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燕光、关捷的新著《满族通史》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善于学习创造和富于革命传统的优秀民族。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以女真为主，吸收汉、蒙古、朝鲜等族人员，形成了满族共同体，充满着激情与活力，在辽东大地崛起，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1644年（顺治元年），满族贵族率军入关攻占北京，建立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政权的清王朝，时间长达268年之久。有清一代，曾出现闻名遐迩的“康乾盛世”，满族人民在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经济文化、反对外国入侵等都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现代革命史中，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前仆后继，英勇斗争，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英雄人物，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据1990年公布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其中满族人口总数为980万，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名列第三位。因此，从满族的历史和现状而言，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部有分量的满族的发展、创造和斗争的历史，以史为镜，鼓舞民族不断奋进，这是满族史和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长期以来，虽然有关满族史的论著不少，但是有的比较简明，有的过于专一，而内容宏丰的大著却不多见。最近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李燕光、关捷先生主编的《满族通史》，参加此书撰写的人员，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全书分三编十四章四十五节，约53万字。《满族通史》的问世，不仅为满族史文库增添了一部大著，而且亦是迄今为止满族史研究最为详尽、深入的学术专论，无疑将对满族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这里我们不想对《满族通史》做全面的评价，只是从史的角度，就其某些侧面的特点，谈些读后的启示和看法，向读者推荐这部好书。

历史研究要从真实的材料出发，这就要求必须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进行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方可达到历史科学的彼岸。《满族通史》在掌握和利用资料方面，除了大量引用实录、会典、方略、三通、方志、文集、笔记等卷帙浩繁的官书私籍外，全书还比较突出的重视发掘以下四个方面的资料：一是历史档案资料，这是以往人们在处理政务，或相互交往中，自然产生的最原始的历史记录，直接反映出历史的原貌，因此史料价值极其珍贵。《通史》中大量引用了一史馆、二史馆和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清史、民族史及现代史的档案资料。二是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这是深入实地和民间进行考察所得有关历史遗迹、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材料，在某些方面弥补了正史的不足。《通史》中吸收了这部分许多资料，特别是辽宁地区的调查材料，对研究满族史十分重要。三是满族家谱资料，家谱和一般历史资料不同，它是专门反映一个家族的历史，同时也可洞察社会的一个侧面，记载了有关满族姓氏、迁移、人口、土地、风俗、伦理等方面的珍贵资料。《通史》中引用家谱资料不下二十余种。四是外国文献资料，如朝鲜的《李朝实录》等，另外，有清一代，许多外国传教士在华期间，有的深入宫廷，有的出入官场，有的布道民间，写下了大量耳闻目睹的笔记资料，在国外出版，这部分材料往往是中国史料中所未见的。《通史》中引用外国资料，多达十余种。由上可见，史料丰富是《满族通史》的特点之一。

《满族通史》在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勇于攀登学术研究高峰，首先，关于满族发展的阶段问题，自1635年满族正式定名，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前后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历史，这就要求用历史唯物主义，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发展脉搏和趋势，从而科学划分满族发展的历史阶段。《通史》把全书分为三编，可视为三个发展阶段：其一，源远流长，回顾了从肃慎到女真人的历史进程，并通过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满族共同体的形成，阐明了满族的兴起，以及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其二，封建社会时期，时间是从清军入关建立清王朝到鸦片战争之前，大约经过二百年，此间落后的满族接受先进的汉族生产方式，进入封建社会，出现了“康乾盛世”，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社会经济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到了嘉道时期由顶峰滑落下来；其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1840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满族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获得了解放。这种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次，关于清朝前期和后期如何撰写问题，以往认为清朝前后期社会不同性质，因此清史只写鸦片战争以前，1840年以后就由近代史取代了。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有清一代，再加上关外时期，约三百三十年的历史，它是一个连续的历史整体，清史作为一部封建王朝的断代史，不能只写前期，不写后期，何况鸦片战争以后，虽然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但是清王朝的统治并未到此结束。《通史》突破了这个框框，不仅把清史作为历史的发展的整体来写，而且妥善地处理了满族史和清史的不同之处，突出满族史在清史中应占有的地位。另外，《通史》把清朝后期视为前期的发展和伸延，因此在注意到近代史着重写“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内容同时，侧重写清朝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延续，同时也照顾到和近代史上的反侵略战争、农民战争、维新变法和革命运动的互相联系、互相补充。

