期合作工程师肯·斯科特；这三位都将参与皇后乐队首张专辑的制作。全部工作人员就更多了。“所有相关的闲杂人等，包括我自己，都被叫来操作磁带，”格伦·菲密斯特说，当时他在三叉戟当磁带操作工和泡茶小弟。有一个表明三叉戟对乐队很有信心的故事，如菲密斯特回忆的，“三叉戟取消了戴安娜·罗斯[280]的录音……以便皇后乐队可以做更多的样带”。
尽管他们此时处于弱势，但皇后乐队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改用麦克风环绕吉他扩音器和鼓，向老板们表达出不顺从的态度。“我们希望声音听起来就像在录音室现场，就在你面前演奏，”布莱恩·梅在接受《魔力》（Mojo）杂志采访时说，“我们奋力争取，把鼓从鼓室里全部拖出来，放在录音室的正中间，然后整个房间都摆满麦克风。”三叉戟有自己独特的声音音效，而如梅所说：“我们要的恰恰相反。”
贝克在迪卡公司录制古典音乐的经验帮助梅做出了他想要的吉他录音。“我们从来没有像大多数吉他手一样，认为电吉他是一种很糙、很噪的发声物件，”贝克解释说，“它应该被看作管弦乐乐器。”最终出来的效果是一种很悦耳、很有层次感的声音，有富丽堂皇的王者气概，像乐队的名字一样。但是这位制作人并没有高高在上，用布莱恩·梅的话说：“用技术来迷惑我们。”乐队认为鼓声听起来不够浑厚，贝克保证说在最后的混音中，这部分会被处理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不大可能。我并非指责罗伊。他做出了不少好东西，但是我们和他来来回回争了很多次。”
肯·斯科特愉快地回忆道，皇后乐队“聪明敏锐，朝气勃勃，一丝不苟”，而且弗雷迪“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惊世骇俗了”。莫库里在艺术学校的老同学克里斯·史密斯去旁听过几次录音，他被录音室轻松幽默的氛围所感染。“他们录好一个版本，弗雷迪转过来对罗伊·托马斯·贝克说：‘你觉得如何？’贝克答：‘哼，我觉得你马上会有名到懒得跟我讲话。’”三叉戟录音室都被莫库里的活泼和骚气感染了。没过多久贝克学到了弗雷迪的口气，气氛就像一位三叉戟工作人员回忆的那样，“突然之间大家走动打照面的时候，都管对方叫‘亲爱的’”。后来，皇后乐队的首张专辑差点命名为“我的天哪”（Dearie Me）[281]，这是贝克那个时候最喜欢说的口头禅。
皇后乐队和三叉戟之间的角力可以从完成的专辑中听出端倪。皇后乐队不喜欢新录的《夜色降临》，他们坚持要使用德莱利亚录音室的旧版本。另一首歌《疯狂之猪》（Mad the Swine），由于贝克和乐队对最终混音未能达成一致，直接从专辑中拿掉了。甚至在专辑制作完成后，贝克和梅还执着于再做一次混音，以便进一步优化他们听出来不完美的地方。梅说：“我和罗伊两人全程都在争斗，以找到一个完美的点，既能做到声音的无瑕同时又保留住真实。”
不过，约翰·安东尼记忆中的最后混音不太一样：“我从希腊回来一看，大伙儿都处于游离焦躁的状态。让我吃惊的第一件事是专辑的组合非常精神分裂，而且排序都是错的。”他说，“罗伊走了之后，弗雷迪、布莱恩和我又进到棚子里，几乎整张都重新再混音。”
迈克·斯通也加入了混音，作为三叉戟的跑腿和泡茶小弟，他刚刚被提拔上来做这个。根据约翰·安东尼的说法，斯通差点就要被解雇了，是他介入提供了帮助：“我对迈克说，‘要让专辑听起来像是演唱会现场录制’。所以我把所有的衰减器调到最小，按照录现场演出的方法来混音。我希望它能展示出皇后乐队现场表演时的力度和能量。”
对安东尼来说，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是《活出精彩》的版本。“他们的叠录录在了错误的原带上。那盘听起来像是早上4点没睡醒录的，特别是罗杰的鼓声。所以我们重新录了原带，再重新排了音轨。”迈克·斯通当时也在场，根据布莱恩·梅的说法，他的《活出精彩》混音版本最终被选入了专辑。“我们和迈克相处得很融洽，很快我们意识到这栋楼里他对音乐的辨识力最好。”梅说。工作关系就此开始建立，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他还会为皇后乐队制作五张专辑。
也许皇后乐队现在会挑剔他们首张专辑的许多方面（比如泰勒，免不了要说一句：“我不喜欢里面的鼓声”），但它保留着的那种男孩子气的能量，甚至可以说是天真烂漫的气质，今后几乎不会再出现。《大鼠王》《骗子》和《子女》展现了管弦乐般的吉他声，层次分明的和声和变化灵活的唱腔，皇后乐队的独特风格已经初具轮廓。格伦·菲密斯特回忆道：“我刚听到了这宏大的制作，声音来回震荡，和声如此洪亮……难得的是，听完第一首后，诺尔曼（·谢菲尔德）说：‘嗯，我认为完全没有过度制作。’”
