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传记体裁的清史巨著
一
在西方研究我国清代历史著作中，恒慕义（A﹒W﹒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简称《传略》）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史学巨著。本书的编纂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共同发起，由恒慕义邀集东西方五十余名学者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极为丰富的藏书，自1934年至1942年，通过共同努力才最后完成的。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出版于1943年，由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所印刷；翌年（1944年）第二卷也付梓问世。
本书主编恒慕义博士（美国前任驻华大使恒安石之父）系美国著名东方学家，1920年代曾在我国山西汾阳县铭义中学（教会学校）任校长，对沟通中美文化早有贡献。本书执笔者多为当时学有专长的知名学者，特别是美籍中国学者房兆楹及其夫人杜联喆对本书的编写出力最大。正如恒慕义在《传略》的序言中所说：“房兆楹先生为编辑本书整整辛劳八年，在这期间他所撰写的传记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而杜联喆“同她丈夫一样忠心耿耿为这个事业服务”（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编者序》）。本书出版后，博得了中美学术界的好评。胡适曾写了序言，对《传略》做了评介。（胡适：《清代名人传略·序》）美国学者米切尔于1944年著文对《传略》编者的劳动予以高度的评价。他指出：“研究远东问题的学术界深为感谢编者恒慕义博士和他的助手们”，因为“他们审阅了几十名学者的文稿，作了必需的增补，并且自己撰写了很大一部分传记”。他认为，“这部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著作将对西方世界在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方面产生不可估计的促进作用”（米切尔：《〈清代名人传略〉评介》，载《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44），第3卷，第4期，386页）。《传略》的出版，对西方学者研究我国清代历史的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很多西方研究者的有关清史论著多把《传略》作为重要的文献依据而广泛引用。
前已述及，《传略》的编著是从1930年代初到1940年代初（1934—1942）进行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何以在这一时期里组织大批学者从事《传略》的编著呢？这绝不是毫无目的的偶然之举，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众所周知，1930年代到1940年代，国际形势正处于风云变幻、动荡不定的动乱时期，德、意、日结成的法西斯主义反动逆流，有如决堤洪水，泛滥成灾。他们积极“反共”，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并疯狂地对外掠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人类有史以来惨绝人寰的浩劫。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自1931年侵占我国东北后，进而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富有反抗侵略传统的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包括国民党抗日派在内的全国各派抗日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钳制和打击了法西斯侵略势力，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非常清楚，这一时期中国所发生的巨大政治变动，特别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其中特别是作为与中国盟国的美国政府和人民，由于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而形成了同盟合作。中美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不仅要求在军事、经济方面进行合作，而且也要求在文化上进行交流，对对方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求得更深的了解。《传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由美国学术团体发起、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进行编纂的。本书主编恒慕义在序言中写道：“不难看到——东亚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压力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如果我们对中国的著名人物、伟大的事件以及极其丰富的文学宝库不甚了了，我们西方人就不能指望对中国人民有足够的了解。”（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编者序》）可以看出，《传略》的编写反映了当时美国人民要求了解中国人民的愿望，并试图推进中美双方关系与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
