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的起源、发展和主题[*]
迈克·比尼
所有在符号学上概括了一个完整过程的概念都逃避了定义，*而只有那些没有历史的概念才是可定义的。（尼采：《论道德的谱系》，1887，第二篇论文，§13）
我是一个分析哲学家，我独立思考。（塞尔，来自穆里根，2003，p.267；参阅格洛克，2008a，p.211）
分析哲学的首要特征是，以明晰性（clarity）为目标，强调哲学论证的明确性（explicit argumentation），并要求所表达的观点应当展现同行严格的批判性评价和讨论。（欧洲分析哲学学会主页，＜http：／／www．dif．unige．it／esap＞；accessed 18 October 2011）
分析哲学现在一般被看作是英语世界中主流的哲学传统[2]，至少从20世纪中期开始就一直是这样。过去20年间，它的影响力在非英语世界也已经稳步增长，这体现在分析哲学学会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增加。[3]然而，分析传统日渐增长的支配地位并不意味着目标、方法或观点的趋同（convergence）。相反，分析哲学现在比早期包含更多不同的方法、观念和立场。从最初对逻辑和数学哲学（弗雷格和罗素）与伦理学和判断理论（摩尔）中认识论与形而上学问题的关注开始，通过语言转向（始于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的分支已经遍布哲学的所有领域。除了语言哲学、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以及分析伦理学中的主流分析哲学之外，也出现了分析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分析女性主义、分析有神论以及分析托马斯主义这些完全不同的（diverse）领域[4]，也有各种观点的逆转以及变化。早期分析哲学的一个主线是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repudiation）是其基本原则（fundamental）。然而，形而上学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复兴。尽管早期分析哲学家们可能会把“分析的形而上学”看作是一种矛盾的说法（oxymoron），但这个术语（term）现在专指一门受人尊重的（respectable）分支学科。[5]分析哲学一般被认为是源自对康德和黑格尔式唯心论的反动（reaction to），但分析的康德主义已经活跃并兴盛（alive and flourishing）了许多年，而且，现在人们在谈论分析哲学正由康德阶段被引入（ushered）到黑格尔阶段。[6]现象学一般被看作是20世纪上半叶分析传统的主要竞争者，但分析的现象学，尤其是分析的精神现象学在21世纪却既享有盛誉又蓬勃发展（both reputable and thriving）。[7]
面对这些发展，人们或许会怀疑，继续谈论“分析哲学”是否还有意义。弗雷格曾经说过，一个词的外延越广，其内容就越少（1884，§29）。由于想把这个标签限于分析传统的早期阶段，有些人就提出，分析哲学最晚在20世纪70年代就气数已尽了，我们现在正处于“后分析的”时代。[8]然而，这些观点无法解释“分析哲学”被普遍用来指大多数当代哲学，而且“早期分析哲学”这一术语专门用来指分析哲学的早期阶段。[9]那么，我们最好尽可能尊重这一术语的现有用法，并将分析哲学看作是这样一个传统：尽管它更加多样化，但它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康，更加强大。毫无疑问，对分析哲学历史的关注可能会在包容性上误入歧途。即使有些人可能意图把一些哲学家、思想流派或发展阶段排除在这种传统之外，但他们与分析哲学的关系仍然是与理解分析哲学的性质和发展相关的，无论人们所接受的看法有多么狭义。
那么，作为最初大致的说法，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分析哲学可以被刻画为这样一种传统，它起源于弗雷格、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随后进一步发展并不断产生分支，成为今天我们所知的这一复杂运动（或一套内在关联的分支传统）。我在第一节将讨论分析哲学的起源，并在第二节讨论它的发展。在第三节，我将讨论“哪些主题在分析哲学的历史中特别重要”这个问题，或许由此可以揭示分析传统的某些特征。上述这三节与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的三个主要部分（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在第四节中，我将基于以上各节与整个手册直接回答作为本节题目的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章考察过去20年分析哲学中出现的历史转向，关于分析传统所记载的历史，以及由此引发的涉及分析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一些问题。[10]这个手册本身既是上述历史转向的历史产物，也被看作是在哲学上整合和深化这一历史的转向。
一、分析哲学的起源
罗素和摩尔对英国唯心论的反叛通常被看作分析哲学诞生的标志。[11]毫无疑问，这是分析哲学产生（emergence）的关键事件之一，格里芬在Oxford Hand- 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第十一章中阐释了这一反叛的性质。就罗素而言，他对数学基础的关注是至关重要的。在他与新黑格尔主义最初的暧昧关系结束之后，他得出了以下结论：只有摒弃新黑格尔主义的内在关系说，对数学的详细说明才能够被提供。关系命题在数学中是基本的（fundamental），而且在罗素看来，关系必须被看作命题“真实”的（独立的和不可化约的）组成部分，以便使得数学能够包含真理。就摩尔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他不满唯心主义者否定不依赖于心灵的对象（objects）的存在。摩尔开始相信世界确实是（quite literally）由概念构成的，命题只是复杂的概念。在摩尔看来，在理解命题的过程中，我们掌握了命题实际上所讨论的构成命题的概念。由此，罗素和摩尔都开始接受（come to adopt）直接实在论的一种原始（crude）形式，而这是他们反叛英国唯心论的核心。
罗素自己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中对他们反叛的描述只谈论了他们的“新哲学”[12]，而且无论是罗素还是摩尔，在他们早期的著作中都未曾谈及“analytic”或“analytical”哲学。（我在下一章追溯了“分析哲学”这一提法的发展历程与分析哲学作为一种传统的相应解释。）然而，我们所发现的是对分析作用的强调。罗素的首次认可是在他关于莱布尼茨的一本书中，在这里他将“所有健全的哲学都应当从对命题的分析开始”看作是一个“显而易见”（evident）的真理（1900，p.8）。对摩尔来说，这样的分析在于将命题解构为构成命题的概念，而且这个解构的概念也在《伦理学原理》的第一章中被他用来证明“善”的不可定义性，也就是说，“善”的所指之物是没有部分的，因此它是不可解构的。[13]
正如格里芬注意到的，我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罗素和摩尔的“新哲学”是“分析的”：他们的方法核心是对命题的解构分析。对摩尔来说，这是概念分析；但是罗素的立场更加复杂。虽然摩尔和罗素都同意哲学分析的目标是揭示命题的基本组成部分[14]，但罗素是在更宽泛的逻辑分析纲领中来理解这一点的。这首先涉及对命题的逻辑组成部分即逻辑常量的确认（identification）[15]，但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对逻辑命题本身的确认，特别是对所有其他逻辑命题可以由之导出的基本命题或逻辑原则的确认。正是这一想法构成了他从1901年起关于数学基础工作的核心，此时，他首次提出了他的逻辑主义计划，这一计划旨在表明，如何能够从纯粹逻辑命题导出数学命题。[16]
使得逻辑主义得以可行的是现代逻辑即命题谓词逻辑系统的诞生，对它们的运用成为分析哲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此时弗雷格登上了历史舞台，使得我们认可他为分析哲学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因为正是弗雷格创造了量词逻辑，尽管罗素是从皮亚诺那里学到这种逻辑，并且改编了皮亚诺的记号法而不是弗雷格的，但是毫无疑问，在1902年5月完成了《数学原则》之后，罗素就恰当地研究了弗雷格的著作，他不仅从中获益良多，而且在批评弗雷格的一些关键想法中发展了他自己的立场。[17]弗雷格也影响了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就是由他在弗雷格和罗素的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而引发的，他接受了他们的某些想法和假定，但也批判了其他的想法和假定。所以也是基于这个理由，弗雷格必须算作是分析哲学的共同创始人之一。虽然摩尔和罗素对英国唯心论的反叛与弗雷格没有任何关系，但罗素后来的工作和维特根斯坦的思考与弗雷格的思想密不可分。[18]
量词逻辑首次出现在弗雷格1879年出版的《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中，他在书中宣布，他的终极目标是给出数字的逻辑分析（1879，p.viii）。弗雷格早于罗素二十多年，就开始着手证明算术是可还原为逻辑的（与罗素不同，弗雷格从来不是一个几何学上的逻辑主义者）。他在1884年出版的《算术基础》（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中给出了他的首个非形式化阐释（account），而形式化证明是他在《算术基本原则》（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中的目标，这本书的第一卷出版于1893年，第二卷出版于1903年。1902年6月，在第二卷付梓之时，罗素指出了能够破坏他整个系统的那个悖论，这导致弗雷格不久便放弃了他的逻辑主义计划。证明逻辑主义的任务传给了罗素，他发现，要避免这个悖论（以及其他相关悖论）就必须构建一个复杂的类型论。然而，在贯彻逻辑主义计划的过程中，弗雷格由此提出了许多对后来的分析哲学颇具影响力的观点，例如，现在许多语言哲学的课程都从弗雷格对概念与对象、意义与意谓（Sinn and Bedeutung）的区分开始；当今心灵哲学中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争论也可追溯至弗雷格的思想理论（theory of thought）和他关于索引性（indexicality）的观点。伯吉在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第十章中提供了对弗雷格影响的说明（account）（也可参见Burge 1992）。
弗雷格量词逻辑的发明与罗素和摩尔对英国唯心论的反叛，是分析哲学产生过程中两个最有意义的事件，这两个事件是早期分析哲学许多思想和成就的根源，例如弗雷格对存在命题和数字命题的逻辑分析，摩尔对自然主义的批判，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和类型论，以及维特根斯坦把逻辑命题看作重言式的想法。那么，对分析哲学起源的深入理解就要求了解这些事件的背景，特别是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德国哲学和科学背景，罗素和摩尔反叛的英国哲学背景，以及弗雷格和罗素逻辑主义的数学和逻辑背景。David Hyder、Gottfried Gabriel、John Skorupski和Jamie Tappenden的章节提供了对这些背景的说明。我在下一章的第一节也会对此做更多的讨论，但进一步的细节将在构成第三章的编年史中提供。这里我只想指出，将一个哲学家的工作放在历史的语境中未必会消解其原创性和重要性（originality or significance），相反，这有助于确定究竟什么是新的和重要的。
然而，原创性和重要性通常只能得到后见之明的欣赏。弗雷格的工作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认可。罗素声称是他第一个注意到了弗雷格。这个说法是错的，但他首次用英文概述了弗雷格哲学，这一点他是对的，而且正是通过这个概述，维特根斯坦了解了弗雷格的工作。[19]然而，弗雷格对罗素和（在更大程度上）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认可，而且弗雷格的工作在分析哲学的早期历史中是被忽视的（参见下一章）。甚至今天，有时他仍然是被忽略的[20]，但普遍的共识则坚决把他定位于分析哲学的核心。
