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
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多样，民族成分复杂，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这是中国的重大国情。这一情况塑造了中国的历史，也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在历史上，西部和北部是游牧地区，东部、南部则是农耕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这一根本差异造成了严重而深刻的历史矛盾。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虽然有友好与交往的一面，但长时期处在对立和战争之中。秦汉之与匈奴，魏晋南北朝之与鲜卑、氐、羌，唐朝之与突厥、回纥，宋朝之与契丹、女真，明朝之与蒙古、满族，长期征战，干戈扰攘，烽烟不息，造成血流成河、市镇为墟的悲惨景象，给历代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冲突的根源即在于东西部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这些冲突破坏力极大，对游牧民族或农耕民族都是重大的、长期的灾祸。历代统治者大都意识到这一点，或在西部屯田，进行开发，发展东西部之间联系；或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联络民族之间的感情。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种种历史局限，这些努力收效甚微，东西部的差距和对立长期存在，不平衡现象不能根本解决。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更懂得少数民族的要求与感情，它致力于开发西部、北部，安定边疆，政策比较正确，成效极其显著。清在康乾盛世，削平了盘踞伊犁的准噶尔割据政权，并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完成并巩固了对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以及川、滇、桂、黔广大地区的统一。为了缩小、缓和东西部的差距和矛盾，清政府进行了长期努力，在西部移民实边，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建筑道路，沟通贸易，直到晚清仍继续开垦荒地、修建道路、开设厂矿、建立行省。有清一代，西部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得以发展，民族团结得以增强，中国的版图因之奠定。到了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各民族丢弃历史嫌怨，团结一致，风雨同舟，共同反抗外国侵略，渡过了风骤雨急的危急时期而并未发生民族分裂，清朝长期开发西部和团结兄弟民族，实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
清代开发西部的前提就是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定是开发西部不可缺少的条件，而西部的开发又反过来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清政府在西部筑城设官，驻兵戍守，其方针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根据各地的情况，进行统治和管理。伊犁地区与俄国接壤，为俄所垂涎，故重在边防，设置将军，驻扎重兵；蒙古地区在原来鄂托克的基础上，划分盟旗，设立扎萨克；维吾尔族地区沿袭其伯克制，设置阿奇木伯克，派驻大臣；云、贵、川、黔在改土归流之后设置与内地相同的州县；西藏则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设立噶厦政府，实行政教合一，派遣驻藏大臣协同管理。清政府尤其注意团结少数民族中有影响的人物，给以王公爵位，厚其俸禄，并和蒙古族通婚联谊，皇帝皇族娶少数民族女子为后妃福晋，而公主、郡主纷纷下嫁蒙古王公。
