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源泉
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源泉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 ，二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关欠发达经济体进行经济追赶的分析，三是中国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
一、经典作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探讨
从广义上来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一套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基本构思。从狭义层面上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而这其中又着重探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客观规律在经典作家的表述中有着形式上的差异，但其中的精髓可以被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而唯物史观的首要观点，便是将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1]这种观点实际上在《资本论》手稿中已经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 》中，马克思提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2]。这就意味着，人类史与自然史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变化发展的最高产物，但人类社会仍然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种自然因素始终渗透于、包含于社会发展过程之中。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像自然界那样遵循着客观规律，各种经济社会形态的更替变换都是一种继承性、创造性和兼容性的发展。正如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进行解释时所指出的：“每一种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 ”[3]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如何解释社会形态的历史更迭，是每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所必须阐释的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运动中着手分析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了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的性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运动中，人类社会先后出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主要的社会形态。这一分析框架以及五大社会形态的划分，是经典作家创造性地应用唯物史观，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
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产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决定性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是单向线性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毫不回避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影响物质生产的各种可能性，并提出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发展的相对发达程度甚至有可能超过该社会物质生产的相对发达程度。
将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也纳入社会发展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由于资本具有逐利的本质，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止境摄取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漠视。
仅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为强调“协调”和“平衡”原则，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宏观层面上的协调和平衡。《资本论》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社会总资产再生产中务必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这种平衡既是价值量平衡，同时又是实物量平衡。第二是中观层面上的协调与平衡。这主要是指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也即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生活资料生产部门两者之间要遵循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再生产将无法顺利进行。第三是微观层面上企业生产的协调与均衡。企业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要恰当，要把生产资本按一定的比例分配成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类，同时保证三者在时间上继起，在空间上并存。
二、经典作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继承了英法古典经济学的大量有益成果，但是，与同样继承古典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经典作家对发展问题的探讨，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财富增长和社会事业发展等领域，而是提升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哲学高度[4]。
从内涵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两个层次的界定[5]。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是，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唤醒自然历史进程赋予人的各种潜能，使之获得最充分的发展。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人的全面发展还要求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和个人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第二个层面的两个规定同样立足于“人的一切潜能最充分的发展” ，着眼于人的外显活动、人的对象性关系的生成和个人社会关系的丰富，既是人的一切潜能发展的途径，又是这一发展的结果。
正是在对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的界定基础上，马克思通过高度的抽象方法，将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6]
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基本上不存在社会分工或发达的社会分工，原始人群只有在集体的庇佑下才可能生存，仅有的社会分工也只是建立在性别等生理特点上的自然分工。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本身的发展是较为“全面”的，但这种“全面”同时又是极为有限的。为此，马克思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 ”[7]
在人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完整个体的生命活动被分割开来，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科学和艺术、劳动和享受这些本是个性整体活动和存在的各个方面，就开始由不同的阶级分担，从而造成“人的细分” 。也正是由于分工的深入发展，人类的各种需求都要通过商品交易来满足，人类社会形态的这个阶段也被马克思称为“物的相互依赖”阶段。
分工造就了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但这种进步又是以人类个体的片面化为代价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了对抗性的矛盾关系。当然，矛盾的运行过程就是矛盾的解决条件的孕育过程，矛盾发展到顶点时，解决矛盾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分工培养起来的片面的个人能力，织成了人类的全面能力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源于分工的科学技术反过来成为消灭分工的有力工具，原因在于科学技术创造出的社会生产力为劳动者提供了巨大的剩余劳动时间[8]。正是在这些空闲时间中，劳动者可以充分发展各方面的能力，这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同时也为人类社会进入“自由个性”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打下了基础。
三、经典作家对欠发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分析
经典作家所做的经济学分析，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乏对欠发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正如恩格斯所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 ”[9]
经典作家研究后发经济体问题，使用的是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尺度，更多的是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适用性，重点是研究欠发达区域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上的跨越式发展。从历史上来看，后发经济体实现社会形态上的跨越式发展并不是没有先例。日耳曼部落侵入衰败的西罗马帝国之后，使得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封建社会形态。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在几百年的漫长时期内发展缓慢，一直处在同时具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特征的“黑暗时代” ，但是，进入17世纪之后，西方世界通过航海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进一步通过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西方社会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我国在1956年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后，也使得社会经济形态从资本主义经济极不发达的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直接加以讨论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便是后发国家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农村经济仍然是以土地集体占有制为基础的，与它并存的却是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因此，马克思指出，俄国可以利用当时现成的物质条件，通过对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造从而直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过，马克思提出，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 。经典作家甚至还设想，俄国发生革命后，将会波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后，会将自身的发展成果向俄国输出，从而为俄国补上发展资本主义的一课。
遗憾的是，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终究未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是在20世纪上半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不代表着经典作家的预想是完全不符合现实的。在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忙于争夺殖民地并进行分赃，因此，在其全球统治国际链条的薄弱环节和焦点地区，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农业国都取得了民族独立，并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跨越“卡夫丁峡谷”成为现实[10]。
四、东欧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东欧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因袭了苏联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战后东欧的经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逐渐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因此，东欧经济学界突破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僵化教条，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东欧学派”[1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欧国家，大部分都处于经济发展中的中等收入阶段，因此，东欧国家的经济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对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东欧学派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最大特点是针对生产方式变革展开分析，因此，东欧学派所研究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本质上属于经济发展领域。主要包括波兰的“兰格—布鲁斯”模式、匈牙利的“科尔内—里斯卡”模式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模式。针对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兰格提出可以通过“试错法”对市场进行模拟，实现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资源合理配置[12]。布鲁斯进一步深化了“兰格—布鲁斯”模式，提出了三个层面的经济决策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宏观经济决策，这一类决策需要由中央当局决定；第二个层面是在劳动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上的个人决定，这种局部决策既可以集权，也可以分权；第三个层面涉及“企业和部门的生产规模和结构、消耗的数量和结构、销售战略和原料供应、较小的投资、工资的具体形式等等”[13]，布鲁斯认为这一类决策除在战争等特殊时期，都应由个人分权决策[14]。
东欧学派的另一分支是匈牙利的科尔内和里斯卡等经济学家。科尔内分析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短缺现象的根源，而要解决这些短缺问题，就必须改革使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制度条件。也正是在这种理论观点的影响下，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后开展了经济体制改革，力图实现计划管理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有机结合。与科尔内不同，里斯卡·蒂博尔的研究中心则注重所有制改革，这与东欧学派注重从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体制研究问题的思路具有很大差异。里斯卡在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颇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承包经营模式” 。里斯卡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社会继承，即人们通过占有它而享有的从事承包经营竞争和获得以货币形式体现的利息的权利，因而感受到真正的占有权。
