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纪年》再版序言

郭影秋校长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的同志还时刻怀念他崇高的品德、卓越的才能、渊博的学识以及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尤其是国家启动了清史工程，组织了机构，集中了人才，编纂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当遇到各种行政上、组织上、学术上的巨大困难的时候，我便会想到影秋校长，他的身影便会呈现在我的脑海中，当年他对我耳提面命的教诲也不时重现，这鼓舞着我的信心，使我振作起精神，增加了我的力量。对影秋校长的人品、才能、学问的崇敬和思念，成为推动和鞭策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编纂清史的工程是老一代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的愿望，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提出，1965年秋被筹划付诸实施。党中央命周扬同志在中宣部部长会议上专门研究实施方案，决定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任命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清史专家郭影秋为编纂委员会主任，与关山复、刘导生、尹达、刘大年、佟冬、戴逸同为编纂委员会委员，并在中国人民大学设清史研究所，开展筹备工作。当时全国正在进行“四清”运动，影秋校长已率领教工学员到京郊苏家坨前沙涧西山农场搞运动，副校长孙泱同志参加了中宣部的会议，并亲自到我的家中转达中央的决定，和我商议筹备工作。不料时隔不久，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序幕，一场风暴席卷全国，干部被打倒，各级机构瘫痪，国家建设工作陷于停顿，计划中的清史编纂工程也就不幸夭折。影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打击和灾难，长期被关押批斗，身心备受摧残，以致病魔缠身，辗转病榻，长期未能康复，最终不幸于1985年逝世。

影秋同志虽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但由于突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机构没有成立，工作没有开始，所以毕其一生，他未能践履其职务。但他始终关怀清史编纂工作，竭力为修史工作做重要准备。他预见到国家发展不会从此停顿，正常工作迟早会恢复，所以中国人民大学虽然在1969年被解散，人员下乡劳动，但在影秋同志的建议下，学校教工均成建制地分到各个单位，避免了专业人员分散流失，这样就集中保存和保护了大批教师，特别是历史教员。也是在影秋校长的建议下，凡是中国历史教研室和世界历史教研室的教员都集中在一起，不可分散，他还从哲学系、法律系、档案系、语文系调进了一批教师，1973年我们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建立了清史研究小组，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开始研究清史，他还亲自担任清史研究小组组长。这一不寻常的举措表明影秋同志牢记党的嘱托，他认为一旦“文化大革命”过去，天朗气清，修纂清史的工作必将恢复，工作可以顺利进行，这可以看到影秋同志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2002年当党中央再次决定启动清史工程以后，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队伍已经形成，立即可以投入工作。如果没有影秋同志当年的远见卓识和不凡举措，如果人才长期分散不能从事研究，这次清史工程的启动必定会举步维艰。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作为校领导的影秋同志，又抱病参加清史研究所成立的会议。此后，所里的工作一直受到他的重视与指导。他常常听取所里的工作汇报，并就研究方针、研究方向和研究规划，做出切合实际的指示，一些重点科研项目，如《简明清史》《清史编年》，就是在他的倡议和帮助下编写的。他还就《清史编年》的体例和内容，多次与我们谈话，又亲自为该书写了序言。

从影秋同志建议设立清史研究小组到决定成立清史研究所，直至他病逝前的年月，尽管缠绵病榻，他一直关心着清史研究所的工作与清史研究事业，曾多次约我面谈，谈话内容大多是有关清史研究的问题。通过多次交谈，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影秋同志，深深感到他读书甚多，博闻强记，知识丰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分析事件、评价人物时独具卓识。他最熟悉明末清初的历史，和我谈过李自成、张献忠、崇祯帝、史可法、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孙可望、多尔衮、范文程等人，谈到明朝何以失败，清朝何以兴起，谈到农民军的重大失误和归宿，等等。他熟知历史上各个人物的经历、性格、才能、优缺点，做出许多很有见地的分析，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他掌握的史料极为丰富，不少稀见的稿本、抄本，是我闻所未闻的。他给我介绍书籍的作者、卷数、版本、收藏单位、内容梗概以及自己的评论，使我深受教益，终生难忘。

影秋同志之所以能对历史典籍如数家珍，对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有独到的分析和见解，就在于他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岁月繁忙的党政领导工作中，都始终不废读书治学，写诗填词，撰写著述。《李定国纪年》就是影秋同志研究明清史的代表作，该书凡二十余万言，以丰富翔实的史实，记述了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定国一生的光辉业绩，是书正文自庚午年（明崇祯三年，1630，李定国10岁）起，至壬寅年（清康熙元年，1662）李定国逝世止，按年月汇集了李定国一生的资料。同时，又简要地记述了明末清初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有关资料。凡引用资料，均注明出处，并对有些资料加“案”，提出自己的看法。另外卷首刊有关于李定国事迹的地图、照片及文物拓片；书后又附录了关于李定国的多篇传记及评述。该书虽名《李定国纪年》，其内容实际上则是大西军的编年体战史，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关于大西军及其领导人物的史料性专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的显著特色是：其一，坚持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该书卷前冠有作者写的长篇序言，其中论述了他为什么要整理大西军和李定国的史料，怎样评价李定国这个人物，如何整理史料，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处处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论及史料整理时，作者也一再强调要从史料的表象中弄清历史事变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以揭示历史事件的规律。其二，搜罗宏富，考订精审。全书广征博采，搜罗各种文献典籍多达一百余种，诸凡正史、野获、稗史、文集、笔记、奏议、方志、揭帖、碑铭，一一涉猎，从中辑录的史料多至数千条，再经削繁就简，细致考订，去伪存真，审慎取舍。从中可以窥见作者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扎实的考据学功底。其三，史论结合，勇于创新。该书虽然是一部史料性专著，但绝非仅仅停留在对史料的编排整理方面，对诸如怎样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地评价大西军、大顺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克服厚此薄彼的偏颇之见，对李定国这个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个人特点和历史作用，首次做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对明末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战略转变以及李定国和郑成功的联合抗清等问题，均做出深刻的揭示和论述，较之前人的研究多有创新，其中不少看法和见解为明清史学界接受与采纳。本书于1960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首次出版，至1961年11月前后印刷四次，反映了其甚受史学界欢迎。因其出版已久，目前，不少想阅读、利用这部著作的读者都苦难觅求，故建议再版重印。

历史学研究像其他学科一样，伴随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及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的更新，总是不断地发展与前进，而清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又尤其突出。《李定国纪年》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但毕竟是四十多年前的著作，加之，作者撰写此书时，又正处在频繁发生政治运动的环境中，这些带有极左倾向的政治运动，也势必在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中有所反映。影秋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研究中有着冷静的头脑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客观环境的影响，这部著作也难免留有时代的烙印。对此，既毋庸讳言，也不应苛求。鉴于作者早已过世，书中的观点与史料上的某些不足，已难以修订纠正，再版时只能保持其原貌，读者在阅读中当会有自己的分析与评判。另需说明的是，影秋同志曾公开发表有《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及《论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的历史作用》，这两篇论文与此书主旨吻合，且相辅相成，故一并附录于后。

还需指出的是，影秋同志对明清史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他个人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成就方面，还突出表现在其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贯彻中央编纂清史的决定、积极组建清史研究机构、指导和确立清史研究项目以及关心和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组织清史研究队伍、积蓄学术力量等方面。所以，我不久前在一次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学术会议上说过，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我们今天理应从影秋同志对清史研究的贡献中汲取力量，努力把清史的纂修工作做得更好！

注释

[*]原载郭影秋：《李定国纪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