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推荐《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
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清康熙五十年生，嘉庆四年病逝（1711—1799），享年八十有八，庙号高宗。他是清朝入关后第四代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加上以太上皇训政的三年，其主持政务时间之久，为中国古代数百名帝王中所仅见。被史家艳称的“康乾盛世”在他的治下达到了顶峰。乾隆皇帝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一定意义上，他是18世纪中国历史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塑造者。
乾隆皇帝不仅是一位政治巨人，而且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当他在位时，陆续结集出版的五集《御制诗》已收诗四万一千八百首，加上皇子时代的《乐善堂全集》及去世后刊行的《御制诗余集》，总数达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其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无人可以望其项背。就拿康熙年间编印的《全唐诗》来说，搜罗宏富，洋洋大观，共九百卷，收集唐代三百年间两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不过四万八千余首。乾隆一人的诗作，竟可与存世的全部唐诗相比拟，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实在令人惊愕。难怪日本一位写乾隆皇帝传记的作者说：“世界各国皇帝没有一个曾留下这样多的作品，就这一点来说，乾隆也可称为伟大的皇帝。”
当然，数量如此惊人的诗篇不可能都是乾隆的创作，对此，皇帝本人并不讳言，他一再申明，所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不过，这四万多首诗总体风格是一致的，即使捉刀之作，也是经过乾隆审定的。
乾隆的诗艺术和审美价值如何？当时御用文人所称颂的“金声玉振，涵盖古今”，“神龙行空，瞬息万里”云云，固然近于肉麻的吹捧，而后世论及乾隆诗时以“高宗诗最不堪”一笔抹杀之，也未必公允。乾隆是个极现实的人，他似乎不太善于用审美的、艺术的方式把握人生和世界。他的诗基本上是写实之作，其中间有思辨的、理论的色彩，这同他的美学观点也是密切相关的。乾隆主张诗以言志，贵有神韵。他以为陶潜的幽隐，庾谢的清新，李白之放，老杜之愁，风格尽管迥异，但其中都有一种气韵，这些佳作之美正在于此，而绝非炫耀辞藻能达到的。因而乾隆说：“于诗岂不然，奚在藻缋修？似淡味弥永，我朴中乃腴。”但在创作实践中，他没有达到自己所追求的“淡而愈醇，外朴中腴”的艺术境界。总的看来，乾隆诗虽不乏清新自然之作，但许多诗，特别是那些应景即兴诗往往似信手涂鸦，读来诗意不浓，甚至味同嚼蜡。
乾隆皇帝的古文同样不事雕琢而唯重气韵。他曾说过：“作文之道，以气为主，气厚则文自佳。至于雕饰字句，不过一时美丽，气味未能深厚也。”阿哥时代的乾隆受教于古文大家蔡世远，作文宗师韩愈，他一生所写文、赋等篇什虽远不及诗之多，但有相当造诣，一些名篇读起来精神十足，很有昌黎韵味。
平心而论，乾隆诗文的历史价值要大大超过其艺术价值。
在乾隆看来，写诗是他平生最深的“结习”。在他当政期间，尽管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但无论军书旁午、公务繁剧也罢，四方无警、政清刑简也罢，都始终保持着赋诗作文的习惯。正像他所说的：“机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过数十篇，诗则托物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纵观乾隆诗文，有的叙述某些史事，有的阐释某些制度和政策，有的记录自己的行踪游迹，有的发挥自己的统治思想、历史观点、人生哲学和学术宗旨，还有的记载日常生活，诸如听政、批折、召见、祭祀、筵宴、行围等等，乾隆也说：“拈吟终日不涉景，七字聊当注起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不少诗附有详细的序文及诗注，或胪陈事实，或诠解典故，或说明诗意，介绍背景。总之，乾隆的笔触涉及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学术、宗教、艺术、边疆民族、社会风情、宫廷生活、中外关系等重要领域，生动地再现了18世纪中国几乎全部重大的事件。
乾隆的诗文，是研究这个既仁慈又残暴，既英明又短视，既充满巨大智慧又浅薄虚荣的帝王的不可或缺的绝好史料。在《清实录》等以乾隆为中心的官书中，人们只能看到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正襟危坐的圣主偶像，与其说他是人，不如说他是神。只有在御制诗文中，乾隆才稍稍敞开自己的心扉，使后人得以窥见他那深邃幽秘的内心世界。慈祥的祖父康熙，严肃的父亲雍正，富贵雍容的生母钮祜禄氏，阿哥时代的同窗挚友，没齿不忘的“三先生”（福敏、朱轼和蔡世远）以及傅恒、兆惠等终生怀念的旧臣……在他那支富有人情味的笔下，联翩走入了用诗文结构而成的艺术殿堂。特别是他韶年早逝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乾隆献给她的百数十篇诗赋实在堪称最见真情的佳作。在这些诗赋中，乾隆真正走下了神坛，放下了帝王的尊严，尽情地抒发了内心深处对异性的爱恋。
乾隆诗文的价值绝不限于历史与艺术。他的诗文中有大量游览作品，抒写山川名胜，反映江南塞北各种风光，有歌咏亭台楼阁、离宫别苑的诗，对于研究古典建筑和园林建置很有价值；有欣赏音乐戏曲，描写骑射、冰嬉、龙舟竞渡的诗，反映了当时的艺术活动和体育风尚；有品评书画、鉴赏文玩、题写版本刻石的诗，显示了皇家庋藏的丰富及乾隆个人爱好和文化素养。这些无疑是文物、艺术、地方志、园林古建等研究领域珍贵的文献资料。
“诗以证史”，是中国古代治史的传统。对于研究乾隆时代和乾隆其人来讲，卷帙浩瀚的《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具有与档案、官书比较毫不逊色的价值。《清高宗实录》的纂修者在叙述乾隆朝编年史时，曾画龙点睛地征引过某些御制诗文。近代清史大师孟森先生也曾在考证乾隆身世名篇中大量引证乾隆诗文，遗憾的是，至今治清史及撰写乾隆传记的专家学者似乎对乾隆诗文的重要价值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就在于其存世无多，阅览匪易。如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影印出版，实在是一件嘉惠士林、繁荣学术的好事。我愿意借此机会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介绍给热心研究清史和乾隆皇帝的读者。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