东欧学派的第三个理论分支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模式” 。奥塔·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曾一度担任捷克经济改革的领导职务。锡克主要的改革方案是用方向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自主权，并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因此，一方面，锡克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性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锡克认为，社会主义市场不仅包括消费品市场，还包括资金市场，企业拥有自主的投资权。但是，锡克将劳动力市场排除在外，这就使得这种市场体制缺乏完整性。另一方面，锡克在东欧学派中较为突出地将经济利益刺激提升到较高的理论位置，强调了在社会主义体制中仍然需要利用物质利益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5]。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独立展开对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分析一样，20世纪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进行的发展问题探讨，大多数仍然是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个别的例如卢森堡（Rosa Luxem‐bourg）等人，着重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内生扩张过程，提出帝国主义国家出于寻求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的目的，必须将广大亚非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尽管这些结论颇有意义，但仍然是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
二战之后，大量原本隶属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经济独立和政治自治，而这个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重新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建立起一套将第三世界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理论学说体系，这就是以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 ，它初步奠定了将全球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二元”分析的基础。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问题上的拓展，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板”打造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现代的方式可能只是从对现代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形成的分析中推导出来的。 ”[16]
但是，一些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跟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他们提出，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分割开来的做法并不符合现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紧紧纳入自身的发展轨道，形成一个“中心—外围”的不对称结构。在这种总体思路下，形成了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脱钩理论、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学派，我们将其统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另一方面，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探讨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发展经济学最初的理论动机之一。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量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环境问题暴露出来，并且，这些问题呈现出全球扩散态势，后发经济体更为严重地被卷入了生态危机的旋涡。这些问题引起了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的高度关注，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为此，本节专门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进行了概述。
本节还依据国别和区域标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梳理，选择了东欧、日本和非洲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文献述评。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社会体制变革后，实际上已经沦落为发展中经济体，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东欧国家凭借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优良的人口素质等因素，又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复苏和发展，其经验十分值得借鉴。日本在二战后同样也面临着迅速提升经济实力的任务，日本马克思主义也形成了有关后发国家如何发展的系统化的理论观点。此外，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为滞后的经济体，非洲国家面临着沉重的发展任务，非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值得关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拉丁美洲学者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因此，本书将其统一置于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中一并阐述。
一、马克思主义的结构性经济发展理论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依附论和后面要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开始都是“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 ”学者研究垄断资本主义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的副产品[17]。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在面对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发展时显得进展缓慢，而国际垄断资本全球化扩张的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各种机制迫使发展中国家紧密依附在发达国家周围。但是，以巴兰1952年的开拓性文献《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以及1957年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获得了明显突破[18]。巴兰认为：经济的增长是剩余的多少及对其利用的结果。这样，中心和外围的分化就取决于世界剩余产品在不同地区的分配，以及它们在这些地区被使用的方式。这种分化始于16世纪，那是西欧国家开始殖民扩张和原始积累的时期。西欧各国国内的剩余和欧洲以外的剩余不断地被投入生产，这种剩余的转移破坏了拉丁美洲、非洲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而在这两类地区产生了分化。巴兰以印度和日本为例，印度的剩余被英国殖民者吸收，而日本成功地逃脱了殖民控制，因此保持了自己的工业，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把剩余用于本国的生产性投资[19]。
安德烈·冈德·弗朗克（1978）结合史实对这一类思想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不是不发达国家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而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的历史产物。 “关系链”的松紧程度将影响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和发展的速度。譬如17世纪西班牙的衰落、19世纪拿破仑战争、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大事件都放松了“关系链” ，进而不发达国家在此时期获得了部分发展。但这些历史事件趋于平息后，原本的世界体系又恢复了， “关系链”又被拉紧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又受到阻碍[20]。
当然，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依附”与“发展”呈现出对立统一的关系。巴西经济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就此提出了“依附的发展”这一概念，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既具有“依附”的性质，同时也具有“发展”的特点，对于那些陷入“依附”困境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难免会受制于发达国家，但是，这种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损害明显小于没有外资进入、只依靠自身发展所带来的损害。因此，这种受阻碍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这种“依附的发展” ，是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扩张的一种形式[21]。
与依附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相似，边缘化和内部殖民理论也是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与依附论和“中心—外围”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夺和压榨不同，边缘化理论和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更侧重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收入分配问题。
“边缘化”一词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R﹒E﹒帕克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他指出，通婚或移民使得一些处于两种不同文化边缘上的人群常经受心理上的失落，他们得不到文化团体的接纳[22]。20世纪60年代，拉美学者接受并改造了“边缘化”概念，并形成了“二元论”和“结构主义论”两类观点，前者以智利拉丁美洲经济社会发展中心的学者为代表，而后者则以秘鲁社会学家阿尼瓦尔·基哈诺和阿根廷政治学家何塞·纳恩等为代表[23]。
“二元论”认为边缘化通常出现在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中，由于某些人和团体不能参与这一过程，也不能从这一过程受益，因此只能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在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阶层主要由城市中的“次无产者”组成，这些居民大多数是从农村迁移进入城市，由于受教育水平有限，他们只能从事一些低技术含量或低生产率的职业，这就使得这些群体既无法为城市完全接纳，同时又失去了回到农村的动机，从而成为边缘人。
“结构主义论”的特点是将拉美国家的边缘化问题放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加以分析，也正因为如此，结构主义论也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 。结构主义论将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边缘化劳动力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积累规律的表现，也即这种边缘化劳动力的实质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导致的相对人口过剩和产业后备军。此外，结构主义论还通过界定“边缘小资产阶级”和“边缘无产阶级”等概念，提出了拉美国家边缘化劳动力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差别。
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是墨西哥人类学家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的，主要分析方法是从社会关系视角剖析拉美国家贫困化和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24]。所谓内部殖民，是指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并由此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以拉美为例，尽管二战后大部分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但是社会分化却依然存在，尤其表现为习惯西方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梅斯蒂索人（即伊比利亚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 ，以及保持着本地民族文化传统的印度安人，两者之间就存在着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内部殖民关系，这种内部殖民恰恰是拉美长期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社会原因。
尽管与依附论同属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世界体系理论和脱钩理论仍然具有一些与之不同的特点。依附论更倾向于认为：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紧密的依附和被依附关系，但两者仍是两个具有重大差别的独立主体。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颠覆了这种观点。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的“一体化”观点奠定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在《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巨著中，沃勒斯坦将世界经济体的形成时间定格在“延长的十六世纪”（1450—1640） 。在1450年前，一些独立自主、彼此割裂的小文明体系组成世界，因而，世界尚不是同一的体系。但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这种经济社会形态的特点主要包括：经济上具有现代工商业发展所推动的资本积累；政治上具有强大国家机器的政治保障；地理优势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些变化加速了西欧各国向外扩张的速度，也使得西欧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源头。东欧率先成为西欧扩张的目标，西欧逐步将其纳入以自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形成以地区性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为特征的单一欧洲经济体。接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向更广的范围拓展，美洲、非洲、亚洲相继成为其目标，在这之后，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经济全球化拉开了帷幕。从时间轴上，世界经济体系可划分为：形成阶段（1450—1640） 、巩固阶段（1640—1750） 、发展阶段（1750—1914）和衰落阶段（1914— ） 。从空间上，它以欧洲为中心，逐渐扩展至全球。从功能构成上，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全球生产体系（世界性的劳动分工体系）和全球交换体系（世界市场）联系下，相互交流、彼此依赖，进而构成了世界经济体系[25]。
既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是一体化的经济体，那么，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独立的经济社会发展，题中之义就是与发达国家实现“脱钩” 。在这方面，代表学者是埃及的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学者，阿明认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这种不平等的世界分工体系，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关系在双方的不平等交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要根除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摆脱发达国家，即改变民族国家的发展战略屈从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所谓“全球化”战略的状况，根据“具有民族基础和民众内容”的价值规律去选择具有合理性标准的体系[26]。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政策提法上并没有像脱钩理论那样，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起完全独立的经济和社会体系。这与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和”性质有关。从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理论的时代背景来看，实质上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冷战格局逐步被打破，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与依附论等左派理论之间的论战有所缓和的集中体现[27]。一方面，世界体系理论吸收、借用非主流的理论和研究模型，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激烈的批判和抨击，并努力构想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体系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又论证了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从而与主流学派达成了共识。从这个层面来说，脱钩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实践性上的意义更为突出。
