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格局的演变[*]
100年前，两个东亚的主要国家——中国和日本，进行了一场决定两国命运、决定东亚历史格局的重要战争，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
19世纪下半叶，东亚（通常包括日本、朝鲜、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很不稳定的地区，处在多事之秋。一方面，帝国主义在这里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空前激烈；另一方面，这个地区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时期。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被列强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东亚地区这些国家的斗争就特别尖锐。东亚这些国家，要么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要么挣脱殖民镣铐，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在这样一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甲午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不仅与中、日、朝等当事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牵动了英、俄、美、德、法等主要西方强国的神经，配置着这一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组合，给20世纪东亚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以直接影响。
一
甲午战争以前，在东亚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国家主要有四个：中国、日本、俄国和英国。甲午战争的结局导致了这四股力量的此消彼长、分化组合，因而直接影响着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
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最古老的国家。18世纪以前，它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后来开始衰落下去，到19世纪中叶，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进入19世纪后半期，清王朝正在搞洋务运动（或叫“同光新政”），这是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力图赶上世界潮流的一次尝试，但由于本身不易克服的弊病失败了，从而失去了一次机遇。在标榜“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中，清政府确实兴办了一些工厂，修了一些铁路，造了一些轮船，开设了电报，又创建了海军，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经济上、军事上、文化教育上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可是洋务运动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政治领域依然是一潭死水，政治改革遥遥无期。在腐朽的封建主义体制下，生产力是很难冲破牢笼，迅速向前发展的。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一个衰朽的、暮气沉沉的政权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会有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富裕和强盛。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就宣告了这场富强梦的破灭。
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打击最大，割地之多、赔款之巨、条约之苛、屈辱之深是前所未有的。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虽说还是东亚最大的国家，但已被挤到东亚重要政治、军事力量的圈子之外。甲午惨败，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也使中国失去了一次赶上历史潮流的机会。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刺激着中国国内局势急剧发生变化。3年后，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 5年后，发生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距甲午战争结束不过16个年头，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一个误国、辱国、卖国的清政府倒台了。
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它是日本近代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战争，是日本向殖民强国过渡的转折点。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走到了一个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十字路口，既可能进一步沉沦下去，也可能赶上历史潮流，搭上近代化的列车。
日本近代化的起步与中国几乎是同时的（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它也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威胁，面临着两个方面、两种制度的撞击，所处的地位与中国差不多。但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矛头主要不是指向它，而是指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西方列强几乎没有对日本发动什么大规模入侵。1853年，美国舰队的“叩关”之举和1854年《日美神奈川条约》的签订，虽然都是在军事威胁下完成的，但却都没有形成真正的战争。1864年8月5日，英、美、荷、法四国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但联军登陆后，长州藩迅即屈服求和，战争规模很小。列强在东亚的利害冲突，使英、美感到扶植、利用日本来牵制沙俄，为自己火中取栗是合算的。显然，历史的机遇向日本露出了微笑，而日本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明治维新”使它走上富强之路。
日本想赶上时代的列车，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首先把中国作为打击目标。在甲午战争中，它是胜利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赔款之多、割地之广、掠夺权利之大，连它自己都始料不及，因而战后举国沉浸在胜利的狂热中。这次战争无疑大大增强了日本的实力，进一步刺激起它向外掠夺的野心。甲午战争是东亚的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较量，这场较量是求生存、求发展的斗争。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失败了，这就使日本脱颖而出，成为东亚一霸，并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不过，当时日本还清醒估计到了前途的复杂性，特别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它冷静下来，“卧薪尝胆”，聚集力量，10年后，它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终于赶上了欧美列强，与之并驾齐驱。
