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训练学生的语言为手段

一个人要表达思想，一定要借助于语言，语言对学生的认识起着主导作用，掌握语言是学生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发展学生智力，应以训练学生语言为手段。

低年级学生模仿能力强，语言训练可紧密结合范文进行，不必舍近求远，另起炉灶。我针对教材的特点，紧扣课文词句，从模仿开始，由易到难地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朗读、背诵和接近原文的复述，是经常性的训练。它可以让学生理解和记忆课文中的常用词语、句式和叙述顺序，使课文语言逐渐成为学生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的一部分。用词造句是学生学习、运用规范语言的起点，应作为语言训练的重点。例如，教“一群”这个数量词时，就是在学生进行偏正式词语搭配（一群××）的训练中，让学生理解其使用范围的。接着，进一步引导学生说“一群××在做××”，在学生进行这些说话练习时，我要求他们开动脑筋，独立思考。于是，学生从小动物活动的状态说到人的活动，如“一群小鱼在河里游来游去”“一群小蝌蚪去找妈妈”“一群小羊在草地上吃草”“一群小燕子从南方飞来了”“一群蜜蜂在花丛中采蜜”“一群少先队员在唱歌”等。可以说，造一句话，学生脑海里就产生出一幅图画。这是语言的训练，也是思维力、想象力的训练。

为了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智力，在语言训练中，我十分注意总结学生的思维特点，掌握他们爱说的题材、形式，以增强训练效果。《一只小羊羔》这篇课文中的第二幅插图，画的是秋华和老大爷在对话的情景。我就引导学生从画面人物的动作、神态去展开想象，组织人物的语言。为了激起学生练习的积极性，我让学生扮演秋华，我自己扮演老大爷。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我提出：“秋华，你捧着羊羔是怎么向我这个老大爷打听的？”有学生连忙说：“你丢了小羊羔吗？”我随即启发：“你和老大爷讲话就这么没有礼貌吗？”学生立刻领悟，在前面加了称呼：“老大爷，您丢了小羊羔吗？”“老大爷”回答没丢羊羔后我又进一步启发学生：“下面你又该怎么说呢？”学生想了想回答得很好：“老大爷，麻烦您了！”有的还把秋华焦急的心情表达了出来：“那么是谁家的小羊羔呢？真急人！”学生在十分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生动的语言训练。语言训练又进一步开拓了学生的思路。

训练要反复进行。在反复训练中，我做到：大家练，练扎实。只有反复训练，能力才会提高。要提高，就要有意识地逐步增加难度。例如，在练习叙述有关春天的特征时，我先利用课文中出现的春天的“风”“阳光”“花草”“树木”等名词做主语，让学生练习说一句话。进而以“春天来了”做主导句，让学生说一段话。然后才做《找春天》的口头作文。因为体现了“先搀后放”循序渐进的原则，所以表达得比较好。一个小朋友当堂边想边说：“星期三下午，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老师带我们到人民公园去找春天。我们来到小桥上，往下一看，河水轻轻地流着，河边一排排柳树已发了芽。我们来到公园里，看见桃花开了，春梅开了，玉兰花也开了。小草也偷偷地从地下钻出来了。蜜蜂嗡嗡地在唱歌。小鸟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在说：‘小朋友，春姑娘到我们这儿来做客了。’”接着又有许多小朋友补充：“春天来了，朵朵花儿张开了笑脸，大地披上了绿色的新装，啊，春天来了，我爱祖国的春天！”不难看出，语言的发展，促使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学生“每天写一句话”（内容自选）的练习，也反映了此现象。他们从自然界的日月水火、花草树木、春夏秋冬，写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内容丰富，思想活跃。智力的发展，又促进了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

我将以上这些“在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开发儿童智力”的实践与认识写进了论文里，带去了南京，参加省教育学会成立大会。那是1978年的秋天，那天夜晚，我和教育局局长，还有几位老师坐上了江汉的轮船到南京去。舱外是浩瀚的长江，时时可以听到浪头拍打船体的声音，江上是漆黑的夜，而我的心里是亮堂堂的，希望的灯就在前面亮着。我真没想到自己能有机会到省会参加学术会议。我更觉得提包中的论文沉甸甸的。那不仅是用我的智慧，更是用我的人格、我的意志写成的。其间渗透着一个穷孩子的自尊，一个小学老师的赤诚，一位女性的清高。

报到后，见到做会议秘书工作的处长，我鼓足勇气问：“处长，不知道这次大会发言是怎么安排的？”

处长坦诚地说：“从目前的安排看，可能没有你在大会发言的安排。”

我听了并不失望，因为我的期望本来就没有那么高，能来参加这样规格的会议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而且又把自己凌乱的一些想法和一些经验进行了整理，与自己新学的理论结合起来，觉得挺有收获，心想：不发言也好，就用不着紧张了，那就专心听别人讲吧。

没想到第二天，那位处长找到了我们的局长，接着又找到我，对我说：“南京师院院长张焕庭教授认为你的论文很有新意，他很赞成你的观点，那就请您做好在大会上发言的准备吧！”

