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历史勘测和人性叩问

——写在周梅森作品选集出版之际

黄毓璜

依照写作时序浏览周梅森的12卷本文集，已然可见一种从“历史”向“现实”延伸的题材取向。或许可以说，读者对后者的关注热忱以及由此给作家带来的某些声誉并不逊于前者。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历程上做出一种价值认定：他的创造意识和艺术力度，是在面对历史生活而得其所哉地踔厉风发的。

提起周梅森的小说，我们至今绕不开那部《沉沦的土地》。在其创作道路上，它是一次脱颖而出的标高，更是一种遇合自我的标志，标志他告别从文之初的多方摸索，找到自己并由此确立了自身的位置。

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抒写矿山沉浮的系列中篇以及带有总束意味的长篇《黑坟》陆续发表，随着领起“抗战军人系列”的《军歌》相继问世，他在思考方位、艺术选择和审美旨向上的属己特质就愈益显山露水，彼时，我在一篇评述文字中试图于此做出界说：

他分明觊觎“大写的历史”，企图在作为总体的、并非为一个时代所局囿的历史内蕴中雄视阔步，却一点也不愿离开那些特定的社会图式和实在的具体事件；分明从族类意义上思考着“人”，就人的共时性本质精神确立其悲剧目标，却一点也不想怠慢个体的审美和历时性的理性力量；分明属意一种抽象价值，一种超越具像的“第二项意味”，却一点也不肯为此简化实体，求助形象的模糊度和不确定性……这样说自然参照了当时国内的创作情势。

当“现代”与“传统”构成80年代中期的主要话题，小说领地从诸多层面形成执其一端的理论对抗并各行其是的实践分野，周梅森却似乎有意校正偏颇、吸纳优长，这固然使他跟“走极端”带来的显赫无缘，可他的“执两用中”，他的跟皈依历史理性的小说传统和服膺人性畅想的现代情结保持应然距离和沟通途径，确实也以不循旧道又不同流俗的自身特质新了人们的耳目。这样的界说也是针对作者业已铸就的“模制”而言：超越社会图谱而经由实实在在的社会图谱，高蹈人类历史而不舍活脱脱的现实生命，已经构成他俯察历史与人的稳定体式和内在气势。事实上，就面对历史生活的小说创作来看，“扣其两端”是作者迄今奉行的要义和法则。惟其如此，读他的小说，我们无法仅仅为那些有声有色的事件嗟讶唏嘘，无法仅仅在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中倘佯棲息。在那些事件和故事的时间性进行和一维性展开中，“有头有尾”总是叠印出无始无终，“有因有果”也总是伴和着莫可名状——他的那些据实道来的叙说，常常内在着接通整体、生发形上的契机；他在人与历史的一体化表现中，往往能够借助和经由有限的时空达成思情、意绪的无限释放。

没有疑问，“苦难”是梅森的这类小说共有的母题。他十分热衷借助实实在在的苦难场景和浓浓酽酽的苦难意识的着意铺排和泼墨渲染，传导出人与历史的内在颉颃与深层冲突。“苦难”或许就是我们进入历史的首先遭逢和随处可遇的普遍性相，如同恩格斯论及的：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总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作者正是从这种“驰驱”和“堆积”中写照着历史和人，出示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在历史呼啸和死神呐喊的谛听中，在废墟的凭吊和亡灵的奠祭中，寄寓他的浩然长叹和沉重悲悯。

作者对于人与历史双向叩问一直钟情不已，在表现路数上形成一种稳定模制。他可能并不曾打算改弦更张、另辟蹊径，但从勘测方位和探究重心上有所调节有所迁移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调节和迁移很足以构成判然有别的差异，为其面对历史生活的小说提供了类分的可能。最初那部《沉沦的土地》是历史情韵与心灵乐章彼此交织浑然一体的篇制。此后构成矿山系列的其它篇章，还可以包括帮会史式的《神谕》等部，就因史思、史识的兴致高扬而显见出以傍依历史框架为表征的变化，历史意识的沉重很大程度上压迫了“人”的意识，大体以一次次不无庄严的毁灭和不失壮丽的沉沦，展现历史诞生的苦难和苦难历史的诞生。再后来，就出现了艺术目标更加专注于“人”的一类。在这里，“历史”作为因由和依托，退隐向“背景”层次，“人生”占据了“前台”位置和“焦距”中心，着力点集中到人生的重重困境和人性的种种迷失，呈示跟历史对视的人充满悲怆的挣扎与饱和悽怆的沦丧。