除了两个直接较量的对手外，最关心甲午战争进程的得算沙皇俄国，因为向远东扩张势力，进而称霸亚洲是它的传统政策。甲午战争一爆发，俄国就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伺机而动。当战争即将结束时，沙皇政府召开了两次大臣特别会议（在1895年2月和4 月），准备和日本公开对抗。它的方针是不能让日本走得太远，赢得太多。但是，沙俄对自己在远东的力量心中有数，它在远东没有海军根据地，横贯欧亚的西伯利亚铁路尚未竣工，对战争没有把握，也就是说还不能单独制服日本。于是它联合了德国、法国进行干涉。
俄国在甲午战后加紧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同时又摆出一副欲与日本决一雌雄的架势。为了对付英日同盟，俄国于1902年2月与法国缔结同盟，以保护“两国在远东的特殊利益”。同时，沙俄还积极拉拢清政府，在加强向中国渗透的过程中，企图把清政府绑到自己对日作战的战车上。
至于英国，它当时在中国获得的侵略权益最多，势力范围也最大。它千方百计要维护自己在东亚的既得利益，为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它主张“维持现状”。英国远东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利益，即为谋求世界霸权服务。当时的英俄矛盾可以说是全球性矛盾。列宁曾经指出，许多世纪以来，沙皇政府一直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和亚洲大部分地区，一贯推行这种政策。英国是这种野心更长期、更顽固、更强大的敌人。[2]英、俄在亚洲的冲突是全面的，从中近东一直到远东，它们在争夺伊朗、土耳其和朝鲜等战略要地的斗争中剑拔弩张，各不相让。19世纪80年代中期，英、俄为争夺阿富汗已经走到了战争边缘。与此同时，两国还因争夺朝鲜的巨文岛而关系紧张。显然，英国把沙俄看成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于是扶植日本，抵制俄国向远东扩张。
英国一方面在甲午战争中支持日本，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清政府因被过分削弱而垮台。正如英国首相在一篇演说词中所说的：“无论如何我不能设想，如果中国的中央政府突然被一个征服势力所覆灭，事情会弄成什么样子。一个无首脑、没有任何一种政府的中国，意味着一片世人未想到的混乱和恐怖景象。”[3]在甲午战争之前，英国是把中国当成它与沙俄之间的缓冲国来对待的，甚至一度考虑过缔结“中英同盟”的问题。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充分暴露出自己的腐败无能、不堪一击，使得英国的舆论和英国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后，《泰晤士报》一篇社论中说：“我们绝不会想到……中国的友谊是值得去培植的，更用不着因为它的友谊去迁就它的虚荣心。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中国是一盘散沙，它只有通过外力才有可能打起精神和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注意不使别的国家完成这种事情，而使我们受损失。”[4]因此，战争后期当清政府主动提出缔结中英同盟时，英国政府未加理睬。在选择东亚的盟国时，英国把目光转向了新兴的工业强国——日本，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喉舌——《圣詹姆斯报》《伦敦中国电讯报》都发表文章，鼓吹、支持日本与俄国一决胜负，甚至提出缔结英日同盟的主张。这些新闻媒体的言论反映了英国政府的远东政策，英日同盟终于在几年之后变成现实。
如果说中、日、英、俄是影响东亚战略格局变化的四种力量的话，那么朝鲜就是这四种力量矛盾冲突的焦点。19世纪下半叶，在朝鲜的国际矛盾冲突中，日本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疯狂地推行“大陆政策”，视朝鲜为入侵中国东北的桥梁，并急迫地要把这个进出日本海的锁钥地区建成入侵亚洲大陆的前哨基地。沙皇俄国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也开始把侵略扩张的重点放到东北亚地区——朝鲜和中国东北。80年代中期，沙俄曾力图变朝鲜为自己的保护国。俄国阿穆尔总督在上奏沙皇时曾直言不讳地供称：“当今我所应大勉者，即在维持朝鲜之独立。但该国为东方一弱国，若无强盛之保护者，决不能保其社稷。……我俄国宜毅然担任保护之责。”[5]英国从维护它在太平洋和中国的优势地位这一基本政策出发，曾希望朝鲜成为东北亚的缓冲地区，但由于它与沙俄尖锐对抗，所以特别害怕朝鲜被俄国夺去。1885年4月，英国借口俄国军舰集中海参崴，强占了朝鲜巨文岛，就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
在四种力量中，中国是最弱的一方。中朝之间当时存在一种传统的东方式的“宗藩关系”，即朝鲜国王向清朝皇帝按期“进贡”，奉正朔，受册封，清朝皇帝则有义务维护“藩属国”的王统与地位并保护其安全。从政治上看，所谓“藩属国”实际上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宗主国”一般不干涉其内政、外交，中国对朝鲜并不具有西方殖民体系那样的“宗主权”；从经济上看，双方基本上是平等互惠的。19世纪80年代初，由于日本加紧了对朝鲜的侵略，清朝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为该国策安全，即为中国固封守。”而处心积虑的日本从中挑拨离间，竭力破坏中朝联合抵抗日本侵略的局面。
甲午战后，朝鲜一步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朝鲜的李氏王朝曾向沙俄寻求庇护。日俄战争（1904—1905）后，日本开始实现其独霸朝鲜的目标，朝鲜人民则开展了蓬勃的反日斗争。
二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东亚地区国际政治势力的较量共引发4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或者称决定东亚战略格局发展变化的4个回合的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第一个回合。甲午战前，东亚局势的特点是英、俄之间激烈争夺和尖锐对立，总的格局是英国保护着传统的优势地位，局面相对稳定。甲午战争打破了脆弱的平衡。作为胜利者的日本国力骤增，国际地位扶摇直上。中国、朝鲜则进一步沉沦下去（不久，朝鲜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俄国通过“干涉还辽”在中国和东亚攫取了巨大利益，并通过签订《中俄密约》以结盟的形式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这样，它在与英国争霸远东的斗争中就处于有利地位。日本在经历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事件后，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国内军国主义情绪高涨，积极准备对俄一战；英国为了抵制沙俄的攻势，进一步拉拢日本，从而直接促成了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