我们南通代表团的领导和代表听了这消息都十分兴奋。晚上，大家都来关心我，有的说：“李吉林，你千万别照稿子念”；有的说：“你也不能背稿子”……大家都为南通有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而高兴，当然我自己也为我能有这样一个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而庆幸。我在欣喜之余，提醒自己要讲就得讲好，我便照大伙儿的提醒和要求去做，既不念稿子，也不背稿子，而是脱稿阐述。

大会隆重地开幕了，会场气氛非常热烈，领导和代表充满改革新意和催人向上的发言，都让我觉得久违了。我坐在位置上激动不已，深感如今的生活是这么美好，教育是这么绚丽多彩。

快轮到我发言了，我又翻开昨夜已背熟的讲稿，看了又看。在那短促的一刻，似乎什么也记不清了。

大会主席宣布：“下面请南通师范二附小李吉林老师发言，她讲的题目是《怎样在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发展儿童的智力》。”我在掌声中快步走上主席台。我手上拿着讲稿，眼睛看着台下的代表，心在胸膛里咚咚地跳，我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报告我的论文。

我讲着讲着，两腮滚烫滚烫，满脸通红。我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我的发言。会议休息期间，很多人向我围拢过来，大家祝贺我、称赞我，身旁是一张张发自内心的微笑着的脸庞。老厅长朱子闻先生特别高兴，因为他“文革”前曾经来过我们学校，让我参加他主持的座谈会，所以他看到我的进步兴奋得不得了。老厅长满心欢喜地说：“李吉林，行啊！你讲得很有道理。想不到多年后我们还能在这里相见，还能听到你在台上发言，真是太让人高兴了。很好，很好，我祝贺你！”说着紧握着我的手不放。一会儿，长叹一声，“只是天石老厅长听不到了——”。在朱厅长旁边，还有南京市教委主任朱刚先生，他一身近乎老干部的打扮，也一个劲儿地夸我：“讲得好，好！难得呀！”

当时还很年轻的王铁军老师也眯着笑眼说：“李老师用了心理学的理论，很有见地。”

还有南京师院、镇江师院的许多专家、老师、领导，虽然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但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把我们很自然地连在一起。会场休息厅热气腾腾，欢声笑语不绝。改革的春风吹拂着中国大地，吹进了教育园地，代表们一个个满面春风。我也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十几年前——1962年秋天，吴天石老厅长在常州主持江苏省语文教学座谈会。当时我作为最年轻的代表参加会议，也发了言，他也是用这样赞许的目光望着我，关切地问我的。

不一会儿，朱刚主任又来到我面前（有人介绍说朱刚主任是陶行知的学生），他热情地说：“你讲得好，我们明天请你在玄武大礼堂给全南京市的老师讲一场。”我一听立刻紧张起来，那是做大报告。朱刚主任看出了我的胆怯，又鼓励我：“没事，你去，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在朱刚主任的引领下，我走进玄武大礼堂，南京的老师陆续走进会场听一个来自江北的小学老师的报告，我真惶恐极了。

不一会儿斯霞老师也来了，她在主席台上坐下。我想，我的大会发言她已经听了，这不是听第二遍？我意识到这是前辈的一种提携，一种无声的支持。我心里踏实多了。全场鸦雀无声，静静地听我讲。报告在南京引起很大的反响。谁知这消息不胫而走。当我回程路过上海时，住在旅馆里，上海市虹口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张院长和朱静英老师找到我的住处。我并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很客气地说：“李老师，您在南京市做了一场非常好的报告，我们听说了，也想请您在我们虹口区为我们上海的老师做一场报告。”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让我不知如何应对，也没人商量，我心里忐忑不安。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学老师竟跑到大上海做报告，扬眉吐气的快感和胆怯交织在一起。那场报告也同样受到了上海老师的热烈欢迎。

多少年后，朱静英老师还回忆说：“李老师，你那天到上海来做报告，我们看见你鞋子上还有泥巴呢！”我想，这说明我一心只想着把报告做好，顾不得从头到脚地打扮自己。我便自我解嘲地说：“鞋子上有泥巴，不就是个乡巴佬儿吗，还到上海来做报告？！”说着，两个人都欢笑不已。

这次参加了省教育学会成立大会，我的第一篇论文从江苏到上海，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所以一下子就有好几个杂志社，全文或分上下两期刊登了我的这篇论文。《江苏教育》是最先发表的，在1979年的第1期和第3期全文发表。这篇论文当时在全国来讲，是基础教育领域关于发展儿童智力的第一篇论文，因此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关注。

在《江苏教育》发表的论文

当时我想，影响已经出去了，我该怎么面对这样喜人的新情况呢？心里很不踏实。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只有好好学，好好干。我又告诫自己：心要热，头脑要冷静。这是当时我自觉地对自己提出的新要求。也正因为如此，我改革小学语文教学的心更急切了，把孩子教好的决心更坚定了。此后，我更是每日每课地动脑筋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