专辑中的异数有《耶稣》，在德莱利亚的版本上进行了重录，但内容依然令人困惑；还有一首新版的微笑乐队的《过得不错》，蒂姆·史塔菲终生享有这首歌的部分版权费；以及一分十秒长的《七海雷耶国》（Seven Seas of Rhye），完整版本将出现在下一张专辑中。那个夏天，梅和莫库里十分高产，写了不少他们渴望录制的新歌。第一张专辑刚做完，在皇后乐队眼里，它就已经过时了。专辑封套背面的说明文字写着：“此专辑包含皇后乐队至少三年的音乐作品。”
在第一张专辑录制过程中，弗雷迪·莫库里还被请去录了一些个人歌曲。罗宾·杰弗里·凯博一直在三叉戟录音室里晃悠，尝试着做沙滩男孩乐队的金曲《我能听见音乐》（I Can Hear Music）的翻唱版。凯博听过莫库里在皇后乐队里的功力后，觉得他是理想的翻唱人选。而弗雷迪马上就开始提建议了：为啥不这样做呢？为啥不用那个呢？没多久泰勒和梅也加入了伴奏。他们的劳动成果，再加上另一首只有弗雷迪参与的单曲《回归》（Goin' Back），一年后将被百代作为单曲发布，歌手署名为拉里·卢勒克斯（这个假名是戏仿当时走红的华丽摇滚歌星加里·格利特尔[282]）。这首歌曲成绩惨淡，但比皇后乐队的首支单曲早发行两周。
虽然谢菲尔德兄弟能够快速发掘艺人的音乐潜力，但他们的想法和自己的艺人却大相径庭。约翰·安东尼和巴里·谢菲尔德故意穿成大佬，出席皇后乐队秀实力的首次演出，这类策略突显了谢菲尔德兄弟和乐队之间的巨大差异。大卫·鲍伊的制作人托尼·维斯康蒂在2010年回忆起这两兄弟，形容他们“像是来自狂野的美国西部”。当时和皇后乐队同在三叉戟的词曲作家马克·艾什顿说：“巴里和诺尔曼是两个硬汉，非常老派的那种。”他们很有先见之明地成立了电影和视频公司：三叉戟视频制作公司。“我和诺尔曼一起录视频，我记得他总是在侧翼大声喊，‘他妈的，这要花我们多少钱？’”艾什顿笑着说，“他们挺专业的，你可糊弄不了他们。”
9月，三叉戟为皇后乐队四个人开出了20英镑/人的周薪。“这引来了第一场争论。”约翰·安东尼记得，“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音响工程师（约翰·哈里斯）也能拿到工资。我说：‘不行。你们要用他，就得自己付钱给他。’”皇后乐队已经很多个月没有演出了，而且仍然没有经理，全靠自治。1972年9月18日，地下杂志《国际时报》（International Times）上刊登了一则分类广告：“皇后乐队！找演出！摇滚的！电联罗杰4285617。7点后”。这个时候，泰勒从生物学系毕业，拿到了本科学位，迪肯也从电子工程系毕业（但他准备留校继续念研究生）。与此同时，梅还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全职授课和乐队演奏之间辗转腾挪。他先是向斯托克韦尔庄园中学提交了辞呈，同事们大为惊讶。帝国理工大学很快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梅的博士论文，用他教授的话说，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全部手打出来，等着装订，”布莱恩回忆道，“我把它拿给我的导师看，他说我还需要花几个月时间。我就回去继续做。然后我把它再拿回来，他又说还要时间。我就觉得，‘到此为止了。’乐队已经起步了，我记得当时想：‘如果我再不做个了断，给乐队一个机会，我一定会后悔的。’”
“我感觉布莱恩对放弃工作和学业倍感烦恼，”约翰·安东尼说，“我记得罗杰、我和他有一天在大船酒吧，他又接到去某处研究星星的机会，我突然冒出一句荒唐的话：‘你看，布莱恩，你可以去研究星星，也可以自己成为一颗新星！’罗杰不禁大笑。”
唱片录好之后，三叉戟的计划是向唱片公司兜售皇后乐队，同时打包出售他们旗下的另外两个艺人，一个是爱尔兰歌手兼作曲家尤金·华莱士，他被吹捧成“下一个乔·科克尔”，另一个是由马克·艾什顿组的墓碑乐队[283]，在此之前他还是稀有鸟类乐队[284]的鼓手。这支乐队在1969年曾发行过金曲《怜悯》（Sympathy）。墓碑乐队和华莱士都在三叉戟录音室录了首张专辑，分别为《坏习惯》（Bad Habits）和《危险》（Dangerous）。“把乐队打包提供给唱片公司并不少见。”约翰·安东尼坚持说。
然而，安东尼在尝试把皇后乐队签给大唱片公司时，遭遇了和肯·泰斯蒂一样的挫折。“罗伊和我带他们去小岛唱片，那边根本不想要。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表示有感觉，但当我说我们需要3万英镑作为灯光和服装费时，他们就拒绝了。还有人问我：‘这个人是不是同性恋？’因为我跟他们说乐队的名字叫‘皇后’……”