近年来，人们对波尔查诺工作的兴趣不断增长。正如弗雷格和罗素一样，波尔查诺批评了康德对数学的解释，而且他的分析性、先验性、逻辑推论（logical consequence）和命题性（propositionality）概念，以及他对变异方法（method of variation）的使用，预示了后来分析哲学家们的许多观念。波尔查诺并没有直接影响已经被认可的分析哲学的四位主要创始人，但他确实影响了塔瓦多夫斯基（Kazimierz Twardowski），也就是利沃夫-华沙学派（Lvov-Warsaw School）的创始人。塔瓦多夫斯基的工作通过迈农和塔斯基等人，为后来的分析传统提供了养料。对波兰人和奥地利人对分析哲学影响的认可，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分析哲学中波兰和奥地利分支的认可，就把波尔查诺作为分析传统的叔祖引入了其家谱之中。[21]然而，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将波尔查诺算作是一个分析哲学家，他的工作无疑在理解分析哲学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Mark Textor在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第五章阐释（explain）了波尔查诺对康德的批判。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给出“分析”哲学的明确特征的话，那么，正如其名称所表明的，显而易见的候选者就是分析（analysis）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前文所述，对命题的解构分析是罗素和摩尔方法论（methodology）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早期哲学确实是“分析的”。正如罗素自己在1900年所说，“所有健全的哲学都应当从对命题的分析开始，也许这是一个太明显而不需要证明的真理”（1900，p.8）。这番论述出现在他关于莱布尼茨的书中，并且他随即指出：“莱布尼茨的哲学从这样的分析开始，这一点虽不是十分明显的，但似乎仍然是真的”（ibid）。罗素的第一个论述常常被引用，而第二个论述的言下之意却不经常被意识到：莱布尼茨也许是一位正如罗素一样的分析哲学家。但如果莱布尼茨是分析哲学家，那么我们能够追溯多远？到笛卡儿？到奥康、布里丹（Buridan）与其他中世纪逻辑学家？到亚里士多德甚至柏拉图？加斯金（Richard Gaskin）在第二十九章中指出，如赖尔和其他人已经揭示的那样，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中包含了逻辑原子主义的主题。
事实上，摩尔和罗素所采用的解构的分析概念既不是新的，也肯定不是后期分析哲学的特征，即便在罗素和摩尔自己的晚期哲学中也不是。通常认为，摩尔通过斯陶德（Stout）和沃特（Ward）从布伦坦诺那里得到了他的早期想法[22]，并随之影响了罗素，这一想法在罗素1899年关于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得到了巩固。[23]摩尔和罗素的早期分析概念是相当粗糙的，这体现在他们最初的素朴实在论中，但是，更丰富和更引人注意的分析概念很快就得到了发展。目前为止，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概念呈现在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中，这一理论首先发表于1905年，并被拉姆塞正确地（famously）描述为“哲学的典范”（1931b，p.263）。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了许多论述[24]，但对当前目的而言，重要的是我称之为“解释的”（interpretive）或“转化的”（transformative）分析概念所起的作用。[25]对“The F is G”这种（语法）形式的句子的分析，第一步在于将其解释为或转化为不同（量化）形式的句子，即“有且仅有一个F，并且任何F都是G”，这个句子被看作是体现了原句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正逻辑形式，或者至少是更接近完整体现其真正逻辑形式这一目标的一个步骤。［其中涉及的对逻辑上完备的语言概念（the idea of a logically perfect language）的讨论，参见Hylton的相关章节。］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纲领的前景：明晰命题的真正逻辑形式以揭示世界的基本结构和构成方式（composition）并解决由对语言和思想的逻辑的误解而引发的哲学困惑。通过发展与之相关的“不完全符号”与“逻辑虚构”的思想，罗素用这个理论试图解决几乎威胁其逻辑主义的悖论，并由此转向他后来称之为在哲学其他领域中的“逻辑建构”，林斯基（Bernard Linsky）在第十二章中对此进行了阐释。[26]
鲍德温（Thomas Baldwin）在第十三章中指出，摩尔关于分析的观点也有所发展。摩尔早期（粗糙的）解构的分析概念既是他在《伦理学原理》（1903a）中抨击所谓自然主义谬误的基础，也是哲学分歧源自未能将缠绕在一起的哲学问题分开这一思想的基础（1903a，p.vii）。在这之后，摩尔的观点变得更加复杂了。例如，摩尔（1944）赞同拉姆塞对罗素摹状词理论的评价，但他并不像罗素那样提倡任何分析的系统计划。由于受到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1921）的影响，摩尔坚持认为，人们能够在无法对一个表达式的意义给出正确分析的情况下理解该表达式的意义。这使得他在《捍卫常识》（1925）中主张，即使没有对相关命题的分析，人们也能够知道某些常识的判决是真的。科里瓦（Annalisa Coliva）在第三十四章第一节中表明，这一思想也是构成摩尔《对外部世界的证明》（1939）的基础（还可参见Juliet Floyd一章的第三节）。
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都有助于形成众所周知的剑桥分析学派，其影响力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顶峰，鲍德温在他的章节的后半部分对此做出了描述。除了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重要人物还包括布劳德、拉姆塞和威斯顿以及在伦敦的斯特宾（Susan Stebbing，尽管她是在剑桥接受的教育）。《分析》（Analysis）杂志创刊于1933年，在《分析》和《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中都有对分析的性质及其产生了争论的使用案例的生动讨论。“分析哲学”这一术语的首次使用是与剑桥学派相关的，我将在下一章中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说明，同时更详细地讨论分析传统的建构。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唯一对剑桥学派影响最大的著作，它被普遍看作是早期分析哲学的唯一重要文本，影响了后来每一代分析哲学家。在Ox- 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克里姆（Michael Kremer）对它的主要观点加以阐述，他阐述的重点是维特根斯坦自己在序言中给出的对本书整体意义的总结：“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是可以清楚地说的；而凡是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保持沉默”（1922，p.27）。在书的最后，维特根斯坦声名狼藉地声称，《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是无意义的，一旦人们通过它们获得了正确的观点，它们就应当被抛弃。传统上，注释者们将维特根斯坦解读为他认为无意义仍然是有启发性的，旨在表达关于语言、逻辑和世界的不可说出的（ineffable）真理。[27]然而近些年来，出现了一种挑战传统观点的新兴的“治疗式的”（therapeutic）或“果断的”（resolute）解读，这种解读引发了许多争论。按照这种新的解读，我们应当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字面意思来解读他，而不应当临阵退缩（chicken out）去讨论有启发性的无意义和不可言说的真理。[28]克里姆更赞同新的解读而不是旧的解读，并用他的讨论来阐明维特根斯坦的著名言论（在1919年给菲克的一封信中）：他的书的要义实际上是伦理的（ethical）。
二、分析哲学的发展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被看作是标志着分析哲学早期阶段的顶峰。维特根斯坦自己在序言中指出，他“受惠于弗雷格的伟大著作和我的朋友罗素先生的著作”（1922，p.3），这一说法强化了以下观点：将弗雷格看作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并将弗雷格量词逻辑的发明与摩尔和罗素对英国唯心论的反叛归为分析哲学产生的两个最重要的事件。随着对分析哲学早期阶段中弗雷格、罗素、摩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应用、批判、扩展与改造，分析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则被刻画为逐渐扩展和形成分支。罗素、摩尔与维特根斯坦自身在这一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林斯基的章节阐述了罗素《物的分析》（1927）中的计划，科里瓦在第三十四章也评述了摩尔的《对外部世界的证明》（1939）。哈特菲尔德（Gary Hatfield）在第三十三章讨论了罗素和摩尔有关知觉和感觉材料的观点。格洛克（ Hans－Johann Glock）在第十八章考察了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最后对维特根斯坦有争议的遗留问题与后期维特根斯坦是否是一位“分析”哲学家这两个问题给出了回答。
在分析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形形色色的新一代哲学家加入了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行列，在回应更早的哲学观点以及逻辑、数学、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后续发展中，他们带着不同的背景和兴趣引进了新的方法和观点。前面已经提到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间剑桥分析学派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分析哲学在英国的发展转移到了牛津和所谓的日常语言学派，赖尔、奥斯汀与斯特劳森成为了主要人物。[29]然而，事实上在牛津有一个更早的运动，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分析哲学在剑桥的发展是平行的。牛津对英国唯心论的拒斥确实比摩尔和罗素的反叛要早几年，而且牛津对知识与知觉的反心理主义与实在论观点的辩护，与摩尔和罗素的辩护是相关的。毫无疑问，它们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英国的激烈的认识论争论，而且持续到了现在。重要人物有威尔逊和普赖查得（H.A.Prichard，1871-1947），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第二部分开始就是特纳维斯和卡德隆对牛津实在论的阐述。他们认为，对后期牛津哲学家工作的考察，特别是奥斯汀和麦克道尔，必须立足于牛津传统更广的历史语境。我在下一章第三节会更详细地讨论牛津实在论，哈特菲尔德的章节也有进一步的讨论。
