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伯群
人物简介 山东莱州人
◎漫漫知青路，苦得转机
我的求学之路与国家的时代背景密切交织，“上山下乡”运动将我个人的求学历程横截为两段，并对我个人在学校和专业的选择上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回顾我与母校相伴的岁月，就不得不从“上山下乡”运动说起。可能现在年轻人很少会知道“老三届”，但这个具有时代烙印的名词正是我求学之路的起点。“老三届”是指“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我是北京四中1968届的老高中毕业生，毕业分配时，班里同学的去向按家庭出身情况被分成了5个等级，第一等级的两个同学被分配到了北京曙光电机厂；第二等级的少数同学参了军，参军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参军的同学大多是得益于家庭背景，其中有的父辈就是军人，生活在军队大院之中，参军途径比较便利；第三等级的六七名同学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前往京郊或河北施工；第四等级的同学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或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五等级的同学被分配“上山下乡”，一拨去了陕北，一拨去了吉林，我是属于这个等级的，去了吉林。后来才知道，我们几个去吉林的同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家庭有海外关系，当时这被视作严重的问题。我当时被分配到了吉林和黑龙江交界处一个小县城下面的农村，自1968年至1975年在这里度过了长达7年的漫长时光。
这7年虽然艰苦，却磨炼了我个人的意志，也对我日后的个人选择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段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的农村生活。我在吉林农村生活了大约两年时间。刚被分配的时候，我的内心是非常苦楚的，一方面是感慨自己身份转换之快，另一方面是感觉农村的生活的确非常艰辛且看不到出路。过去的荣耀和骄傲一下子被现实剥离的痛苦是我被分配到农村后面临的第一重考验。我在初中的时候曾担任大队主席，高中时是团委会委员，但在“上山下乡”的分配中却落到了最底层，不得不面对完全颠覆的现实。当时乡下的每个青年点，也叫集体户中都会被分配一个“小流氓”，我所在的青年点被分配了一个经常打架而且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小偷，想到自己一下子蜕掉名校高中学生干部的光环，与存在各种问题的人一起工作和生活，就会觉得心里不平衡。
农村生活的艰辛是我被分配到农村后面临的第二重考验，我们在农村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吃喝非常差，工作极其辛苦。夏季东北的白昼非常漫长，我们生产队每天凌晨3点钟就要起床，4点钟就要到田间劳作，晚上将近8点，等到太阳落山才能收工，一天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农村的饮食也让我们难以适应，伙食非常差，受当地盐碱地的影响，我们下地只能喝盐碱水，每天基本只能吃到玉米面大饼子和农民自制的大酱，没有新鲜蔬菜。有时候在地里干活，突然下起暴雨，田里没有能够避雨的树木和建筑物，我们就只能坐在地下，等待雨停，听到有农民在一旁哭诉“农民的命真是太苦了”。农民都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对我们这些“城里人”而言更是艰辛。农民的生活非常辛苦，几乎看不起病，鸡蛋成为农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非常重要，农民需要用鸡蛋到供销社换取火柴等生活用品。当时村里有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高中生回乡里干活，得了肺结核，只能靠注射链霉素来治疗疾病，他就等自家的鸡下蛋，然后拿鸡蛋到供销社换成钱，再买链霉素注射，一个疗程的链霉素所需要的资金是很难靠卖鸡蛋来支撑的，所以一年之后这个小伙子就去世了……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之下，我们对农村的生活感到恐惧。
第三重考验来自幻想与现实之间落差感的压迫，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会幻想回到北京，但吉林到北京1000多公里的距离成了隔断自己与北京之间联系的阻碍，难以看到回京的希望，当时所做出的最坏打算就是扎根于吉林的农村，彻底成为依附于这块土地的农民。
虽然面对三重考验，自己已是难以招架，但当时在我们集体户里还有年龄比我小3岁的老初一的同学，我们这几个老高一的知青还有责任安抚他们，我就用之前学过的辩证法安慰其他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咱们现在已经身处最差的情景之中，环境如果再发生变化也只会往好的方向改变；那些参军、去兵团的学生的处境既可能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也可能往差的方向转变；而那些去往北京曙光电机厂的学生所处的环境却只会往差的方向发生变化了”。这种“阿Q精神”也算是困境中的一丝自我安慰。不过，后来现实的确如我所愿发生了变化，我们所在农村所属的县城里有很多小工厂，附近还有油田和热电厂，吉林省内也有很多大工厂，这些工厂到农村招收知识青年，我们就进了当地的工厂，这么一来，我们的处境就比去兵团的同学好多了。