与此同时，皇后乐队的专辑发行由B.费尔德曼联合公司接手，海王星公司参与分成。“费尔德曼是深紫乐队的发行公司，”安东尼说，“所以我知道他们是可以做好硬摇滚乐队宣传的。”费尔德曼的董事总经理罗尼·贝克成了皇后乐队坚定的盟友。也在这时候，谢菲尔德兄弟雇了一个美国人杰克·内尔森，让他帮助皇后乐队搞定唱片合同和物色业务经理。不过没多久，内尔森就亲自担任了乐队经理的职位。11月，皇后乐队与三叉戟正式签约，公司在国王大道时髦的鸡舍酒吧[285]里为他们安排了一场发布会，这个地方曾举办过俄罗斯舞蹈颁奖礼。尽管在嘈杂不利的环境中有三叉戟和费尔德曼鼎力相助，但仍然没有一个艺人开发经纪人出席。不过，还是吸引到了一些感兴趣的东家。比如杰克·内尔森就成功地引起了百代的艺人开发部总监约普·威瑟的注意。
之后费尔德曼的工作由百代音乐发行公司接管，皇后乐队找唱片公司的事就更有眉目了。内尔森同时也在积极为乐队找北美的买家。哥伦比亚唱片的三份合同草案已经有了。然后伊莱克特拉（Elektra）唱片公司的总经理雅克·霍茨曼（曾经手的成功乐队：爱乐队[286]和大门乐队[287]）听到了皇后乐队的带子，他被惊艳到了。“简直完美，像一枚切割好的钻石摆到了我的桌子上。”他说。
约翰·安东尼以前曾和雅克·霍茨曼合作制作过林迪斯芳乐队[288]：“雅克曾跟我说，如果我有乐队了，记得打电话给他，”安东尼称是他帮助皇后乐队获得了霍茨曼的青睐。然而，如今在接受采访时，杰克·内尔森回忆说：“我从伦敦去加利福尼亚卡梅尔的路上，在纽约做了停留，交给雅克·霍茨曼一盘带子，告诉他我已经在和哥伦比亚唱片谈了。”1998年，在为霍茨曼的新书《追随音乐》（Follow the Music）做采访时，内尔森回忆说，哥伦比亚的合同因为技术条款陷入停滞，让霍茨曼获得了插手的机会。“雅克在洛杉矶……日本……澳大利亚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必须签下他们。’”这一头，内尔森逐渐怀疑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艺人开发团队是否真的有上心：“他们当中有个人称皇后乐队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听过的最好的乡村乐队’。搞得我极为紧张。”
三叉戟又为皇后乐队安排了一场演出增加曝光——12月20日在大帐篷俱乐部，为流落伦敦的美国艺术摇滚乐队火花乐队[289]做开场。雅克·霍兹曼专程从美国飞来，但他后来写道：“特别失望。我看到舞台上的他们不如录音带里那么有劲。不过音乐感觉还是在的。”约普·威瑟同样不感兴趣，但通过罗尼·贝克的努力，他尝试性地同意与皇后乐队签一个制作协议，不过威瑟对“五位数”的预付款表示犹豫。这时候火花乐队也记住了皇后乐队的这位吉他高手，未来他们还向他发出过入伙邀请。
到新年的时候，皇后乐队终于时来运转了。2月，费尔德曼的电台宣传员费尔·里德说服英国广播公司为皇后乐队录一期歌曲，放在DJ约翰·皮尔的《七十年代之声》（Sounds of the Seventies）节目中播出。莫库里去了伦敦西区英国广播公司的朗翰1号录音室，在三叉戟做好的四首歌的音轨基础上，复录了人声部分。《过得不错》《我的仙王》《骗子》和《活出精彩》都将在次周的电台节目中播出。这次电台的公开播放很有益处。
与此同时，罗尼·贝克在法国南部参加年度戛纳国际音乐博览会的时候，认识了百代的艺人开发部执行总裁罗伊·费瑟斯通。费瑟斯通正在推出新的厂牌“百代唱片”，他后来说博览会上被塞过来的几百份录音带所淹没，“从家里老母亲到狂吠的狗，唱什么内容的都有……但没有一份让我满意的”。因为他很想找到不同的音乐，贝克便强行推荐了皇后乐队。他听过之后来了兴趣。贝克撒谎说已经有其他公司在考虑了。布莱恩·梅回忆说：“于是我们接到了百代头号人物罗伊·费瑟斯通的口信，他听过样带之后发了一封电报来说：‘和我谈之前你们先别动。我想让乐队用我的厂牌。’”
然而，三叉戟继续采取强硬手段，拒绝了百代公司初轮过低的报价。谈到最后，百代同意延期付款。他们打包接收了尤金·华莱士和墓碑乐队（两者都没红起来），于1973年3月与皇后乐队签约，签约金额据说有30—40万英镑。
后来成为百代董事总经理的鲍勃·默瑟当时担任公司艺人开发部门总监。他看到了皇后乐队的潜力，也看到了这个交易的隐患。“这支乐队没有短板，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默瑟说，“常见的乐队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诸如贝斯手不行，鼓手太烂之类。但皇后乐队不是。而且他们还有那么惊为天人的声音，听得你动弹不得。但皇后的这个协议还不是一般的艺人开发协议。它不是那种我们的人和乐队晚上在俱乐部喝到醉醺醺之后谈出来的。它是直接从谢菲尔德兄弟那里提出的。对谢菲尔德兄弟来说这是一次投机交易的协议，我们和皇后签约的时候，他们和谢菲尔德正处在一种困难到几乎无法维持下去的关系中。”