但在分析哲学第二阶段的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28年马赫协会成立之后维也纳学派的成立与其1929年发表的联名宣言（Carnap、Hahn和Neurath 1929）。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这两个名称通常是被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运动被证明是比剑桥分析学派更具影响力的。的确，虽然它们都被看作是20世纪30年代分析哲学的形式（见下一章），但是分析哲学在公众心目中更多地被看成是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是艾耶尔在《语言、真理和逻辑》（1936）中将它普及到了英语世界，而且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的影响与他自己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证实主义（verificationist）阶段（phase）（错误地）表明他也算是一名逻辑实证主义者。[30]在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的第十六章中，于贝尔（Thomas Uebel）强调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实际上它不仅包括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工作，从与维特根斯坦关系最密切的石里克与魏斯曼到纽拉特与卡尔纳普，也包括由赖欣巴赫领导的经验哲学柏林学会的工作。[31]
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的维也纳不仅仅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中心。里克（Erich Reck）在第十七章中指出，它也是逻辑学发展的前沿阵地。[32]卡尔纳普对逻辑学和哲学都做出了贡献，维也纳学派中更年轻的成员之一哥德尔在1931年发表了他著名的不完备性定理。利沃夫—华沙逻辑学派的领导人物之一塔斯基与卡尔纳普和哥德尔保持着密切关系，他关于真理的有创意的（seminal）文章于1933年用波兰文发表并于1935年用德文发表。这不仅影响到了卡尔纳普的哲学，使其“句法转向”让位于“语义转向”[33]，也影响了许多后来的哲学家，最显著的是戴维森30年后关于意义理论的工作。米勒（Alexander Miller）在第二十一章中阐释了戴维森对塔斯基的真理理论的使用。
然而，20世纪30年代也见证了纳粹在德国崛起，这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欧洲大陆逻辑实证主义者和逻辑学家的大批离去，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后去了美国。例如，卡尔纳普于1935年底移居美国；塔斯基在一次前往美国参加会议的旅程之后，由于战争爆发，不得不留在美国；而哥德尔于1940年去了普林斯顿。赖欣巴赫在伊斯坦布尔待了五年之后，于1938年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上英国哲学家包括罗素和摩尔日益增多的访问，这些事件改变了美国的哲学。[34]美国哲学家也通过访问欧洲来了解哲学在那里的发展，并将所见所闻带回了美国[35]，但直到欧洲哲学家去了美国并开始在那里工作之后，美国的分析哲学才开始成长。在美国，这被一些人看成是有益的引进，而另一些人则将这看作是对现有美国哲学传统的威胁，特别是实用主义，但分析哲学不久就在美国的土壤上扎稳了根基，并在与美国的其他传统和欧洲分析哲学的批判性互动中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米沙克（Cheryl Misak）在第三十八章阐述了美国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关系。[36]
维也纳学派最著名的美国访客是蒯因，他于1932年到1933年间在欧洲待了一年。他后来与卡尔纳普关于分析／综合区分的争论也许是分析哲学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这被某些人看作奏响了分析哲学终结的序曲，但被大多数人看作预示着分析哲学一个新阶段的到来。关于这一争论有许多著作[37]，巴格拉米恩（Maria Baghramian）和约根森（Andrew Jorgensen）在第十九章中、谢善福（Sanford Shieh）在第三十六章中讨论了这一争论。蒯因的工作对美国哲学和整个分析哲学都有重大影响。戴维森、普特南和克里普克是与蒯因的思想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有批判性交流的最杰出的三位美国分析哲学家。巴格拉米恩和约根森阐释了普特南和克里普克对蒯因有关意义和指称的观点的批判，而谢善福讨论了一些对蒯因有关模态性观点的回应，特别是来自克里普克和马库斯的回应。
按照分析哲学的一种普遍观点，其早期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哲学的）逻辑学和数学哲学领域中的意义问题，随后语言哲学开始被看作是其他哲学领域的基础，尤其是日渐成为抨击目标的形而上学。毫无疑问，语言哲学的发展是分析哲学历史中的一条主线，甚至有理由被看作是唯一的主线。米勒在第二十一章中指出，意义理论的建构在这一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事实上，对传统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关注在分析哲学之始就出现了。弗雷格和罗素都关心数学的认识论，并且都做出了形而上的预设或得出了形而上的结论以支持他们的逻辑的与逻辑主义的观点。[38]摩尔对唯心主义的反对主要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并且他也主张一种概念的形而上学以支持他的批判。[39]当然，逻辑实证主义促使了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这一点是真的，但这是相对短暂的，而且逻辑实证主义也由于其自己的形而上预设而被抨击。到蒯因和斯特劳森的时代，无论形而上学被限定为“分析的”还是“描述的”，它都坚定地回到了分析哲学的议程中。塞蒙斯（Peter Simons）在第二十三章中勾勒了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中的历史。[40]
如果语言哲学通常被看作是早期分析哲学的核心，那么心灵哲学有时被看作是夺取了它在后期分析哲学中的位置。毫无疑问，在过去的50多年里，人们对心灵哲学中很多问题的兴趣一直在激增。[41]一个根本的争论涉及心身问题，在第二十章克劳福德（Sean Crawford）阐述了同一性理论（identity theory）的起源。按照标准说法，这一理论产生于对由逻辑实证主义者和赖尔所提出的各种形式的所谓逻辑行为主义的批判。然而，克劳福德指出，被抨击的这个“逻辑行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批评者所建构的一个“影子立场”，而真实历史则更加有趣并在哲学上更加发人深省。
在第二十二章中，坎德里奇（Stewart Candlish）和丹亚诺维奇（Nic Damnjanovic）在对第二个相关争论的讨论中采用了类似的策略，这一争论对心灵哲学和行动哲学而言都是根本性的。这涉及理由（reasons）和原因（causes）之间的区分（或缺乏这种区分）。这里标准的说法是早期分析哲学反因果论的共识，他们强调了这种区分，而戴维森1963年的文章《行动、理由和原因》则摧毁了这一区分。但坎德里奇和丹亚诺维奇认为，戴维森抨击的所谓新维特根斯坦式的“行为主义”立场是维特根斯坦、赖尔和安斯康姆实际所持观点的一幅讽刺画，而目前的因果论共识也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有充分的根据。[42]
分析哲学在其他领域也有重大发展。从摩尔最早期的工作开始，分析哲学家们已经开始关注伦理学，特别是情感主义（emotivism）与规范主义（prescrip－
tivism）分别与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密切相关。在后期分析伦理学中，出现了平行于心灵哲学发展的“自然主义转向”，尽管这也引发了许多争论，而且康德主义理论（以及其他理论）作为一种回应也得到了复活。在第二十四章中，丹西（Jonathan Dancy）阐述了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元伦理学，而在第二十五章中，德赖佛（Julia Driver）讨论了规范伦理理论。[43]如本章开篇所述，现在“分析”传统几乎已经进入了哲学的所有领域。在第二十六章中，拉马克（Peter Lamarque）将分析美学的开端看作是1954年出版的文集《美学与语言》（Aes-thetics and Language，Elton 1954），并简要介绍了分析美学的发展和关注的主要问题。1956年出版了系列丛书《哲学、政治和社会》（Philosophy，Politics and Society，Laslett 1956）的第一本。在第二十七章中，沃尔夫（Jonathan Wolff）在对分析政治哲学发展的描述中考察了这套丛书。这些日期是有重大意义的，我将在下一章第五节中表明，直到20世纪50年代，分析哲学才开始恰当地被看作是一种传统。这应当发生在分析哲学的分支遍布哲学的所有领域之时，这一点不是一个巧合。
三、分析哲学历史中的主题
在前两节中，通过对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章节的介绍，分析哲学历史中的主要发展轮廓已经被勾勒出来了。这些章节通过以个别人物、运动、发展阶段或哲学领域为重点，集中讨论研究而丰满了这一轮廓，但这不是研究分析哲学史（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的唯一方式。第三部分的章节也通过探讨某些能够描述分析哲学特征的，或与分析哲学特别相关的主题来阐明分析哲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44]
弗雷格在《概念文字》（1879）中发明量词逻辑（quantificational logic）的基础是函项自变量分析（function－argument analysis）的使用，这一分析方法替代了传统逻辑中的主谓分析（subject－predicate analysis）。弗雷格进而将函项的特征描述为“不饱和的”（unsaturated）［体现了函项表达式中自变量所处位置的空缺，例如“（）是有死的”］，并由此将它们与（被看作是“饱和的”）对象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为弗雷格提供了一种解决众所周知的命题统一性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unity of the proposition）的方法，这涉及命题的构成性（the compositionality of propositions）。在第二十八章中，梅伊（Robert May）和海克（Richard Heck）指出，弗雷格的不饱和性（unsaturatedness）概念源于《概念文字》出版之后他与布尔（George Boole）的对峙。弗雷格由此将“Fa”这种形式的命题看作在逻辑上是首要的，而这意味着他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这种原子命题的构成在本质上不可化约地是谓词性的。
构成性也是第二十九章的主题，但是，随着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分析传统中的一个后期人物赖尔，并且转向与一个更早哲学家柏拉图的对峙，这里出现了一个形成鲜明对比的结论。加斯金认为，赖尔是带着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的“眼镜”来解读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的，而且提供了一种对苏格拉底梦境理论的“命题式”解释。在加斯金看来，赖尔夸大了命名（naming）和言语（saying）之间的区别，解决命题统一性问题不需要这一区别。加斯金的讨论表明，分析哲学关注的问题和其观点如何影响了对过去哲学家的解释，以及对他们自己历史语境的理解如何能够帮助诊断这样的解释中所涉及的曲解。