《传略》出版距今已有四十余年，其间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中美两国的关系也经历了一段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自从1970年代中美两国建交后，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日益发展。中国人民渴望了解美国的历史与现状；同样，中国的学术界也希望了解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的学术成就。今天，我们把美国学者四十余年前编著的《传略》翻译出版，正是为了加强我国人民与学术界对美国学术界的了解与认识。
二
当然，这部《传略》汉译本的出版，不仅限于上述的现实意义，从本书的学术价值来看，对我国史学研究者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传略》在形式上虽是一部大型的清代历史人物辞典，但实际内容却是一部传记体裁的清朝断代史。这样一部清代历史专著，对我国清史研究者的研究工作，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作用的。
从历史科学的发展规律来看，研究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和历史作用，是揭示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是生产方式的发展，但一点也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尽管个人的作用有大有小，有加速、推动历史进程的积极作用，也有阻碍、延缓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但他们的活动和作用都在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代表着一定社会阶级和集团的利益而受到历史客观规律的制约。历史人物的活动看来似乎是彼此毫无联系的个人行为，实际上是受到生产方式、阶级意识以及种种社会条件的制约的。正是许多个人的行动推动着或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列宁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曾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列宁选集》，2版，第1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有清一代的历史，正是由代表不同阶级的各类“活动家”的各种活动所构成的，而《传略》在这方面给读者以较为全面的揭示。
《传略》通过八百余篇的人物传记把上起明末下至清亡三百年间历史的各个方面——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民族、宗教、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中的历史概貌展现出来，给读者勾画出整个清代历史的基本轮廓。胡适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此书是一部完备的大型传记辞典。但是，《清代名人传略》绝不仅仅是一部传记辞典，它是今天（指四十余年前。——引者）可以看到的一部最翔实、最好的近三百年中国史。”（胡适：《清代名人传略·序》）美国学者米切尔也认为《传略》是以传记形式“构成一部最完美的中国清史专著”。应该说上述的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传略》的每一传记，虽然独立成篇，但所记每篇人物的活动，不仅背景相同、时代一致，且其活动也密切联系和相互衔接，因而可使读者“了解整整一个时代的著名人物以及一些事件的本末”（《远东季刊》（1944）第3卷，第4期，386页）。如《传略》中通过对清代杰出帝王康熙、雍正、乾隆一生活动的记述，以及对这个时期许多大臣、将军、名士、学者的详细介绍，给我们展现了“康乾盛世”文治武功、繁荣鼎盛的景况。再如，《传略》对清代汉学家学术活动的描述极为详尽具体，从顾炎武、颜元、阎若璩、戴震、高邮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等传记的评述中，不仅看出他们在清代学术史上的成就和功绩，同时也能了解到清代汉学的形成、派别及其发展演变过程。正因如此，《传略》这部传记体的辞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清代通史和专史的作用，从而使研究者和读者从中得到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第二，《传略》作为一部大型传记辞书，还可以补充如《清史稿》一类史籍之不足。在清代历史上有些颇为重要的人物，《清史稿》中却略而不载，或记而不详。如根特木是启中俄交涉之端的人物，在清代文献中只有“逃人”根特木字样，其本身的来龙去脉向无详细记载。而本书为之立传，对其身世与活动做了介绍。又如对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的记载是颇为详尽的。策旺阿拉布坦于清康熙年间，作为准部的珲台吉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地方民族政权，他不仅统一了天山南北，且其势力威胁青海、西藏，成为中亚地区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他统治准部期间，不仅农业、畜牧业有所进步，而且在商业贸易、手工业、冶铁业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为统一西北和开发祖国边疆都做出了贡献。不仅如此，策旺阿拉布坦在抗击沙俄入侵方面也建立了历史功绩，他领导准部军民于1715年和1720年两次抗击沙俄军队对准噶尔地区的入侵，有力地遏止了沙俄的扩张势力，捍卫了祖国的西北边陲。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生事绩在《清史稿》中未有记述，只在《藩部》中提到他攻打西藏一事，且所记甚简。（《清史稿》卷525第48册，第145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但本书却为他立传，对其一生活动和作用均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和公正的评价。再如，对中日文化交流有过贡献的陈元"，我国文献中对此人并无记述。陈元"，杭州人，明末曾两度赴日，1638年再次东渡后即长期留居日本，1691年死后葬于名古屋。陈氏居日期间，曾把中国的擒拿术传给日本人，对日本的柔道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因而颇得日本人的称道与重视。《传略》的著者从日本文献中将陈氏身世整理成传，从而补充了我国文献记载的不足。
