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譜
清穆宗同治六年 丁卯（1867） 一歲
春正月初八日（2月12日） 酉时，曹元弼生於江苏省苏州府吴县。[2]
《吴縣曹先生行狀》：“先生姓曹氏，諱元弼，字穀孫，又字師鄭，一字懿齋，號叔彦，晚號復禮老人，又號新羅仙吏。”[3]
又：“生於清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八日酉時。”[4]
始祖彬，仕宋，以功封平阳王，谥武惠。十世祖春楼公，世居安徽歙县。八世祖侍楼公，始迁吴县。祖名维坤，字云洲，素精岐黄，为吴下名医。父名毓俊，字锦涛，同治甲戌科考取汉誊录。母倪氏。伯兄名元恒，字智涵，以内科名冠吴中，光绪三十三年，应召入宫为光绪帝诊疾。仲兄名福元，字邃翰，癸未进士，历官至署河南布政使，护理河南巡抚。居在苏州城阊门内泰伯庙桥下塘。
师友而先出者：
黄以周，40歲；黄體芳，36歲；張之洞，31歲；陸潤庠，27歲；馬貞榆，26歲；勞乃宣，25歲；管禮耕，20歲；孫詒讓，20歲；葉昌熾，19歲；沈曾植，17歲；王樹枏，16歲；鄒福保，16歲；黄紹箕，14歲；費念慈，13歲；蒯光典，11歲；張錫恭，10歲；梁鼎芬，9歲；陳慶年，6歲；唐文治，4歲；曹元忠，3歲；王仁俊，2歲。
同治七年 戊辰（1868） 二歲
居吴县。
同治八年 己巳（1869） 三歲
居吴县。
本年，祖父曹维坤授曹元弼以八卦奇偶。
《周易鄭氏注箋釋序》：“元弼之生，當同治之初大亂削平、文治重光之日。憶三歲時，先祖考雲洲公示以八卦奇偶，頗能辨别。”[5]
《吴縣曹先生行狀》：“先生生而奇慧，三歲，雲洲公教以八卦奇偶，頗能辨别。”[6]
同治九年 庚午（1870） 四歲
居吴县。
本年，父曹毓俊授曹元弼以《易本义》前卦歌，进及於四书五经。
《周易鄭氏注箋釋序》：“四歲識方名畢，先考錦濤公府君教以《易本義》前卦歌，乃授讀四子書以及群經。朝夕趨承庭訓，依奉慈親。”[7]
《禮經纂疏序》：“四歲，教之方名。既卒業，家大人授以聖經賢傳，課讀甚嚴。……稍長，從兩昆後，不令有燕朋昵友。”[8]
居吴县。
同治十一年 壬申（1872） 六歲
居吴县。
同治十二年 癸酉（1873） 七歲
居吴县。
夏六月，张之洞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冬十月，任四川学政。
同治十三年 甲戌（1874） 八歲
居吴县。
春正月，张之洞议建尊经书院。
冬十二月五日，同治帝卒。清廷诏立载湉继文宗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德宗光緒元年 乙亥（1875） 九歲
居吴县。
春正月二十日，光绪帝载湉即位。
春，尊经书院建成。张之洞仿诂经精舍、学海堂例，手订学规十八条，选高材生百人肄业其中，又撰《輶轩语》《书目答问》以教士。
光緒二年 丙子（1876） 十歲
居吴县。
光緒三年 丁丑（1877） 十一歲
本年，从兄曹元忠从管礼耕学，曹元弼亦得请益。
《誥授通議大夫内閣侍讀學士君直從兄家傳》：“（曹元忠）讀書穎悟，年十三，從名儒管申季先生禮耕學。……余（曹元弼）少兄（曹元忠）二歲，自少相與論文至歡。兄既為管先生入室弟子，余亦時時從先生問故。”[9]
秋九月，张佩纶奏请广开言路以拯时艰。此後，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并宝廷四人数次上奏，言辞激切，时称“翰林四谏”。
光緒四年 戊寅（1878） 十二歲
居吴县。
光緒五年 己卯（1879） 十三歲
本年，曹元弼从学於其舅倪涛。[10]
《禮經纂疏序》：“年十一[11]，從舅氏倪先生濤學。先生教以多讀經史，詳為指示，勗以古大儒之業。”[12]
《復禮堂述學詩》：“元弼年十三，受業于先舅氏倪聽松先生。先生諱濤，吴縣人。秉行純篤，器識宏遠，與先君子道義切磋至相得，講學屬文為吴中大師。教弟子以敦實行、讀古書為首務，講解精詳，于經傳辭氣脈絡，纎微必辨，神與古會。元弼讀注疏，雖遇盤根錯節，而反覆推求，尚易通曉，實由於此。”[13]
光緒六年 庚辰（1880） 十四歲
居吴县。
冬十月，黄体芳接任江苏学政。
春，黄体芳主持吴县科试。是科，曹元弼以第四名入县学。[14]
《吴縣曹先生行狀》：“光緒辛巳，以幼童科試第四名入庠。”[15]
《禮經纂疏序》：“年十三[16]，受知于座主督學里安黄先生體芳。時先生以經學提倡江南，示諸生以通經致用之方。元弼得聞緒論，日夜將經文尋誦，不敢廢倦。”[17]
光緒八年 壬午（1882） 十六歲
秋九月，黄体芳筹建南菁书院，仿诂经精舍例，设经学、古学两门，专课苏省经士。
光緒九年 癸未（1883） 十七歲
本年，曹元弼粗明各经师法，而治经专力在《诗》，由此始服膺郑学。
《禮經纂疏序》：“年十五[18]，讀《毛詩注疏》，大好之，日夜研求，幾忘寢食。以餘力略涉各經注疏，見《儀禮》經文古懋淵懿，向所未習，慕而讀之，似有所會，潛與讀《詩》所得合記之。是時私心已嚮往鄭學，讀《後漢書》鄭君傳，想見其為人，不勝悠然千載之情。嗣見陳氏《毛詩稽古編》及惠氏《易》，江氏、孫氏《書》，孔氏《公羊》，江氏、凌氏《禮》，段氏《説文》，郝氏《爾雅》之學，粗明各經師法，而專力在《詩》。”[19]
《復禮堂述學詩》：“元弼年十七，此據實年，較應試注册多二歲，詳《述〈書〉》注。始治《詩》，讀《注疏》及《毛詩稽古編》，深好之。”[20]
春，黄体芳主持岁试，曹元弼得第一等第六名，补廪生。[21]
是春，廖平赴京会试，不第，舟车南北，始明《春秋》素王之义。
夏四月二十八日，下诏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
六月，南菁书院落成。黄体芳聘张文虎为山长，张锡恭随从入院肄业。[22]
冬十一月，黄体芳聘黄以周主讲南菁。
光緒十年 甲申（1884） 十八歲
本年，曹元弼治经由《诗》及《礼》，三礼中专力於《仪礼》，熟读郑注、贾疏，与众本相参校。
《禮經纂疏序》：“十六[23]，家大人授以陳氏奂《毛詩傳疏》，謹受而讀之。見其舍《箋》疏《傳》，於文字、聲音、訓詁詳矣，而言禮多與鄭異，疑其説之不合於經，非毛公本義也。取鄭《箋》、孔《正義》反覆求之，竊思鄭君以禮箋《詩》，必專精三禮，乃能通《箋》。以三禮之中《儀禮》為本，又用力差多，乃取《十七篇注》熟讀深思，詳繹《疏》義。《疏》文脱訛不可讀，則求之《校勘記》所載各本，又不得，則就其原本，旁推互勘，以義讀正。日有常課，以餘力讀《周禮疏》《禮記正義》。”[24]
《復禮堂述學詩》：“十八，先君子授以陳氏《毛詩傳疏》，教以擇善而從。自是由《詩》入《禮》，以及他經。”[25]
夏，黄体芳主持苏省科试，曹元弼“四书”一门两场均为吴县一等一名。其“经古”一门覆试，作《拟进呈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表》，为黄体芳所深赏。[26]曹元弼谒之，黄体芳以学问、经济、气节三事期之，曹氏深自勉励。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序》：“我先師里安黄淑蘭先生督學江蘇，以經史實學、經濟、氣節教士。元弼不敏，竊好經術。光緒甲申科試，經古覆試命題《擬呈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與今文〈尚書〉並行表》，猥以淺學為師所激賞，評云：‘於今古源流瞭如指掌，髫年碩學，大是奇才。’”[27]
《禮經纂疏序》：“其年，黄先生選拔以備貢士。因謁先生，先生勗以學問、經濟、氣節，責以名臣之學，有體有用。因益深自奮於學。”[28]
《復禮堂述學詩》：“年十八，應科試，四書文、經解、策論均極蒙賞識。進謁時，勗以名臣事業，有體有用。”[29]
秋，曹元弼在上海求志书院参加考课，列史学超等。[30]
冬十二月初二日，叶昌炽来访仲兄曹福元，始结识曹元弼。此後，曹元弼常从叶氏问学。
《緣督廬日記鈔》：“十二月初二日，訪再韓，並晤其弟叔彦，新科拔萃也，英年好學，黄學使極賞之。”[31]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翰林院侍講甘肅學政葉公墓誌銘》：“叔彦年十七八，就公問故。公深執謙讓，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蒼籀訓詁，《詩》、《書》、《禮》、典章、《易》、《春秋》義例，經師家法，微言大義，有叩斯應，剖析窮根。叔彦於是知經神學海，淵源深大，而德盛禮恭尤不可及。”[32]
光緒十一年 乙酉（1885） 十九歲
本年，曹元弼校读《礼经》。母倪氏授以《仪礼正义》，曹元弼日将贾《疏》与《正义》参读，因《注疏》脱讹，《正义》亦未尽善，欲重疏《礼经》。
《復禮堂述學詩》：“十九，先太夫人授以胡竹村先生《儀禮正義》，不揣愚陋，篤好潛研，誦讀考辨，每至中夜，寒暑無間，寢食俱忘。”[33]
《禮經纂疏序》：“十七[34]，問學于定海黄元同先生以周。又得交婁君子張氏錫恭，論禮甚相得，以學行交勉。歸就吴名儒管氏禮耕質諸疑義，多有所授。于時，校讀《禮經》，時有闡發，而疑難百出，憤悱相尋。先太恭人授以胡氏《正義》，受讀之下，積疑多釋，中心好之。乃取賈氏《疏》與《正義》互相參證，日有所得。誦讀考辨，每至中夜，嚴寒盛暑，未嘗廢離。……以此而論，胡氏之書盡美矣，未盡善也。於是竊取鄭君讚辨二鄭之義，有重疏《禮經》之志。”[35]
又，曹元弼未即属草《礼经纂疏》，先反覆推求《注疏》《正义》，勘定辨正，以所得汇为《仪礼正义订误》《仪礼注疏後校》二书。
《禮經纂疏序》：“然未敢遽作也，仍取《疏》《正義》反覆推求，條録所得，積二年，得若干條，”《儀禮正義訂誤》。又從管氏禮耕叚張氏敦仁所刊注疏本，其書阮氏以配《十三經注疏》，而阮本與此又有小異，張多得之，實此經注疏本之最善者。據以為本，正其一二訛文，合前所讀正，録之為《儀禮注疏後校》。”[36]
《禮經校釋序》：“憫賈氏之書，條例詳整而剥蝕叢殘，沈薶千載，平心讀之，順其上下，推其本意，正訛補脱，乙衍改錯，不下千餘處，為《賈疏後校》，而後賈免於誣。又以胡氏之書，體大思精，深恐小疵或累大醇，取其所引各説異於注者，推其致誤之由，為《正義訂誤》，而後經義不為異説所淆。弼之為《訂誤》也，非敢與胡氏立異，祛其疑所以堅其信，糾其違所以成其美。且胡氏之訂注，非求勝注也，於注義偶有未達耳。後人苟能達其所未達，固胡氏之所取也。”[37]
春正月上旬，曹元弼入南菁书院肄业，问学於黄以周。
《吴縣曹先生行狀》：“乙酉，調取江陰南菁書院肄業，從定海黄先生以周問故。”[38]
《復禮堂述學詩》卷九：“元弼少肄業南菁書院，從院長黄元同先生問故。……先生誨人不倦，因才設教，元弼嘗侍坐，承間言‘治經，當以家法為主’，先生正之曰：‘治經，當以經為主。’元弼由此不敢以株守舊説為遵家法，務由注以通經，不強經以就傳，深推諸家離合異同之故，歸於案之經而合，問之心而安。久之，乃益知鄭義之不可輕議。”[39]
正月十八日，南菁书院甄别经学科，曹元弼列名特等。[40]
正月二十日，南菁书院甄别古学科，曹元弼列名启等。[41]
在院，与张锡恭、唐文治交谊最笃。
《吴縣曹先生行狀》：“時大江南北才俊士咸集南菁，朝夕切磋，而尤與婁東張錫恭、太倉唐文治交篤。”[42]
《純儒張聞遠徵君傳》：“時先師里安黄公漱蘭先生督學江蘇，以經史實學、經濟、氣節教士，建南菁書院于江陰，以造就人才。大江南北，英儒贍聞之士，鴻筆麗藻之客，蔚然並臻。君與余均在調取中，邂逅相遇，色温神定，貌恭言從，肅然心敬，以為儒者氣象。論學甚相得，以聖賢志行、忠孝事業相勉。”[43]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交吴縣曹君叔彦，……曹君精于《易》、《禮》諸學，篤守鄭君家法，尤為純實。”[44]
然曹元弼因体弱多病，居南菁未久即归。居家从管礼耕、叶昌炽等问学。
《禮經纂疏序》：“歸就吴名儒管氏禮耕質諸疑義，多有所授。”[45]
从兄曹元忠每从南菁书院假归，即与曹元弼讲论学术，甚相得。
《誥授通議大夫内閣侍讀學士君直從兄家傳》：“然余從定海師質正諸大義不久即歸，而兄止宿南菁有年，每假旋相就論學，各舉心得相證，往往不謀而合。爾雅辨言，斷斷如也；相説以解，怡怡如也。蓋自是終身以為常。”[46]
又：“迨弱冠後，兄每自南菁歸，與余及故執友王虞笙廣文大綸考辨經史，縱論古今得失之林，天下興衰治亂之故，其味醰醰，其芬鬱鬱，其聲洋洋。古人所謂漸離擊築，旁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者，真未足喻其樂也。”[47]
春、夏间，黄体芳主持苏省拔贡试，曹元弼得第一名。
《吴縣曹先生行狀》：“是年選充拔貢生第一名。學政里安黄公體芳奇賞之，於卷後加批云：‘他日當以經濟氣節名世。’”[48]秋八月，乡试，曹元弼中式第二十七名举人。
《吴縣曹先生行狀》：“旋中式本省鄉試第二十七名舉人。”[49]
九月初五日[50]，张锡恭第一次致函曹元弼，自叙从姚春木学，以《大学》为始基与归宿。
乙酉九月初五日《張聞遠致曹叔彦書》略謂：“叔彦仁兄同年大人我師，白下瀕行，彼此相候不值，悵悵。展玩惠書，勉以書問往還，講明斯道，此則錫恭有志未逮，而願請益于吾兄者。……姚先生師桐城姚氏，宗宋學，而參以漢，持論極大而正，錫恭嘗反覆其遺言，略曉為學之大概，以為學者所學，不外《大學》一書。考據訓詁為格物致知之導源，學之始基也。窮理力行為身心家國之大要，學之歸宿也。平生之志，盡在於斯，惟大君子有以誨正之。”[51]
九月二十日，曹氏访叶昌炽谈，有郑玄非马融弟子之论。
《緣督廬日記鈔》：“二十日，曹叔彦來，力辨鄭康成非馬融弟子。”[52]
是秋，黄体芳选岁、科试及南菁课艺之优者，刊成《江左校士录》六卷，曹元弼甲申科试三篇及试帖一篇入选。[53]
冬十二月初六日，叶昌炽来访，曹元弼以所作《南交解》示之。
《緣督廬日記鈔》：“初六日，午後訪叔彦，方讀《士禮》，出示所作《南交解》，不主交趾之説。又見淮安秦其增伯厚、六合唐思益女虞二函，皆與叔彦論學，並能實事求是。”[54]
是冬，曹元弼在上海求志书院参加考课，列经学特等，史学超等，掌故超等。[55]
光緒十二年 丙戌（1886） 二十歲
春，张锡恭来函，言欲从事专精之学，以义理、典礼为主，兼及史学舆地。
丙戌春《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去歲九月，接奉手牋，教誨諄諄，甚為感悚。韓子不云乎：‘吾師道也，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兄真弟之師矣。……兄所論急就之章程，固當奉為圭臬矣，然恭之鄙意，與其博覽，不如專精。平生所願學者，敢輙敶君子之前，幸賜教正：一曰義理，一曰典禮。非義理無以立人道之端，非典禮無以考王政之要，是二者途轍雖殊，未嘗不體用兼資，所願探究以為正課者也。行有餘力則為史學，史學以輿地為大綱，地理諸書，又願從事以為餘課者也。守此三者，奉以終身，不敢誇多，為庶其一藝成名，不知兄尚以為可教否。”[56]
三、四月间，曹元弼赴京应礼部试，於黄体芳座上结识孙诒让，并与黄体芳之子黄绍箕订交。
《吴縣曹先生行狀》：“明年，應禮部試赴京，於里安客座識孫先生詒讓，論《禮》甚相得，並與公子紹箕訂昆弟交。”[57]
《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時吴縣曹叔彦元弼亦入都應試，始識詒讓于黄淑蘭侍郎客席，侍郎即以詒讓所著《古籀拾遺》一書贈之。”[58]
《復禮堂述學詩》：“年二十，應禮部試，謁先生（黄體芳）于京邸，退見世兄仲弢前輩紹箕，論學甚相得，出所著《尚書今古文篇目考》見示，折衷群言，至為精核。”[59]
夏六月初一日，廖平成《今古学考》二卷。
秋八月初七日，曹元弼访叶昌炽谈，言近补正胡培翬《丧服正义》事，并向其介绍张锡恭。
《緣督廬日記鈔》：“初七日，叔彦來，竟日談。為言近補正胡氏《喪服正義》百餘條。又言婁縣張錫恭聞遠，年二十四，苦志劬學，作《父在為母服期辨》《兩漢廟制考》，皆博通可據。”[60]
九月二十九日，叶昌炽来信，称许《子郑子非马融弟子考》一文。[61]
丙戌九月晦《葉昌熾與曹叔彦書》略謂：“在寓伏讀大著，援據賅洽，足為高密辨誣。以《月令注》證成《别傳》，尤為確不可易，無任傾倒。原件謹繳，即希察入。”[62]
冬十一月二十六日，汪凤瀛来函，代陈庆年请与曹元弼订交。
丙戌十一月二十六日《汪荃台與曹叔彦書》：“弟有好友曰陳善余，慶年，丹徒庠。博聞強識，篤志研經。今歲亦肄業南菁，為元同師所商異，久慕大雅，欲訂神交，將來質疑問難，彼此付之郵筒，不啻(面。屬弟以一言為介，想亦執事之所樂。”[63]
冬，曹元弼娶妻唐氏。
光緒十三年 丁亥（1887） 二十一歲
於时，曹元弼校读《礼经》已三年，《後校》《订误》二书粗有端绪。
《禮經纂疏序》：“於是專治《禮經》三年矣。校賈《疏》之訛，十得七八；正胡氏所引諸家之誤，十得五六。確然知鄭注之萬不可易。”[64]
春二月初一日，曹元弼定《礼经纂疏》条例，为撰《礼经纂疏》之始。先著《十七篇释疑》为《礼经纂疏》之长编，由《丧服》篇始。
《禮經校釋序》：“校訂既有端緒，欲删合賈、胡之書，貫穿經傳，捃摭祕逸，撰《禮經纂疏》。先為《十七篇釋疑》，自《喪服》始，詳考博辨，覃思研精。”[65]
《禮經纂疏序》略謂：“確然知鄭注之萬不可易。而自量竭畢生之力，尚足以發明之。乃于光緒十三年丁亥二月初吉，定《禮疏》條例。依鄭注解經文，據賈氏、胡氏為本，備載其是，刊去其非，隱惡揚善，增簡削繁，屏絶肅、繼公、敬邪説，以正人心，閑聖道。自《周官》、二《戴》、《易》、《書》、《詩》、《春秋》三傳、《國語》、《論語》、《孝經》、《孟子》、《荀子》、《爾雅》、《説文》、《鄭志》、《禘祫義》以及毖緯逸書，周秦兩漢至唐以前古籍，列代《禮書》、《禮樂志》，《通典》、《玉海》等篤實可據之書，有涉此經一字一義為賈氏、胡氏所未及引者，搜輯靡遺。以經證經，以注證注，補凌氏之《例》，正張氏之《圖》，博采通人，稽譔其説。於經之正例、變例，注之曲達經意、迥異俗説之處，精思而詳辨之。一器物之陳設，一行禮之節次，必推求其義，以合乎人心之所同然，由名物訓詁以達聖人作述之原，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争奪，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故。俾學者知禮之所尊，尊其義，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而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别，不可得與民變革。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真積力久，以行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一以貫之也。大意既定，乃先為《十七篇釋疑》，備引各家之説，别其是非，為《禮疏》長編。以《喪服》一篇，五禮之本，聖人精義之學，彝倫攸)，於是乎在，賈、胡疏義亦最精詳，首從事焉。”[66]
闰四月十五日，张之洞委王秉恩等督建广雅书院。
夏，母倪氏病，曹元弼与妹重刊《太上感应篇惠氏注》，以祈母愈。
秋八月，《太上感应篇惠氏注》刊竣，曹元弼序之。[67]
光緒十四年 戊子（1888） 二十二歲
春三月十四日，叶昌炽来访，曹元弼出示《礼服释疑》稿及张锡恭《读士礼注疏日记》，并言欲撰《经儒法则篇》。
《緣督廬日記鈔》：“十四日，……造叔彦齋，見所作《禮服釋疑》稿。又欲撰《經儒法則編》，斷自《孔子世家》始，次《仲尼弟子列傳》，次《孟荀列傳》，漢以下經師嘉言懿行，無不登焉。又見婁縣張錫恭聞遠所著《讀士禮注疏日記》。”[68]
按：曹元弼尝於先圣前誓以《礼经纂疏》《孝经纂疏》《历代经儒法则篇》三书自任。
《禮經纂疏序》：“元弼嘗於先聖前自誓，願為《禮疏》《孝經纂疏》《歷代經儒法則篇》三書，以闡明聖道于萬一。以《孝經》者，製作禮樂，仁之本。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至德，孝弟也，要道，禮樂也。古之君子盡愛敬於事親，而後推以及人，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謂之有禮。後儒不務躬行，孝弟之道寖薄，禮俗日壞，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故撰集前言往行，輔翼聖經。三書者，殊途而同歸。”[69]
又按：《孝经纂疏》之前，曹元弼有《孝经郑氏注後定》之作，二书今均未得见。兹略录曹氏自述撰《後定》并《孝经纂疏》之旨意、条例，以备稽考。
《吴刻孝經鄭氏注序》：“元弼不敏，治鄭氏禮學十餘年，夙興必莊誦《孝經》。竊歎冠、婚、喪、祭、聘、覲、射、鄉無一非因嚴教敬、因親教愛，與《孝經》之旨融合無間，通《孝經》而後知禮之協乎天性，順乎人情。以鄭君之注，百世不易，惜其殘闕失次，據近儒臧氏庸、嚴氏可均輯本拾遺訂誤，削《群書治要》偽文，為《孝經鄭氏注後定》。因+輯經傳、周秦漢古籍、各經師注涉《孝經》義者為之箋，而博采魏,以來《孝經》説之有師法、應禮道者，貫以積思所得疏之。約之以《禮》，達之以《春秋》，合之以《論語》，考之以《易》《詩》《書》。疏文有所不盡，則師黄氏之意而擴充之，兼采史傳孝行足裨補經意者，别為《孝經證》。往時，敬其此書與《禮疏》《經儒法則篇》同於先聖前立誓自任。此書與《禮疏》相須成體，功亦相亞，《禮疏》成則亦成。”[70]
夏四月二十六日，曹元弼同费念慈访叶昌炽，言读凌廷堪《校礼堂文集·黄钟考》，不满其尊崇西学，至有“西方有圣人”之语。
《緣督廬日記鈔》：“廿六日，屺懷、叔彦偕來暢談。叔彦讀凌次仲《校禮堂集·黄鐘考》，尊崇西學，有‘西方有聖人’一語，憤不能平，為之廢寢。”[71]
六月初一日，叶昌炽来访，曹元弼出示欲著书目，三十馀种，如《许氏礼》《郑氏雅》等。
《緣督廬日記鈔》：“初一日，訪叔彦暢談，見示欲著書目，約三十餘種，勇哉不可及。《許氏禮》《鄭氏雅》二種如卒業，不刊之作也。”[72]
按：据王大纶《礼经校释跋》，此间曹氏“著《周易郑氏注集笺》《尚书集疏》《诗笺释例》《礼注释例》《许氏礼》《郑氏雅》等书，不下数十种，类能创通大义，嘉惠来喆”[73]。
是夏，梁鼎芬受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
秋七月初二日，曹元弼访叶氏谈，言欲添著《榖梁诂》一种，及欲刻章二枚。
《緣督廬日記鈔》：“初二日，叔彦來談，云欲著書目又添《穀梁詁》一種。又云欲刻印章二，一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一曰：‘憂深思遠’。”[74]
冬十一、二月间，张锡恭来书，论吴嘉宾《丧服会通》。
戊子年末《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委查吴氏嘉賓《喪服會通》，此君禮學弟未能測其淺深。如論姊妹服一條，以為姊妹無期服，未嫁則為之服殤服大功，已嫁則出而降服大功，唯無主者為之服期。此論聞所未聞，按之經傳，皆不能合。《小記》云：‘婦人而不為殤’，《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是婦人未嫁而不殤之明證也。乃云未嫁之姊妹盡為之殤服大功，不亦誣乎？彼其意以為在厚男女之别，不知内外雖異居，而骨肉無異體，不厚其别於生前，而厚其别於死後之持服，何其傎也！餘條未及細視，其不恪《注疏》，則概可知矣。”[75]
春一、二月间，曹元弼覆张锡恭函，论吴嘉宾书，并以圣人之道相许。
己丑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所示駁正吴氏嘉賓説，至精至當。吴氏書弟後見之，真如兄所謂聞所未聞者，不獨此一條而已。《禮經疏》讀至何卷，心得有幾何條？周公、孔子、鄭君、朱子之道，當賴吾兄明之，千秋大業，擔荷至重也。拙著諒蒙垂閲，其中紕繆，千萬指示。”[76]
秋七月，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九月初一日，母倪氏去世，曹元弼哀毁甚。其居丧守礼甚严，日读丧祭之礼以自警，疏《礼》之业亦暂辍。[77]
《禮經纂疏序》：“如是者一期有半，而先太恭人抱恙，輟《禮疏》業。不意奉侍無狀，天降鞠凶，又越一年餘，太恭人竟棄養，苫塊餘生，心摧氣絶。”[78]
庚寅四月二十八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弟自去年上書後，日將兄所賜兩書，與所上書稿，及《禮經》《記》中喪禮若干篇讀之，以自警惕。”[79]
辛卯二月晦《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疏《禮》之功久輟。”[80]
光緒十六年 庚寅（1890） 二十四歲
本年，居家服丧。
庚寅四月二十八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今年正月，因費屺懷兄固請，至其家授其子經兩月。”[81]
夏四月，曹元弼拟撰《北堂立言记》，以志其母之嘉言懿行。[82]
庚寅四月二十八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先慈行述尚未作成，弼擬更作一書，名《北堂立言記》，纂述先慈一生嘉言懿行，成後當録副呈政。”[83]
《吴縣曹先生行狀》：“己丑，倪太夫人棄養，先生哀毁甚，撰《北堂侍立記》，以志懿德。”[84]
光緒十七年 辛卯（1891） 二十五歲
本年，居家服丧。
秋七月，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刊成。
按：康氏是书最具破坏力者，在论《周礼》为刘歆伪造以助莽篡。曹元弼当时何以辨之今不得见，然其《复礼堂述学诗》有数处针对康氏此论，兹录二则，以窥其大旨。
《復禮堂述學詩》：“子政校《周禮》，即已録而奏之，時歆年尚幼，去莽篡時甚遠，且歆但有助莽篡逆，並無改竄古書之罪，漢人所共知。當時不信《周禮》者，林孝存不過以為瀆亂不驗，何休不過以為六國陰謀，其言固皆不足信，然從未有以為莽、歆增竄者。後儒歸獄亡新，直齊東野語，無稽不更之尤者耳。非聖誣經，貽禍後世，其極至於康有為《新學偽經考》。”[85]
又：“近康有為學不及王安石，而堅僻躁妄，言偽而辯，欺罔朝廷，流毒天下，遂致四海分崩，三綱橫決。新莽篡禍，暴秦焚坑之禍，倉猝並起，生民糜爛，乾坤或息，大亂蔓延，未知所厎。而始作俑者之邪説餘毒，猶將盡圓顱方趾之民，剥其膚而喋其血，籲可悲夫。安石假《周禮》，有為毁《周禮》，而皆以私智矜言變法。夫法非不可變，其在《易》，每卦六爻失位者當變，得位者不可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可變也，道不可變也。其在禮，立權度量衡考文章之等，可與民變革者也，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别，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若安石、若有為，直以不法之尤者耳，何足以變法？……昔孔子作《春秋》，一秉《周禮》。安石假《周禮》而廢《春秋》，有為誣《春秋》而毁《周禮》。其為貪饕權利、壞法亂紀之小人，則一而已矣。”[86]
