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主要论题
2016年，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发展问题、中国道路与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取得了较多新的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但是近年来，“去马”“非马”“贬马”思潮泛起，“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指导思想多元论”等错误观念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怀疑和否定。面对这种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之一。2016年，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历史和时代考验与验证了的真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学者指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才能在纷纭复杂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中正确认识世界、科学把握世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我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时间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1]有学者提出，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实现劳动者的解放、要不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研究如何让劳动者过上好日子的学问。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持续的影响力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世界时代问题的正确回答，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关切和维护。[2]有学者阐释了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空间缘何被挤占，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发出时代最强音等问题。[3]也有学者结合国内外历史经验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走向美好未来的思想保证；而苏东剧变的教训说明，动摇、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会酿成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就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问题，有学者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好真懂真信的问题。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4]要念好马克思主义这部“真经”，必须防止两种极端立场，既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态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必须以系统思维辩证地看问题，以整体的哲学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这种整体性，体现在知识体系、价值理念和对人的终极关怀三者统一中。为此，需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悬空化”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失语、失声”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网络化生存和发展”问题。[5]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就一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有学者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根本上是要求研究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及其发展规律等一系列基本原理为指导，核心是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聚焦人民的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在时代的发展中、在实践的推进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将其贯穿于学术研究、学科发展和话语体系建设全过程，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遵循和根本方向。全面把握和彰显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的基本特点，把握和彰显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等方面的特点，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和重要目标，最终构建起一个全方面、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6]有学者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解决了真懂真信的问题，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研的水平，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真正用于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第二，核心是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为人民搞科研，为人民服务，从党和国家的需要出发，以实际工作中亟待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以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为科研工作的主攻方向。第三，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用马克思主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第四，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要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第五，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抓住时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思考问题。第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完成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伟大任务。[7]对于社会上存在的种种误解，也有学者就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行了辨析。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派主义，而是最具科学性和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有助于推动新的学科和新的交叉学科出现。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8]
具体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各个学科的学者们也结合自身背景给出解答。针对当前经济学领域以西方经济学为“正统”的错误思潮，有学者认为应当立足实践，大力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以下几点：第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立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忠贞信仰。第二，要坚持“唯实”的方法、深入调查的作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更多地面向实际，多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占有实际典型经验、统计材料，然后再上升为理论。第三，树立整体观，创立整体经济学。既要重点关注主要经济因素，也要考虑相关因素的交互作用。第四，善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穿透力”，敏锐地把握新时期的新特点、新趋势，提出一些前瞻性的见解。第五，要有广纳百川的胸怀，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包容性。[9]就经济学界内部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普适性”因而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也有学者进行了反驳，指出“普适性”混淆了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抹杀了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的界限，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必须要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10]还有学者回顾了过去30年中国政治学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指出政治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根本方法和科学世界观，努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论的时代性，继续挖掘和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理论；政治学研究必须走向科学化，着力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调适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政治学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回应时代的要求。[11]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重大责任，是以自己创造性研究的新成果改变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中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状况，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有学者认为，全面建设一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重要抓手，是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但是，与时代和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还有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在学科布局上存在“大而欠强”的局面，在学术研究上存在“宽而欠精”的现象，在人才培养上存在“多而欠专”的状况，在支撑教学上存在“全而欠深”的情形，在资政服务上存在“做而欠优”的问题。要全面建设一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理应从全局、战略的高度深化认识，在师资队伍、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上全面发力，干在实处。[12]有学者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指出了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实践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包括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边界模糊、公共课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缺少层次、学科范畴与专业领域界定不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处境尴尬、意识形态教育与基本道德素质教育界限模糊、“整体性研究”效果不佳等六大问题并给出相应建议，提出应当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相关边界，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工作，淡化、分解二级学科，强化和整合一级学科，规范学科队伍，提高师资素质，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13]有学者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的角度指出，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方面存在不足，大量高校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而难以有效支撑思政课教学，教育不均衡现象比较突出，科研对教学的支撑辅助作用还不明显，学科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不能很好地支撑思政课教学。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打通圈子壁垒，为不同梯队的高校搭建交流平台；在学科点建设评估、职称评聘中适当增加思政课建设（教学）效果的权重；用好权威教学资源，增强科研对教学的支撑辅助作用；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方案。[14]还有学者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提出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走出去”，提升富有中国特色和话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应当积极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当代国际传播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国际话语体系的创新，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成为世界级学科。[15]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热点话题。有学者整理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并一一加以回答。也有学者从资本逻辑批判的角度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指出资本逻辑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生成和推进的根源，它衍生了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框架，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全过程，因此，资本逻辑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元问题。[16]
