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的家园 & 商业的天地

别样天地

农耕经济

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农耕经济提供了天然的平台。这里的生物和土壤不仅类型多而且源起古老的地貌类型，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多种可能，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原因所在。中国大致有着四大农耕文化区，一是北方旱地农耕文化区：是中国最大的小麦、棉花和杂粮等生产区，也是花生、芝麻等经济作物的主要生产区，使用牛马等畜力精耕细作；二是南方水田农耕文化区：是中国粮、棉、烟、油、茶叶、蚕桑等亚热带和热带经济作物及畜牧、水产等多种农产品的生产基地。水牛与水利是这种农耕文化的重要部分；三是西北灌溉农耕文化区：依赖高山雪水灌溉，以小麦、杂粮等粮食作物为主，盛产葡萄、甜菜等经济作物，农作物品种单一；四是青藏高寒农耕文化区：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耕地面积少，以种植特有的粮食作物青稞而闻名，并有马铃薯、玉米、豌豆等作物。

由于华夏民族的生存对农业的依赖，因此农业长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华夏社会中最早出现的产业。中国农耕经济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的，农耕生产工具的进步是自古华夏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社会大分工进一步深化，将农业进一步细分为种植业、畜牧业，使农业进一步分化为多层次、多系统的产业结构，成为我国传统产业的主要内容。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大致从战国到两汉，北方一直比南方发达。秦王朝建立后，曾推行过奖励农垦的政策，用免除徭役等办法，先后把几十万人迁到边疆和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去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自魏晋始，北方战争频繁，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人民不断南迁。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的农业逐渐赶上北方。唐宋以后，南方的农业生产已明显超过北方。不过北方的生产并未停滞，也仍在不断地发展。

总而言之，我国农业生产源远流长，在耕耘、选种、灌溉、施肥等农耕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内涵也在不断充实和丰富。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商业贸易

西方文明发展的代表地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多山环海，岛屿密布，港口优良，很早就有海上贸易的传统，早期的西欧民族凭借娴熟的航海技能和无畏的冒险精神，穿梭于希腊各岛屿之间从事商贸活动。长期的海上贸易使希腊人民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发展了富有开拓性的商业贸易。

自从公元前两千年，希腊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王宫开始海上贸易，把埃及的小麦、金银、象牙和莎草纸运来，再将塞浦路斯的铜、西班牙和大不列颠的锡制成合金转口到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区，频繁的贸易使克里特岛成为各地商路的汇合点。当希腊的雅典进入鼎盛时期时，工商业贸易空前兴盛，形成了行业增多、分工精细、走向市场化的特点。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后，将掠夺的财富运回国内，投入流通，刺激了商业贸易。中世纪后期以来，商业贸易活动日益增多，带动了西方沉寂多年的商业复苏。这时期的商贸活动主要集中在两类城市中：一类是意大利各城市如威尼斯、比萨、热那亚；另一类是与欧洲市场相联系的工业中心，以生产手工制品为主。欧洲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西方商业贸易的推进营造了适宜的环境。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2%的从价税。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城市工商业和航海贸易成了西欧国家的经济支柱。古代西方在重商措施上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以外，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他经济性措施。

毋庸置疑，经济的外向开拓和商贸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也正是得益于欧洲工商业和航海的复兴。长久以来，从意大利商业革命到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外探险，西方人已经把商业贸易和殖民活动扩展为世界性的产业。

一方水土

农业传统

中国农业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以来，农业文明的曙光便出现在神州大地上，在经历了采集农业、耒耜农业和锄农业三个阶段之后便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成了以天、地、人“三才说”为理论依据，以土地整治、田间管理、集约经营和农牧结合为核心的技术经验和知识体系，成为传统农业社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行动指南，也构成了中国农业文化的悠久传统。

中国农业传统最为突出的就是“农为邦本”，表现在重农思想和利农政策相结合。农业传统能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占主导地位，除了自然环境外，更是传统统治方式的影响。尤其是自战国商鞅变法之后，统治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在周朝已有统治者劝农的记载：“劝率天下，使务农也。”《史记》记载：“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管子·治国篇》中明确论述：“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吕氏春秋·上农》认为：“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韩非子曾指出“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桑”或“耕织”定为“本业”，行“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重农政策。生活在农耕文明中的中原人一直视农耕为财富的最可靠来源。时至今日，中国北方常有“人不亏地，地不亏人；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说法，江南民间有“护谷神”的农业习俗。西北灌溉农耕文化区有对日月星辰的崇拜传统。青藏高寒农耕文化区有重视内省，政教合一的特色。从两汉的“文景之治”到东汉的“光武中兴”，从唐代的“开元盛世”到清代的“康乾盛世”，无不是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结出的硕果。

当然，也正是由于这样根深蒂固的农业传统，使中国古代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一直为土地所羁绊，而未能迈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

