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剥开专业与招生的谜团

大学里的红黄牌

都说中国大学像中国足球，还别说，真的有了红黄牌。据报道，教育部给几十个大学和职高的专业亮了红黄牌，其中亮红牌的法学、计算机和生物工程，都是一度赫赫有名的热门专业，当年考生挤破门的。亮了红黄牌，说明这些专业就业出了大问题。

其实，作为在大学里的人，我们知道，早在十年前，这些专业就已经开始出了问题，就业市场饱和，人才培养混乱。显然，不是说社会上现在不需要这几个专业的毕业生了，而是这些专业膨胀得过于迅速，学生质量掉得过于厉害，才造成了今天被亮红牌的局面。这些年来，大学的专业设置，基本上是这样的，无论什么大学，重点还是非重点，只要哪个专业热门，大家就一拥而上，争着抢着上这些专业。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也上，多数是没有条件硬上的。文科的专业办得最烂，以法学为例，试问，现在有哪个大学没有法学院呢？再不济，也会办一个法律系。一个专任老师没有，敢办；一台设备没有，也敢办。前提是只要这个专业热，我就要办。

奇怪的是，中国的大学，其实是无权添加专业的，连各专业的招生比例，最后毕业证的发放，都统一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里，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法学院、计算机系和生物工程专业，是怎么通过的审批呢？何以十年前就出了问题，今天才亮红黄牌，信息滞后如斯？教育行政当局的监管，到哪儿去了呢？

都批中国教育产业化，其实，中国教育如果有产业化的话，也只是一小截的产业化，只体现在对学生的收费上，剩下的，无非是行政当道，官僚办学。如果完全产业化的，按市场调节，早就该知道某些专业过剩，何至于一拖就是十年，甚至十几年。这种状况，完全是计划经济才能出的，总是调节滞后，车都翻了，才想起刹车。

亮了红黄牌就能调整过来吗？当然不会，这些专业固然报考的人不多了，但其他的热门专业，还不是大家争抢着上，直到臭大街而后不止。现在的大学，想的只有一件事，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把学生骗进来，多收点学费，维持大学的表面繁荣。而主管者想的，则是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势，保住自己的审批权、控制权。所以，什么管理、把关、审核，都实际上不存在。同一个机构，先前的滥发准生证造成了这些专业的泛滥，转过身来，又由这个机构亮出红牌，这是一件多么滑稽的事情。按情理，这红牌亮给谁呢？首先应该亮给他们自己才对。

其实，无论什么专业都一样，现在的大学，包括主管部门，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培养人上。滥上专业，就类同于市场上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哪个品牌红，就大家一哄而上，争相仿冒。市场上的仿冒还得有点含金量，至少外观看起来要像，否则蒙不了消费者，而大学的仿冒，有些则连像都不用像，四年下来，学生什么都没有学到就毕业了。

中国足球已经从根上烂了，非脱胎换骨不可，大学已经有了红黄牌，接下来类似的黑哨、黑脚、黑俱乐部、黑管理者，是不是也该亮一亮了？

我们要什么样的本科教育？

曾经有一年，北京的高校都在忙一件事，迎接本科评估。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评估中顺利过关，各个学校先自行检查，查出问题，然后针对性地进行准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造假，假试卷、假论文、假实习报告、假听课记录……圈内的话叫作“补”，把一切没有的，不合格的补上。据说，仅就学校的自查而言，本科教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还相当严重，主要集中在教师对考试和判卷的随意上，比如考卷上没有小分，卷面成绩与成绩表不符，考试出题随意，难以涵盖教材内容，等等（当然，这些问题，一般都出现在文科领域）。

