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入关与中国社会》序言

1994年是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明朝灭亡和清兵入关的三百五十周年。50年前，郭沫若先生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李自成农民军失败的原因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文章发表后受到正在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各解放区都专门印发了单行本，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早已完成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正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重新探讨清军入关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不仅有利于推动清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加速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同样会从中得到新的历史启迪。

所以，1993年，在史学界许多同志的邀约、请求下，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慨然承诺在沈阳组织和召开第七届中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把清军入关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为主要议题，得到了海内外清史学界的热烈响应。参加会议发起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吉林师范学院历史系、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大学历史系、辽宁大学出版社、辽宁少数民族古籍出版办公室、辽宁古籍出版社、辽宁民族出版社、辽宁民族研究所、辽宁师范大学、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鹏达企业集团共19个单位。

第七届中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8月30日开始，9 月2日结束。来自日本、美国、意大利、俄罗斯、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百余名清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会聚沈阳市，就清军入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天崩地裂”的变化这一主题，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350年前，中国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怎样？当时有三种势力正在激烈竞争和相互搏杀，即：统治着全国的明王朝、新兴的清王朝以及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中国大地上硝烟弥漫，三种势力兴衰消长。谁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取决于各个势力集团内部的团结、进步及采取的政策，取决于哪个势力集团能够适应历史的潮流和民心的向背。

明王朝在长期统治全国以后日趋腐化，文恬武嬉，暮气甚深。神宗昏庸无道，唯以搜刮财货是视；熹宗荒淫嬉戏，听任客氏与魏忠贤操纵朝政；崇祯虽有心振作，然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猜疑忠良而信任奸佞，“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思；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明季北略》）。面对农民起义的烽火和清王朝的进攻，明王朝的军队屡遭败绩，且“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由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清太宗实录》）。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起于平民，反抗暴政，转战多年，旋兴旋灭，其后整顿队伍，严明纪律，政策正确，深得民心，故能所向克捷，在中华大地上点燃漫天烽火，推翻了明王朝。但是，当胜利出人意料地迅速到来，却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并无准备。他们被城市的繁华景象弄得头晕目眩。农民军的领袖没有抓住时机奋发求治，厉兵秣马，巩固和推进胜利，而是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迷恋声色财货，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全面取胜的机会。起义军在山海关为清王朝和吴三桂的联军战败，只好撤离北京，仓猝西走，最后败亡。农民军是明王朝的掘墓人，却不能保持纪律、团结与战斗力，不曾建立一个为人民欢迎的政权，终于丢掉了胜利的果实。

清王朝之所以成为最后胜利者，是因为这一新兴势力集团具有蓬勃的朝气，勇于进取，自立自强，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又能够随着形势的发展，保持内部团结，调整战略政策，以适应入关以后迅速变化的形势。在关外，清朝已经历了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位杰出领导人的长期经营，统一了东北和蒙古地区，建立起严密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入关前夕，虽然发生了黄白旗之间帝位的争夺，但相互妥协让步，顾全大局，保持了团结，故能迅速入关，共同对敌。入关以后，清朝起初的许多落后的政策措施，曾引起关内人民的激烈反对，但清朝在一定程度上尚能体察民情，缓和满汉矛盾，逐渐改变和调整其政策，尽可能争取汉人的合作，故能逐渐削平反对势力，建立了全国政权，对中国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统治。

由此可见，一种事物、一种势力，其持久的生命力不在乎它表面上的强大与弱小，而在于它有没有旺盛的朝气和不断前进的活力。350年前，中国三种势力的激烈角逐，其结果是人数少、力量小的新兴的满族，战胜了明王朝这一庞然大物，也战胜了曾经凌厉无前而以后腐败蜕化的农民军。正如民谚所说：“朱家面，李家磨，蒸了馍馍送给对门的赵大哥。”处在多种力量共存与竞胜的环境中，谁能不断进步，谁能奋发图强，谁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

第七届中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共收到与会海内外学者递交的80多篇论文。会后，在大会组织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编委会，主要由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和其他同志负责，经过他们的辛勤工作，圆满地完成了论文集的编辑工作，并即将付梓。这本论文集代表了迄今为止海内外清史学术界研究清兵入关这段历史事件的最新成果。有的论文研究了当年的力量对比和清朝的决策，指出清朝内部曾经有“退保关外”与“进取中原”两种主张之争，在千钧一发之时，多尔衮的态度和决策发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促成了清朝的全面胜利；有的论文指出明朝与农民军各自的腐败，导致自身的覆亡，清朝所以能以少胜多，正是利用了对方的腐败与内讧。有的论文突出了清军入关对满族思想文化的发展，认为清军入关本身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并对满族政治思想文化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政治上，清军入关之初就大量录用满化汉人（汉军），并采用明制。康熙皇帝不愧为有清一代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突出贡献的帝王。雍正帝治国有方，雷厉风行，他关于东夷、西夷均属中华的论断，是满族与汉族的相互认同，颇具远见卓识。类似这些观点，能够启迪思考，推动我们的进一步研究。

