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如果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对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做一个最简要的比较概括的话，那么，一般认为，中华文化是一种人文性、道德性的德性主义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倡导科学与理性的智性主义文化，而印度文化则是一种神性主义文化。
中华文化的德性主义特点在文化的经典原创或所谓轴心时代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并在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得以延续。李泽厚先生是这样描述这一特点的最初状态的：“先秦各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以氏族血缘为社会纽带，使人际关系（社会伦理和人事实际）异常突出，占据了思想考虑的首要地位。”[1]
中华文化从其发端时起就体现出了一种人文性和现实性的特性。任何一种文化，从最初的形态上看都表现为神话和宗教意识，中华文化也不例外。中华文化在周代就有对祖先神的崇拜，而不是纯粹的对超越神的崇拜。祖先神既是神又是人。说它是神，因为它已经不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了，或者已经不是活着的人了。作为已经死去的人，被人们认为有某种与上天对话的神性。说它是人，因为它又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有着血缘的联系。这种对祖先神的崇拜，本身就未能区隔神与人，这从一开始就给中华文化打上了现实性、人文性的烙印。
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是一种人伦性的现实主义文化。孔子在其学生问到关于死的问题时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说他连生都没搞清楚，怎么可以知道死呢？“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这说明儒家文化不太关心人死后的超越的、神性的事，而更为关注现实人生的问题，人伦关系、社会治道、修身养性、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这些是儒家学派所着力关心的问题。
如果说印度文化是超越的、神性主义的，那么，中华文化则是现实的、人本主义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比较重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比较重视知识论的传统，是一种智性主义的文化，那么，中华文化则较少关注纯粹知识性的问题，特别是外部世界的自然性的知识问题，而是非常重视人本的、道德的思考。儒家学派是一个道德学派，其思想特质是道德中心主义，蕴含了泛道德主义、道德本位或道德至上的思想。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德性主义特质。
从文化的诸要素的关系来看，中华文化是以道德为其核心的。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明确地把“道德气氛特重”列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特重，确为中国的事实。”[2]韦政通先生在其《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也指出：“在中国文化中，有‘一本万殊’的理念，于是坚信一切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基础就是道德。中国传统中讲道德，不像西方人讲道德只限制在人生的范围内，而是弥漫在文化的一切领域。因此，中国的政治理想是‘德治’，文学理想是‘文以载道’，经济的理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其他如教育、法律，也莫不以道德为基础。”[3]钱穆先生说得更加明确：“中国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其最高领导的一种文化。由道德精神具体落实到政治。这一种政治，亦该是道德性的政治。再由政治控制领导着经济。这一经济，亦该是道德性的经济。至于文学艺术，莫不皆然，其最高领导者，还是道德精神。中国文化之最弱点，则在宗教与科学。中国亦有宗教，然宗教地位仍受道德精神之支配。如祭祖宗、祭圣贤、祭各地有功德之人物，乃至祭天地诸神，亦一切以颂德报功之道德意义为骨干。中国是以道德精神来洗炼了宗教信仰，并非由宗教信仰来建立道德根据。”[4]这几位学者的观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道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灵魂。中华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型的德性主义文化，其核心和精华体现为伦理精神和价值观，这是中华文化的特质，也是它对人类的突出贡献。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华文化具有“以道德代宗教”的特点，儒家的学说是一种准宗教，发挥了宗教的一些基本功能。中国哲学思想也是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本体论、认识论都是相对薄弱的或者说是服从于伦理学的。就伦理与政治、法律的关系而言，伦理是政治、法律的基础，政治、法律以伦理为价值目标与评价标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法律伦理化。而所谓的伦理政治化是强调伦理为政治服务，政治是推行道德的主要手段。法律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律也是用以保障道德实行的。艺术也是与道德相联系的，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说：“乐者，通伦理也。”艺术要“文以载道”“诗言志”，乐教重在发挥“正人心”的作用。礼乐文明是紧密联系的。礼是指导我们生活的行为规范，礼治秩序是我们的基本生活情态，礼仪之邦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标识。