显然，按照目前的教学规则，这些都属于违规甚至严重违规的行为。但是，据笔者多年的高校教学经历，目前高校本科教学比这些还严重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说教学内容教条和陈旧，教学形式的僵化以及有点名气的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即使上课，也经常找研究生对付，等等。这些问题，在“教”的一端就一塌糊涂，至于“学”和“考”就更不用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有很多教授在考试上也很马虎，看学生的花名册打分的也不在少数，1号给60分，2号给61分，依此类推，给到80分打住，然后再给60分、61分。但是谁敢说那时的北大本科教学不好？关键是人家教书教得好，有内容，有研究。那些根本不屑于判卷的教授们，个个都学富五车，对自己所教所讲，素有专攻，有些人讲课，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是著作，是真正的、不可复制的原创性著作。

所以说，本科教学，真正的问题不是考试，也不是目前本科评估重点检查的教学程序上的种种问题，而是教学本身。考试本来就是教学的附属品，而不是教学的目的。凡是从事过文科教学的人都知道，通过考试，其实是很难发现学生的优劣的，真正有才华的学生，只能通过教学过程中的问难与切磋，通过师生对疑难问题的共同探求才能发现。学生真正在乎的，也恰是老师能教给他们什么。如果一个大学教师，按照几十年不变的统编教材（很多教材即使号称新编，其实也是旧货色），中规中矩地讲授，甲乙丙丁，ABCD，一点出格的地方都没有，大纲规范，讲义规范，教学进度严格合理，最后考试也是中规中矩，判卷登分，一丁点差错也没有，但给学生的知识量却基本等于零（学生也不乐意听，因为考前看看书就足以应付了），这样的教学，能算是合格的大学本科教学吗？

然而，以今天的本科教学规则以及目前的教学评估而言，恰是这样的教学才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因为在所有评估的指标里，只有这样的教学，才能放在最优的评价一栏里面。事实上，现行的本科教学规则和管理，跟现在进行的评估是配套的，原意就是要把教学各个环节管得越死越好，每门课要有大纲，有教案，要填写教学进度表，每个步骤都要有检查，有记录，连考试出题，老师怎么打分都要检查，实际上是将教学环节分解为一个个的量化过程，实行全程监控。只是由于教学管理部门的官僚主义和教师的惰性，这些监管的指标才没有真正实现，才需要在评估前临时抱佛脚地恶“补”，即大规模造假。

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的本科教育，到底要走向何方？如果我们要的仅仅是一个规范的教学过程，一个规范的教学形式，一个合乎规矩的教学内容，那么，尽可以由教育部来组织整合各门课程的统编教材，根据教材编写教学软件，上课的时候，由技术人员在各个教室里放就是了，考试也完全可以做到机器操作，机器判卷，教师基本上可以不用了。如此，最规范，只要系统没有问题，可以做到没有任何差错。如果再形成全国高校的联网，安置统一的监控设备，教育部就可以直接控制一切，除了设备维护人员，连校长都可以省了。

显然，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大学教的是人，不是机器。人只能用人来培养，大学教师是人，人要有知识、有学养、有研究，也要有个性，充分发挥教师的个性，才能赋予学生以创造性，否则教出来的学生，只是中规中矩的呆子。大学如果真的要想搞好本科教学，其实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了，那就是保证教书的人都是人才，而且这些人只要做了这份工作，就必须站在讲台上，不能动不动就去做第二职业，走穴，开公司（对于那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尤其要管得严），至于教师怎么教、怎么考，本是教师的自主权。学校如果认为某个教师不行，解聘他就是，完全用不着一头扎到本该由教师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上，替人家当家做主，更用不着由教育部来一竿子插到底。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我们的本科教育，丧失创造性。

现在，国家一直在强调创新性，可是教育如果丧失了创造性，整个国家的创新从何而来呢？

研究生招生不公正，病在哪里？

眼下，正是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试招生期，跟往年一样，几家欢乐几家愁，在这愁喜后面，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招生不公，这种不公，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喜者未必真喜，愁者则是真的愤怒。