这次清史学术讨论会还组织与会学者分为东西两路，赴新宾和山海关考察，我参加了新宾一路的考察。亲眼看到了当年的古城垣、古建筑、古战场，我体会到，要深入研究清史进行这种实地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就清朝历史来说，东北，尤其是辽宁地区，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当地政府非常重视保护这些遗迹。辽宁又是满族人口最多的地方，全国13个满族自治县辽宁就有8个。满族人不但了解本民族的历史，而且保存下本民族的历史遗物、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因此，历史调查对于丰富清史的内容、扩大研究范围、提高研究水准，都是不可缺少的。

当我快要写完这篇序言时，传来了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因病逝世的消息，我从长途电话中得知这一噩耗，心惊神滞，悲痛之情难以自持。我把这篇序言搁下了很久，不忍落笔，因为拿起序言，就会想到文良教授，其音容笑貌宛如在眼前。孙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清史专家，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这次清史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组织者，没有他的精心擘画和操劳奔走，这次学术会议是不可能召开的。我草写这篇序言也是受他的嘱托，他特别派他的弟子张杰副教授专程来到北京，要我为此书作序，并且他和张杰先生提供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有关资料，我才得以执笔。谁能知道，嘱托的言语尚在耳际，提供的资料亦在案头，而文良教授却因病魔困扰而匆匆离去，琴存人亡，令人悲从中来。生命之易逝，知己之难得，实堪叹息！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孙文良教授组织这次学术讨论会，编纂这本论文集的劳绩。清史学术研讨会自1980年以来，举行过七届，第一届1980年在北戴河召开；第二届1981年在沈阳召开；第三届1983年在长春召开；第四届1985年在南京召开；第五届1987年在深圳召开；第六届1989年在成都召开。高校和学术单位在经费拮据的条件下，挤出有限的钱，集腋成裘，苦心撑持，维持了两年一次的清史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对于加强学者友谊，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清史研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原定1992年召开的第七届清史学术会议，因经费无着，组织和后勤工作繁杂，竟然无人敢于承担，被迫停辍。许多专家学者很焦急，希望重新恢复定期举行的会议，以发扬学术交流的传统，收切磋问学之益。我也曾向各方面呼吁商请，希望有急公重学之人能够在困难中，力肩重任，筹款出力，担任会议的东道主，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我首先想到了老朋友孙文良教授。他毕生治学勤奋，著述宏富，成绩卓越，蜚声历史学界，为人热诚正直，急公好义，待人和蔼，襟怀坦荡，办事认真干练。若得他的承诺，可以使全国清史研讨会维持不绝。1992年，我拜托李治亭教授途经沈阳之便，与孙文良教授商谈，可否由辽宁大学历史系承担会议东道主，勿使清史研讨会中断。这一困难的包袱开始推给了文良同志。文良是非常负责、非常慎重的同志，他考虑再三，分析当前的情况和问题，1981年已经在沈阳承办过第二届清史会议，现在要再办一次百人左右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经费无着，困难重重，一介书生，何处筹此巨款。其间，文良同志、治亭同志和我信函往返，商议筹划，至再至三。1993年秋，中国史学会第五届大会期间，文良同志以中国史学会理事、辽宁省历史学会会长来北京参加会议，我和他又面商清史会议之事。为了推动学术，使清史研讨会断而复续，文良同志义无反顾，慨然承担会议东道主的责任，并立即投入工作，向有关领导请示报告。文良同志任事之勇，治事之勤，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为了使清史研讨会不致中断太久，定于1994年8月举行第七届会议，准备的时间很仓促，文良同志组织力量，抓紧工作，奔走联系，日日夜夜，可说是紧张繁忙，心力交瘁。特别应该感谢辽宁省党政领导和辽宁大学校长及各部门支持帮助，不遗余力。会议的准备工作井井有条，这就保证了沈阳第七届中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的顺利举行和圆满成功。出乎意料的是，会后仅8个月，文良同志突患重病，遽尔辞世。我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个人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

孙文良教授不仅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要组织者，这本论文集的主要编纂人，而且他对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有深湛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他和张杰副教授合著了《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一书，以20多万字的篇幅，集中分析了350年前闯王进京和清军入关这场“天崩地裂”之变。我粗略地通读了他的遗著，其剖析之透彻、史料之丰富、识见之高远、文笔之酣畅再一次展现了文良同志深厚的学力和宏大的才思。

文良同志不幸辞世。我想：去年盛大的学术讨论会，这本刚刚编成的论文集以及会议期间印成的他的遗著，这三项都是孙文良教授生前的贡献，是他赐予清史学界的珍贵礼物，我们将永远珍惜它，并深切感谢文良同志为此做出的巨大努力。

注释

[*]原载《清兵入关与中国社会》，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