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及其对国史研究的重要启示[*]
编纂历史是一门大学问，古今中外许多历史学家都曾研究过。中国古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幾作《史通》、章学诚作《文史通义》，论述历史编纂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近代的梁启超专门作《历史研究法》，总结了中国以往的历史编纂学，并吸收了外国研究历史编纂的一些成果。外国也有许多这方面的探索，如德国的兰克学派、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边疆历史学派，等等。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编纂法的，所了解的只是一些皮毛的、粗浅的知识，大概地做一介绍，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编写历史的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从甲骨文、金文、《尚书》，到《春秋左传》，到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从《五帝本纪》黄帝记起，至汉武帝《今上本纪》，成为一部通史，略古详今，最详细的是秦汉时期。如此连续未中断的历史记载，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埃及、巴比伦也是文明古国，但它们那里变化很大，今天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居民已经不是古代埃及与巴比伦的直接后裔，历史已然中断。文明古国印度也没有完整、系统的历史记录，关于中世纪的史书很少，有的需要依靠中国唐朝《大唐西域记》的相关记载。
中国的史书十分丰富，中国古代将知识分类为经、史、子、集，“经”即古代圣人传下的“十三经”，“史”即历史，“子”即各派学说——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集”即诗文集——主要是文学作品，史部列第二位，可见其重要性。
中国历史有连续未中断的记录，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中国人历史意识强烈，认识到历史学的重要性，将研究、编写历史作为自己的责任。
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霸王之间的斗争），其文则史（文字成为历史）”（《孟子·离娄下》），“其义则丘窃取之（包含的道理、观点，为孔丘得到了）”（同上），表明孔子十分重视历史。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谈曾言：“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史记·太史公自序》），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亲志愿，作《史记》，流传后世。不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视历史，而且中国古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历史。唐太宗就是一位非常重视历史记载的皇帝，“二十四史”中有8部是于他与其子在位时完成的，占1/3。唐太宗强调修史可以“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也就是说要以史为鉴。元世祖忽必烈，虽是蒙古游牧民族，但入主中原后同样重视历史，言“不可亡前人之史，若不立史馆，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史·董文炳传》），命令建立史馆，编纂历史。清朝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把历史提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和台湾，就禁止讲习中国史。人类社会有昨天、有今天、有明天，现在的社会是过去的发展，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治理国家的理念、方法、政策，都是过去经验的总结。所以，人类要开辟未来美好社会，就离不开学习历史，总结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吸取智慧。只有借鉴历史，才能够胜利地走向未来。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是一个优秀传统，也是中国有凝聚力的表现，是保证中国悠久文明传承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因为有制度上的保障，即开馆修史，专门设立国史馆，专门设立历史研究、历史编纂的政府机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秀传统。
关于中国远古之史学机构的记载较少，但《汉书·艺文志》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古代还有很多类似与史有关的官职设置，如内史、外史、太史，等等。春秋战国普遍设有史官，所谓孔子作《春秋》，观“百二十国宝书”，“宝书”即指各国的史书。西汉设太史令，而且是世袭官职，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东汉设兰台，它不仅是藏书机构，而且是史学机构，其官称兰台令，如班固，也是世袭的，其父班彪、其妹班昭都供职兰台令。魏晋设有著作郎修史。魏晋后，分裂割据，出现了许多国家、许多朝代，虽然政权不稳，经常改朝换代，但各朝各代都修纂自己的历史，非常盛行，出现了修国史的高潮。三国都有自己的国史，但多已失传，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流传，连同裴松之的注本都保存下来了。因为《三国志》不完整，只有本纪、传，没有志、表，裴松之的注释将其时的三国史料记载下来，保存了三国历史的丰富记录。晋人修晋史达13 种，可惜未能流传。十六国修史书29种，其中16种是写国史，即本朝人修本朝史。南朝有很多史书，尤其是宋时，开设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个馆，史馆之名可能始于此。除记述当代史外，还有“起居注”，记录君王的言论行事，《魏书·经籍志》记载有41部两晋南北朝的起居注，这些著作只有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魏收的《魏书》等少数史书流传下来，这三书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其他史书的失传既有社会原因，如战争多、印刷术不发达，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其多数为私人修史，所见不广，资料的搜集不完备，仓促成书，有局限性，水平不高，当更好的史书出现时，就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了。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私人修史转向政府修史，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唐太宗非常重视修史，从唐太宗到唐高宗，通过设立史馆修成8部纪传体史书，由宰相监修，如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徵等，还有所谓御修史书，如《晋书》中的《王羲之传》等是由唐太宗撰写的。故《晋书》冠以御纂之名。这时，政府开始参与修史，正史的编写逐步制度化，成为政府行为。政府修史是必要的，因为历史所跨年度很长，数十年乃至数百年，资料很多，涉及人物、事件复杂，史学家个人的精力难以顾及，个人修史很难，并且越到后世，越不可能。