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哲学与时代
哲学与时代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哲学的魅力之一在于每一代哲学学人都要反思他们的哲学思想与他们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既能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理解当务之急问题的方法和视角，又能立足历史的高度，批判性地反思这些所谓的新问题、新方法、新视角，超越短期利益诉求，指向人类哲学思想的深处。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哲学都有它自己的“现时代”，而每一个时代也都呼唤着适应它自己的哲学。从表面上看，自西方的苏格拉底、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希伯来语《圣经》等具有标志性的时代人物和文本出现以来，哲学的术语、问题、论辩似乎沿袭多于创造。但实际上每一代哲学家、每一个时代都在重新诠释这些术语，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反思这些问题和论辩，在递进中传承人类的哲学思想，在传承中加深对世界、人生与社会的哲学理解。今天，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快速全球化、深度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哲学如何既继承以往的哲学遗产，又适应新条件下的需要，引领时代的精神发展，就成为当今哲学学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
1．哲学与时代：历史的回顾
谈及哲学与时代，人们常常会想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经典表述。前者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1]；后者更是明确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真正的哲学绝不简单地等同于时代主流思潮，而是以批判性思维对当前思想的提升。然而，在一些人看来，“时代精神”“思想精华”这些动人的字眼可能只不过是哲学的自我粉饰，因为实际上哲学与现实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更有人争辩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各个学科门类研究的分化和细化以及整个社会日趋实用化、技术化，哲学已经沦为看似玄妙其实毫无用武之地的“屠龙之技”。这样的看法反映在哲学内部就是，有些哲学家表现出对哲学本身之价值和地位的焦虑（如利奥塔就曾感叹：“哲学的大厦已成废墟”）。换句话说，哲学的身份和哲学在现时代的合法性都出现了危机。这样的危机和疑虑虽然在哲学史上从未真正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但也常常成为困扰哲学家的重要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构成整个哲学史的一部分。在当下这个知识爆炸、功利主义盛行、思想隐退的时代，对这一问题的重思不仅恰逢其时，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意义。
21世纪是现代化继续扩展和深化的时代中的一部分，“向前看”的思维模式依然主导着思想潮流，哲学领域也频繁出现“哲学前沿”“思想前沿”“理论前沿”等提法。哲学领域虽然不断出现貌似新的主义、理论、学说，但新的学说总是与哲学史密切相关。与实用学科不同，哲学的前沿和后方并没有严格的划分，过于强调哲学的所谓“前沿性”只会切断哲学发展的脉络，把哲学对现时代的反思与以往的哲学积累分割开来。进而言之，哲学对时代的反思既是纯粹而深刻的，同时也是艰苦而困难的。它的每一次探索都不过是以新的方式不断返回原点而已，而这个原点被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类思想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前200年）。在雅氏看来，“轴心时代”在中国、印度、欧洲三大区域“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3]。“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以前无意识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都遭到了审查、探究和清理。”[4]换句话说，雅氏所说的“轴心时代”的标志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出现，按雅氏的描述就是：“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5]
“轴心时代”的人类第一次系统地思考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这一思考的普遍性在于提升人的主体性和设立超越的世界，并在这两种似乎矛盾的价值之间找到了平衡。作为对特定时代要求的回应，每一种轴心文明在如何理解主体性、采纳何种精神取向上具有本质上的相同性，但在具体方式和途径上却各具特色。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之精神取向的核心都是实现超越，但在超越方式和途径上两者呈现出了不同，后者是通过有神文化而展现出向现实世界之外（之上）的超越，而前者则通过“天人合一”而展现出影响深远、具有鲜明“内向超越”倾向的文明存在方式。在“外向超越”的哲学形态中，产生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体系，把世界区分为两个部分，即完满的理念世界和可朽的现实世界：前者是永恒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摹本。“善”（good）的理念并不在人性中，而是在一个完全与人无涉的超越领域里，处于永恒不变的静止状态。哲学鼓励个人超越后者而与前者合为一体。中国思想家通过百家争鸣发展出了“内向超越”哲学形态。中国哲学认为世界只有一个，虽然也有“天人之分”的论辩，但总体上中国哲学家都承认“天道”和“人道”并不遥远。“道不远人”，因为“道”或“天道”不在人道之外而在“人伦日用”之中。[6]哲学不是要寻求超越这个世界，而是要在实际生活、世界运行中体验“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以“得道”。由于“天道”在“人道”中，所以哲学需要直接地向人“心”用力。