收进这本选集的三部作品，在这属于后者的一类中很有代表性。

这类作品诚然保持了“双向勘测”的艺术情结，只是明显着疏淡了扩展故事时空规模和浩繁生活容盛的旧有兴致，疏淡了热衷历史进程的通观和“史诗”品格的追求，艺术观测常常落定于生与死、权力和名位、物欲并情欲、事业及霸业这样一些人性含量和人性事实富足而敏感的区域，在这里激发对于人的返观和畅想。不难看出，这里发生的是“透过人看历史”到“透过历史看人”的方位调整和视角转换。这种“集约式”的题材取向和“主题化”的题旨趋归，或许有可能对作者业已形成的擅长、对他业已成习的借助历史躯体的震颤恢弘博大气势这一做派构成限制，然而，补偿会是十分丰厚的。一方面，他对历史做出人生化的处置，或者说，把人投放到社会历史的潮涌深处，让他们走进漩涡，走完自己的旅程，无疑更加贴近了人的客观化和客观世界的人性化这一属人的美学本性；另一方面，他将历史社会的冲突，更为集中地展现为内心冲突，人物个体性命运取代历史集体性运命，与此相应，生命的观照，从通常走向超常，价值生活的衡度从群体转向个体，这些，无疑接近了当代艺术的一些要义，更加有助于深化人的认识，有助于强化主体的介入强度，也有助于抵达伴和心灵激情、挟带生命底蕴的生态事实。

即就收入选集的中篇小说看，这种内在的调整，对于生活的开拓、对于思情的凝定和贯注以及对于艺术表现力度的增值是成效显著的。那些四伏的危机、欲念的骚动、人际的沟壑、心灵的跳浪、不尽的纷扰、无定的变幻以及生命归趋的困窘、价值生活的迷惘……都因为取得人生的连结，分别从整体上播布开诸般人生况味，切入着社会历史关系的羁缚之中人的无可逃遁这一悲剧性命题。删夷故事之树纷披的枝叶进入本事的提挈，简化文本繁富的蕴藉做出“内核”的捕捉，这些作品的题旨便各各清晰地显露出来：《国殇》——历史关系的罩控下“选择”的艰难；《孽海》——社会合力的绞杀中“情欲”的毁灭；《孤乘》——时代风雨的裹缚里“自我”的丧失。很明显，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位展现人生的困境，提供着指向精神性和终极性的生命解读。

《国殇》的故事发生在抗日的战场，然而作者无意以“堆积如山的尸体”来表现战争的酷烈，还不妨进一步说，它压根儿并非表现什么战争，更别说具体的抗日战争。它只是借助战事这一背景或诱因，展示出战争时期的也是历史存在的人的生存状态。对于22军军长杨梦征来说，灾难不在于日军重兵围城、陵城困守失援情势下的死亡威胁，而在于比死亡要困难得多的生存。他的留下一纸降书而饮弹自裁，固然是一种责任的逃脱，比较起慷慨赴义、决死沙场的英雄来，自是黯然失色；但作者在否定这个人物的同时，显然又在为他推出未见得缺乏说服力的辩护理由：22军这支带有氏族性质的军队跟陵城这块土地有着深深的利害系结和情感缠绕。杨梦征这位被称做倒戈将军、常败将军的一军之长，在无义战的军阀逐鹿中的频频转向既然出自一种宗族意识，我们就并不能径直依循历史理性的条文和历史道德的信条，对他作出精神人格的否定性审判。而抗击异族入侵者的光荣战史促使他的宗族意识向民族意识攀越的同时，也摇醒着他某种自爱、自尊、自重、自立的人格意识和自我实现的内在欲求。当困守陵城的22军自身战斗力丧失殆尽又断绝了一切外部策应的希望，他的这种精神意识就面临无法逾越的现实屏障。战，无非是全军覆没外搭上作为他老巢的全城生灵涂炭；降，则意味着他自身精神的灭亡，虽生犹死。战争和社会的情势迫使他无法决策，而他无法决策的决策也并非料到会赢得“壮烈殉国”那个颠倒历史的戏剧性厚遇。他清醒地意识到留下一纸降令本身就先自自杀了精神，那颗从自己的枪口穿过自己头颅的子弹，在宣告死亡的同时也宣告了这种清醒。