这些年考生和公众对于研究生考试招生不公正现象的谴责，由于网络的存在，无疑形成了某种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对策是将研究生考试招生，逐步高考化，现在硕士研究生已经实行封闭出题，统一判卷，试卷糊名，判卷老师被关在屋子里，由机关工作人员看管，每道手续都严格把关，某些学科已经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出题，统一考试，统一划分数线，统一录取，基本上跟高考没有什么区别了。眼下，这种趋势正在蔓延到博士考试招生上面，今年的面试，就有研究生院的人员在旁监督。从某种意义上说，上面控制研究生招生舞弊的手段，有两种，一是加强行政监督和控制，二是让考试和招生更加程式化。

问题是，目前的高考已经弊端丛生，批评者认为，目前实行的这种高考制度，严重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研究生不同于本科，有更多的个性化要求，不仅要求考生有程式化的知识，更要求他们有研究的素质，更重要的是要有创新的能力，将高考模式延伸到研究生考试招生中，只能是扼杀或者大体扼杀了研究生教育。这些年，真正对这种高考化招生不满，而且喊出声音来的，恰恰是那些学问做得好的人，比如陈丹青、朱学勤、贺卫方，甚至还有用实际行动发言的朱苏力，他们不满，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使他们招不来自己满意的学生，而他们的满意与否，相信仅仅和学术有关。

不错，现在高考式的研究生考试招生，的确会给某些学校，招收某些无论如何都考不及格外语的中层官员（高层不在此列），制造某些阶段性的麻烦，也会使某些贪财渔色的导师，为了自家的好处，招收阿猫阿狗，形成某些障碍。更进一步说，如果教育当局肯下本钱，把研究生招考制度变成完全的高考，按分数线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似乎也是可能的，但是，在这种公平背后，则很可能是最后一点学术自主性的丧失，所有的教授，都变成高考的判卷老师，充其量，不过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差役。

这是中国特有的高校研招的两难之局！一管则死，一放则弊。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学界，不存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尤其不存在官方承认的学术共同体，对于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学术规范，都没有起码的共识，更谈不上跟国际学术界接轨。整天嚷嚷国际接轨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大量国际公认宣传性的文字产品，在我们这里，被视为学术成果，大量平庸的重复之作，在我们这里，也被视为学术成果，大量抄袭、变相抄袭的作品，在我们这里，根本得不到起码的处理，甚至有可能李鬼告倒了李逵。各个学校和研究机构，不仅没有热情去清除庸作，处理抄袭，反而因为为求在官方的评价体系中占个好位置，鼓励或者变相鼓励这种行为。少数几个真正做学问，而且在国际上有地位的学者，在国内，往往无声无息，基本上没有什么官方地位，而那些在国内声名显赫，头衔无限长的学官们，恰恰不做什么学问，手里一大堆的课题，都是由弟子服其劳，劳动成果，也基本上是垃圾。严。在一些教授眼里认为好的论文，在另外一些教授眼里，就是垃圾，标准已经丧失了它的严肃性，因为官方没有标准，教授也没有标准，所有的导师，不过是研究生生产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产品流到你的手上，负责的还拧一下螺丝，不负责的连螺丝都懒得拧，甚至可能都不会拧，放过去，就算出厂了。

西方的学者，声誉高于生命，中国的学者，收益才是第一位的。工科教授，由于要依靠学生为他们打工，所以，还会多少考虑一下学生的素质，理科与文科的教授，则根本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加上混日子的人，混得越来越好，地位越来越高，学生答辩，大家心知肚明，明明是垃圾，却都会说成点心，学生顺利过关，导师脸面好看，答辩委员收取答辩费，大家皆大欢喜。唯一可靠的质量把关，居然只剩下入学考试的程式。

当然，补救办法不是没有。开放将近30年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学界，已经跟外部有了相当多的接触，每年频繁多样的国际交流，请进来，派出去，每年都数以万计。受过西方学术训练各种层次的海归，越来越多，其中虽然不乏克莱登大学的南郭先生，但正经人还是占多数，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凡是叫个学者，或多或少，对于什么叫学术，心里还是有数的，至少多数人是有数的。高校里南郭先生混迹其间，而且能大发市利，关键在于学界过于官僚化，官方的正式体系，只认官，不认学。各种评审委员会，只找这个领域官大的人，不找这个领域学问做得好的。虽然说，目前的各种评审过于频繁，根本没有必要，无非是展示和加强组织者的权力，但是必要的评审还是要有的，只是这种权力要回归学界，而不是由官场垄断。

