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公平

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公平是指个体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接受何种质量的高等教育，与其所属户籍、生源地是城市还是农村无关，不因其农村生源的身份和环境而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受到歧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公平状况主要表现为城乡学生入学机会数量差异与质量差异两方面。

（一）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公平现状与现实问题

1.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数量差异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机会供给持续增加，201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5.7%。从我国城乡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变化来看，自1998年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生源出现多样化趋势，城乡学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都有了显著提高，在入学机会数量方面的差异一直在缩小。如乔锦忠（2008）指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在不断缩小，其中城市化进程与高校扩招对缩小城乡差异有着重要作用。樊明成（2008）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总体差异，以及城乡之间在性别、学校类型等方面的入学机会差异都有明显的缩小。丁小浩、梁彦（2010）对全国城镇和农村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化程度发生了变化。如果不考虑高等院校内部分层的因素，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都有了显著的提高。王伟宜、吴雪（2014）对我国16所高校的实证研究表明，近30年来我国城乡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数量方面的差异一直在缩小，到2010年时差异已基本消失。重点高校中城乡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异是先扩大后缩小，而普通本科和专科院校中的入学机会差异一直呈现出缩小的态势。梁晨、李中清（2015）通过对1952—2002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片材料的分析，发现从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无声的革命”：高等精英教育生源开始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并成功将这一比重保持到20世纪末，而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动了无声革命的出现。

尽管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显著的增加，许多学者仍认为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长期存在，并在高等教育扩招后有所扩大，城市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入学机会。李春玲（2010）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大学扩招对不同户口身份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发现大学扩招反而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上升。赵叶珠、陈海燕（2011）在2007年的高校新生抽样调查中发现，占全国55%的乡村人口仅占学生总数的45%，而占全国45%的城镇人口在2007年的新生中却达到55%的比例，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远低于城镇学生。蔡超、许启发（2012）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显著，并且这一差异随时代发展呈现扩大趋势；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主要由特征差异引起，不过系数效应（歧视）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后者更应当受到关注。路晓峰、邓峰和郭建如（2016）则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结合分省定额的高考录取制度，探讨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入学机会分配均等化的作用。结果表明高等教育扩招虽然缩小了高等教育发达地区内部的城乡差距，但非均衡的扩招又间接扩大了全国总体的城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孟凡强、初帅、李庆海（2017）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扩招政策对提高城乡居民获取高等教育机会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这种机会在城乡居民间的分配存在显著差异，即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更容易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扩招政策实施后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更加严重。

2.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质量差异

另一方面，城乡学生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正逐步扩大。蒋国河（2007）对江西、天津多所高校的调查表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高等教育机会的质量（或层次）和具体结构（分类项目）上，城乡不公平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学校层次越高，城乡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越明显；在国家重点院校以及收费较高的独立学院，农村生源比例极低；在财经类院校等就业前景较好的院校中，城镇生源比例较高；在农林类、师范类等院校中农村生源占较高比例；在大部分较有市场需求的学科或专业，如外语、法学、艺术学、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科中，农村生源比例很低，城乡比例严重失衡。丁小浩、梁彦（2010）认为如果考虑高等院校内部分层的因素，则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更倾向于经济背景好和社会地位高的群体的趋势。李春玲（2014a）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城乡教育差距加剧、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依然存在，在“80后”群体中，城市人口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口的4倍，多数最终突破层层关口的农村子弟进入的是二三流大学。马宇航、杨东平（2015）通过对200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长期存在，结构性差距凸显，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更多被城市学生占据。王伟宜（2015）认为城乡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数量方面的差异已基本消失，但在机会质量方面的差异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更多的城镇子女就读于重点高校，而农村子女则多数就读于普通本科专业、专科院校和冷门专业中。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城乡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异将由显性的量的不均等向隐性的质的不均等转移。谭敏（2016）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城乡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发现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受社会分层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双重制约，农村子女不仅在高等教育入学方面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在就读高校的选择上也面临诸多障碍。