唐初由史馆修“八史”，集体创作，国家领导支持，宰相监修，既有政治上的权威，也有学术上的权威。从此史馆修史成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史馆在修史中的地位、作用得到确立。唐朝国史馆除修国史外，还修“起居注”，记载君主言行，修“实录”，用编年体记国家大事，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的《顺宗实录》，这是我国保存下来最早的起居注和实录。为了使国史馆了解当代的事情，积累文献史料，朝廷颁布《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各衙门将档案移交史馆。设立史馆成为固定的制度，修史也就成为国家的重要政务，史馆修史保证了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为前代修史的传统也沿袭下来，唐朝为前朝修了8部史书，宋朝为唐朝修史，元朝为宋、辽、金修史，明朝为元朝修史，清朝为明朝修史，直至民国为清朝修史，但民国所修的清史不太理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建议修两部史书，一是重修清史，一是修中国共产党史，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吴晗与我谈及此事，当时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搞一个修清史的规划。吴晗想建立清史馆，但当时缺乏研究清史的学者，所以考虑先从招收学生进行培养开始，但“大跃进”时被搁置下来。20世纪60年代批判《海瑞罢官》前夕，中央宣传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清史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将建议重修清史的一封人民来信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理，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百废待举，未能进行。2001年中央再次关注修清史的问题，目前正在酝酿清史编纂问题，可见修清史的问题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关心。
二、对史学家的素质要求
中国史学著作很多，主要的体裁有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史书分成15类，还有三通——通典、通志、通考，地方志，等等。中国史学评论也很多，并且明确提出了对史学家的要求。
史学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幾当被问及为什么文学家多而史学家少时，他解释道：“史家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旧唐书·刘知幾传》），提出了对史学家的三个方面的要求——才、学、识。
所谓史才，就是要做到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有条理性、逻辑性、生动性，文字简洁，条理清楚，叙人、叙事生动，文笔简练而又能抓住要害。典型的例子是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宋朝大文豪欧阳修认为《旧唐书》《旧五代史》修得不好，太啰唆，叙述冗杂，于是重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新史修好后，旧史无人使用，以至失传了。直至清朝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旧唐书》《旧五代史》的大部分内容，拼凑还原，与《新唐书》《新五代史》一并列入“二十四史”。欧阳修自称其书“事增于前，而文省于旧”。但后人也批评欧阳修“事增于前”，网罗野史、笔记中的记述，不足为信，“文省于旧”，但唐朝文章用骈体文，新书将旧书压缩节略反而晦涩难懂。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从其简要、文章有条理而言，新胜于旧，但从记事详细、保存史料多且完整而言，旧胜于新，所以各有千秋。
所谓史学，是指史学家历史知识的广博、掌握资料的丰富、考证史料的严谨。既要求史学家掌握各个领域的知识，又要求史学家能鉴别史料的真伪。这一点，越到后代越难，因为现代知识领域更宽更广，而且史料积存越来越多。就拿清史来说，《清史稿》有536 卷，《清实录》达4 000多卷，这些还都是第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如中央档案基本上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达1 000多万件，而这一件并不是一片纸，而是一个卷宗，大的一件可以装一汽车，有200多人在管理这些档案资料。切实地掌握浩瀚的历史资料，很不容易。作为史学家就是要坐冷板凳，钻进去，下苦功夫。资料的海洋无边无际，一个人穷毕生之力也只能探索这片海洋的一个角落。只有掌握更多的知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我记得《第三帝国兴亡》一书的作者利用纳粹档案，数量之多要以吨计。现在各国政府档案多得不可胜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50余年的历史档案，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不为过分。
所谓史识，是指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说如何认识历史，如何认识历史规律，如何判断历史。尽管叙述很有条理，文章很有文采，知识也很丰富，考证也很精细，但只要认识错了，观点不正确，其著作就会丧失价值。
刘知幾提出“才、学、识”，清朝的历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德”。“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是对史学家人品、道德、修养的要求。历史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要求客观公正地记录历史，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古代史学家非常重视史德。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正气歌》），是两个典故。春秋时齐国崔杼权力很大，杀了齐庄公，齐太史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发雷霆，下令把齐太史抓来杀了。齐太史的大弟仍然写“崔杼弑其君”，又被杀害。其二弟继续秉笔直书，亦被杀害。其三弟也视死如归，崔杼见状，只得将其三弟流放了。齐太史的三弟走出门时，看到南史氏拿着竹简在门口等候，就问他干什么，南史氏回答道：听说齐太史一门都被杀了，我怕这段历史无人记载，就想由我记下来，现在既已写上，没有我的事了，可以回家了。这些古代史官不畏强暴，为维护历史真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难能可贵。还有晋国晋灵公时，赵盾是一个有权势的大夫，也是一位贤人，但和晋灵公产生矛盾，于是离开了晋国国都，其弟赵穿起兵政变，杀了晋灵公，把赵盾迎接回来，赵盾于是恢复了权势。晋国的史官董狐记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晋灵公乃赵穿所杀，当时他已经离开国都，与他无关。董狐答道：“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实际上你就是赵穿的后台，责任在你，你是想要避开弑君的恶名，但历史要写真相，不能被假象所隐蔽。孔子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秉笔直书，才能成为信史，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要有大无畏的精神，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