一个国家，学术评审由谁来掌握，决定了这个国家学术的导向，所以，补救的首要措施，是根本改革现在的学术评审制度，让学界自己选择他们所认为的优秀分子，进入评审委员会，切实掌握学术评审权，变官本位为学本位。目前民间与官方学术评价两层皮的现状，必须改变，不能允许某些学术官僚，借口政治问题，随意打压学者，只要这个学者不违法。否则，中国学术的官方认可的学术体系，就会逐渐沦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诸侯学术”。

在评审制度改变之前，某些局部的补救措施也有一些作用。这些措施的根本着眼点，就是将研究生招生、培养和答辩过程公开化，置于阳光下，甚至可以全部上网。笔者所在的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曾经设计了导师组培养模式，成立由系里所有教师参加的导师组，一部分是硕导或者博导，一部分人不是，但进了导师组，都负有责任。把研究生培养的所有环节，都放在导师组的公开讨论中进行。实行之后，虽然开初某些导师和学生很难受，但效果很好，不是学术的东西，没有人敢拿出来了，过去那种看导师面子，走过场的事情也少了。可是，这种改革，因为导师组的成员，在会上批得凶，让部分很有权势的导师不舒服，结果导师组被学院实际上取消，无疾而终。

今年，我们学院又有好事的副院长出于好心，组织了临毕业博士生的讨论会，让这些正在准备论文就要答辩的博士生们，先把自己的论文拿出来，亮亮相，大家讨论一下，提提意见。这在国际上，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博士生们都希望自己的论文能被大家批一批，甚至骂一骂，以便改得更好，但是在中国，事情却不是这样。结果，由于讨论的时候，大家互相批得比较凶（也只是相对而言，跟西方的同类讨论会还是不能比），出于跟导师组同样的原因，我们学院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和导师非常不满，认为此举不仅羞辱了学生，也挑战了导师的权威。一时间，竟然闹得沸沸扬扬。

在某些有权有势的导师那里，研究生的培养答辩过程，恨不得变成一个秘密通道，博士资格考试，封闭进行，博士答辩，依然封闭进行，二三导师的友好，嘻嘻哈哈，就把事办了。大家可以互相见，但就是怕见阳光。当然，如果总是这样的培养方式，这样的答辩，入口严一点，程式化一点，多少还有点好处，可是，反过来说，这点好处，在这样的流程和出口面前，又能剩下什么？

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大病在身，其病不在考试招生，而在过程，在出口，还是那句老话，其病在学。

研究生招生改革，关键在出口

研究生招生，近来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北大“甘德怀事件”[5]，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余波未消，清华美术学院陈丹青的辞职[6]，又将此事提到大众的“议事日程”，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街谈巷议的内容。

研究生招生之被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扩招后，考研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的首要选择，考研的基数陡然增大，考研热潮所及，连历史、哲学这样过去门庭冷落的学科，也变得很有人气了，不再发愁没人报考。大家的感觉是，现在的研究生考试招生，跟过去的高考高招差不多了。这样一来，研究生招生这种原本各个学校很个性化的行为，其公正性自然会受到各方的质疑。事实上，为了对应这种质疑，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各个有权招硕招博的学校，一直在进行考试和招生制度的改革。比如，出题从原本的招生老师都参与，变成专门的出题组出题，出的题还要求提供标准答案（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如此，意思这种学科的题目也必须有唯一的答案），以方便教学行政人员对判卷活动进行检查。考卷从过去的不糊名到糊名，再到连考生的一切资料都严格保密，老师判卷也由过去各系自己组织实施，到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判卷人从始至终处在研究生院工作人员的严格监控之下。复试也由研究生院统一制订复试表格，由复试老师按项提问，最后按规定填写。最后录取更是由教育部统一按学科划定录取分数线，各个学校按线录取。

