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
粉碎“四人帮”已经3年多了。我们整个思想界包括历史学界，面貌大大改观，出现了新气象，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思想大大活跃了。确实是一片大好形势，前途大有可为。特别是1978年以来，全国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影响很大。这次讨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谬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讨论十分热烈，很有成效。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我们历史学界是息息相关的。现在，我就历史研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问题，谈几点看法，不一定正确，如果说错了，请大家批评。
列宁说过，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这个理论是指导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思想武器。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由于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尽管我们也经常讲阶级斗争，但是讲的不一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或不一定完全正确。这一点，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对于阶级斗争，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个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论断：“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恐怕就不是那么深入，在实践中也没有真正遵循这个正确理论，而是连续搞疾风暴雨，搞了很多政治运动。对阶级斗争和敌情，估计得十分严重。这样，打击面就宽了，没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些政治运动中误伤了好同志。同时，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不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阶级斗争理论上的这种“左”的情况，在我们历史研究中是不是存在，是不是也反映到我们历史学界？这是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的。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刀的。同志们记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批判《海瑞罢官》，打击和陷害吴晗、邓拓、翦伯赞等同志。这是记忆犹新的。提起这些冤狱，我们无比痛心，义愤填膺。血的教训，我们是不能忘掉的。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什么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这样横行霸道，欺骗、蒙蔽那么多的群众？这恐怕是因为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不完全正确，有片面性、绝对化，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全国煽起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同志们都亲眼看到，这使得我们的党和国家遭受了多么大的损失，使我们的学术界、文化界遭受了一场怎样的毁灭性浩劫。
同志们，要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我看对一些理论问题理解得是否正确，应该是首先要总结的一条。因为理论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如果指导思想不完全正确，那么研究和教学工作就会走弯路，甚至会误入歧途。应该总结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今天，我想着重谈谈自己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的一些体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对阶级斗争理解得不完全正确，孤立地突出阶级斗争，脱离开生产和经济发展而片面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片面地强调了农民战争的作用。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和同志们共同探讨。
把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当作推进历史的唯一动力，甚至用农民战争解释一切、代替一切。有的地方讲课时，不讲全部历史、通史，只讲农民战争史，用农民战争史代替整个通史。当时还有种种提法，如“用农民战争打头”“用农民战争分期”，等等。很多提法和意见，值得我们回过头来考虑。
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们应当充分地肯定、热情地歌颂农民战争，歌颂古代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但是，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对某种历史现象做一些赞美和歌颂。历史研究的任务，是要对历史现象做科学分析。历史内容是生动丰富的：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斗争；也有思想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演变，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等等。历史现象非常丰富，错综复杂，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当然，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主要线索，我们应当牢牢地把握这条主要线索。但是，阶级斗争并不是唯一的历史内容。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历史唯物论的一般常识。阶级斗争只是体现了这些矛盾，并受社会基本矛盾所制约。阶级斗争不能代替或者取消社会的基本矛盾。孤立地突出阶级斗争，并不能帮助我们弄清楚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斗争对各种历史现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它们都带上阶级的烙印。但是，同时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用农民战争史代替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是不妥当的，这是以偏概全。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但是，说得上是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的，也不过是一二十次。每次时间短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是普遍的。但是，农民战争——农民斗争的高潮，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是短暂的。加在一起——如果能够加在一起的话——也不过两百年时间。怎么能用不到两百年的农民战争代替长达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这样，势必使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简单化。