4月，与百代签订协议的一个月之后，雅克·霍茨曼再次来到大帐篷俱乐部观看皇后乐队的演出，这次他从伊莱克特拉唱片公司带来了正式的合同。约翰·安东尼在演出结束后的路上遇到了他，霍茨曼请安东尼给布莱恩·梅提一点建议：“雅克说，‘我们愿意做这笔交易……但是你跟吉他手说，要做出很难弹的样子。年轻人喜欢联想到贝多芬。’”
尽管理论上拉里·卢勒克斯出的单曲已经先发制人，皇后乐队还是在7月6日通过百代发布了他们的第一支单曲《活出精彩》。歌词传递的信息很简单：别让那些混蛋碾压你（很契合皇后乐队挣扎的现状和莫库里正在经历的自我重建）；分段的重度吉他连复简直就是齐柏林飞艇的翻版，和声则十分流行乐风格，泰勒在间奏的段落中使用了他在中学时的灵感，冲浪团乐队《跌落》里的非洲鼓。“如果皇后乐队看起来有他们听起来的一半好，他们应该会大红的。”《新音乐速递》写道。不过关键没人在听。这首单曲没有上榜，而且多年后，布莱恩还在为最终的混音版本感到烦恼：“它从未展现出它应有的魔力。”
皇后乐队的首张专辑，名为《皇后》（Queen），于7月13日这天终于面世。专辑封面颇具深意。封面照片是莫库里站在舞台上的英姿，由罗杰·泰勒在康沃尔的朋友，英国广播公司摄影师道格拉斯·帕迪福德拍摄。“弗雷迪其实是想表现一种‘古代帆船船头雕像’的感觉。”布莱恩·梅说。封底装饰着莫库里设计的皇后乐队的纹章，覆盖着许多照片剪辑，其中一张是莫库里和玛丽·奥斯汀的家，点缀着许多华美的碧芭装饰品。显然，百代唱片的创意执行经理认为这个自制的封套简直是“垃圾”。但是这些设计最后还是付诸印刷了。这个时期就已经能看出皇后乐队不愿妥协的迹象了。
封底文字说明把约翰·迪肯写成了迪肯·约翰，写了泰勒的全名“罗杰·美多斯·泰勒”，使得乐队有一种更贵族的感觉。同时还写着接下来近十年里，皇后乐队坚守的使命宣言：“……不使用任何声音合成器”。罗伊·托马斯·贝克解释说：“我们会花四天的时间叠录一段真实的吉他独奏，然后某个唱片公司的白痴进来听到会说，‘那段合成器出来的声音我喜欢’。”
像单曲一样，专辑销量缓慢，在英国榜单仅到达第三十二位（不过两年后皇后乐队取得突破时，这张专辑冲到了更高的排名）。媒体界给出了一些积极的评论。“一张雄心勃勃、活力四射的处女作。”地下杂志《休闲时刻》（Time Out）称。也有不那么积极的。“如同一桶陈年老尿。”《新音乐速递》如是说。由此引发的音乐媒体对皇后乐队的恶意评价将会持续他们的整个音乐生涯。
皇后乐队好不容易出了唱片，可现在他们又开始担忧这张唱片可能已经过时了。“在甜蜜乐队[290]和大卫·鲍伊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华丽摇滚了，”布莱恩·梅接受《流行音乐周刊》采访时说，“我们现在担心我们可能出道太晚了。”这一行竞争太激烈。雌雄莫辨的年轻男子穿着异域风格的服装，在摇滚和流行界俨然已经成了必备的社交风范。那年春天，鲍伊发行了《阿拉丁·塞恩》（Aladdin Sane），洛克希音乐乐队[291]推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取悦你》（For Your Pleasure）。洛克希音乐乐队也是艺术生班底，披着羽毛长围巾，一年前就已经在手与花酒吧[292]上演了处女秀，该地离肯辛顿酒馆只有一箭之遥。洛克希音乐乐队还坐拥一首金曲和一张热门专辑。“我不想让人们觉得，我们在跟风模仿他们。”梅说。
那年夏天，伦敦的9路公交车承载过许多次关于皇后乐队前景的热烈讨论。梅、莫库里和其他朋友们坐在这辆双层巴士上，穿行在肯辛顿大街，途经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和肯辛顿市场，开进伦敦西区。克里斯·史密斯回忆说，皇后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发布后没多久，他和莫库里坐在9路公交车上聊天。“弗雷德变得有点绝望：‘天啊！我希望我们乐队能成。要是还没有出路，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说：‘我不想在艺术工作室里终老。’我们俩哈哈大笑起来……当然了，最终我真的成了那个在艺术工作室上班的普通人。”
“如果你乘坐9路公共汽车，上二层，走到左前方，那就是我和弗雷迪当年坐的位子，”布莱恩·梅说，“我们常常乘这趟车去三叉戟敲打那些人，追问他们为什么不想办法推广我们的唱片。”