这种改革其实只有一个思路，就是逐步扩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加大行政部门对于教师的监管力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考试越来越程式化、客观化，恨不得有一天像托福考试一样，实现机答机判，最后由工作人员统计整理公布就可以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思路的改革目前随着大众对招生的质疑升级，也大有升级的趋向。

但是问题是，这种改革能够保证研究生考试招生过程的公平公正吗？考试招生里的坏事，即使都是教师做的，那么把权力放在行政人员手里，让他们防贼一样防着参与考试招生的教师，是不是就可以太平无事？当然，人们可以说这种改革可以使得教师和行政人员互相监督，压缩作弊的空间。不过，无论是理论上还是过去的实践中看，这种监督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事实上教师和行政人员在考试招生上的权力，在制度上就是不平衡的，行政部门是主导者，而教师的权力仅仅是技术上的，只要行政部门可以实现考试的题库化、客观化，甚至机答机改，教师的参与就可以减少到最小，甚至完全成为不必要。不平衡的权力结构，监督势必是不完全的，甚至可以被优势的主导者一方，凭借技术手段轻松瓦解，就像目前各个学校所存在的现实。

教师为什么要招研究生？从理论上讲，是为了培养学生做学问、做研究，同时也推进自己的研究，增益自己的学问。所以，他们应该有权利挑选那些他们认为合适跟着自己做学问和研究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生的招生，是个非常个性化的行为。一个导师，如果贪图世俗的利益和好处，刻意招收根本不适合做学问和研究的人来做他的学生，如果入学以后的考试和毕业论文答辩，是按规矩严格进行的话，那么这个导师肯定会因此而蒙羞，甚至为学界所不齿，当然，他也无法让他招来的混子实现得到学位的愿望。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高校显然无法实现这种理论状态，招进来的研究生，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只要招进来了，就差不多能混出去，混上一顶方帽子戴。研究生毕业答辩，不仅有人情面子的因素，也有权力、意识形态的干扰，关键是，在很多情况下，答辩导师也并不以学术为重，不存在学术共识，甚至连起码的学术标准都没有，答辩事实上成了师生共同参与的一场热闹的仪式。

所以，研究生考试招生的改革，应该改出口，而不是入口。在入口上做文章，加强本来已经很强的行政权力，不仅容易诱发行政部门的作弊，而且非常不利于真正的优秀人才的选拔，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尤其如此。越来越程式化客观化的考试，最终便宜的只是那些平庸考生和滥竽充数的导师，对于真正想做学问的学生和导师，都意味着灾难。很难理解，西方高校的行政部门的职能只是为了教学和研究服务，而现在中国也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口号，但是高校里却只有监管的强化，再强化。其实，只要我们在研究生出口上，多一点制度的限制，多一点监督，让那些东郭先生们混出去的成本提高若干，导师在入口上作弊的顾虑就会增大几倍甚至几十倍。我们在制度设计上，监督诸元素中别忘了学生的存在，更别忘了导师的存在，事实上，对于读研的过程来说，真正休戚相关的人是他们，只有他们才最有监督的内在动力，他们不仅可以监督东郭学生，更可以监督东郭导师，最终让我们高校的东郭先生少些，再少些，让我们的高校，别像一个衙门。

给研究生招生解套

北大是万众瞩目的所在，有点事就是大事。今年北大宣布，研究生保送比例平均再提高7%，这样一来北大一半以上的研究生，都将出自本校。消息传开，舆论大哗。

其实，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能理解北大这样做的心情。事实上，我们学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论考试，往往外校生，尤其是那些不知名的学校来的考生，要比本校生考得好，但是一复试问题就出来了，考得好的学生书看得却不多，连本专业的一些基本著作都没看过，他们只是把教材和复习材料看得精熟，而且外语和政治，尤其是政治考得好。这样的学生，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往往很长时间进入不了状态，甚至难以适应研究性学习的课堂教学。因此，据我所知，凡是名牌大学，都喜欢招自己本校的学生，北大此举，不过是将平时的喜欢，变成了制度性的规定。