无论是孔子的“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的疑问，孟子关于“尽心知性而知天、事天”的认知辩论，荀子关于“治气养心”的实践途径，还是韩非子关于“虚心以为道舍”（《韩非子·扬权》）的形上论断，它们都指向一种“内向超越”哲学形态，为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寻求内向超越的哲学精神适应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特殊环境，并在成功吸收与改造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后日趋完满，从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占据着中国思想的主流，打造出一个虽然有诸多问题但总体上还算繁荣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然而，这样的大一统格局在19世纪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分崩离析，以内向超越为牵引的哲学受到以外在超越为驱动的文化的无情打击。随之而来的是，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一次又一次地被提上日程。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苏联模式等，都包含着哲学对时代的回应，表现了中国哲学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仓促应对。自此，中国哲学学人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思索和探讨，各种截然不同或略微相近的主义、思潮、取向在古今中外的激辩中纷至沓来，在哲学空间中进行着多方位的攻防搏斗。哲学中的这一局面并不奇怪。欧洲古希腊的哲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正是通过类似的争鸣、辩驳而最终形成他们对时代的回应并建立起相应的哲学体系。虽然哲学的本质表现为历史的厚重、思想的深沉，在变化莫测的时代面前总是略显滞后，但我们不必为此感到过度的忧虑，因为剧烈变化的时代也为哲学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动力。从大历史的视角看，哲学一定可以通过对物质、文化、制度、心理层面之变动的反思、提炼而展现出新时代的思想精华，也可以在反思时代精神中呈现超前性，为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发展奠定自己的精神取向。
2．哲学与时代：当今的反思
然而，上述对哲学与时代互动的大历史自信在今天的具体现实中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哲学界内外似乎都有一种深深的局促与不安，大家普遍感到“中国的哲学”的现状距离人们的期待甚远，哲学的前行有待于跟上时代的步伐，更有待于在急剧变动的时代中引领思潮的发展。以中西方哲学结合而生成的新型中国哲学形态诞生百余年来，似乎依然无法超脱古今中外之辩的套路，更不要说由蛹蜕变为自由飞舞的美丽蝴蝶。换句话说，中国哲学在现时代依旧困惑于有用无用问题之间，而对创造新范型、提出新理论、提炼时代精神则无从用力，在发展自己独特的精神取向和境界以及如何能在世界哲学之林中占有应该具有的地位等方面更缺乏广泛的共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反思哲学与时代在当今的问题、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一个巨大的任务，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的思考与辨析，但初步而言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21世纪人类认识能力提升、领域扩大和层次加深所带来的变化日新月异，使哲学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宇宙科学、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的兴起，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使用，正在迅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传统哲学问题如物质与意识、心身关系、自由意志、社会公正等的认识和期待。哲学发端于人类的好奇，古希腊哲学最初来自对世界本源的寻求，中国哲学则起因于对社会治乱、宇宙秩序原因的探讨。哲学思考虽然一经产生便沿着自己的标识特立独行，但从根本上说，哲学与人类已经达到的知识水平是一致的。哲学的发展依赖科学的进步，哲学概念、哲学问题的重新理解也与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宇宙大爆炸、暗物质、反物质的推论、量子力学的新理论等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对宇宙本源的哲学分析，基因的分解与组合、脑神经科学的实验对人们已有的关于意识本质、知行关系的伦理解释提出了挑战。因此，在今天做哲学仅仅有哲学史的知识是不够的，仅仅凭借以往的教科书是无法对哲学问题给予完满解释的。做真正的哲学必须了解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新发现、新发明，必须理解现代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提出的新模式、新模型。唯有如此，哲学才有可能提出新的思维范式或对问题的新理解，才有可能保证不会变为被时代抛在身后的套话、大话、空话，从而始终与时代结伴而行、对社会有用、为人类生活所需。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向哲学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可以成为哲学取得进步的重要基础。知识的扩展和提升对哲学造成的影响并不全是负面的。哲学是“爱智之学”，哲学的目的是智慧。知识虽然是构成智慧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对哲学来说，更重要的是“转识成智”，以避免成为知识的奴隶，正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屈从于解决之道的诱惑，是哲学面临的根本危险”[7]。如何使哲学发展与知识进步同步，对新的知识结构给予新的解释，使之既指导科技发展又成为哲学进步的阶梯，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宇宙学、生命医学、神经科学、基因学、人工智能等等的新发现正在改变着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对自我、对未来的观点和看法，而这些必然会对我们的哲学思考产生重大影响。哲学既是科学新范式、技术新突破的前提和条件，同时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也为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昭示着新的哲学范式。”[8]