那个夏天也有好消息。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音乐节目《老灰哨》（The Old Grey Whistle Test）的制作人迈克·阿普尔顿收到了一张未打标的皇后乐队专辑复录带。这盘带子上既没有写皇后乐队的详细介绍，也没有他们的照片。阿普尔顿听了之后很喜欢，尤其是《活出精彩》。由于他不知道皇后乐队是何许人也，也不知如何联系乐队，他自己为这首歌制作了一部动画和电影小短片，借用了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当年竞选中使用的卡通形象。这部短片最先在《老灰哨》里播出。百代和三叉戟大怒，急忙联系英国广播公司，但乐队却因为这次意外的宣传感到精神一振。
8月，为了拍《活出精彩》和《骗子》的宣传视频，莫库里剃了胸毛。后来发现白剃一场。乐队退回了视频，他们不喜欢打光，还有其他种种，两个月后又在圣约翰伍德的一间录音室里重新拍摄。最终的视频成品里，皇后乐队的成员画了眼线，穿着黑色绸缎服装，梅戴了一条华丽的项链，样子很像通常会在埃及法老墓里找到的那种，甚至连“随和迪肯”都穿上了及膝的长筒松糕跟靴子。莫库里精心打扮，闪闪发光，表演途中做了一个把铃鼓扔到舞台边上的动作。他的表现无懈可击。
为了让花出去的钱能够有更好的回报，三叉戟替他们请了一名公关人员。此人叫托尼·布莱斯比，二十八岁，戴眼镜，瘦的像根竹竿。他烟酒不沾，曾是滚石乐队青少年时期的好友，客户名单上有保罗·麦卡特尼、琥珀摩特乐队和卡特·斯蒂文斯等等。他在伊迪丝格罗夫的豪宅既是住所，也是他的办公室，是诸多流行歌星、作家、演员、模特和门客的圣地。
布莱斯比看过皇后乐队的演出，很欣赏他们可以在一群漠不关心的大学生面前仍然自信表演的功力。他立刻被弗雷迪·莫库里的风格吸引了（“他几乎每讲一句话的都会带上‘亲爱的’，或是‘我的亲’”），他还记得这位主唱的过去永远是个谜（“多年来我一直以为他原来的姓是保萨瓦”）。布莱斯比说，莫库里“擅长让人去看他、听他，却不会让人了解他”。
自从布莱斯比接了皇后乐队这个客户之后，他就感到了来自音乐媒体的敌意。“他们被写成‘搔首弄姿的娘炮’，”1997年，他回忆道（布莱斯比于2000年去世），“并遭到诬陷，说他们找乐手来顶替录音，因为人们觉得太难以置信了，这些人看起来年轻秀美，却这么有才华。”大多数他们同时代的乐队展现出来的都是漫不经心的样子，而皇后乐队却大大方方地表现出了他们聪明的头脑、良好的背景和清晰的思路。梅和泰勒会认真地描述着他们的未来大计，尤其是泰勒，他常常会大叫：“我们真他妈是支好乐队啊！”
1973年的夏天，后来为《滚石》杂志撰稿的史蒂夫·罗森身在伦敦，努力想要成为一名音乐记者。他经人介绍结识了托尼·布莱斯比。这位公关人士很同情罗森，因为他没有住处只能睡在海德公园，托尼收留他暂时住到伊迪丝格罗夫的家。为了帮助这位有抱负的记者，托尼提了一个建议。“他问我是否愿意采访皇后乐队，”罗森如今回忆道，“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名字有点夸张。托尼有一张他们首张专辑正式投产前用作测试的白板片，而我出于无比的愚蠢，竟然拒绝了。他说：‘我可以让他们四个人来办公室，而你将成为第一个采访他们的人。’我说：‘谢谢您，但是，不了吧。’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刻。”
尽管连最穷困潦倒的评论家都对乐队表示怀疑，布莱斯比注意到乐队还是有坚定的追随者的，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些人会扩大成为一个比传统摇滚歌迷年龄要大很多的群体（“家庭主妇、中年妇女——曾经还有一个老太太给我打过电话”）。很快地，皇后乐队将会请泰勒的特鲁罗老乡帕特·约翰斯通和苏·约翰斯通姐妹来管理粉丝俱乐部，因为他们的粉丝正在迅速增长，大量涌入的邮件让百代公司再也无力处理。
与此同时，但布莱斯比也不遗余力地在青少年群体中推广皇后乐队。他的推广文案很简单：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华丽美好，吉他手的乐器用百年壁炉的材料制作而成。就算皇后乐队可能会被各种批评他们不是严肃乐队的声音所激怒（洛克希音乐乐队的鼓手保罗·汤普森曾公开抨击他们“太做作”），但是10月份的时候，他们还是接受了《米拉贝尔》（Mirabelle）杂志的采访，讨论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喜好和厌恶等。莫库里的愿望是“上《莱莎·明奈利访谈秀》”，泰勒的则是“成为超新星！”，“高大、小麦肤色、英俊”的布莱恩·梅喜欢的东西有“猫咪、赫尔曼·黑塞[293]和明虾鸡尾酒……”。