为了笼络少数民族，清政府令其领袖每年岁末来北京朝觐皇帝，谓之“年班”；或于秋季至承德，随皇帝“木兰秋狝”，校猎习武，谓之“围班”。每值“年班”“围班”，都要隆重举行宴会，赏赐大量金银绸缎财物。清政府为维护统一，坚决镇压叛乱，反对民族分裂和外国入侵。1750年平定了西藏珠尔墨特的叛乱；1755年削平了盘踞天山南北的准噶尔割据政权，接着镇压了阿睦尔撒纳叛乱；1759年平定南疆维吾尔族大小和卓的割据。1792年廓尔喀入侵西藏，占领班禅驻锡之地扎什伦布寺，清军万里跋涉，战斗在喜马拉雅山上，击退廓尔喀军，保卫了西藏。1826年张格尔从安集延窜入南部新疆，发动叛乱，清军横越大漠，击溃叛军，维护了南疆的安定。鸦片战争后，浩罕国的阿古柏，乘中国内地战乱之机，又入侵南疆，建立政权，左宗棠受命西征，转战万里，收复南疆。同时，俄国强占伊犁地区10年之久，经过艰难的交涉，索回伊犁，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定，西部的开发，行之维艰，来之不易，是和反对侵略、反对分裂的长期斗争分不开的。
三
清代西部开发以实行屯垦、发展农业为主。18世纪以后在新疆设立各种屯田，有兵屯、旗屯（八旗兵屯田）、民屯、回屯（维吾尔族屯田）、遣屯（流放罪犯屯田）等。至19世纪初，乌鲁木齐、伊犁的屯田数达120万亩，以后有更大增加。其中主要是民屯，大批汉族农民，从陕西、四川、甘肃西迁。政府帮助他们安家立业，每户拨地30亩，即为私产，贷给耕牛、农具、种子及一年口粮，6年起科（6年内免纳赋税），使移民们“到屯即有房间栖止，又有口粮度日，得领地亩、农具、马匹、籽种，尽力田亩，不致周章”[2]。蒙古地区很早就有汉民移入，晚清更大规模放垦，东部放垦800万亩，西部放垦360万垧。这样，昔日游牧之地出现了大片农田，呈现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
西南地区原属土司管辖，雍正时改土归流，大批汉人前往垦田，如云南峨山“人烟稠密，田地尽辟，户习诗书，士敦礼让”[3]；广南府则“楚、黔、粤、蜀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耕垦营生者几十之三四”[4]。西藏道路遥远，汉人尚无入藏垦种之人，但入藏官兵商民，携带农作物种子及农具什物，络绎而往。十三世达赖和清驻藏大臣公开告示“西藏留有许多荒地，今后凡有劳力之贫困户均可于山岗谷地中之公共土地，尽力垦荒、种树、种刺柴，不得加以阻拦”[5]。
屯田垦荒，水利为先。清政府非常注意调查西部的山川形势、土壤水源，“视其地土肥瘠，水泉多寡，以定耕作”。新疆屯田之始，乾隆帝即命阿桂引伊犁河之水，以灌田地。乌鲁木齐也是水利大兴，可以种植水稻，当时流放在此的纪昀诗中说“新稻翻匙香雪流，田家入市趁凉秋。北郊十里高台户，水满陂塘岁岁收”[6]。林则徐遣戍新疆，督率民工，兴修水利，修成著名的龙口工程，他主持修浚的宽达5米的水渠，至今碧波荡漾，仍在灌溉和滋润西部的土地。其后，他又奉旨赴南疆勘荒。他不辞辛劳行程3万里，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亲历南疆八城考察土质，寻找水源，雄心勃勃地想把这片沙漠地区改造成鱼米之乡。他的诗中说：“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7]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也以水利为最要工程，其部属刘锦棠、魏光焘继步其后，新疆水利得到全面整治。光绪末，新疆共有大小渠道2 000余，长达7万里，溉田能力达1 000余万亩。
四
清代的西部开发，除屯田垦荒外，又利用边疆地区的优势，发展畜牧业和矿业。新疆、蒙古土地辽阔，草茂泉甘，宜于放牧。乾隆在平定准噶尔以后，即从各地购买马2万匹、牛5 000头、驼1 500头、孳生羊8万只，送伊犁放牧。1771年土尔扈特部数万人从俄国伏尔加河，历尽艰辛，返回祖国。乾隆把他们安置在新疆各地，发给马驼牛羊20余万头及大量物资，使其安居放牧。蒙古地区则有清政府设立的许多官牧厂，太仆寺牧厂养马4万匹，庆丰司牧厂养羊21万只，达布逊诺尔与达里冈爱牧厂养马驼12万匹、牛3万头、羊34万只。西部繁荣的畜牧业为东部人民提供了丰富的肉食、皮毛制品和运载工具。
开发西部，人口聚集，需用煤炭以供取暖炊事，要有铁器制作农具，西部地区的矿业也因此得以开发。如蒙古有札赉诺尔煤矿、井子沟煤矿，伊犁有煤窑24座，乌鲁木齐北山和西山也有很多小煤窑。据纪昀说：“城门晓启则煤户联车入城。”铁矿以乌鲁木齐为最大，年产量达5﹒5万公斤。西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乾隆年间云南铜矿产量达最高峰，年产650万公斤。清政府因铸币需要，鼓励产铜，每年借给资本银100万两，谓之“官发铜本”。商民鹜集，全省采铜工人有数十万人，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铜矿。