对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有重大影响的分析哲学著作之一）解释的发展本身是第三十章的主题。戴蒙德（Cora Diamond）认为，安斯康姆实现了我们对分析哲学历史理解中的一种变革，这体现了维特根斯坦自己希望他的工作将完成的哲学变革。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承认弗雷格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以及承认弗雷格与罗素的“基于对象”（object－based）的方法完全不同的“基于判断”（judgment－based）的意义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戴蒙德认为，通过罗素主义的镜头来看《逻辑哲学论》产生了一种实在论的“形而上学”解读，这种解读不能恰当地处理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看作是一种阐释活动的观念。然而，通过深入考察弗雷格的影响以及基于判断的方法来思考，则能产生对维特根斯坦工作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将其方法论革命放在核心位置。这里我们发现，分析哲学史研究被应用于哲学阐释本身。我在下一章的最后一节考察了加斯金和戴蒙德的章节所提出的一些方法论问题。
罗素在《逻辑哲学论》导言中指出，维特根斯坦“关心的是一种逻辑上完备的语言的条件”（1922，p.8）。罗素误解了维特根斯坦的目标，但关心逻辑上完备的语言确实是罗素自己在其逻辑原子主义阶段的计划。希尔顿在第三十一章阐释了逻辑上完备的语言这一观念在这个计划中所起的作用，并追溯了其在卡尔纳普、蒯因和刘易斯工作中的发展。他认为，尽管最初促使这一观念产生的理由早已失去说服力，但这一观念在分析哲学中、在限定论（regimented theory）的概念中一直阴魂不散，而限定论被看作呈现了从哲学分析中得出的形而上结论。
罗素在他的导言中表现出的对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误解，通常被看作是体现了分析哲学中两种不同的传统，即“日常语言哲学”和“理想语言哲学”。这两者都被看作是分析哲学产生过程中哲学所发生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结果。这一术语由伯格曼在1960年初次使用，并随后成为1967年出版的罗蒂主编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文集的标题。哈克在第三十二章中批判性地考察了伯格曼和罗蒂的语言转向概念，他认为，语言转向源于《逻辑哲学论》，而且我们应当把语言转向与19世纪中期发生的更早的“逻辑转向”区分开来。他简要说明了语言转向在维也纳学派、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与牛津哲学中的发展，并回应了一些批评。[45]
现在转向认识论，有两个内在关联的争论可能被看作是分析哲学的显著特征。一个是关于感觉材料的观念和它们在知觉中的作用，另一个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怀疑主义（scepticism about the external world）。关于感觉材料的争论是20世纪上半叶认识论讨论的显著特征。哈特·菲尔德在第三十三章中指出，虽然罗素和摩尔对这一争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自己的立场绝不是仅有的。哈特·菲尔德勾勒了这一争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发展轮廓，讨论了牛津实在论者与美国“新实在论者”和“批判的实在论者”、塞拉斯对“所予神话”（myth of the given）的抨击以及奥斯汀对诉诸感觉材料的批判。
外部世界的存在问题也许是最声名狼藉的哲学问题，是一个令人不断痴迷而又沮丧的源泉。摩尔在1939年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明”，这个证明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都备受争议。科里瓦在第三十四章中讨论了这个证明和对它的一些不同解释，从最初的反响直到最近的争论。基于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这本书是受摩尔工作的启发并且是在维特根斯坦生命最后18个月中写成的）中的观点与当代认知外在主义（epistemic externalism）的论证，科里瓦对摩尔的证明提供了一种“新维特根斯坦式”的分析并回答了外部世界的存在问题。
摩尔的“证明”是弗洛叶德（Juliet Floyd）在第三十五章中给出的有关“严格性”（rigour）的一个例子，严格性通常也被看作是分析哲学的特征。她用它来描绘分析哲学家们所渴求的各种各样的“严格的经验”，这目标对在理想语言哲学传统中工作的那些人而言并不是独特的，但也与日常语言哲学中提醒我们注意所熟知之物的尝试有关。她在第三十五章的第一节中写道，每一个分析或严格性“在其后都留下了解释的需要，留下了一条小径，而狡猾的人类由这条小径将哲学和知识带进了失乐园”。这个她称之为“残留物”的东西总是必须要被解释，而一旦这一点被指出来，我们就能够看到它以某种形式或其他形式被自弗雷格以后的分析哲学家们所认可。例如，弗雷格谈到了基本逻辑概念的前理论“阐明”的重要性[46]，而且弗洛叶德表明，图灵对逻辑的“常识基础”的必要性是特别敏感的。
严格性在分析哲学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个领域是模态（modality）。康德将分析／综合、先验／后验、必然／偶然的区分看作是他哲学的思想核心，而批判康德对这些区分的理解则是分析哲学发展的动力。这里的情形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个主题是非常突出的：对模态概念的不信任逐渐减弱。谢善福在第二十六章中说明了减弱的过程，并将其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弗雷格、摩尔和罗素的观点开始，并包括对罗素逻辑观念的批判，特别是刘易斯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批判。第二个阶段从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1934／1937）和蒯因的模态怀疑主义（modal scepticism）开始，并包括马库斯和克里普克等人对蒯因的怀疑主义的拒斥。
模态问题与推理（inference）和规范性（normativity）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上述概念的各种不同说明都已经被给出，而且它们的历史发展也有不同的路径，这些被选择的路径是用来支持被给出的那些说明的。[47]近年来，一种特别的说明通过对分析哲学历史的一种新的解读而强有力地被表达出来了，这种说明试图建构一种“推理主义”（inferentialist）传统，使用的这个术语是由其主要设计者布兰顿最初开始引入的。佩里格林（Jaroslav Peregrin）在第三十七章中介绍了推理主义（inferentialism）的主要观点，并将它与表征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进行了区分，表征主义在分析哲学中是更占支配地位的范式。他通过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和塞拉斯的工作追溯了推理主义的历史，也利用了甘岑（Gentzen）对自然推理逻辑系统的发展。
布兰顿的推理主义不仅根植于分析哲学传统，也根植于相关的实用主义传统。这两个传统历来有一种亲密而又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在美国。米沙克在第三十八章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说明，讨论了赖特（Chauncey Wright）、皮尔士、詹姆斯、杜威、蒯因和罗蒂的工作。米沙克指出，尽管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有所不同，但他们对论证的严格性、逻辑和科学的方法论的强调是共同的。
在最后一章中，史密斯（David Woodruff Smith）考察了分析哲学与一般被看作是其主要对手的现象学（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之间的关系。然而，史密斯指出，从它们各自在弗雷格和胡塞尔工作中的起源中，很难找到研究兴趣或方法论上的任何明显不同。例如，他们都注重对意义或内容（content）的分析，都反对心理主义。自现象学产生以来，它或许更侧重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而不是语言结构（linguistic structure），但是，随着分析哲学的重心由语言哲学转向心灵哲学，它与现象学有了更多的交集。对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意识（consciousness）的研究拉近了现象学与分析的现象学之间的距离，而现在“分析的现象学”的存在只是它们之间至少在某些领域和解（rapprochement）的一个标志。无论如何，现在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之间有了更多的对话[48]，这预示着哲学的美好未来。
四、“分析哲学”能够被定义吗？
至少概括地说，有关分析哲学性质的一种确定的观点，现在应当在对Ox- 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三个主要部分的章节介绍中浮现出来了。当然，或许反对者会认为，这个观点在所提供的概述中就已经被预设了，或者退一步说，这些章节本身确实就已经被预设了这一观点。所以，还能有什么来确证这种观点呢？我将在下一章中阐释分析哲学传统是如何历史地被建构的。这里我要集中讨论的问题是“分析哲学”是否能够被定义。在他们各自的章节中，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的作者们要么明确地说出他们把分析哲学看作是什么，要么通过他们的讨论来表明他们将分析哲学看作是什么。虽然寻找使哲学能够是“分析的”的充分必要条件可能会误入歧途，但是，关于分析哲学一般特征的某种共识是否可以从他们的讨论中被提取出来呢？如果可以，那么这是否体现了更广泛的哲学共同体中的共识呢？[49]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的分歧：关于谁是分析传统的创始人。通过摩尔和罗素对英国唯心主义的反叛，通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人们都同意他们是创始人，但甚至今天有些人仍将弗雷格排除在外，例如，哈克就十分明确地这样做，而弗雷格在索姆斯的分析哲学故事中也被遗漏了。[50]尽管大多数作者会说排除弗雷格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框架不包括弗雷格，但对弗雷格的排除被看作是内含在某些关于罗素和摩尔的讨论中。[51]另一些人明确地将弗雷格看作是分析传统背后的主要灵感源泉（inspiration），例如，这一点在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中伯吉的章节与他的其他著作中都是非常明确的，而在达米特的所有著作中这一点都是极其鲜明的。[52]戴蒙德在她的章节中指出，弗雷格对维特根斯坦的重要影响也越来越被认可。无论如何，鉴于分析传统中逻辑的重要性，仅弗雷格发明了量词理论这一点，就使得他有资格在分析哲学的神庙中占有牢固的一席之地。
对关键创始人的一致认可已经勾勒出了分析传统的某些轮廓：我们可以初步将它的特征描述为受到他们的工作启发而来的东西。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就可以整理出分析哲学的两个后续线索，它们是分析哲学四位创始人思想的发展。第一个是剑桥分析学派，以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为基础，而第二个是逻辑经验主义，受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当然，这两个学派也都受到了其他的影响，最显著的是以德语为母语的科学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和波兰的逻辑学家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这将更多的哲学家带入了框架之中，强化和扩展了分析哲学：剑桥学派的斯特宾、布劳德、拉姆塞、威斯顿、布兰克；逻辑经验主义学派的石里克、纽拉特、卡尔纳普、魏斯曼、塔斯基、波普尔、费格尔、亨普尔、哥德尔、伯格曼、洪谦、艾耶尔。常言道，一个传统的确立不仅需要发展新的思想，也要维护适当的前辈（securing suitable predecessors）。以这种方式，分析传统才能够回顾性地被追溯至包括斯陶德、塔瓦多夫斯基、莱斯尼文斯基（Les＇niewski）甚至是波尔查诺这样的人物。[53]
