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序言

张羽新同志的《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即将出版，翻阅了这部厚厚的书稿，我感到非常欣慰。羽新同志以不懈的努力，艰苦的劳动，又为中国边疆史地学奉献出了新的研究成果。

张羽新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期间，就以清朝治理新疆的政策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198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分配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继续孜孜不倦地研究清代新疆和西藏问题，先后出版了《清政府与喇嘛教》《避暑山庄的造园艺术》等专著，发表了数十篇论文，总字数达百数十万言。今天，他又完成了《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这部书，10年的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疆地区。历代封建王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秦、汉时期，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就致力于边疆的开拓，设立政权机构，实行统一的行政管辖，密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和推动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隋、唐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更加繁荣富强的时期，在治边政策中，除设置管理机构、加强军事部署、注重怀柔招抚外，尤其注意在不同的边疆地区侧重实行不同的政策，使政策更加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从而促进了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内地和边疆的联系。元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其边疆政策中，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特点也很鲜明。元代所创造的全国规模的大统一局面，对后来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明代的边疆政策中，突出了“守备为本”“刚柔并济”“以夷治夷”的思想内容，同时因不同的边区形势，侧重实行不同的政策措施，对缓和民族矛盾、保持边疆安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清代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在边疆政策方面，广泛而深入地总结了历代的经验教训，在巩固统一、团结各民族、治理和开发边疆方面，达到了前代封建王朝所未能达到的辉煌成绩。在历史上，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农业民族的汉族，长期处在冲突和战争之中。到了清代，边疆与内地、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矛盾仍然存在，历经康雍乾三朝的战争，达到了全国的统一。随后，清廷在边疆设置各种类型的行政机构，驻兵戍守，设官治理；屯垦开边，发展经济；扶植喇嘛教以安蒙藏民族，制定年班、围班制度，进行满蒙联姻，以抚绥上层王公贵族，等等。这些措施使作为多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团结和统一得到空前的加强和巩固。在清代，我国的边疆史和民族史进入了新的转折时期。如果说在18世纪以前的中国史中，南北方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冲突占据着大量篇幅，那么，18世纪以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变。仇恨的阴云渐渐消散，和平交往代替了冲突和战争，各民族间团结友爱、相互帮助的主调正在形成。所以，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全国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压迫（如太平天国时，汉族、回族、苗族、彝族、维吾尔族的起义斗争，相互支援；辛亥革命时，各民族联合推翻清政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如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特别是新疆、蒙古的抗俄，东北、台湾的抗日，西藏的抗英，广西、云南的抗法、抗英，均有许多少数民族参加）。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关系更加亲密，结成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友谊。因此可以说，清代的治边成绩和政策效果极为重要，对形成我国今天的民族大家庭具有巨大的作用。张羽新同志这部书研究清代的西部边政，以新疆、西藏为重点，这是清朝治边最主要、最典型的地区。通过这部书，可以从多方面了解清代治边的内容、特点、经验、教训，还可以了解中国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条件以及所经历的长期艰难的历程，从历史上加深对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更加珍惜、爱护今天政治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从清朝中晚期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就注意研究边疆史地问题，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祁韵士在完成《皇朝藩部要略》著述后，在遣戍伊犁期间，仍发愤著述，写成《西域释地》《西陲要略》等书。张穆用史志体完成《蒙古游牧记》，人们给以很高评价。何秋涛有感于俄国与中国壤地连接，宜有专书以资考镜，撰成《朔方备乘》。此外，魏源的《圣武记》、徐松的《新疆事略》等书，也都凝结着作者关心边事、忧国忧民的心血。清朝灭亡以后，中华民国期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日益扩大，人们对边疆地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苏演存的《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谢彬的《中国丧地史》，白眉初的《国界小志》，葛绥成的《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毕企云的《中国边疆问题》等书相继问世，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论文发表。这些著述，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设置，对协调我国各方面人才，加强边疆史地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加强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团结，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我国学者，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优良传统，正在努力开创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张羽新的《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在这时候出版，就是这一形势的反映。该书丰富的内容，无疑会给边疆史地研究这一春天的百花园增添新的艳丽和光彩。

张羽新同志的这部书，比较深刻地论述了清代前期中央政府在新疆、西藏地区的施政及其效果，以及中原内地与新疆、西藏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等方面的关系，还有对一些问题的考证及分析，内容宏富，论述严谨，分析透彻，史料丰富，反映了作者在这一领域深厚的功底、独特的见解，读后使人感到该书有许多特色，主要表现在：