传统上认为，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因此，研究者们往往更多地从理论层面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但是，现实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现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分析的视角引入应用经济学领域，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空间和区域的关注，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
众所周知，在新古典范式的西方经济学中，空间概念被有意无意地“抽象”掉了，各种交易都是在一个没有区域差别的地点上进行的，消费者进行的需求决策和生产者进行的供给决策，都不考虑地理距离和空间布局。现代西方经济学发现了这一分析前提的缺陷，并试图通过区位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的构建予以解决。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化和全球化推动了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相继出现的城市中心衰落、城市财政危机、城市阶层分化对立等严重的问题，给西方区域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于是，很多西方学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西方国家城市危机的办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形成的端倪[28]。
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四种代表性理论，分别是空间生产理论、空间的集体消费理论、空间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论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亨利·列菲弗尔、马穆尔·卡斯特尔，美国学者大卫·哈维、爱德华·苏贾。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内容。第一，将空间纳入商品经济分析范畴，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利用空间这种特殊“商品”来追求利润最大化，并缓解其内部矛盾，而这个过程本身也就是塑造空间的过程[29]。第二，空间因素是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地理距离、空间布局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中，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形式之一，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等都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又会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影响。第三，在方法论层面上，历史唯物主义应增加空间向度，形成“时间—空间”的二维分析系统，将自身提升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30]。第四，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化为空间生产的全球化与空间资源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第五，新经济地理学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地理不平衡性是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后果，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在地理和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是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本质特征[31]。
二、可持续发展与生态马克思主义
从思想渊源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法兰克福学派与生态学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自然观中人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论，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相互对立，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个视角出发，首先，把西方近代的生态环境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认为生态危机的本质并不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而是作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中介的制度危机。其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以及走共产主义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径都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流。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很大的理论推动作用，其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与自然异化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等理论观点都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吸收和继承下来。最后，生态学和系统学的发展和研究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探索人类与生态的有机平衡提供了科学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生态系统论成为指导生态运动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认为人类是自然生态大系统的一部分。生态系统论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生态问题认识和态度的转变，由此也推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诞生[32]。
纵观其理论形态的发展过程，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对西方后现代性质的绿色思潮展开批判。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二元论”视角下两种不同世界观——技术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提出了批判。这两种自然价值观都是在将自然与社会进行二元分割的理论前提下产生的。技术中心主义以工具理性为优先原则，把控制和操控自然看作一种实现人类幸福和小康生活的目的的手段，主张以人类为中心。与此相反，生态中心主义，尤其是最为激进的绿色流派，认为自然优先于人类，自然保护与人类存在发展是相对立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的科学技术发展，将其归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社会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进行了分割和划分，这种逻辑片面性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研究观。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整体性决定了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统一；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人类是自然界整体组成的一部分，必须服从自然界的内部规律，同时，人类又可以在认识规律、遵循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因此，人类保护自然和维系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唯有坚持科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调整人类和自然的利益关系，反对割裂的人类与自然的二元论，才能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自然[33]。
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系统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不仅造成了劳动异化现象，而且造成了消费异化现象，由此导致了生态危机。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追求高消费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导致消费异化的出现，使得贪婪的资本家会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无限制地开采自然资源满足生产需求，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第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序生产导致生态失衡的批判。这是奥康纳等学者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类矛盾” ，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导致了生态危机，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反过来又会由于增加了资本的成本和环境运动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第三，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陈代谢断裂的生态危机论。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革命》一书中，利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和乡村的高度分离，会导致人与土地之间新陈代谢的必然断裂，并指出正是这种新陈代谢的断裂造成了生态问题的恶化以及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还带来了全球秩序的紊乱。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有掠夺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剥削能源的行为，还存在将自身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这些做法都加剧了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看，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展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问题研究较早。二战后，日本工业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出现了大量环境公害事件。典型的有1956年在九州熊本县爆发的“水俣病” ，起因是一家名为智索株式会社的化工企业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排放含甲基水银的污水。1968年在爱知县爆发的“米糠油”事件中，由于氯联苯进入人体所导致的疾病先后使日本13000多人受害，1000多人死亡[34]。正是由于这些频繁爆发的环境公害事件，日本经济学界也展开了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反思和探讨。1964年，由伊东光晴等多位作者合著的《舒适生活之日本》由岩波书店出版，标志着日本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发展和环境问题。其中，出生于中国台湾的日本学者宫本宪一产生的学术影响最大，他不仅继承了都留重人的学术传统，同时又影响了日本另一位经济学大家宇沢弘文[35]。
日本经济学者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城市问题，这其中以宫本宪一的《日本的城市问题：政治经济学的考察》为代表，宫本宪一将城市问题定义为“市民尤其是劳动者阶级由于所必需的社会共同消费供给不足而发生的问题”[36]。第二是对环境公害的关注。这其中以都留重人所著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公害》为代表[37]。第三是对循环经济的关注。龙世祥在《循环社会论：以环境产业和自然欲望为关键词》中较早提出了“循环经济”概念[38]。
三、非洲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典型，长期以来，除了南非之外，这个地区都饱受经济落后之苦，因此，寻找一条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路径，是摆在非洲国家面前的首要任务，这为发展经济学的传播和应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试验场” 。
从理论源头上来看，非洲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两个来源，第一是随着殖民主义而来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二是二战后通过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传播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其中又特别以苏联、古巴和民主德国为代表。因此，当大部分非洲马克思主义政党在20世纪70年代掌握政权后，大都套用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计划、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和群众动员计划[39]。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政权又纷纷推行新自由主义，而在1990年和1991年，这些政权几乎全部转而实施自由代议民主制度[40]。
实际上，与拉丁美洲的情况相似，新自由主义在非洲的实行，不但没有改变非洲贫穷落后的面貌，反而使得非洲陷入了一种“再殖民化”的泥潭，非洲国家的很多权力掌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手中，在国内舞台上，则受制于国际非政府组织[4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给非洲国家开出的缩减政府规模、实行私有化、货币贬值、开放市场等药方，并未使得非洲经济腾飞，加之自然灾害和疾病的侵扰，20世纪80年代成为非洲国家“失去的十年”[42]。
经历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发展理念摇摆之后，21世纪的非洲发展理念逐渐形成了极具本地特点的“后发展理论（post‐de‐velopmenttheory） ”。典型的如英国学者斯蒂芬·安德雷森（Stefan An‐dreasson）借助后发展理论解释南部非洲国家的发展问题，并尝试为南部非洲国家的发展提供具体的思路[43]。他的分析主要从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互动关系的视角展开，同时还进行了有关南非、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等三国的比较研究。他认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模式和道路，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增长战略并非适合所有非洲国家。非洲国家自身的民族分裂、社会缺乏凝聚力等因素都给非洲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问题，而长期以来对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恰恰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乏力的重要原因。