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中华文化的德性特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由儒家塑造的。《礼记·大学》是儒家学说的一篇纲领性文本，其“三纲领”、“八条目”和其内圣外王之道很好地体现了儒家学说以道德为本的思想。
这是儒家为学、修身和治世的三条根本原则，也被称为“三纲领”，即为学的首务在于弘扬我们人性中光明的道德，并将这种道德推己及人，亲近、影响民众，使人民日新其德，成为新民，从而达到社会和人生的至善境界。“三纲领”的总体目标的实现要通过“八条目”加以贯彻落实。
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中，修身是关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过程和功夫，而齐家、治国与平天下则被看作修身的目的。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道德，或者说如果没有“内圣”，就不可能有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结果。道德是政治的基础，后者被称为“外王”，因此，儒家这种通过修养自己的道德并通过道德的推扩来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伦理政治之道也常常被称为“内圣外王之道”。
伦理道德不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相较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其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也为儒家所推崇。
正因为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学派，其学说的这种崇德特质深深影响了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也具有了鲜明的德性主义特点，崇德向善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
每一个生活在中华文化背景下的人，不管他有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华文化，我相信下面这些话他都耳熟能详：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民族；修身为本，德教为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平日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之初，性本善；尽人事，知天命；百善孝为先；等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名人名言所包含的道德教训和人生智慧都为大家所熟悉。“二十四孝”的故事按鲁迅先生的说法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关羽之义、诸葛亮之智、岳飞之忠是不论文化水平高低的人都知道的。这些名言警句、名人事迹和高尚人格之所以为中国人世代传诵，就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中国人所信奉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与道德智慧。
人的名字是一个文化符号，它往往是文化沉淀和人们的核心价值追求的直接体现，或者说直接体现着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六十岁以上的人甚至祖辈人的名字，大家就会发现很多中国男性的名字中有儒家的伦理范畴：如仁、义、礼、智、信、孝、忠、温、良、恭、俭、让、儒、德等。例如马有德、刘尚智、王有仁、张忠信、赵孝义、李有德、许惠敏、侯宽仁等。其实，不仅是男性，女性虽大多以表示柔美的字词如琼、瑶、玉、娥等来命名，但也有许多女性是以道德德目来命名的，记得本人小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名叫“李怀贞”，那意思很明确，就是家长希望她心怀贞节之道德。中国传统社会是家族社会，血缘宗法关系备受重视，所谓“人伦”就是不同辈分和类别的人际关系，同时，伦理又强调家族团结，因此，过去人取名，大多都是一辈人中的亲兄弟、堂兄弟要用字辈，一看姓名，就知道你是哪一辈，这样辈分就不会乱，而且兄弟之间又加强了同胞之情，如宗仁、宗礼、宗义、宗智、宗信、宗儒、宗财等都是很常见的人名。
在中国人实际的交往和生活中，道德无处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吃喝住穿、节日民俗等都体现着这种道德价值至上的导向。如在四合院内什么辈分的人该住什么方位的屋，这本身就是伦理秩序的外在体现。中国人的人生礼仪如生日、婚礼、丧礼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伦理观念。以婚礼为例，儒家经典《礼记·昏义》开篇是这样的：“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是说人们结成婚姻的目的不是实现爱情，而主要是两家结亲，生儿育女，从而起到承先启后、血脉不断的作用，这是婚姻的主要意义，这显然强调的是一种对家族的伦理责任。中国的岁时节日民俗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集中表现。如过年，不仅是一个综合节日，而且首要的是省亲和祭祖。清明节不仅是在开春时节踏青，也要去祖上坟地行孝。四时上坟体现着我们的孝道伦理。九九重阳节体现着我们的敬老伦理。传统戏曲、弹词等都体现着道德教化的内容。文学是人学，如果我们把四大名著的章题做一个统计的话，会发现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忠”“孝”“仁”“义”等道德范畴。可见，道德观念是广泛渗透于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4.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7.
[3]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长沙：岳麓书社，2003:58.
[4]钱穆.文化学大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7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