九、十月间，曹元弼以《仪礼注疏後校》、《仪礼正义订误》及《十七篇释疑》未成稿三种合编，删定为《礼经校释》二十二卷。
《禮經校釋序》：“燧火再更，讀《禮》之下，檢視舊稿，以《正義》之書太恭人所手授，考正已得十九，乃取《後校》、《訂誤》及《釋疑》未成稿合編之，補其闕略，去其未安，寫成二十二卷。”[87]
《禮經纂疏序》：“日征月邁，及將再期，乃於讀《祭禮》外，粗理舊稿。竊念《儀禮正義》為太恭人手澤所存，元弼歷年考正，粗有端緒。謹取往時《後校》、《訂誤》及《釋疑》未成稿合而編之，補其闕漏，刊其乖違，勒成一書，名為《禮經校釋》。”[88]
按：“校释”之体，曹氏自叙云：“校者，校经注疏之讹文；释者，释经注疏之隐义，务求按之经而合，问之心而安。先儒说已是者，不复繁文，凡所辨证者，皆於义难明者也。”[89]
冬十一月，《礼经校释》编成，父曹毓俊命以授梓。仲兄曹福元及友王大纶助其校雠。
《禮經纂疏序》：“寫成清本，以呈家君。家君以為近得其正，命授梓人，以質當世達於禮者。又與兩昆詳論可否，無所疑滯，乃鋟諸版。……《禮經校釋》始於光緒九年[90]，成於十七年十有一月。”[91]
《禮經校釋·條例》：“校勘之功，仲昆及執友王氏大綸為多。《燕禮》一卷，仲昆所繕録，文義之間多所是正。”[92]
光緒十八年 壬辰（1892） 二十六歲
春正月九日，曹元弼作《礼经纂疏序》[93]。十一日，作《礼经校释序》[94]。
本月，《礼经校释》刊成。
《吴縣曹先生行狀》：“越歲，刊成以質當世。會稽李慈銘、長洲王頌蔚感推為高密功臣。”[95]
按：曹元弼晚年尝撰《礼经校释补正》一册，由王欣夫校录，未详何年，姑记於此。[96]
夏，张锡恭来函，订正《礼经校释》数条。[97]
春、夏时，梁鼎芬致函曹元弼，有《小雅》尽废，中国衰微之歎。[98]
《復禮堂述學詩》：“往余初識文忠於費屺懷前輩客席，論學甚合。别後年餘，自焦山寄余書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風雨淒淒，君子不改其度，願與君同誦之也。’”[99]
秋九月十一日[100]，张锡恭致函曹元弼，辨正《仪礼正义》从敖继公说之误一条。
壬辰九月十一日《張聞遠致曹叔彦書》略謂：“弟索居翫日，每誦尊諭，則悚然如臨師保，使人不敢自暴棄。切切偲偲，感人深矣。所論禮者理也，識議精到，證以傳、記，俾弟之錮蔽曠若發蒙，自當濯去舊見，敬佩尊訓。大著《禮經喪服正義訂誤》，屬稿已定否？竹邨先生禮學，《喪服》尤精。但其論為人後者服其本宗，從敖氏君善説，唯為其父母兄弟姊妹由本服降一等，餘悉以所後之親疏為斷，所言似誤。《喪服記》‘為人後於兄弟降一等’，按，《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注于上文‘于兄弟降一等’云：‘兄弟者，族親也。’《記》言‘于兄弟降一等’，言為小功者降服緦麻。推此而大功以上皆降一等可知，舉輕以概重也。此條録在《小功》章，且記者補經之未備。經于為人後者止言父母昆弟姊妹，故記此補之。胡氏言，此兄弟即昆弟，則非經所未備矣。胡氏又從段氏若膺説，經未言報，故記補言報。按，《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則為其昆弟姊妹皆報，義可互明，無須補言報也。又，《小功》章‘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注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賈《疏》于‘為人後者為其昆弟皆降一等’，由此注推之也。《開元禮》有為人後者為其姑在室大功，適人小功，中殤、下殤緦麻，為其從父昆弟之長殤緦麻。《政和禮》有為人後者為其從父兄弟小功，女適人者為其姪之為人後者小功，近人《吾學録》據律例及道光四年大學士托津等奏議，創‘為人後者為其本宗服圖’，皆本鄭氏此注以推之。鄭義固得乎人心之同爾。胡氏力宗敖説，轉厈注義為非，未免昧於所蔽矣。且其言曰：‘為後有受重之義，抑其本宗之親，使厚於所後之親。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是也。若本宗之親悉以本服推之，一一為降等之服，非二本而何？’是亦未之思也。夫以服其本宗為二本乎？則為其父母、為其昆弟姊妹何以不為二本？如云降其本服即不為二本，則于餘親之服，鄭、賈亦云降一等，非如馬氏不降之説也。且一本之義，于父母為尤切，服父母不為二本，服餘親乃反為二本乎？此亦胡氏千慮一失矣。知吾兄著《訂誤》，敢質所疑，幸詳教之。”[101]
是秋，梁鼎芬赴鄂主讲两湖书院，入张之洞幕。
光緒十九年 癸巳（1893） 二十七歲
春二月十日，曹元弼覆张锡恭函，改正张氏所示《校释》之误。
癸巳二月十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承示訂正拙著數事，精確之至。弟半年中亦自悟違失數條，容再録呈兄前。言近人成書大易，弟正中此病。惟望執事理而董之，俾得隨時更正，且《纂疏》不至遂非，則弟他日詭亂聖經、疑誤後學之罪稍可末/者，皆大君子之賜也。……‘宗婦’節‘亨者’，校曰云云，來示謂毛本於‘尸卒食’上有圈，當云‘尸卒食’節，甚是。張氏、胡氏亦以‘尸卒食’句别為一節。拙著分節，但依嚴本及張刻注疏，有注間之，即以為節，惟疏明標某某至某某者，乃依疏分之，以後儒分節皆以義定，互有異同，不如據本之畫一也。然古經本意實不如此，作《纂疏》時當悉如尊意，參酌先儒更定之。《少牢》‘羹定’節疏：‘魚臘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臘爨在其南。’來示謂‘在廟門’上脱‘亞之’。又，《特牲記》云，‘牲爨’九字，按之《士虞》《特牲》兩經及本疏吻合無間，至當不易，已於拙著引尊説改定矣。《有司》‘司士’節謂，‘上司士所設於豕鼎之西’，來示謂‘司士’當為‘雍人’，未經校出。按，上注言之甚明，而弼失校，疏略已甚，兄言至確，即引‘補辨受爵’節注，‘位不繼于主人’云云，拙著此條駁疏，來示據《特牲》經正之，確然無疑。然則此亦封建尊尊之制，於此益歎疏之未可輕議也。敬即引改。”[102]
是春，曹元弼赴京，预备会试。
三月初一日，梁鼎芬来函，询在京见闻，并寄《东塾集》一部。
癸巳三月朔《梁節庵致曹叔彦書》略謂：“數年之隔，至得一面，又當乖離，使人罔罔。北上可喜，早脱場屋之苦，可省舟車之勞，非謂志士必當科第也。此回到京，有所聞見否。苕華之箋，想不勝歎，《小雅》盡廢，不必四夷交侵，已可危矣。先師文集刻成，奉寄一部。”[103]
秋，曹元弼妹发愿刻《孝经》以祈妹舅病愈，欲以其《孝经郑氏注後定》授梓。曹元弼以未写定，为之刊臧庸辑本《孝经郑注》。
《吴刻孝經鄭氏注序》：“去秋，余以刊《孝經》祈舅疾。既效，欲以余《後定》授梓，以文字未定，先取臧氏鄭注輯本刊之。讀《孝經》者必治鄭注，鄭注世無專行本，今而後可家置一編。注文闕佚，通人達士自當即單辭只義推見，童蒙之流，則成句可讀者讀之，不成句不可讀者暫置之可也。”[104]
光緒二十年 甲午（1894） 二十八歲
春正月十五日，曹元弼作《吴刻孝经郑氏注序》《跋》。[105]
二月十二日，康有为、梁启超入京会试。
夏四月十二日，曹元弼会试中式[106]，後以目疾未与殿试。
《吴縣曹先生行狀》：“甲午會試中式，以目疾未與廷試。”[107]
五月初六日，康有为离京返粤。
按：本年曹元弼致梁鼎芬书，叙在京见闻，其中怒斥康有为。惜为残劄，无从其时月，姑附记於此。
《曹叔彦致梁節庵書》：“去夏見寸手教，意氣肫摯，誨以所不逮，誠感誠荷。承賜《東塾集》，謹敬受讀。側聞講席近在鐘山，大江南北得張制君以為帥，得執事以為師，孤獨困窮之士，顛越奸宄之民，復性遂生，在今日矣。弼在京年餘，蒿目時艱，言之痛心。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滄海横流，至斯而極。賊民康有為貪天之禍，以匹夫熒惑天子，崇飾惡言，助夷猾夏，其意以為羲、農、堯、舜、周、孔皆不足法，而惟夷狄是從。人頭畜鳴，豈不哀哉！夫法久則弊生，設法救弊，似也然，必以聖賢至公無利、至正無邪之心處之……”[108]
秋七月一日，清廷对日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七月四日，清廷命两广总督李瀚章销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冬十月，张之洞赴江宁，署理两江总督。
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1895） 二十九歲
春正月十六日，日本攻陷威海卫，北洋海军覆没。
夏四月初八日，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
是月，曹元弼补行殿试。
五月初五日，曹元弼因试卷字迹模糊，由二等降列三等五十名。
《吴縣曹先生行狀》：“乙未，補行殿試，時殿廷試競尚書法，習以成風。先生自幼以用精太過，目疾甚，不能作楷。閲卷者既列二等矣，有御史熙麟參奏，奉旨提卷呈覽。常熟翁文恭公方入直，面奏曹元弼雖寫不成字，實大江以南通經博覽之士。卒以字跡模糊，降列三等五十名，以中書用。文恭嘗太息謂：經生安能與時流争筆劃之工哉！”[109]
六月初，曹元弼返苏。[110]
六月十二日，曹元弼始记《懿斋日记》。[111]
《懿齋日記》：“夏六月十有二日，令月吉日，始記茲簡。”[112]
秋七月初，康有为在京师发起强学会，张之洞捐五千金襄助。
七月中旬，曹元弼致梁鼎芬函，痛论中国将渐入於夷狄禽兽，并言即赴金陵谒见张之洞。
乙未七月中《曹叔彦與梁節庵書》略謂：“嗚呼，洪水而後，為中國患者，莫如夷狄禽獸。然必中國先夷狄，而後夷狄入之；民人先禽獸，而後禽獸乘之。今天下滔滔，日趨於夷狄，相率為禽獸矣。民我同胞，物我與也，有心人能不赴水蹈火而救之乎。六月上旬，返自京師，擬即泝江而上，與執事痛論，且因執事以見於張制軍。因途中觸暑遇疾，困滯月餘，近始獲愈。將以明日買棹前往，以慰積年風雨之思。張制軍處，望為先容。《禮相見》之辭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鄭君曰：‘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博選方正廉潔有道之人，就所長任以事，審權勢之宜，折常變之中，方能救法弊而不至滋弊，豈患得患失之鄙夫所能徼幸而為之乎。雖然，有為其著聞者，其貪冒詖邪、包藏禍心而未經暴露者，奚啻千百其人。弼常謂今日天下之患，在於無人才。所以無人才者，由於無人心。所以無人心者，由於無學術。所望大君子閑聖道，息邪説，發揮許鄭之徽言，張惶程朱之精義，俾孔孟彝訓昭昭，揭日月而行，為天地蘇人心，為國家培元氣。弼亦當勉竭駑鈍，隨執事後，與子言子，與弟言弟，與臣言忠，堅持古訓，理申正道。”[113]
七月十九日，曹元弼至金陵，送李文田致张之洞书。
《懿齋日記》：“十九日，至金陵，送石農師所屬致香帥書。”[114]
七月二十三日，曹元弼谒见张之洞。
《懿齋日記》：“二十三日，見香帥。”[115]
七月二十四日，柯逢时来访。
《懿齋日記》：“二十四日，巽庵見過。……至下關。夕始入城，從巽庵飲。”[116]
七月二十八日，曹元弼访王树’，以著作互赠。
《懿齋日記》：“二十八日，訪王,卿大令，以拙著就正。大令亦出所著各書見貽。”[117]
按：《復禮堂述學詩》：“余又于金陵識王君,卿，以所著《大戴禮記補注劄記》見貽。”[118]或即此時事。
《懿齋日記》；“十六日，由金陵返，次於鎮江。”[119]
九月二十九日，曹元弼再赴金陵。
《懿齋日記》：“二十九日，如金陵。”[120]
冬十月八日，曹元弼谒黄体芳。
《懿齋日記》：“八日，見黄漱蘭師。”[121]
十月十二日，梁鼎芬来访。
《懿齋日記》：“十二日，星海見過。”[122]
十月十五日，张之洞聘曹元弼为书局总校。
《懿齋日記》：“十五日，香帥延為書局總校。”[123]
《吴縣曹先生行狀》：“時南皮張文襄公方督兩江，延為書局總校。”[124]
十月十七日，蒯光典来访。
《懿齋日記》：“十七日，禮卿見過。”[125]
十一月六日，杨模来访。
《懿齋日記》：“六日，楊範夫見過。”[126]
十一月十日，父曹毓俊殁，曹元弼得家电，即归。十四日，至家。
《懿齋日記》：“十日……夕得家中電，云‘父病即歸’。方寸大亂，不知所出。翼日曉發。十四日，至家，則父親已于十日辰刻棄養。”[127]
十一月二十八日，《强学报》第一号刊发光绪帝闰五月二十七日廷寄，并用孔子纪年。後张之洞数电强学会戒之，康有为及其弟子固执不改，遂相决裂。
十二月朔，曹元弼日记别为《倚庐纪痛》。[128]
光緒二十二年 丙申（1896） 三十歲
本年，居丧，日诵《金刚经》，读《孝经》《论语》《易》《礼》与朱子书。
本年日记有《明发庐日记》。[129]
光緒二十三年 丁酉（1897） 三十一歲
本年日记有《不远复斋日记》《潛圣斋日记》。[130]
春二月朔，曹元弼得汪鸣銮转送张之洞电，聘为两湖书院经学总教。
《不遠復齋日記》：“二月朔，讀《孝經》。汪師來書，以香帥電並所寄行用見貽。即定於初六日啓行。”[131]
二月初六日，曹元弼启程赴鄂。十四日，至武昌。
《不遠復齋日記》：“六日，如楚啓行。……十四日，至武昌。香帥授館機器公所。”[132]
二月十五日，曹元弼谒张之洞未见，见王秉恩、姚晉圻、张孝谦、刘洪烈等人。[133]
《不遠復齋日記》：“十五日，……謁香帥未見，約十七往。見提調王戍臣觀察名秉恩、張勝之同年名孝謙，語久，甚相得。見史學分教姚□□主政名□□、監院劉聘之名宏烈、謝□□名□□。兩廣文見過。是日，香帥致饗。”[134]
二月二十三日，曹元弼拜见楚地官长，见瞿廷韶。又访蒯光典。
《不遠復齋日記》：“二十三日，拜楚地當道，見瞿廉訪廷韶。訪蒯禮卿同年。”[135]
三月初六日，曹元弼谒见张之洞，并晤陈庆年等人。梁鼎芬来访。
《不遠復齋日記》：“六日，見香帥。晤陳善余、盧海田、潘樾堂、馬□□。星海見過。”[136]
三月八日，曹元弼访蒯光典。陈宗颖来访。
《不遠復齋日記》：“訪禮卿。陳孝堅名宗穎見過。蘭浦先生哲嗣也。”[137]
三月十日，曹元弼作《孝经疏》。
《不遠復齋日記》：“十日，讀《孝經》、朱子書、《説文》、《詩》、《周禮》。疏《孝經》。讀古文。講《説文》。”[138]
三月十一日，蒯光典命其兄子来学，曹元弼授之《说文》。
《不遠復齋日記》：“十一日，……禮卿同年命其兄子壽民、若木來受業，以《説文》授之。”[139]
三月二十五日，两湖书院开馆。
《不遠復齋日記》：“二十五日，兩湖書院開館。”[140]
夏四月初八日，曹元弼始上堂，为诸生讲六经大义。
《不遠復齋日記》：“八日，兩湖書院始教，講六經大義。諸生屬以所講筆之於書，從之。”[141]
四月初九日，曹元弼始为诸生讲《说文》。
《不遠復齋日記》：“九日，始以《説文》授諸生。本日講《序》四葉，依段注。”[142]
四月二十六日，曹元弼自筮得与斯文否，遇《大有》之《乾》。
《不遠復齋日記》：“二十六日，自筮終得與於斯文否，遇《大有》之《乾》。”[143]
夏六月，《湘学报》刊出“素王改制”之说。
七月十二日，张之洞致电湖南学政江标，戒勿陈此义。
《張文襄公年譜》：“《湘學報》卷首即有素王改制云云，嗣後又復兩見。此説乃近日《公羊》家新説，創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於廣東康有為。其説過奇，甚駭人聽。竊思孔子新周王魯、為漢製作，乃漢代經生附會增出之説，傳文並無此語，先儒已多議之。然猶僅就《春秋》本經言。今日廖、康之説，乃竟謂六經皆孔子所自造，唐、虞、夏、商一切制度事實，皆孔子所定治世之法，託名於二帝三王，此所謂素王改制也，是聖人僭妄而有作偽，似不近理。”[144]
按：张之洞极恶《公羊》学素王改制、黜周王鲁等说，辟康、廖之谬论邪说，盖为张氏幕府中一主题，曹元弼当亦参与其中。其後，曹氏作《周易学》，於《会通》一节专论素王、王鲁等说乃汉《公羊》家有为言之，非《春秋》本义，与张之洞诫江标电云“孔子新周王鲁、为汉緻作，乃汉代经生附会增出之说”，若合符节，其辟康党之意甚显白。兹节录一则：
《周易學·會通》：“漢儒當秦糜爛生民、創舉痛深之後，喜天下之有王，急欲以孔子之道活夷滅創殘之余民，賈生、董子之徒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蕩亡秦之毒螯，復三代之善治。董子治《公羊春秋》，以為《春秋》孔子為萬世而作，漢繼周而王，萬世之始，則《春秋》即為漢作。故推衍《春秋》，以備時王制禮作樂、興太平之用。太史公曰：‘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可謂知言。《春秋》尊周，故《公羊》家推以尊漢。所謂‘黜周王魯’者，黜周王漢也，以漢繼周，不以漢繼秦也；所謂‘以《春秋》當新王’者，以《春秋》當漢也；所謂‘素王’者，謂孔子有王德，已為漢立王法，猶孟子所謂王者師，班孟堅所謂孔佐也；所謂‘改制’者，《春秋》為漢製作，漢當准之以作禮樂、興太平也。《春秋》通三統，周存夏、殷之後，在漢則當存殷、周，故曰‘黜杞、新周、故宋’，王跡熄于周而興於《春秋》。《春秋》尊周，則中興之象也；漢儒謂《春秋》為漢作，則異姓之象也。于時漢未興，不可云王漢，以《春秋》魯史，故假魯為受命王，當漢處。……《春秋》之義，莫著乎《中庸》。《中庸》曰：‘為下不倍’‘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春秋》之謹嚴如此。故素王也，王魯也，以《春秋》當新王也，漢儒始言之，《春秋》絶無是義也，《公羊》亦無是文也，周人絶無是説也。”[145]
夏、秋间，曹元弼归家。
秋九月二十七日，曹元弼赴楚。冬十月九日，抵武昌。
《潛聖齋日記》：“二十七日，啓程赴楚。……九日，濟江，抵鄂城既濟宫。謁香丈未見。”[146]
十月十一日，王仁俊来访，痛论学术人心之弊，曹元弼深韪之。
《潛聖齋日記》：“十一日，王幹臣兄見過，痛論學術人心之弊，慨然以拯衰銷逆、斥佞黜邪為己任，君子哉。”[147]
十月十二日，陈庆年、王仁俊各赠书两种。
《潛聖齋日記》：“十二日，善餘貽書兩種。幹臣貽自著書兩種，意在息邪説，正人心。風雨雞鳴，足以振聾發聵。”[148]
十月二十日，王仁俊致函曹元弼，约请为《实学报》撰文。
丁酉十月二十日《王幹臣與曹叔彦書》略謂：“近日横議滔天，名教掃地，得執事振臂一呼，孔聖正學，如日中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詎惟三楚人文之幸。敝館設報，宗旨在尊君權、扶聖教，是以于民主之弊、改制之謬，皆齗齗致辨。近廣雅尚書深以為然，並及改制邪説。《湘報》現已改正，知恥會)兩湖縣為厲禁，見《湘學新報補正》並兩湖書院告示。光氣大開，群邪漸息。先生盍著一議，綜述敝報大旨、南皮扶持世教之苦心，並執事主講專宗綱常之宗旨，並略及西政之流弊，乘興為之，即當照刊敝報，以張吾軍何如？節庵先生，吾道干城也，盍慫恿其論撰乎？”[149]
十一月十七日，曹元弼与梁鼎芬结为兄弟，兄事梁氏。
《潛聖齋日記》：“十七日，與星海先生通譜，事以兄禮。”[150]
十二月初五日，马贞榆致曹元弼函，议效朱一新掌教广雅之法，改定学堂章程。
丁酉十二月初五日《馬貞榆與曹叔彦函》略謂：“故不如使諸生各執一藝，經、史、圖、地、算各擬執一書。而我輩提綱挈領以教之。如用功先後之節目，經史之要義、難義之類。今日講授，明日諸生各貢所疑，或各抒所見，我輩不必即答，退堂檢書，詳明答之。即抄所答、所問存在院中，以為學案。朱蓉生侍御在廣雅掌教時如此，故成《無邪堂答問》。則可以知諸生材力之高下，其獲益勝於每日課程百倍，收效又捷於每日課程百倍也。弟懷此欲言之甚久，今乘此會，請吾兄及姚、陳三兄堅力持此議上聞如何。”[151]
光緒二十四年 戊戌（1898） 三十二歲
春正月元日，《孔子改制考》刊成，康有为序之。
按：曹元弼後於《周易学·会通》力辟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说[152]，兹录其言，以窥曹氏当时反应：
《周易學·會通》：“我國家尊行孔子之道，如天之仁，覆育萬物，作人養士，三百餘年。方今中原多故，士之感憤報禮宜何如？而彼賊臣者，乃乘國步艱難之際，挾其無厭叵測之亂心，拔本塞源，狂狺反噬，先變亂聖經，淆惑人心，而後公然致難於君父，奸詐逆惡，至此而極。此《春秋》所當首誅之亂臣賊子也。嗚呼，君子小人處心之不同，其順逆相去豈止天壤耶？文王不稱王，而周人推尊以為王，是周人尊周也。魯實諸侯，而魯之儒者以成王賜魯重祭謂魯為王禮，是魯人尊魯也。孔子為萬世明王法，而漢人以為漢作，以《春秋》當新王，且因孔子豫為漢立法，而謂孔子為素王，是漢人尊漢也。雖其説不合於《春秋》，不合於《公羊》，而其意則勤勤至忠以尊其君，是固《春秋》尊周之義也。古人推《春秋》以尊君，賊臣乃巧藉以誣《春秋》、以叛國家。是賊臣者，非惟我孔子致罪人，《春秋》之罪人，《公羊》之罪人，乃尊周之周人、尊魯之魯人、尊漢之漢人之罪人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暴行必以邪説為先驅。夫天下之所以尊尊親親者，以孔子六經三綱之教深入人心也。賊臣欲致難於國家，必先摇惑人心，-裂三綱，必先廢六經，排孔子。《春秋》專為正人倫而作，又賊臣所深忌而欲去其籍者，適有《公羊》家有為言之之説，可以巧借而倒持之。賊臣以為謗毁孔子，以激眾怒，不如誣衊孔子，以惑人心。於是騰其奸言，以誣《公羊》，以誣《春秋》，以誣孔子，使漢儒抱無窮之憾於千載之上。其餘六經與《春秋》相表裏足以破其奸言者，概斥以爲僞，而豈知《春秋》之文具在，《公羊》之文具在，漢儒之説其意昭然，萬萬非賊臣之所得而誣借者乎？亂臣賊子，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153]
正月初四日，张之洞致电曹元弼询张锡恭，拟延其为两湖经学分教。
《致蘇州閶門内翰林院内閣曹叔彦》：“知初十日後來鄂，慰甚。務望早臨，以便豫商課程，早向諸君議定，免致久延，切禱。除服時仍可回蘇。聞松江孝廉張君錫恭經學甚深，與閣下至好。張君系治何經？能兼通諸經否？祈示知。擬延請來鄂作幫分教，以為閣下之助。尊體稍可節勞，束脩擬六百金，即望速作專函詢商。如有意願來，請即同來，商酌一切，尤感。張君川資當即寄，關聘到鄂再送，祈即電復。支。”[154]
正月初五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
正月初七日，张之洞再来电，闻张锡恭讲《公羊》，则不必来，另请寻史学分教一位。
《致蘇州閶門内内閣曹叔彦》：“聞張君錫恭系講《公羊》，如此則於書院既不相宜，前電請作罷論。如閣下知有博通史學之人，祈速示。擬添延史學分教一位，以助姚、陳兩君，務即示覆。陽。”[155]
二月初一日，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在湘创设南学会，皮锡瑞为学长。
三月末，张之洞撰成《劝学篇》，以辟邪说，正学术，维世道。曹元弼因撰《原道》《述学》《守约》三篇广之，以示诸生治学之方，亦其所自道。
《吴縣曹先生行狀》：“先生撰《原道》《述學》《守約》三篇，示諸生治學之方，亦先生所以自道也。”[156]
《復禮堂述學詩序》：“公既為《勸學篇》，又屬元弼編《十四經學》。先為《原道》《述學》《守約》三篇，以提其綱。”[157]
是时，由守约之法，曹元弼撰《孝经六艺大道录》一书，以《孝经》会通群经，先作《述孝》篇，并列纲目百则。
《孝經鄭氏注箋釋》：“承閣師張文襄公見商，竊欲以《孝經》會通群經，撰《孝經六藝大道録》一書，以明聖教，挽狂瀾，先爲《述孝》一篇。公然之。”[158]
《復禮堂述學詩》：“戊戌間，邪説横流，暴行將作。學非而博，言偽而辯之徒，謀亂天下，先亂聖經。張文襄師與余商榷，欲將經義提綱挈領，昭示學林，以閑聖道，放淫辭。余謂六經之本在《孝經》，因静思窮神，為《述孝》一篇，以《孝經》貫通群經，列目凡百，公深然之。”[159]
又，张之洞属曹元弼依《劝学篇·守约》所立七目，经别为书，撰《十四经学》，立治经提要钩玄之法。
《周易鄭氏注箋釋》：“文襄師以世道衰微，人心陷溺，邪説横行，敗綱斁倫，作《勸學篇》以拯世心，内有《守約》一章，立治經提要鉤元之法，約以明例、要旨、圖表、會通、解紛、闕疑、流别七目，冀事少功多，人人有經義數千條在心，則終身可無離經叛道之患，屬元弼依類撰集《十四經學》。”[160]
《吴縣曹先生行狀》：“未幾，文襄命編《十四經學》，立治經提要鉤玄之法，約以明例、要旨、圖表、會通、解紛、闕疑、流别七目。”[161]
夏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
五月十一日，沈曾植应张之洞聘，来鄂主讲两湖书院史学。
六月初七日，黄绍箕进张之洞所著《劝学篇》，颁各省。
是夏，张之洞拟刊《正学报》，辟诸报谬论。先作《正学报序例》，曹元弼与梁鼎芬、王仁俊等两湖同人列名焉。[162]
是夏，沈曾植读《孝经六艺大道录》後，言当以“弟”“顺”义作文，辅翼此书。
戊戌十二月十二日《沈制植與黄穆琴書》：“夏間曾與叔彦言而太息，謂暇時當以弟字、順字貫串作一文字，與渠書相為表裏。”[163]
秋八月初六日，慈禧下旨捉拿康有为等人，戊戌变法失败。
按：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论及康有为戊戌变法事云：“我朝列圣厚泽深仁，浃民肌髓，皇祚历年，当过殷周。孝钦显皇后任用贤将相，戡夷大乱，宏济苍生。德宗景皇帝励精图治，明目达聪，亲政之初，庶绩咸熙，将成中兴莫大之业。遭时艰厄，不得已而通变作新，为我民(捍患。时大学士翁同龢延揽人才，既得识时务之豪傑，而康有为以一知半解，卤莽灭裂，乱次以济，贻误大政，遂为奸臣袁世凯上诬圣王、下愚黔首、反易天常、窥窃神器之资。如尧忧洪水，四嶽荐鲧，而神奸於共、驩，敷治未得舜、禹，五行汩陈，乱靡有定。此非独我朝之不幸，乃万万生灵之大不幸，五帝、三王以来中国人伦之大不幸也。”[164]
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孝经六艺大道录》之《述孝》篇及其目录刊竣。
《篤信齋日記》：“二十二日，《孝經六藝大道録》首篇及目録刊成。”[165]
十一月二十三日，梁鼎芬请曹元弼为其子开蒙。
《篤信齋日記》：“二十三日，節庵命為其長子學蠡開學成禮。”[166]
戊戌十二月十二日《沈制植與黄穆琴書》：“節庵書院中極忙，前月其郎入塾，請曹叔彦開蒙，自言此十六年來第一稱心事。”[167]