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移居美国，通过与本土实用主义的相互作用而进一步发展，并且随着英国分析哲学的阵地转移到牛津以促进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这一整合和分支的过程持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量新的名字进入了分析哲学的神庙，最著名的有：美国的古德曼、蒯因、斯蒂文森、塞拉斯、齐硕姆、戴维森、普特南和克里普克，以及牛津的赖尔、奥斯汀、格赖斯、黑尔和斯特劳森。这给出了描述分析哲学特征的另一种方式：简单地列出那些在这个神庙之中的人。这正是马蒂尼奇（ Martinich）和索萨（Sosa）在他们的《分析哲学指南》（2001a）中所做的：三十九章依次介绍了四十二位哲学家。[54]在引言中，马蒂尼奇简单介绍了分析哲学的历史，但并未找到任何可以定义或描述分析哲学特征的东西，由此他得出结论：“分析模式的多样性是以单个哲学家而不以主题来规划这一卷的一个原因”（2001a，p.5）。
那么，转向主题，这里是否有任何东西，可以借助于来描述分析哲学的特征？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候选者，最显著的是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分析哲学出现于语言转向发生之际，这是它最流行的诞生神话之一。[55]然而，哈克在第三十二章中指出，语言转向仅仅恰当地发生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这意味着早期罗素和摩尔将被排除在分析传统之外。另外，达米特声称语言转向最先发生在弗雷格《算术基础》第62节。[56]这也许恢复了弗雷格在神庙中的地位，但仍将排除早期罗素和摩尔。如果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语言转向也发生在20世纪的解释学和早期的德国哲学中[57]，那么它就不能被看作是为哲学是“分析的”提供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
当我们考察任何其他的主题或教义（doctrine）时，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的困境。对形而上学的敌意经常被提议为另一个候选者。然而，塞蒙斯在第二十三章中指出，尽管这是逻辑实证主义和维特根斯坦思考的特征，但它既不是弗雷格哲学的特征，也不是罗素和摩尔早期实在论的特征，而分析的形而上学现在也是生机勃勃的。其他候选者包括反心理主义、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承认（endorsement）、自然主义和非历史主义（ahistoricism）。然而，在每一个案例中，反例都能够轻易地被发现，这些反例表明任何一种候选的特征描述，要么排除了某些确定无疑算作是分析哲学家的哲学家，要么包括了某些确定无疑算作是非分析哲学家的哲学家，要么两种情况都有。例如，胡塞尔也是心理主义的批判者（从他的《逻辑研究》开始），新康德主义者和英国唯心主义者也是心理主义的批判者。今天许多跟随蒯因而拒斥分析／综合区分（或分析／综合区分的绝对性）的哲学家仍然将他们自己看作是在分析传统中工作。尽管在后期分析哲学中可能出现了一种“自然主义转向”（naturalistic turn），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这种蒯因式拒斥的启发，但自然主义在今天远远不是被普遍接受的，而且无论如何都是被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明确地否定的。[58]至于非历史主义，我将在下一章中对此做更多讨论。这里我们只需要注意到，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的存在就是一个反例。[59]
对分析哲学特征的更好描述在于对方法（method）和风格（style）的考察。就风格而言，分析哲学普遍被看作是侧重于论证、明晰性和严格性。[60]在《概念文字》的序言中，弗雷格写道，他的概念文字（concept－script）“首先应该用来以最可靠的方式检验一个推理串的有效性，指出每个悄悄潜入的假设前提，以便能够研究这些前提的根源”（1879／1997，pp.48-49）。弗雷格所创造的量词逻辑，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一种用于加强和评判论证的手段。但逻辑的使用本身并不是新的，逻辑是由亚里士多德发明的，是由中世纪逻辑学家加以系统化并发展的，是由莱布尼茨和波尔查诺等人进一步扩展和利用的。当然，弗雷格发明的逻辑比任何迄今可用的逻辑都更为强大，对论证的强调在哲学中总是自觉地成为核心。[61]
就明晰性而言，找到例如布拉德雷、海德格尔或德里达的著作中的段落，并将它们与例如弗雷格、罗素或普特南著作中的段落放在一起以证明风格上的一些主要区别，这是很容易的。但是，例如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他的写作至少与罗素的一样清晰，而维特根斯坦毫无疑问是个异类，他的格言警句式的论述比尼采的还需要更多的解释。在今天的许多分析哲学中，也有一种对行话和复杂技术的渴望，这比对应的非分析哲学家对新词的喜爱和对深刻性的暗示都更多。我也认为，清晰性是哲学思考和写作的最重要优点之一，但它不可能只体现在最好的分析哲学中。这一优点早在弗雷格和罗素之前就被蒲伯（19世纪英国诗人）以诗的明晰性表达出来了：
真正的机智是打扮得体的自然，
虽经再三思考却从未精妙表白，
我们一眼就确信为真，
它会再现我们的心前。[62]
如果一个观念是值得思考的，那么它就值得清晰地说出来；而如果它被清晰地说出了，那么它将使他人的思考更清晰。
就严格性而言，弗洛叶德在第三十五章中指出，这里比通常预想的涉及更多。无论“严格的”某物可能怎样，总有“残留物”（residue）需要阐明，这里人们只能够以某种非形式的方式诉诸“常识”、“直觉”或某种“心灵的一致”。[63]无论如何，再说一次，不是只有分析哲学才重视严格性。在胡塞尔对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的批判中，他也强调哲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1911）。现象学涉及一种不同的严格性概念，但这种概念上的差异— — 例如与弗雷格或罗素的严格性概念之间的差异— — 不会比摩尔与罗素，或摩尔与弗雷格之间的差异更大。
尽管否认分析哲学对论证、明晰性和严格性的强调可能是错误的，但最正确的说法可能是，分析哲学一般而言比其他哲学传统更强调这些优点。如果我们想更实质性地描述分析哲学的特征，那么我们应当转向方法，更具体地，转向分析的方法。最明显的迹象是，分析哲学是“分析的”（analytic），是因为分析（analysis）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这里最直接的反对意见是，分析从哲学在古希腊思想中诞生开始就是哲学的核心，而这难以凸显分析哲学的不同。然而，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从弗雷格的逻辑和逻辑主义分析、语境定义的使用以及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开始，分析的新方法和类型的确被引入了分析哲学。[64]这些分析的新方法和类型在罗素的逻辑建构方法中（参见林斯基的章节）、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参见克里姆的章节）、在剑桥分析学派的其他成员著作中（参见鲍德温的章节）、在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1928a）中以及他关于逻辑和语义学的工作中（参见里克的章节）被进一步地发展。[65]这些思想由赖尔的《系统地引人误解的表达式》（1932）与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1936）介绍到了牛津（参见于贝尔的章节），而且蒯因通过他自己的逻辑和哲学工作将它们介绍到了美国（参见巴格拉米恩和约根森的章节与希尔顿的章节），而其他人，例如C.I．刘易斯、马库斯和克里普克对模态概念的分析做出了贡献（参见谢善福的章节）。
分析哲学中的摩尔分支补充了弗雷格的分支，这两个主要分支之间的创造性张力形成了分析传统内在动力的核心。[66]摩尔分支从摩尔早期对仔细区分和明晰我们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的强调与他的命题分析的解构概念开始（参见格里芬的章节），并通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阐释性计划（参见戴蒙德的章节）、他的后期哲学（参见格洛克的章节）以及摩尔后期诉诸常识反驳怀疑主义（参见科里瓦的章节）而进一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概念分析在牛津日常语言哲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体现在奥斯汀的由哲学驱动的语言分析（参见特纳维斯和卡德隆的章节）与赖尔、斯特劳森等人的关联分析（connective analyses）中（参见哈克的章节）。
所有这些不同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技术，以及由许多其他分析哲学家引入的变种和改良，已经成为分析哲学方法工具箱中的一部分。那么，分析哲学家们就可能被刻画为这样一些人，他们通过现代逻辑训练而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并且研究前辈的工作。每一个分析哲学家可能有不同的目标、野心、背景、关注的问题、动机、预设和计划，而他们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些工具，做出不同的建构、批判、评判和综合，但他们可以利用分析技术的共同系统和丰富的启发性案例，而正是这些形成了分析哲学的方法论基础。随着分析哲学的发展和分支的形成，它的工具箱也扩大了，而且实践的案例（好坏都有）也增加了。
这一基于方法论的概念能够说明分析哲学的许多其他特征与通常围绕分析哲学引发的一些争论。首先，它解释了分析哲学为什么有时被说成是采纳（或被批评采纳）了一种零敲碎打的方法，鼓励小规模的研究而不是宏大体系的建构。[67]罗素在提倡哲学中的科学方法时指出，“分解并征服”是成功的准则（1914d，p.86）。分析的技术显然适用于零敲碎打的方法和科学中常见的协同工作。概念可以被逐个分析，而且是在非常具体的使用语境中；论证的过程可以插入中间步骤，并且增加进一步的预设；对公认定义的盖梯尔式反例能够呈现在简短的文章中等。毫无疑问，那些技术能够被用在无聊的认知游戏中（can be employed in idle cog－spinning or epicycling），或者盖梯尔游戏只是一种自娱自乐，或巨大的逻辑之锤用来击碎微小的哲学坚果，所有这些都为对分析哲学的批判提供了根据。但分析哲学本质上并不是零敲碎打的，通过将许多不同种类的分析结果汇集起来就的确可以进行宏大叙事。
