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年马克思”的五种形象
在劳伦斯·克拉德的影响下，马克思于19世纪70—80年代的思想发展历程被突出强调出来。按照他的界定，“晚年马克思”集中关注经验人类学是向早年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回归，因此马克思终其一生是一位“人类学家”，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所谓的“认识论断裂”。这一论断一经提出，思想界便对“晚年马克思”充满了兴趣，学者们以或肯定或否定的方式从正反两个方面延续了这一话题。经历近半个世纪的讨论，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晚年马克思”产生了五种最主要的解读模式，下文将逐一对其进行评述。
（一）“思想衰退说”
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面世之前，传记学家和文献学家已经刻画出了“晚年马克思”的最初形象，但这在当时并不构成关注重点。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写道：“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曾被称为‘慢性死亡’，但这是过分夸张了。公社失败以后的斗争确实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1]以此为基调，马克思的健康问题成为梅林描写马克思最后十年的重要话题。整部《马克思传》以如此这般的形象而告终——“马克思比他的妻子只多活了十五个月。但是在这期间，他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慢性死亡’。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逝世的那天说过：‘摩尔也死了’，这话是说得不错的。”[2]此外，他还涉及马克思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关联、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与俄国革命前途等问题。由此可见，梅林所刻画的“晚年马克思”形象是一个身体衰微、壮志未酬的落魄革命家，从其传记中使用的材料来看，他几乎没有涉足马克思在理论和学术领域内的探索。然而，正是这一“不全面”的著作在马克思思想传播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1972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在续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几乎完全承袭了梅林的叙事主题和引用材料，在刻画马克思理论研究方面他仅留下了寥寥数语：“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对自然科学（物理学、地质学，尤其是数学）的关注确实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他还对刚出现的人类学很感兴趣，并热心于路易斯·摩尔根的著作。”[3]凭借该书在英语世界的广泛影响，“晚年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工作长期被西方学术界轻视。
梅林、麦克莱伦等传记学家由于不知晓“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的存在而自然略去了对马克思这一研究工作的描述，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苏联文献学家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yazanov）在亲眼看到了两部笔记的情况下却再一次将其石沉大海。1923年，梁赞诺夫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收集工作，并在莫斯科社会主义科学院做了关于这一任务的工作报告。他指出，“从这些笔记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末期在封建主义和土地占有制的历史方面进行了许多研究”，至于马克思为何摘抄如此篇幅巨大的读书笔记，梁赞诺夫的解释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学究气”[4]。深入追问梁赞诺夫做出这般定论的原因，我们可以找到如下表述：“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里处于慢性死亡的过程。他的妻女的接连去世给他以沉痛的打击。连他最亲近的朋友们在读他写给自己女儿的信时，都会对他这样一位坚强的人会这般热情奔放和善感而感到惊异。”[5]由此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标榜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年代，“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与马克思“革命家”的形象是多么格格不入。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将梅林、梁赞诺夫等学者建构的最初“晚年马克思”形象称为“思想衰退说”，这与他们极力刻画的马克思生命最后的慢性死亡过程是紧密关联的。这种解释模式虽然没有为“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提供直接的理论资源，但是它造成了对“晚年马克思”的长期忽视。从20世纪20年代发现这批笔记到40年代、70年代将其整理出版的半个多世纪中，西方和苏联学术界长期无人问津这两部笔记的思想内涵。时至今日，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重早期、轻晚期”情况依然存在。[6]
（二）“回归早年人类学说”
对“思想衰退说”产生颠覆性影响的事件是劳伦斯·克拉德整理出版《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与此同时他提供了“人类学家”这一身份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详细阐明了“人类学的马克思”提出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拉锯的思想背景中，并且最终深陷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化阐释。在此，我们对马克思的人类学化阐释进行详细评论。
劳伦斯·克拉德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的长篇序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他[7]与哲学人类学和经验人类学的关系，成为关于他的思想是否前后连续一贯的争论的一部分。”[8]并且他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马克思于1841—1846年间阐述了一系列哲学人类学的论点……他的著作对越来越具体的问题的研究、他在1848年期间的革命活动，以及他关于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结论，使得他对人类学的研究从哲学方面转到了经验方面。”[9]很明显，劳伦斯·克拉德依据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的事实，将马克思视为一位人类学家，又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这一系列文本进一步将马克思判定为一位从哲学人类学到经验人类学的转变的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指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特别是在1879—1882年间，他多次回到这种研究上来”[10]，“马克思的民族学手稿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的论点的补充，同时又是对他1843—1845年期间所持立场的发展”[11]。基于劳伦斯·克拉德的上述言论，我们将其对“晚年马克思”的形象定位概括为“回归早年人类学说”。