十一月二十九日，曹元弼将归，谒张之洞论学。
《篤信齋日記》：“二十九日，……謁香丈論學。”[168]
十二月初一日，曹元弼自鄂归家。
《篤信齋日記》：“十二月朔，節庵招飲。與孝堅、海田同行歸。”[169]
十二月十二日，沈曾植致函黄绍箕，信中盛赞曹元弼《孝经六艺大道录》。
戊戌十二月十二日《沈制植與黄穆琴書》：“叔彦新著《孝經六藝大道録》，粹然儒言，有關世教，而此間名士多輕之訕笑之者，漢宋之障，乃至於此乎？今日世道知大患在少陵長，賤犯貴，其捄之術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論語》開章首言學，舉世知之；第二章重言孝弟，乃舉世忽之。犯上之與作亂相去幾何？而有子之言警切如此。”[170]
是年，曹元弼与梁鼎芬感於近世文义破碎，经术晦亡，因同辑《经学文钞》，以明大义、正人心。先成《周易文钞》两册。
《經學文鈔序》：“道咸以來，考據之學漸流破碎，小言害義，耗心絶氣於一名一物。既于先王大道經世之務，扞格不入，迷惑無聞，而巧説騁辭，變本加厲，遂以倡狂怪誕之言，蕩眾心而召世禍。近復雜以支離鄙倍之名詞，奇袤不衷生於其心，發於其言。文義亂則古訓亡，經術晦，是非無正，三綱五常無不可横-倒懸。揆厥由來，未始非分文析字，説不急之言，不能使學者因文見道，明體達用，階之厲也。光緒戊戌，元弼應閣師南皮張相國聘，主講兩湖書院經學，與執友梁節庵先生慨論此事，不勝斯文墜地之懼。節庵以為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造就人才自正人心始，正人心自明經術始，明經術自深通文義、好之樂之始。因撰集自漢以來經師指説大義之文，足以羽翼聖經，扶持名教感發人之善心者，匯為一編，淺闇一得，亦蒙采録。復屬元弼更加搜補。”[171]
《周易鄭氏注箋釋序》：“光緒丁酉、戊戌間，應閣師張文襄公聘，主講兩湖書院經學。與執友梁文忠公同編《經學文鈔》，先成《周易》二冊，皆發明大義，通貫源流之文。”[172]
《復禮堂述學詩》：“尋文襄移節兩湖，節庵游吴中，避暑鎮江焦山海西菴。臨江讀《易》，俯仰乾坤，清氣浩然，取法亭林，熟復程傳，遇切中學術治道利病處，輒連圈識别之。光緒戊戌，與余同掌兩湖書院教事，出此編見示，想與極論世運否泰之由，深慨學術文體之壞，約與余同編《經學文鈔》。當時即成《易鈔》兩冊，商榷去取，具有微意。”[173]
是年，曹元弼用力在《易》，欲著《周易郑氏义》，先作序，定义例。[174]
《周易鄭氏注箋釋》：“余功兼及諸經，而于《易》用功較多……與執友梁文忠公同編《經學文鈔》，先成《周易》二冊，皆發明大義，通貫源流之文。講授之暇，恭讀《周易折中》，每卦以《注疏》，《集解》，惠、張、姚三家之書，及其他《易》説之善者比次觀之。欲為《周易鄭氏義》，先作序文，定義例。”[175]
光緒二十五年 己亥（1899） 三十三歲
本年日记为《笃信斋日记》。[176]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自《周易学》始。
《周易鄭氏注箋釋》：“屬元弼依類撰集《十四經學》，自《周易》始，積年沉思。”[177]
《吴縣曹先生行狀》：“先生以茲事體大物博，任重道遠，發憤覃思，閉户論撰，寢食俱忘，晷刻必争，冀速撰于成。”[178]
春一、二月间，张之洞、梁鼎芬属曹元弼延张锡恭为两湖书院经学分教。
《純儒張文遠徵君傳》：“余夙與梁文忠公言君行高學深，當世罕儔。文忠以語張文襄師。己亥，師及文忠屬余轉延君為兩湖書院經學分教。”[179]
二月十日，张锡恭来函，言先受松江府聘，不能就两湖分教。曹元弼欲电告梁鼎芬，并作函详述之。
《篤信齋日記》：“十日，聞遠來書，以先受松江府聘，不能就兩湖分教。其不失信若此，可敬也。當專電復星海，並作書詳述厥故。”[180]
三月初六日，张之洞电招曹元弼赴两湖任教。七日，曹元弼以《十四经学》之编辑任重道远，辞两湖讲席。
《篤信齋日記》：“六日，……南皮公來電見招。七日，……復南皮公電。”[181]
《經學文鈔序》：“其明年（己亥），元弼以南皮師命編《十三經學》，辭講席，歸杜門著書。”[182]
三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来电，允曹元弼辞两湖教席。
《篤信齋日記》：“二十四日，……南皮先生來電，辭分教得命矣。”[183]
三、四月间，黄绍箕致信曹元弼，以京师大学堂讲席相邀。
己亥七月《黄仲弢與曹叔彦書》：“嗣又為大學堂事所牽，率曾有書奉，懇高賢屈臨講席，以培植闔堂中西諸學之根本。徑寄鄂渚，不審曾否轉達台端。”[184]
夏四月初六日，张锡恭来函，言初七日赴鄂应两湖教席。
《篤信齋日記》：“六日，聞遠來書，言初七日啓行赴鄂矣。”[185]
五月初九日，黄体芳卒。曹元弼悲痛甚，为作挽联一幅。
《黄體芳集》載曹元弼挽聯：“為天下紀綱人才教化國運，為挽狂瀾，身在社稷，功在斯民，江漢秋陽，明德必祀百世；與海内忠臣孝子義士仁人，同聲痛哭，生我父母，成我夫子，天高地厚，心喪豈獨三年。”[186]
自春及夏，曹元弼居家选《经学文钞》，并校疏《礼经》。
《篤信齋日記》：“二十五日，……選《經學文鈔》。
“二十六日……每日自八點至十二點，編《禮》，述而不作，即有深悟卓見，亦俟暇日補之；十二點至一點，疏《禮》；一至二，讀《孝經》及他經，並選先儒説經文；二至四，校《禮》；四至五，讀詩古文，陶寫性情，或縱筆所之，發抒藴蓄；五點後，講書；六點至七點，閉目數息。”[187]
己亥夏《曹叔彦與張聞遠書》：“弟編書邇來始得續前業，努力為之。”[188]
六、七月间，曹元弼致信张锡恭，询两湖书院近状。
己亥夏《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兄此行宣教明化，楚士之幸，天下之幸也。聞有大著數篇，乞見示。節庵古之君子，與兄以道義相切磋，其視脂韋面諛之交，相去奚啻天壤。我輩求友，固惟責善救過是望。其勸兄為羅（原誤‘盧’）忠節，尤深合鄙見。忠節自言兵法在‘知止而後有定’一節，名言至言，非兄其孰能與於斯。鄂中情形如何，同事尤相得者幾人？乞示知以慰懸思。”[189]
秋七月，张锡恭覆函，自述师罗忠节从“宏毅”二字著眼，并及两湖书院近状。
《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節庵教以師羅忠節公，弟未知下手處。近因讀《羅山遺集》，竊謂忠節之學，宏毅二字盡之。蓋其以《西銘》為標準，而於理一中知其分殊，站定腳根，硬著脊樑做去，非所謂仁以為己任者乎？觀其處貧困而益堅，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傷病瀕危，神思不亂，非所謂死而後已者乎？師忠節者，宜在此等處著眼。……自到鄂時，節庵令紓所見，即草《經學大指》四篇。前日即擬録稿呈政，因稿本為父執顧香遠先生攜去，今尚未擲還。一俟還下，即當録呈。……弟之到鄂，為兄攝館也。南皮關聘須兄到鄂後-之。同事諸君馬季立先生最相得，馬君與李仲約夫子友善。弟以兄長之禮事之。陳君善餘則固素友善者也。承詢及，附聞。”[190]
七月二十三日，曹元弼覆函张锡恭，言八月二十前启程赴鄂，并劝张氏代己主讲经学教席等事。
己亥七月二十三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尊論學羅忠節在宏毅二字，精當切實，願相與免之。弟雖不才，敢不自力。大著《經説》，急思一讀，如不及付鈔，請攜至鄂中。……大約極遲至八月二十必起程，盡八月必能相)，快承大教，且讀尊著也。執事主講經學一席，學術行誼皆足上紹先賢，下法多士，弟所萬不能及。弟一事且恐不給，兩事斷難勝任，請兄萬勿固執謙讓。弟到鄂後當以此面達南皮公及節庵先生。”[191]
秋八月下旬，曹元弼赴鄂。
光緒二十六年 庚子（1900） 三十四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
夏五月二十五日，清廷对八国联军宣战。
五月三十日，张之洞、刘坤一派代表共订《东南保护约款》。
光緒二十七年 辛丑（1901） 三十五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
光緒二十八年 壬寅（1902） 三十六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
夏秋间，曹元弼以内表弟丁吉庵之请，作《丁氏重修族谱序》，大善此举敦睦亲族，挽救世道。[192]
是年，正谊书院改办为苏省中学堂，学堂总办刘体乾请曹元弼主讲经学，曹氏以《孝经》《说文》为教。
《復禮堂述學詩》：“往者吾吴正誼書院初改學堂，劉健之觀察體乾固請余主講經學。余以《孝經》大義、《説文》要旨授諸生，作《轉注説》一篇示之。”[193]
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1903） 三十七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
冬十一月二十六日，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
光緒三十年 甲辰（1904） 三十八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
春，曹元弼为吴县学子说《原道》《述学》《守约》三篇，并刊行之。
《經學通義開宗》：“甲辰春，授吾黨學人經義，開張宗本，説此三篇。”[194]
《復禮堂文集·守約》篇末：“光緒甲辰，為吾鄉後進説此三篇，刊行之。”[195]
光緒三十一年 乙巳（1905） 三十九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
本年日记有《日知後录》《寻孔颜乐斋日记》。[196]
夏，张锡恭来函，言松江将办中学堂，请曹元弼荐教员。
癸卯夏《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敝地現欲起辦中學堂，而居近申江，尨言喧雜，聘請分教尤難其人。吾兄意中如有品學端方，兼通算術、圖畫、物理、化學者，幸舉以相高。弟意欲求名師，當不惜重費，苟無其人，科不必備。若使非聖無法之人倡鳴邪説，縱嫻欲藝，其如非道藝何？惟兄取友必端平，日以閑先聖之道為己任，伏祈詳示"幸。”[197]
六月二十三日，曹元弼覆张锡恭函，荐汪仲嘉、唐尧栋等人，并言可选两湖旧生充任教习。
癸卯六月二十三日《曹叔彦與張聞遠函》略謂：“離索四年，風雨之思，靡日去懷。其間中原變故，心折骨驚，兄悲家事，弟困身病。……弟編書歲月半為病侵，所成過半，爽諾已久，欲速不能，實深慚歉。目光益短，百事廢弛，欲求養身、讀書兩不相妨之術而卒未能。……承屬代延圖算各門教習。弟意中有兩人，一世丈汪仲嘉明經，……其一，小徒唐樸丞堯棟，即唐蔚之之從弟，……如兩人或以他事不能遠出，弟意可致書梁節庵或黄仲弢，招兄兩湖書院舊徒來充教習。兩湖諸生素無離經非聖惡習，又兼通經史圖算，一人可兼兩三人之用。修脯從豐，亦不至有支絀之慮，兄意以為何？”[198]
秋七月初，张锡恭来访，畅谈。
癸卯七月二十九日《張聞遠與曹叔彦書》：“月初暢聆雅教，一洗塵襟。”[199]
秋八月四日，清廷准张之洞、袁世凯奏，自明年废科举，推广学堂。
八月九日，曹元弼思定撰著日程。
《日知後録》：“九日，獨坐沈思，日月逾邁，如水東流，喟然大息。思所以補既往而策將來者，度精力，計時日，定程期，自一日以迄没身，無惑心無棄言焉。”[200]
八月十日，曹元弼撰《孝经学》“要旨”一节，并辨图书先天後天等。
《日知後録》：“十日，八點至九點，究《孝經》大義；九至兩，辨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兩至三，讀古人文詩，若經師文，以暢懷導氣；三至四，作友朋書問；四至五，温《周禮》；五以後，百家。”[201]
八月十一日，曹元弼撰《孝经学·明例》一节。
《日知後録》：“十一日，八至九，釋《孝經》例；至十三日畢。九至兩以後，同前。”[202]
八月十三日，曹元弼撰《周易学》“图表”一节，并定即日起撰著《十四经学》日程。
《日知後録》：“十三日，九至兩，定《易》圖。餘如前。
“十四日，八至九，輯《孝經》與群經相通之義；九至兩，校補《周易》‘會通’；十九日畢。餘同前。
“二十日，八至九，解《孝經》難義數事；九至兩，前數日有未竟之緒則補之。餘同前。
“二十一日，八至九，定《孝經》條例目録；九至兩，定《周易》條例目録，並群經通例；約二十五日畢。餘同前。
“二十六日，自朝至暮作《易》序，約二十八日畢。
“二十九日，作《孝經》序，約九月初二日畢。
“（九月）初三日，作群經總序，約初五日畢。
“初六日，作上張宫保書，約初九日畢。
“初十日，作致梁星海書，約十一日畢。
“十二日，作致汪荃台書。自二十六日至此，每夜温經史古文能背誦者。
“十三、十四兩日，校《孝經》《周易》校改處。
“十五日，八至兩，校《禮》説，至月杪畢，隨定條例目録；兩至三，讀古文、《周禮》，致友朋書如前。
“十月朔，作《禮》序，至初三日畢。
“初四日，八至兩，定《禮》圖，餘讀古文等如前。
“初五日，八至兩，温《禮經》，掇其與群經相通之義，約二十五日畢；餘讀古文、《周禮》等如前。
“二十六、二十七日，容有未備，補之。
“二十八日，八至兩，讀《周禮》；兩至三，讀古文；三至四，作友朋書問；四至五，讀《孟子》。至十一月十八日畢。
“（十一月）十九日，九至兩，讀《禮書綱目》。至十二月初八日畢，《周官》‘明例’始無遺憾。餘讀古文、《孟子》如前。
“（十二月）初九、初十日，刪友孫仲容書。
“十一日，八至兩，校《周禮》説，隨定條例目録，約二十日畢。
“二十一日，考正數事，約來年正月初十畢。月半前定圖，十六至十八作序，十九、二十定流别、闕疑。
“（丙午）正月二十一日，八至兩，校《孟子》説，月杪畢。例目即定。
“二月朔，考正孟子事，約八日畢。
“初九日，刪《孟子字義疏證》，兩日畢。月半前，序《孟子》，並定流别。
“以上各經均于明年二月望前告成，如今年至楚，則須於後一月或兩月。
“以上各經成後，當以四十五日粗讀《易》一過。
“六月朔，八至兩，治天文地理；兩至五；治古文算學，與友朋書。約八月畢。
“九月至丁未正月杪，治《尚書》成。“丁未二月至四月，二戴《禮記》成。
“五月至歲杪，《春秋》三傳、《國語》成。
“戊申正月，治《論語》，一月畢。二月治《詩》，五月畢。至己酉，《爾雅》《説文》畢。《易》《禮》書成。
“庚戌、辛亥，《孝經六藝大道録》餘成，《孝經注》成。
“壬子以後，編《經儒法則》。觀古詩文及養生書，為老而自息計矣。”[203]
八月下旬，张锡恭来函，言著《周礼官联表》及校正《孔子世家》等事。
癸卯八月下旬《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承示勉成《周禮官聯表》，敢不祗承。已成者，有養民、教民之聯事小記，俟有寫手當就正有道。弟近日亦苦小疾，輟課已久。常思欲副前日面諭點勘《孔子世家》之意，全録原文，注其疑信於其下，又旁采經子之可信者復益之，盡削《家語》及鄙俗之誣。因病而輟，病起必當踵成。”[204]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编订《经学文钞》。
本年日记有《丙午学记》《礼堂写经记》。[205]
夏六月，张锡恭来函，辨正《校释》论“绅”字义，并呈近作《世族论》一篇。
丙午六月《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弟近讀任侍御《弁服釋例》，心醉焉。中有論‘紳’為申重之義，與大著《禮經校釋》中説為申束之義不同。然以《雜記》‘申加大帶于上’鄭君注義考之，雖非釋‘紳’字義，而大帶在革帶上，鄭君已有明文，不識兄釋鄭君《雜記》此注有别説耶，抑偶不憶此注耶？且革帶以系韍佩，使在大帶之上，則佩韍系綴之處人人得見之，似與古人盡飾之道亦有不合。乞兄再詳思之。如弟言紕繆，乞即加镌正，一豁愚蒙。如或幸中，亦望示明，使得自信其説也。近讀《左傳》，以管窺所得作《世族論》一篇，茲特録呈，乞為賜閲，並祈批示，駁其紕繆。日月逝矣，批誠求道，猶恐不及，幸兄勿為客氣也。弟于兄言，罔不奉之如師箴，讀《禮》必宗鄭注，實自兄啓之，故敢誠意以質正，惟鑒詧之。”[206]
秋七月十三日，清廷颁诏预备立宪。
七月下旬，曹元弼覆函张锡恭，称许《世族论》，并述近日撰著。
丙午七月下旬《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拜讀祗領，莫名欣感。方今人心陷逆，日深一日，(蠻髧之成俗，懼乾坤之或息，言念君子，頃刻不忘。大著《世族論》，深通沈懿，語語至理。或有以伯鯀生禹，堯、舜生朱、均，文王生管、蔡為難。不知此偶然之事，大德大凶間有不擇地而生者，要不可因此而疑族類為無憑。猶之上知下愚，非習所能移，要不可因此而疑教化為無益也。聖人制禮，經傳立言，多就常者同者論之，所以為萬世不易之典。大著已載入《經師文録》。人情不相遠，即棄禮背本者見之，倘亦有憮然為間之機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四十無聞，重自悲憾。六月以後，董理舊業，將《婦人不杖》《大夫尊降服》《女子子擬降旁親服》細加商訂。又將《大學注疏》與朱子《章句》合讀，略有所得，擬次第托人録出寄呈，求兄審定是非。茲先附上《大夫尊降服辨》一篇。此事關係禮教人心甚大，弟積思良久，終不敢自信，務祈指教。所示《雜記》中‘加大帶’一義，弟往時實疏忽未及，當再更定呈教。歷年於《春秋》似有所會，已托人抄録若干條，録畢續寄。當今儒者風頽，人倫師友幾乎息矣。一髮千鈞，中流砥柱，惟賴我兄，碩果不食，天地之心，終有時而復，惟當貞固以俟之耳。”[207]
光緒三十三年 丁未（1907） 四十一歲
春正月二十二日，曹元弼赠叶昌炽《孝经六艺大道录》《经学通义开宗》两书。
《緣督廬日記鈔》：“廿二日，……叔彦贈《孝經六藝大道録》一冊、《經學通義開宗》一冊。”[208]
正月二十四日，清廷允岑春煊、溥良等奏，开设礼学馆。
夏五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奏立湖北存古学堂，并定《存古学堂章程》。
秋七月十六日，曹元弼作《书张相国奏立湖北存古学堂摺後》成。[209]
是时，张之洞电招曹元弼为鄂存古经学总教，谓但发明大义，指示纲领，不必驻堂。
丁未十二月《上南皮張孝達相國書》：“秋七月，蒙電招命为存古學堂總教。”[210]
辛亥正月《與張次珊前輩書》：“張文襄師見招時，本云但請發明大義，指示綱領，不必常川駐堂。”[211]
七月末，曹元弼至鄂，面呈张之洞《书张相国奏立湖北存古学堂摺後》一篇，及写定《周易学》《礼经学》《孝经学》三种。[212]
《藝風老人日記》：“（七月）卅日，己未，晴，……抱冰師招飲于員警學堂，□□□□卿、曹叔彦、葉奂彬、席□生、黄樂□□席。”[213]
庚戌《與張君立京卿書》：“憶丁未之秋，先師重招至鄂，面呈《書後》一篇，及《周易》《禮經》《孝經學》三種。師覽《書後》篇一周，深加獎許，三《學》均約略賜覽，嘉其得經意，不負指授，仍發還，命將各《經學》次第論撰，俾可速刊，以正人心。”[214]
八月初三日，张之洞渡江北上，履任军机大臣，曹元弼率学堂诸生往送。是夕，曹元弼归苏省。
丁未十二月《上南皮張孝達相國書》：“八月初，敬率學堂諸生送旌旟。……元弼八月三日夕自漢皋返省。”[215]
八月初六日，曹元弼见梁鼎芬、黄绍箕，商榷存古学堂授经章程，商讨注释张之洞《学堂经学教法》。
丁未十二月《上南皮張孝達相國書》：“越三日，見節庵廉訪、鮮庵提學，商榷授經詳細章程，謹將尊定《學堂經學教法》不揣愚昧為之注，以往復商論未定，未即寄呈。”[216]
九月初，曹元弼赴汴省仲兄曹福元。在汴将《原道》《述学》《守约》三篇再加删改，并《书张相国奏立湖北存古学堂摺後》及曹福元《正宗旨以祛学界流弊说》付印，以示鄂诸生。
丁未十二月《上南皮張孝達相國書》：“時學生考録尚未齊，元弼無事，省家兄福元于汴梁。……元弼在汴將拙撰《書後》付印。又家兄福元有《正宗旨以祛學界流弊説》一篇，請而印之，回鄂並以示諸生。又舊作《原道》《述學》《守約》三篇略加刪改付印，印就當寄呈。”[217]
九月十三日，清廷命各省速设谘议局。
九月十九日，《申报》刊出《礼学馆延聘顾问官绅、纂修人员名单》，孙诒让、曹元忠、张锡恭等列名纂修。[218]
是月，曹元弼致书黄绍箕，叙豫省高等学堂近状，并言撰辑存古讲义事。
丁未九月《曹叔彦與黄仲弢書》略謂：“方今扶危濟否，發奮自立，莫急興學，而一或不慎，又適以速天下大亂，抱薪救火，愈甚無益，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二十二行省主持學務，如公之博通萬方，深正大本，囊括網羅，折中至當者，蓋景星慶雲，不能有二。元弼昔奉教于先師，粗聞大道之要，至理之極。今又得承序左右，以所示轉授諸生，用抒憂世扶教之，愚心何幸如之。到汴後，以盛教高義語家兄，相與歎慕欽仰不置。豫中客藉高等學堂，由家兄董理，舉六經大義以教忠孝、遏逆亂。一通文辭，自一話一言必求明白通達，不得以支離轇轕、不可通之新名詞於亂雅言。一求事實，凡各科西藝必憑實驗精進講求，不得徒説空理。規模雖未能如鄂省宏遠，而宗旨一與大雅相符。去年曾代陳中丞作記一首，擬檢出呈政。元弼所編《易》《禮》《孝經》義三書，在此鳩工繕寫，寫畢回鄂，就公快談。越一二日即治江而歸，行笈無書，拙刻《通説大義》諸篇亦已散盡。亟擬抵里後編輯講義，以備學堂課本。”[219]
冬十一月，曹元弼至存古，上书张之洞，并寄《书张相国奏立湖北存古学堂摺後》十册。
丁未十二月《上南皮張孝達相國書》：“前月中，初至舍，以有微恙，不能動心，授意學友代草一啓，並在豫所印拙書大疏後十冊寄京，由伯兄元恒轉呈。”[220]
十二月二十三日，黄绍箕卒於任。
按：曹元弼为黄绍箕撰挽联云：“惟先生懿德大雅，博学为政，仪型海内，施及方外，異域致我国有人，惊歎中朝来麟凤；嗟後死陨涕摧心，感时伤事，远悼周、孔，近痛师传，哭寝问苍天何意，忍将厄运促龙蛇。”[221]
是月，曹元弼以前书有所未尽，更上一书与张之洞。[222]
年末，江苏巡抚陈启泰、布政使朱之榛议设苏省存古学堂。
是年，曹元弼在院为诸生讲《原道》《述学》《守约》三篇，并同梁鼎芬重新审定《经学文钞》。
《復禮堂文集·守約》篇末：“丁未，主講鄂存古學堂，稍潤色（《原道》《述學》《守約》）以授楚士。”[223]
《經學文鈔序》：“去年又以師命總教湖北存古學堂，至鄂與節庵商量舊學，重將此編審定。”[224]
本年日记有《复礼堂温故录》《复礼堂日记》。[225]
本年，朱之榛聘曹元弼为存古经学总教，仍兼鄂学。
《經學文鈔序》：“今年我省中丞陳公先各省放立存古，朱竹石師主持其事，以紹吴中鄉先輩之絶學，挽近來士習之披猖。元弼復承乏為總教。”[226]
本年，礼学馆修《大清通礼》，从兄曹元忠为纂修，推荐曹元弼入馆。曹元弼以兼苏、鄂存古教事辞，仅存顾问。
《誥授通議大夫内閣侍讀學士君直從兄家傳》：“戊申，朝廷立禮學館修《大清通禮》，溥玉岑尚書奏派兄為纂修，規劃條例，延聘師儒，悉諮訪焉。兄由是薦林,霞大令頤山、張聞遠同年錫恭、錢復初孝廉同壽及余。余以蘇、鄂存古學堂事，未能入京。”[227]
《純儒張聞遠徵君傳》：“丁未、戊申間，朝廷開禮學館，徵天下有道之人修《大清通禮》。溥玉岑尚書奏保君與復初、君直兄及余。余以方任湖北、江蘇存古學堂事，未能應徵。”[228]
春正月十五日，曹元弼致函张锡恭，言如不就礼学馆之招，可来掌教存古学堂。
戊申正月十五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兄如入都就禮學館，光贊大猷，扶植名教，固大善。如憚遠行，則此間存古學堂相需甚殷，能否蒞止，千乞賜示。”[229]
正月十六日，曹元弼致函叶昌炽，代朱之榛聘叶氏为存古学堂总教。
《緣督廬日記鈔》：“正月十六日，得叔彦一函，述朱竹石方伯之命，存古學堂將以不佞為總教。其宗旨在正人心、尊經學、扶植倫常、挽回風俗，何敢當！何敢當！自維晚節頽唐，修名不立，記問荒落猶其次也。忝顔皋比，謗立至矣。”[230]
是日，曹元弼启程赴鄂。
戊申正月《張聞遠與曹叔彦書》：“旋即奉兄十五日手書，知已赴鄂。”[231]
是日，张锡恭致函曹元弼，言已应礼学馆之招，不能赴存古。[232]
正月二十五日，曹元弼定今年读书、编书日程。
《復禮堂温故録》：“正月二十五日始，《孝經疏》兩日。《孝經集傳》。日二十五葉，約六日畢，盡二月初八前終此兩書。《周易虞氏義》。日六葉，約四十日畢。校《周易學》。日十葉，約四十日畢。三月前盡《易學》。《禮經》。日六葉。校《禮學》。日十葉，六十日畢。五月盡《禮學》。《説文》。日十六葉。以上皆午前事。經本文。每日四五葉。古文。隨意閲。養生書。隨意閲。書問。日必□。《經學文鈔》。選校。以上皆午後事。盡明年四月為此。”[233]
是日，叶昌炽覆函曹元弼却聘。[234]
《緣督廬日記鈔》：“廿五日，寄叔彦書却聘，並剿中丞照會一角。”[235]
是月，曹元弼同马贞榆、杨守敬、王仁俊等存古同人率诸生祭黄绍箕。
《為湖北存古學堂公祭黄仲弢提學文》：“維光緒三十四年正月某日，存古學堂經學總教馬貞榆、曹叔彦，史學總教楊守敬，教務長王仁俊，暨各教員管理員，率諸生敬以清酌庶羞致祭於故提學黄公之靈。”[236]
是月，张锡恭致曹元弼两函，言修礼欲从《丧服》入手，并论纂修次第，且促曹氏来礼学馆。
戊申正月《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禮學館得君直兄調護其間，大綱尚正。……竊以為異言喧豗之日，最宜力守所因之大體，故必須從《喪服》入手，使人人知有親親、尊君之誼，與夫尊親之等差，並暢明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之理，以祛近日之邪説。然後冠、婚、喪、祭准此以出，至於節文，當此物力艱難，宜遵聖人寧儉寧戚之訓以行之。但弟略知大意如此，願兄有以詳教之。近聞仲容先生以疾辭，此間主持何人？兄又不來，弟將何所秉承？甚盼手翰之下賁也。”[237]
又一函略謂：“正月中旬承招入存古學堂，弟以曾應禮學館之召，泐函奉告，迨到館後，又以修禮之事乞指示。先後達覽矣。弟到館後，意欲將先乾隆、道光二《通禮》校其同異，繼以道光以後三朝聖訓，及今上諭旨，恭籀其關涉典禮者，則夫現行之禮與《通禮》有不同者，皆可考其損益之源流矣。至於現行之禮為通儒所議及者，一一簽出，乞禮部堂官臚陳奏聞，請旨定奪，然後筆之於書。其書既成，别擇民間之冠、婚、喪、祭為簡要一編，並發明其所以然，以激發其良心，並存寧儉寧戚之意，俾易於遵循。……此間望兄如望歲，而弟私心尤甚。兄若不來，弟無所折衷，恐亦難於從事。伏望兄為世道人心強起一出，如何！如何！”[238]
二月十五日，曹元弼致函叶昌炽劝就存古之聘。
《緣督廬日記鈔》：“十五日，存古學堂叔彦又以函來縶維，致當途之意。一月到堂兩次，宣講大義，課程閲卷皆以分校代理，如書院山長之例。體諒至此，勢難拒絶。但分校難得，此分校不啻代總校，尤不易物色。即有其人，非三十金一月可延致，而毛遂自薦者更拒不勝拒，真進退維谷。”[239]