第二阶段是我的吉林工厂生活。在农村工作大概两年之后，我就被抽调到本县一家小工厂工作，这段时期的生活品质较前一阶段有了提升，但依旧是看不到希望。这一时期，我在工厂每个月有37.44元的工资，生活不用发愁了，而且年底都会回家过春节，只是几乎买不到坐票，近乎一天一夜只能站着，一直站到天津，过了天津有了空位子才能坐下，整段旅程非常劳累。每年过完春节又要和家人分别，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北京车站，满脑子全是站台上老人送年轻的孩子去外面的乡下、工厂、兵团时乌泱乌泱的哭声，导致一直到很多年后，我都不愿意再去北京车站，不忍想起当年的经历。尤其是在我调回北京的头两年，这种阴影对我的影响最为强烈，我当时坐大1路公交车经过东单站时，我都要把头扭过去，不愿意在方巾巷口看北京车站一眼。这段时间，我依旧是十分想家，但又看不到回京的希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5年前后。这一阶段发生过一件小故事，对我后来考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一年，我和我女朋友春节后坐火车回吉林，在车上遇见一个独自带孩子的女人，这个女人从上车开始就一直在哭泣，顺着女人的目光我看到站台上有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第二天聊天才知道那个男人是她丈夫，他们夫妻两人长期分居于两地，男的在北京外贸部当翻译，申请调回延边，但是单位不放人，女的在延边当老师进不了京，夫妻两人每年只有在春节前后才能见十几天的面。考大学时，我一想起这件事就会对考学的决定产生怀疑，担心读完大学后也会和自己的爱人分居两地。
第三阶段是我调回北京后的生活。1975年左右，我费尽周折，通过熟人介绍，和别人对换，得以调回北京，在北京一家工厂工作。大概是工作了两年时间，听到考大学的消息。这一阶段算是我从知青时期向考学时期的过渡阶段，知青时期的经历对我日后在考学时期的择校和择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曲折考学，缘结人大
考学时期，我仍旧对“上山下乡”的经历心有余悸，所以在决定是否考学和考哪所学校、读什么专业时也发生了一些小故事。
原本我打算在1977年就参加高考，于是在工厂车间工段口头报了名，但因为两个原因没能正式填写报名表。表面的原因是正式填表那天要送我爱人去医院，耽误了正式报名；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对考学这个决定非常犹豫。“上山下乡”运动中我费尽力气，托各种亲友帮忙才得以回京，如果最后真如同事所言，毕业后又被分配到外地工作，我岂不是白花费了一番心思。而且真想读书的话，我们工厂里有721工人大学，在工人大学里读过书后可以继续回原单位工作，相对来说更有保障。而且身边也有一些活生生的故事告诉我不需要考大学。例如：我们工段的大韩，他上了721工人大学之后直接回来在车间做了技术员；我邻居家里有三个孩子，老大学习最好，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工程化学系，老三学习不太出众，在北京的中游高中读书，老二学习最差，初中读完后没考上高中，但是最后分配工作，结果却是反过来的：老大毕业时被分配到了甘肃省兰州市白银区的白银公司，在汽车运输队政工组当了一名接待员，负责外调人员的接待和给本单位外出人员开介绍信盖章；老三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了农工；而学习最差的老二反倒是留在北京当了工人……还有我下乡时同学姐夫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氢弹、原子弹相关专业，毕业后竟被分到吉林省我们下乡的那个县里面一家造纸厂的食堂卖饭票。这些事情给我的最大感触就是：上了大学之后，自己的专业很可能对未来的工作没有什么作用，而且会面临从北京分配去外地工作的风险，自己对考试的决定始终持怀疑态度，就没能参加1977年的高考。
我们工段参加1977年高考的同事回来后把高考试题和我进行了分享，我看了一眼试题觉得太简单了，数学里面最复杂的一道题是求圆柱体体积的，所以自己又开始懊悔，决定1978年一定要参加高考。不过说来也巧，1977年没参加高考反而可能是好事儿。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年恢复高考，上面规定招收老高中生的名额非常少，导致许多老高中的学生没能考上大学。这些报考失利的“老三届”学生都认为国家不鼓励大龄考生参加考试，所以1978年就没再报名，而我1977年没参加高考，就没有心理上的负担，1978年参加高考时反而没有遭遇那么激烈的竞争。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考文科专业，根本原因还是害怕离开北京，所以知青那段经历可能早已为我和人大之间的结缘埋下了种子。我高中是在四中读的，当时北京四中的风气就盛行学习理工科，大家会看不起学习文科的学生。我在高一的时候，班里五十几个学生中只有一个学生愿意学文科。我上初三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办了两个实验班——理科实验班和文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已经办了两年，效果非常好；文科实验班在我读初三那年首次从四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师大二附中招生，根据平时的语文和作文成绩招收大约四十名学生，可以不参加中考，直接上高中。四中推荐了七名学生去文科实验班，我文科的成绩不错，学校推荐了我，我也去参加了北师大介绍举办文科实验班的具体情况的座谈会。