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古政教制度》序言

赵云田同志的《清代蒙古政教制度》杀青了，我欣喜地读完了初稿，这是史学园地中开放的一支新卉。它的出版，将能补充清史研究中非常重要却又相当薄弱的一个领域。

赵云田同志研究清代蒙古问题已有较长时间了，1978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开始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即以清代理藩院作为研究题目，后来，论文答辩时，得到一致好评，获得了硕士学位。以后又继续钻研这个题目，他长期勤奋不懈地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培育着一株学术嫩苗，现在，嫩苗已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了，他写成了《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这一有价值的著作，我祝贺他的成功，更要称赞他在科学道路上认定目标、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克服艰难险阻、勇于攀登高峰的进取精神。

探讨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这是清史和蒙古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这不仅因为蒙古族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而且蒙古问题又是清朝重新统一中国的关键所在。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朝，其历史地位和是非功过应当怎样评价，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意见，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清朝在奠定我国的疆域、缔造和巩固多民族大家庭、增强祖国的统一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边远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大大发展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了，边疆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了。清朝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权威地行使着自己的统治职能，中华民族更加强固地凝聚团结在一起。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百多年，割夺中国的领土，制造民族分裂，力图分而治之，达到并吞中国的目的。但是中国并没有被灭亡，大敌当前，中国的各民族中焕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团结战斗，休戚与共，抵御外侮，保卫祖国。中国各族人民捍卫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生存。直到今天，这种各族人民共有的爱国主义仍然是鼓舞我们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

清朝前期，在经历了激烈的国内民族战争以后，中央政府的力量有效地管辖着祖国的辽阔疆域，康雍乾时期，经济繁荣，政治安定，中华民族在团聚和形成的漫长道路上迈过了最重要的一段路程，全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牢固的政治统一。就像周恩来总理所说：“清代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代，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如果进一步问：在增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聚方面，清朝是怎样取得重大成就的？那就不能不首先注意到清代的蒙古问题，因为，在长期以来直到清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蒙古族一直是十分活跃的力量，其地位举足轻重，它的兴衰、强弱、向背成为祖国统一或分崩离析的关键因素。

蒙古族崛起于13世纪初，成吉思汗时力量鼎盛，声威远播。忽必烈灭亡南宋，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元朝。后来，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但英勇善战的蒙古族驰骋在祖国北部和西部草原上，它所控制的地域，辽阔广大，远达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在长时期内曾是明朝统治最重大的威胁。当时，汉族和蒙古族是中国土地上势力匹敌的最强大的两个民族。历史的演变很富有戏剧性，17世纪经历了长期动乱之后，建立起中央政权的既非汉族，亦非蒙古族，而是崛起于东北的满族。满族虽然形成较晚，人口很少，僻处边隅，但在发展的初期，表现出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生命力，当它击败了明朝残余势力（包括南明、三藩、郑克塽），建立了对汉族的牢固统治以后，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部和西部，与咄咄逼人的准噶尔蒙古进行较量。准噶尔是蒙古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它居住在伊犁和中亚地区，控制了青海和新疆南部，威胁着西藏和漠南、漠北蒙古。准噶尔割据政权的存在是当时统一中国西部、北部以至青藏地区的重大障碍。清政府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极大的力量处理蒙古问题，军事行动、政治手段、宗教措施，三管齐下，紧密地团结漠南蒙古，谨慎地保护漠北蒙古和西藏，个别解决青海和南疆，孤立并打击准噶尔割据势力，经过七八十年的长期努力，才取得了平准战争的胜利，重新完成并大大加强了中国的统一。