（二）高等教育机会城乡不公平的成因

1.城乡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差距

学界就城乡基础教育差距对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影响达成共识。如王伟宜（2013）认为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与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密切相关。王香丽（2011）发现有相当部分的乡镇初中毕业生没有机会接受普通高中教育，且城市高中在高考升学率和学生所升入的高校类型上都明显优于乡镇高中，而乡镇高中学生本来就很少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部分是通过一年或多年的复读而获得的。从而得出城乡学生之间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高中以及之前阶段的教育机会差异决定的。李春玲（2014a）发现城市人口接受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口的4.7倍；在小学教育普及和初中教育趋于普及的情况下，有一些来自农村的“80后”没有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从小学升入初中、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从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等层层关口（加上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辍学），有大批农民子弟被淘汰。后又基于2006、2008和201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1940—2010年各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通过5个出生年龄组比较分析，发现小学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在下降，初中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没有变化，而高中及其他高级中等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持续上升，大学阶段的城乡机会不平等略有上升。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等教育的城乡不平等是教育分层的关键所在，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机会不平等持续扩大才是农村子弟上大学相对机会下降的源头（李春玲，2014b）。马宇航、杨东平（2015）的研究也表明，在学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过程中，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和高中进入大学这三次教育分流均产生重要影响，义务教育的影响程度比高中教育更为强烈，初中升高中最为关键。学生的年龄和教育阶段越低，家庭经济背景和学校教育背景特征越明显。在家庭背景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基础教育对农村学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同时，学者们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外部因素是加剧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应星、刘云杉（2015）认为改革后被强化的重点中学制度虽然构筑了少数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但这种制度不仅不是缓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良方，反而是固化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机制。而庞圣民（2016）对中学阶段升学过程展开专门分析，发现“课外补习班市场”是重要的诱因，受益最大的是就读于非重点初中的城镇子弟，正是这类高中候选人与同样就读于非重点初中的农村子弟在市场转型后升学机会差距迅速扩大。

2.城乡学生的家庭环境差异

王香丽（2005）探讨了家庭经济收入差异、家长的文化程度差异、家长职业的不同和城乡差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城乡差异特征，城乡差异是造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性的重要因素。张继平、董泽芳（2012）则指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是导致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不公平的制度原因。纵观实行城乡分治以来的50多年，扩招政策正是通过家庭特征对城乡居民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导致农民和农村往往是城市发展的牺牲者和贡献者，农民和农村的学生往往也是高等教育中的不幸者。罗立祝（2011）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对不同高校招生制度所产生的城乡差异进行分析，发现城市家庭子女因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或权力资本，往往越是在招生标准缺乏刚性与招生程序不够严密的招生制度中，越能比农村家庭子女获得更多、更优质的入学机会。黄四林、辛自强和侯佳伟（2014）使用北京某重点大学2007—2012年的调查数据，发现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的预测作用呈现明显扩大化趋势，并且以中上阶层家庭之间的相互竞争为主；家庭所在地和户籍的巨大作用持续存在，城市和非农业户口家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高校自主招生更有利于中上阶层家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大了不同阶层家庭之间的差距。

3.农村家庭“读书无用论”现象

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问题与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的认识观念也有很大联系。相较之城市家庭，农村家庭对子女的受教育期待较低。随着扩招引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的激增，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现象较为普遍。高等院校文凭特别是普通本科院校文凭并不意味着高工资和“金饭碗”，再加之社会舆论中“寒门难再出贵子”等消极言论的影响，农村家长与子女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信心在减弱、信念在动摇。余秀兰（2014）指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找工作“拼爹”等现象，使人们对“教育改变命运”产生怀疑，并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底层百姓面对困境而放弃高等教育。其根据理性选择学派的社会学家布栋（R.Boudon）所提出的“三公理”来考察我国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功能的发挥情况，发现我国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代际传承、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不对应等因素，都弱化了教育促进底层升迁性社会流动的功能。恰如西方理性选择原理所言，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取决于影响个人教育决策的四个因素，包括下一阶段的教育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率（教育收益）、决定停留在目前教育水平而可能导致的身份地位的下降总量（地位提升）、获得下一阶段教育水平的成本（教育成本）与决定争取下一阶段教育水平但未能成功的概率大小（失败风险）。因而，农村家庭“读书无用论”现象绝非偶然，而很可能是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弱势群体基于成本、风险与收益的考量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次优性教育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