但我父亲坚决反对我读文科，印象中他对我的学习只过问过两次，第一次考初中时，我报考四中，父亲担心我考不上，说他们科室的同事说四中太难考了，双百分都不一定能考上；第二次就是得知我要报考北师大文科实验班，父亲认为学习文科没出息，认为我是想投机取巧躲避中考才要去上北师大文科实验班。父亲对文科的态度足以说明按照正常的升学流程来说我是不大可能报考文科类专业的，只是经过“上山下乡”的离京经历之后，我才有机会选择报考文科专业，才有机会来到人民大学。选择专业和学校的时候，我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未来去向的问题，二是兴趣的问题。在未来去向这方面，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很大概率会被分配到京外工作，厂里有同事告诉我，人民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很多会被分配到政府机关，留京概率很大，所以就决定报考人民大学；在兴趣这方面，我个人对历史非常感兴趣，而且经厂里同事介绍，人民大学的档案学专业与历史有关，且不会像历史学那样枯燥，最后就决定要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档案学专业。
◎朝花夕拾，经验总结
回首在母校的4年学习经历和毕业后的工作经历，我个人认为档案系的学生和从业者一定要稳扎稳打，开拓自己的知识面，同时也要学会挖掘档案中的信息资源。
大学期间文书学、档案学等基本课程都比较容易学，要掌握诸如如何整理档案、如何把握档案分类的原则性操作方法。真正能够体现一个档案学从业者自身素质的是自身的文字能力、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这也是做好档案工作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我毕业以后，一直从事编辑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家档案局的业务指导处，当时国家准备出一套“当代中国”的丛书，包括《当代中国的气象》《当代中国的外交》《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等，我在国家档案局一年半的工作中就主要负责编写《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这本书。在编书的过程中，我是跟着我们局的办公室主任工作，我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档案工作者所必备的优秀品质，为日后从事档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办公室主任是《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的编辑部主任，对中国档案的事件非常熟悉，能够随时根据档案问题找到相应的文件，说出这件事在哪一年谁的讲话中被提到。受他的影响，我在编书过程中下了苦功夫，把档案局自成立以来的所有文件都翻阅了一两遍，并且把重要的历史事件制作成了卡片，也正因为这一时期的积累，我在日后的访谈、调研和回忆中对中国的档案问题都有强于大部分人的认知。
编完书之后，我又被分配到《档案工作》杂志社工作。在这里的五年时间中，我由副总编，到总编，根据局长的指示将杂志从一本纯专业杂志，逐渐改变为反映档案工作人员全面情况的行业性杂志，并且将杂志的名字从《档案工作》杂志改为《中国档案》杂志。我在担任主编的时候除了要管理编辑业务之外，还要负责财务、人事等工作，要和全国各地的人打交道。在花费大量时间管人的同时，还要组织杂志社每个月出10万字的杂志。出版杂志是一件很烦琐的工作，包括选稿、编稿、定稿、送印厂、一校、二校、三校、主编通看。前期工作是整个杂志社编辑人员参与，但最后需要总编一个人花一天时间通看全部校样，所以每个月我都会有一天是半夜两三点才能休息。此间，发生过一些事，让人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刚到杂志社的时候，我因为疏忽出现过两次文字的错误，把“沉甸甸”写成了“沉掂掂”，把“姿势”写成了“姿式”。某天晚上两点多，我完成通看放下清样准备休息，我爱人接过杂志看了一眼，发现正文下面有一处注释中“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主任吴宝康”印成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主任灵宝康”，之后我赶紧又重新检查了所有注释。这几件事告诫我们，档案编辑工作是一件费心费力的事，作为档案从业人员，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文字能力，同时也要提高自己的责任心。根据我在档案局的观察，现在的很多大学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文字基础都比较差，所以我建议青年学生一定要狠抓自己的文字能力，可以手边常备一本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及时查字典，这样我们在给别人审稿时就有足够的底气。
之后，国家档案局成立了中国档案报社，我被调往这里负责创刊工作，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辛苦的五年。