二月二十四日，叶昌炽来访略谈。是日，叶昌炽得孙宗弼函，劝却存古聘。
《緣督廬日記鈔》：“廿四日……訪叔彦略談。……伯南忽有函來，茹鯁在喉，欲吐不吐，蓋諷存古之輕出也。不佞何嘗願出哉，横來干涉，大惑不解。”[240]
二月二十七日，叶昌炽与孙宗弼谈存古之去就，不悦。本欲函致曹元弼，留未发。
《緣督廬日記鈔》：“廿七日，伯南自城來留午餐，詰其前函宗旨，則以不佞出應存古之聘，學界大嘩，將有鳴鼓之攻。並言保粹之事尚有什佰重要於此者，盍不改圖，以慰眾望。詰以何事，以藏書樓對，詰以何人主持，從何籌款欸，畫餅充飢，徒托空談而已。又出示蔣季和、吴訥士公函，與朱廉訪反對，伯南謹願來為紹介，不過偃師之傭人耳。即以叔彦函示之，又告以若為薪水計，歸田之後早已迫不暇擇，何待今日。即作叔彦函，既思盛怒作函，易於失辭，留未發。”[241]
二月二十九日，叶昌炽致函曹元弼。
《緣督廬日記鈔》：“廿九日，昨改定叔彦函，今晨付航。”[242]
三月初三日，曹元弼覆叶昌炽函。
《緣督廬日記鈔》：“初三，得叔彦函，力言存古干城聖道，必能成立，群鴟仰視而赫，可無置懷。”[243]
三月二十三日，曹元弼与王仁俊同作函致叶昌炽，属为开列史学书目，并议定教学方法。
《緣督廬日記鈔》：“廿三日，王扞鄭太守已自鄂返蘇，與叔彦同作一函來，並寄貽所著《正學編》一冊……又寄示存古學堂簡章，及張中堂在鄂奏辦原摺。……屬開史學書目，並商定教授法。”[244]
夏四月二十三日，曹元弼、叶昌炽到存古学堂会商。
《緣督廬日記鈔》：“廿三日，……午後赴存古學堂與叔彦會商校事，第一次到堂也。”[245]
四月二十五日，苏省存古学堂开学。
《吴縣曹先生行狀》：“是年江蘇亦奏設存古學堂，延為經學總教，仍兼鄂學。同時長洲葉昌熾為史學總教，元和鄒福保及王仁俊、唐文治先後為詞章總教，同郡孫宗弼、沈修、孫德謙為協教，皆一時碩學通儒，師資稱極盛焉。”[246]
五月二十六日，曹元弼经陈启泰荐举，以《礼经校释》得翰林院编修。
《復禮堂日記》：“前月，元弼蒙蘇撫陳伯平中丞奏保經明行修，進呈所著《禮經校釋》。二十六日，奉上諭，加恩賞給翰林院編修，書發交禮部禮學館。”[247]
《復禮堂述學詩》：“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廿六日，内閣奉上諭：‘前據江蘇巡撫陳啓泰奏進在籍分部郎中曹元弼所撰《禮經校釋》一書，當交南書房閲看。茲據奏稱“該員所著《禮經校釋》，疏通證明，持論頗多可采。後附《禮經纂疏序》，於《禮》學源流，言之綦詳”等語，曹元弼著加恩賞，給翰林院編修，用示嘉獎。原書著發交禮部禮學館以備參考。欽此。’”[248]
六月，《孝经学》刊成。
秋八月初一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议院选举法要领》等，定预备立宪期为九年。
八月，江苏教育会公推张謇为宁属谘议局总理，王同愈为苏属谘议局总理。[249]
九月二十八日，张锡恭来函，贺曹氏得清秩，促来礼学馆，并订正《礼经校释》两则。
戊申五月《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前日詣府，是時尚未知兄拜賜命，回里後忽忽入都，見邸報始得知之，曷勝歡喜。朝廷所以待兄者，不啻如戴東原、張皋文兩先生，在兄自宜委身供職，以展生平忠孝之思，而禮館亦得藉兄議-，以成一朝之令典，誠盛事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豈所望于兄乎？……弟在此承修《喪禮》，近讀徐氏《讀禮通考》，參以大著《禮經校釋》，于‘次孫持重’之章，及‘有地大夫為兄後’之義，頗有所疑，敬録管見，以請裁正焉。按，《通典》載適孫亡無後者甚眾，而統歸於三條。其一，或人問適孫承重在喪中，亡而無後，疑于祭祀，徐邈答云：使一孫攝主，攝主則本服如故，若周既除，當以素服臨祭，此則居喪而亡者。庾蔚之申之云：猶父為適，居喪孫不傳重也。其義致確，弟固無所疑矣。其一為范宣答蔣萬問，是適孫先亡而無後者也。范宣云：禮，為祖後者三年，不言適庶，則通之矣。是次孫可以為後，可以持重者也。弟以為，使適孫而殤者也，則次孫居殤者之處，後殤者之父，而承祖重焉可也。若適孫非殤，而次孫承重，得無使次孫奪嫡耶！其一，裴松之答何承天書，以范宣説為非，而謂次孫宜為喪主，終竟三年，不得服三年之服，弟以為此説似確。按，《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主，此即無後而有主者矣。而大著《校釋》所云士庶人大宗無後而無子行孫行可立者，昆弟用攝主之禮，與此義亦相合，而攝主以待當嗣者，生自無奪適之失。鄙見欲主裴議，不知然否？乞兄一言正之。又，諸父昆弟為後，天子、諸侯禮也。段氏作《明世宗非禮論》，以為有地大夫與之同，而大著《校釋》一遵段氏，無所從違。竊以為，段氏諸論皆確，而惟此一條不能無疑。按，何氏注《公羊春秋》，於僖公不書即位，云‘禮，諸侯臣諸父昆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而注‘仲嬰齊卒’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是天子、諸侯可以諸父昆弟為後，而大夫則不可。何氏之説甚分明也。段氏破字，是削足適履。蓋天子、諸侯盡臣諸父昆弟，其生也可為之臣，則其没而無後也可為之子。大夫不臣諸父昆弟，其生也不得以為臣，則其没而無後也，不得以為子。昔先王之制禮也，親親與尊尊並重，惟所在而致其隆焉。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諸侯者，一國之君也。尊無二上，旁親之親輕，而君天下、君一國之尊重。故兄弟皆為之臣，而喪則服斬衰，其無後也雖棄其倫之親，而為之子焉可也。大夫之尊則貶矣，其所臣者惟家臣耳。然家臣于大夫拜不稽首稱子，若生而不稱臣，喪雖斬衰，而眾臣布帶繩屨，示不得同於正君也。家主之尊不掩其旁親之親，故兄弟不為之臣。假令有棄其倫而為之子者，不得不為亂昭穆也。且天子于諸侯有不純臣之義，而諸侯于大夫不問有地無地，皆純臣也。大夫于大夫不問有地無地，皆非異爵也，敵也。是諸侯與大夫其分殊絶，有地大夫與無地大夫，其别甚微，今為後之義不分於分之殊絶者，而分於别之甚微者，似非禮之所安。鄙見如此，伏乞兄再細心核之，賜之覆音，教以所不及，幸甚幸甚。弟近于《喪服》粗有考覈，俟有寫手，當録以呈政。近日屢與令兄君直兄談論，開發良多。若得文f北來，則獲益更無量矣。”[250]
是月，《经学文钞》纂成，曹元弼序之。是编由苏存古学堂刊印，并授鄂学。
《經學文鈔序》：“六經之道與文至矣。《易·彖》《象》《繫辭》《文言》，《詩序》，《春秋傳》，《禮》七十子後學之記，皆所以發明前聖製作精意。其文章之懿，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窮高極遠而盡精微，溥博淵泉而道中庸，見天地之心，著人情之實。是用六經之道，昭炳光明，夫子之文章，永億萬世，可得而聞。所謂‘文王既没，文不在茲’者，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孟、荀二儒，吐辭為經，迨乎漢師，賈、董、許、鄭以王道聖法、群經精理為文，微言大義，不絶不乖。魏,而下，斯道稍衰，儒風陵替，文薄之弊，意為辭掩。幸有言明且清之義疏出於其間，雖辭訓古質或傷煩瑣，而清深透達，實開昌黎起衰之先。唐宋至今，學術文體悉以此為大路之椎輪，雲門之土鼓。國朝稽古右文，崇尚經學，風氣精博，超軼漢唐，名儒蔚起，著作極盛。……元弼復承乏為總教，因將此編就蘇學印行，印成以授鄂學，俾吴楚英髦咸誦習焉。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又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延叔堅之説讀書曰：‘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爛兮其溢目也，芬芬欣欣兮其獨樂也。’因文辭之美，以歆動其慕尚經術、希聖希賢之心，覃精研思，優柔厭飫，仁、義、禮、智生於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藴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聖道之明，人才之盛，將於是基之。文辭云乎哉？”[251]
冬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卒。清廷立载沣子溥仪为嗣皇帝。
十一月初九日，宣统帝溥仪即位。
十二月初八日，苏抚陈启泰上书荐举曹元弼、陈庆年、张锡恭等人。
戊申十二月二十三日《申報》載《蘇撫奏舉耆儒碩彦》略謂：“又翰林院編修曹元弼，江蘇吴縣進士，學術淵懿，議論正大，于三禮致力最深，著有《禮經校釋》等書，淹貫深邃。其為説務闡明古誼，用維世變，尤以扶翼名敎為競競，於邪慝不經之談，緣飾亂真之論，辨之尤明。言及時政，忠愛之悃，藹然流露，而操行端嚴，居家孝友，恂恂有古儒者之風。”[252]
十二月十四日，曹元弼定撰《易》疏之次第。
《復禮堂日記》：“十四日，……治《易》次第：一校《易學文鈔》；一校所編《周易學》；一作《周易學序》，定條例目録；一作《周易箋疏序》；一編閲諸家説《易》綱領；一閲《乾》《坤》《屯》《蒙》諸家説及元弼舊説，分别去取，為長編始基；一定《易疏》條例；一循序編纂，薈萃群言，擇善而從，貫以心得。”[253]
十二月末，曹元弼作《苏省当遵旨专设谘议局不当附属宁局议》，驳苏局附合於宁局之说。并预定《孝经》讲程、《文王受命改元称王辨》、《答宋翰飞论文王受命书》、《江苏存古学堂经学策程说先君之思》等数种为明年学堂讲义。
《復禮堂日記》：“二十一日，……前數日辨諮議局設立處，約四千餘言。當屬毛上真將《孝經》講程、《文王受命》上中兩篇釘一冊，下篇及《答宋生書》、《“先君之思”篇講程》為一冊，每冊五十餘分，俟來歲開學給諸生；又釘三十分備寄鄂分送。《尊尊親親五大義》篇當多釘三十餘分，《經學文鈔》三十分，《孝經學》十分，印《諮議局議》一百五十分。”[254]
遜帝宣統元年 己酉（1909） 四十三歲
本年日记有《复礼堂日记》《清夜焚香录》。[255]
春正月初一日，曹元弼定本月《孝经》学、《毛诗》学读书程课。
《復禮堂日記》：“宣統元年正月初一日，……是月讀《孝經》《論語》。閲《孝經提要》、《校勘記序》、邢叔明《序》、舊作《臧輯孝經鄭注吴刻本序跋》。《鄭注臧輯本序》即可為《孝經纂疏序》底本。閲《毛詩提要》《正義序》《校勘記序》。某日校《孝經學·明例》。”[256]
正月初五、初七日，曹元弼定撰著《孝经纂疏》《易疏》《诗疏》体例。
《復禮堂日記》：“五日，《孝經纂疏》當首列大誼一卷，鄭注當録其成句者，其零問碎誼用小字旁注，略加申釋。采前人説，務擷精要，足發經大誼，有功世道人心者，若無甚切要之言，悉置不録。此與向日疏家體例略疏。《易疏》當放孔憲公作論數首冠于簡端，約《明例》及《要旨》首章，兼采《解紛》數章。《詩疏》自《詩譜》始可也。凡諸經疏，宜多采微言大義、古書證據，其牽連辨駁之説宜省。經文須語語解釋，注文難解者解之。
“七日，《易論》《易贊》當列《易疏》首。《孝經序論》列《孝經疏》首。”[257]
闰二月中旬，曹元弼致叶昌炽函，言黄绍箕有《尚书今古文篇目考》，可编入遗文。
己酉春《葉昌熾與曹叔彦書》：“昨得浭陽電，為仲弢學使編刊遺文，甚盛舉也。……尊處午帥想亦有電，有仲弢遺文否，並乞示，感甚。”[258]
《緣督廬日記鈔》：“閏二月十九日，得叔彦函，言黄仲弢著有《尚書今古文篇目考》，極精塙。黄氏在日本時曾與東人論宗教，推明孔氏，累數千言，未知其稿存否，當轉告浭陽尚書。”[259]
闰二月二十一日，叶昌炽覆函曹元弼，称赞曹氏《问卫风拟策》，并言黄仲弢遗文事。
己酉閏二月二十一日《葉昌熾與曹叔彦書》略謂：“展誦賜書，謙光踰格。講程四a，敬領感謝。前在高齋，僅見《問衛風擬策》一通，忩忩批讀，媿未窺見美富。須伏案莊誦，涵泳紬繹，始知訓詞深厚，極深研幾，以高密之綜貫群經，闡程朱之理奥，秉質含章，式浮振靡。劉彦和云：‘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曷勝欽服。……仲弢前輩天不假年，正學方微，又弱一個，黄壚之痛，豈惟友生。承示《尚書今古文篇目考》，當轉告浭陽。弟僅搜得《克鼎釋》一篇，又孫仲容《墨子間詁跋》亦精意之作，世有刻本，浭陽想已見之。潘仲午允録寄《古塤釋文》，尚未來也。”[260]
三月十八日，宪政编查馆允苏、宁谘议局合并。
三月二十五日，马贞榆来函，称许《文王受命改元称王辨》《孝经疏》校文等作。
己酉三月二十五日《馬貞榆與曹叔彦書》：“大著《孝經》‘聖人因嚴以教敬’二句《疏》校文，並申舊注一篇，《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辨》三篇。《孝經疏》校文體勘入微，足稱經神。《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辨》袪秦漢之遊詞，為後世之為人臣者立之坊，真是有功名教矣。”[261]
夏四月二十七日，礼学馆续选纂修及顾问，曹元弼及叶昌炽、沈曾植、唐文治等列名顾问。[262]
《緣督廬日記》：“四月廿八日，……閲報章，禮學館奏調七員充纂修官，胡綏之首列，並有孫叔盉、王扞鄭。顧問官紳二十五員，唐蔚芝、志伯愚、馮夢華、沈子培、劉仲魯、陳松珊、鄭蘇龕、汪子淵，皆舊雨也。叔彦與下走亦在列。”[263]
秋七月十八日，马贞榆来函，称许《原道》《述学》《守约》三篇。
己酉七月十八日《馬貞榆與曹叔彦書》略謂：“前日始獲讀大著《原道》《述學》《守約》三篇。《原道》探性命之原，明天人之奥，精深博大，明白易行，所謂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者也。惟“蓋六經者”句之前只舉五經，宜補入《樂經》一條否？《述學》一篇貫通百氏，師法謹嚴，其進退諸家皆非淺人能道其隻字。《守約》一篇言治經有二法，一為略觀大要之學，一為究極經義之學，此等文字義理固是完足，而光焰亦上沖霄漢矣。維持聖教，沮遏横流，公以贈貞榆者，貞榆還以奉公也。”[264]
八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卒。
八月二十四日，曹元弼闻张之洞讣告，悲恸难支，誓愿编成《十四经学》。
《復禮堂日記》：“二十四日，聞南皮相國薨。天禍中國，天禍斯文，一至此邪？弼自是無心於世矣。《十四經學》當依舊編纂，以無墜南皮師遺教。他日此書能于世道人心有益，則《勸學篇》之立法指授為不虚，我師維持名教之功與六經無終極，而國士之知差可無負矣。”[265]
是秋，张锡恭致函曹元弼，言张之洞之丧，勉以学统之大任，并讨论《校释》“继母嫁”节句读。
己酉秋《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天不憖遺，張文襄公又捐館矣。在公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固可無憾，而人之云亡，心之憂矣。治道學統，關係匪淺，代公任治道之責，在上者之事；而學統之危，如一髮引千鈞，代公任其責者，非兄而誰？歲云秋矣，北地早寒，兄尚能不憚跋涉，哭奠繐帷之下乎？拙著求镌正，尚未見一字之賜，得暇希即批示。‘繼母嫁’節不讀‘從’為絶句，更得一證。齊衰杖期為正統同體者之服，故惟為母為妻而已。今若讀‘從’字絶句，從則服之，不從則不服，是服之之誼起於寄育之恩也。夫為寄育之恩而服，為之期可也，為之杖不可也。惟繼母有如母之誼，今雖改嫁，而必終其如母之恩，是以為之期而杖，故曰：嘗為母子，貴終其恩。願兄再平心審之。古人寄育之恩不杖期而止，昌黎于嫂、袁昂於從父兄、馮熙于養母，莫不皆然。畢構之妹服兄三年，賢者之過，不足法也。而謂經于改嫁繼母獨隆其寄育之恩，無是理也。”[266]
冬十一月初一日，刘体乾来函，欲在湘刊曹元弼《孝经讲义》，乞赐序并定书名。
己酉十一月初一日《劉健之與曹叔彦書》略謂：“尊著《孝經講義》，弟曾録副本，藏之有年，奉為圭臬。竊意有宋諸儒以講義列入全集者遜此宏通，我朝諸儒經術雜羼又遜此純粹。當此蔑棄經訓之時，弟欲在湘中敬為剞劂，廣為流播，以存人教之大防。敬乞賜序文冠首，並求酌定書名，以便付梓。”[267]
是年，礼学馆总裁陈宝琛致函曹元弼，请示以修礼因革损益之方。
宣統元年《陳寶琛與曹叔彦書》略謂：“竊維禮時為大，自昔所傳如《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大金集禮》《明集禮》，代有編輯，要必隨其本俗以為因革損益之方。乾隆、道光兩次修禮，皆斟酌古今，務臻美善。本屆奉旨重修，自當遵率列聖成規，綴輯附益，而於民禮加詳。謹將原奏所擬凡例十九條奉呈鑒政，就中容有商榷之處。及各處禮俗不同，應如何整齊變易，使覯然同出於一途，以與憲政、法律相貫通而無窒礙。惟望隨時隨事餉以論議，賜以糾繩，俾有遵循，以上贊朝廷修明禮教、移風易俗之盛治。”[268]
是年，《周易学》《礼经学》刊成。[269]
《〈周易〉〈禮經〉〈孝經〉三學合刻序》：“戊申，遂奏立江蘇存古學堂，延余掌教，竹石師又以余三經學授梓。越一年刊成。”[270]
按：曹元弼撰《十四经学》尚有刊而未成之《毛诗学》《周礼学》《孟子学》三种，其红样本存王欣夫处。详见附录《曹元弼著作未成与未见表》。
宣統二年 庚戌（1910） 四十四歲
本年日记有《清夜焚香录》《无忝录》《希圣潛天室存养记》《定隐庐日记》《复礼堂日记》《明刚自毖斋学志》。[271]
本年，曹元弼执教苏、鄂存古学堂。
春二月十三日，曹元弼覆张尔田书，赠以《礼经校释》，并与苏提学使樊恭煦商请唐文治为文科监督。
《明剛自毖齋學志》：“十三日，應治事。覆幼蓴書，贈以《校釋》。與提學商請蔚芝為文科監督。”[272]
《明剛自毖齋學志》：“九日，……侯介老，商添科學。”[273]
三、四月间，曹元弼随樊恭煦赴沪，请唐文治任存古史学教习。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蘇提學使樊介軒先生名恭煦，偕弟曹君叔彦來滬，請余為蘇州存古學校史學教習。余因史學非所長，辭之。先生與叔彦堅請不肯去，不得已，允其寄卷評閲。旋赴存古學校講學一日，勗勉諸生。”[274]
夏五月，曹元弼覆陈宝琛去岁函，论三纲五伦百世不可变革，并礼为宪政、法律之本等义。
庚戌五月《覆陳伯潛閣學論修禮書》略謂：“夫禮時為大，帝王質文，代有因革，而大本大原，則董子有言‘天不變道亦不變’，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别，此百世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孔子所謂殷于夏禮、周于殷禮損益可知，而此則其所因者也。先王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因人父子慈孝出於天性，而為之定夫婦以正其本，立君臣以會其極，於是乎有三綱。父子定則兄弟相親，君臣正則朋友相任，於是乎有五倫。有三綱五倫，於是乎有冠、昏、喪、祭、聘、覲、射、鄉、相見。有冠、昏、喪、祭、聘、覲、射、鄉、相見，於是乎有節文等弑、制度名物，漸仁摩義，涵育薰陶，而孝弟忠順、廉恥信義深入民心，鬥囂虣亂、邪説詖行不戢自止。合敬同愛，聚百順以事君親；合智同力，立成器以利天下。三代以上，中國所以為普天大地中至富至強至安者，禮其本也。嫚秦以來，禮教陵夷，士大夫于先王製作精義既茫乎未窺，而當代典章更漫不留意，大失孔子從周之義。民不興行，非一朝一夕之故。邇來世變日亟，莠民乘機拔本塞源，裂冠毁冕，至公然倡廢三綱之説。勢將率天下之人而盡陷於禽獸鬼魅、放恣黷亂，弱肉強食，以召禽獮草薙之禍。
“朝廷深惟救亂以禮之義，廣徵方聞之士，修輯禮書，命宿德重臣理而董之，因乾隆、道光《通禮》更加厘訂。天語煌煌，以移風易俗為訓，德意至深厚。又奉命與法部憲政館商議，誠以禮為政刑之本，本禮以權憲政，則太阿不至倒持，而憸人不能僭竊威福以播惡斂怨於民。本禮以定法律，則天敘有典，天討有罪，互相表裏而教戒明，六親固，四維張，民志乃定。禮部原奏及凡例十九條宣上德民厚俗，綱舉目張，詳審精密。愚竊以為古禮可存者必存之，可復者必復之，非徒愛禮存羊，將以明尊親之大義，消逆亂之萌漸，鼓舞天下忠孝之精神，杜塞譎觚附會之藉口。”[275]
六月二十二日，张锡恭属草《丧服郑氏学》。
秋八月，张次珊赴鄂主持存古，曹元弼致函，期以继承南皮之遗业，并寄呈《周礼文钞》。
庚戌八月《曹叔彦與張次珊前輩書》略謂：“文襄前作《勸學篇》以明綱教忠，繼立存古學堂以存國粹，遏亂源。此楊墨交亂時之孟子，李斯焚坑時之伏生，魏晉清談將作時之鄭君，唐佛老盛行時之韓子。任重道遠，關係至大，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今得名德大師主持存古，與績學通儒馬君季立及在堂諸君，循循善誘，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蒙彪養正，必為傾否反泰，成既濟之本。惜弼也久疾，精力虚備，不獲常追隨石經閣與聞大論耳。拙編《易》、《書》、《詩文鈔》暨《孝經學》聞已由鄂學重印，茲寄呈《周禮文鈔》兩冊。”[276]
冬十月初十日，曹元弼访叶昌炽谈，言存古学生为流风侵染，当匡正之。
《緣督廬日記鈔》：“初十日，午後，叔彦來。為縮短國會全城軍商學界，自十三至十五夜提燈慶祝，腥聞所染，存古生徒隨風而靡，意在匡而正之。”[277]
是月，苏省谘议局有废存古或改设於宁之议，曹元弼致函学部尚书唐景崇、体仁阁大学士陆润庠，辩诸说之谬以竭力维持之。
《上唐春卿尚書師書》略謂：“夫存古非存舊也，有時而敝者謂之舊，無時而敝者謂之古。度量、器械如人衣服、宫室，本不求舊，此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六經之教，三綱五常，如天地日月江河，萬古常新，此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時文試帖等往日科舉之學，有時而敝，舊也；聖經大訓，歷代史志成敗法戒，無時而敝，古也。……故存古者，立憲之本也。夫如是，則反側何由逞其志以傾覆我國家。今聞諸道路，洶洶有欲廢存古之説。……或者以為京師有經科大學、文科大學，則各省存古可以不設。……或又以各省存古固當設，而蘇省存古則宜改設于江寧，此尤無理妄言。……”[278]
《上陸鳳石相國書》略謂：“今議者多欲廢存古，尤欲廢蘇省存古。……若謂財政艱窘，則所見殊小。況蘇學經費至省，何苦而毁已成之局，敗將成之才。揆之中堂教忠遏亂，培植天下人才，愛惜鄉里善俗之心，當必不忍聞此謬論。幸唐尚書師學為儒宗，三吴英才夙被教澤，如中堂晤語時轉達蘇學情形，息邪崇正，當有同心，名教綱常實嘉賴之。”[279]
十月二十日，叶昌炽致函曹元弼、邹福保，请辞存古教习。
《緣督廬日記鈔》：“二十日，……諸君子方宣戰，衰朽不足抗顔，行也。”[280]
庚戌十月二十日《葉昌熾與鄒芸巢、曹叔彦書》略謂：“國粹一綫，惟存古是賴。稼公維持盛意，可敬可感。又得萃、雪兩帥提倡而扶翼之，公道在人，此議當可轉圜。惟如下走老病頽唐，終年不常到校，上媿師友，下慚同學，雖蒙諸君子曲恕，内返未嘗不訐下。存古事關奏案，且列憲政籌備單内，原無議廢之理，但當力求整頓。如下走之腐敗，自知甚審，惟有據實瀝陳，請即引退以塞議者之口。”[281]
十一月初五日，马贞榆来函，称扬《书孙氏〈周礼正义〉後》一篇，并许梁鼎芬、曹元弼、张锡恭可为帝师。
庚戌十一月初五日《馬貞榆與曹叔彦書》略謂：“大著《〈周禮正義〉書後》以《孟子》‘亦盍反其本’、《洪範》‘皇建其有極’證《周禮》六官之以為民極，説《周禮》者從未有及此者，洞徹本原，切中時弊，非公之識不及此，而發揚蹈厲之中，有正笏垂紳之度，公之學宜為帝王師也。……今皇帝幼沖，左右宜得毓德之臣，貞榆竊得三人焉，一則梁節庵，一則公，一則張聞遠，區區存古學堂，豈足以位置公哉！”[282]
十一月二十二日，张仲炘覆曹元弼函，深许《书孙氏〈周礼正义〉後》一篇。
庚戌十一月二十二日《張次珊與曹叔彦書》略謂：“八月二十八日，展奉賜書，猥以承乏鄙省存古學堂，過蒙推許，以世道之凌夷，人心之偷墮，欲使繼胡文忠、張文襄之後，救弊扶衰，作狂瀾之砥柱，任重道遠非所克當。雒誦之餘，只增媿悚。承寄示《周禮文鈔》二卷，抉擇精微，而大著《書孫氏〈周禮正義〉後》一篇，探本立論，尤所心折。蓋先王治天下，曰政曰教，經緯萬端，而所以出治之本，則惟倫理而已。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又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子思子曰：‘天下之達道五，而所以行之者三。’蓋必有智、仁、勇三達德，而後能行五達道；能行五達道，而後能推其所為以及於天下。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豈不以此哉？今天子本躬行以出治，足以遠紹古昔，而因積弱之故，下詔維新，兼采西法。夫西法多與《周禮》相合，而其所以為治者，固仍有其本也。乃一二奇邪之士，厭故喜新，遂謂西法既行，綱常可廢，至欲盡棄所學，誠有可為痛哭流涕者。閣下探古聖之心，鑒今世之失，於勸學之中，尤以明德為急，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此則足以補孫氏詒讓之所未備，而後生小子所當書萬本而誦萬遍者也。”[283]
十一月二十四日，马贞榆闻苏存古为谘议局议废，函询曹元弼。
庚戌十一月二十四日《馬貞榆與曹叔彦書》：“十一月十七日時報，言貴省存古已為諮議局議決廢去，果爾則中國之大變也。今日中國存古，惟貴省及湖北，所費比之，各學堂不及百中之一，而保存國粹者無限，不審議者何心，此其人必當永永墮入地獄，終無轉入人道之日，然後可也。”[284]
十二月初一日，曹元弼访叶昌炽谈，言存古史学教习由唐文治接替，邹福保亦请辞等事。
《緣督廬日記鈔》：“十二月初一日，叔彦日昳來，長談，黄昏始去，史學一席已聘定唐蔚芝侍郎，不禁色喜，三年尸素，可冀後來者為吾補過。又聞芸巢亦請退，稼公尚在縶維，知其去志甚堅也。”[285]
十二月初五日，曹元弼致函马贞榆，言苏存古维持之艰难。
庚戌十二月十一日《馬貞榆與曹叔彦書》：“接公本月初五函問，……來函言與群隊豺狼為敵，以少擊眾，百折不回，尚能延一綫之命。來歲尚有大戰。”[286]
本年日记有《复礼堂日记》《孔思堂日誌》。[287]
春正月初二日，张锡恭致函曹元弼，呈议礼文字二篇，并言撰《丧服郑氏学》事。
辛亥正月初二日《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弟在禮館，惟知以禮為學。去歲略有議禮文字，敬録二篇以求正，其論‘父之本親’一首，未敢自信，欲得直筆以-之。學統之禍亟矣，非專門治學，精研而固守，不足以保殘守缺。弟擬撰《喪服鄭氏學》，臚陳各説，合者發其微，違者辨其失。去歲草創《喪服》首節之稿，所見書尚少，已及七十餘紙，暇當將稿陸續謄出，歸將呈政。陳弢庵先生佐勞學使争新《刑律》甚力，僉以為聖朝三百年養士之澤也。”[288]
