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通鉴》序言

历史是已经消逝了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的汇集。各个阶级、各个群体、各个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进行活动，扮演种种不同的角色，或则伟大，或则渺小，或则光彩，或则丑陋，给后世的人们造成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新环境。由此世代延续，流淌而成漫长、曲折的历史长河。人们总是要回顾这条长河的源头，现实包孕在过去之中，是从过去发展而来，要正确地认识现实，必须追溯源头，了解过去。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在漫长的岁月中披荆斩棘，拼搏奋斗，历尽艰险，才取得进步，创造了今天的新天地？历史向我们详尽地诉说这一切，诉说先辈们的苦难和忧虑、探索和努力、成就和挫折、经验和教训。

因此，历史是一部生活的教科书，人们总是从先辈的经历中学会如何面对今天的问题，去开辟未来的道路。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更好地前进就必须经常温习历史，回顾过去。当然，历史的条件、场景迅速在变换，不可能出现一模一样的人和事，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但滚滚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又会不时地出现许多相似之点，某些历史场景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一再重复出现，因此，治理邦国、整饬吏治、建立制度、制定政策、进行战争、运用战略、保护良善、惩治邪恶、发展生产、整顿社会又有着普遍的规律和共通的法则。人们从学习和研究历史中了解并熟知这些规律、法则，并加以运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辉传统的国家，历代中国人勤于修史，善于学史。宋朝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开创了通鉴体历史著作。宋神宗御制序言中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封建社会中人们研究和撰写历史的目的和今天不完全一样，但以史观政、以史褒贬、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则是一样的。

继司马光之后，清代毕沅撰写《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使通鉴体史书一脉相承地传续下来，丰富了史学著作的园地。有清一代三个世纪的历史，史料浩如烟海，内容尤为重要，但大规模的整理撰述工作尚待进行，迄今还没有一本较详尽的通鉴体史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和协助下，决定撰写《清通鉴》，网罗三百年史迹，详其史实，著其人物，明其典章制度，考其记载同异，述一代之盛衰，究世事之治乱，示过往之教训，揭历史之规律。清朝灭亡至今尚不到一百年，距今天极为切近，与现实紧密衔接。清代历史十分重要，在其后期，中国受外国的侵略，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出现了微弱的近代工业和商业，初步建立了近代军队和近代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制度。尽管步履蹒跚，但古老的中国在缓慢地前进，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走上革命道路，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形成了20世纪的旧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国家受欺，人民贫穷，文盲充斥，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定会碰到更大的困难，要付出更艰巨的努力和更漫长的时间。只有认清和把握历史形成的中国国情，我们才能真正懂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鼓舞勇气，明辨方向，坚定我们前进的决心和信心。

本书编纂时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事实无限丰富，且十分丛杂。我们从繁复纷纭的历史资料中选取较重要者，编次排比，略其枝叶，显其本质，辨其同异，正其讹误。我们致力于叙述史事的过程、原委，我们的历史观点和态度即寓于史事的陈述中，事实正确而清晰，是非曲直，已在其中。通鉴属编年体史书，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年月编排，唯重大史事适当地集中，或回溯，或延伸，追踪其来龙去脉，使首尾完整，一目了然。文字则使用浅显文言，以收文损事增、明晰易懂之效果。重要人物撰有小传，大多系于其逝世年月之下。

我们力求使本书吸收近年来清史研究之主要研究成果，反映三百年清朝历史的真实面貌，给读者以较丰富、较切实之清史知识。但由于水平所限，编纂的时间仓促，必定有许多不足与讹误之处，期望读者和专家们不吝教正。

注释

[*]原载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