首先，对清代的喇嘛教政策进行了全面论述，把这一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喇嘛教是藏传佛教的俗称，是清朝统治蒙藏地区的思想武器。以往人们虽肯定了清朝的宗教政策，但缺乏深入的分析。本书在《清代的喇嘛教政策》一篇中，指出清朝之所以推行这一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喇嘛教在蒙藏民族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传统势力，清朝为巩固政权，笼络和争取蒙古族上层分子，便“从俗从宜”，加以利用；利用喇嘛教首领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牵制蒙藏世俗贵族；在当时面临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朝尊崇和利用喇嘛教，是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一种特殊政治策略。这对坚定蒙藏上层人物在对外斗争中的内向之心，安定边疆，巩固统一，起了积极作用。应当说，这些见解是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此外，清代前期的中俄关系与喇嘛教，清朝统一新疆与喇嘛教，都是以往人们很少接触的课题，本书多方搜集资料，充分利用中外的研究成果，去伪存真，精心研证，作者认为：清代前期的中俄关系与喇嘛教问题，实质上是沙俄侵华和中国人民反对沙俄侵略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清朝统一新疆过程中的喇嘛教问题，实质是分裂与统一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问题。这些结论，以事实为根据，都是很有见地的。

其次，对有关经济和民族问题给予充分关注。以往的边政学研究中，多重视政治措施以及人物的活动，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仅此似乎也是不够的。本书弥补了这一缺陷，结合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特点，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更多的笔墨探讨了经济和民族问题。《清代前期西藏地方经济长期停滞落后的原因》一篇，对造成鸦片战争前西藏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和地方财政的极度匮乏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文中指出：繁重的赋税和乌拉（差役），迫使广大藏族人民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喇嘛教的盛行，使社会财富大多消耗在宗教活动上，不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发展经济所必需的社会积累，因此促成了经济的衰败和萎缩；战乱频繁，政局动荡，摧残了西藏的经济。这些见解对我们了解历史上西藏的经济状况以及今天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清朝统一新疆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一篇，特别强调了安定人民生活以保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启示作用。《清代前期迁居北京的大、小金川藏族》一篇，根据有关文物和文献资料，以及作者的实地调查，探讨了大、小金川一部分藏族迁至京师的经过和他们的生活情况；《清代前期吐鲁番维吾尔族移居瓜州始末记》《清代迁京的维吾尔族》两篇，依据档案材料和地方志，分别对吐鲁番维吾尔族移居瓜州以及再迁回吐鲁番的情况，清朝统一新疆后，部分维吾尔族迁京及他们的生活情况进行了探讨，使许多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具体事实公之于世，这对了解藏族、维吾尔族的历史发展，中华民族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各族人民共同为发展祖国的经济、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提供了新的情况。

再次，对清代前期西部边疆史地研究中一些大家颇为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乌兰布通之战，是清代前期清朝中央政府与准噶尔蒙古噶尔丹地方割据势力之间一次重大战役，也是清史上一件大事。许多历史著述，都认为是清军重大胜利和噶尔丹惨重失败。本书中《乌兰布通之战的胜败问题》一篇，通过对乌兰布通之战实际战况的考察，对某些史料去伪存真的分析，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在这次激战中，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清军并未击溃噶尔丹的军队；噶尔丹的战后请和，只是一种退兵之策，并非战败乞降；噶尔丹军队的大量减员，亦非遭受清军杀伤的结果，而是瘟疫造成的；在战斗过程中，由于清军腐败，造成了许多失误并遭受重创。这一观点和传统见解大相径庭，但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肃州贸易考略》一篇，对被不少历史学家忽略的问题，依据档案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再现了清代前期清朝中央政府与准噶尔地方政权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情况，弥补了《清实录》等清代官书的疏漏与不足，由于考证严密，分析精当，所得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最后，本书搜罗了丰富的资料，故立论有较坚实可靠的基础。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占有资料，只有依靠大量的、经过审慎考证的资料，才能够科学地说明历史问题。本书不仅较多地利用了原始档案材料，而且充分地利用了实录、方志、会典、则例、碑刻、谱牒、私人著述和国外研究成果，参考书目达百数十种之多。其中，《卫藏通志》和《西藏志》等书，不单是一般的引用书目，而是作者在整理有关清代前期西藏地方史汉文资料过程中，专意研究而有独到领会的典籍。也有的书是极难搜觅的抄本。本书作者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想见，作者为完成此书的著述经历了怎样艰辛的劳动。在有些人认为史学无用的时候，在一些人急功近利、单纯追求短期效益的时候，本书作者却不分寒暑，读书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在大量的披沙拣金的劳动中，寻找历史的真实，不以为苦，乐在其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史学工作者只要坚持和发扬这种实事求是、刻苦钻研的精神，历史科学必定会在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正如一切事物不可能完美无缺一样，张羽新同志的这部书，也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课题，例如新疆的军府制，西藏的驻藏大臣制，典型地表现了清代边疆政策的特色，似应展开更加翔实的论述；清朝中央政府中管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机构理藩院在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活动及其作用，论述中显得较薄弱；伊犁将军和驻藏大臣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也应有所选择地给予论述。在资料利用方面，满文和藏文中蕴藏着许多待开发的富源，本书利用不够亦是一项缺憾。此外，有些地方语言还可以更加洗练。我期待着张羽新同志能继续努力，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注释

[*]原载张羽新：《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