第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现代化的深入展开使原来相互分割的学科日益贯通，也使曾经作为哲学深化手段的二级学科分割日渐不合时宜。现时代中国哲学学科内部出现的结构困境起源于中国哲学形成和建构的历史，中、西、马三分天下的哲学格局凸显了中国学术的基本特色。学院式哲学在其独特的历史进程中又造就了以二级学科为“经”、以教研室／研究室为“纬”的基本框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中国的哲学院系因“种类齐全”而成为可能是世界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可观的哲学研究队伍；另一方面，每个二级学科都需要在古、今、中、西、马五个维度有所发展，从而导致哲学学科内部产生了叠床架屋的复合型结构。因为研究资源有限，所以不同学科之间、不同导向之间势必会由于竞争而相互排斥，这种竞争在哲学教育上的反映就是，强化哲学学科的知识传递功能，淡化哲学教育中理性批判思维的培养、方法论的训练以及选择能力的提升。如果哲学教育仅仅成为数量至上、规模扩张的战场，那么知识的传递就必然会取代对智慧的追求，从而使哲学丧失作为思维方式之基础的功能。
面对这样的困境，如何打破学科间的学术壁垒，融哲学的中国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于一体就显得格外迫切。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只能通过对智慧的不断追求才能实现中、西、古、今的贯通。但不同时代的人都只能站在各自不同的“洞穴”中，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自己那个时代的世界。在全球化日益成为我们的基本生存样态、哲学各领域日益交互融合的今天，我们固然要以地方化和具体学科研究的深化来应对全球化和学科交融所带来的挑战，强化中国哲学的特色和本学科的特殊视角，但同时绝不应当固执于我们所掌握的哲学特殊性，并使之与哲学的普遍性对立。实现哲学领域的全球化与地方化、普遍哲学与特殊学科的合一，就应当打通哲学研究中的各种时空壁垒，形成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哲学”，从而在哲学的知识性和智慧性、哲学的中国意象和世界眼光，以及哲学的“现代化”和“化现代”之间保持良好的张力。
第三，随着智能通信的普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城市居民正在步入后现代生活。后现代社会对哲学提出了双重要求：既能作为当代日常生活基础的思维训练，又能作为超出日常思维习惯的精神追求。前者必须立足现实、深入实际生活，是关于现实生活的思辨；后者则必须超脱现实、高于现实，是远离现实的精神理想。起源于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本来就各有侧重，展现出哲学的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双重品格。以我们现有的哲学结构、知识结构，要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满足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双重要求，必定会表现出力所不及。因此，不同二级学科的哲学学人常常会偏向一端：或者强调哲学的生活化、现实化，把哲学与实用学科相融合，这样的所谓哲学始终困扰于现实问题，成为解释现实和为现实辩护的工具，难以提升为真正哲学的思考；或者强调哲学的思辨性、精神性，这样的所谓哲学会成为纯思维游戏，把理性等同于“超验”，把思考当作概念的推演。两种偏向都无法体现哲学与现时代的真正关系。与现代社会的规范化不同，后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张扬个性和自主创新，而创新在哲学领域表现为形成新的范畴或诠释已有的知识范式。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人看来：“严格地说，哲学是一门创造概念的学科。”“哲学的目的就是不断地创造新概念。”[9]“尼采这样规定哲学的任务：‘哲学家不应该仍满足于别人交到自己手里的概念，进而揩拭一番，使其重放光芒。哲学家应当着手制造、创新和提出概念，并且说服人们去运用。’”[10]或者就是，“假如人们在谈论一位哲学家时说：他没有创造什么概念，他没有创造自己的概念，那么这位哲学家还有多少价值可言呢？”[11]在同样的意义上，杨国荣也提出了新哲学形成的两条途径，他说：“新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或者通过新概念的提出而实现，或者通过对已有概念的重新阐发而展现出来。”[12]哲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合一的方式是通过特有的概念把握时代，概念与时代之间内在的、深层的关联性是哲学不脱离时代的重要保证。
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应当以创新回应后现代生活的现实，而哲学概念的解释力可以被看作检验这一回应的重要指标，没有“哲学概念”及其背后所内含的思想理论，哲学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马克思虽然把重点放在改变世界，但也肯定哲学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解释世界的本质是创新，而解释世界的基本工具是哲学概念。但哲学创造概念、解释世界并不是玩弄文字游戏，概念的创造要具有现实的内容，要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精髓，它不是纯粹抽象思辨的结果，而是人类理解世界的“视角”，是“理念”的哲学显现。每一个哲学概念的创造都应当有助于人类更好地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有助于人类更好地改造这个世界。
注释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3]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
[4]同[3]．
[5]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0．
[6]李泽厚指出：“在中国，‘天道’与‘人道’是同一个‘道’。‘天’‘天道’‘天命’‘天意’总是存在和呈现在‘人道’之中。”（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北京：三联书店，2015：26）
[7]施特劳斯，等．论僭政．何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13．
[8]姚新中，陆宽宽．当代中国哲学的结构困境．哲学研究，2016（3）：126．
[9]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205．
[10]同[9]206．
[11]同[9]207．
[12]杨国荣．如何做哲学．哲学动态，2016（6）：8．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