第三，《传略》广泛运用西方史料，补正了我国原有史料的不足与缺陷。本书许多篇目是西方学者所撰写，他们具有搜集和运用西方文献资料的优越条件。胡适在本书序言中谈到本书优点时曾指出：“中国老一辈的传记作者根本无法运用外文资料，而在许多情况下必须以外文资料补正本国学者记载的不足，因为本国学者往往对外部世界的状况与事件并无所知。”（胡适：《清代名人传略·序》）在清代历史上有很多西方人来到中国从事各种活动，从17世纪早期来华传授的天主教徒，到参加鸦片战争、参加太平天国战争的西方人以及后来代表清廷办理外交洋务的外国人士，他们手中都留有大量文字记载，而这些记载很多是他们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珍贵史料。因而使一些不见于我国文献记载的秘闻得以公之于世，如对大学士马齐的揭露便是明显的一例。马齐出身于满洲贵族，是康、雍之际的重臣。康熙年间并曾一度因拥立皇八子胤#事而遭罢斥，但不久又受命主管俄罗斯事务，复任大学士多年，雍正即位后其官位如故，并受褒“忠诚”。乾隆皇帝对他很是称赞，说他“历相三朝，年逾大耋，举朝大臣，未有及者”（《清史稿》卷287《马齐传》）。就是这位“忠诚”于清廷的马齐，在《中俄恰克图条约》谈判时，却背着朝廷接受了俄国使臣萨瓦·弗拉吉斯拉维奇（Sava Loukifch Vladislavich Ragusinskin）的贿赂，致使双方谈判很快达成协议。本书在参与《恰克图条约》谈判的图理琛传略中做了如下的揭露：“据俄国记载，萨瓦·弗拉吉斯拉维奇之所以能与清方订立此项条约，其部分原因归之于他与当时主管中俄交涉的大学士马齐的友谊，……我们得知，萨瓦·弗拉吉斯拉维奇曾向马齐许下送礼两千卢布的诺言，但在条约签订之后因现金短缺只付给他此数的一半。”关于马齐的这一秘闻，在国内有关文献中，是根本没有记载的。
三
《传略》在清史研究中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它毕竟是四十余年前西方人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也有其不足之处。
首先，《传略》中所选人物不够全面，有些在清代颇有作用的人物并未立传。《传略》的编著者虽然注意到人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地位，如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李秀成等在书中都有一定的篇幅，反映出编著者对历史的客观态度。但若仔细察阅，仍有些重要起义领袖却被遗漏。如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农民大起义领袖王聪儿就是明显例证。王聪儿作为农民起义军的一个女首领，她率领数万群众，转战四川、湖北、陕西等省，与清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直至最后壮烈牺牲，为中国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树立了榜样。像这样一个杰出的起义领袖，《传略》中却未立传。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上涌现出的各族人民起义领袖更是不胜枚举。仅以太平天国时期各族起义领袖来说，如捻军领袖张乐行、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贵州苗民起义领袖张秀眉等，都是当时风云一时的领袖人物，在各自领导的反清起义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传略》中也没有他们的传。不仅如此，《传略》在民族与宗教方面人物的选择上也有明显的疏漏。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传略》对各族有影响作用的人物应尽量有所反映。如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在明末清初我国西北民族关系史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不仅统一了青藏高原，并沟通了西北蒙藏各族与清朝政府的关系。然而《传略》编著者并未替他立传，只在其他传记中略带一笔。至于宗教方面的代表人物，其遗漏更为明显。如藏传佛教黄教领袖达赖与班禅，在清代转世多辈，其中起过重要作用者不乏其人，如达赖五世、班禅四世等都是西藏政教史上重要的人物，但《传略》均无反映。
其次，《传略》的编写虽然以大量中外史料为依据，显示出本书在资料上的优势。但它毕竟编写于四十余年前，撰稿者受到时代条件的局限，特别处于当时的战争年代，更未能利用我国收藏的大量清政府档案。这种缺陷，当时编者已认识到了，并寄希望于来日。这也是本书的不足之处。上述的档案目前分别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批档案是清政府历朝积累的政府文书，是研究清史最基本、最原始的史料。
最后，还有一点应该提到的，本书在朝代断限上（主要指明清两朝）也不够清楚。《传略》作为清代名人传记的辞书，所收选人物应严格限制于清朝范围之内。但编者却把“在清王朝建立前几年逝世”的一些明代人物也收入《传略》。这当然有编者的道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编者序》），却使本书名实不太相符，给读者以朝代断限模糊不清之感。尽管明朝某些人物思想、活动对后来清朝历史有着影响和作用，但他们毕竟是清朝建立前死去的明朝人，他们的活动事迹与影响作用只能在清代有关人物传记中做适当交代与补充。
瑕不掩瑜。《传略》作为四十余年前编著的一部巨型清代人物传记辞书，对我们今天研究清代历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原载《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