对非洲经济发展乏力原因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经济结构方面的一到两个关键变量，鲜有研究对非洲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框架性的思考和研究。为此，埃塞俄比亚学者阿尔玛兹·泽维得（Almaz Zewde）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科技发展、政治体制和资金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加强民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五个方面内容[44]。一是人力资源，这不仅包括提高社会大众的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还包括对人民社会心理进行修复，以及将本土知识转化为发展动力。二是自然资源，这不仅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更重要的是向人民合理分配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三是科技发展，一方面鼓励和教育非洲学生结合本土实际提升自身的科技和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则在南北和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加强科技转移。四是政治体制，主要是指通过民主和法律建设，为人民参与经济社会决策创造前提条件。五是资金保障，即加强对基层项目和倡议的扶持力度。
四、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最为浓厚的东方经济强国，一方面，日本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导师” ，同时也拥有宇野弘藏、森岛通夫、置盐信雄等世界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另一方面，日本在战后迅速地从一个落后的战败国重新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其经济发展历程非常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并且，在理论上，日本经济学者也对其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提炼，例如速水佑次郎提出了以“诱致性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框架。本小节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日本学者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梳理。
宇野学派是以日本经济学界的宗师级人物宇野弘藏（1897—1977）的名字命名的，宇野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区分开来，建立一种抛弃唯物史观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研究被分为“原理论”“阶段论”“现状分析论”三个阶段进行[45]。“原理论”即指高度抽象出“纯粹资本主义”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分析。“阶段论”就是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若干个连续过程，每一阶段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是融入制度因素后的“一般化”抽象分析。“现状分析论”是从矛盾的视角，对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发展做出解释，最终达到分析现实的经济运行的目标。三者的关系是前二者是第三者的基础，即只有以“原理论”为基准，以“阶段论”为媒介，才会有科学的“现状分析论” 。
本书并不完全赞成宇野学派的三阶段论，但是，这种将意识形态从经济学理论中抽象和淡化出去，纯粹研究经济运行的做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从一定的理论支点出发，而且需要对自身发展的阶段及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加以了解，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才能对发展现状进行准确的判断和把握。以日本为例，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性，这种经济社会发展上的独特之处使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格外重视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考察，而这种多样性的考察，又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的分析基础上。小蟠道昭在其对全球化的分析中就提出，有必要构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元理论” ，并在这种“元理论”的指导下，探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多样性问题[46]。
当代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奉行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复制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准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根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引入一些非市场的调节因素，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发展的可行路径。
（1）置盐信雄有关技术变革与利润率的讨论
置盐信雄（1927—2003）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中叶，他和森岛通夫等人由于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数理经济学派而蜚声世界。1961年，置盐信雄在《神户大学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技术变革与利润率》一文，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置盐定理（Okishio Theorem） ”的观点，也即认为：除非实际工资率有足够高的上升，否则由资本家引进的技术创新不会降低一般利润率；基本品行业的技术创新会提高一般利润率，而不是基本品行业的创新对一般利润率水平没有影响[47]。
尽管没有森岛通夫所讨论的转型问题那么有名，但置盐信雄所提出的“置盐定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却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置盐定理给予技术创新行为以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基本品（也即资本品或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技术创新，甚至能够起到缓解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趋向崩溃的理论基础。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置盐定理的前提并不要求严格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具有逐利动机的企业家完全可以复制资本家在这里的角色，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是实施进入替代还是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基于产品的技术创新都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对于有志于建立起自主能力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提升自主创新水平是打造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路径[48]。
（2）速水佑次郎的“诱致性创新”理论
速水佑次郎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的国际经济学教授。在经济发展领域，他长期植根于农业经济和工业化理论研究，所著的《发展经济学》先后多次再版，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经典著作[49]。值得一提的是，速水佑次郎在其理论分析中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参照对象，甚至在理论框架的构建上朝着“生产力—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唯物史观分析范式靠拢，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和拉坦提出的“诱致性技术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创新”等代表性理论上。
在速水佑次郎的经济发展分析框架中，社会系统包括“文化—制度”和经济两个子系统。在“文化—制度”子系统中，包含文化（价值系统）和制度（规则）两部分内容；而在经济子系统中，包括资源（生产要素）和技术（生产函数）两部分内容。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被称为“诱致性技术创新” ，是指这样一种机制，当一种要素（例如资本）的禀赋相对于另一种要素（例如劳动力）变得更为丰富时，特定的相对要素价格会诱导出使用更多资本和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迁。在原始社会，可利用土地的可得性相对于稀少的人口几乎是无限的，土地相对于人口的稀缺性非常低，从野生动植物中收集食物很可能是以最小成本生产食品的最优技术。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虽然土地的相对稀缺性上升，但仍可以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来增加食品供给。然而，如果种植技术变得可用了，人们就能在给定数量的土地上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多得多的食品，因此，种植技术的出现就属于“诱致性技术创新” 。
但是，经济发展依靠的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变迁。速水佑次郎认为，他所提出的经济子系统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基础”概念，而“文化—制度”子系统接近于“上层建筑”概念。在“文化—制度”子系统的变迁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他提出，当制度变迁的收益高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时，这种变革就会发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速水佑次郎提出了他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这里的制度，是指“能满足资源禀赋和技术变化要求且与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制度” ，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则是这套体系的核心。因此，速水佑次郎认为他的学说与新制度历史学派的观点接近，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认为制度并不如此顽固，一定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解决。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本章主要梳理了1978年之后马克思主义视野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实际上，旧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经济发展理论，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1949年到1978年） ，中国共产党和经济理论界也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这些都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系统引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展开了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推进，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本节从八个方面对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详细阐述。前三个部分重在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经济增长模型，分工与专业化的演进） ，后五个部分偏重于经济发展实践问题的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生态环境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对外开放） 。
一、有关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
对社会经济体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西方经济学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罗斯托的“经济起飞论”对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从经济体是否工业化、现代化这一视角进行发展阶段划分的做法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经济体发展阶段的划分是多维度的。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划分主要有三种方法，分别是所有制视角的五形态论，交换视角的三形态论和生产力视角的四形态论。五形态论将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交换视角的三形态论将人类社会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阶段[50]；从生产力视角的四形态论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以石器为标志的游牧社会、以铜器和铁器为标志的农业社会、以机器为标志的工业社会，目前正迈向以智能工具为标志的信息社会。
相对于西方发展经济学主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划分社会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依据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进行划分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定位。这其中又以项启源和程恩富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项启源较早地提出了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之间关系的问题，由于在五形态论中，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提出“社会主义”这一阶段，而只是把它当作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一种低级形式来对待，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当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同时也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亟待解释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从社会发展阶段中把握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
项启源是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这个问题的。他指出，虽然我国已经迈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处在三形态中的第二大形态——商品经济形态的低级阶段，仍然需要使用商品交易和价值规律来调节社会资源配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形态论与五形态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交会点恰恰就在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实施公有制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但仍处于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因此，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市场经济导向并不矛盾，只是两种不同历史阶段划分方法具有一定差别而已[51]。
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一过程是如何分期的？程恩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四种基本形态进行了分析[52]。
程恩富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其中初级阶段还可以分为初步建立阶段和巩固发展阶段。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生产力水平、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源配置方式、分配方式和民主制度等五个方面存在差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四种基本形态，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型产权形态，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形态，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形态，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体量的数量扩张，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前提条件，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