8月，由于皇后乐队渴望录制新歌，他们很快回到三叉戟录音室，开始制作第二张专辑。这一次，他们坚持要求并争取到了白天工作的时间。罗伊·托马斯·贝克、罗宾·杰弗里·凯博和迈克·斯通被保留下来。“杰克·内尔森很客气地来跟我说，我们得去见一见这群男孩子，因为他们不想让我做第二张专辑了，”约翰·安东尼解释道，“于是我去了哈弗斯托克山，他们在那儿排练，我说：‘祝你们一切顺利。’一切都很平和。不管怎么说，我竭尽全力地工作过。我还是会去看他们排练，并且给他们提些现场表演上的建议。”
泰勒告诉《唱片镜报》（Record Mirror）：“只要我们没有自负过头，皇后乐队的下一张专辑不会有事的。”后来的情况证明这句预测是对的。皇后乐队的第二张专辑几乎可以被命名为“怎么过头怎么来”。莫库里很快让乐队成员和贝克一瞥他心中的想法，他领着一群人到泰特不列颠美术馆[294]，向他们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画家理查德·达德的画作《仙女费勒的神来之笔》（The Fairy Feller's Master-Stroke）。“那是我见过的最复杂的画之一，”泰勒说，“它包含着大概五十个不同的场景，都是一个人画的，而这个人其实真的是个疯子。”画家达德，相信自己接收到了埃及神灵奥西里斯的指示，杀死了父亲，被伯特莱姆皇家医院以精神病人收治，在被囚禁的九年期间完成了这幅画作。画里展现出一个错综复杂的林地场景，童话里的生物在其间潜伏游荡，有的掩藏在灌木丛后面，几乎看不见。莫库里的同名歌曲和这些生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弗雷迪以前常常邀请理查德·汤普森在周末一同去画廊参观，但屡遭谢绝。但这位前残骸乐队的鼓手依然记得莫库里对一幅画作特别着迷。“有一次，我和玛丽·奥斯汀在他家，弗雷迪从泰特回来，手里拿着一张《仙女费勒的神来之笔》的明信片，”汤普森说，“弗雷迪很生气，因为明信片上的画印反了！”罗伊·托马斯·贝克又特地去泰特仔细瞻仰了达德的大作，莫库里跟他的制作人说了一句话：“任何你想尝试的东西，你都可以放到里面去。”
乐队和贝克充分利用了三叉戟的十六道音轨设备。泰勒说，“我们尽力打破人们认为录音室能做出的效果的极限”。六个声部的和声在录音时司空见惯，而且由于他们坚持“无合成器”，于是钢琴、哈蒙德风琴、响板和管钟琴等等全部加入混音中（贝克：“这就是张厨房水槽里的大杂烩专辑。”）。梅和制作人将第一张专辑中管弦乐吉他的想法发扬光大，在《列队曲》（Procession）和《父与子言》中，创造出一种华丽恢宏的声效，听起来像伦敦交响乐团和吉米·亨德里克斯在合奏。“皇后乐队势不可挡，”贝克说，“他们有无穷的主意。”到最后，整张专辑唯一简单的东西只剩下标题——“皇后II”。
3月以来，除了7月有几场演出，8月8日在纽卡斯尔的梅菲尔为刻薄乔乐队[295]暖场，皇后乐队就没有其他演出了。“在微笑乐队的时候，我们马不停蹄地在各地酒吧和小俱乐部之间奔波演出，折磨得筋疲力尽，”梅抱怨说，“我们不想再来一遍，那太让人沮丧了。”不过日子还长着呢。9月13日，他们在伦敦的戈尔德格林剧院[296]为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做了一场演出，试演了大部分《皇后II》专辑中的歌曲。一个月后，作为专辑的宣传路演，他们首次来到欧洲大陆，在德国波恩，以及卢森堡的爆炸俱乐部[297]演出。
9月4日，皇后乐队的处女专辑在美国发布。《滚石》的激情评论印证了雅克·霍茨曼的欣喜之情，它通篇都在说莫库里是多么“自负，高贵，骄傲”，并将“迪肯·约翰”比喻为“一座巨大的火山，喷薄出的声音令地球颤抖”，最后给出结论：“皇后乐队是猛兽。”皇后乐队要下一年才会到美国演出，但这个开头还不错。
他们即将作为琥珀摩特乐队的暖场乐队参加巡回演出。作为热身，皇后乐队在帝国理工定了两场演出，并邀请摄影师米克·洛克在11月2日到现场为他们拍照。洛克是在肯·斯科特的建议下，在三叉戟和皇后乐队见面的，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是平克·弗洛伊德迷失的主唱西德·巴勒特的密友。他为大卫·鲍伊和卢·里德都拍过照片，《变革者》专辑封面照片就是他拍摄的，刚刚发布的鲍伊的《海报尤物》（Pin-Ups）专辑封面也出自他手。“肯·斯科特说，‘皇后乐队很喜欢你的作品，特别是你为大卫和卢拍的那些’。”洛克回忆说，“他们真的很希望你能帮他们拍摄。”