之后又被调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担任副馆长，在这里工作的10年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省心、最感兴趣、学到很多知识的10年。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是中国明清时期中央机关的历史档案，在这里工作需要对清代的历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身边的许多同事都非常有才华，在清代历史方面都有自己专攻的研究方向，有同事专门研究清代文件的格式，有同事专门研究满族文化，有同事专门研究清代的太监，有同事专门研究清代宫廷戏剧，有同事专门研究清代某位皇帝，也有同事专门研究宫廷的印章……这些同事都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有自己的成就，有同事专门研究雍正皇帝，出了好几本书；专门研究印章的同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印章委员会的成员，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这里工作，我深知自己在学术上的建树不可能强于其他同事，就想着发挥自己在编辑方面的长处，帮助同事写文章、发文章，以便同事评高级职称，避免同事因无职称提前退休所带来的人才流失。
回顾我的工作经历，不难看出业务能力永远是决定我们高度的第一要素，我们要为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下苦功夫，也要善于运用自己的业务能力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具体到我自己的领域来说，档案从业者必须要开拓自己的知识面，要能够从档案中挖掘信息资源来为社会服务，而文字能力、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就是加强这方面能力的基础。另外，对于文科生来说，文字功底是个人实力的体现，是一个人工作上的加分项，同样要强化自己的文字基本功。如何提高个人的文字能力？借用《左传》的一句名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语用来表达意愿，文采用来完备语言，语言没有文采，就难以传播开来，所以写文章文采很重要。文采从哪来？一方面需要多看书、多看文章，文章看多了，会得到灵感的升华；另一方面也的确比较依赖灵气，提高灵气首先需要培养对于写作的爱好，其次需要开拓自己的知识面。上海档案杂志社的一位朋友文字能力非常强，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会员，写的文章不计其数，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身对文学的爱好和宽广的知识面，他同时研究租界问题、清代历史、中国封建社会的演进。除了文采之外，文章也要充实，要搜集足够多的材料，在文章里对材料进行研究分析。我曾经在一位副处长带领下参加过档案进馆范围调研，做了好几个月的调查，到昌平县（现为昌平区）下属公安局、科委等数十家县属一级机关及部分二级单位走访，调查各级单位的档案形成情况，摸清楚昌平县县级档案馆的发展历程，事后我写了《县级档案馆档案进馆范围的研究》一文，最后这篇文章被作为首篇文章刊登在人民大学档案系主办的杂志上。
◎心系后辈，深切厚望
作为过来人，我想从选择和业务素养两个方面为人大学子提出一些小的建议：
首先是选择问题。现在的学生在做选择时，的确会面临巨大的现实压力，会对某些职业或行业趋之若鹜，但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当大家都集中于一个目标而努力时，成功的概率就会变小。“当某个行业出现混乱的时候，往往是最适合投资的时候”。现在看起来不重要的问题，恰恰可能在未来是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前几年古诗词、国学没有兴起的时候，谁能想到这一领域会变成现在这么火？如果我们前期在国学方面踏踏实实研究，那现在就会收获巨大的机遇。未来一直都在变化，我们没办法清晰地判断出未来的发展，就像我参与“上山下乡”运动时也不曾想过我还有机会读大学，就像我如果真的1977年就参加高考，说不定我会因为1977年高考的激烈竞争而放弃考大学这条路……年轻人在选择的时候，千万不能过于功利和浮躁，还是应该结合自己的兴趣和长处来判断；另外，在无法清晰把握未来的时候，年轻人能做的就是要充实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为把握住未来可能会遇到的机遇而努力。
其次是关于业务能力的问题。人大是一个以文科而非理工科见长的学校，培养的学生在未来都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非常有价值的人才，我们首先要对自己将来要从事的领域充满信心，其次就要努力加强自己的业务能力。就我在工作时所接触过的年轻大学生，这些年轻人在文化素质和专业业务能力方面的表现相对比较差，具体表现为知识面比较窄，业务领域钻研不够，只是把学历当作求职的敲门砖，没有成为这一领域内专家的志气。有句老话讲“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我们既然从事某项业务就要钻研这一领域的知识，把这一领域的发展脉络、领军人物、发展趋势摸透，争取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你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幸福却又遗憾的时代，幸福的是现在的物质条件优渥，但遗憾的是社会上缺少一种认真钻研的氛围。年轻人可以利用自己手上的资源来钻研自己的强项，为抓住未来的机会提供资本。
总的来说，青年人在做选择时一定不能过于功利，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在做出选择之后，就要踏踏实实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争取成为领域内的专家，切忌“样样通，样样懂，却样样不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