正月二十日，存古学堂开学。[289]
正月末，曹元弼致函张次珊辞鄂存古经学总教。
辛亥正月《與張次珊前輩書》略謂：“今蘇學如此，勢難分身。度今年又不能到鄂，日征月邁，伐檀之誚於何可逃，不得已敬縷述鄙情，辭謝經學總教一席，非敢自外，實求少疚。否則心懸兩地，愈久愈歉。”[290]
二月十二日，曹元弼覆函张锡恭，论张氏著作，并叙存古近状。
辛亥二月十二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禮書將告成，天經地義賴以維持。國家養士二百餘年，得兄與陳閣學、勞學使及胡侍御思敬、劉京卿廷臣諸公力障狂瀾，俾人心不死，亂黨有所忌憚，否極泰來，足以為中興之資。天下志士仁人同深企望。家夔一兄與0正協力，弟雖不敏，亦遥為回應，息邪距詖，惟力是視。承示大著兩首，《父之本親篇》精發禮意，聖人復起，不易斯言。拙著《校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條下論及此事，亦從王氏彪之説，而疏證未詳，今讀大著，始覺無疑義。《婦人不杖篇》與拙著《禮經學》所見大同小異，足正《校釋》之誤。此事推闡至此，已得八九分，小有遷就亦無可如何。記文參錯，難以畫一，但求天理人情不爽而已。《喪服鄭氏學》討論不厭其詳，宋賢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在今日當以此學為第一要義，否則人倫絶滅，大亂必起，生民之禍將不忍言。此救世急務，仁為己任，舍兄其誰？此間存古學堂幾為惡其害己者之所去，弟苦心堅持，百折不回，幸以綿延至今。倘得在位君子憫斯文之將墜，不惜讜言援之以道，俾蘇省正學不絶，各省聞風應之，天秩民彝，庶幾勿替。”[291]
二月二十八日，樊恭煦示曹元弼学部电，允存古学堂继续开办。
《復禮堂日記》：“二十八日，介公見時學部覆電，古必存矣。”[292]
三月初五日，学部颁《修订存古学堂章程》。
三月十二日，劳乃宣到苏，欲访曹元弼。
《復禮堂日記》：“十二日，介公來書，言勞玉初提學到蘇，欲枉顧。並以玉公《律議》見示。即函復。”[293]
三月十四日，曹元弼到学堂，与劳乃宣谈。
《復禮堂日記》：“十四日，候程中丞。遇玉初提學，同至舟，語移時。”[294]
夏四月二十五日，曹元弼始著《周易郑氏注笺释》。
《復禮堂日記》：“二十五日，《周易鄭氏注箋釋》始屬草。”[295]
《周易鄭氏注箋釋序》：“横覽中原，禍機四伏，念天地之悠悠，愴然而涕下，吾不忍斯人之遂淪于禽獸而莫之覺也，弑機日熾，人將相食而莫之救，遂泯泯以俱盡也。閑先聖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敢不引為己任。於是深念洪荒初辟以來中國聖教王道所自始，人類所以孳生不絶之由，反本復始，潛心學《易》。以前儒之説猶有未盡，更定體例，以鄭注為主，采荀、虞諸家及古《易》説為之箋，而以己意貫串惠、張、姚氏及各家説釋之。”[296]
五月中，唐文治致函苏抚辞存古教习。
五月十三日，曹元弼致函唐文治挽留，请任学堂监督。[297]
《孔思堂日誌》：“十三日，……兩得蔚兄書，即復之，堅請其勿辭，且任監督。”[298]
五月二十八日，曹元弼致函樊恭煦，请辞存古经学总教。
《孔思堂日誌》：“二十八日，作書致介公，辭存古學堂經學總教。”[299]
六月初一日，樊恭煦挽留，曹元弼暂许不离。
《孔思堂日誌》：“六月朔，面交，介公固留。審時度勢，不得已權許之。”[300]
是月，曹元弼致书苏抚程德全辞存古教习，言辞峻厉。[301]
秋七月，张锡恭修订新《通礼》之《丧礼》竣事，告假归乡。[302]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八月二十日，曹元弼访叶昌炽谈，叶氏请鉴定《惕斋经说》。
《緣督廬日記鈔》：“廿日，叔彦日晡來，長談至暮。架上有《惕齋經説》殘本三冊，《易》《詩》《禮》。閩惠安孫經世撰，三十年前香生太守寄示，以其非足本，未付刊。然孫君在嘉道間亦學者，而名字翳如，傳本亦寥寥罕見，鳳毛麟角，彌自可珍。即請彦老論定與漢經師家法是否密合，可為傳刻否，以其一言為表准。”[303]
九月初二日，曹元弼访叶昌炽，谈时局，以道义相勉。
《緣督廬日記鈔》：“九月初二日，叔彦來，以道義相切劘，韋絃可佩。旋乾轉坤，惓惓于項城之一出，則未敢信為篤論也。”[304]
九月初六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
九月十三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奏《存古学堂暂行停办摺》。
是时，曹元弼以苏城将陷，偕妻唐氏避地上海。
九月十五日，程德全易帜，苏省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
冬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溥仪退位，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自是，曹元弼遁世著述，为清遗民。书问著作，均奉清帝正朔。
《吴縣曹先生行狀》：“宣統辛亥，辭存古總教，旋即致政詔下，先生心摧氣絶，飲恨吞聲。……自此閉户絶世，殫心著述。所往來者，葉昌熾、鄒福保、張錫恭、朱祖謀、王季烈、劉錦藻、劉承幹數君子而已。”[305]
《周易鄭氏注箋釋序》：“（《周易鄭氏注箋釋》）論次方及《坤》之六四，而禍水滔天，孽火燎原，三綱絶紐，大陸遂沉。天地閉，賢人隱，流離轉徙，潛伏海濱，上維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下念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之慘，痛哭呼天，拭涕著書。”[306]
中華民國元年 壬子（1912） 四十六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随成随刊。
夏四月二十七日，曹元弼访叶昌炽谈，自诵述怀诗，有“天地有时或再清”之句。
《緣督廬日記鈔》：“四月廿五日，……叔彦先以一函來，日晡自至，坐談甚久。自誦其述懷詩有云：‘君親罔極知難報，天地有時或再清。’藹然仁者之言。”[307]
五月，邹福保《倩沟诗》成，曹元弼为作题辞，举《易》以论人伦道理之百世不变。
《鄒芸巢倩溝詩家集題辭》略謂：“每讀大《易》，謂天運周流，數千年往往一大變。自唐虞迄周末二千餘年，其間洪水猛獸夷狄之禍不一，而莫甚於春秋之亂賊横行，戰國之楊墨塞路，以至於秦而有焚書坑儒、積血暴骨之敗。漢撥秦亂，迄今又二千年矣，天乎天乎，其又將變乎，抑有萬古不變者存乎？《剥》之上九曰：‘碩果不食’，此所以能孕《坤》息《復》也。六十四卦終《未濟》，而孔子之《彖傳》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言未濟之可以濟也。《雜卦傳》于《歸妹》‘女之終未濟男之窮’下系之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夬》息則復為《乾》，於此見天經地義萬世不能與民變革。假使横目之民一旦盡變而為蹏迒，則衣猿狙以周、孔之服，吾知其不可，若猶是戴天而履地也，則聖人之道斷乎其不終晦也。”[308]
冬十月二十六日，曹元弼访叶昌炽谈，劝其避居上海。
《緣督廬日記鈔》：“十月廿六日，叔彦來，出《冬至夜半聞鶴鳴圖自題長古一首》，並徵蕪詞。勸避地海上，其情可感，其為謀至忠也。”[309]
民國二年 癸丑（1913） 四十七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随成随刊。
春，曹元弼仿《匪风》《下泉》之意作诗一首，伤清室之衰微。
《緣督廬日記鈔》：“二月廿一日……佩鶴函寄示，……叔彦古詩一章，其題曰：大乘禪，《匪風》《下泉》之變調也。”[310]
夏五月十六日，张锡恭撰《丧服郑氏学》初稿毕。[311]
秋七月三十日，夫人唐氏卒。
九月五日，张锡恭致函吊慰，并言《丧服郑氏学》已完稿，後当呈正。
癸丑九月五日《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八月初君直兄道兄喪偶，即欲為一書以唁。弟旋發肝病，又内人亦病，逮弟夫婦病癒，又遭從祖叔父之喪，是以遲遲至今，敬惟節哀，為道自重，不勝惓惓。中年喪偶，人生最苦之境，不幸弟與兄皆躬逢之。……又，年嫂夫人懿德，想兄必有所撰述，當詣靈筵左右一展讀之。拙著《喪服鄭氏學》初稿已完，必當就兄勉求是正，此時尚未能也。”[312]
九月十七日，曹元弼覆张锡恭函，谢其厚意慰劝，并以崇礼明伦、以道觉民相勉。
癸丑九月十七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前日君直家兄歸，得讀手書，慰唁殷勤，至誠懇惻。承賜隆禮，有道之貺，泉讓增重，感謝感謝。……世道日非，乾坤幾息，撥亂反正，首在崇禮明倫、以道覺民，惟兄是賴。君直兄與弟謹當黽勉以從。《喪服鄭氏學》寫定後，早賜讀為幸，校刻行世，以早為貴。亂之所生，惟禮可以已之，及此人心未盡死之時，補救挽回，或有萬一之希冀也。”[313]
九月二十四日，张锡恭始属草《丧礼郑氏学》。[314]
秋冬间，秦绶章来函问《通礼》五则，曹元弼答之。
十月朔《秦佩鶴與曹叔彦書》略謂：“前呈遺文數事，獲奉明教開示五條，剖析精詳，其間循名核實，因時制宜，觀乎古制之通，達乎人情之順，自是折衷至當，而加厚一語，尤寓維世苦心。”[315]
冬十月，曹元弼作《皇清诰封宜人晋封恭人先室唐恭人哀辞》。[316]
十一、十二月，曹元弼兄弟与叶昌炽唱和往来不绝。[317]
是年，金天翮来受业，曹元弼授之以荀、虞氏《易》及《丧服》。
《文言·答孔笙三書》：“少觀史傳，喜談河渠兵事，其餘經術，通章句，不信守家法，固已闊略矣。當病博涉，不為純儒。近者執贄曹先生之門，先生東南一大儒也。北面從受荀、虞《易》，鄭氏《禮·喪服》。痛自鋤任俠之氣，思為五經學究以自慰。”[318]
是年，《孝经学》刊在：《孔教会杂誌》第一卷第一至十二期（2月至12月），《宗圣汇志》第一卷第一期（5月），《文史杂誌》第七、八期（9、10月）。
民國三年 甲寅（1914） 四十八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随成随刊。
本年日记有《复礼堂日记》。[319]
本年，曹元弼兄弟依三十韵日课一诗以遣怀，与友朋唱和不绝。[320]
《緣督廬日記鈔》：“午後復書來，亦以兩律見貺，但非原韻，聞其昆仲依上下平三十韻日課一詩。此兩首東冬韻，當是終而復始矣。”[321]
正月十三日，曹元弼作祝嘏诗一首。
《復禮堂日記》：“皇上萬壽，臣元弼隨臣元恒、福元望闕九敂，恭祝天地再清聖壽無疆，禮成，恭紀和臣福元。韻。垂裳出治望羲軒，仁虎書祥六紀元。春雨如膏流帝澤，壽星有耀炳宸垣。蚩蚩氓庶消千劫，翼翼皇居定一尊。萬物懷新咸錫福，蔥蘢嘉氣震東原。”[322]
是日，侄曹崧乔自申归，告以梁鼎芬近状。
《復禮堂日記》：“昨崧姪自申歸，言晤王旭莊觀察，知梁節庵前輩見赴崇陵，敬謹種樹，書問可由旭公轉達。”[323]
正月十七日，梁鼎芬以崇陵祭品寄与曹元弼兄弟。
甲寅正月十七日《梁節庵與曹叔彦書》：“先後周年，崇陵大祭祭品餑餑十件、梨三顆敬寄叔彦仁弟館丈。鼎芬再拜。大哥、二哥同此，不别書。”[324]
正月二十二日，曹元弼刊《唐恭人哀辞》，为刻文集之始。[325]
《復禮堂日記》：“二十二日，……略閲《易箋》《孝經學》，……以《唐恭人哀辭》付刊，即為刻文集之始。”[326]
正月三十日，曹元弼访叶昌炽谈，赠叶氏诗一首，并示寄梁鼎芬诗。
《緣督廬日記鈔》：“三十日，飯後仲午來談。叔彦繼之，攜七律一首見贈，過情之譽：室有奇書，門無俗客。讀之不無慚汗，至以鄒孟蜀嚴為況，則更芒刺在背矣。又見示寄梁節庵兩律，有云：凡同血氣皆知敬，亦有心肝媿不才。其言沉痛，令人肅然起敬。節庵吾故人，奉本朝之命守護崇陵，今之烈士亦奇士也，長談至暮。”[327]
二月中旬，张锡恭致函曹元弼，以《丧服郑氏学》初稿来质正。
甲寅花朝日《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前日已將拙著托君直兄帶上求鑒，伏祈直筆箴砭。兄如不得多暇，乞將按語一覽。内‘繼母如母’發揮注誼，‘父卒繼母嫁’節附《修禮芻議》一篇，‘外祖父母’節附《繼母之党非徒從辨》一篇，皆與如母之誼互相發明。又，六命夫、六命婦服大夫之子不以尊降，夫使為大夫子，服可如大夫，則大夫之子之庶昆弟亦大夫之子也，何以為之不得如大夫，而降在大功。又，“為人後者為之子”與大著《校釋》同者什八，異者什二。此等乞兄先賜箴砭。頃君直兄為人輯刊叢書，徵及拙著，必得兄鑒定，乃敢付刊也。伏希諒詧。”[328]
二月二十七日，曹元弼赴沪。
《緣督廬日記鈔》：“二十七日，……午後（曹元弼）復書來……又言即日赴滬晤梁節庵前輩。”[329]
二月三十日，曹元弼访沈曾植，见罗振玉。访缪荃孙，长谈。
甲寅三月初一日《羅振玉致王國維劄》：“三月一日：昨午見沈乙老，暢談二時許。座中見曹叔彦。今日梁節老來，略悉近來情狀。乙老堅持‘非無可挽’四字，節老則痛禽獸之充斥。…節老辮髮竟被其學生剪去，今安一假辮。沈、曹則不復他出，故倖免。”[330]
《藝風老人日記》：“卅日，辛亥，晴，……曹叔彦來，長談。”[331]
三月初五日，曹元弼访叶昌炽，谈沪上见梁鼎芬、沈曾植事。
《緣督廬日記鈔》：“初五，飯後叔彦來，長談至暮。在滬上見節庵、子培。歸未久，復以七律兩首見貽。用江、支韻，合前東、冬二首共七律四首，一日一詩一韻，信而有徵矣。”[332]
三月，曹元弼覆张锡恭函，称许《丧服郑氏学》，并为筹划付刊事。
甲寅三月《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大著十巨a，略讀一周，加按語處逐條i繹。如‘婦人不杖’‘繼母慈母’‘女子兩出不再降’‘外親無出降’‘為人後者為之子’，説《公羊》何注駁段氏義，‘殤服中從上’‘中從下’兩傳駁程氏義，及其他禮議各篇，皆至精至確，得乎天命民彝之正大。‘夫之子為昆弟’‘昆弟之子為大夫者服期報’此條只得存疑，然如兄所言，較之各家已最為近之。‘繼母嫁，從，為之服’大著就人子之情言，以篤母子之義，拙著就制禮者言，以立夫婦之防，雖可並存，而兄説尤長。禮疑從重，況當此世道衰微，吾輩立言尤當從其厚，不可從其薄也。全書網羅眾家，條分縷析，融會貫通，天經地義，昭若揭日月而行，急宜付刊，以維禮教而遏横流。弟與兄道義血性之交，此言為世道計，絶非阿私溢美。君直家兄即日赴申，與繆筱珊年丈商定授梓，弟等當力任校勘。前日弟曾至申，已先與繆丈言之，又晤梁節庵兄，問起居，極相念，弟以兄近況對。”[333]
是春，唐文治正撰《周易大义》，曹元弼以《易笺释》稿本示之，互相质正。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春，為諸生講《易》，採用《程傳》，並項平甫先生《周易玩辭》《御纂周易折中》及近代《易》師説。擬編《周易大義》，先作《易微言》三篇，寄曹叔彦譜弟指正。叔彦亦寄余《易箋》稿本，互相質證。”[334]
按：《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四，有唐文治《与曹君叔彦书》，商榷《易笺释》体例。今附录之：
謹啓者，大著《易箋釋》奉讀一過，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有功世道人心，實非淺鮮，曷勝拜倒之至。惟有獻疑者，《易箋》《易釋》似應分作兩書。漢儒釋經，首重家法，昔讀惠氏《易》，嘗病其徵引龐雜，如一卦初爻引虞義，二爻引荀義，三、四爻或又引他家之説，實屬未合。至張氏出，而後《易》師家法燦然具明。現大著《易箋》系箋鄭君注，似應專申鄭義，于鄭義外不著一字。《易釋》一書則應排比眾説，别下己意，似于體例較為完善。管窺之見，未識有當萬一否，敬祈教正。兄所撰《周易大義》，系以程傳作主，而别采漢宋諸儒之説作為集説，其體例之不純，較大著為尤甚。蓋弟書改正甚易，兄書則改正尤難，審思再三，無善法也。[335]
春、夏间，张锡恭覆曹元弼函，言《丧服郑氏学》尚需修饰。
甲寅春夏間《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拙著幸蒙鑒許，藉以自信，君直兄之友現在不願刻此，弟亦欲自修飾一過，聞朱高安有説《喪服》書，姚春木先生家有之，今其孫世兄尚能世守，擬借來細讀。又，孫、嚴共輯《全漢魏六朝文》，近已刻成。亦當訪借大著。又有《駁喪服文足徵記》，緩日詣尊處細讀，當必有獲益處也。藉此數書，釋疑糾謬，修飾潤色，再謀付梓，特不知滔滔天下，容我輩托足以修業否耳。”[336]
夏五月，袁世凯设礼制馆，以书币来聘，曹元弼竣拒之。
《吴縣曹先生行狀》：“其後袁世凱設禮制館，以書幣來聘，則竣拒之。”[337]
《復禮堂述學詩》：“自天常反易，中原陸沉，余伏處海濱，以待天下之清。不意袁世凱僭設禮制館，以書幣來浼，矢死力拒之。嗚呼！禮所以明人倫，亂臣賊子，禮於何有？其所謂‘禮制’，不過粉飾僭偽而已。”[338]
秋七月二十四日，曹元弼访叶昌炽，未见，留以梁鼎芬所寄盛昱《郁华阁遗集》《梁祠图书馆章程》等。
《緣督廬日記鈔》：“二十四日，叔彦至，留宗室伯羲祭酒《郁華閣遺集》一冊，《梁祠圖書館章》一冊、五約附，又梁星海前輩鄂臬間缺謝恩稿一首，即辭去。所留諸冊大約自節庵子寄來，惜未能見之也。”[339]
是秋，张锡恭致函曹元弼，言近考髻等制，以《释总》一篇来质正。
甲寅秋《張聞遠與曹叔彦書》：“近因考髺髮等制，覺得總為不冠者之所服，作《釋總》一篇，今録呈乞賜教正，並乞交君兄一閲。尚有《釋髺髮》《釋免》《釋髽》《釋鬠》，容得暇再為録呈。總之與冠連言者，有《内則》首節及《鄘·柏舟》箋，弟因此未敢自信，乞兄直言箴砭。”[340]
冬十一月七日，梁鼎芬来函，赠以崇陵冬至祭品。[341]
甲寅十一月七日《梁節庵與曹叔彦書》略謂：“冬至，崇陵隆恩殿大祭，天明雪，鼎芬謹隨班行禮，分得祭品，謹以奉寄賢兄弟，祀先以慰孝思。”[342]
民國四年 乙卯（1915） 四十九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随成随刊。
春正月，曹元弼兄弟以诗文自遣，与叶昌炽唱和。[343]
是春，曹元弼续娶王氏。
秋八月初七日（9月15日），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创刊。
冬十一月初六日（12月12日），袁世凯窃位称帝。
是冬，马贞榆卒。
民國五年 丙辰（1916） 五十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随成随刊。
春二月十九日（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
秋七月，刘承为曹元忠刊其在礼学馆时作《礼议》，曹元弼作《书从兄君直阁读〈礼议〉後》一篇。
《復禮堂述學詩》：“君直兄在禮館時，有《禮議》兩卷，闡明經義，甄綜史文，摧陷群邪，力閑聖道。劉翰怡京卿為刊行之，沈子培、勞玉初兩公為之序跋，余亦次列微辭，載《復禮堂文集》。”[344]
《書從兄君直閣讀〈禮議〉後》略謂：“今讀是編，喟然歎曰：禮，止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嗚呼！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禮也，使天生斯民自今以後遂同禽獸，互相搏噬，以至於種類澌滅也，則禮道已矣。如曰不然，則必有剥極而復之時。”[345]
冬，唐文治以《大学大义》来质正，曹元弼深许其序文。
《唐文治年譜》：“冬，編《大學大義》成。用鄭注本，參以朱注及劉蕺山、孫夏峰、李二曲諸先生説，共一卷。又可編入《曾子大義》中也。其)文頗為叔彦所推重，貽書謂可資誦讀云。”[346]
民國六年 丁巳（1917） 五十一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随成随刊。
夏五月十三日（7月1日），张勳拥立清帝溥仪复辟。
五月二十五日（7月13日），清帝溥仪二次宣布退位。曹元弼同张锡恭、曹元忠相对泣涕累日。
《純儒張聞遠徵君傳》：“丁巳夏，君在蘇，適日中見沫，城闕煙塵之變，相與流涕嗚咽，心折骨驚累日。”[347]
《誥授通議大夫内閣侍讀學士君直從兄家傳》：“丁丑五月之變，日夜焦急，憂心如焚，時聞遠適至，余與同在兄所，聞孽火燎原，相對雨泣，歸見兩兄，並嗚咽椎胸。”[348]
秋九月二十二日，叶昌炽卒。
九月，曹元弼始作《复礼堂述学诗》，每经各为诗若干，明大义、详源流，以提纲挈领，开示来学。
《復禮堂述學詩序》：“一日讀《説文》，喟然而歎，微吟一詩，有‘九千文字歸忠孝，不數楊雄拜叔重’之句。先仲兄綺園逸史見而善之，謂盍放此例，每經各為詩若干首，提挈綱維，開示來學，使記誦易而感發深，于經學人心蓋非小補。余敬諾，乃勉定心氣，綜括數十年治經心得，日作數詩，每經先舉大義，正宗旨也，次詳源流，明傳信也。述往事，思來者，率天常，正人倫，閑聖道，息邪説，幾人心一日復歸於正，而天心厭亂也，王化一旦福行，而弑運可止也。竊取高密《詩譜》之意，藉抒靈均《離騷》之哀。每日詩成，輒就兄與伯兄蘭雪老人審正推敲，因相與揚榷古今，慨論世變，以無忝君親、無負生平志學相慰勉。”[349]
冬十月中，《复礼堂文集》刊成，曹元弼序之。
《復禮堂文集序》略謂：“元弼讀聖人書，深愧受國厚恩，無尺寸效，惟是治經三十餘年，粗識天經地義、至德要道、先聖元意所在，作《十四經學》以發明之。復第録平日説經大義之文，都為一編，其餘雜著，義足相成亦附存之。昔孔子論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孔子之道不著，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正人心，息邪説，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守先王之道，待天下之清，拯圓顱方趾、直題横目之民於獸蹄鳥跡之中，以復天地之性，願與天下志士仁人勉之而已。”[350]
是年，曹元弼成《述学诗》六百馀首。
《復禮堂述學詩序》：“自九月至歲終，得詩六百數十首，蓋處人道之窮，鬱無可奈何之孤憤，抱萬不得已之苦心，求存絶學於一綫，以俟天地之再清，此《述學詩》所為作也。”[351]
民國七年 戊午（1918） 五十二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随成随刊。
秋，张锡恭《丧服郑氏学》刊成。
是年，曹元弼为叶昌炽撰《皇清诰授通议大夫翰林院侍讲甘肃学政叶公墓誌铭》。
是年，王欣夫来受业。[352]
民國八年 己未（1919） 五十三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随成随刊。
夏四月初五日（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冬十一月十三日，梁鼎芬卒。
民國九年 庚申（1920） 五十四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随成随刊。
冬十二月，曹元弼《笺释》撰至《离》卦，始撰《周易集解补释》，以为《易》学由浅入深、由博返约之法。此後，下经每卦《笺释》《补释》同编。[353]
《周易集解補釋序》：“積將十年，至上經之末，忽轉一念曰：是書也，詳則詳矣，每卦合《彖》《象傳》，輒文累萬言，無乃使學者惛然不能待乎？是非設一易簡之法，以為由淺入深之階梯，由博反約之歸宿不可。於是就唐資州李君鼎祚《集解》，校各本異文，擇善而從，定其句讀。又據孫氏星衍所集眾家遺説，更博采《禮記》、《春秋傳》、周秦諸子、《史記》、《漢書》等説《易》古義補之。而以己意申其疑滯，辨其得失。放張稷若《儀禮鄭注句讀》摘録賈《疏》之例，酌取《箋釋》十之三四，俾足以解經注而止，名曰《周易集解補釋》。其生蓍立卦、生爻繫辭宏綱細目之詳，與夫探賾索隱、極深研幾之神恉，通德類情，道濟天下之大用，具詳《箋釋》及余向所為《周易學》。是書惟指説大略，不復繁文。自《離卦》以下，每卦《箋釋》屬草畢，隨編是書，又於其間寫定《乾》卦。”[354]
是年，曹元弼授王欣夫群经源流。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叙録：“余年二十，從復禮師受經，為述群經傳授源流。”[355]
民國十年 辛酉（1921） 五十五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周易集解补释》，随成随刊。
夏六月十九日（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
秋八月，仲兄曹福元卒。
是年，侄曹崧乔、曹惕寅与吴县士绅创设苏州隐贫会。
是年，《孝经学》刊在《亚洲学术杂誌》第一卷第一、二期（9、11月），《礼经纂疏序》刊在《亚洲学术杂誌》第一卷第二期（11月），《皇清诰授通议大夫翰林院侍讲甘肃学政叶公墓誌铭》，刊在《亚洲学术杂誌》第一卷第一期（9月）。
民國十一年 壬戌（1922） 五十六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周易集解补释》，随成随刊。
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唐文治致曹元弼函，拟请明春到无锡国专讲授礼学。
壬戌十一月二十七日《唐蔚芝與曹叔彦書》略謂：“方今禮教淪胥，天下滔滔，莫知所屆，守先待後，一髮千鈞，敝館創設以來，幾及兩載，學文習禮，均屬切要之圖。夙仰吾弟為當代禮學大儒，高山景行，莫不傾向，際此風雨雞鳴之會，胥賴名宿廣衍緒餘，俾後進奉為圭臬，庶傳薪有自，不至瓠落。敝館諸生不乏高才承學之士，談經缺席，飢渴同深，茲特囑畢生壽頤、唐生蘭詣前代致悃忱。擬於明春正月開館時，謹訂吾弟屈臨敝館，講授《儀禮》諸經，以宏樂育。倘蒙俯允，惠然肯來，實于轉移人心風俗關係非淺，全館幸甚，世道幸甚。余囑畢、唐二生面陳，敬祈示覆。”[356]
是年，清逊帝溥仪赐曹元弼“言合雅谟”匾额。
《周易鄭氏注箋釋序》：“惟宣統壬戌，蒙我皇上特賜御書‘言合雅謨’匾額，喜悦感悚。”[357]
是年，《孝经学》续刊在《亚洲学术杂誌》第一卷三、四期（4、9月）。
民國十二年 癸亥（1923） 五十七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周易集解补释》，随成随刊。
春正月初一日，从兄曹元忠卒。
正月二十七日，唐文治致曹元弼函，遣毕寿颐、蒋庭曜、唐兰、王蘧常、侯堮、吴其昌六人来受《礼经》大义。