还有，把农民战争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我对这一点是表示怀疑的。这种意见表面上似乎重视阶级斗争，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在理论上是缺乏根据的，在历史实际中也是解释不通的。从人类社会存在以来，无论何时，生产活动总是首要的活动，生产斗争是推进社会历史的强大动力。如果生产活动停止下来，社会不要说什么发展、前进了，就连存在一天都不可能。这一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是讲了很多的。恩格斯曾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2]。斯大林曾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3]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首先是从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阶级斗争本身也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离开了生产来谈阶级斗争，如果忘记了生产斗争而片面地把阶级斗争当作“唯一动力”，我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另外，科学技术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革命导师十分强调这一点。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把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看作比很多革命家还要革命，“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4]。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毛泽东也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革命导师的话说得多么明确！可是，我们的历史研究，至少拿我个人来说，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种糊涂观念，有意无意地只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这种理论观点对我们的历史研究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以至于在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每次农民战争之后，总是要带来生产上的大发展。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正是按照这种思想和公式，寻找这种生产的大发展。秦末农民起义之后，有一个“文景之治”；隋末农民起义之后，有一个“贞观之治”。我认为，历史的实际情况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有些农民战争并没有直接带来生产的高涨，甚至有时还可能带来生产的萎缩。我们千方百计地寻找每一次农民战争是如何推动历史发展的，是如何促进生产的，经常感到比较困难。有时，也找到一些材料，找到一些论据，但说服力不强，比较牵强。特别是，对有些农民战争，我们就说明不了。这样一个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推动生产发展的公式，经常暴露出同历史实际有较大的差距，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不能解释一些历史现象。如果把阶级斗争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那么我们便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阶级斗争规模愈大，次数愈多、愈频繁，社会前进就愈快。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处于封建社会，“明治维新”一百多年来，日本并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就是“明治维新”，这次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并不承认“明治维新”是一次革命，即使承认它是革命也认为它是不彻底的革命，近代日本，虽然也发生过农民起义、罢工、游行，但规模小，大规模的阶级冲突、长时间的革命战争是没有的。可是，日本的生产发展很快，可以说是突飞猛进。这是为什么？如果说，阶级斗争是“唯一动力”，那么日本的生产应该是发展不快的。事实恰恰相反。此外，英美也是一样。英国从17世纪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距今有300年了。此后，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革命战争。美国除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之外，以后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国内战争。可是，它们都是当今世界上生产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当然，资本主义制度是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制度，避免不了经济危机，最终注定是要灭亡的。一旦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生产力就将以现在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无疑义的。同时，我们也要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是很多的，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来解释。
阶级斗争并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制度腐败，一个是经济技术落后。这两个原因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社会制度腐败怎么办？那就要使用革命的手段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经济落后怎么办？那就要通过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文化来解决。解决的手段是不同的，但二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如果不用革命的手段改变旧的社会制度，那么生产和科学文化就发展不了。同样，经济、文化不发展，只讲阶级斗争，也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
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5]暴力革命，对社会发展起“助产婆”的作用。怎么能说这种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怀孕成熟了，肚子里有了小孩，才有必要请来助产婆，助产婆才能起作用。否则，如果没有怀孕，肚子里没有小孩，那么就是请来几十个助产婆，也是生不出孩子的。因此，中国农民战争虽然很多，很频繁，规模也很大，但是生产并不一定就发展得最快。
每一次农民战争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不见得都同样对生产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预先设一个框框，预先有一个先验公式。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的对生产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一些，有的就不那么明显。就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对旧生产关系的打击来说，确实，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不是唯一动力。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就战争的直接后果来说，战争是要造成破坏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就它对旧生产关系的打击来说，就它长远的影响来说，对社会前进是有促进作用的，这是主要方面。如果看不到这个主要方面，就不能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但就战争的直接后果来说，农民革命战争则有破坏生产的一面。我们有时为了抬高农民战争的地位，就不讲它破坏生产的一面。这样，就不能做到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就无法解释农民战争后经常出现的土地荒芜、赤地千里、人口锐减的情况。农民战争，一方面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有破坏作用。总的来说，推动作用是主要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一般地说，生产的发展并不在农民战争的动乱时期，不在农民正同地主激烈作战的时期。恰恰相反，生产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政治局面作为前提。生产的发展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是生产活动和科学技术积累的过程。历史的前进，不是通过不断的暴力革命，不是通过一连串的突变来完成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部光辉论著中批判了杜林的“暴力论”。杜林认为，似乎不断的暴力革命可以创造一切。这是荒谬的。自然科学有一种“灾变论”，认为自然界是通过一连串的“灾变”而形成的。这完全是唯心主义，是形而上学。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反过来，抛开量变，只谈质变，同样是错误的，其危害也是极为严重的。不承认社会发展要有一个逐渐的积累过程，在实际工作中无休止地搞政治运动，而不是脚踏实地地进行建设，我们已经为此而吃了不少苦头。我们应当抛弃那种对阶级斗争的片面理解。
总的来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应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
第二，生产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总要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政治局面作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生产发展就谈不上。