其次，我们对分析哲学的成功有一种解释，这就是，尽管偶而有“后分析”哲学的说法和“欧洲大陆”哲学家们的反对和担忧，为什么分析哲学在过去百余年来如此坚固并广泛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个工具箱装满了有用的工具，包括明晰的概念、做出的区分、改进的教义和丰富的逻辑理论。虽然大的哲学问题也许看起来一如既往地使人着迷和令人沮丧，但有许多可用的回答进一步吸引和激怒着人们。然而，分析哲学在全世界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相对民主和精英化的性质。没有如马克思主义那里所需要的意识形态负担，没有如托马斯主义那里所承认的教义，没有如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或现象学那里所采纳的“主义”或态度。尽管如果人们想成为“某某主义者”的话，他们可以成为分析“主义者”，但人们不需要“主义”来成为分析哲学家。[68]分析哲学出现在那些已经脱离或正在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是不奇怪的。例如，东欧的分析哲学转向几乎立即发生在1989年共产主义政权瓦解之后。[69]而且分析哲学在中国也逐渐发展。随着教育机会的普及和网上资源、期刊和教材的激增，哲学的大门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敞开过，而且特别是，处于最佳状态的分析哲学适合所有人的参与，它的零敲碎打特征鼓励人们的参与。[70]每一个人原则上都能够做出贡献，即使只是找到了知识定义的一个反例；而且关于任何主题，都有某些现成可用的可能与人们的“直觉”相一致的立场，不管这些立场可能不可靠或强有力。而即使（或当）有人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或错误的观点时，它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以一种有启发作用的方式，而对它的分析能够引发进一步的争论。对那些在被压迫和镇压的环境中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人来说，分析哲学能够从思想上解放他们。塞尔曾经说过（本章开头引用），“我是一个分析哲学家，我独立思考”[71]。
最后，基于上述说法，我们可以看出谈论“后分析”哲学的错误是什么，为什么“分析的”能够用于证明任何哲学立场或传统。谈论“后”什么东西，是提出某种已经超出那个事情之外的东西，它的错误和局限性已经被发现，问题已经被解决或证明是不可解决的，它的可能性已经耗尽。这种批判性的疏远总是过度的。但如果分析哲学被看作是基于方法论的，而它的工具箱仍在使用中，那么即使某些工具被加入而另一些被扔到了箱底，谈论“后分析的”仍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人们可以是前木匠或前水管工，但没有人会是后木匠或后水管工。正如本章开篇所说，“分析的”远没有到被“后分析的”替代的时候，而“分析的”作为限定词的使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但如果说某物是“分析的”只是说它能够以分析的方式（用分析的工具箱）被处理，这也并不奇怪。
然而，虽然基于方法论的概念能够解释“分析的”的许多用法，但它并没有正确处理所有的用法，特别是当我们说分析哲学是一种传统或一场运动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基于我们考虑的是活动（“分析哲学化”）还是传统（“分析传统”），来简单地区分“分析哲学”的这两种意义。但这两者显然是历史地相关，也是概念地相关的。我在下一章中指出，谈论分析（或逻辑分析）的方法是在谈论分析哲学之前，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才开始谈论分析哲学，到了50年代，分析哲学这一说法才得到普遍传播，直到这个时候，分析传统才终于被认可了。分析的方法为分析传统提供了基础，从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主义开始，它们在具体纲领（projects）中的应用，提供了在它们相互联系，共同形成分析传统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分析、方法、论证、概念、信条、转变、立场、文本、主题和理论。
这些分析和方法等没有一个单独就能够定义这种分析传统。但一种有哲学洞察力的、有历史敏感性的解释能够使潜在的互相关联性显现出来，是基于方法的、概念的与因果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有许多互相支持的方法，例如比较各种分析、使得方法语境化、重建论证、明晰概念、认识早期哲学中的理论预见、解释在争论中所发生的转变、在考察批评者和解释者的反应中改进立场、探索文本之间的互引、指出隐含的主题、综合各种理论等。分析哲学的历史中没有捷径，当然也没有一个章节就能恰当处理的唯一路径，但在如此多人合写的手册中，各种方法都能够被采用，哲学争论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被阐明，这足以体现这一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最后，回答“分析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描述出这种分析传统的历史。我在下一章中考察了这种历史的一些例子，更详细深入地探讨了分析传统的历史建构和由它们引发的一些历史编纂学的（historiographical）问题。其余章节的内容既提供了这样的历史，也阐明了分析哲学历史中始终作为核心的哲学争论和主题。
（张桔译，江怡校）
注释
[*]译自Micheal Beaney，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Chapter 1 in Introduction。题目为译者所加。
[2]即使我用奥斯汀的方法，我也无法找出“analytic”与“analytical”用法的任何显著区别（无论是语义的还是语用的）。有些人谈论“analytical”哲学，另一些人则谈论“analytic”哲学，但后者显然是大多数，所以这里我将采用这种主流用法。有一种说法是，前者是在方法论上基于心中的看法，而后者更多地指一种传统或运动。我在本章第四节讨论了这种区分，但在“analytic”和“analytical”的用法中，我没有找到任何支持这种区分的根据。就所有哲学的（与当下的）用途（purpose）而言，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同义的。在德语的哲学文献中，既有“analytisch”，也有“sprachanalytisch”，更具体地说，“sprachanalytisch”通常被用于语言的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或分析的语言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参见Tugendhat 1976）。
[3]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分析哲学学会，例如奥地利（WFAP，成立于2009年，有大约20名会员）、克罗地亚（CSAP，成立于2001年）、法国（SoPhA，成立于1993年）、德国（GAP，成立于1990年，有大约900名会员，号称欧洲最大的哲学学会之一）、意大利（SIFA，成立于1992年，有超过400名会员）、荷兰（与讲荷兰语的比利时，VAF，成立于2006年）、葡萄牙（SPFA，成立于2004年）、罗马尼亚（SRFA，成立于2007年）、斯洛文尼亚（DAF，成立于1991年）和西班牙（SEFA，成立于1995年，有大约100名会员），其中大部分都是欧洲分析哲学学会（ESAP，成立于1991年）的成员，其网站http：／／www．dif．unige．it／esap能够链接到所有成员学会。自哈格斯多姆（Hgerstrm）、凯拉（Kaila）和奈斯（Naess）的工作之后，分析哲学自20世纪早期以来在北欧（Nordic）国家一直是十分强势的。有关斯堪的纳维亚（Scandanavian）和北欧哲学，参见Olson ＆Paul 1972；Manninen and Stadler 2010；有关芬兰的分析哲学，参见Pihlstrm 2001；Haaparanta和Niiniluouto 2003。波兰和奥地利也以其分析哲学传统而骄傲，特别是利沃夫-华沙学派（the Lvov-Warsaw school）和奥地利实在论者的工作。
在拉丁美洲也有许多分析哲学学会，例如阿根廷（SADAF，成立于1972年，有超过200名会员）、巴西（SBFA，成立于2008年，有超过50名会员）、智利（SCFA，成立于2007年，有大约20名会员）、秘鲁（CESFIA，成立于2006年）以及墨西哥主办的分析哲学拉丁美洲协会（the Asoci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Filosofía Analítica，ALFAn，成立于2006年，有超过120名会员）。有关拉丁美洲的分析哲学，参见Gracia et al．1984；Martí 1998。在日本，科学哲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与美国哲学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Philosophy）促进了分析哲学的发展［cf．Piovesana 1962（1997），pp.219-21］。在中国，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有一个分析哲学中心（成立于2003年），另外也有分析哲学学会（成立于2005年）（准确地说，该学会名称为“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隶属于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 — 校者注）。
也有一些相关学会，例如维也纳学派研究所（the Institut Wiener Kreis）致力于研究和进一步发展原维也纳学派的工作，早期分析哲学史学会（HEAPS，成立于2003年，有超过60名会员）以及分析哲学史研究学会（SSHAP，成立于2009年）。这里也应当提及许多致力于研究个别分析哲学家的学会和组织（networks），例如极度活跃和历史悠久的罗素学会（BRS，成立于1974年，有大约100名会员）、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学会（ALWS，成立于1974年，有大约120名会员）、英国维特根斯坦学会（BWS，成立于2007年，有超过300名会员）、国际维特根斯坦学会（前身是德国维特根斯坦学会，成立于1994年，后来在2006年变更为ILWG）、北欧维特根斯坦研究协会（network）（NNWR，成立于2006年，有超过110名会员）以及北美维特根斯坦学会（NAWS，成立于2000年）。这一切体现出全世界对分析哲学（其过去和未来）研究的极大的而且迅速增长的兴趣。
[4]关于分析美学，参见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中拉马克（Lamarque）的一章；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参见Cohen 1978和Wolff的章节（更一般地讨论分析的政治哲学）；有关分析的女性主义，参见Garry 2004以及分析女性主义学会的网站（成立于1991年，＜https：／／sites．google．com／site／analyticalfeminism＞；accessed 9 January 2012）；关于分析的有神论（特别是普兰廷加的工作），参见Sennett 1998；关于分析的托马斯主义，参见Haldane 1995、1997、2006以及Paterson＆Pugh 2006。今天，“分析的”（“analytic”or “analytical”）能够证明绝大多数哲学方法和领域是合格的。对“分析”资格的践行，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当丹托（Danto）发表其关于分析的历史哲学（1965）、分析的知识哲学（1968）以及分析的行动哲学（1973）这三部曲时，就已经被稳固地确立了。
[5]关于分析的形而上学，参见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中塞蒙斯（Simons）的一章，以及参见Tooley 1999；Loux＆Zimmerman 2003；Lowe 2008a；Chalmers et al．2009。虽然他对“分析的形而上学”这一术语及其近亲“分析的本体论”的使用有所保留（2008b，2011），但Lowe（1998，p.vi）将其看作是分析哲学的基本分支学科。关于早期分析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参见Bradford 1981；Beaney 2012b；Shieh 2012。后两者包含在Haaparanta＆Koskinen 2012中，该书追溯了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从亚里士多德到近期分析形而上学的发展。