按：诸生每一二星期即赴苏受业，後唐文治又增派钱仲联、蒋天枢等生，约至1926年秋止。[358]除《礼经》外，唐文治请曹氏亦授以《周易》《孝经》。[359]
癸亥正月二十七日《唐蔚芝與曹叔彦書》略謂：“敝館現已開學，諸生已陸續到齊。茲遣畢生壽頤、蔣生庭曜、唐生蘭、王生蘧常、侯生鄂、吴生其昌共六名，擬於出月初二日趨前執贄受教。該生等品行敦朴，尚可造就，決無時下習氣，惟祈進而教之，俾先聖不傳之緒得以光昌，則兄與諸生感篆無窮矣。”[360]
又按：诸生每次分任笔录，印出後寄与曹氏校订，後汇为《礼经大义》一卷。[361]然曹氏初仅口授其义，自《乡射》至《觐》六篇，乃联缀成文以授之，而《丧服》至《特牲馈食》五篇更悉心撰定为讲义。曹氏自撰讲义於己卯年为弟子讲《礼经》时修订，成《礼经大义》二卷。
《復禮堂述學詩》：“余為諸生講《禮》，初授《冠》《昏》等四篇，隨口説義，不盡文言。繼思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宋儒語録，横渠之語，朱子已不能盡曉。且忽促記録，或退而潤色，豈能無毫厘之差？《鄉射》以下，乃聯綴成文授之。而諸生月僅一來，來僅數時，經義淵深，倉猝勢難盡舉。時方覃思釋《易》，頃刻少間，不得已自《喪服》以下，於講期前三日，作講義一篇，至期為之指説。而世變愈亟，戰禍靡已，《少牢》《有司徹》兩篇，竟不克從容指授。今忽忽十餘年矣。計十七篇中，《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五篇皆悉心撰定，今統稱《禮經大義》，掇要引入此編各詩之下。《鄉射》《燕》《大射》《聘》《公食大夫》《覲》六篇刊改補苴引之，謂之某篇略説。”[362]
《喪服鄭氏學序》略謂：“元弼束髮治禮，不揆檮昧，覃精研思且十年，成《禮經校釋》。時同年執友張君聞遠同研是經，以學問道德、躬行實踐相勖，每有論著輒相示，具引《校釋》中。厥後，元弼旁涉他經，别成《禮經學》七卷，《纂疏》長編至今未就。而君沈研n極，真積力久，博稽精思，心知其意，自大經大法以至一字一句，靡不探索窮源，折衷至當，平心以求其安，反身以體其實，專篤沈潛，無欲速意必之失，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自得之’而‘居安資深’者，故其學為精。光緒戊申，朝廷立禮學館，修《大清通禮》，君奉徵命，分編凶禮。時世變已亟，彝倫將斁，議者多欲變亂舊章，君與先從兄君直及錢復初孝廉，援據大義，力辟邪説，以維天常、塞逆源。宣統辛亥，書成。假旋猝遭大亂，獨抱遺經，廬墓而居，攀柏哀號，訴天欲泣，大懼周公、孔子禮教從此墜地，炎、黄裔胄盡淪蹏迒，於是寫定舊稿，歷數年成《喪服鄭氏學》，以守先待後。君直從兄以語劉翰怡京卿，京卿肅然起敬，授之梓人。校刊既竣，屬序于余。余以為，此書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精微廣大，直與鄭注、賈疏並重，其至理名言，足以感發仁人孝子之心，杜犯上作亂之漸，有功名教綱常、世道人心至大。翰怡京卿刊佈，以嘉惠學子，誠輔世翼教之盛心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聞遠與翰怡，皆忠孝人也。惟聞遠為能成此學，惟翰怡為宜刊此書。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相得益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書中引余《校釋》甚備，閑有數事異同，蓋我兩人講學，實事求是，絶無唯阿。君所辨正，如‘婦人不杖’及釋《公羊》仲嬰齊卒傳，皆至確當，余《禮經學》中已自駁之。惟‘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余讀‘從’字絶句，據制服者言，本婦人從一而終之義，君讀‘從為之服’四字為句，據服者言，本孝子不敢殊之義，似可兩説並存。然禮疑從厚，則君義為尤善。《喪服》雖止禮之一篇，然自伏羲、堯、舜以來，人倫之教，至周公而毫髮無遺憾者，其大本具在於是。《喪服》明則六經明，而天經地義，聖教王政，晦而可復明，廢而可復舉，則是書之所系為何如哉！”[363]
六月，张锡恭致函曹元弼，言拟作《丧礼郑氏学自序》，合之《留穷文》，以见平生志学所在。
癸亥六月《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前日論作自述一篇，弟自顧無行可述，今擬作《喪禮鄭氏學自序》，以記志與學所在。又平生師友皆名德碩學，亦擬作一文以記之，而未得其題目。合之前所作《留窮文》，則平生志學略可睹矣。特恐晚節不終，徒托空言，增愧怍耳。”[364]
秋七月初四日，曹元弼致函张锡恭，寄上《丧服郑氏学序》，并谢其编辑校正曹元忠遗著。
癸亥七月初四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兄所撰《喪禮鄭氏學自序》，得便寄示為盼。弟擬撰自述，遷延未果。五月間，謹撰大著《喪服鄭氏學序》一篇，本擬寄上請正，再行付刊，因鄭子蘭言劉翰怡京卿急欲印行，恐郵局往返稽遲時日，遂率爾授之，茲因尊使帶上一部拙序，有無失當，乞指教為幸。弟此序之意，蓄之有年，愈慎重則愈遲延，今乃發之，兄書極深研，幾至當不易。當今經術道息，知此者希，拙序但略言其大用以示初學，未能及其精微也。賤體托庇觕適，而目困益甚，肝腸易升。《易箋釋》甫至《漸》卦，來歲當可告成。君直從兄遺集兄為校正，至感，《禮議》印本一時尋檢不得，適子蘭處有翰怡校正樣本，茲附上。”[365]
七月十三日，张锡恭覆函，谢曹氏赐序，言《丧礼郑氏学自序》未成，并曹元忠遗著均照收。
癸亥七月初四日《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承賜弁言拙著，雒誦再三，益增感愧，稱美溢量，得無為大君子立言之累乎？弟擬撰《喪禮鄭氏學自序》，尚未屬稿，心手拙鈍，思乙乙其若抽，恐未能克日成也。辱交君子四十年矣，每念四十年中，欣戚皆成陳跡。今歲又喪君直兄，生平知交零落殆盡矣，遭逢不辰，不得不一揚眉吐氣，所可與談心者，惟兄與復初兄耳。……前日承君兄家伯母大人賜物及各書籍，均照來信點收不誤，今有一信，乞飭人送去為感。君兄遺著，自當悉心校勘，惟精神日衰，未識能不負亡友否。”[366]
九月初四日，张锡恭撰《丧礼郑氏学》毕。[367]
是月，张锡恭致函曹元弼，商刊曹元忠遗稿事。
癸亥九月癸巳[368]《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君直兄遺文，裝訂成a者，讀過一遍，内中題跋最多，又有論醫各書。弟擬以題跋别為一書，而論醫者次為外集，其説經論事之文則為文集。最難刻資。曩韓生子穀一力任之，今聞其大興土木，費累巨萬。君兄遺文已付鈔胥者僅四十篇，而尚未繳到弟處，因此手稿未敢陸續付去，且觀後效如何。弟所以欲别為題跋、外集者，亦以分作三書，可分任而易成，未知兄意以為何如？君兄所為題跋，劉君聚卿處必多有之，弟與聚翁不習，兄能設法以致之否？”[369]
民國十三年 甲子（1924） 五十八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周易集解补释》，随成随刊。
甲子正月二十四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前日得手書，捧緘極喜，展誦後，悉兄上年九月以來，時有不舒，極深懸念，讀大著詩篇字挾風霜，浩氣流行，知貞固元神，不減往昔。我輩遭此厄運，剥傷摧殘，自是日衰之勢，然斯道所系，當體聖賢樂天知命之意，善自珍攝。兄學問道德當時罕儔，周、孔神靈，實式憑之。弟風雨晦明，無日不念，尚望加意調護，俾日臻康強，至盼至禱。君直家兄文集蒙兄厘定，至感至感。舍妹見手書及詩，極感極佩。……拙著《易箋釋》至《節》卦，大約今年可望成書。”[370]
二月十一日，张锡恭致函曹元弼，言分曹元忠遗著为三，并序其别集。
甲子二月十一日《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君直兄遺著擬分為三，取剞劂資可分任，一文集，二題跋，三論醫諸文為别集，上月甲子作别集序一篇。是日也肝陽上升，悲從中來，淚和墨下，振筆疾書，一氣呵成，初不計文之工拙也。今將稿呈上，由兄視之，尚有萬分之一似《西台慟哭記》否？”[371]
三月二十九日，曹元弼致函张锡恭，感谢其校订曹元忠著作并撰序，言《易笺释》可望竣事。
甲子三月二十九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夔一家兄文集蒙兄厘定，分為三類，甚善，至感。尊序獨見其大，所謂立言必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讀之甚佩。……拙著《易箋釋》現至《既濟》卦，而目力心神日非一日，為山一簣，告成亦殊不易。大約竭今年之力當可竣事，隨纂隨刻，書成刻亦成，屆時當將印本首先呈教。”[372]
秋七月初一日，曹元弼致函张锡恭，言收到曹元忠遗著，並嘱善自调养。
甲子七月初一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正極懸念，刻得手書，並夔一先從兄遺著兩包，照收無誤，此集蒙公選定，足以信今傳後，至感至感。貴恙雖劇，以天理聖道卜之，定當轉危為安，千乞静心休養，以立元神而臻康復，至盼至禱。”[373]
七月二十六日，曹元弼避地上海。
是月，松江战起，张锡恭避乱於封衡甫家，病卒。
八月，曹元弼致函唐文治，订正《十三经读本序》刘歆羼伪《左传》之说。
甲子八月二十四日《唐蔚芝與曹叔彦書》略謂：“拙著《十三經讀本序》系為世俗人説法，為文殊少深潛純粹氣象，過蒙藻飾，媿恧殊甚。《左傳》中兄幼時所最致疑者，如襄九年傳‘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注家遂謂古者國君十五生子，禮必冠而後娶，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是十二可行冠禮也。竊以為古禮二十二冠，三十而娶，何以歧異若此？後考方望溪先生文集云：新莽有女欲嫁漢平帝，十三歲而娶，古劉歆羼入此言以坿莽云云，故序文中有語，實不免失之太快。吾弟為杜絶後世疑經起見，直言規正，敬佩之至。”[374]
九、十月间，曹元弼闻张锡恭丧，与刘承商刊《丧礼郑氏学》，并欲为作传。
甲子九月二十六日《曹叔彦與封衡甫書》略謂：“昨由舍下寄來手教，驚悉聞遠同年凶耗，四十餘年道義神交，一旦永訣，痛有極耶！……聞兄有《喪禮鄭氏學》寫定本及所著詩文稿，未識攜出否？公能為收録，弟當商之劉翰怡京卿並付剞劂，以垂不朽。……並乞我公將聞兄生平事蹟詳悉開示，不愧檮昧，當為作傳。”[375]
甲子十月十七日《曹叔彦與封衡甫書》略謂：“聞兄任禮學館纂修時，有無加銜，世系三代及生平經歷事蹟，弟雖知之而不能詳，恐有纏誤，乞兄詳示，當為作傳也。《喪禮鄭氏學》劉翰怡兄已力任刊刻，可感之至。喪事畢後，兄能蒞蘇帶來最妙。”[376]
冬十月初九日（11月5日），冯玉祥将清帝溥仪等驱逐出宫。
民國十四年 乙丑（1925） 五十九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周易集解补释》，随成随刊。
春三月，曹元弼自申返苏。[377]
夏四月，侄曹崧乔欲发行《苏州隐贫会旬刊》，首讲明《四书》大义，曹元弼为撰《圣学挽狂录》，随撰随刊。
按：《复礼堂述学诗》云：“元弼有《圣学挽狂录》，自《学而》至《雍也》六篇，馀俟续纂，附识於此。”[378]则曹氏於民国二十七年（1938）仅撰定六篇。《苏州隐贫会旬刊》自乙丑（1925）闰四月十六日创刊，由六月初一日第一号至丙寅（1926）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五十五号，每期刊《圣学挽狂录》数章，至《八佾》篇“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章。然隐贫会仅将《圣学挽狂录·学而》《为政》两卷上版付刊。
又按：曹元弼《十四经学》有《论语学》一种，而《圣学挽狂录·条例》有“元弼向有《论语学》、《孟子学》及《礼记学》中《中庸》、《大学》两篇说。今斟酌损益，散)先儒成训之末”[379]云云，又王欣夫《行状》云：“其《论语学》则後改题《圣学挽狂录》者也”[380]，苏州图书馆藏《圣学挽狂录》稿本与隐贫会刊本均又题为《论语学》，故今可借《圣学挽狂录》二卷想见《论语学》之貌。
《聖學挽狂録序》：“元弼自宣統辛亥以後，誓與世絶，不見一人，獨抱遺經以俟死，不以一言聞於人間。今觀弑機日急，萬萬生靈皆將有利兵在頸、烈火燃眉之痛，每誦夫子之言‘吾非斯人之與而誰與’，仰天揮淚，不能自已，不勝區區愚誠，愛敬吾顛連之兄弟，欲以仲尼元氣、顔子春生，消宇宙之患氣，挽弑運而與之並生並育，相生相養相保。謹將《四子書》依據朱子《章句集注》之義，博采群言，兼下己意，屬中表弟金智詮明經第而録之。務使一覽而悟，感人易入，庶幾聖學明而人心正，人心正而弑運弭，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於既倒，使天下皆明倫理、敦仁讓。……今欲發行旬刊，立養正堂，以正人心，造人才，首講明《四書》大義，余慨然與智詮任之，名曰《聖學挽狂録》。”[381]
民國十五年 丙寅（1926） 六十歲
本年，曹元弼为《苏州隐贫会旬刊》撰《圣学挽狂录》，随撰随刊。
春正月，曹元弼《周易郑氏注笺释》撰成，伯兄曹元恒为之题词。
《周易鄭氏注箋釋題辭》略謂：“《周易鄭氏注箋釋》，叔彦三弟積學四十餘年，論次十餘年，自宣統辛亥六月至丙寅正月而始成。弟之學，以忠孝為本，於人無不愛無不敬，視天下之人皆可與為善，而憫其誤入於不善，所著書皆藹然仁義之言。此書深思明辨，窮源竟委，百萬餘言，歸於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生生於倫，聖人體天地、立人倫，使人相愛相敬，以相生相養相保而不相弑，人類所以孳生不已，中國所以為普天大地中文明首出之國，六經同歸，百世同道。憂深而思遠，心重而語長，憂患之中，忍淚看天，拭涕著書。每自歎曰：‘惠松崖先生有言“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為坎離，道家養精氣以一身為坎離”，吾治《易》無日不言既濟，而忍痛沈思，心血日耗，目力大困，離火日熾，則坎水愈結，日趨於未濟而不自恤，豈非大愚？然使斯道由吾而粗明，乃吾之既濟也。’此可見其處心之仁矣。……”[382]
二月，曹元弼撰《周易郑氏注笺释序》并《後序》，洋洋万五千馀言。
按：曹氏《易笺释序》极长，兹截取其论“伏羲作《易》以定人伦”并“六经同归”两节，略见其以人伦爱敬解《易》之法。
《周易鄭氏注箋釋序》略謂：“上古聖人何為而作《易》也？曰：《易》者，元也。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一陰一陽，壹壹渾淪，中德和氣，純粹至善，包囊萬有，誠一無為，是之謂《易》。分為天地，乾元統天，坤元順承，二氣交亨，化生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萬物資始。乾元由坤而生，而人為萬物之靈，天地之性莫此為貴。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莫不有仁、義、禮、智之性以為生生之本。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乾元、坤元；‘成之者性’，萬物資始資生，而物得其偏，人得其全，故人之性善。此天地所以生人，而使人人得以各全其生之本也。然遂古之初，屯蒙未啓，水土荒沈，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與禽獸雜處，無爪牙角革之&，茹毛飲血，與絶有力飛走之倫争一日之命，則其生視萬物為獨難。雖有聰明精粹，可以自濟其生之性，而不能自覺。
“天生上聖，作之君師，包羲氏出，先知先覺，繼天立極，知人之超絶乎萬物，可參天地而為三才也。其所受乎天性之純，體天地生生之德，即其所以各全其生之本。蓋仁，人心也。人不能離人而獨生，必與人以相生，而相生之本由於相愛，相愛之本出於父母之愛其子，與子之愛敬其父母。此人心之元，推而行之，可以普天地生生之德於無窮者。然民之初生，男女無定偶，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則生之本不立而愛之理易窮也。包羲氏知人性之善，大異乎禽獸之雌雄牝牡不能以相别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贊神明變化之數，明察日月消息之象，知天地之經，民是則之，人道之興，自别男女始。於是作八卦，垂憲象，畫乾以象天而稱乎父，畫坤以象地而稱乎母，示男女必有定偶，以正生生之本，而夫婦之道立矣。乾坤三索成六子，夫婦有别，生生之本正，則父子之道立矣。夫婦别，父子正，則必使天下之為父者皆得子其子，為子者皆得父其父，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無弱肉強食、侵陵争奪之患。於是因父子之道，起君臣之義，乾為君，坤為臣，父君道，子臣道，聖王在上，舉天下之賢人，以興利除害、保育群黎，而君臣之道立矣。是謂三綱。有夫婦父子則有昆弟六子，長幼有序，無相奪倫；有君臣則有朋友，陰陽類聚，群分相求相應。是謂五倫。三綱五倫，互相經緯，終始相維，八卦重為六十四，類族辨物，則人類别於禽獸，而生生之本終古不亂，備物致用，則草昧變為文明，而生生之道日進無疆。設卦既備，本日月之行以起消息，發揮旁通，乾元周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歸於《既濟》，復太極之體。明王開元，建始以孝治天下，則四海之内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有順、君仁臣忠、朋友相任，合敬同愛以通天下之志，合智同力以成天下之務，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矣。此包羲作《易》之大略，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在天為道，由元而亨，亨而利，利則貞，得于人為德，生生之謂仁，生生而條理之謂義，條理燦著成體之謂禮，知此之謂智，守此之謂信。聖人因人性固有之德以立道設教，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易知易能’，所謂《易》也。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網罟耒耜等十二，蓋取相繼而起，因時制宜以利民用，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所謂‘變易’也。天下之變無窮，而天秩人倫尊尊、親親、長長、賢賢、男女有别，不可得與民變革。順是為善，反是為惡；順是為吉，反是為凶；順是為息，反是為消；順是為治，反是為亂；順是為君子，反是為小人；順是則相生，反是則相弑。六十四卦，變化不同，而同歸既濟，所謂‘不易’也。故曰：‘《易》者，所以經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又曰：‘《易》者，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此天開地辟以來第一大經大法，所以開神農、黄帝、堯、舜百世聖人之先，使人類相愛相敬，相生相養相保而不相弑，綿綿延延以至今日，可與天地無終極者也。故曰：‘生生之謂易，六十四卦一太極也，三百八十四爻一乾元生氣之流行也。’”[383]
又：“蓋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聖人生養天下萬世之道在愛敬，而愛敬之本在人倫。天下之達道五，自伏羲作《易》，繼天而定之，堯、舜、禹、湯、文、武，《詩》《書》所述政教皆由此出。周公制《禮》，其極則也。孔子作《春秋》，其大法也；作《孝經》，其大本也；《論語》《孟子》，其微言也。自伏羲至孔子，歷年之久，不盡可得而記聞，而道之若合符節，如此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雖百世可知也’。”[384]
後，曹元弼续撰《周易集解补释》之《坤》卦以下二十八卦。
《周易集解補釋序》：“自《離》卦以下，每卦《箋釋》屬草畢，隨編是書，又於其間寫定《乾》卦。去年春，《箋釋》成，乃補《坤》卦以下二十八卦。”[385]
夏五月初六日，唐文治来函，商论《易》理。
丙寅五月初六日《唐蔚芝與曹叔彦書》略謂：“日前接奉書並《周易鄭注箋釋序》，敬悉一切。書來適值端午節假，亟命同學讀之。上下千古，綱紀人倫，推本生生之意，洞究聖人微旨，吉凶與民同患，貫串群經，發揮微言大義，幾無餘藴。自來説《易》者，得未曾有其中説《剥》《復》二卦持義精極。而以‘迷復’為指紂而言，尤與聖傳‘反君道也’義合。説《晉》《明夷》二卦與鄙見相合，而以《明夷》之‘利艱貞’為深有望於箕子，《,》之‘順而麗乎大明’為文王事紂之順，皆先儒所未發，深合聖意，曲當人心，可謂石破天驚矣。竊疑《坤·彖辭》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所謂得主者，亦語冀君之一悟，《小畜》《大畜》二卦為以陰畜陽，而《小畜·彖辭》自我西郊，《大畜·彖辭》‘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皆為勤於事君，不遑暇食之意。故《小畜》之《大象傳》曰：‘君子以懿文德’，即《書》所謂‘徽柔懿恭’也。至《蠱》卦初六爻辭見周公繼志述事之義，上九之‘不事王侯’明指夷、齊而言則殷為不亡矣。故《彖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此天行之義，兼指聖人之維持世運而言。《剥》《復》卦傳天行之義，兼指聖人之維持人心而言。不識尊意以為然否？至大序謂神農以《艮》為首，黄帝以《坤》為首，未知何本，便乞賜知。”[386]
丙寅五月《覆唐蔚芝書》略謂：“尊論之《易》義數條皆極精確。《坤》‘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冀君之一悟，與惠氏以‘君子’謂坤元由《剥》反《復》義合。《小畜》‘自我西郊’，謂文王冀紂能用其道以施澤於民，與劉子政説合。《蠱》‘幹父之事’，即周公繼志述事，與九家義合。上九‘不事王侯’指夷、齊而言，姚仲虞已發其端，《剥》《復》天行，見聖人維持人心世道之意，尤為至論。蓋天行消息，皆生生大德，而在人事則有終始之異，有生弑之異，有治亂之異。聖人自&不息，使天下治不復亂，亂可復治，遏弑機而遂生理，以協乎天行之本，所謂贊化育者此也。凡此諸義，非兄見道之深，真積力久，觀其會通，烏能及此？承詢神農《易》首《艮》，黄帝《易》首《坤》，此事漢儒雖無明説，然孔氏《易正義》八論據《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黄帝一曰歸藏氏，蓋皆因《易》而得名。《禮記》《左傳》稱神農為歷山氏，為烈山氏，連、歷、烈一聲之轉，則其説所自來舊矣。賈氏《周禮·太卜疏》謂‘《連山》首艮，《歸藏》首坤’，《禮運》孔子稱我得《坤乾》，鄭君以為即《歸藏》，是其明證。吴姚元直云：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元直去古未遠，治孟氏《易》，其説必有所本。以此而言，《連山》本神農首艮，夏人系之辭；《歸藏》本黄帝首坤，殷人系之辭。故儒者多稱夏易《連山》，殷易《歸藏》，《周易》始復伏羲之次首《乾》，故於《乾》用九云：‘見群龍，無首，吉’。宋仲子以‘見群龍’為句，‘無首’為句，最當。‘無首’者，言天德為萬物之始，莫之能先。《傳》曰‘天德不可為首’，明《坤》《艮》不可先《乾》。《連山》《歸藏》皆一王時措之宜，非萬世之通訓。惟伏羲原次首《乾》次《坤》，崇天卑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鄭注《周禮》引杜子春説以《連山》屬伏羲，但以廣異聞，非即據為典要。《六藝論》稱‘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而伏羲無文字，但謂之《易》’，則鄭意不從子春説審矣。區區之見，未識當否，伏希指正。”[387]
五月二十二日（7月1日），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
六月初五日，张仲仁组织平旦学社讲习会，拟聘曹元弼於十四日主讲经学。[388]
是月，曹元弼为唐文治《茹经堂文集》作序。[389]
秋九月，《周易学》《礼经学》《孝经学》合刻重刊竣，曹元弼序之。
《〈周易〉、〈禮經〉、〈孝經〉三學合刻序》：“余憂患餘生，萬念俱灰，惟求一死。余氣未盡，杜門學《易》，與天為徒，以寫我憂，忽忽不知老之已至。今年春，《易鄭注箋釋》既成，念《十四經學》文襄師所屬也，《易》《禮》《孝經》三學竹石師之所刊也。此書既于世道人心有補，蹉跎歲月，久置不印，謂古人何，謂學者何？於是覆更校勘印而行之。噫，此三學者，于文襄所屬才十四之三耳，其餘或未刊或未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衰年荏苒，舊稿從殘，其尚能卒業否耶？雖然，道一而已。《易》者，天道至教，聖法人倫王政之本也；《禮》者，尊尊、親親、長長、賢賢、男女有别，天下之達道五，生人相愛相敬、相生相養相保之極則也；《孝經》者，百行之本，道之根原，六藝之總會也。由此三者引而申之，十四經大義一以貫之矣。”[390]
民國十六年 丁卯（1927） 六十一歲
春二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卒。
三月十七日（4月18日），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是春，姚文栋来苏州，与曹元弼、汪钟霖等共立国学保存会。[391]
夏五月，曹元弼《周易集解补释》刊成。[392]
本月，孙德谦来函，请教正《太史公书义法》，并言感於王国维投湖作《三末谣》一首。
丁卯五月《孫德謙與曹叔彦書》略謂：“拙著《太史公書義法》，近始刻成，前日有便，交于令侄容甫兄，懇其寄蘇代贈，未知已蒙賜覽否。此書闡發龍門史學，即用其所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二語以為之法，私謂頗有剏獲。實則子長作史，早經説明，特自來學者不能觀其會通，讀未精審耳。……舊好王静安，與弟學問途轍不同，精於考據，確守高郵家法。本月初投昆明湖死，得諡為忠愨，完節以終。弟于欽敬之餘，不免生媿。弟同姓名者金元末造各得一人，嘗撰《三末謡》一首，其句云：‘金末能詩壽未長，元末平章為國亡。及今而三又清末，不夭不節守其常。’吾公亦可知弟之人格矣。”[393]