吴易风在国内较早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并将其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系统比较[53]。吴易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马克思一方面从实物层面将物质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种，另一方面从价值层面将物质产品构成分为不变价值、可变价值和剩余价值三个组成部分。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方法的提出，为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理论构筑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科学地处理了资本加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个别资本和社会总资本不仅仅是量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个别资本不能仅仅通过加总的方式就形成社会总资本，社会总资本是个别总资本通过投入产出联系形成的，是一个有机总体。
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秉承了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简单再生产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但正是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再生产的特征被逐步揭示出来。
第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较早地建立了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费里德曼就以马克思两部类社会再生产模式为依据，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并从中推导出了一些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并提出确定两部类资本产出比率和资本存量比率是苏联经济计划工作的重点所在。对此，西方经济学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例如，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多马就指出：“增长模型……可以追溯到马克思” ，“在各经济学派中……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苏联文献里也的确出现了一些非常精致而有趣的增长模型” ，“这些苏联模型较之西方国家类似的尝试有更高的发展”[54]。
赵峰（2004）在国内较早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55]。马克思注意到了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其再生产模型则是第一个宏观经济增长模型。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由两部门再生产理论、劳动分工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三部分构成，并且两部门再生产理论为后两者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一系列严格的前提假设的约束下[56]，赵峰（2004）得出的主要命题有四个。第一，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稳态路径是：两部类对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需求增长率保持一致，并且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技术条件决定这一增长率的大小。第二，在经济平衡增长时，市场的均衡条件是：两个部类对劳动力的需求必须达到相应的比例，同样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技术条件决定了这一比例的大小。第三，资本主义经济要维持均衡增长，必须保证各个部类对劳动力和不变资本的需求保持以相同的比例增长，而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存在任何特殊的机制来保证这个条件必然实现。即便经济增长偶然达到了平衡路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机制也无法保持经济增长按这一比例进行下去。第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速度主要由资本家阶级的储蓄—投资意愿、利润率水平决定，进一步取决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经济中存在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会逐步停滞。
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这就是在借鉴西方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为硬核，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内生增长理论。这一理论研究的前沿学者包括孟捷教授、马艳教授、冯金华教授、荣兆梓教授以及张忠任教授等人。
从2001年起，孟捷教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产品创新和分工演化的论著，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产品创新和分工演化是如何缓解资本积累矛盾和利润率下降问题的，从某种程度来说，孟捷教授的分析继承了卓炯先生、林岗教授等对于分工开创性的研究，同时也是对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现代诠释[57]。孟捷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资本积累趋势时，是以产品和部类不变为前提的，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般利润率必然会趋于下降，相对过剩人口必然会不断增多，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激化。但是，现实的资本积累并不表现如此，它往往是在产品和部门不断创新、分工体系不断深化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用产品和部类不变的前提假设来说明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是不全面的。只有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化和广化才能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发展和兴盛。随着产品创新及相应的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在质上发生了变化，使得“劳动[58]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59]，“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60]。由此也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了对等价值的新的源泉。
近年来，上述学者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价值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价值转型、利润率下降规律、社会再生产模式等一系列理论难点问题展开分析，形成了诸多新观点、新结论、新思路[61]。特别是孟捷、冯金华（2015）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探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化的新路径[62]。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图式中，部门内企业是同质的。孟捷、冯金华提出，现实中的生产活动实际上是由不同性质的企业共同进行的，不同企业采用不同的生产方式来生产属于同一部门的产品，这就形成了一个部门内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它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图式所模拟的动态平面结构，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静态平面结构，同时也不同于西方内生增长理论的异质性企业假设[63]，而是形成了特有的部门内企业“代谢竞争” 。
三、基于分工与专业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正如我们在本书绪论中所提到的，西方发展经济学通过将创新、分工、人力资本等概念纳入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框架，实现了发展经济学的复兴，并形成了新增长理论框架。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这一新的理论动向，并尝试将分工和创新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以解释经济发展现象，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学派。总体上看，该学派包括三条比较明显的学术线索，分别是有“南方的孙冶方”之称的卓炯先生开创的社会分工学派，中国人民大学林岗教授、张宇教授、邱海平教授、孟捷教授[64]、谢富胜教授等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学派和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研究团队。本节分别介绍这三条学术线索，并对基于分工与专业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简单述评。
卓炯先生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卓炯先生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1961年的广东省经济学会年会上，卓炯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商品经济的论文，其主要的结论是：商品生产的存亡由社会分工决定，而所有制形式只能决定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是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的中心思想，并据此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点[65]。
长期以来，私有制被看作商品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应存在商品经济。卓炯认为，社会分工的存在才是商品经济出现的根本原因，而不能认为私有制是产生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因[66]。实际上，卓炯先生已经接近于指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由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的，作为人类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发展阶段，商品经济对应于强制性分工，而未来社会的产品经济则是由人类自觉分工决定的。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卓炯先生明确了两条线索，一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所有制演进”的线索，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的线索，而第二条线索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通过这种划分，就把资源配置方式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厘清了，也就是说，虽然两者通过社会分工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但并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学派最早由林岗教授开启，经过张宇教授、邱海平教授、谢富胜教授等人的推动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在经济发展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
林岗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分工问题。人类社会经历了人的自然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社会分工分别表现为自发分工、强制性分工和自觉分工。这就表明：分工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形式，而绝不是什么永恒规律。林岗教授认为：机器的正常运转需要人的配合，但由于人的精力有限，无法及时处理机器运动产生的信息。这也是在传统机器生产中无法消灭分工的根本原因。化解这个根本原因的方法在于利用一种自动装置。这种装置具备类似人的感觉与控制功能，同时在处理信息的速度、可靠性、疲劳度、抗干扰性等方面远胜于人类。因此，此种自动装置，不仅使得机器运转摆脱了人工控制下的人类生理和工作效率的限制，而且将人从对劳动工具的烦琐的直接控制中解放出来，人不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从而使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失去必要[67]。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入，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的风格已经不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越来越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面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展开分析。为此，林岗和张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概念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得出了以下几方面结论[68]。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通过生产方式联系起来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力、劳动工具等生产力的简单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技术组合关系。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我们在考察生产力的发展时，不能撇开劳动方式的发展来谈论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如管中窥豹，孤立地研究某一生物的某一器官，这也就不可能科学地揭示这一生物整体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利用生产工具进行劳动活动时所产生的关系。若抛却劳动活动的组织方式，直接用劳动工具指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这种解释并不具有客观性，往往掺杂着主观随意性。第二，分工是劳动方式或生产方式的主要表现形式。将分工问题引入生产力理论中，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三，要比较完整地展示资本积累的现实过程，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的理论框架中融入产品创新和分工扩张。
从学术传承的角度来看，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研究团队（以下简称南财发展经济学团队）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学派（以下简称人大学派）不无关系。将生产方式（包括分工在内的劳动组织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加以重视[69]，是人大学派一贯的理论观点，而这一学术传统在南财发展经济学团队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总的来说，南财发展经济学团队形成了以下有关发展经济学的观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迁，直接研究对象是分工[70]。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一国或地区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方式的系统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需要研究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还需要研究地理区位上的空间分工、城乡分工和国际分工，同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也进行分工，其中最典型的是政府—市场分工、政产学研用之间的协同创新分工。