三、编写当代史的特点与难点
中国古代修史，多写通史，常常包括国史、当代史在内。孔子作《春秋》，其实就是鲁国的国史，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而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所以写《春秋》对孔子而言是从古代写到当代。司马迁作《史记》也是如此。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写当代史、国史的还很多。但唐朝以后，修当代史由国史馆承担，私人编修的少了，写的也主要是局部的历史而不是全国的历史。为什么？我估计编写当代史有一些特点与难点。
第一，当代史与现实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修史者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样一件史事，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例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2 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一件令人民拍手称快的好事，但是如果站在清朝遗老遗少的立场上，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价。《清史稿》就是这样，其作者都是清朝的遗老遗少，他们对清朝忠心耿耿，对辛亥革命很仇恨，因此歪曲历史，颠倒黑白。例如：写武昌起义，“宣统三年八月，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写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2]，至于谁是大总统，不写，不愿写出孙中山的名字。《清史稿》中根本不谈孙中山的活动，关于兴中会、同盟会也一句没有，无从知道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其中有一处提到孙中山的地方，其言为“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3]。提到革命烈士秋瑾、徐锡麟等时，用“伏诛”一词。相反提到辛亥革命中被革命党打死的清朝官员如端方、恩铭、陆钟琦等，却大加歌颂，赞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4]这部书是民国政府出资，袁世凯下令编修的，竟大肆辱骂中华民国的烈士，而大加歌颂反革命敌人，所以北伐胜利后，国民党人评论道“诽谤民国，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5]，禁止它的出版。
第二，历史发展，其后果、影响要经过一个长时间才能判断。历史上的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历史矛盾刚刚发生还没有充分展开的时候，不容易看清楚，很难预见它将如何发展，很难判定其结果和影响。如今天的巴以冲突正在激化，结果如何，是和平还是战争，难以预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处在历史事件中间，就看不清这段历史的全部情况，不容易把握其历史本质和发展趋向。所以，研究当代史最需要有慧眼，需要有深刻的洞察力。例如，法国拿破仑第三政变，在政变当时有三个人写了这段历史，一个是雨果，一个是蒲鲁东，一个是马克思，其中马克思写得最好、最正确、最深刻。马克思说“本书是根据对于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6]。恩格斯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序言中说：“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发表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7]。因此，我们研究当代史，必须要学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观察当代史的立场、观点、方法。
第三，资料方面的困难。研究当代史，在资料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不容易看到。当代史由于时间距离近，资料被完整地保存，散失少，所以有大量的资料。搞一个专题，资料就浩如烟海。例如研究抗美援朝，既要涉及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方方面面，又须掌握中国的、美国的、朝鲜的、韩国的等其他国家不同文字的资料，仅此一个专题，个人的力量就难以穷尽。古代由于文化不发达，资料较少，加上战乱等破坏，损失比较多。我国唐朝以前历史资料很少，一个人穷毕生精力可以读完。宋朝以后，由于印刷术的发展，资料大大增加，读完就困难了。例如《全唐诗》，有唐一代300年诗作共40 000多首，宋朝陆游一人《剑南诗稿》就有近10 000首，到清朝乾隆皇帝一人《御制诗文集》就有40 000首，相当于一部《全唐诗》。史料积累越到当代越多、越庞杂。另外，史料虽然很多，但却不易看到。因为许多重要的史料没有公开，造成研究上的困难。国家档案一般规定有解密期限，常常是3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看不到原始档案，很难知道历史事件的底细和真相。不仅档案，即使是其他史料，其搜集、整理、发表也有一个等待时间。例如张学良的档案至今没有发表；又如李鸿章，中国清朝末年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关于他的资料已经发表的有300多卷、1 000多万字，其家中还有2 000多万字。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购买了这些资料，保存在上海图书馆。1993年，顾先生邀请我与他合作整理，又集中了七八个人编辑，至今尚未完成。这些是资料方面的困难。
第四，由于当代史距离时间很近，历史人物很多还活着，或者他们的后代还活着，牵扯到利害关系、感情因素，写当代史要秉笔直书就更困难，会碰到很多干扰。古代司马迁作《史记》，因为在《今上本纪》中批评汉武帝，该书被称为“谤书”。北魏崔浩写国史，其中讲到北魏的祖先鲜卑族是落后民族，有许多野蛮习惯，崔浩因此被杀，并被满门抄斩，不仅如此，还牵涉到其他许多人。写当代史，容易得罪一些人，会遭到反对、打击、迫害。
注释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清史稿》卷二十五《宣统皇帝本纪》，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册，10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3]《清史稿》卷二十四《德宗本纪二》，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册，948页。
[4]《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九《赵尔丰冯汝骙陆钟琦》，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2册，127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易培基：《呈行政院文》，1929-12-1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1卷，598页。
[7]同上书，6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