第三，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但只有联系生产才能表现它的推动作用，离开生产就谈不上什么推动作用。只有当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才必须用阶级斗争，用革命的手段破坏旧的生产关系，推翻旧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也就体现在解放生产力这一点上，而不是体现在别的方面。
第四，阶级斗争是和生产斗争相联系的，是取决于生产斗争的。阶级的划分、阶级斗争的性质和深度、每个阶级的历史命运，都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在历史上，只有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才有远大的前途，这个阶级进行的斗争才能取得真正历史性的胜利。
第五，各个不同阶级进行的革命，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推动历史的作用也是不相同的。譬如，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些革命引起整个生产方式的改变、推动历史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在同一社会形态内发生的革命，譬如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相对来说，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不显著的。这种农民战争只能给旧的生产关系一定的打击，只能改变它的某些环节，而不可能整个地改变旧的生产方式。
这里，我想谈谈同阶级斗争理论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即历史上的改良主义问题。改良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过去，由于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评价改良时总是将之贬得比较低的。这是不公平的、不正确的。改良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完全否定质变，反对革命，这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历史上的政治改良和改良主义思想是起过相当进步的作用的。这一点绝不能低估。
革命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只有当形成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已经成熟的时候，才会发生革命。当发生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改良是有进步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改良运动是为革命做准备的，正如量变为质变做准备一样，没有量的变化，就不会有质的变化。譬如，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最后失败了。就其性质来说，它和辛亥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变法运动中所进行的那些改革，意义十分重大。中国最早的学校——新学堂就是在这时开的，报纸是在这时办的，各种各样的学会也是在这时设立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也是在这时开始传进来的。这是一次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评价戊戌变法，不能局限于它在100天内发布的上谕、奏折，而应该看到它所引起的政治变动和思想变动。如果没有戊戌变法时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传入，没有新学堂、学会和报纸的创办，没有大批留学生出国，那么，中国社会就仍旧是一潭死水，辛亥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但是，如果没有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变动和思想变动的话，那么跟孙中山走的人就不会那么多。量变为质变准备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戊戌变法是为辛亥革命做了准备的。
我们讲戊戌变法的意义的时候，常这样说，戊戌变法失败了，证明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故而更多的人觉悟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样说当然不错。但这是从一个方面来说明的。难道，它的意义仅仅在于它的失败？这样说是不够的。我想补充一句，戊戌变法所造成的社会变动和思想变动，是大批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前提。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觉悟的？戊戌变法如果没有给社会留下一些积极的东西，没有造成一次思想解放，而仅仅是失败，那么是不会吸引那么多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没有这个思想转变过程，是不会爆发辛亥革命的。
毛泽东对戊戌变法的评价是很高的。在讲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总是把它包括在内，把它和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并列在一起。毛泽东的评价为什么这样高？毛泽东所提到的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中，就有两个是戊戌变法中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和严复。可见，毛泽东是高度评价戊戌变法，高度评价社会改良和社会改革的意义与作用的。
现在，我们对“改良”这个词好像是抱着一种成见，很忌讳这个词。一提改良就认为是不好，一提改良就认为是反革命。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其实，革命和改良是历史前进中的两种不同形式。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同时又坚决反对局限于改良范围内的改良主义者。如果只是抽象地提出“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改良？”，那么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要看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改良。正如抽象地提出下雨好不好的问题，同样是无法回答的。天旱，下雨就好；闹水灾，下雨就很不好。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观点和立场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在，一提改良就谈虎色变，认为改良是反动的。我以为，如果发生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那就必须用改良的手段促进革命的到来。革命胜利之后，也应该用改良的手段巩固革命的成果。如果拒绝走这样的路径，拒绝做艰苦细致的积累工作，拒绝采取量变的形式，而空谈革命，无休止地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搞质变，那就是自己跟自己捣乱，就是自讨苦吃，结果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戚本禹的那篇黑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到现在为止，尚未对这篇黑文进行清算和批判。我们历史学界有责任来批判这个大毒草。这篇黑文的作用和影响是极坏的，它大肆攻击、诬陷革命领导同志，在政治上是极其反动的，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这篇黑文歪曲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无限夸大、抬高农民革命。当然，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但它毕竟是农民革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弱点、局限性。这是农民阶级在斗争时的包袱，在前进过程中的负担。可是，戚本禹打着歌颂农民革命的幌子，要我们把农民的弱点、局限性当作可资学习的榜样，当作革命遗产来继承。他大喊什么“红灯照围攻东交民巷”，宣扬盲目的排外主义。文章出笼不久，就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给我们在外交上造成了很大的被动。这篇文章全盘否定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给他们扣上卖国主义的帽子，一棍子打死，并用恶毒的影射手法，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效劳。我们暂时抛开这篇文章政治上的反动性不谈，作为历史研究，我们能把戊戌变法中的改良派、把支持变法运动的帝党说成卖国主义吗？我认为不能。就光绪来说，他在甲午战争时是主战派，反对投降，在戊戌维新时是支持政治改良、支持变法运动的。当然，光绪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有他自己的出发点，有他自己的阶级立场。但就这个人的历史作用来讲，我认为，他对中国做了一点好事。戊戌维新失败，他被软禁起来，失去了自由。卖国主义的帽子是不能扣到光绪头上的。相反，光绪的政敌、被江青大肆吹捧的慈禧太后，是坏事做尽的封建专制独裁者，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