第二，分工与创新之间的互通性使分工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硬核[71]。一般而言，创新主要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实质上，产品创新促进了分工的深化，而工艺创新促进了分工的广化。进一步而言，工艺创新指的是企业内部分工的深化，即生产步骤和增值环节的延长。而产品创新指的是社会分工的广化，即产业门类和产品类型的扩张。
第三，科学发展的本质含义是消灭“异化劳动—强制性分工—私有制”这一路径[72]。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发展，要求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总体格局下，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力量，特别是在公有制经济的引导和带动下，调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公有制经济发挥示范作用，改善劳动环境，保障劳动者权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缓解私有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劳资矛盾。进一步而言，科学发展的长远指向并不是简单地“消灭分工” ，反之，却是要推动分工的深化与广化，并利用分工这一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所有制变革。
第四，从自然分工、强制性分工和自觉分工这一视角探讨了分工及人类自身发展的问题[73]。从自然分工到强制性分工，人类社会总体与人本身的发展关系也从两者的一体化发展到人为的割裂发展。特别是在强制性分工发展的顶峰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与此同时，人类自身的“异化”分工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人类社会总体发展和人本身发展之间的矛盾，只有在自觉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得到解决。
第五，可以选择将对发展经济学的重新解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一个突破口[74]。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同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必然不能脱离这个现实。另一方面，从学科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通过禁锢自身的研究范围得到发展，只有深入分析现实问题，将相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学科交叉和融合，从而巩固并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学科中的指导地位。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研究
从18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两百年间，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三次产业革命，进而建立起系统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西方国家的就业形势长期呈现严峻态势，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经济竞争力陷入衰竭。何自力（2012）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主流经济学把产业转型仅仅看成技术问题，并且以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只需依靠单纯的市场调节。其实产业转型还是一种制度问题，生产关系会制约和影响产业结构的转型。随着技术逐步替代劳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不断加快，而这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的突出表现。资本的逐利性，使得技术替代劳动的程度日益深化，但这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体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体系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并由资本家支配，向世界各地输送，进而促进了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另一方面，在技术替代劳动的过程中，技术与劳动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表现为劳动和代表技术含量的劳动工具的分离。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质是生产手段的更新，其结果是制造业的日益衰退，工业部门的日益衰落，金融秩序将因失去对工业部门的依靠而趋于崩溃，国家信用也因难以偿付巨额债务而丧失，资本主义也由此走向灭亡[75]。这说明推动既有质又有量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需要政产学研多个主体的协同作用，偏废任何一方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健康的增长。
针对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洪银兴认为：过去关于产学研问题的研究，大多关注产业部门与大学或科研机构间的关系，并将彼此间的技术创新关系描述为大学或科研机构将自身所有的技术向产业部门转移。而实际上，现代科技创新更需要产学研协同创新，这指的是各方共同参与技术创新，而不单单是技术转移。另外，现阶段的政产学研不只是指大学、科研机构和产业部门这三个主体，更应从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这三个层次去考量，分析研究彼此间的协同关系[76]。顾钰民（2011）指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创造市场、体制、政策三大条件。其中，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市场条件是实现充分竞争的前提和保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企业自觉行为的基本条件；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体制创新的基本依据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政策导向和规范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保证[77]。
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物质资源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现阶段，物质资源对经济的贡献已达到极限，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针对创新发展动力，黄泰岩（2014）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历经了两次转换，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过程来看，我国先后完成的两次经济增长动力转型，促成了30多年的增长奇迹。然而，现今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已近枯竭，表现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问题。因此，在此背景下，必须要进行第三次动力转型。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要随着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经济转型最本质、最根本的要求和任务就是更换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第三次动力转型的思路和措施包括：第一，在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发展的前提下推进第三次动力转型；第二，在构建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中依靠新的制度供给推进动力转型；第三，在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中创新技术要素供给推进动力转型；第四，在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攻方向中优化结构供给推进动力转型[78]。
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研究
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工业化模式的理论总结，发展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如任保平、周志龙（2015）从我国当前经济新常态出发，在分析新常态下开发经济发展潜力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原因[79]。任保平和周志龙认为，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实质是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改善供给是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主要方法，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改善供给的主要方面。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是结构变化，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结构变化的表现形式，同时，工业化导致了产业结构变化，而城市化仅影响就业结构，因此，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从工业化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入手，进而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经济增长动力，也就是说，工业化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据此，任保平和周志龙提出了通过工业化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路径与国家政策取向之间的关系，强调传统产业改造与现代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简新华（2011）在研究中阐述了我国走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理论依据，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国情条件、发展过程、实现道路等方面指出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特点[80]。正是由于这些不同导致了我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这主要包括：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以集约型增长方式为主；协调兼顾机械化与就业、通过不断调整力求产业结构优化；合理进行工业布局、与城镇化适度同步；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工农业协调发展；实行对外开放、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发展内外向结合型经济；民间和政府力量相结合、市场推动、政府导向。
城乡差距的拉大和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发展问题，洪银兴（2007）在研究城乡协调发展时，较早地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观点[81]。他认为：在工业化早期，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农业哺育工业，国家往往通过剪刀差等手段人为地推动工业的资金积累和快速发展。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就应该由工业对农业进行反哺，工业和城市推动农业和农村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从理论上说工业和农业间的哺育和反哺是相互的，但在现实中，两者间互相联系的程度是不一的。具体来说，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和城市的哺育是要素的充分流入，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只存在“收入滴落” ，由此导致了两者间哺育和反哺的不对等。若不能及时改善这种状况，不仅加速了农业和农村状况的恶化，而且制约了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哺育能力，限制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针对城市化问题，黄泰岩、石腾超（2013）认为，规避城市化厄运的关键是城市化必须以工业化为前提，必须以保障农民进城就业为核心[82]。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亚洲国家已经说明，若城市化路径选择不当，就可能变成厄运。城市化就是人口城市化、产业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通过实证发现，我国城市化进程表现为下列特征：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总体和空间扩张总体均呈逆向变化，而人口集聚与空间扩张总体则呈正向变化。因此，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道路，必须发展以特大城市和巨大城市为中心的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的城市群，优化城市组织结构；必须重点推进产业集聚，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必须优先解决已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的市民化。
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和城市要对农业和农村实现全面的反哺，这不单是为农业提供自觉的足够的收入反哺，更重要的是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提供要素支撑。考虑到农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严重缺乏，特别需要建立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对象的反哺机制。城市的反哺作用主要表现为城乡一体化统筹协调发展。并且，在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中心作用。
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伴生现象，西方发展经济学甚至将城市化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同时也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市化的转变作为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来对待。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主要从城市化动力、城市化模式、城市化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
从城市化动力来看，刘文超、白永秀（2011）认为交易效率是影响分工演进的决定性因素，交易效率的提升推动了分工的演进和城市的兴起[83]。由于城市集聚经济和农村分散经济的不同特性，城乡经济之间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的不平衡是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伴随着交易效率的改变，城乡二元经济表现为“倒U形”的变化趋势，交易效率越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对立程度将越缓和。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应从交易效率入手，不断提高交易效率。鉴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尤其要提高农村的交易效率，进而促进农村的分工发展，最终实现城乡间分工发展的平衡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简新华、黄锟（2010）通过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现状与国际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总体上还是较低的，而中国城镇化的速度目前是基本合适的[84]。借助定性分析方法和时间序列预测法，估计中国城镇化还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将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城镇化率处在60%左右。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提高城镇化水平。
从城市化模式来看，简新华（2014）通过对四种旧城市化模式与新型城镇化进行对比，突出新型城镇化的特征与优势，表明只有像新型城镇化这样的健康城镇化才有利于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才有利于服务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有利于实现城乡协调、持续、高效发展[85]。
