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的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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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手语

第一节 燃烧的向日葵

在北京七月最热的某一天,我无意间穿了一袭明艳的橙黄长摆绸裙出现在青年画家王玉玺的画室里,他画室里有一台半人高的冷风机,我一进去就被吹得黑发狂舞耳环叮当乱响裙摆像火苗样发出噗噗的爆响。那是七月的向日葵,我像被什么东西点着了。

对面墙上有一幅火黄火烈的《向日葵》,她以燃烧的姿态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向以语言为“资本”的我,忽然间变得哑口无口。

“你站在画下,就已经是画的一部分了。”他说。

在看到王玉玺的画之前,我一向比较喜欢油画,认为只有那些操油画刀的人,才能把厚重的生命印迹刻画在纸上,而国画只能画在薄薄的宣纸上,那种质地绵软、吸水性好但极薄极易破的纸,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是无法承受太重太浓烈的生命冲击力的。淡淡的风,一抹刚刚发芽的薄绿的柳,大富大贵的红牡丹,或者是墨迹雄劲、目光深遂的鹰,这些国画对我们来说真是再熟悉不过了。

我第一次看到王玉玺的画是在北京简宁酒吧和朋友夜谈。大群人坐在露天,男士们点了一种瓶子小小的但看上去极可爱的酒,给我们要的是香芋冰激淋,大家谈兴正浓,朋友中有画画的,写诗的,作小说的,编电视剧的。王玉玺是个并不善言的长发青年,他总是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听别人说,偶有发言,也是字句简短,好像国画里的留白多于画面似的。后来他拿出他的画的影印件来给我看,算是对他话少的一种“补偿”吧。

看了他的画,我对绘画是一种如此有力的语言而感到意外和震惊。

他的画几乎全部属于“都市女性题材”,当然我这个定义太“小说”了,但我只能借用一下了。因为要说王玉玺的画是“水墨人物”,我认为还是比较抽象模糊。“水墨人物”给人的感觉很古老很传统,但王玉玺的画是很现代的,他的作品的基本构架是传统的笔墨根基与现代的绘画语言相融合,他用笔稚而拙,有些画运用了毕加索式的夸张和变形,但色彩却又极富民间韵味。

在收到王玉玺个人画展请柬的那一天,北京现代舞团恰好在保利大厦国际剧院上演以“向日葵”为名的现代舞专场晚会。不知是巧合还是对现代大都市人的生存状态的共识,“向日葵”成为晚会和画展共同的名字。

8月16日是极闷热的一天。一大早我在我的工作间里写小说,想着我要把这一天的字赶出来,晚上便可以去看现代舞。没课的时候我通常是早上九点开始工作,写四五个小时的小说,下午读书或者念念英文。但这一天不知为了什么却总是心神不定的,头脑里的思绪一片一片但却形成不了文字。想起王玉玺的画和晚上将要演出的现代舞,再看到窗外无边无际连成片的水泥楼群,一模一样的窗户和阳台,心中便生出一丛一丛如火苗般燃烧的向日葵来。

那一天过得很慢,好容易等到太阳偏西,我和女友早早来到保利大厦国际剧院前厅。大厅里人很多,我们看到了人们对现代艺术如向日葵一般的热情。在人群中我们还发现了不少熟悉的身影,南京青年作家李冯、吴晨骏就在其中。他俩是几天前才从南京那边过来的,他们在劲松附近租到一套房子,打算在北京“扎根”下来专攻小说。我曾在去年的《收获》上读到过李冯的中篇小说《庐隐之死》,总感觉南京作家个个都很厉害,是极有才华有实力的一群。

我们站在前厅谈了一通小说,然后走进“向日葵”的世界。所有好的艺术都是相通的。小说、现代舞、美术……我为世上有这么多好东西而活着,每时每刻都被它们打动着,感染着,滋养着,同时我们也在不知疲倦地创造着。

舞台上的高艳津子正在表演“心电图”。那一根根像丝又像网状的东西,自始自终缠绕着舞者,那种跳跃与平静交替往复的图象和舞者进入一种自由而迷狂的境界时的状态较为准确地表达了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独特感受。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舞蹈是《裙子》,它没有音乐伴奏,整个舞蹈以裙子的声音为节奏,间或加入舞者无意识的喊叫与呻吟,中间配以大段的“城市噪音”:所有跳《裙子》舞的女人在麦克风前挤做一团,以“七嘴八舌”“轮番轰炸”的形式制造“噪音”:“有人说1999是世界末日……”、“小时候我妈说我是捡来的孩子……”、“你说过爱我……”每一句话都是快速滑过,好像有人在快速转动着收音机的旋钮,一切都是暂时的、匆忙的、不可停留的。这种感觉在王玉玺的画中展示得更加淋漓尽致。他画中的那些女人,都具有美丽丰盈的肉体和迷离空虚的眼神,她们看上去似乎总在等什么。那幅场面宏大的“迪厅”长卷,用国画手法来表现,视角和立意都非常地新。