有人为了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总是生硬地把一些历史现象往阶级斗争上拉。这里，我想对“让步政策论”谈一点意见。首先说明，“四人帮”批“让步政策论”是反动的，他们是为了打击翦伯赞等历史学家。完全应该为翦伯赞等同志平反。“让步政策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
怎样评价“让步政策论”？我认为，“让步政策论”是为了说明阶级斗争、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它的大概意思是，先是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迫使统治阶级“让步”，实行某种对农民有利的政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让步政策论”把农民战争同生产发展挂上了钩。要不然，农民战争怎样推动生产发展？“让步政策论”并不是完全错误，确实也有一点道理，但还有一些缺陷，至少会给人一种印象：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不能自动提出对生产发展有利的措施，因而，必须通过农民革命迫使他们“让步”。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以为，统治阶级从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是能够提出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的，并不一定需要农民迫使他们“让步”。我们似乎有一种观念，认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都是不管生产的，是反对发展经济的，而农民总是推动生产发展的。这种观念从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当然，农民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人，是要求发展生产的。但是，剥削阶级为了多剥削一点，通常也是希望发展生产的。
我这个说法可能很危险，会被认为是“阶级调和论”。但是，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请问，地主希望土地上出产的农产品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当然是多一点。资本家希望工厂生产的商品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难道会希望少一点吗？没这个道理。因为，生产的东西多一些，他们的剥削所得就会增加。有没有一个地主、资本家希望自己的土地荒废、工厂减产呢？我想没有。地主、资本家作为剥削阶级，总是要进行剥削的。不剥削，就不是地主、资本家了。在这一点上，农民起来斗争，反对他们的剥削，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地主、资本家进行剥削是一回事，能否推动生产是另一回事。在一定的条件下，地主、资本家在进行剥削的同时，也会实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不承认这一点，中国历史就说不通。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在发展生产、管理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是很有本事、很有能力的。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了。不能因为是剥削者，就认为他们一定要破坏生产，不能提出对经济发展有利的措施。可不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生产也是剥削阶级的要求，并不需要农民强迫他们这样做。“让步政策论”是一个转弯抹角、为了挂钩的理论。它的前提就是，只承认农民要求发展生产，而不承认剥削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可以采取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让步政策论”有道理，但不足以完全说明生产发展的原因。地主一定要农民迫使他们“让步”吗？他们就不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吗？我的这些看法可能会被认为是“美化地主、资本家”。我相信，这次大会上肯定会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但绝不会有人打我的棍子，所以，我大胆地把想法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弄清楚这个问题，与我们的历史研究关系重大。否则，我们就总会在死胡同里转来转去。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都既对立又统一。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如果不承认对立，只承认统一，这是错误的，是“阶级调和论”。又应该看到，矛盾对立的双方是互相依存、互相贯通、互相渗透的，共同构成一个统一体。不承认矛盾的同一性，同样不是马克思主义。地主与农民处于一个统一体内进行斗争，因此，彼此必然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譬如，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要求发展生产；在遭到外来侵略时，都要求抵抗侵略。如果没有这种抵抗侵略的共同要求，那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怎么能组成呢？我们不要孤立地只强调对立这一方面，而不承认事物还有统一的方面。地主与农民，如果不存在同一性，那么统一体就要破裂，封建社会就不可能延续。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研究历史，应当也必须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指南，才不至于迷失方向。但是，只承认阶级斗争，甚至大唱阶级斗争高调，那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并不是从马克思才开始讲起的。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就讲“阶级斗争”。后来，林彪、“四人帮”更是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阶级斗争是同生产的发展相联系的。脱离生产发展的阶级斗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由此可见，阶级斗争理论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种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孤立地、脱离生产谈阶级斗争，人为地拔高阶级斗争，恰恰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历史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贯穿在古今中外的全部阶级社会历史中。不能全面地、准确地理解这个基本理论，必然会严重地影响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使历史研究工作走进死胡同。
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特别是鉴于我个人的水平很低，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阐明这个理论。我只是简单地谈一谈感想，把我在学习中间碰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我建议历史学界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摆脱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精神枷锁和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恢复它本来的面目，放射出更加光辉的异彩，真正成为我们历史研究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注释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是作者1979年在四川成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的发言。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389页。
[3]《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332~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