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牛婷、李斌、任保平（2014）以我国城市化与产业化为研究对象，将产业化进一步细分为产业结构和产业优化两个层次，并分别与城市化构成“整体关系”与“优化关系”两层次模型，通过检验1978—2011年经济数据，构建了长短期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RL） ，比较了变量弹性系数，发现整体关系式中的长期关系作用要强于短期关系，但二者存在相同的变动方向，然而优化关系式中的长短期变量系数存在相反的变化[86]。汤向俊、任保平（2014）构建了包含城市内部工业品流通效率的模型，探讨了不同层次流通效率对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机制。中国197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显示，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城市化贡献更为显著。因此，要想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推进商贸流通业的发展[87]。白永秀、吴丰华（2010）分别从历史传承性、人类居住状态的演进、城市建设的本质、城镇化目的等四方面考察了城市化进程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关系，提出应在城市化进程中注重农村人文关怀[88]。
农业生产方式演进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与独立探讨农地制度优劣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不同的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农业发展理论，将农业生产方式和农地制度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由此得出了有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大量有益结论。陈纪平（2013）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农业生产方式分为小农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三种类型，但是，小农生产方式并未像经典作家预言的那样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89]。究其原因，在于农业生产存在空间分散性，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中，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过程进行监督的难度较大，成本也非常高（周绍东，2016） 。这表现在：首先，由于农业生产活动往往在广袤的土地上进行，劳动过程中很难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持续观察，对劳动者的劳动投入量和工作努力程度也难以进行定量测度，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惯常使用的计时工资制难以实施，同时，这也是在雇佣制农业生产中机会主义盛行的原因，劳动者很容易借监督不力而偷闲怠工。其次，由于农产品具有较长的生长周期，同时受各种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农产品的产量、质量与劳动者的劳动投入之间很难进行精确匹配，劳动者可以以作物品种质量差异、土地肥力限制、自然气候变化、农业设施条件局限等为理由，推脱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波动的责任，这使得计件工资制、绩效工资制等也难以在农业中实施[90]。
在新的科技革命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为资本监督劳动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同时也为人工控制农业生产过程提供了可能性。农业科技进步通过对农业生产的时间和空间进行逻辑性的重新安排，极大地降低了农业生产中资本监督劳动的难度，推动着小农生产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着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演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要求农地制度朝着农户私有化的方向发生变迁。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特有的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制度背景下，农地产权的私有化只能在使用权范围内实现。一旦农地实现了使用权私有化，资本力量就能够利用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进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农地将在资本所有者手中实现集中连片的规模化经营。
资本主导农业规模化经营将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引发一系列弊端：微观上不利于保护农户经济利益、促进城市化的有序进行（简新华，2013）[91]；中观上不利于稳定农业产业结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温铁军，2009）[92]；宏观上不利于改善农产品供求关系、稳定农产品价格（贺雪峰，2013）[93]。为此，我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应引领农业生产方式朝着社会主义方向演进，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为切入点，以土地股份合作制为发展途径，解决当下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缺失的情形。依据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特征，分门别类地制定农地制度，主要分为三类形式：以农业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大中型农地股份合作社；以种田大户和家庭联合农场为主体的中小型农地股份合作社； “公司＋农户”形式的农地股份公司。
六、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两方面，而这两者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降低单位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从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理论基础来看，林木西、王兆生（2010）认为，能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而能源结构是否合理则是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基本标志，我国的能源生产结构适度性较低，应从能源生产总量、能源生产弹性、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源生产增长量等方面加以调整[94]。马艳、严金强（2011）认为，根据部门内部不同的技术类型，资本技术构成可区分为低碳型技术构成和高碳型技术构成，由部门之间技术特征决定的产业结构，以及由部门内部技术类型决定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两大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影响碳排放量的决定性因素[95]。蒋南平、向仁康（2013）提出，绿色发展应建立在“资源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适度发展，损耗补偿互相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就需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尽快制定资源能源补偿标准，避免资本统治力对生态的破坏，以科技手段来加速生态的修复及经济的发展[96]。
从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政策措施来看，王保忠、何炼成、李忠民（2013）分析了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一般机理与多维路径研究，根据区域自身的资源特点、社会发展现状，确定产业低碳化和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为金融助力低碳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进而形成各区域相异的低碳发展局面。此外，未来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要理顺市场性金融支持与政府性金融支持的主从关系，坚持市场的主体地位，辅以政府的支持[97]。蒋南平、向仁康（2013）认为，低碳消费包括生产资料的低碳消费和生活资料的低碳消费。首先，应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快供给侧改革，通过调整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从生产角度去化解消费危机。从供给端去碳化，提升人们消费的低碳水平。其次，消费者应树立正确消费观，避免过度消费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最后，要科学认识人与自然不是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要尊重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低碳消费的可持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98]。
生态文明属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理念和文化层面内容，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类似，生态文明一方面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思维理念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态文明具有非正式制度的某些特征，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约束力。顾钰民（2013）认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本质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对自然做出的行为又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所以治理生态环境一方面在于不断探索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在于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来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这对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9]。
生态文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是多层面的。杨承训、承谕（2011）提出了“生态生产力”的概念，认为保护生态与经济发展并不是相互割裂、水火不容的，而应在尊重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开发利用自然，调整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关系，使两者共同发展[100]。在此基础上，杨承训（2013）从生态空间结构的角度提出了建立“城乡生态连体结构与循环体系”这一概念。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在强调要促进城乡一体化，然而大自然的“倒逼”不仅使得城乡发展要一体化，生态的治理也应该连为一个有机整体。具体可以落实到：①城市和农村共为一个有机整体，建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约束的合理生态空间；②积极发展现代都市生态型农业；③实施一系列循环利用工程。如此，全面地发挥以城带乡的优势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与市场经济的和谐共处[101]。
生态文明也可以通过环境政策激励技术创新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发展。何炼成、庄静怡（2011）研究了工业生产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环境政策激励→技术创新→环境优化→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传导机制。良好的环境政策刺激社会的技术革新，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保护了环境，还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有助于实现生态发展的目标。除了科技创新，基于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政策还需要激励劳动、资本和制度等生产要素，使其与“自然”要素形成一个协同整体[102]。马艳、肖雨（2015）从市场经济的五大逻辑支点出发，即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制度力与自然力，分析了前四者与自然力之间的天然悖论关系，即市场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天然存在着悖论，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为了消除市场经济中的生态悖论，必须尽量弱化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和制度力对自然力的负面效应，因此，需要倡导“劳动生态观” 、推进绿色技术进步、创建“生态资本”系统、重构生态制度体系[103]。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提出了两种观点。主流经济学认为，气候变化的原因是温室效应的产物，而这是市场外部性导致的，主张用市场化和地球工程来治理气候问题，主要是通过征收碳税和建立碳交易市场来规制外部性，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即是这一理论的体现。非主流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是气候变化的根本性原因，主流学派提倡的市场化解决方案根本无力化解。其中，非主流学派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气候问题产生的原因直指资本积累，主张市场化的解决方案只会加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的爆发。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税收调节再分配，推动生产技术的革新，改变传统高耗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而形成以碳税促减排、以减排调分配的良好局面。谢富胜等（2014）借鉴吸收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重构了气候变化的分析框架。他指出，气候变化因其全球性的特点需要全人类的共同行动，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民运动，联合资本集团中渴求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才有可能达到治理气候的目标[104]。
七、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调整和政府市场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构想未来更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为己任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源配置的唯一方式，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也深刻揭示和研究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通过分析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马克思提出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商品与货币，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进而构建产品计划经济。不可否认，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构想不完全一致，但由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而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很大区别。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未来的构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契合度，譬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强而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等。因而，谢地（2013）认为：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撇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经济制度与资源配置方式组合的各种可能性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在否定市场经济作为未来社会经济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的过程中，对市场经济的本质进行了最深刻的揭示，马克思研究的市场经济是古典的、非改良的、鲜有政府干预的，这是对市场经济最本质、最彻底的揭露。马克思的研究有助于中国抵制住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诱惑，破除市场万能论。在此基础上，吸收市场经济的有益成分，克服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05]。