8月27日是王玉玺个人画展的开幕式,中国美术馆里挤满了肤色各异的人。在参观他的画展之前,先让我们认识一下画家本人。

王玉玺,1965年生于甘肃省泾川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他曾先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中央美院学习绘画,1992年8月在广州举办个人画展,同年10月又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办了个个人画展。1993年10月王玉玺的国画作品在荷兰参加联展。最近两次个人画展都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明年他将去法国办画展,将绘画这种“国际语言”带到艺术之都巴黎。

我不知道“老外”对中国画的了解有多少,在王玉玺画展开幕式那天,我看到许多外国友人兴趣浓厚的脸。当我随口把一幅叫做《白猫黑猫》的画翻成“White cat and black cat”时,那个大鼻子的英国人显得一脸茫然。我用英文跟他讲你们英语里不是有条谚语“猫有九命”吗?他听后更加糊涂了。“猫有九命”意思是指生命力特别旺盛,我喜欢这条成语。但他却说猫是有九命,但在我们那里猫还用来形容“心地恶毒的女人”。

我对他的“执着”表示无可奈何。让我怎么跟他解释在我们中国很多东西都是有喻意的,画外有话,弦外有音。我只好草草地说了句:“猫在中国被认为是聪明善良的。很多家庭都非常宠爱他们的猫。”当然这种解释离题太远,但是品画就像品茶一般,三句话两句话又怎能解释得清楚呢?

作家简宁看了王玉玺的画写道:

第一次读到王玉玺的画,我立即为他的画面对肉体的表现力而震惊,继而愤愤不平:画画能这样画?他笔下的人体,充满了对诱惑的暗示,同时又遮蔽了诱惑本身。欲望和欲望的压抑,放纵以及放纵的恐慌于是构成王玉玺艺术的主题,两个相反方向的紧张建筑了讽刺性的意蕴,同时诱惑本身又消解或者确切地说吞噬了其结构的喜剧效果。

他的《夜宴》画的是一个热闹的PARTY,所有的人都深垂着眼,看不到眼神似乎只能看到内心。从画面上似乎能够听到缠绵而又凄厉的萨克斯管在吹,那声音丝丝拂拂掠过女人们轻盈的发梢和空落落的心。仲夏繁喧的现代都市,到处都是女人们涂得鲜红的嘴和越来越大的麦穗发型,这一切似乎都寓意着日益膨胀的都市心情。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上海“新市民”小说中那些空心人津津有味玩着的“欲望游戏”。这些人尽管吃喝说笑,夜夜狂欢,眼仁却像被谁挖去了似的,只剩长而低垂的睫毛。整个画面上浮动着一股空荡荡的气息,尽管画中人挤人人挨人,安排得密不透风,然而恰恰是这种“密”才把都市人内心隔膜、彼此冷落,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疏远”表现出来。PARTY也好,狂欢也好,不过是人们凑在一起“找乐”罢了。

《等车》讲述的是一个白天的故事。

四个年轻丰满衣着各异的女人把画面撑得很满,相比之下作为“物”的站牌显得有些瘦小可怜,好像一截毫无生命力的枯树枝,被女人们丰润的肉体衬托得无地自容。然而下一班开来的车将把她们带向哪里呢?她们冷漠的眼神和充满渴望的肢体语言形成反比,似乎已经看穿了一切、厌倦了一切却又不得不带点侥幸心理继续等待下去。站牌上清晰地写着“公主坟”、西单王府井字样,这既是一种写实,又充满着别有用心的暗喻。