[6]斯特劳森的工作，特别是Strawson 1959与1966，是分析哲学中康德主义转向的主要来源。有关康德和分析哲学的讨论，参见Hanna 2001，2008；Glock 2003b（格洛克的贡献是开始明确地探讨“分析的康德主义”，参见Glock 2003c）；O’shea 2006。有关分析哲学中的黑格尔主义阶段走向，参见罗蒂给Sellars 1997写的序，pp.8-9；cf．Redding 2007，p.1。雷迪（Redding）特别讨论了麦克道尔和布兰顿的工作。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佩里格林（Peregrin）一章阐述了布兰顿的推理主义（inferentialism），特拉维斯和卡德隆（Kalderon）一章在牛津实在论传统语境中考察了麦克道尔关于知觉的观点。
[7]“分析的现象学”作为一本书的标题最远可追溯至1970年（Erickson 1970）。更近的使用是Huemer 2005的副标题。有关分析的现象学的讨论，参见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ny史密斯（Smith）一章。另一些初看起来是矛盾说法的“分析”资格的例子包括“分析的唯心主义”（一直被用来描述欧文的工作）、“分析的解释学”（被用作Howard 1982第一章的标题）以及“分析的存在主义”（2001年在开普敦举行的一次会议使用的标题）。
[8]蒯因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抨击和维特根斯坦后期对他自己早期哲学的批判被看作开启了“后分析的”时代。“后分析哲学”是1985年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Rajchman ＆West），但这里只讨论了美国哲学。王浩在同一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作《超越分析哲学》（Beyond Analytic Philosophy）。蒯因在Borradori 1994中将他自己描述为“后分析的”。南汉普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在1997年成立了一个后分析哲学研究中心（Bernard Williams发表了开幕演讲，后来作为Williams 2006a的第17章出版），但它很快变成了一个“后中心”。一本以《后分析的〈逻辑哲学论〉》（Post-Analytic ‘Tractatus’）为题的文集出版于2004年（Stocker 2004）。有关“后分析”哲学的进一步讨论，参见Mulhall 2002；Reynolds et al．2010。
[9]第一本把“早期分析哲学”作为其标题内容的著作是Cocchiarella 1987。后来的著作包括Clarke 1997；Tait 1997；Reck 2002a；Beaney 2007a以及Textor 2013。如前面注释所说，早期分析哲学史学会成立于2003年。“早期分析哲学”的使用类似于“早期现代哲学”被用于指称“现代哲学”的第一阶段，即一般被看作是从笛卡儿到康德（或康德之前）的阶段，康德的工作标志着早期现代哲学的终结，无论康德的工作本身是否算作其中的一部分。
[10]以下我将用“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来指称哲学史这一学科或实践，而用“分析哲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来指称分析哲学的真实历史。然而，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的标题应当同时从这两个意义上来理解。它既是分析哲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的手册，又是分析哲学史（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的手册。
[11]参见Hylton 1990；Griffin 1991；Hacker1996。
[12]Russell 1959，ch.5，pp.42，48-9．我在下一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将更详细地探讨罗素自己对这种“新哲学”的讨论。
[13]Cf．Beaney 2009，§6.4．摩尔在《伦理学原理》序言中也认可了分析，但他这里所说的是对问题的解析，以便使我们在试图回答问题之前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们要问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摩尔写道，“分析和区别的工作通常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那么我们就能够解决我们面对的哲学问题（1903，p.vii）。这里所说的仍然是解构的分析概念。我们也许能够将他对分析的各种不同描述综合起来，表明按照摩尔的观点，哲学的目标是澄清产生哲学问题的那些命题中的构成命题的概念。
[14]对早期摩尔来说，基本组成部分是一切概念。罗素在《数学原则》中的观点是，它们都是词项（terms），其中有两种类型，即事物和概念，概念进而又被分成谓词和关系（1903，p.44）。所以，摩尔和罗素的观点在这里是不同的（cf．Russell 1903，p.44，n．*）。
[15]参见Russell，1903，p.9：“发现逻辑常量的方法是对符号逻辑的分析”；cf．p.xx。
[16]参见Russell 1901。两年后他写道：“数学是符号逻辑这一事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发现之一，当这一事实被确立时，《数学原则》的剩余部分（remainder）就在于对符号逻辑本身的分析”（1903，p.5）。
[17]有关弗雷格与罗素关系的详情，特别是有关他们的逻辑学和数学哲学，参见Beaney 2005a。
[18]弗雷格和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存在争议的，参见：Anscombe 1959；Diamond 1981，1984，2010，本书的第三十章；Dummett 1981b；Baker 1988；Hacker 1996，ch．2，1999；Ricketts 1996，2002，2010；Reck 1997，2002b；Green 1999；Conant 2000，2002；Goldfarb 2002；Travis 2006a；Carey 2007；Landini 2007；Floyd 2009；Potter 2009；Kienzler 2011；Beaney 2012b。
[19]例如，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做出了这一论断（1945，p.784），而在《数学原则》（1903）的附录A中提供了他的阐述，维特根斯坦在1909年读到了这部分内容。但实际上是皮亚诺把罗素的注意力引向了弗雷格，而且那时许多德国和波兰的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也熟知弗雷格的工作。
[20]哈克（非常意外地，基于他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总是贬低弗雷格在分析哲学史中的作用（参见Hacker 1996，2007，以及本卷他的章节）。但最近最惊人的对弗雷格的忽略，出现在索姆斯的两卷本历史中（2003）。索姆斯声称，他的期望是写一卷关于分析传统中“高度技术化部分”的指南（2003，I，pp.xvii f．），但弗雷格关于概念与对象、意义与意谓、思想、构成性、索引性、分析性、分析以及语境原则等思想，很难算作是“高度技术化的”（cf．Beaney 2006b，§3）。
[21]有关分析哲学的波兰和奥地利分支，参见Woleński 1989，1999；Simons 1992；Nyirí 1996；Textor 2006；Lapointe et al.2009；Mulligan et al.2013；有关波尔查诺与分析哲学关系的讨论，参见Künne，Siebel与Textor 1997；Lapointe 2011。
[22]参见Bell 1999；Beaney 2002／2007c；Schaar 1996，2013。
[23]我在下一章第二节会更详细地探讨罗素对莱布尼茨的研究的意义，Cf．Beaney 2013a，§5．1。
[24]参见Hylton 1990，ch．6；2003；Linsky与Imaguire 2005；Neale 2005；Stevens 2011。
[25]参见Beaney 2007b，2007c，2009a；cf．以下注释62。
[26]对于当时在英国进行争论的更宽泛的语境中对逻辑建构的进一步讨论，参见Nasim 2008。
[27]“启发性的”这一术语来自哈克（1986，p.18）。哈克是目前对这种传统解读最突出的支持者。有关他对这种新解读的批判，参见Hacker 2000，2003。
[28]参见Diamond 1988，“临阵退缩”（chickening out）这一短语出现在这里（1991a，p.181），1991b；Ricketts 1996a；Goldfarb 1997b，“果敢的”（resolute）一词出现在这里（p.64）；Conant 2002，2007；Conant与Diamond 2004。有关试图调和传统解读和新解读的一种“阐释性”解读，参见McGinn 1999，2006；对这一争论的进一步讨论，参见Kremer 2001，2007；Proops 2001；Sullivan 2002，2003。
[29]这种标准说法可以以其最原始的形式在Milkov 2003中被找到，但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反思，例如，Warnock 1958／1969，Stroll 2000和Soames 2003。英国分析哲学的重心在二战之后的确由剑桥转向了牛津（cf．Beaney 2006c，2006f），但我现在更倾向于认为牛津日常语言哲学深深根植于更早的牛津实在主义，特别是库克·威尔逊的工作（Beaney 2012a）。
[30]关于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之间备受争议的关系，参见Baker 1988，2003；McGuinness 1991；Carus 2007，ch.7；Stern 2007。关于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对话，参见Waismann 1979。
[31]关于柏林学会，参见Hoff mann 2007。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更详细讨论，参见Hanfling 1981a；Uebel 1992，2007；Giere与Richardson 1996；Stadler 1997／2001，2003；Fried-man 1999；Richardson与Uebel 2007。关于Carnap和Reichenbach，参见Spohn 1992。关于Carnap，参见Richardson 1998；Awodey与Klein 2004；Carus 2007；Friedman与Creath 2007。经典文集有Ayer 1959，后来的文集有Hanfling 1981b。
[32]也可参见Mancosu，Zach，Badesa 2009，对现代逻辑发展的更详细说明，参见Haaparanta 2009的其他章节。
[33]卡尔纳普将哲学看作是科学的逻辑的思想，即将哲学理解为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加以形式化的思想在Carnap 1934／1937有所阐述。他的“语义转向”表现在Carnap 1942，1943，1947。关于前者，参见Friedman 1999，Part 3；Wagner 2009。关于卡尔纳普观点的发展，参见Coffa 1991，chs．15-17；Ricketts 1996b；Creath 1999；Awodey 2007。
[34]所有这些事件的进一步的细节由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第三章的编年史提供。罗素是美国的常客（如果有争议的话）（参见他的《自传》，1967—1969／1975，特别是第十三章）。在摩尔从剑桥退休之后，他于1940年10月去了美国并在战争期间任教于多所机构（Moore 1942a，pp.38 39）。他的影响的一个证明，参见White 1999，ch．5。
[35]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内格尔，他在1936年第一个给美国听众报告了“分析哲学”，参见下一章的第四节。
[36]关于分析哲学在美国的复杂发展的进一步说明，参见Kuklick 2001，PartⅢ；Isaac 2005；Reisch 2005，2007；特别是Misak 2008，chs.14ff。