最后，对满族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新突破。这里仅举几例说明：其一，民族关系，满族在清朝是统治民族，如何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没有民族偏见地评述满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关注的问题。《通史》作者认为，在清朝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满族的统治阶级所推行的民族政策有成功的一面，但是应该看到它的本质仍是阶级的政策，不仅剥削、压迫满族人民，而且扩展到其他民族中去，因此加深了民族矛盾。但是，满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之间友好往来、互相促进、共同进步则是主流。这种阶级分析方法，有助于消除满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其二，满族经济，有关清朝前期满族社会经济的旗地、皇庄、王庄等，作者对其分布、数量和生产关系，做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满族内部的阶级结构进行了具体剖析，如王公大臣、八旗兵丁、包衣佐领、户下人等，他们内部及其之间的地位与关系，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近代满族社会经济变革、八旗土地制度的崩溃进行了新的探索，填补了这一课题的空白。其三，满族文化，作者通过对满族思想、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科学技术的研究，认为满族是我国一个古老而又优秀的民族，它的文化有其自身独立发展的一面，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汉族文化，从而促进了满族文化的振兴与繁荣，并且指出应该看到满族文化束缚于汉族的封建文化传统模式之中，致使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具体内容上，都获得研究新成果。

综观以上三个方面，既有涉及全书的指导思想和通篇布局，又有具体史事的深入探索和开拓，因此有所创新是《满族通史》的特点之二。

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富于革命斗争的民族，为祖国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史》的作者热情地讴歌了满族的光荣历史：

——善于学习，勇于创造。满族原是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自从兴起以后，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汉族先进文化，采取了开放接受的态度，并制定措施，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新兴的满族入关后建立了清王朝，使已经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重新复苏，并推向极盛的顶峰，维护了国家统一，发展了社会经济，成为世界强国，屹立在东方大地上，这是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无法比拟的。

——生气勃勃，人才辈出。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产生、发展，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已经进入衰落时期，国家政权如同即将死亡的病人，五官犹存，运动皆滞了，天灾人祸接踵而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要挽救这个濒临倒塌的大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清朝自太祖努尔哈赤为大清开国奠定基础以后，接着出现了皇太极、福临、玄烨、胤禛、弘历几代有作为的皇帝，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再次繁荣，出现了百余年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造就出一大批满族的优秀人才，他们为本民族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维护统一，反对侵略。满族为了完成国家统一，加强巩固边疆，康熙初年消灭了南明和农民军，实现了统一。1681年，清朝平定了“三藩叛乱”，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1683年，郑克塽投降，清朝统一了台湾，并设立台湾府。17世纪初，沙皇俄国不断派兵侵扰中国的西北和东北地区，但遭到清军的抗击，取得了胜利，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国的东北地区与俄国的边界。1727年签订《恰克图条约》，划定中国蒙古地区与俄国的边界。1755年，清朝打败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以后，巩固了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直至帕米尔地方的边防。1788年、1791年，清军两次抗击廓尔喀的入侵，取得了胜利，保卫西藏社会的安宁。另外，清政府还对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的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编纂典籍，弘扬文化。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统治政权，对汉族文化虽然出于政治目的，实行文字狱，但是总的来说，还是采取学习接受的态度。因此，有清一代编纂典籍的风气很盛，而且长期不衰，早在顺治年间就开始组织学者注释经书，康熙、雍正都很重视文治，除了对儒家经典重加疏解外，还编了《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万卷。到了乾隆时期，又编了《四库全书》，共收图书3 457种，79 070卷，确实丰富浩瀚，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另外提倡满人学习汉文，并把许多汉文典籍译成满文，以便互相学习交流，因此满族涌现出一大批文人学士，写下了许多不朽的历史典籍和诗词小说，为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贡献了力量。

以上事实说明，讴歌满族的历史贡献，加强民族团结是《满族通史》的特点之三。

我们读了《通史》，深感受益匪浅，但是亦感到有两点不足之处，一是前详后略，全书总共740页，1840年以前就占了544页，而其中1644年入关以前，却占了284页，鸦片战争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仅占196页，这些数字反映出内容比例不协调。二是插图太少，阅读此书颇有单调之感，如果书后有年表、地名和人名索引，查阅就方便多了。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与李鸿彬合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