虽然这种暗中的喜欢以及明确的规定，自有其道理，但是，必须承认，这种做法，对其他学校，尤其是那些一般学院特别希望通过考研来“改换门庭”的学生来说，是一种不公平。没有让这些人和北大的学生，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事实上承认了北大自己的学生，更容易得到自己学校的青睐。但是我相信，北大的这种规定，就目前而言，对自己学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是有好处的，至少他们的初衷，并非是公然实行校际歧视。

其实，我们现在的研究生招生状况是相当令人担忧的，随着大学的大规模扩招，质量下降，社会上把研究生视为“过去的本科”，连续几年升温，尤其是名校的研究生，更是热门，这种状况，直到去年才有所降温，随着研究生招生寻租力度的加大，招生腐败日益增加，各种糗事层出不穷。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普遍对学校和教授丧失了信任，很多考生落榜，尤其是那些初试分比较高的考生落榜，首先想到的就是“招生舞弊”四个字，网上许多类似的招生事件，其实未必都是导师作弊，但大家众口一词，百口莫辩。北大这种公开增加自己学生比例之举，估计也会被视为另一种形式的舞弊。

教育行政部门面对如此的压力，采取的办法是加大行政监控的力度，尽量使研究生（目前还是硕士阶段）考试高考化。试卷糊名，统一判卷，老师圈禁，甚至统一出题，试题给出标准答案等，而且这种趋势大有蔓延之势，估计不久的将来，博士生考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高考化。事实上，这种方式的考试，只能有利于那些不看书，从大一开始就一心复习考研的人。把研究生考试，变成另一个层面的高考，等于是消解掉研究生教育最后一点“研究性”。

事实上，在研究生层次，尤其是博士阶段，如果非要有入学考试的话，考试应该是更加个性化的，理所应当赋予学校和导师更大的权力，真正实现学校和导师自主招生，招他们认为应该招的人，不用各种规范化的考试，来挡三挡四。无论是外校，还本校生，一个尺度，单一的学术尺度，无论外校还是本校，研究生的大门，只对爱读书的人敞开。问题是，这样自主之后，学生毕业的出口，一定要严，硕士作为博士的一个台阶（职业硕士除外），不用写论文，但博士资格考试，博士论文答辩，一定要严格把关，绝不能像现在这样，只要考试进了门，最后都能出去，博士资格考试和论文答辩，变成互捧臭脚的师生联欢。能做到宽进严出，关键在于，所有带学生的教授，要有这样的自律，有不像样的博士论文从自己手下溜过，意味着耻辱，等于变相的学术不端。

然而，我们现在的学界，没有一个公认的学术标准，也没有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学者没有职业道德，更没有学术荣誉感。很多教授，甚至是名牌大学的教授，自己都不知道学术为何物，在社会科学领域，大量政治宣传的东西，也被当成学术发表，公然排列在学校的学术成果中。有的教授虽然知道什么叫学术，但对于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从抄袭到腐败，满不在乎，出了问题，学校为了面子，也不会深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教育，实际上已经走到一条死胡同里。都知道研究生素质下降，但为了应付社会舆论压力，还只能在强化入口上打主意，越是规范化入学考试，研究生培养水平就越是下降。

走出这个死胡同，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切实整顿学术秩序，给学者以自主权，靠学者的自身力量，来建立学术标准，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纪律，把那些混事的、舞弊的、抄袭的，凭借自身权力侵吞他人成果的所谓教授学者，统统清除出去，第一步，要让学者有廉耻，重建自身的学术荣誉。

怎样跟老师建立牢固的互动关系，免得被淹没在黑压压的学生堆里没人过问？大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环境，本来除了课堂外很难碰上老师，大学期间，毕竟是需要老师指导学本事的时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所以要尽量跟老师保持畅通的互动，这样对学业大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