[37]例如，参见Ebbs 1997，PartⅡ；Hylton 2001a；2007a，chs．23；Creath 2007。有关蒯因和卡尔纳普的通信，参见Quine与Carnap 1990。默顿·怀特在这段故事中的作用经常被忽视，参见White 1950；1956，ch．8；cf．1999，附录。
[38]参见Beaney 2012b。
[39]参见Baldwin 1990，chs．1-2。
[40]有关进一步的讨论，参见Loux与Zimmerman 2003b以及Loux与Zimmerman 2003a的其他章节；Lowe 2008a；Moore 2012，Part 2。
[41]有关对这种激增广度的恰当认识，参见Crawford 2011四卷本。关于1950年到1990年间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发展，参见Burge 1992．Cf．Crane与Patterson 2000；Kim 2004。
[42]对这一争论的更详细的讨论，参见D’Oro and Sandis 2013。
[43]对分析伦理学历史的更详细讨论，参见Darwall、Gibbard与Railton 1992；Railton 1998；Hurka 2004，2011；Irwin 2009；Deigh 2013。
[44]这不是说对这三部分有一个硬性的和快速的划分。例如，第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有可能被分在第三部分，第三十八章有可能被放在第一部分。虽然规划这个手册时考虑到区分部分，但也允许最后做出一些调整。
[45]最近的一种说法是，语言转向现在已经被分析哲学中的“表征转向”（representational turn）取代了，参见Williamson 2003；2007，ch．1。有关他的回应，参见Hacker 2007。
[46]参见Frege 1914（1997），pp.313-318。关于“阐明”的重要性，参见Weiner 1990，ch．6；2005；Conant 2002；Beaney 2006a。
[47]一种显著的也是有争议的阐释来自Soames（2003），他将我们对模态概念理解的逐渐发展（直到在克里普克的工作中达到顶峰）看作是分析哲学的唯一核心故事。
[48]参见Mays与Brown 1972；Durfee 1976；Dreyfus与Hall 1982；Petitot et al.1999；Horgan et al.2002；Smith与Thomasson 2005；Tieszen 2005；Beaney 2007a；Textor 2013。
[49]对分析哲学性质的反思有很多。截至目前最有帮助和最全面的讨论来自Glock（2008）。我同意格洛克的很多说法，但我不认为（下面将会做出清楚的阐述）他正确处理了分析在分析哲学中的作用（这有助于为分析哲学的一种令人满意的说明提供基础）或哲学史研究对哲学的重要性，cf.Beaney 2011b。以下是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为分析哲学提供了特征描述和说明的其他著作，它们有助于阐发本节中概述的这种观点：Akehurst 2010；Ammerman 1965b；Baldwin 1998；Beaney 1998，2006c，2006f，2007b；Boundas 2007b；Bouveresse 1983；Charlton 1991，ch.1；Cohen 1996；Cozzo 1999；Danto 1980；Engel 1988，1999；Floyd与Shieh 2001，introd．；Fllesdal 1997；Hacker 1996，1998，2007，2011；Mar-tin 2002；Martinich 2001a；Monk 1996b，1997；E.Nagel 1936；Preston 2006，2007；Quinton 1995a；Rorty 1981，2007b；J.Ross 1998；Schwartz 2012，introd．；Soames 2003，2005，2008；Stroll 2000，ch．1；Urmson 1956；van Inwagen 2006；von Wright 1993b；Weitz 1966，introd．，1967；White 1955，editorial material；Williams 1996。对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关系的探讨，参见第二章中的注释60所给出的参考文献。
[50]参见Hacker 1996b，2007，2011，和他在本卷中的章节；Soames 2003；对两者的批评，参见Floyd 2009；cf．Beaney 2006b。弗雷格在施瓦茨（Schwartz）最近的分析哲学史中也被排除在外，理由是他的文章“发表于数学期刊”（2012，p.197）。弗雷格的三本书（1879，1884，1893／1903），1891到1892年间的三篇文章以及“Logical Investigations”（1918—1923）的三篇文章没有一个是发表在数学期刊上的。后六个中的五个都发表在哲学期刊上，另一个（1891）以一种小册子的形式出现。
[51]例如，Hylton 1990和Stevens 2005的标题表明罗素被看作是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但两者都没有排除弗雷格的意思。
[52]参见Burge 2005a；Dummett 1973，1981a，1991a，1991b，1993a。关于分析哲学的起源，达米特只把重点放在弗雷格身上，但有许多与胡塞尔的对比。罗素和摩尔被排除在外，“因为这个工作已经被很好地公正地彻底完成了”（1993a，p.1）。
[53]逻辑经验主义提供了追溯的一个极好案例。在维也纳学派的宣言（Carnap，Hahn，and Neurath 1929）中，以下前辈都被增加为新的成员：Avenarius，Bentham，Boltz-mann，Brentano，Comte，Duhem，Einstein，Enriques，Epicurus，Feuerbach，Frege，Helm-holtz，Hilbert，Hume，Leibniz，Mach，Marx，Menger，Mill，Müller-Lyer，Pasch，Peano，Pieri，Poincaré，Popper-Lynkeus，Riemann，Russell，Schrder，Spencer，Vailati，Whitehead，Wittgenstein．Cf．Ayer 1959，p.4。为一个传统建构一种（自我确证的）宏大叙事的过程中寻找前辈的需要，参见Moran 2008，pp.23-24。
[54]塔斯基、丘奇和哥德尔在一章中都被涵盖了。郑重声明，完整的名单在第三章中以年代的顺序列出了，最晚到2001年。马蒂尼奇指出，还有一些人被考虑到，但最终被排除了：Black，Bergmann，Feigl，Feyerabend，Evans，C.I.Lewis，Mackie，E.Nagel，Price，Prichard，Prior，Reichenbach，Schlick，Vlastos，Waismann，Wisdom。另一些人被排除“是因为他们不能与通常理解的分析哲学传统恰当地匹配”：Dewey，James，Peirce，Cook Wilson，Whitehead（2001a，p.5）。所有人都包含在以下的年表中。在他们的选集（Martinich与Sosa 2001b）中做出的不同选择，参见以下截至2001年的年表。
[55]“诞生神话”这一术语来自杰拉德（Gerrard，1997，p.40），专指摩尔和罗素对英国唯心论的反叛。杰拉德认为，摩尔和罗素从布拉德雷唯心论中继承了比他们所承认的更多的东西，最显著的是反心理主义。
[56]Dummett 1991a，p.111．达米特写道，“§62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的书写出的最富有意义的哲学段落”，这可以说是哲学史上最夸张的说法。
[57]关于解释学中的语言转向（尤其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工作），参见Gadamer 1960，Part 3；1962；1972；Habermas 1999；Lafont 1999；Davey 2008。关于胡塞尔和语言转向，参见Parsons 2001。关于早期的语言转向，参见Losonsky 2006。普雷斯顿（Preston，2007）将语言转向看作是为将分析哲学的特征描述为一个学派提供了基础，并由此（正确地）指出这并没有给我们充分和必要条件，指出分析哲学的历史是虚幻的历史。这个虚幻的历史是普雷斯顿的预设：分析哲学必须被看作是被一组教条所定义的一个学派。参见Beaney 2007e；cf．第二章的注释46。
[58]近期对分析的非自然主义哲学方法的辩护，参见Corradini，Galvan和Lowe 2006，特别是van Inwagen 2006。
[59]关于按照主题或理论来定义分析哲学的困难，进一步的讨论参见Glock 2008，chs．4-5。
[60]参见分析哲学欧洲学会的网站，引用在本章的开头；Soames 2003，Ⅰ，p.xiii．Cf．F∅llesdal 1997；Ross 1998。
[61]关于逻辑学的发展，参见Kneale与Kneale 1962，最新的进展参见Haaparanta 2009。
[62]Pope，An Essay on Criticism，Part 2，11．297 300．关于明晰性，也可参见Price 1945；Lewis 1963；Hart 1990；Glock 2008，pp.168-173。
[63]对“直觉”在哲学中作用的讨论，参见Baghramian和Jorgensen的第十九章。关于诉诸“心灵的一致”的需要，参见Frege 1892b／1997，p.192；1914／1997，p.313。我在Beaney 2006a中讨论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64]参见Beaney 2009a（第一版2003）；cf．2002，2007b，2007c，2013c。我认为，分析的“解释”形式在早期分析哲学中是打头阵的，这基于新的逻辑将句子转换或重述以展现它们“真正的”逻辑形式和内容，而对它们的本质和确证的反思由此引发了在分析哲学第二阶段被巩固的语言转向。我也认为，与体现在摩尔和罗素早期素朴实在论中的原始解构意义相比，分析哲学在其弗雷格和罗素的表现形式中，更应当在解析几何学是“分析的”这一意义上被看作是“分析的”。
[65]在1967年乔治的Der logische Aufb au der Welt英译本中，这个标题被写成“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世界的逻辑构造》），但缺少了“Aufbau”的意义。有关卡尔纳普的《构造》（Aufbau）纲领，参见Richardson 1998。我在Beaney 2004b中讨论了卡尔纳普该书中核心的分析概念，他称为“准分析”。
[66]我在Beaney 2006c，2006f，2009 §6，2012a（关于摩尔分支）中更详细地讲述了这个故事。
[67]参见Soames 2003，I，p.xv；Glock 2008，pp.164-168。对这一特征的批判，参见Ryle 1957／1971b，p.385；Boundas 2007c，pp.33-34。
[68]在《站在哲学一边》（Taking Sides in Philosophy）中，赖尔写道：“我的立场的主旨是这样的：哲学中没有‘主义’的位置”（1937b／1971b，p.161）。在文章的结尾，他承认“主义”标签“是适用的和便利的，正如滥用、怜悯或辩解这些词一样”，但他叮嘱，它们只“为我们间断谣言和忏悔”而被保存（1937b／1971b，p.175）。与这一点相一致，赖尔也避免谈论“分析哲学”，但这里他将“分析”一词看作误导的是由于另一个原因：“分析”的误导在于它表明哲学问题能够被零敲碎打地解决（参见前一个注释），但事实是，它“与这样一些表达例如‘猜测’ ‘假说’ ‘体系建构’，甚至是‘说教’和‘写诗’是完全对立的”（1957／1971b，p.385）。艾耶尔也认为，“哲学的性质中没有任何东西保证哲学派别或‘学派’的存在”（1936，p.176）。最近，英瓦根（van Inwagen）写道：“做一个分析哲学家不涉及信奉任何哲学主张……一个哲学家可能就任何哲学问题采取任何立场，但仍然是一个声誉良好的分析哲学家”（2006，p.88）。
[69]分析哲学的学会最早开始形成于1991年。
[70]这毫无疑问得到了这一事实的帮助：分析哲学的研究几乎全部都是以英语作为媒介的，而英语现在已将自己确立为国际交流语言。
[71]据报道，塞尔是在被介绍给一个现象学家时说出了这番话（Mulligan 2003，p.26；Glock 2008，p.211）。这也许是一个半开玩笑地顺嘴一说的言语行为的例子，但它捕捉到了这里所说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