劳伦斯·克拉德关于马克思的人类学化阐释在美国人类学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其后的研究者按照“人类学家”的身份重新理解了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和思想发展历程。他的学生西里尔·勒维特认为“马克思本人非常关心现代人类学的中心问题……他对非资本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态却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兴趣”[12]。唐纳德·凯利（Donald R.Kelley）进一步将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与人类学的发展进程直接等同起来，他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沿着由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到对人作实证的和‘科学的’研究这样一条类似于人类学发展过程的轨道转变的……马克思对人类学领域的兴趣，在他整个一生中都以不同的方式持续着；在他的晚年，这一兴趣则表现得尤为突出。”[13]时至今日，这种观点在美国学术界仍然存在，它代表了当代人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重要关注和解读视角。[14]
“回归早年人类学说”是人类学家提供的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独特视角，同时也是解读“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理论框架。人类学家们有意识地弥合被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撕裂的马克思，进而以“人类学家”的身份统一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但是，这种理论尝试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方面，人类学界内部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与美国人类学界的普遍共识不同，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认为：“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位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他们仅仅只是利用了可以利用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他们之所以转向人类学和历史学，更多的原因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关，而不是因为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关注。”[15]站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的立场上，我们更愿意接受莫里斯·布洛赫的结论，这不仅是因为他自觉地从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探求马克思与人类学的关系，而且还避免了20世纪人类学对作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理论基础的摩尔根学说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所造成的困境。
另一方面，“人类学的马克思”因根植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争论的理论背景而难逃“被绑架”的命运，这一危机自劳伦斯·克拉德发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时就已潜伏于其中。按照劳伦斯·克拉德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类学家，这是其思想前后贯通的轴心骨，只不过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哲学人类学到经验人类学的转变。问题由此而出——劳伦斯·克拉德援引建构马克思哲学人类学的文本依据和思想支撑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派高度相似，而他关于马克思始终是人类学家的论点与人本主义一派宣称的马克思根本上是人本主义者的观点如出一辙。由于“人本主义”与“哲学人类学”内部相通，且“人本主义”更具影响力，最终“人类学的马克思”汇入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之洪流。由此可见，“回归早年人类学说”从一开始就没有直面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争锋焦点，而只是以另外的视角转移了阐释马克思的关注点。这样，作为一次理解“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建构，“回归早年人类学说”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但没有取得最终成功。
（三）“放弃《资本论》说”
由于将马克思毕生思想进程冠以从哲学人类学到经验人类学的发展出现了巨大困难，西方学术界开始尝试将分析重心转向两部笔记与《资本论》的关系上。按照这种思路展开研究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有人类学家。
鼓吹“马恩对立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诺曼·莱文指出，恩格斯是彻头彻尾的经济决定论者和社会发展道路单线论者，而马克思的理论远比恩格斯的多元和鲜活。因此，诺曼·莱文以1853年为界将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经济学和人类学两个时期，对于后一个时期他如此描述：“他开始离开经济学、离开英国的工业问题、离开《资本论》的十九世纪的西欧世界。他越来越仔细地研究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态……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表明，在他的脑海中存在着一个对公社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大致计划。”[16]最终，诺曼·莱文的结论是，马克思自1853年起就完全结束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19世纪西欧经济学与经济发展史的研究，成了礼赞原始社会而鄙视现代社会的怀旧思想家。与其观点类似，美国人类学家唐纳德·凯利根据劳伦斯·克拉德的文献发现指出：“在马克思一生最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加强了对前西方的和超西方的各种社会制度的兴趣，并把注意力从政治经济学转到了一种甚至可能是更重大的计划上来，这一重大计划的基础就是英、美人类学家们所开创的人类学这门新学科……正因为被这一兴趣所吸引，马克思才未能——或许他从未打算完成他的《资本论》。”[17]唐纳德·凯利在肯定马克思思想终身与人类学相关联的基础上着重强调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是一种强烈的兴趣，而正是这种兴趣驱使他暂时搁置并最终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计划。
