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编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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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2年12月12日。

各位先生,各位专家学者:

刚才周部长(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传达了中央关于编纂《清史》的指示和精神,宣布了编纂委员会的名单。中央的决定非常英明、正确。我一定和全体编纂委员会的同志团结一致,贯彻执行。这里我和同志们谈一谈编纂《清史》的由来和工作的展望。

编纂《清史》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我简单地把这个历史回忆一下。“易代修史”是中国的优秀传统。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前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后一个朝代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作为治理国家的借鉴,都把修纂前一朝代的历史作为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来完成。这样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绵延不断,因此积累了丰富浩瀚的“二十六史”。有了这样的传统,我们的历史典籍特别多,构成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所以江泽民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说明古代的修史传统积累了中华的文明。清王朝已经被推翻90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比较理想的、系统的、全面的、大型的史书。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就是20世纪的50年代,董必武首先向中央提出建议,写一部正式的《清史》,这个建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50年代末周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一个《清史》编纂的方案,当时吴晗同志征求了史学界很多同志的意见,跟我和任继愈等同志都亲自谈过。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项工作就停顿下来。之后,毛主席有一次跟范文澜同志说,自己退下来以后,管的事情少了,想读一点清史方面的书。田家英同志当时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曾经想编纂一部《清史》,而且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他收集了很多清代的书法作品,有两千种,准备作为纂修《清史》的资料。1965年秋,周总理委托周扬同志召开中央宣传部部长会议,决定成立“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同志担任主任,而且指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由来。但是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编纂工作化作泡影,没能实现。不仅实现不了,这件事情还成为当时批判中央宣传部和郭影秋同志的罪状,说他们要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后来,郭影秋同志为了保存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集合的一批清史研究力量(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该校的同志分散到各个单位),就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清史研究小组。直到“四人帮”垮台后,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小组复归中国人民大学,正名为“清史研究所”。“文革”后,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编纂《清史》。邓小平同志把这封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80年代初,在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六五”规划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清史》编纂问题,并决定要上马,但由于当时经费紧张和其他一些原因,又没有进行下去。我讲这段往事,是说国家编纂这样重大的文化工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坎坷的酝酿过程。

今天我们迎来了盛世,有了修史的机会,编纂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受国家的委托,编纂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这是很难得的机遇,也是史学工作者值得骄傲和引以为荣的事情。这件事情落在我们肩上,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知识贡献给国家和人民,这是件人生的幸事。国家修史在历史上是百年不遇的,中国600余年来修过3次。第一次是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刚刚攻下大都(北京),就立即下令修《元史》;第二次是顺治初年,清兵刚刚进入北京,不久就下诏为明朝修史,但实际上在康熙年间才启动,花八九十年修出《明史》;第三次是1914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成立清史馆,花14年修了《清史稿》;我们这是600余年来第四次,是难得的盛举。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国家给予的这次修史的机会,齐心协力把这部《清史》修好。

为什么编纂这样一部大型的《清史》?它的意义何在?清朝统治长达近3个世纪,时间跨度很长,而它灭亡距今仅仅90年,越是离我们时间近,对我们影响越大,清朝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我们都耳熟能详。而且清朝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今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跟清朝息息相关。因此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对清朝的历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很有必要编纂一部网罗各个方面的史事、详尽完备、分析正确而深入、篇幅较大的清代历史。在酝酿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疑问,我们已经有了一部《清史稿》,多达536卷,有没有必要再修一部《清史》?我们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应该说《清史稿》是一部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理想的史书。因为当年袁世凯聘请的参加修史的人,大多数是清朝的遗老,思想上忠于清朝,站在清朝的立场上修史,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被歪曲了。比如写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它用“革命党谋乱于武昌”这样的写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它记为“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不屑于提孙中山的名字,《清史稿》中孙中山的名字仅在通缉他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写秋瑾、徐锡麟牺牲称为“伏诛”,完全是清朝的立场;清朝官僚因为对抗革命被打死的,被称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对之大加歌颂。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当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请国民党封禁此书,说这部书“诽谤民国,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清史稿》本身在观点、内容、史实上确实有很多缺点,所以被称为《清史稿》,其中基本常识有不少错误。台湾搞了一本《〈清史稿〉校注》,查出问题8万条,其错误率是很大的,所以它无论从观点上还是从史实上都不是一部理想的史书。我不是全盘否定它的价值,因为《清史稿》利用了国史馆长年累月积累的资料,有一定的价值,它的文字也简练概括,但是观点、内容和史实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需要有观点正确、内容确切的大型《清史》来替代它。现在离清朝灭亡已有90年,正是修史的好时机。20世纪所有的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修《清史》。北洋政府成立清史馆,国民党政府封禁《清史稿》后拨了50万元重新修《清史》,因抗日战争而未能进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也很多,顾不上修史。《清史》几上几下,最终没有上马。现在国家已经安定,进入小康社会,有了稳定的环境,有了比较充裕的财政条件,有了人力、物力、财力可以投入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所谓“盛世修史”,《清史》的修纂反映了我们中国正在迎接一个盛世的到来。另外,20世纪清史领域学术上的准备也不够。《清史稿》纂修的时候,没有利用清代大量的档案,仅仅利用了国史馆的材料,因为清宫大量档案的发现比较晚。现在大量档案的发现,为《清史》编纂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前一辈学者如孟森、郑天挺、罗尔纲、郭廷以等在清史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胡绳等同志用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晚清史的规律,晚清史的研究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很多研究者在追溯中国现代化早期历史上取得很多成绩。新资料的发现更是层出不穷,第一历史档案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整理出版了100多种档案,达4亿字。清史研究队伍也在迅速壮大,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学科的发展非常快。所以,在人才方面、研究成果方面、资料方面,现在启动《清史》编纂正当其时,是良好的时机。