初次见面，洛克很快就被莫库里和泰勒的魅力所折服，同时也被这支乐队的绝对自信所感染。他还注意到，不止一次，乐队总是想要知道所有事务，杰克·内尔森永远在被问问题，洛克说：“他们想要整个世界，而且在周五的茶点之前就要。”洛克听了《皇后II》的示范片后，同意接下来为他们拍摄专辑封面。但是首先三叉戟要求他为接下来的巡演拍一些宣传照。洛克镜头下的第一张皇后乐队照片，是其他三人环绕着莫库里，他手中握着一柄巨大的权杖。但队内有人觉得这个王室造型太惹眼了（“布莱恩不喜欢，他们当时就没有发表这些照片”）。洛克接着建议乐队赤膊上阵。裸露上身的这一组照片出格且媚俗，但是莫库里还挺喜欢的。“他们想要一些耸人听闻的，能够给人制造话题的形象。”洛克说。这组半裸照片很快会在《米拉贝尔》和《新音乐速递》上刊登出来，招致媒体更多的敌意。但这样计划就奏效了。洛克回忆说：“他们可是给自己挣了不少曝光率。”好消息是，他们在帝国理工的演出票全部售罄，并收获了一段可能是目前最好的评价之一，来自《发烧碟》（Disc）杂志的罗斯玛丽·霍丽德：“他们被迫返场了三次，直到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实在是精疲力竭了。”
与此同时，在琥珀摩特乐队接下来的英国巡演中，百代唱片破天荒地为暖场的皇后乐队支付了演出费。杰克·内尔森认识摩特乐队的经理，此人也是美国人，叫鲍勃·赫希曼，他回忆起公司为这次演出掏了3000英镑。百代的鲍勃·默瑟则声称付了9000到10000英镑：“百代第一次为巡演暖场乐队付费就是皇后乐队这次，后来就成了惯例。琥珀摩特乐队当时红得一塌糊涂，我们正是想把皇后乐队展示给他们的观众。”
为了准备这次巡演，皇后乐队预定了富勒姆的曼蒂克录音室[298]进行排练，这间由电影院改造的录音室刚刚被超级三人组合艾默生、雷克和帕尔默[299]买下。那是11月，录音室里开着喷气式暖气，包厢上挂着降落伞布，以防止热量散失。
彼得·“阿鼠”·辛斯彼时是琥珀摩特乐队的巡演工作人员，后来他成了皇后乐队巡演团队工头。皇后乐队来的时候，辛斯和他当时的雇主已经在曼蒂克里面了。“那天天气很冷，所以摩特乐队的人穿着牛仔裤、皮衣，戴着围巾，”辛斯回忆说，“然后皇后乐队来了，居然穿着全套的绸缎舞台服装，只是个排练而已啊。我们就在那边说：‘这个叫弗雷迪的是谁啊，跳来跳去，只戴一只手套，还拿着半截棍子的麦克风。弗雷迪听起来就不像个明星的名字。’”辛斯同时觉得布莱恩·梅的吉他拨片也很有意思，竟然是一枚六便士硬币，梅的确更喜欢用它做拨片，可能是因为边缘有锯齿的缘故。“他的吉他是自制的，一个小AC30扩音器放在椅子上，还用六便士硬币弹琴……我想，‘哦，可能他没什么钱吧……’”鲍勃·默瑟想要突袭排练现场，却被堵在门外。“我并不想打扰他们或者告诉他们应该演奏什么歌曲，我就只是很好奇。但他们不准我进去。”默瑟想看演出，得等到利兹市政厅的开场演出了。
琥珀摩特乐队1969年成团，一度到了分裂的边缘，他们的超级粉丝大卫·鲍伊说服他们免于解散。他写的歌《所有的年轻人》（All the Young Dudes）在1972年意想不到地让摩特乐队给唱红了。一年后，新吉他手阿里尔·本德加入，一头染成银色的头发，让摩特乐队逐渐跟上了时下流行的华丽摇滚风潮。更重要的是，他们与观众产生了亲和力，把自己当作普通人，而不是不可接近的超级明星。正如布莱恩·梅所说：“摩特乐队值得我们学习。”他们1973年的金曲《从孟菲斯一路走来》（All the Way from Memphis）里有一句歌词，写的似乎就是弗雷迪·莫库里的现状：“你看起来像个明星，但你仍在领失业救济金。”
这次演出，皇后乐队的歌单包括还未发布的《皇后II》里的歌曲，以及《活出精彩》《刽子手》，还有一些摇滚歌曲串烧，包括他们那个风骚版本的《挥金如土》。巡回演出中，观众对皇后乐队的激烈回应引起了不同的后果。约普·威瑟记得巡演到后面时，皇后乐队基本上已经抢了琥珀摩特乐队的风头。鲍勃·默瑟回忆说，某场演出中，“弗雷迪上台唱了《挥金如土》，观众都疯狂了。”事后在后台，默瑟记得，他和一个琥珀摩特乐队的熟人因为皇后乐队太受欢迎发生了争吵。“他把我抵在墙上，说：‘不能再让他们跟巡演了。我们乐队都快顶不住了。’我说：‘不好意思，小子，那就是你的问题了。皇后乐队在这儿演出，我是付了钱的。’”
不过，琥珀摩特乐队键盘手摩根·费希尔[300]的看法有所不同：“观众对皇后乐队的反应每晚都不太一样。一半的时间反应很好，另一半时间则很冷漠。”费希尔在侧翼观看着皇后乐队的表演。他认为他们肯定会成功，但他的想法也有所保留：“皇后乐队有别于其他的乐队。仔细想想，可能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太碧芭风了。不过他们很想要调动观众，感觉那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当时整个乐队比后来要疯狂得多。就是这种狂乱让我有些厌烦。摩特当时已经出名，所以我们没必要全场都使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皇后乐队是全力以赴地想要成功，我有时觉得他们太用力了。”