六月，曹元弼撰《周易集解补释序》。
按：《易》学大义、源流均已备载《周易郑氏注笺释序》，故此序曹氏不复赘言。然其中自叙《补释》異於《笺释》者八，可供稽览，兹录於下。
《周易集解補釋序》略謂：“《箋釋》篇第依《漢志·易》十二篇之舊，此據《集解》，同王弼本，一也。《箋釋》以鄭為主，經學一依鄭本，此據李氏本，二也。《箋釋》采荀、虞、宋、陸諸家，間有刪裁，王弼學行以後各家，采入箋者尤少，此據《集解》為本，遵其例補之。雖王弼、王肅等説，無所遐棄，惟於釋中别其是非，三也。《箋釋》於諸家異文擇要採取，此則備引而釋之，以明聲通義轉，同源分流之故，四也。《箋釋》每卦每爻，統論大義，而後逐句疏解，此依李氏分節，當句發揮，其全卦全爻之義，各因文便略著之使貫串，五也。《箋釋》於《集解》引荀、虞注和兩條為義者，多審度文義，分系經傳，此則一如其舊，而於釋語中識别之，經傳兩注異義，則明其以何説為主，七也。《箋釋》於惠、張、姚異義，委曲申明，使一書有眾書之用，此則惟取所主一説著之，餘不及，或略一及之，八也。凡此八者，皆兩書體例當然，至訓釋經義，則同條共理，一以貫之。”[394]
冬十月末，曹元弼覆函孙德谦，於《史记》“正《易传》”一语有所质正。
丁卯十月《孫德謙與曹叔彦書》：“《史記》‘正《易傳》’語，弟以自昔學者皆未討論及此，再三推闡，乃悟與托始黄帝極有關係，決非衍文，故於此書中撰有專篇，蓋以《易傳》者，必指《繫辭》而言。今公謂當時《易》家多陰陽災異之説，厥後京房《易傳》正其類，史公所載，皆孔子《十翼》，光明正大，非禨祥家所得混，《自序》謂之正者，實在於此。深識閎裁，龍門可免正經之嫌，而弟亦當如游夏之徒，不贊一辭矣。”[395]
十月三十日，孙德谦覆函曹元弼，於曹说再献疑。
丁卯十月《孫德謙與曹叔彦書》略謂：“然竊有疑焉，敢情訓誨。經學之盛，莫若兩漢，惟在武帝時，不過剏興伊始，《漢書·儒林傳》：‘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今只丁寬尚有輯佚本，可考遺説。據本傳，從周王孫受古義，訓詁舉大義而已，並無陰陽災異。至《高相傳》云：‘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説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稱為自言，則是高相假託，而寬之説《易》不主陰陽災異也。《史記·儒林傳》中且無丁寬姓名，可見王同諸家《易傳》，-不重陰陽災異者，子長父子何容取而正之。《易》家之陰陽災異，班氏惟于《孟喜傳》言之，《傳》云：‘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喜傳。’直書之曰詐言，曰獨傳，亦足證陰陽r異為孟喜之學，而非傳自田氏者也。漢初言《易》，則為田何，其實陰陽災異猶未行於世，必謂史公之正《易傳》在彼諸家，殆不然與。又史公作史年歲，弟考訂剏始于太初元年，成於太始二年，《義法》中有《考年篇》，私謂鄙説無可刊易。觀《序》於篇目總數，以及全書若干字，而故作《黄帝本紀第一》，故作《夏本紀第二》之類，斷非未成之書。《報任少卿》又曰：‘僕誠以著此書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惟其書成，故能詳述之，若是長編未定之稿，何能算及字數，而為之已著乎？孟堅所云‘疏略抵牾，是非謬于聖人’，彼全襲其文，而反加謗毁。弟最為子長抱冤者，自其書出而為之學者甚眾，《史記》注家無多，幾被一言而喪。弟生平著書宗旨，上為古人辨誣，下為來學析惑，今於《史記》猶此志也。”[396]
民國十七年 戊辰（1928） 六十二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大学通义》《中庸通义》。
《大學通義序》：“《易》學既成，欲依次論撰此篇及《中庸》義，以著聖學源流。日征月邁，忽忽數期，盡當令原。深痛之餘，百病交攻，萬感俱集。藥廬茶竈間，倚枕口授《大學》心得，屬從弟金智詮廣文録之，疾瘳，校勘增續以成此編，名曰《大學通義》。”[397]
夏五、六月间，军阀孙殿英盗取清东陵。
民國十八年 己巳（1929） 六十三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大学通义》《中庸通义》。
民國十九年 庚午（1930） 六十四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大学通义》《中庸通义》。
夏五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之曲阜战役，曲阜孔庙、孔林并周公庙、颜子庙被炮火严重损毁。
民國二十年 辛未（1931） 六十五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大学通义》《中庸通义》。
春正、二月间，清昭西陵被盗。
二、三月间，曹元弼同唐文治等人筹划修复孔庙、孔林事，函呈政府，请拨款修复。[398]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去年，中央軍與閻錫山、馮玉祥戰争。曲阜孔廟、孔林為炮火所毁，周公、顔子廟亦遭灰燼。爰約徐君固卿名紹楨、曹君叔彦等二十餘人，具呈政府，請撥款修復。旋得復，不過一紙空文，遂致擱置，可痛矣哉。”[399]
夏、秋间，曹元弼与唐文治商讨修复清东西陵并稽查、保护之事。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上年閲報章，先朝高宗暨孝欽后陵寢迭為盜匪掘竊殉具。至是復有太宗母后陵墓被掘之事，慘痛已極。爰約曹君叔彦、周君敬甫等具呈北京張學良副司令暨于學忠軍長，請嚴緝盜犯，一面派兵保護。旋敬甫寄來復函，照議辦理。”[400]
秋八月初七日（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是年，曹元弼命王欣夫整理曹元忠文稿。
《箋經室遺集·跋》：“世丈曹君直先生既没之八年，叔彦吾師以叢稿一束命大隆校理編次。”[401]
是年，王欣夫於《约翰声》杂誌刊发《募刻张闻远先生〈丧礼郑氏学〉启》，曹元弼列名发起人之首，以应者寥寥，事遂不举。[402]
民國二十一年 壬申（1932） 六十六歲
春正月，时淞沪抗战爆发，伯兄曹元恒避难上海病逝。
秋七月二十二日，《大学通义》刊成，曹元弼序之。
按：兹节录《大学通义序》自述义例一节。
《大學通義序》略謂：“《大學》本文，首尾完具，語晋相承，無少舛誤。鄭注鈎聯瀆會，融洽分明，非獨治經精審，神與古會，亦由禮家師説，傳述有本。孔《疏》依注解經，能得要領。宋朱子《章句》更以精理實之，惟移易篇章，區分經傳，學者不無疑議。然其純義至言，實足闡揚聖文，垂法後學，世教人心賴以維持數百年矣。竊以《注疏》與《章句》比而讀之，自更定數處外，異義絶鮮。今謹遵《欽定禮記義疏》之本，一仍孔壁舊文，依據鄭注，酌取孔疏，詳引朱注，附以各家，貫以己意，將以率天常，閑聖道，正學術，覺人心，沮遏狂瀾，膠固王道，待後之君子輔世長民，成大儒之效也。”[403]
冬十月初三日，施肇曾来函，请为震泽高级中学尊经阁撰碑记。
壬申十月初三日《施肇曾與曹叔彦書》略謂：“茲有懇者，肇曾因鑒於歐風東漸、科學繁興以後，所有國内學校相率棄舊從新，捨本逐末，結果一無所得，而使數千年相承不絶之聖學幾於墜地，貽誤青年，實非淺尟。肇曾(茲滄海之横流，深懼斯文之將喪，自忘譾陋，爰於去歲在敝鄉震澤剏辦育英高級中學，校址即在初級中學之西，免收學費，以助寒畯。因須向教育廳立案，故學制不得不照現行者辦理，而實則延聘名師，注重讀經，以正心修身、入孝出弟為主旨。敝鄉僻處湖濱，土風尚淳樸，因勢利導，冀挽頽風。舍弟肇基植之，肇祥丙之，力贊斯舉。並以今春適值肇曾七十賤辰，乃相與發起，建尊經閣於兩校之間。經始三月，竣工於九秋。閣之上層庋藏十三經暨四部圖書，旁及内典等籍，下為大禮堂，立石恭摹唐吴道子所繪先師聖像，俾諸生朝夕瞻仰，藉正祈向，春秋釋奠，習于威儀。區區微尚，定荷嘉納。第念茲事體大，竊恐日久就湮，非有鴻文钜制不足以垂久遠而勉來茲。我公海内儒宗，吴中耆宿，開來繼往，巋然靈光，擬懇椽筆，錫以碑記，庶幾觀聽所集，咸知感奮，風行草偃，化被無垠。”[404]
民國二十二年 癸酉（1933） 六十七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中庸通义》《孝经郑氏注笺释》《孝经校释》。
按：《孝经校释》仿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之法，《复礼堂述学诗》云：“刘孟瞻《左传旧疏考证》至为精核，各经疏皆以此法读之，则尽善矣。余撰《礼经校释》，推贾氏增损黄、李之跡，略启其端。《孝经校释》将元疏邢校，旧文新意，一一厘剔，即此意。”[405]
春三月初十日，唐文治同陈衍来访曹元弼谈。
癸酉三月初十日《唐蔚芝與曹叔彦書》略謂：“茲兄定于三月初八日帶同三小兒赴瀏河掃墓，約初十日到蘇。已與石老訂定，屆時同詣尊府一譚，藉解沉鬱，諒吾弟聞之當為一喜。”[406]
夏闰五月初七日，曹元弼撰定《中庸通义序》。
按：兹节录《中庸通义序》自述义例一节。
《中庸通義序》略謂：“鄭注淵源深大，文約道純，確得先聖元意，孔疏皆本師師相傳之説，朱子從而精之，脈絡分明，義理深美，為百世學者準繩。朱子嘗言‘性命之説惟鄭注為正’，又謂‘“仁者人也”，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最有意味’，又謂‘“徵則悠遠”，注謂至誠之德著于四方，最為確當’。逐條比觀，多相引申，異義數端，各有精意。學者虚心觀理，兼得古賢之益，以會道德之元，斯為真讀書者。元弼早歲受經父師，講解至為精詳，玩味《章句》，欣然有慕，既讀《注疏》，沈潛經文，考詳異同之由。積歲累久，所得漸多，温尋故學，啓發新知，博稽群經，觸類而長，月征日邁，忽忽不知老之將至。道拂而隱，獨居深念，自顧蓼莪鮮民之生，永言葵藿傾陽之願，際茲禮樂分崩之厄，不勝文、武道盡之憂。比又常棣枝殘，兩昆俱逝，桑榆景迫，百病交攻，懼數十年心得，隨臣精而銷亡。去年撰《大學通義》既畢，更從事《中庸》。謹遵《欽定義疏》，依據鄭本，而約取疏義，詳引朱注，兼綜諸家，貫以己意，覃思研精，稽譔其説。寒暑將周，成《通義》上下二卷。經文分十七章，參合《正義》《章句》之本，深考語脈而折衷之，分合微意，各著當章。往者元弼釋《周易·繫辭》，竊取朱子注《中庸》之法，提綱挈領，析縷分條，探索旁通，語不厭詳。今撰是編，其則不遠，但恐淺末，無當高深耳。”[407]
秋八月二十五日，唐文治应金天翮等约赴苏讲演後，来访曹元弼谈。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八月初，蘇州國學會李君印泉名根源、金松岑名天翮等約余赴蘇演講。爰於是月二十四日到蘇，住福州同年陳君石遺家。講《論語》、《孟子》並《性理學大義》。二十五日早，訪叔彦一談。”[408]
民國二十三年 甲戌（1934） 六十八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孝经郑氏注笺释》《孝经校释》。
秋九月，曹元弼作《孝经郑氏注笺释序》。
按：《孝经郑氏注笺释序》六千馀言，兹节录其开篇申郑氏论《孝经》一节，借窥全豹。
《孝經鄭氏注箋釋序》略謂：“昔孔子兼包堯、舜之聖德，著之《春秋》以俟後聖，遂檃栝六藝大道，探本窮源而作《孝經》。《孝經》之義，本乾元、坤元化育萬物，所命生人之性，統上古以來聖神繼天立極、保民無疆之大經大法，約以躬行至德、崇人倫之實行，極憂患生民、愛敬萬世之仁，揭其大原而質直言之。其道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萬物並育，美利無窮，而其實不過由孩提赤子之良知良能，存養而擴充之。蓋天所以生人，人所以繼天而生生，聖人所以普天地生德于天地萬世者，道一而已。自孔子作經以授曾子，三千之徒備聞其説，歷子思、孟子而其道益明。自漢以來，儒者治經皆通習《孝經》《論語》。是以二千餘年名教綱常維持不墜，人類相生以至今日。然《孝經》古訓多亡，百家是非雜糅，其能開示藴奥，提挈綱維，于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洞徹其本原者，莫如漢鄭君，及明黄氏道周、國朝阮氏元。
“鄭君之言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為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又曰：‘至德，孝弟也；要道，禮樂也。’又曰：‘孝弟恭敬，民皆樂之。’又曰：‘孝行於内，其化自流於外。’又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蓋孝者，元氣也，生德也。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天道陰陽，地道剛柔，人道仁義。陰陽，生氣也；剛柔，生質也；仁義，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三才合於一元。元者，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即人之所以為人。陰陽轉而為五行，人秉五行之精為五常之性，五常皆出於仁，仁本於孝，孝弟同體。孩提愛親，少長敬兄。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弟即由此起，忠即由此資，因嚴教敬，因親教愛，萬善皆由此生。人類由此相生相養、相保不相弑，而天下國家可治。故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不變，道亦不變。人無智愚賢不肖，見孝弟恭敬之行，無不憮然動其天良，肅然慕為善道。是以孔子‘行在《孝經》’，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説。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故上古天地初開，伏羲作《易》定人倫，而人類即别于禽獸，萬世孝治天下由此始。自是聖帝明王則天順民，立政立教，百世一揆。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至周公制禮而大備。《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五始大義，如天地無不持載覆幬，無非肫肫之仁由大本而來。蓋六經之教，一歸於使人相生相養相保，而相生相養必由於相愛相敬，相愛相敬之本出於愛親敬親。惟愛敬盡於事親，故能於天下之人無不愛、無不敬，而使天下之人無不愛吾親、敬吾親。此明王所以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而天下和平，r害不生，禍亂不作也。此其道求之六經，觸處皆是，而統宗會元，在於《孝經》。陳氏澧謂：‘鄭君《六藝論》已佚，而倖存數言，使學者知《孝經》為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此微言未絶，更好大義未乖者矣。’”[409]
按：《孝经郑氏注笺释》每册刊成，曹元弼即寄与唐文治质正，唐氏极许之。兹略录唐氏致曹氏论《笺释》数函。
《唐蔚芝與曹叔彦書》略謂：“承示《孝經鄭氏注箋釋》首冊，抉經之心，執聖之權，補入鄭注零文，苦心孤詣，尤為獨得，津逮後學，厥功甚巨，至佩至佩。兄日來往復展讀‘身體髮膚’節並《天子章》《士章》，探索無遺藴，可謂擴之極其大，析之極其精，裨益世道非淺。第二冊刻成後仍祈賜讀。首冊第三十一頁，‘因其固有’句‘因’誤‘固’，又六十三頁‘叛亂’之‘叛’缺筆可飭手民修正。此外紅圖缺字諒已補正矣。”[410]
又：“惠賜大著《孝經鄭氏注箋釋》第二冊，業經拜讀。《聖治》《孝知》二章博大精深，引證確鑿，實歎觀止。讀至‘治家者’尊釋一段，德門累代，孝友傳諸家乘，千古同揆，尤令人肅然起敬。兄前著《孝經大義》未得聖意十之二三，迺迭荷采及葑菲，幾汗透重裘矣。”[411]
又：“兩奉教言，並讀尊著《孝經鄭氏注箋釋》第三卷又序言條例，言念君子，立德立言，自強不息，曷勝快佩之至。兄自先後奉到大著樣本後，按日詳細聽讀。昨始讀畢，遲復為歉。序言前半文氣樸茂醇厚，後段至性至情，語語從肺腑流出。《箋釋》體大思精，《感應章》實與《中庸》‘達孝’章義通貫，《喪親章》不忍卒讀，至條例蒙厚恩為文治表微，免後世指摘，我知獨深，感激隕涕。《箋釋》内十八頁‘孝乎惟孝’句‘乎’誤刻‘於’，三十九頁‘《詩行葦》序’句‘詩’誤刻‘諸’。拙著《孝經大義》屢荷採擇，附列先儒後，殊覺恧然。”[412]
是年，《中庸通义》二卷刊成。
民國二十四年 乙亥（1935） 六十九歲
春二月，《孝经郑氏注笺释》三卷并《孝经校释》一卷刊成。
民國二十五年 丙子（1936） 七十歲
本年，曹元弼增补校注《复礼堂述学诗》。
《復禮堂述學詩序》：“然經義淵深，經師家法源遠末分，百家得失，參錯不齊。每一事以二十八字括之，其勢非注不明。戊午春，續《周易鄭氏注箋釋稿》，欲以餘力為之，而《易》理微妙，思不可分，臣精銷亡，力又不及。先其難者，乃姑舍是。歲不我與，忽忽二十年，家國之感，身世之悲，不忍復言。而天動星迴，機旋輪轉，《未濟》之窮，受之以《夬》，十五《國風》，殿《豳》近《雅》，數極於亥，復從一起。君子益信定理之不誣，自顧衰病殘年，尚幸須臾能待。前此《周易孝經箋釋》《大學》《中庸通義》，皆已卒業。乃從事此書，略加修改，增補數詩，博引群書，稽譔其説。”[413]
春正月初八日，曹元弼与夫人王氏七秩双寿，唐文治作《谱弟曹君叔彦七秩双寿序》，以《易》理为贺寿赠言。[414]
夏四月二十五日，章太炎卒。
秋，金松岑募刻张锡恭《丧礼郑氏学》，於《国学论衡》杂誌刊《募刻张闻远先生〈丧礼郑氏学〉启》，眾推曹元弼为发起人之首，王欣夫等任其事。
《喪禮鄭氏學》四十四卷本附《通禮案語》一卷叙録：“一九三六年吾師金松岑先生主持國學會，議刊前賢遺書，以廣其傳，僉謂先生禮學專家，《喪服》尤為絶學，是書卷帙既钜，慮有散失，宜亟謀刊佈，與《喪服鄭氏學》並行。乃撰啓籌資，促衡甫清寫定稿，于吴中付梓，而余與汪君柏年任校字之役。”[415]
《喪禮鄭氏學》十卷本叙録：“會員有建議刊佈前賢遺著，以廣流傳者，僉以聞遠先生此書為禮學钜著，一代絶業，有功經術，而卷帙繁重，非眾擎莫舉。於是撰啓募資，推曹復禮師為首，題名發起者若而人。”[416]
是秋，唐文治以《孝经救世编》来质正，曹元弼许其救世之意。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本學期，余為補習班講《孝經》，覺其文廣大精微，初學頗難領會。爰摘其要端，别編講義，……爰改名《孝經救世編》。惟因為初學講解，隨講隨編，如朱子所謂急迫之意多，沉潛之味少。質諸譜弟曹君叔彦，復云：‘凡立教，有為萬世者，有救一時者。君之書，殆救一時者也。’余深愧其言。”[417]
是年，曹元弼撰《素王说》一篇。
丙子《唐蔚芝與曹叔彦書》：“尊著《禮經》上下五、六兩卷並《素王説》一篇均經收到。《素王説》一篇義正詞嚴，筆挾風霜，為萬世人心世道計，雒誦拜服。”[418]
按：《素王说》载《复礼堂文二集》，暂未寓目。然《复礼堂述学诗》卷十有论“素王”之义者，兹录於下，借窥全豹。
《復禮堂述學詩》：“《左傳》曰：‘王周正月。’《公羊》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當時王跡熄，周天子守府之謂多，而在《春秋》，則赫然大一統之氣象。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趙氏云：‘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素王者，聖人不得位，空存王法之稱。故《莊子·天道篇》曰：‘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史記·殷本紀》稱伊尹從湯言素王之事。孔子作《春秋》，尊周天子以臨諸侯，示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法，以俟後聖。王道燦然分明，周綱弛而復張，是謂素王之法。聖人，人倫之至，《春秋》尊周，乃素王之法第一義。使獲麟之後，天子能用孔子，即如伊尹以素王之事説湯，撥亂反正，文、武之道復興東周矣。孔子終不見用，而空存其法以繼往，豫定其法以開來，是則《莊子》所謂‘玄聖素王之道’而已。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從周，使王跡不熄，天子之事行而亂賊懼，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左傳》哀十四年《正義》稱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為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可謂微言未絶，大義未乖。餘詳元弼所為《素王説》。載《復禮堂文二集》。”[419]
民國二十六年 丁丑（1937） 七十一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增补校注《复礼堂述学诗》。
夏五月二十九日（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民國二十七年 戊寅（1938） 七十二歲
春，王欣夫致曹元弼函，以周广业谓《尚书传》为东晉孔愉之子孔安国作，并马瑞辰谓《子夏易传》为邓彭祖作二说请疑。
《復禮堂書牘》二卷叙録：“大隆受業禮堂，諸經大義，多出口授。自客滬上，見周廣業《讀相台五經隨筆》稿本，謂《尚書傳》之作，系東,孔愉之子字安國者，非漢之孔安國。馬瑞辰序之，亦謂《易子夏傳》系鄧彭祖所為，辨證極博。喜其新奇，偶以函聞。”[420]
戊寅七月二十六日《曹叔彦與王欣夫書》：“春間得手書，悉獲見海寧周氏、桐城馬氏經説稿本，其中必多精處。”[421]
夏六月，《复礼堂述学诗》注成[422]，曹元弼序之。
按：《复礼堂述学诗序》七千馀言，今取其论“经学为人伦之学”二节，藉窥全豹。
《復禮堂述學詩序》略謂：“自伏羲氏開闢草昧，作《易》八卦，象法乾坤，以立君臣、父子、夫婦之義。人倫正，王道興，而孝弟、忠順、友恭、貞信、神明之德通，合敬同愛，備物致用，相生相養相保萬物之情類，實為天地剖判、開元建始、政教之本。聖作物覩，天下文明，六經之學，於是權輿。歷神農、黄帝以至堯、舜，開物成務，創制顯庸，利濟萬世，而《連山》《歸藏》之教，丹書之戒，成均之法，倉頡文字之義，皆由蒼牙通靈引而申之。法始于伏羲而成于堯，唐虞所以平地成天，夏後殷周所以禦r捍患、長治久安，聖學聖治，著在《詩》《書》。堯、舜之道，不外孝弟，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至周公制禮作樂，而人道立極，天地之大，無復有憾。孔子修定前聖典文，本之作《春秋》，以治萬世之天下，而六學於是乎大成。是故古之所以治天下，學而已矣；古之所以學，經而已矣；經之所以為經，人倫而已矣。《論語》發首言‘學而時習之’，‘之’字即指所學，所學者六經也。首章言學，次章言‘孝弟不好犯上作亂’，學以明倫，所以仁天下也。《孝經》言‘夫孝，天之經’，此經之所由起。又言‘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上之所以教，即下之所以學，此學之所由起。《大學》檃栝六經之旨，而顯揭其道，以文王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明止至善之義，學以明倫也。《中庸》言‘天下之達道五’，其下即言好學力行，又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明倫由學也。
“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天下所以治也。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天下所以亂也。’又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此憂亂望治之君子所以不得不自任以反經也。經者，常也，所以禦變。經者，經也，所以統緯。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自生民以來，天下之變多矣。聖人因時制變之器各不同，而其道則一。道者，經也。是故網罟耒耜、衣裳宫室、舟楫弧矢，不同制也，而本於作八卦，定人倫，使人類相愛相敬，以養生送死、除害興利則同。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春秋》引衰世之事，明先王經世之志，不同法也。而三綱五常，殷因于夏，周因于殷，其或繼周，百世可知者同。蓋王者知天下之具，緯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者也。其本，經也，天不變，道亦不變者也。道之大原出於天，聖人則天因地，以立萬世不易之常經，後聖學先聖，後覺效先覺。故堯、舜稽古，周公思兼三王，孔子祖述憲章，信而好古，六經之文，千聖同道，萬古不變。徵諸周官，天文、地理、兵法、工事之學多矣，而教民必以六德六行、中禮和樂為本。徵諸漢史，藝文所載諸子百家之學多矣，而折衷必以六藝。徵諸歷代為政與天下之法，自漢以來各異矣，而致治必由尊經明倫。我朝列聖以堯、舜、周、孔之道治天下，經學昌明，遠過漢唐，故道一風同，媲隆唐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學術正則人心正，而人才皆用於忠孝仁義，經文緯武，以造天下莫大之福。學術亂則人心亂，而人才皆趨於悖逆詐*，貪暴殘弑，以貽蒼生無窮之憂。故經者，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崇德廣業、立功立事之大本，舍是無所謂學也。”[423]
秋七月二十六日，曹元弼覆函王欣夫，辨正周氏、马氏经说二条。