西部僻处内陆，沙漠广布，山谷纵横，交通不便。清政府开发西部的重要措施是发展交通，对全国的驿路塘站的建设和养护十分注意。驿传网络，四通八达，覆盖全国，统一由兵部管理。自北京的皇华驿起始，有通往蒙古、新疆、西藏、西南的驿路，沿路设置军台营塘，递送军事物资和情报，接待过往官兵，沟通商民往来与货物流通。驿路两旁，人民定居落户，渐成村庄市集。西南地区除驿路外，乾隆年间还耗资巨万，疏浚金沙江水道，凿石治滩，使江水畅流，作为运送云南铜矿的通道，号称“千古之大功”。
开发西部必须和东部地区开展贸易交流。乾隆帝说：“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最为重要。”[8]故大力鼓励贸易。18世纪末，乌鲁木齐一带，商业繁盛，“内地商贾，艺业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9]，交易商品多为牲畜、茶叶、绸布、玉石、药材等。蒙古则形成了归化（呼和浩特）、张家口、承德、多伦诺尔等商业城市。归化城“居民稠密，一切外来货物先汇聚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10]。商人则有晋帮、京帮、河北帮、陕西帮，而以晋商最强大。承德既是避暑山庄所在，也是货物集散地，其买卖街“最称繁富”，“左右市廛，连亘十里”，“商贾辐辏，酒旗茶旌，辉映相望，里间栉比，吹弹之声彻夜不休”[11]。西南地区，由于矿业大兴，“聚吴蜀秦滇黔各民，五方杂聚，百物竞流”，也是一派兴旺景象。西藏与内地的贸易往来也十分频繁，四川的打箭炉、青海的西宁、云南的大理都是内地与西藏联络交流的门户。
西部地区和外国接壤，有漫长的边境线，进行国际贸易是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伊犁与哈萨克的贸易很兴旺，每年购进大批马牛羊，而输出内地的有茶叶、丝绸和维吾尔族土布。南疆则与浩罕的贸易很发达，“茶是输入浩罕的大宗，茶的消费在整个中亚很普遍”[12]。对俄贸易则以蒙古恰克图为中心，商贾云集，交易繁盛。1800年中俄两国进出口贸易总值达830万卢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五
18、19世纪，清代经营、开发西部经历200年之久，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已是成果卓著。西部的人口急剧增加，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东西部的联系交流更加密切，缩小了差距，民族凝聚力逐步增强，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这是超越历史上各代王朝的巨大成绩。周恩来总理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13]中国的统一、疆域的奠定、民族的凝聚是和清朝开发西部、发展西部经济、沟通东西部地区联系交流的努力分不开的。
清朝开发西部固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发生了重大的失误，遗留下影响深远的后果，这就是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当人们开发西部，通过勤奋劳动，向自然索取财富的同时，也在改变生态环境，使其失去了平衡。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人们无限制地把森林、牧场、湖泊垦成农田。无补偿的开发导致森林消失，牧场萎缩，水土流失，沙漠扩大，环境变得日益“严酷”，使人们难以栖息和生存。人可以通过劳动向自然索取可供消费的财富，但自然的给予是有限的，贪婪而没有补偿的索取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当今天我们对西部进行更大规模的开发时，必须牢记这一教训，把退田还林、保持水土、整治沙漠、美化环境作为西部开发的题中应有之义，列为头等重要的任务。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2000年4月13日。
[2]《朱批屯垦》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3]道光《元江府志》。
[4]《彝族史稿》。
[5]《藏文史料译文集》，第202页。
[6]《乌鲁木齐杂诗》。
[7]《柬全小汀》。
[8]《清高宗实录》卷610。
[9]《皇朝经世文编》卷81。
[10]巴延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折》。
[11]朴源趾：《燕岩集》。
[12]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
[13]《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