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促使历史研究与时俱进,在研究主题、研究范式等方面不断锐意创新。自美国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出版《瘟疫与人》以来,疾病这条曾被视为史学研究的“漏网之鱼”,已然被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从政治史、社会史、医学史等视角探究疾病之影响的论著不断涌现。疾病作为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参与者之一,是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重要载体,也已在环境史视角下被人们书写出新的故事。
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领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学界诞生并不断发展,随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研究中得到快速发展,并在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近20年来,我国的环境史研究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可喜势头,体现在学术研究、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而自我本人1997—199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时接触环境史,迄今已有二十年余,这期间切身感受到环境史研究的巨大变化,我认为它走过了“有研究无概念”的初始阶段,目前正在“有概念无学科”的境况下奋力开拓,还出现了“立学科谋发展”的大势。环境史的魅力何在?
环境史是一门以特定时空下人类生态系统为基本范畴,研究系统内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发展,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具有统摄性和跨学界特征的新学科。换言之,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入手,以此看待并考察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人类所处、所做和所思的历史,从而将人类史与自然史有机地联结起来,使历史成为完整的、真正的整体史。环境史之于古老历史学的创新意义,主要体现在新知识、新观念和新理论等层面;它还因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关怀,迸发出蓬勃的学术生机和魅力。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环境史研究不仅成为学术领域中令人关注的前沿问题,而且成为经济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基于此,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积极致力于环境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志于环境史研究的青年学者也逐渐增多。他们在积极译介国外环境史研究成果的同时,努力尝试各种专题的环境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契机和史学背景之下,作为生态链条中重要一环的疾病被纳入环境史研究视野,由此大大拓展了环境史的研究主题,使许多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和事件找到了联结点。毛利霞的著作《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即是讲述看似“不相及”的疾病霍乱(cholera)与水体、环境之间如何“相及”的故事。
此书是毛利霞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史学专著,于2016年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立项,现在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利霞邀我作序,作为她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我为她感到高兴,也想借此聊一聊其研究选题的由来与创新。
霍乱是一种起源于印度的水生传染病,对19世纪的世界(包括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方面,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从医疗史、社会史、全球史等视角发表过不少著述,使之俨然成为一个小热点。就英国相关历史的研究情况而言,十几年前,虽然国外史学界已从社会史、公共卫生史等视角探讨过霍乱与英国社会改革、公共卫生改革的关联,但在国内史学界,霍乱依然隐藏在史学园地的某一角落,偶尔出现在关于19世纪的相关论著之中。我在研究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问题时论及“霍乱与水体污染”的渊源,对霍乱的前世今生产生了好奇。恰好利霞当时跟我读硕士,论文选题未定,我建议她查找霍乱相关文献资料,看看有无做成硕士论文的可能。利霞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不少资料,几经商讨,我建议她在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从环境史视角分析霍乱与水污染的关系,在研究视角上进行学术创新,这也开启了她的环境史研究之旅。利霞读博期间,从环境史视角探讨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历程,这也成为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公正地说,利霞的博士学位论文虽略显稚嫩,但在研究视角、资料运用等方面有一定的新意,因而在评审和答辩环节获得同行专家的好评。此后她不断增添资料,扩充内容,润色文字,也注意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完善书稿。修改后的博士学位论文能申请到国家级项目资助并顺利结项,这是对她多年研究的认可和肯定。此书以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为研究对象,以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变迁为背景,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立体展现英国霍乱防治的发展历程,也就是在梳理霍乱防治如何从一个单纯的医学难题发展为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这种观念转变和政策演变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得失,勾勒出一幅工业革命背景下霍乱—人—环境之间的互动画卷,这显然是环境史视角下对疾病研究范式的有益探索。具体来说,此书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选题新颖,问题意识明确。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史向来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此书从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的角度入手,展现了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深层影响。霍乱是19世纪经济变革、社会变革、环境变革中的一个交汇点,围绕着英国的霍乱防治措施如何从沿袭传统的隔离病人到治理“社会病”乃至治理供水污染和水源污染的“环境病”的演变脉络,此书进行了层次分明的论述,突出经济发展与疾病频发、环境污染的内在关联,拓展了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评价视角和研究范式。此书着重回答了人如何污染环境、后果如何以及环境污染如何作用于人、后果如何这个问题,突出了霍乱在造成污染、治理污染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理顺了人—疾病—环境三者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因果链条。
第二,具有鲜明的环境史研究特色,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史料运用等方面有一定的创新之处。绪论部分的学术梳理层次分明,厘清了霍乱研究从政治史、社会史(包括医疗社会史)走向环境史的必然性。此书在具体研究中涉猎医学、社会学、化学等学科对霍乱的研究,并结合政治史、社会史、城市史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关于霍乱、河流污染、供水改革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将宏观的论述与微观的个案分析(如伦敦、泰晤士河)有机地结合起来,鲜明地展现出19世纪霍乱防治“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的变化历程。此书资料来源广泛,除议会档案、调查报告、已发表的论著等传统史料外,还重视诗歌、小说、漫画等以往被忽视的资料的运用和解读,丰富、翔实、多样的资料使全书的立论建立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作为环境史视角下的个案研究,此书的疾病研究范式有助于构建环境史领域疾病研究框架,推动环境史基本理论的更新和研究内容的拓展。
第三,全面展现英国霍乱防治的曲折性与复杂性,颇具借鉴意义。英国应对霍乱的历程,也是不断深化对霍乱、社会、水污染的认识的过程。为防治霍乱所进行的历次社会改革和调整,无不引起是否需要改革、如何改革之争,引发综错复杂的观念之争和利益冲突。条理清晰地叙述出如此复杂的事件已属不易,得出中肯的评价更是难题。难得的是,此书注重历史语境的还原,历史地、辩证地评价前人做法的功过得失,不苛责,不夸赞,持论公允。与其他国家应对霍乱的措施相比较,作者认为英国霍乱防治之所以成效显著,是政府重视、地方合作、社会支持、观念更新、技术进步等多方努力的结果,是英国“渐进式变革”的体现和优势所在。这样的结论,既符合英国历史的真实情形,也颇具启发意义。它使我们认识到,在面对环境污染治理等棘手问题时,既要充分考虑到环境污染治理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又要树立环境污染治理势在必行的信念,在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最佳平衡点,方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也是环境史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此书也存在诸如所引文献内容翻译生硬、某些表述有欠准确等问题,此外,该选题研究尚存拓展的空间。这些方面我也向利霞明确指出,并希望她把此书的出版作为一个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我相信,正是因为有像利霞这样的一大批青年学者热爱并积极从事环境史研究,才使环境史在史学园地中日益生根发芽,进而推动史学研究的“百花齐放”。
梅雪芹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8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