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思潮，一段时间内曾引起了对市场自发调节作用的过度迷信，何自力（2014）总结了其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断显露的各种缺陷：其一，市场自发调节导致去工业化和产业空洞化，导致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其二，市场自发调节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其三，市场自发调节使政府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包袱，形成债务经济[106]。而这些缺陷使得实行该模式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呈现加速衰落态势，一些拉美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失去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资本家获取暴利而广大劳动者日益贫困，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绩，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有目共睹，几乎没有被世界性金融危机波及。这些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西方国家流行的“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洪银兴（2014 a）指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公共资源的配置也由市场决定[107]。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资源、公共财政等这些公共资源，不能由市场决定配置。这是因为，市场配置注重效率原则，而公共资源的配置更应关注公平。政府配置公共资源可有效地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因此，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时，应推动市场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公共资源配置由政府决定这一格局的形成。
根据以上原则，洪银兴（2014 b）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市场决定不了的，如国防等，由政府决定；市场失灵的，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政府应加以干预；市场解决不了的，如产业区域布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等，由政府安排；市场调节下企业不愿意进入的，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性项目，由政府安排。在这样一些领域政府不只是进入，而且应该充分并且强有力地发挥作用[108]。
八、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早在1997年，洪银兴就撰文指出：当下，发展中国家凭借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并不能在国际贸易中拥有主导权，对外贸易更应注重质量和效益，因此要将自身的比较优势变为竞争优势[109]。2010年，洪银兴再次撰文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后，由其阶段性特征决定，需要寻求新的动力更强的发展引擎[110]。因此，要转换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理念，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具体实践中，由片面强调出口数量向关注出口效益转变，改变以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为比较优势的外向结构，提升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由引进外资向吸收国际创新要素转变，助力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要求发展中国家采用新的外贸增长模式。简新华（2011）提出中国现行的以数量扩张、劳动密集和低价格取胜，低效益、难持续的外贸增长方式，面临外贸条件恶化、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外贸依存度太高、高新技术引进困难等诸多难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转变成为结构优化、市场多元化、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科技兴贸、以质取胜、高效益、可持续的新的外贸增长模式。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倡议亚欧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这一倡议得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走廊，对于提升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具有重大意义。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包括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实施路径及政策、实施步骤、支持体系、实施对策等多方面内容。王保忠、何炼成、李忠民（2013）指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的八大战略路径是交通、能源、产业、城市、贸易、金融、文化、生态一体化，一体化战略实施重点是能源一体化，优先方向是交通运输一体化，在一体化战略实施的初级阶段应着重推进交通、能源、产业、城市一体化，在高级阶段应重点关注贸易和金融一体化[111]。白永秀、王颂吉（2015）指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下，要从设施互联互通、发展战略统筹、合作机制构建、风险辨识与防范等四个方面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的支持体系[112]。任保平（2015）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基本思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一体化的战略内容包括空间、经济、市场、基础设施一体化，战略重点在于推进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和区域交通一体化建设[113]。
本章小结
本章对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进行回顾，本章的文献梳理范围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支独立出来，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可以清晰地梳理出有关经济发展的各种论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5-236．
[3]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388．
[4]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主题。发展经济学对“发展”这一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增长到经济社会发展，再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阿玛蒂亚·森就明确地将“功能的可行能力”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标准，正如森所说：“经济增长不能感性地作为目的本身来看待。发展必须更加关注我们所过生活的水平与所享自由的提高。 ”参见Amartya S．Developmentas Freedom［M］．New York：Knopf，1999：14．
[5]丁学良曾在《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概览》（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尽管发表年代久远，但该文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深入探析，取得了一些现在看来仍然具有新意的结论。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8]争取劳动时间缩短的斗争，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开始就没有停息过。1886年5月1日，美国和加拿大的8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工人团体举行总罢工，迫使资本家实施八小时工作制。20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工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
[9]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8-529．
[10]许建康．经济长波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中国道路［J］．国外理论动态，2011（12）．
[11]顾海良．新编经济思想史：第8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372．
[12]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5．
[13]弗·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65．
[14]社会经济三类决策的思想，与本书后文提出的三个层次的生产方式（一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第一个层面的决策接近于宏观层面的生产方式（一般） ，第二个层面的决策接近于中观层面的生产方式（一般） ，而第三个层面的决策接近于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一般） 。
[15]奥塔·锡克．经济—利益—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49．
[16]杨玉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研究［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1）．
[17]有一些研究也将这些学者称为“激进主义”学派，实际上这种笼统的称呼并不准确。由巴兰（Paul Baran）和斯威齐（Paul Sweezy）合著的《垄断资本》是新马克思主义最为著名的代表性作品。参见：夏振坤．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评析［J］ ，江汉论坛，1999（8）．
[18]P﹒A﹒Bar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M］．Harmondsworth：Penguin，1973．
[19]朱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欧美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208-209．
[20]Frank G﹒Dependent Accumulationand Underdevelopment［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一些研究也将这些学者称为“激进主义”学派，实际上这种笼统的称呼并不准确。由巴兰（Paul Baran）和斯威齐（Paul Sweezy）合著的《垄断资本》是新马克思主义最为著名的代表性作品。参见：夏振坤．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评析［J］．江汉论坛，1999（8） ；P﹒A﹒Bar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Harmond‐sworth：Penguin，1973；朱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欧美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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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一个有力的佐证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在近年来的学科发展中，不遗余力地试图将依附论整合到其自身理论框架中去，例如，托达罗（2014）就将“国际依附革命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四大经典理论加以详细介绍。参见：迈克尔·托达罗，斯蒂芬·史密斯．发展经济学（第11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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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有关置盐定理更为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见：置盐信雄．技术变革与利润率［J］．教学与研究，2010（7）．
[48]西方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John．C﹒H﹒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批判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模型在理论条理上是清晰的，逻辑上也没有错误，但关键在于，马克思认为创新的强度不足以补偿由资本深化造成的利润下降，而他们提出，西方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成长阶段，有较高的创新强度和较低的资本使用倾向。参见：费景汉，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的观点［M］．商务印书馆．北京：2014：271-276．
[49]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0]也有研究将马克思主义三形态论的核心思想概括为：人的依赖阶段（社会总体和人自身的发展混沌地统一在一起） 、物的依赖阶段（社会总体发展与人自身的发展割裂开来）和个人全面发展阶段（社会总体发展与人自身的发展在更高层面上实现统一）三大形态。本书的第十四章也是从三形态论出发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划分的。
[51]项启源．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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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赵峰．马克思的增长理论［J］．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4（2）．
[56]在这些假设中，有些属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假设，如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两部门假设、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但也有一些假设是参照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附加的，如封闭经济、不存在技术进步等。
[57]孟捷．产品创新：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J］．当代经济研究，2001（3） ；孟捷．产品创新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J］．当代经济研究，2004（9） ；孟捷．技术创新与超额利润的来源：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孟捷．危机与机遇：再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J］．经济学动态，2009（3）．
[58]剩余劳动随之同样变动。
[59]周绍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基于社会分工的再考察［J］．当代经济研究，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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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孟捷，冯金华．部门内企业的代谢竞争与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一个演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J］．经济研究，2015（1）．
[63]西方新增长理论的异质性企业假设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某些企业从事最终产品生产，而另一些企业从事中间产品或者设计方案的生产。第二种含义是，不同企业生产产品的质量是不同的，存在一个产品质量阶梯。
[64]该学派开创时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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