这两支乐队乘坐同一个火车车厢去巡演，费希尔沉浸在一支成功乐队能享受到的那些福利中（“那些时候我喝得有点多”），取悦随行的痴迷观众。“我买了一本《古恩秀》[301]的剧本，实在是很好看，我觉得我不能自己独享。所以我就站在车厢前面，把一整集都读出来。”他读剧本还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皇后乐队太痴迷于工作了，他们需要从自己的世界走出来一下。”八年后，费希尔会成为皇后乐队巡回演出的键盘手。“我觉得是车厢的表演帮我获得了后来的那份工作。之后，弗雷迪也放开了，他的幽默让人眼前一亮。”
在利物浦体育场的演出之前，迈克·伯辛到后台探望了皇后乐队，他发现他的老主唱正在为不知道跟观众说什么而感到焦虑不安。利物浦之后会成为皇后乐队的忠实拥趸，但这次来的是摩特乐队的观众，他们自然会对一支突然冒出来的、穿着黑白绸缎衣服的伦敦乐队感到困惑。弗雷迪拿到一张《利物浦回声报》（Liverpool Echo），上面有一篇利物浦足球队通过凯文·基冈攻入制胜一球取得胜利的报道。几分钟后他冲上台，冲着观众喊“好球，凯文”。“整场欢呼雷动。”伯辛说。
不过也不是每晚都很顺利。一个星期后，在伯明翰市政厅，莫库里闪亮登场之后，只听到一声响亮的回应：“滚你妈的犊子，你这个贱逼！”伯明翰这地方民风一向彪悍。几周前，洛克希音乐的暖场艺人在同一个场地进行演出，也被观众疯狂羞辱。唱作人里奥·塞耶打扮成小丑模样出现时，一名目击者回忆说，他看到一个男粉丝站在高层看台，对着塞耶的方向撒尿。慢慢地，皇后乐队的演出制服了暴动的观众，包括一些挤在舞台前方的摩特死忠粉。接着弗雷迪一个高踢腿动作没做好，一屁股摔到舞台上。主唱明显痛到喘气，但他装作这是表演的一部分，继续躺在地上唱完了歌。一个在场的人回忆说，“从那一刻起，弗雷迪又成了那些讨厌他们的观众的众矢之的。”最后遭遇终极侮辱——人群中突然扔来一个热狗，直接砸在歌手的脸上，香肠和番茄酱溅得到处都是。
值得安慰的是皇后乐队和摩特乐队相处得很好。尽管彼得·辛斯对他们的最初印象一般，但后来他的印象就改观了：“皇后乐队真的非常有自信，而且作为暖场乐队，他们确实能努力地争取想要的东西。他们那种华丽夸张的风格，绝对让我们没法把他们当摇滚乐队来看，但是他们的表演真的很有意思。”某晚结束演出后，乐队回到停车场，发现大巴积灰的车窗上被粉丝潦草地写了一句话：“摩特已死，皇后万岁。”
12月14日，乐队巡演到伦敦，在哈默史密斯音乐厅连演两场。由于公众的需求，第二晚的演出又增加了夜场。直到午夜，狂欢的人群都还没有散去，音乐厅的管理员不得不把大幕降下，当时摩特乐队还在台上扭动演奏。那天晚上皇后乐队的表演被认为是他们在巡演中的最佳表现之一。在这两场演出中，他们的观众人数加起来达到了破纪录的七千人，梅的父母哈罗德和露丝也在观众当中，甚至还一脸茫然地应粉丝要求签了名。
“和摩特一起演出的这次机会很棒，”莫库里说，“完成巡回演出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就英国来说，下一个明星乐队就是我们了。”然而，布莱恩·梅却在担忧：“我们在全国各地获得一些不错的回应，心里想着，‘是啊，我们终于有进展了。’但同时我们的单曲和专辑根本上不了榜。”乐队急火攻心，而他们的公关却束手束脚。托尼·布莱斯比的一位同事说：“皇后乐队那时可能只是一支暖场乐队，但他们已经有了明星的心态。”
作为这一年工作的结尾，乐队在英国广播公司又录了一次音，再次在约翰·皮尔的《七十年代之声》节目中播出。除了第一张专辑的歌曲以外，他们还录了《食人魔之战》（Ogre Battle），一首叫人头脑发胀的重金属歌曲，即将在《皇后II》专辑中发布。不过这张专辑还要等上长长的三个月才会与公众见面。离新年前夜还有四天的时候，皇后乐队在利物浦的“头牌”俱乐部[302]与老友相见，寻求慰藉。他们和当地的10cc乐队一起，为好日子乐队[303]进行了暖场，这是迈克·伯辛和肯·泰斯蒂的新乐队。
也许皇后乐队此时只能在脑海里把自己想成明星，但某个乐队之外的人也适时地注意到了这一点。米克·洛克一直在思考如何拍《皇后II》的封面，他找了一系列照片，其中一张是女演员玛琳·黛德丽在1932年的电影《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中的剧照。照片里，黛德丽的眼睛看向上方，脸上呈现出庄重高贵的表情，像蜘蛛腿一样张开的双手交叉扣在肩膀上。也许皇后乐队还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星，但他们模仿后拍出来的照片却非常有明星气。米克在琥珀摩特乐队的巡演后台抓到了皇后乐队，他挥舞着照片喊：“快看！我知道一定就是这张了！”皇后乐队的其他三个人正目瞪口呆，莫库里却很开心。他只是简单地下了一条指令：“我来做玛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