这是一次自杀也不妨说是一次“他杀”，是强制决定人的道路和人的命运的“社会必然”，对要求自由选择道路、安排自身命运的主体精神的窒息性压抑和粉碎性打击。杨梦征竟然没有选择为白云森师长力主的、且终究以昂贵的包括生命的代价得以实现的突围之路，并非是作品应该受到质疑的疏漏：既然靠民间武装起家的杨梦征，30年血光炮火的转战都依附着陵城这方土地和由陵城子弟组成的杨家军，既然30年变幻告诫了他保存自身生力、保存这块土地和植根这土地的军队便是保存他的一切，他就无法超越被生存法则和历史道德铸就了的自身。在他看来，以降求得的“和平”，就是他留给陵城乡亲最后的“礼物”。而给陵城的22军留下得以延续的“种子”，更高过自己的荣辱乃至生命。悲壮与滑稽在这里达成妥协，道义甲跟道义乙在这里猛烈撞击，生的酷烈和死的惨苦在这里严相交逼。这正是社会存在的人扭曲生命个体的人的可叹现实，是人受到自己创造的历史摆布和捉弄的生动而透彻的揭示。作者自觉地“一身二任”，以“法官”和“律师”的双重身份面对主人公，出色地完成了一个矛盾实体的创造，由其“内外交困”传导出可怖的人生境况和荒谬的人性事实。

如果说杨梦征、白云森的灰飞烟灭是“国殇”，那么，《孽海》中朱明安们的毁灭则可以看做“情殇”。只是这里所说的“情”不能不更为确切地做出“欲”的解读。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朱明安，其人生展开式上高悬着的正是“情欲”和“物欲”亦即“色相”和“金钱”的诱惑。作者对这个人物实施了“两个世界”的投放：一是关涉色相的两个人的世界；一是关涉利欲的由各色人物和各种势力构成的大千世界，从两个世界的彼此关联、互为驱动上展现人在孽海中的飘泊沉沦。

朱明安从14岁上偷看小姨入浴的窥癖和偷佩小姨用品的物恋，到留学归国后以小姨为对象的性爱追求；于婉真从不无暧昧的母爱，发展到逾越道德恐惧和屏障而陷入性爱的激情，诚然呈现着欲望膨化后的乖张。然而，作者无意出示道德人伦，向他的主人公提示未必可以弃置的罪感，一个乱伦的故事在两个人的世界里被表现得富于真情而充满温馨，这大体为作者不能释怀的人生意识所决定。租界上那座精致的乳白色小洋楼很可以看做主人公的一个人生驿站，却无法成为人生的支点。它为于婉真提供了不失丰厚的物质寓所，无奈安置不了她那饱含寂寞、肃杀感受的心灵；朱明安在这里保存着一份温馨的依恋，怎奈个人化的虚幻情调无法不面对现实世界。“不要小孩子，要大男人”是于婉真对朱明安的希冀，也是为朱明安意识到的“着陆”要求。那个空间逼仄、机会缺失的小楼之中，因而不只注定了生命冲动下两人世界的错乱活剧，也注定了这个活剧在潜在威胁与世俗诱惑下向着大千世界的必然延伸。

在人生的延长线上，寻求归宿的主人公在疯狂的股市中艰难跋涉，跋涉的过程是现实关系展示的过程。政界、军界、金融界、知识界、演艺界，老谋深算的耆宿，不露声色的遗老，心怀叵测的情敌，见利忘义的友朋，构成密密匝匝的网络和深不可测的窨井。心计套叠着心计的人际、阴谋覆盖着阴谋的世相，令人不寒而栗又抽身不得；跋涉的过程也是人生乖戾的展示过程，两人世界跟大千世界的接壤，乱伦故事跟股市故事的扭结，构成的正是人生的组合旋律。主人公的个体运命自然充满偶然，但历史社会的合力对人的扭曲和湮灭却指向着普泛和必然。作者从肉体的欲望亦即“色”的欲望并金钱的欲望亦即“食”的欲望这一人性基座上表现双重毁灭，正是一种“返本溯源”，一种从个体生命遭逢跟人类整体境况的对应上揭示困境和苦难的着意经营和深度掘发。