下面我谈一下工作的展望。现在工作还没开始,所以详细地、具体地谈今后的工作还不可能,只是粗略的展望。目前重要的工作,一是建立和健全机构,建立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其他一些职能部门;二是组织队伍、调集人员,调集人员是比较困难的,还要拜托诸位推荐优秀人才;三是开展调查研究;四是组织体例规划的讨论;五是制定规章制度。总之,千头万绪,工作很多也很乱。现在我们一部分《清史》编纂人员和文化部的同志正努力做准备启动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写出一部观点正确、实事求是、记事翔实、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史料确凿的高质量的《清史》,能够反映我们的学术水平,成为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篇幅暂时考虑为3000万字上下,时间为10年左右。写出高质量的《清史》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团结协力,认真写作,全力以赴,经过艰苦的努力达到这个目标。3000万字的《清史》是我们编纂工作的主体工程。全面系统地讲清朝的历史,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要讲政治,讲原则,实事求是,坚持学术创新和发扬优秀史学传统的统一,坚持尊重客观历史真实和反映时代精神的统一,坚持文化学术积累和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统一。它的内容、体例、文字要经过专家多次的论证,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付诸实施。

中国传统史书一般都有纪、传、表、志几个部分。我们要参考和借鉴传统的体例,但我们修的《清史》不能照搬旧的体例,要创造新体例,如何把创新和继承结合起来,希望各位委员各抒己见,研究讨论。比如说写一部通史是否合适?它的篇幅可以小一点,能够全面系统地讲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要求要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史作为全书的纲要和核心部分,占全书的1/10。这部分不仅专家可以读,一般群众也可以读,因为3000万字的大书群众是读不了的,如果两三百万字群众就可以读。

另外在修《清史》时可否列入图录?这是以前的史书所没有的。郑樵在《通志》里说过,历史书应该有图。传统史书没有图,可能是由于印刷条件落后,也可能是由于古代没有适宜的、好的图录可以放入历史书中。现在情况不同了,因为印刷技术发达,图像印刷非常准确、精美,包括风俗民情的图、战争地图、疆域地图等,像康熙朝的《皇舆全览图》等都是世界著名的地图。能够把大量的图放入历史书中,可以更生动形象地表现历史。

传统史书里的纪、传、表、志,不能全部搬用,也不能全部抛弃,应该考虑如何加以重点改造。例如,本纪实际上是这一朝代的大事记,我们可以把本纪和皇帝的传记分开,保持记录大事的部分。人物传我想还是要的,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是由人创造的,但写多少人,如何排列(按时间还是按类别),需要考虑。志是否要保留,要占多少分量,写什么样的志?譬如《清史稿》里的天文志可以讨论要不要。天象的变化比较小,原来把它写在历史书里是强调“天人感应”,我们要不要这个志?地理志在《清史稿》中篇幅很大,我们能否用地图等来代替它?有的志要加重分量,到近代出现了许多工厂、矿山、铁路、轮船,《清史稿》将它们放在交通志里,并不合适。《清史稿》中有9个表,职官表很大,如何改造?文体问题怎么办,用白话还是用文言?用文言,后来人可能看不懂,也达不到《清史稿》的水平;用白话则字数要多,篇幅会很大。欧阳修讲,写历史的主要原则为“文省事增”,用白话文,文字就会很多,总之,有一利就有一弊。3000万字的《清史》是我们10年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其核心的通史部分,要遴选高手来写。