戊寅七月二十六日《曹叔彦與王欣夫書》略謂：“惟所舉兩條，雖系創獲，恐非確據。周氏謂《尚書傳》之作，系東,孔愉之子字安國者，非漢之孔安國。然序文明托之棘下生，不知周氏何以解之。馬氏謂《易子夏傳》系鄧彭祖所為，似較可據。然觀《集解》所引，文氣卑弱，不類西漢人。張皋文以為六朝治《易》者聚斂舊説而為之，當得其實。……再，《尚書》偽傳序明托之子安國，周氏無容不察，其立説之意，豈以為孔愉之子既襲前人之名以為字，因偽撰其書耶？果爾，未免纖巧臆説矣。且皇甫謐在西,時已用偽古文，故先儒以為王肅作，或以為即謐所為，未必過信孔愉之子書耶。《子夏傳》或以為出韓太傅，或以為出丁將軍，皆無確據。觀其文義，但較勝王世將輩，尚不逮九家，蓋非出漢人筆。大抵經注作述源流，乾嘉諸老考證已極詳備，道咸間儒者往往探索孤證，似是而非，馬、周二家在當時皆為樸學，無弊，而馬尤勝於周，全稿中當並多精確之文，不能以此二條概之。吾弟篤信好學，博綜元覽，當必以吾言為然，故復贅及之。”[424]
是年，王欣夫与曹元忠故交冒鹤亭、叶揆初、刘承集资刊印《笺经室遗集》。
民國二十八年 己卯（1939） 七十三歲
本年，曹元弼为弟子讲说《礼经》，撰成《礼经大义》二卷。
《吴縣曹先生行狀》：“己卯，為諸弟子講説《禮經》，以為威儀三千，乃政教典則之詳，人倫日用之實，上下通行，師儒講習。《禮記》則其傳，冠昏諸義，皆七十子會通經文，親受聖旨，提綱挈領，為後學舉隅。乃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為《禮經大義》二卷。”[425]
《禮經大義》鈔稿本二卷叙録：“癸亥、甲子間，唐蔚芝先生于無錫創辦國學專修館，選高材生吴其昌、唐蘭、王蘧常等七人至蘇城受教。退則各就口授筆録，但多t促未審。自《喪服》至《特牲》五篇，始先自撰大義，以便講誦。後乃續將《士冠禮》至《覲禮》十篇，《少牢》《有司》二篇，重加論次，合成完書，而自序之。由博返約，言簡旨遠，誠禮學之鈐鍵也。殁後，檢點遺稿，闕《士昏禮》《士相見》《鄉飲酒》《少牢饋食》《有司徹》五篇，懼再佚散，亟繕寫清本，以資世之考封建制度者。”[426]
《復禮堂述學詩》：“今忽忽十餘年矣。計十七篇中，《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五篇皆悉心撰定，今統稱《禮經大義》，掇要引入此編各詩之下。《鄉射》《燕》《大射》《聘》《公食大夫》《覲》六篇刊改補苴引之，謂之某篇略説。此書以指日可成者，而一經遷延，遂至於今。余各書未成稿甚多，然治人之道，莫急於禮，六經同歸，皆所以明人倫。況今日大坊盡-，滄海横流，挽既倒之狂瀾，拯人心之陷溺，萬難繚緩。明年，當先將《冠》《昏》《相見》《鄉飲》《少牢》《有司》六篇補著其説，《鄉射》至《覲》六篇理董其文，與《喪服》至《特牲》五篇合為《禮經大義》，庶于世道人心不無小補云。”[427]
是年，沈文倬来受业。[428]
本年，居吴县。
民國三十年 辛巳（1941） 七十五歲
夏四月，曹元弼始属草《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并校补《尚书今古文注疏》。
《吴縣曹先生行狀》：“念《尚書》為前聖施於政治，道濟天下之實，乃于辛巳四月創稿，據鄭注為本，集合《大傳》《史記》《説文》稱《書》古文，馬氏佚注，及《禮記》、《左傳》、《論語》、《孟子》、周秦諸子、兩《漢書》等所載書説為之箋，而博觀約取，近師胡、江、王、段、孫、陳、王、皮諸家義，反復深思，彌縫變易釋之。義有絲毫未愜，輒數易其稿，必問心無憾而後已，耳校口授，諄復不厭，必一字無誤而後已。蓋以目瞑意倦，桑榆困病之餘，著書之苦，未有若是者也。”[429]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四十卷叙録：“至一九四一年四月，始取前人所集鄭注，並酌取諸家之説，辨章古訓，會通典禮，討論時世，句詮字釋，章分節解，目存心歷，尋繹其語脈，發皇其精神，為之箋釋。務使文從字順，一覽而悟。日與金君智詮、嚴君鹿蘋兀然對坐，口授筆録，雖目瞑意倦，寒暑無間。”[430]
《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叙録：“吾師年將八十，撰《古文尚書鄭氏義箋釋》，兼為是書作補正。每見與金君智詮對座屬草，此書不離左右，有得即書於眉，正誤補脱，為之焕然改觀，豈僅為孫氏諍友而已。”[431]
五月初，曹元忠遗文近刊竣，曹元弼作《诰授通议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君直从兄家传》。
五月末，曹元弼致函王欣夫，寄《家传》並嘱校改其中文字四处。
辛巳五月《曹叔彦與王欣夫書》略謂：“茲先將君直從兄傳稿寄上，以備付印。……傳中凡自旁兩圈者，須提行；一圈者，須空兩格；其只須空一格者，已自空矣。請屬寫者勿誤，寫就後並乞一校。文内措語，皆直筆信史，不悦俗目，拙集内無篇不然，先從兄志節亦非此不能達。惟此間數處，請與同人商之。别録於後。……‘直隸總督袁世凱’，‘袁世凱’三字或改為‘某某’二字；‘聞起用袁世凱’，‘袁世凱’三字或改為‘某大臣’三字；‘及世凱到院’，‘世凱’二字或改為‘某大臣’三字；末條年月或改為龍集辛巳五月。凡四事，于大義及史例當直書，拙集正如此。然此書冀其廣行，或遜辭以免駭俗招忌亦可。”[432]
闰六月十五日，曹元弼致函王欣夫，嘱改《家传》两处。
辛巳閏六月朔《曹叔彦與王欣夫書》略謂：“覆示《箋經室集》行將印成，甚慰。‘莽篡既成’四字可改‘天鳳地皇之際’六字，‘大盜移國’可改為‘大陸既沉’。”[433]
是夏，唐文治覆函曹元弼，讨论《尚书》学，并称许《中庸通义》。
辛巳夏《唐蔚芝與曹叔彦書》略謂：“昨奉覆書，欣審一是，左右研究《尚書》學，至為佩仰。竊惟典謨訓誥以敬天為宗旨，堯曰：‘欽若昊天’，舜曰：‘敕天之命’，禹曰：‘天其申命用休’，道統相傳，皆以畏天為主宰，故宣聖亦曰：‘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孟子》言畏天者保其國，引《詩》‘于時保之’為證，今久晦矣。兄于《書》中每喜讀《金縢》《召誥》《無逸》三篇，而《召誥》‘節性日邁’以‘敬’字為本，召公之以引以翼，壽至二百餘歲，一‘敬’足以該之，質之吾弟以為何如？茲寄奉拙著《尚書大義》一冊，祈切實指正，承賜《中庸通義》，已讀數過，序文‘抉經之心，執聖之權’，本經‘肫肫其仁’三句可作《通義》定評。”[434]
秋八月，曹元忠《笺经室遗集》刊成。
民國三十一年 壬午（1942） 七十六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并校补《尚书今古文注疏》。
民國三十二年 癸未（1943） 七十七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并校补《尚书今古文注疏》。
冬十月十五日，曹元弼撰《孝经集注》成。
《孝經集注序》略謂：“余既撰《孝經學》《孝經鄭氏注箋釋》以極論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吾夫之至誠贊化育，經綸六經，立天下大本，仁覆萬世之宏恉。庶幾聖君賢相、命世大儒以道覺民，撥亂反正，或有取於斯。然文累十餘萬言，可語成人通學，難以誥教小子。夫《孝經》之書，全體大用，固蟠天際地以治萬世之天下而有餘，而其立教之本，實出於民之初生良知良能。保抱之兒，不言而喻；孩提之童，語之即知。蒙以養正，聖功之本，童子束髮受書，首當授以《孝經》，為之字解句釋。因其親嚴父母之天良，擴充其仁、義、禮、智之端，立愛敬之本，絶惡慢之源。使他日成才，智、勇、藝、能皆用以生人養人，而不用以弑人，養順氣而銷逆節，基百善而遏萬惡，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再次，經文如乾坤易簡，至明且清，而訓詁旨趣，要待指説。舊注精深者，難示初學，淺近者，無當經旨。間又取舊日論撰，刪繁就簡，約之又約，存十之二三，取足明經義大略而止。不揆檮昧，放朱子注四書之法，集高密鄭子以下百家之注，並自著之書，融合為一辭，名曰《孝經集注》。務使教者易講，學者易明，非敢竊比紫陽，聊備家塾課讀而已。”[435]
民國三十三年 甲申（1944） 七十八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并校补《尚书今古文注疏》。
冬十月，唐文治八十寿辰，曹元弼赠以寿序，以道义相勉。[436]
是年，曹元弼所撰《清翰林院撰文吴公神道碑》刊在《江苏文献》。
民國三十四年 乙酉（1945） 七十九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并校补《尚书今古文注疏》。
春三月十二日，侄曹崧乔卒。
秋七月初八日（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是年，曹元弼所撰《孙得之孝廉暨子伯南明经传》刊在《江苏文献》续编第一卷，第九、十期，《永安月刊》第七十七期。
民國三十五年 丙戌（1946） 八十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并校补《尚书今古文注疏》。
春二、三月间，刘承拟联合曹元弼、唐文治、张元济等人致函蒋介石，要求苏联优待扣留的清废帝溥仪。[437]
夏五月二十七日（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
冬十二月，金松岑卒。
民國三十六年 丁亥（1947） 八十一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并校补《尚书今古文注疏》。
是年，曹元弼所撰《书孙氏〈周礼正义〉後》载《浙江学报》第一卷第一期。
民國三十七年 戊子（1948） 八十二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并校补《尚书今古文注疏》。
本年日记有《复礼堂俟命录》。[438]
春正月初十日，从妹曹元燕卒。
三月十三日，曹元弼始记《复礼堂俟命录》。
《復禮堂俟命録》：“我生不辰，未壯而蓼莪銜哀，將艾而黍離遘閔，數十年間，迭遭一妹、兩兄、元配、繼室之喪，率十年左右而一遇凶禍。加以師友凋零，道義神交知己，深感惻惻悲懷。而三年來賢弟子如汪青在、金松岑、嚴鹿蘋相繼云亡，不勝天喪予之歎。孰意今年正月初十日，又喪我篤友高義，十年來姓名相依頃刻不離之從妹。八旬衰齡，兩目殆瞽，孑然仄影，號咷無聞，何辜於天，使我至於此極邪？予既為妹傳，又成其壙，乃強定心氣，以所行事記於冊。自今日始，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君子行法以俟命，不怨天，不尤人，強為善而已矣。”[439]
三月二十七日，曹元弼始笺释《尚书·康诰》。
《復禮堂俟命録》：“二十七日，……始釋《康誥》。”[440]
夏四月中，唐文治来函，论《易》理以劝慰曹氏。
《復禮堂俟命録》：“初九日，寄蔚芝書。……得蔚芝書，殷勤慰勸，詳論《易》理，以解我悶。”[441]
戊子四月《唐蔚芝與曹叔彦書》略謂：“自春徂夏，言念君子，我心如痗。昨奉四月十日手書，藉念邇來道體安康而心緒悶損，至為敬念。譜妹劍秋女士，天性孝友，兼擅才華，天不永年，吾弟失左右手，同深惋惜。來書異常沉痛，讀之憮然。大著傳文及哀輓詩定多傷心怵目之語，譜妹自此可不朽矣。竊意至性中人，固難太上忘情，但氣數適然，雖聖賢亦不能免耄耋之年。精、氣、神三者尤宜葆攝。尊體素有肝陽，慎防觸引，務祈達觀自玉，切禱切禱。兄僑寓滬濱，仍前講學，讀經救國四字永矢弗諼。平居惟以《易》憂患九卦心誦心維，藉以自遣。而于《履》之初、二兩爻，及《復》之初爻尤往復不置。先儒謂《論語》‘我欲仁，斯仁至矣’二語即本心之一陽來復，此境最為有味。又‘井以辨義’一語，深造之，使物各得其所，即精義入神之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為神’，故下文云：‘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若《大有》之‘自天佑之’二句，其根柢全在積善，《大象傳》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善者，天之所命。二爻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即積善也。《孟子》‘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即《大有》《同人》二卦。曾文正欲以取人為善、與人為善八字每日作為常課，載諸日記，實為學聖基礎。絮絮言之，非敢云自道心得，冀稍解吾弟之憂悶耳。”[442]
夏五月初七日，曹元弼致函王欣夫，言妹殁後恐《尚书笺释》不能成，以遗稿相托。
戊子五月初七日《曹叔彦與王欣夫書》略謂：“嗚呼，余垂死而妹活之，今妹為余盡瘁死，悠悠我心，悠悠蒼天，孑然一身，何以生為。惟君親大德未報，聖賢名教綱常一髮千鈞，責無旁貸，不得不勉定心氣，留此木石餘生。然生意已盡，恐必不能久，《尚書箋釋》能成否，實不敢知，他日遺稿叢殘，當惟弟是賴。”[443]
《復禮堂俟命録》：“二十八日，余處無可奈何之時，為萬不得已之舉，聯姻柴氏。是日，備禮往迎，交拜廟見，一如古禮及《大清通禮》。”[444]
六月二十三日，曹元弼始笺释《尚书·酒诰》。
《復禮堂俟命録》：“二十三日，釋《酒誥》。”[445]
七月初六日，王欣夫来访，取《复礼堂文二集》录副。
《復禮堂俟命録》：“七月初七日，……昨欣夫來，持《復禮堂文二集》去，約數月内録一副本。”[446]
按：王欣夫有《复礼堂文二集》钞本八卷，曹氏殁後，王氏又编辑《三集》六卷，详见附录《曹元弼著作未成与未见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 己丑（1949） 八十三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撰《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并校补《尚书今古文注疏》。
本年日记有《复礼堂俟命录》《复礼堂日记》。[447]
春二、三月，曹元弼撰《云间两徵君集序》《纯儒张闻远徵君传》。
《復禮堂俟命録》：“二、三月間，撰《張、錢二徵君合集)》，寄欣夫印行。撰張聞遠同年傳，交欣夫攜之申，亦交印書諸君子冠《張集》卷端印行。”[448]
己丑二月《曹叔彦與王欣夫書》略謂：“張、錢兩同年遺文，由同人集資刊行，即日命工，發潛闡幽，扶植教道，厥功至大。病中聞此，喜極如誦枚叔《七發》卒章，當此時而有此舉，真如大旱之甘雨，阻饑之穀種。屬撰序文及張同年傳，定於一月内草就寄上，請轉告諸君子，並達佩仰忱。”[449]
夏四月初二日，曹元弼释《尚书·君奭》毕。
《復禮堂俟命録》：“二日，釋《君奭》畢。”[450]
四月初七日，曹元弼始释《尚书·多方》。
《復禮堂俟命録》：“七日，始釋《多方》。”[451]
四月二十六日，曹元弼始释《尚书·立政》。
《復禮堂俟命録》：“二十六日，始釋《立政》。”[452]
秋闰七月初七日，曹元弼释《吕刑》“皇帝清问”以下。
《復禮堂日記》：“是日釋《吕刑》‘皇帝清問’以下。”[453]
八月初十日（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八月三十日，曹元弼《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脱稿。
《復禮堂日記》：“八月三十日，《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全書脱稿。”[454]
九月初十日，《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尚书今古文注疏校补》二书首册均校毕。
《復禮堂日記》：“初十日，《書箋釋》《校補》首a均校畢。”[455]
冬十二月，曹元弼覆校《尚书郑氏注笺释》一周，撰序一篇。
《復禮堂日記》：“十二月，《尚書鄭氏注箋釋》並《序》成。”[456]己丑十一月二十九日《曹叔彦與王欣夫書》：“《尚書箋釋》及《孫疏校補》覆勘初周，未審正者，當徐圖之。”[457]
庚寅正月二十五日《曹叔彦與王欣夫書》：“《尚書鄭氏注箋釋》全書已成，撰序一篇，約近八千字，標舉全書大意，似與學術人心有關。他日校印，將重煩吾弟，想必為先聖後學力任其難也。”[458]
中華人民共和國 庚寅（1950） 八十四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校《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写定清本。
本年日记有《复礼堂日记》。[459]
夏五月初十日，曹元弼校订誊清《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至《召诰》。
《復禮堂日記》：“五月初十日，……《尚書》清本已寫至《召誥》，逐字精校，當無大誤。”[460]
五月二十五日，李根源来访曹元弼谈。
《復禮堂日記》：“二十五日，李印泉自北京來蘇，十年久别，邂逅相遇，慨論世變，且喜且悲，其言聖道絶無中絶之理，辭氣甚壯，實獲我心。”[461]
秋七月初四日，曹元弼写定《多士》。
《復禮堂日記》：“七月初四日，校《多士》寫定本畢。”[462]
九月初四日，曹元弼写定《立政》。
《復禮堂日記》：“九月初四日，校《尚書箋釋》至《立政》得半。”[463]
中華人民共和國 辛卯（1951） 八十五歲
本年日记有《复礼堂日记》。[464]
《復禮堂日記》：“（三月）二十五日，自二月中旬抱恙，至月初方愈，將歷年詩文及六妹詩按日整理。……二十七日，覆閲壬子、癸丑兩年詩已裝裱者，凡二十三頁。”[465]
夏四月，《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成，曹元弼作序并後序二篇。[466]
按：是序万馀言，於《古文尚书》诸篇经义、传述源流、注家得失言之綦详，兹不烦具，仅录其论圣王之道一贯而《书》具其之实事一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序》略謂：“昔孔子贊《易》述伏羲，刪《書》首《堯典》，法始於伏羲而成於堯。吾治《尚書》沈研鑽極久，博稽群經、傳記、子史，而知上古聖神繼天出治，因性立教，别人類於禽獸，變草昧于文明，備物致用以利天下，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其功至難。自伏羲氏以聰明睿智，乾曜合元之上聖，嗣古天皇、地皇、遂皇而作，建立八卦重為六十四，以先覺覺民。因人孩提愛親天性良知，教之相愛相敬以相生相養相保，合敬同愛，合智同力。除去天地之災，輔相天地之宜，人倫正，王道興，萬世治法於是權輿。神農氏繼之，黄帝氏又繼之，歷金天、高陽、高辛，創制顯庸，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至乎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而伏羲氏體仁嘉會，美利利天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成既濟之功，於是乃大定。凡《易大傳》、《禮·五帝德》、《武王踐祚》、《祭法》諸記、《春秋》内外傳所述三皇五帝聖德聖治，於是集大成。而洪荒以來夏巢冬窟、茹毛飲血救死不暇之民，皆安其居、甘其事、美其服，萬國協和，黎民于變時庸，所謂天地位，萬物育。……蓋古聖帝明王立政立教，一本於天命之性，率之以為天下之達道，時之相去數千年，而先聖後聖若合符節。故伊尹樂堯、舜之道，《湯誥》逸文述禹、皋陶、后稷之功，文王作《易》，根本伏羲，兼包《連》《歸》，武王受丹書于太公，受《洪范》於箕子，周制禮‘單文祖德’，言包五帝以來治法，故曰‘文、武之道同伏羲’。降及穆王，由陳古帝命重黎命三後之功，監伯夷播刑之迪。蓋帝王質文，雖世有損益，而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大本，則天不變，道亦不變，雖百世可知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周衰，王跡熄，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賊臣篡子滋起，生民將罹戰國紛争、弑人盈野、詖邪交亂、率獸食人，終於□狼秦獨夫政窮、窮凶極暴、咥人吮血、焚書坑儒之大厄。上天至仁，不忍創殘殄戮孑遺餘黎，從此澌滅而不可救，先篤生大聖孔子，包囊古先聖王至德要道大政大教，以肫肫之仁體天地生生之大德，論撰《易》《詩》《書》《禮》《樂》，製作《春秋》，總會於《孝經》，為萬世預立撥亂興治有治無亂之法，教授天下英才，世以相傳，俟有王者興，舉而措之，以重活我民。六經之道同歸，而《易》之崇德廣業，《詩·南》《豳》《雅》《頌》之化，《禮》養欲給求，《樂》象功昭德，《春秋》祖述憲章，《孝經》博愛廣敬之實事，具在於《書》。孔子刪《書》，蓋取帝王聖賢之道至美而文完備，及可考見世變，足作後王之鑒者，凡百篇。又每篇取古史舊序審定之，總為上下二篇，故師説以為取百二篇為《尚書》。”[467]
按：《尚书今古文注疏校补》之《太誓》以下未成，遗命以书稿授王欣夫。
《吴縣曹先生行狀》：“又别為《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校補》，《太誓》以下未成，遺命以二書稿授弟子王大隆。”[468]
五月初二日，曹元弼拟释郑玄《书赞》。
《復禮堂日記》：“初二日，擬釋鄭君《書贊》，整理舊稿。”[469]
秋九月，曹元弼突患中风，病中自拟挽联数则。
《復禮堂日記》：“九月初一日，先慈忌辰，祭畢忽患中風，幸而轉機，可望調養復元，殆先靈籲天拯之，俾得更生邪？病困時擬自挽數聯：
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常恨君親恩未報；抉經之心，執聖之權，所慚民物濟無功。
守先王，俟後聖，敢希伏鄭；學孔子，頌伯夷，私淑孟韓。
先帝以國士待臣，無一毫報答朝廷恩，終身負罪；後王于吾書有取，使百姓重被堯、舜澤，雖死猶生。
自古皆有死，百歲須臾耳。非曰豫凶事，聊以見吾志。”[470]
冬十一月十三日，王欣夫来访，曹元弼以身後事相托。
《復禮堂日記》：“十三日，欣夫來，屬其一切，慨然許諾，深感之。”[471]
十二月朔，曹元弼为严载如《渊雷室文集》作序。
《復禮堂日記》：“十二月朔，為嚴載如作《淵雷室文集序》。”[472]
中華人民共和國 壬辰（1952） 八十六歲
本年日记有《复礼堂日记》。[473]
春正月，曹元弼为王欣夫父王次欧作传。
壬辰正月十九日《曹叔彦與王欣夫書》：“尊公傳敬撰已就，勉竭固陋，闡發懿行，凡二千三百餘字。”[474]
中華人民共和國 癸巳（1953） 八十七歲
本年日记有《复礼堂日记》。[475]
夏四月，冒广生推荐曹元弼入南京市文史馆。
《冒鶴亭先生年譜》：“先生得南京談月色來信，言欲入南京文史館事，先生即致書冷禦秋（名遹），附談月色介紹信。又推薦曹叔彦入館事，促其發表。後談、曹兩人皆已入館，先生‘慰之，慰之，不負亡友矣。”[476]
秋八、九月间，张元济、顾廷龙为推荐曹元弼入南京文史馆事多方奔走，以周其穷厄。
癸巳八月初六日《張元濟致顧廷龍函》略謂：“再，曹叔彦先生事細想轉托叔通過于周折。叔通事忙，或恐錯過該館會議，又次耽擱一月。故擬改易方針，由弟逕向館方提出。特此陳明。”[477]
癸巳八月十八日《張元濟致陳敬第函》略謂：“顧起潛來，出視本月二十一日手書，知前上一函，為曹叔彦先生事，已邀清覽。譚震林任華東行政會主席系在中風之後，故從未見面，但為曹君推薦江蘇文史館，弟當遵命去信。仍望得兄一信，不必寄下，附入弟信，能由京逕寄尤佳。”[478]
癸巳九月二十八日《張元濟致陳敬第函》略謂：“再，前為曹叔彦先生與譚震林君信，請推薦蘇省文史館。於九月二十九日去信，不答；十月十六日又去信，仍不答。”[479]
九月初三日，曹元弼得严载如信并《复礼堂二集序》。
《復禮堂日記》：“九月初三日，得載如來書，並為我作《復禮堂二集序》，純茂淵懿，渾灝流轉，深得我心。又見和詩一首，神韻悠然。”[480]
九月十五日，丑时，曹元弼卒，享年八十有七。[481]
冬，曹元弼葬於穹窿山祖茔之次。
曹元弼身後，王欣夫为撰《吴县曹先生行状》。其中综括曹氏一生学术曰：
先生説經，一以高密鄭氏為宗，而亦兼采程、朱二子，平質通達，與番禺陳氏為近，而著書二百餘卷，總三百餘萬言，則又過之。同縣吴文安公嘗謂：“吾蘇二百六十年，前後得兩人焉，昆山則有亭林先生，吴縣則為吾叔彦先生，振綱常，扶名教，為宇宙間特立獨行之真儒。”識者謂為千古之公論。……自辛亥以來，歷世多變，憂傷憔悴，晚更窮乏，饔飱不繼，而惟以著書立教，孜孜不倦，雖疾病呻吟，不廢簡畢，斯真所謂守死善道者非耶！[482]
按：王氏又为蒐集董理《复礼堂文三集》《复礼堂诗集》《复礼堂日记》《复礼堂书牍》《复礼堂朋旧书牍录存》。其《复礼堂文三集》《诗集》，见下附录《曹元弼著作未成与未见表》。兹摘取《日记》《书牍》《朋旧书牍录存》三书叙录，以备稽考。
《復禮堂日記》不分卷)録：“案之年歷，所失者多矣。就存者核之，亦頗凌亂。凡讀書有得則記，著書有暇則記，故所闕或數日至數月，亦有一冊僅書一二葉者，列目雖繁，綜録之不過兩冊。我師為學推服陳蘭甫之漢宋兼采，嘗與張聞遠書曰：‘多讀書，以見諸實行，實為弟痛下箴砭。自得此語後，弟書日記，不敢有一事稍略以自欺其心。’故所記皆為自治身心，繩過糾愆，鞭策極嚴。”[483]
《復禮堂書牘》二卷一册叙録：“我師與人書牘不留稿，散在四方，不易蒐集。生前執友婁縣張聞遠先生錫恭所藏數十通，輾轉歸余。又向封君耐公借得致其尊公衡甫先生文權者，合鈔為卷上，而以歷年寄大隆者鈔為卷下。雖僅六十餘通，于師之立身行己，道德文章，可窺一斑。師與張先生相契至深，同以聖賢之道自任，嘗稱：‘沉潛道德，獨精三禮，篤學力行，足為人倫師表，莫如張先生。’時正纂《喪服鄭氏學》，師以舊撰《禮經校釋》為質，張先生為校其脱誤。……皆為師所深服，引以改正。大隆受業禮堂，諸經大義，多出口授。……其他多言著書刻書事，以及垂教之殷，期望之切，言之藹然。恩義綢繆，視同骨肉。乃寢門之慟，倏逾十年，披卷雒誦，如親謦咳，不自覺其汍瀾沾襟而已。”[484]
《復禮堂朋舊書牘録存》不分卷四册叙録：“先師夙敦風誼，於朋好所投尺牘，必謹藏之。自歸道山，家人視為廢紙，頗有散失。及余收拾遺稿，得一束於v角。沈君勤廬又于冷攤購得若干家，承其見惠，於是整理排比，自俞曲園以次，得六十五家。少或一簡，多至數十，辜較不下五六百通。皆在位通人，處逸大儒。雖屬殘餘，已為大觀。其中如張聞遠、葉鞠裳、江建霞、梁節庵、馬季立、唐蔚芝皆以經術道義相切磋，各存數十牘，餘亦無一作酬應浮泛語。别録為四冊。”[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