需要肯定的是，“放弃《资本论》说”的主张者提出了“晚年马克思”与《资本论》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毕生研究的重心，建构了他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开展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从文本写作和思想进程来看，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的其他研究都或多或少受到《资本论》这一中心任务的辐射式影响。然而，《资本论》与“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的关联不是直接呈现的，而且马克思本人对此也没有做出任何说明或提示，这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增加了许多难度。
在评价这种“晚年马克思”的阐释路径时，我们首先认为如果这种观点在唐纳德·凯利、诺曼·莱文的年代可以算作一种“合理的、可能的猜测”，那么在当前的学术背景下我们需要依据最新文献学成果来加以纠正。随着MEGA2第二部分编辑和出版工作的全部完成，《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以相对完整的形式问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第二、三卷的加工一直持续到1880年之后。与两部笔记写作时间相当，马克思于1878—1880年进一步写作《资本论》第二册第Ⅶ稿（MEGA2Ⅱ/11），于1877—1881年持续写作《资本论》第二册第Ⅷ稿（MEGA2Ⅱ/11），于1877—1882年不断写作《资本论》第三册“剩余价值率公式和利润率公式”（MEGA2Ⅱ/14），于1881年7—8月写作第二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和再生产的公式”（MEGA2Ⅱ/11），于1881—1882年写作第二册“资本的形态变化和资本的价值构成（或有机构成）”（MEGA2Ⅱ/11）等文本。[18]除此之外，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德文第二版、法文版之后，还准备亲自修订德文第三版，这一工作直到1880年还在他的计划之内。在此基础上，“放弃《资本论》说”面临全新的双重挑战：一方面，文献事实与基本主张直接矛盾；另一方面，如果同时写作的文本之间表明马克思思想的某种互文性，那么《资本论》与“晚年马克思”的关系如何从学理上加以重新阐释？这既是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需要应对的挑战，也是我们开展“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思想研究必须直面的难题。
（四）“研究重心东移说”
与西方学术界从《资本论》切入“晚年马克思”的问题域不同，苏联和中国学术界在理解“晚年马克思”时追踪了另一条思想路线——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苏联学者伊·列·安德烈也夫认为“晚年马克思”“集中精力探讨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基本上是公社农民的）外围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倾向和前景”[19]。其中，他意指的“外围地区”主要是东方和非洲。受苏联研究模式的影响，国内学术界理解马克思思想奠基之作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指出：“晚期笔记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界碑。它表明马克思研究问题的重点转移。在70年代以前，马克思重点是研究资本主义起源、发展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当时马克思注意的中心，或者说他研究问题的重点是关于英法德等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形成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完整理论……随着革命的形势和中心向东方转移，以及亚洲、非洲、美洲社会尚保留着古代社会的遗迹的材料的公布，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牵动了他们的视线，他们从重点研究西方（主要指西欧）社会的结构转向对东方社会的研究。”[20]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特殊时代背景的双重影响下，“研究重心东移说”抓住了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关注这一线索，以“跨越理论”为基础，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或东方学说。在这种理论的视域中，学者们重点从“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挖掘了原始公社及其发展前景、氏族社会内部结构、亚细亚社会特殊性、革命道路多样性等方面的材料，将马克思的理论与东方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关联。可见，国内学术界在理解“晚年马克思”时表现出了极强的现实关怀，这种解释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从当前学术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研究重心东移说”面对着一系列复杂的质疑。
首先，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对俄国革命问题的集中关注是否意味着他完全将革命的现实可能性转向东方？根据现有的材料显示，马克思尽管收集并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材料，但是他对于俄国革命（特别是农村公社）的前途始终不敢妄下定论。他严厉告诫俄国革命家不能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21]，他主张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客观的、真实的研究，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22]。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回信的审慎和纠结过程中再次得到印证。与此同时，马克思仍然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联、法国工人党、美国工人党保持密切的联系。从20世纪的现实历史来看，不仅是东方的俄国和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革命，而且西方社会基于马克思的理论也进行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探索。因此，我们很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马克思晚年的革命探索完全划归为东方社会理论。
其次，马克思主要基于一般人类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研究结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指导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方古老的俄国和中国取得成功，这是超出马克思理论预期的。因此，马克思革命理论与东方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成为遗留的一道难题。很显然，马克思本人没有解开这道难题，而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关于“俄国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争论、列宁与斯大林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分歧、列宁晚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跨越和不可跨越因素”的反思以及中国的革命和改革探索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提出了迥异于马克思的诸多情况，都是“研究重心东移说”需要攻克的难题。