从故事的动力来讲，《孽海》是从“欲望”结穴，《孽海》主人公的欲望从畸态的“爱”生发出来；《孤乘》中卜守茹的欲望则从变形的“恨”张扬开去。父亲的冷漠性弃置，丈夫的凌辱式占有，培育了她对于世界的仇恨，铸就了她硬派女性的刚毅性格和杀伐手段，铸就了她向对其酷烈施暴的社会以同样酷烈的手段进行报复的潜在心理。为此，她不惜掩埋内心向往的爱情，不惮调动包括色相在内的自身优势，不避血腥屠戮、流血成河，为摧毁她丈夫和父亲的力量、吞并他们的轿行而争斗不息。她终于以她的心智和勇力、干练和果决击溃了父亲和丈夫的世界，使相拼的父与夫相继毙命。小城轿行在她的麾下归于一统，成为声名赫赫、富于传奇色彩的一城轿主和女中豪强。

作者在构筑这个故事时，同样给主人公的行状赋予隽永的人生依托。她的不断行动的过程，就是其生命抗争和人生追求的过程，就是其创建自身价值、实现“自我”的过程。作者显然并不从道德的眼光里认可这一不失强悍也不无乖戾的人生，只是以浓厚的兴味和热切的关注把一种人生的“霸业”和一种成就“霸业”的人生推展在读者面前，让读者领略一种近于变态的人性执拗和近于荒怪的人世风光。

耐人寻味的是，作者从卜守茹置身其中的社会潮流收笔，举重若轻地给故事完成了一个近于无声的大结局。人力车、汽车的兴起宣告了轿子的废弃和轿行的衰亡，以轿行霸主显赫一时的卜姑奶奶的消隐就很为顺理成章。卜姑奶奶不知所终的匿迹并没断绝关于她的神话，人们继续传颂着无坚不摧的卜姑奶奶，“她的故事已溶入石城的历史和空气中了”。

不必否认，这里包含了作者些许属于情感的风俗怀旧和走向抽象的精神崇尚，但我们宁愿把它看成是作者的一种艺术强调——借助这缥缈的存在，强调了那实实在在的逝去。战无不胜的卜姑奶奶被无可阻遏的社会潮流轻轻拨出了历史，跟她过不去的不是别的，是一种强大无比的历史趋势和时代步履。硬派的人生跟硬派的社会历史必然性相对，后者对于前者的击溃固然足以从“非唯人事”上喷薄出人生壮美的情韵，也更足以从“历史宿命”上激扬开人生悲剧的哀音。

从这些作品来看，读者有理由指点某些人生悲观主义色彩，如同在他的前期作品中有理由指点某些历史悲观主义色彩一样。然而，我们也同样有理由认可作者是怀着清朗的憧憬驱赶着历史和人生的浊暗，并且有理由认可他是站到了一个俯察整体的高度来观测历史和人生的。因为通常是这样：历史的宏伟和人生的崇高，只是沉湎于它特定的具体环节和特定的个体自身生命所产生的感受。如果从一个制高点来临照历史整体，从一个超时域的幅度来悟彻族类生存，它就不能不显见出某种荒谬、滑稽、渺乎其小和孤独无依来。在宏观的眼光里，历史活剧的残酷在于它每一步前进都索取无数个牺牲的代价，人的“道具”性质在于任何个体都无法实现抗拒和创造历史的神话。这自然并不该导致消极的结论，因为正是这种前赴后继的牺牲成就了人类的前行，也正是在这无法实现的无限努力中，凸现了人类对生存意义其实无望而又异常执著地追求的精神价值，并铺展了人类为实现自由本质永不止息的痛苦而动人的进程。22军从杨氏性质几经变幻又回到杨氏性质，试图改变自身位置的于婉真几番折腾又回到自身的位置，乘坐孤轿而来的卜守茹，几经轰烈过后又回复为孤乘而去。周梅森的这种运思和表现，应该说是贴近了真实而临近了哲理，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尤利西斯笔下的喻象。西绪弗斯面对的巨石永远要滚到山下去，他的无能为力和身心创痛注定要无休无止地延续，但不断滚下去的行动过程就显示了他比石头更坚韧，显示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理由，正如加缪所点明的那样，“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