除了主体部门,我们是否还要扩大眼界,拓宽领域,大规模地搞清代文献档案的整理工作?为了保证《清史》的质量,必须进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因为离开资料我们谈不上历史研究。清朝灭亡一个世纪以来,清史文献档案资料陆续发现,但由于数量太多,许多文献档案还没有整理。现在我们要进行全部的整理和抢救也不可能,要有选择、有区别地进行。第一,要整理那些和清史研究关系比较紧密、可以比较快地提高清史学术质量的资料。第二,要选择孤本、稿本等很快就要消失的资料来抢救。第三,要斟酌文献档案的整理工作量有多大,投入的人力财力有多少,要分别轻重缓急,量力而行。这是提高《清史》质量的关键,也是对清代文献资料的抢救和保护,是很有意义的工程。历代修史都要事先征集资料和书籍,但没有都保存下来,绝大部分遗失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当时写史的根据,那么现在的历史研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社会条件都允许我们把这些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留给后人。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系列的文献档案要充分地注意:

(1)清代国家档案系列。这是非常宝贵和丰富的历史遗产,50年来第一历史档案馆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有许多重要的档案没有整理。10年内我们能不能把较大的精力和财力投入档案的整理?比如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的宫中档还没有整理,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是皇帝放在宫中看的;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粮价雨水折、单、片,是清朝规定全国每个县每个月报一次粮食的价格和雨水的情况,这样大范围、大面积的气象和价格记录是全世界仅有的,是经济史和气象资料里非常珍贵的东西,而且数量很大。清朝保存的清末外务部的档案也是非常完整的,这一段外交史料完整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

(2)个人档案系列。像上海图书馆保存的盛宣怀的档案,当年顾廷龙先生把它收在上海图书馆,现在开始有几个人在整理。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上海轮船招商局是他办的,中国最大最早的纱厂——华盛纱厂是他办的,中国电报是他办的,汉冶萍公司是他办的,卢汉铁路是他修的,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是他创办的,另外交通大学也是他创办的。把他的档案整理出来,对于写清代近代化历史非常重要。

(3)清人诗文集系列。这部分有4万种,几部目录已经出来,而且做得非常好,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源流、藏地、纪要等,都很详细。我们是否能够取其精华,发表一些?取其百分之一,就是400种、上亿字。

(4)清人年谱、日记、笔记、书信系列。清人的年谱约有800种,大多数没有发表。日记也很多,像曾国藩日记、李慈铭日记、翁同龢日记,都非常有名。笔记发表较多,但很零碎。书信很多都是原件,从来没有发表过,上海图书馆有11万封。前天看到报纸上讲,明人的书信刚刚出版了,有4万件,清人的书信也应该出版,听说苏州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书信可以影印,它不仅有历史价值,还有艺术价值,因为清人很多都是书法家。

(5)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系列。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光有用汉字写成的史料,还有用满文、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等写成的非常重要的史料。

(6)徽州契约文书系列。现在有30万件,其中20万件已经发表,还有10万件没有整理。

(7)学者著作系列。清代的学派很多,有考据学派、西北史地学派、古文学派、今文学派等,能否把他们的著作搞一些丛书?比如西北史地学派著作丛书,把他们的著作都集合在一起。

(8)翻译系列。清朝和前面的朝代不同,它和世界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清朝时来华的传教士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情况,当时有个规定,每个传教士定期要向罗马教廷报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已经出版了一套传教士的书信集,十几个国家都有译文,唯独中国没有,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是简本。晚清的这类东西很多,如外交官、商人、军官所写的作品,我们要有选择地翻译。其他还有家谱、报刊、图录等系列,每个系列都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要把全部的文献档案都包下来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来进行文献档案的整理。《清史》纂修是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既然国家托付我们这样一个重任,我们就投入最大的人力、财力来做,动员一切力量来进行抢救和整理清代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要整理档案文献,就要进行可行性的调查研究,要整理哪一部分,要投入多少力量,要用多少钱和时间,由哪些人来整理,写出规划方案,争取在10年内多做一些项目。整理档案文献可以提高《清史》的质量,纂修《清史》又可以带动文献档案的整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写历史的人和整理档案文献的人适当地分开,齐头并进,不至于耽误写作的时间。《清史》工程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3000万字的主体工程,另一部分是规模很大的档案文献整理工程。10年后《清史》主体工程出台,各项文献档案工程也陆续出台,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打个比方,我们要打造一艘航空母舰,不仅仅需要航空母舰,还要有许多驱逐舰、巡洋舰、潜水艇,要形成一个战斗群,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这样做,一是为了能够有坚实的资料依据修好《清史》;二是我们放宽眼界,抢救保护珍贵的档案文献。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这样规模的工程,人员可能动用二三百人,用款可能达到几个亿。几个亿在文化方面显得很大,但在整个经济建设上是个小数,用来对清代的整个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是很值得的。江泽民主席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四个同等重要,但是我们现在缺乏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清史》编纂如果按照这样的规模进行,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国家行为、国家工程,是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的实现依靠全体编纂委员和整个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我相信全体编纂委员愿意承担这样艰巨、宏大的任务,会积极地投入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这项工程时间长、难度大、工作复杂,但我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强有力的支持,有文化部领导的协助,我们和广大历史学界团结一致、积极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一定能够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托付给我们的编纂《清史》的任务。


注释

[1]2002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