清代蒙古的政教制度是清朝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产物，它既来源于蒙古族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又反映了清朝对蒙古族的统治措施。这种制度自然具有鲜明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烙印，同时也表现了清政府在实现统一时所积累的大量经验教训。由于清王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的上层所建立，它对少数民族的处境和要求体会最深，清政府又很早就和漠南、漠北蒙古结成亲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它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成功的政策。清朝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就是保持和尊重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和某些政治制度，笼络和利用其上层分子，根据各地的情况，设置不同的统治机构，建立不同的制度，实施不同的措施。在维护统一、强调中央权威的前提下给予各族有限度的自治权。这一基本方针，逐步地具体化、制度化，形成清代对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统治的特色。由此可见，探讨清代蒙古的政教制度，对于研究蒙古史和清史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了解祖国怎样取得统一以及统一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那时，有几本杂志，例如《开发西北》《边政公论》等，曾刊载过一些文章，初步介绍了清代前期的理藩政策和清代蒙古的政治制度。同时，日本的学者也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此后40多年，清代蒙古的研究受到重视，成果累累。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发表了有见地的论文和专著，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工作，也有了重大进展。还有，苏联、美国和意大利的学术界也密切注意到了这一研究领域。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努力，关于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就国外和我国台湾某些学者的研究而言，他们的观点比较陈旧，而且有的还否认满族和蒙古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因此，对一系列问题的具体看法和我们大相径庭，他们的这种观点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此外，国外以及我国台湾的学者，在资料的使用方面，也不够充实。他们一般使用《东华录》《清会典》一类资料，能够全面利用《清实录》的已不多见，而对珍贵的档案几乎没有使用，地方志、私家笔记、碑版谱牒也很少涉及，这不能不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局限。近年内，我国大陆关于这一题目的论文、著作虽日渐增多，但也还只是对某些片段和局部问题的论述，缺乏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的专著。赵云田同志的这部书，既吸收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接触了更丰富的史料，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勾画了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的全面图景，给清史和蒙古史的研究填补了薄弱的环节。

作者把全书分为十三章，首先概述明清之际蒙古社会情况和清朝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然后从九个方面阐述和分析清代蒙古的政教制度：一、设置主管蒙古事务的中央机构理藩院；二、以盟旗制度作为统治蒙古地区的社会组织形式；三、派遣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军政官员，设立各级军政机构，以加强对蒙古的统治；四、制定蒙古地区专用的刑法，加强法制；五、在蒙古地区开通驿路，广设台站、卡伦，“宣传命令，通达文移”，加强内地和蒙古地区的联系；六、建立年班和围班制度，作为抚绥蒙古王公的重要手段，加强他们对清朝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七、通过联姻、通婚，增强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感情上的联系，巩固满蒙之间的联盟；八、利用喇嘛教，尊重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章嘉活佛，通过宗教领袖人物，发挥他们安定政局的作用；九、制定适当的经济措施，促进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上九个方面，大体上反映了清代蒙古政治和宗教制度的全面轮廓。

作者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从我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力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阐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的各个方面，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作者主要看到了这些制度在巩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中的作用，予以肯定的评价，同时也看到了它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性质。清代前期，外国殖民主义已经东来，骎骎威胁中国的东南海疆和北部、西部边疆。我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因为外国侵略势力的进逼，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性质，大大提高了民族统一的紧迫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王朝统一中国以及为维护、加强统一而建立的制度，采取的措施，其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作者总的看法和评价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而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也有颇多新见。如，作者认为：清代蒙古盟旗制度是由努尔哈赤时创建的满洲八旗制度和蒙古民族原有的鄂托克、爱马克相结合而演变成的社会组织形式。又如，作者认为：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是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关系日益松懈的产物，等等。

本书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也比较广泛、丰富。作者多年来埋头于档案馆、图书馆中，手不释卷，笔不停录，积累了大量资料，既包括实录、会典及档案，也利用了许多地方志、笔记以及国外著述。参考书达百种以上，其中有一些珍贵的新资料。如乾隆内府抄本汉文《理藩院则例》，乾隆三十一年殿刻本汉文《蒙古律例》，国内至今还没有人引用过。作者把长达十万言的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和道光朝、光绪朝刊刻的《理藩院则例》进行了反复比较对照，搞清了它们的异同，理出了有清一代对蒙古制度变化的某些线索。还有，抄本《百廿老人语录》是清代办理蒙古事务的满族和蒙古族官吏们的回忆，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很珍贵。

自然，清代蒙古的政教制度，时间跨度大，历史演变，迂回曲折，问题繁多，情节琐细。资料浩如烟海，难以穷极。赵云田同志在这一领域做出了不少成绩，整理出清晰的线索，勾画出全面的轮廓。但今后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例如：结合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来探讨其政教制度的得失；大批汉民移入蒙古所产生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和宗教势力侵入蒙古后的情况；等等。在资料方面，大量的原始档案也有待发掘，特别是蒙文档案的整理和利用，尤为重要。这项工作十分艰巨繁重，目前还没有提上日程，但却是提高这一课题研究质量的关键。科学发展的一个规律就是要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上一步，不断地冲刺，不断地突破。看来，清代蒙古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大力开发，精心耕耘的园地。谁能够继续努力，勤奋不懈，坚持既定的目标，谁就能进一步取得成绩，攀登上新的科学高峰。

注释

[*]原载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