甲午战争之后，德国、美国也力图在东亚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和德国已跃居世界工业强国之列，但它们的经济实力与其在东亚获得的殖民利益的份额却不相称，它们是一桌宴席上后到的客人，其在东亚（特别是中国）分一杯羹的急迫心情是显而易见的。对德国来说，参加“干涉还辽”是一个挤上宴席桌的契机，它抓住这个机会，强占胶州湾，带头发出了瓜分中国的信号。甲午战争后，美国凭着它雄厚的经济实力，借助《马关条约》的规定，使它的对华出口贸易额猛增。从1894年到1900年几乎增加了5倍。当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时，美国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 于1899年12月向全世界宣布：“正在中国发生着的重大事件，美国并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我们的目的，是要用一切适当的、合于美国政府传统的手段，来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巨大利益。”[6]1899年，美国终于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这标志着在东亚的政治角逐中，它正以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面目出现。
1900年，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列强都想乘机巩固、扩大自己的在华势力范围，它们彼此钩心斗角，在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上矛盾重重，甚至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当时，英国正在南非进行征服布尔人的侵略战争，美国刚刚打完美西战争，忙于侵略菲律宾，都腾不出更多的兵力，只有日本出兵最多（1. 2万人，一说为2万多人），扮演着“远东宪兵”的角色。英国特别支持日本，答应向它提供100万英镑的财政援助，利用日本对抗沙俄。对俄国来说，这是它独霸东北的大好时机，遂出动大军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这使得一直觊觎东北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嫉恨不已。日俄矛盾成了20世纪东亚最突出的国际矛盾。当日俄摩擦加剧时，由于德国企图插足长江流域，英德关系也一度紧张。总之，这一时期英俄、日俄、英德在东亚错综复杂的矛盾正进一步尖锐起来。
日俄战争是第二个回合。日本在打败中国后，完成了称霸东亚的第一步，接着它决心与横跨欧亚的强国——俄国迎头相撞。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俄国失败而告终，战后的日本一跃跨入世界八大强国的行列。伦敦的《晨邮报》以《世界的大日本》为题发表文章，说明西方舆论已对日本刮目相看。战后，由于俄国势力退缩到“北满”，日本取得了辽东半岛南部的租借权，并占有南满铁路和铁路沿线地区。不久，它又吞并了朝鲜。日本这时已成为东亚的支配力量。
第三个回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东亚的扩张，这使东亚力量对比再度发生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日本将之视为“发展国运之天佑”，欲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确立东洋之利权”，在东亚进一步扩大霸权。[7]但美国政府向英、德提出关于在大战结束前“维持远东现状”的建议，反对日本在中国领土内对德作战。英国碍于与日本的结盟关系，态度较为暧昧，但它仍希望日本暂缓决定参战问题，并表示极不愿意日本打破作战行动限于海上的局面。日本没有理睬英国的建议，单方面对德作战。1914年9月初，日本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把军队开进山东，占领胶州和济南，并攻陷青岛要塞。同时，其海军则向德属南太平洋群岛发动进攻，占领了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等。日本国内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加速解决对华问题，因为“英、俄、法三国的联合势力不仅波及欧洲，而且将及于中国大陆”[8]。按照这样一种形势估计，日本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于5月发出最后通牒。在强大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终于接受了空前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内容包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加以扩大；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为99 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中国沿海港湾与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等。按照这些条件，中国将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才未能实现。在整整4年的大战期间，日本以很少的消耗攫取了许多权益，大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成为称霸东亚的世界五大强国之一。
第四个回合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以及中国人民进行了抗日战争。这是号称“东方第一强国”的日本与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之间的一场最大的决战。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在很长的时间内独立抗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次全面而伟大的胜利。这次胜利是中国人民奋起和觉醒的标志，也使东亚政治格局又一次发生根本变化。
在东亚政治风云四个回合的较量中，几乎都是围绕着中、日两国展开的，这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波澜起伏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深思和认真研究的历史课题。
注释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与杨东梁合撰。
[2]《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23卷，125~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克贝道克：《英国的远东政策（1840—1906）》，11页，纽约，1931。
[4]《泰晤士报》，1894-09-30。
[5]转引自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91页，北京，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1937。
[6]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4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参见1914年8月8日日本内阁备忘录。
[8]《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见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