最后，马克思转向东方社会问题是否意味着他同时放弃了欧洲视角，转而成为东方主义者？重心东移论者以视角或问题转换的方式理解“晚年马克思”，并将其塑造为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但是他们没有对马克思思想全过程加以仔细考察，没有说明“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在何种程度上与此前的欧洲视角实现了切割。纵观马克思毕生的理论研究可以知道，他对片面的西方化或东方化都保持高度警惕，因为他始终是以超越地域性的世界主义视角对历史进程进行判断。以上可以概括为对马克思思想整体性审视的缺环。鉴于此，我们需要在面临的难题之上重新反思并推进这种解释倾向。
（五）“唯物史观应用说”
对“晚年马克思”的另一种解释路径是“唯物史观应用说”，其基本观点认为马克思在研究人类学和历史学著作时有意识地将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基本结论应用于其中，并加以验证和发展。明确地说，“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时间上推广至史前社会，在空间上拓展至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由此得出的新论点是对唯物史观的补充。这种观点自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世以来，在国内学术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成了马克思晚年思想解释的主要理论参照。沿着此种思路继续深掘，我们将会发现国内学术界书写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主导范式是唯物史观的形成、确立、应用、验证、发展，而“晚年马克思”正是对应于该叙事链条的应用、验证与发展环节。
毋庸置疑的是，按照唯物史观的发展线索梳理马克思思想进程既符合马克思思想主旨和恩格斯对马克思学术贡献的历史评价，又能做到前后一致、逻辑自洽。在国内学术界认识和研究马克思思想史的最初阶段，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完整的思想史图景，让我们对马克思一生中各个阶段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有一个客观的定位参考系。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特别是学术研究日益走向国际化，西方学术界关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批评和“马恩对立论”的探讨将反思“唯物史观应用说”推进至一个全新的理论平台。
时至今日，“马恩对立论”不能走向绝对化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这种论点的持有者提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学术观点上的差异（特别是重大分歧）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它打破了自第二国际到苏联教科书体系所捍卫的恩格斯的“绝对权威”。通过检索不难发现，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辩护和阐释是“历史唯物主义”，而这是一个与“唯物史观”内涵几近一致但针对对象有所不同的理论标识。[23]恩格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晚年书信中重申唯物史观从经济关系叙述历史只能从根本上予以理解，他极力避免将马克思解释为“经济决定论”者，并提出了与此相关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此后，这些论点便发展为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半壁江山”——“历史唯物主义”，而这种稳固局面被马恩对立论者打破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观点存在差异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唯物史观”开始被划归为“马克思主义”之列，而与马克思本人思想存在差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到：“马克思只有两次有联系地和原则性地谈到了唯物史观。为了揭示某些情况和发展，通常他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使用唯物史观这个理论范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恩格斯称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方法。”[24]在此，哈贝马斯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定位和应用“唯物史观”时候的不同态度，明确指出是恩格斯将这一概念提升至指导思想的高度。与此相关，望月清司（Mochizuki Seiji）更为明确地表述了这种差异：“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等只是‘唯物史观’的下属概念。因为，后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它还包括恩格斯和列宁的历史观。”[25]他说：“时代要求我们去回答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去重构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而不是去重构马克思主义。”[26]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严格区分马克思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教义体系”[27]。望月清司以市民社会理论为中心，通过打破马克思与唯物史观无批判性地等同，挖掘出唯物史观“经典表述”和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中没有的理论资源，以此开掘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丰富性。
在上述背景下，西方学术界开始对“唯物史观”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中提出马克思理论中“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不断扩展”“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遵循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社会演进方案”“亚细亚社会及其长期停滞”等理论存在重大缺陷，需要被抛弃。与此同时，他认为马克思思想应该能够面对并回应诸如权力、剥削、时空、阶级、国家、民族主义等现代社会提出的问题。[28]即便是坚定维护“唯物史观”有效性的G.A.科恩（G.A.Cohen）也通过区分“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反对将唯物史观解释力泛化的苏联主义作风。他指出：“如果我们以第二种方式[29]理解它，那像宗教和民族主义这些现象对它构成的威胁就小了”[30]；相较而言，“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能及的范围上更适度”[31]。
以此反观国内学术界在“晚年马克思”解释中的“唯物史观应用说”，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90年代苏联模式对国内马克思思想研究产生的特殊影响。站在现今的学术立场上我们可以进行一种比较性的选择：究竟是坚持原有唯物史观的话语系统能够对“晚年马克思”的思考境遇做出更深入的理解，还是打破唯物史观的既定话语模式才能在更新和更广的学术平台上重新理解“晚年马克思”？基于对1980年前后国外学术界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和反思工作，我们将尝试以后一种方式将“晚年马克思”的讨论拓展至其中后期思想发展历程当中。