商业精神

西欧商业精神的形成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西欧商业的兴起与市场经济的形成。西方海洋文明自孕育发展带来的工商业文明就伴随着一种特别的扩张能力，不断挑战着它的竞争对手，冲击着其他文明体系，成为一种典范。从希腊的海洋贸易到罗马的工商业时代，再到中世纪的商业复兴直至近代资本主义兴起，西方对贸易的需求和对金银的渴望就从未停止过。人们普遍认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形态只有能真正实现为有货币价值的东西，才可以算为财富。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货币与财富相等同，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在这种社会财富观的支配下，他们把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看作是为了获取金银货币，并把货币的多少视为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标准，而商业就成了追求财富、增加财富的唯一途径。犹太人的经典名言说：“生而贫穷并无过错，死而贫穷才是遗憾。尤其是终其一生，无力消除贫穷创造财富，更是无可宽恕的。”“财富就在一码之内。”

从11世纪起，西方世俗化的教育为商业精神的传播提供了正常的渠道，世俗大学分别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建立。到了12世纪，城市工商业精神已经确立了两种正当的理由：公共利益与劳动致富。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交换机会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是依赖于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由于商业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行为，因而商人的存在是合法而有意义的。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欧把世俗的人摆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使人们渴望更好的现世享受。继之而来的宗教改革加强了个人在拯救中的作用，对劳动和财富等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念。正是商人的商业经营活动为新时代提供了物质基础，新时代的精神正是商人哲学的具体体现。新教与商人的结合是新教内核与商人内在品质契合的结果。长久以来，西方贸易的继续、商人阶层的实践和拥有的经济力量促成了世俗文化和宗教理念的发展，从而使西欧社会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更加鼓励冒险，勇于开拓使全社会崇尚财富，追求昌盛，这种商业精神为贸易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充分自由。

时空遥望

名人思想

作为影响近代中国社会进程的重要人物，曾国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历来受到重视，传统农耕文化理念对曾国藩农耕经济思想产生着深刻影响，使曾国藩的思想具有中国传统农耕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亦耕亦读，勤俭持家，敬祖睦邻”是曾家持家立业的基本生活理念和世代相传的传统。受这种农耕理念影响，曾国藩给后辈的家书中说：“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在《曾国藩家书》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教导弟妹子侄要谨守家传耕读文化传统的。咸丰十年三月初四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昔吾祖星冈公（曾国藩祖父）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曾国藩农耕经济思想主要分四个方面：一是以农为本，富家兴族。出身农家的他在给四弟的家书中总结道：“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二是勤俭持家，去惰戒奢。他在致诸弟的信中提出：“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三是重视技术，开放引进。他不仅主张从外地雇人种菜，引进技术，而且结合自己的体验，亲自研究有关农业技术。四是礼尚往来，重义轻财。对待人情往来，曾国藩的处事原则是不轻易受人惠、取人财，不占别人便宜。

曾国藩耕读文化和家教思想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以农为本”的思想，也结合了自己人生阅历与处事经验，将农耕视为持家兴族之道，反映了一个名人所处一个时代和一方水土的文化特征。他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家族耕读文化传统有效地运用于治家，其中确有许多有价值的经验总结，对当今社会的治家理财和家庭文化建设仍然不无借鉴意义。

名著视野

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威尼斯商人》生动展示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商业图景，在海上贸易迅速扩展、资本与高利贷并行的背景下，塑造了人文主义理想化的商人形象。这部名著的商业视野核心是重视商贸，追求利润与信用，坚持契约和兑现，闪烁着追求慈悲与公道的西方理想化商业精神。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时代的黎明”。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赢得“海上霸主”的地位，更加激发英国资产阶级向外扩展的雄心和冒险精神。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变动中，商业和商人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分析“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了，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在《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代表商业资本，夏洛克代表高利贷资本。莎士比亚还特别指出：“威尼斯的繁荣，全依赖着各国人民的来往通商”，同他披露野蛮残酷的奴隶贸易：“奴隶被当作驴狗骡马一样看待，做种种卑贱的工作。”作品也反映出当时海上贸易的风险：“从特里波利斯，墨西哥，英国，里斯本，巴巴里和印度来的船只，没有一艘能逃过那些毁害商船的礁石的可怕撞击。”《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也因为包括商业竞争、宗教矛盾和信念对抗在内的天灾人祸而不得不面临“一磅肉”的起诉。莎士比亚在剧本中不仅同样写出了“交易所”“借贷”“信用”“利息”“税利”“暴利”等有关商业的词汇，描写准司法性质的法庭判决，而且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展示了那些调节和规范商业活动的规则理念。这主要表现在以财产为基础，靠信用来签订，以法律来维护的借贷“契约”。

莎士比亚的这部名著反映了剧作家受到那个时代与地区文化影响的商业视野，他告诉我们：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发展，与商业相关的法律也逐渐完善，成为商人们的“游戏规则”，受到普遍的认可和尊重。人们从这部名著中看到了一个从封建制度逐步发展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商业世界的艰难转型与蓬勃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