我们每天都在等待,命运那一班车却并不把我们带到我们想去的地方。

读王玉玺的画,既甜美又冷酷。画面上那些猩红的嘴唇和冷漠的眼神往往是一边提供美丽一边同时又将美丽撕破。他的那幅《少年不识愁滋味》两个女人一正一反地站立着,正面那个头发稍短年龄稍长的女人愁容满面,身着黑衣,那黑衣也是倦怠而凌乱的、提不起半点精神来的。她无力地倚着冰凉的水泥围栏,想着自己的心事。仿佛在说“一切都过去了,什么都完了”。其实她还并不老,二十八九、三十出头的样子,可是“什么都完了”,爱过的人走的走散的散,想做的事一样也做不成,空剩一副依旧美丽的身架子像是被人抽去了支撑物似的,身体疲疲塌塌往下坠着,地球对她的引力仿佛特别的大。而站在她身边的那位背影少女却显得轻盈和美好。我们虽然看不到她的脸,看不到她喜滋滋的眉梢,但我们看到她从未烫过的一抹长发,那么清纯随意地往下垂着。她还没到刻意打扮的年龄,头发不烫也不扎,那么黑溜溜地垂下来就已经很美了。傍晚的石栏旁,似乎有些风,可这风是暧的,热的,打在脸上一点也不疼,仿佛是专为把她那篷柳丝一样的长发吹出斜斜的一点小花样来。在她那样的年纪,天空要比旁人眼里的蓝。满眼都是好景色,谁都没法儿破坏她的好心情。你看她手握一卷金黄色的厚书,心里想的是滚滚而来的大把大把的好日子。虽然她有时也“为赋新词强说愁”,可那愁毕竟是愁在浮面上的,好像微雨打在湖面上,留不下半点印迹。已经是秋天了,芭蕉的叶子都有些发黄了,明天会是什么样的呢?她们向两个不同方向张望着,然后一个像飞天那样缓缓升飞,舒展长袖,连头发都飘浮起来了。另一个却像日见枯萎的一片叶子,随那发黄的芭蕉一起,一点点地变干变瘦,满心的憔悴,似乎连撑直自己身体的劲都没有了,“唉,随她去吧!”

《丰乳肥臀》这幅画使人联想起莫言的小说来。但王玉玺告诉我说,这幅画他早就有了,所以并非“抄袭”莫言。那大面积的橙黄的颜色,松松卷绾的发辫,凄冷哀婉的眼神,在宣纸上用线条“挤”出来的女人明艳而白皙的胳膊,使人惊讶和微微颤栗。当我凝视她时,她的眼睛却不敢与我对视,她的眼睛好像在看着画外的一个什么地方,心快要爆炸了似的却又不得不把内心的秘密隐藏起来。桌上放着化妆盒和粉盒,她分明是想要掩饰什么,是脸上一块小小的雀斑,还是内心掩不住的苍凉与心酸?

我看见高艳津子们如墨线般流畅的舞姿在天地间上下灵动、扭转、翻飞,眼见她们舞出扑天盖地的“向日葵雨”,轰轰烈烈,畅快淋漓,然而转瞬间就只见人走灯熄。我一个人独坐在空荡荡的剧场中央,眼看着剧场两旁华丽的墙壁上灯像得了传染病一样一盏挨一盏地熄灭掉。接下来是死一般地沉寂,黑暗把什么都埋了进去。我知道该走了,结束了。

短暂而苍凉,这便是那些画中的女人共同的恐惧。也许王玉玺的画里还有让我一时无法读懂的神秘,但我想那张《向日葵》我是读懂了的。

王玉玺谈起他的经历,总是简简单单一带而过。他不愿意过多地谈起自己,却对自己的作品喋喋不休,总有说不完的话似的。为画画,他已经练得很明显的一个胳膊粗一个胳膊细了。为了办好这次画展,他累得发高烧住进空军总医院,眼看着办画展的日子一天天近了,他只得托熟人找关系走了个后门,这才好说歹说从医院里溜了出来。医生追在他后面一再嘱咐:“办完了画展立刻回来住院。”他一边答应着一边招手叫来辆出租车,连家也没回就直奔中国美术馆。

王玉玺说一个农村孩子能有今天应该珍惜。王玉玺家兄弟姐妹一共七个,家里很穷自不用说。他小学四年级跟着一个比他大五岁的男孩开始学画画,学的是“白描”。他说他学画画的动机很简单,他说有一天他母亲坐在暗昏的窑洞里给他缝棉袄,他母亲一边缝一边唉声叹气地说了句:“唉,生这么多孩子没一个有出息的。”当时他就想等他长大了会有出息的。那时他读小学四年级,十一岁。

长大后王玉玺用自己卖画得到的第一笔钱给母亲抱回个大彩电。他问母亲还记不记得当年说过的那句话了?母亲说记得什么呀?我只记得当年给过你一巴掌,因为你把新棉袄的袖子烧焦了。街坊邻居都跟着笑,连鸡呀狗呀都赶来凑热闹。

喧嚣繁华的大都市,无疑和王玉玺儿时的生存空间形成强烈而刺目的反差。这就使他获得了一个独特视点,使他要表达他内心所感受到的强烈震撼。王玉玺画笔下的都市女性,无疑就是人类欲望以及狂躁和空虚的写照。读王玉玺的画,你会觉得既传统又现代,而巴黎派画家莫迪里阿尼被他引为精神上的父亲。莫迪里阿尼对夸张变形和精神本质的追求,给了他很大影响。

王玉玺在水墨画中大量加入色彩,是他“水墨探索”的关键。他打破了传统水墨画的局限,在墨与色的强烈对比中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我发现在他的众多幅作品中,都跃动着绚烂而又充满生命活力的太阳色——橙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