综上五种解读模式，“晚年马克思”并没有提供理解“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最佳研究范式。在当前的研究中，这一理论标识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困境：其一，理论空间过于狭窄。这就是说，仅就两部笔记展开马克思此阶段的思想分析难度很大。事实上，两部笔记并不能直接表述马克思的思想，加之，笔记与马克思此前的问题线索和思想关联也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度勾连。但是，从经验人类学向哲学人类学的回归、研究重心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史前社会和世界历史研究对唯物史观的应用勾连的思想线索尚存在逻辑缺环或简化处理。由此陷入的僵局便是，学术界长期不知道两部笔记与马克思既有理论的内在关联。其二，解释效力严重不足。“晚年马克思”的重新发现本应为理论阐发提供了一座“思想宝库”，但“寻宝者”在试探性地开采之后判断“资源不足”，这就是：“人类学的马克思”最终汇入“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派，放弃《资本论》的马克思再度被定位为思想的“慢性死亡”，研究重心东移的马克思未能结出革命理论之果，广泛研究史前社会和世界历史的马克思只能为早期形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做注脚。然而，按照我们搜集和甄别的材料，“晚年马克思”的思考图景远比以上解释宽广和深刻得多，下文将结合当前学术背景阐释重新研究“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基本思路。
[1]弗·梅林.马克思传：下册.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8.
[2]同①673.
[3]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43.
[4]梁赞诺夫.马克思主义史概论：第2卷.莫斯科增订第2版.1928：206.转引自杜章智.国外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71.
[5]梁赞诺夫.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转引自叶林.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看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95.
[6]2015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委托南京大学哲学系赵立、刘雨琦、史晨、孙乐强、张亮等研究人员就2002—2012年间CSSCI引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篇目及次数进行实证统计，其中前20位和后20位引用文献尤为引人注目。据统计，引用量后20位的著作基本上为马克思1870年之后写就的作品，在十年间的引用量均在5次以下，甚至有3篇著作在十年间无人问津。与此相对，引用量前20位之榜首《德意志意识形态》引用量高达11538次，最少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引用量也有574次。其中有1/3为恩格斯的作品，除了《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其余均为马克思1870年之前的作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选编原则之一是“常用性”，从CSSCI代表的学术动态可以窥见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重早期、轻晚期”的基本格局。参见赵立，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学术影响力分析——基于CSSCI数据（2002—2012）的实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3）.
[7]指马克思。
[8]劳伦斯·克拉德.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9.
[9]同②18-19.
[10]同②.
[11]同②21.
[12]C.勒维特.马克思的人类学和进化论问题，马克思的理论和第三世界.新德里—伦敦版.1885：47.转引自杜章智：国外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86.
[13]唐纳德·R.凯利.晚年马克思与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48.
[14]Thomas C.Patterson，KarlMarx，Anthropologist，Oxford：BergPublishers，2009.托马斯·C.帕特森.卡尔·马克思，人类学家.何国强，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
[15]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冯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04.“莫里斯·布洛克”也译作“莫里斯·布洛赫”。
[16]N.莱文.辩证唯物主义和村社.转引自唐纳德·麦克奎里.马克思：社会学、社会变化、资本主义.伦敦版.1978：165//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83-284.
[17]唐纳德·R.凯利.晚年马克思与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61-462.
[18]以上《资本论》手稿的写作时间考证参见徐洋《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见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8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4550页。
[19]伊·列·安德烈也夫.马克思的最后手稿：历史和现实//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2.
[20]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3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352-353.
[21]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6.
[22]同①.
[23]“唯物史观”主要针对“唯心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主要针对英法机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参见拙文：《从“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理论”——马克思叙述历史的话语体系的命名问题》，载《学习与探索》，2016（6）.
[24]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4.
[25]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序.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26]同③56.
[27]同③8.
[28]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24.
[29]“第二种方式”即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
[30]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411.
[31]同③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