有学者回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历史渊源，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自构建伊始从概念术语到框架方法便不断受到外来话语的侵扰。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首先需要追本溯源，厘清语义，剥离苏联话语与西方话语背后的思想与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撑下构建新的概念、范畴与术语，创建新的理论框架与逻辑体系，提炼中国现代化经验与规律，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17]就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有学者从解释学的角度，指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构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理解的历史前提，中国国情构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理解的现实基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构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理解的未来规划，只有回到实践中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意义问题才能得到客观的理解和解释。[18]有学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其确立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历史。而在新的历史时期，西方“西化”“分化”战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直接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消解和侵蚀着民众的政治认同，影响和瓦解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也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一元主导和多样性结合、思想性与现实性结合、批判性和包容性结合、继承性和创新性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地位。[19]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2016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有着多方面的新发展，蕴藏着“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创新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必须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的中国道路探索为实践基础，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为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内在规定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本质研究为前提，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探索为主题，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研究为主线，以此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总体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一过程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科学对待的问题，二是如何丰富发展的问题。在“科学对待”上，提出了“四个分清楚”，即分清楚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在“丰富发展”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多方面的拓展：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四是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五是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六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更有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崭新的因素”，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志。[20]
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植根于中国的土壤，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历史性的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广义的中国经济学中的各学科提供根本的理论基础，各个经济学科以此为指导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揭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的特殊运动规律，也揭示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一般规律，是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和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构成的生产关系，包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在社会再生产中表现的规律性。同时，还要联系政治、文化、社会等上层建筑，联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导。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妥善处理理论创新与实践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的关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化的关系，着力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结合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从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21]
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是有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奠基作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理论上形成了很多思考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同时还提出了撰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探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原则、研究方法和一系列重要观点。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间不长，自身规律还没有充分展开，再加上其他一些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探索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突破性的理论贡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极为重要，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构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思想，并推进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实践进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拓展，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线是科学发展，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出发，提出要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这一时期，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成为一门植根中国实践、凝聚中国智慧的系统科学理论，同时，从历史逻辑的高度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重大原则和理论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不断总结、提炼出新经济结构、新运行方式、新经济形态蕴含的新经济规律。[22]
一直以来，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认识与批判是学界研究资本逻辑问题的起点和关注焦点。有学者从《资本论》出发，指出要厘清《资本论》逻辑、资本逻辑与物象化三者之间的深层关系，认为《资本论》逻辑是对资本逻辑的“再现”。《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逻辑进行了本质再现，而《资本论》三卷对资本逻辑进行了从本质到表象的总体再现。所谓资本逻辑，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即价值增殖规律，其核心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的二重性矛盾。《资本论》的核心逻辑是对资本逻辑的再现，而不是拜物教批判或物象化批判。资本逻辑是《资本论》的“主”逻辑，而物象化是《资本论》的“副”逻辑。资本逻辑是根源，而物象化是资本逻辑的效应：正是在资本逻辑从本质到表象转化生成的基础上，才发生了从本质到“物象”的颠倒表现关系。[23]
近年来，学界对资本逻辑和生态文明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有学者认为，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中，资本逻辑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逻辑。资本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疯狂地发展生产力”，必然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生态危机。异化消费既是劳动异化的表征，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重要推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离不开资本，需要资本作为中国道路的铺路石；生产力的发展是前提，但资本逻辑又使生态环境问题凸显，使我们陷入两难境地之中；生态文明建设既与资本逻辑相对立，又以资本逻辑为前提。这就要求我们直面资本逻辑，承认资本逻辑及其作用的存在，但是要把资本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在任何时候，资本都只是工具，不是目的。这是中国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资本问题上的根本不同。正是这个不同，才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是也只能是驾驭资本的结果。[24]
有学者通过与近年来发展迅猛的“农地股份合作制”模式的比较来研究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本质和特征。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关系是公有制；第二，劳动组织形式是劳动联合；第三，收益分配尊重个人财产权益。“重建个人所有制”是指经过漫长历史过程后所建立的未来的公有制社会形态，突出作为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的权益，强调的是未来公有制社会中作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者的个人重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而重新获得财产权利的状态。从整体上而言，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本质上是对未来社会形态的科学判断，这一社会形态的实现需要经历具备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组织形式高度社会化、生产资料私有制消亡等一系列社会条件的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京郊农村农地股份合作制从性质上看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一探索具有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趋向，但两者在制度层级和实现条件上存在巨大差异：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未来社会的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京郊农地股份合作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实现是对私有制的彻底否定，需要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社会化水平充分提高，商品货币关系消失，劳动成为人们自愿的联合劳动形式，生产资料完全实现全社会公有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充分结合等一系列生产力、生产关系条件的准备；而农地股份合作制探索则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相对于联合劳动而言，劳动社会化程度较低的合作劳动或雇佣劳动等劳动组织形式下就能够实现的。因此，不能将二者简单等同起来。正确认识中国农地股份合作制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对推动中国农地股份合作制及农地改革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5]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文化建设研究
从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探索，到唯物史观的发现，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解剖，再到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产生发展，都渗透以及延续了在整体的社会历史研究视角中的唯物主义文化观研究，形成了文化观的理论体系。对文化议题的关切也从来没有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现实而回到抽象的思辨哲学中去，而是为文化找到了人类实践的真实根基，并使其成为人类追求自由自觉的历史解放道路上的题中之义，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发展着时代的生机。
有学者通过追溯哲学史演进脉络，指出马克思超越了之前的唯心主义的文化观，发现了文化的实质源自人们的社会实践，开创了特色鲜明的无产阶级文化观，这是把关于人、自然和社会的理论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理论体系。文章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形成了文化“异化”思想，文化分为自然科学和意识形态两种最基本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科学被打上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烙印，意识形态也被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家所掌握，成为资本家控制工人思想、奴化工人意识的工具。在《共产党宣言》中，蕴含着马克思另一特色文化思想———“世界文学”，即世界性文化，其前提是文化的民族性、差异性，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民族性的文化将变成世界性的文化，各民族的封闭性完全被打破，民族间的文化展现出充分的共融性，从而形成兼具多元性和包容性的世界文化即文化全球化。[26]
有学者研究梳理了马克思文化思想的五大内核，即：唯物、辩证、实践的文化观，以“人”为主体的文化生成与发展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阶级利益的维护”意识，市民文化是现代化实现的先决条件之一，文化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27]有学者立足唯物史观，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打破了意识形态对人类史的曲解，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要以唯物史观来阐明，而非通过自然的理论逻辑演绎，认识到这是植根于中国实际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认识与判断的理论结晶。文章批判了那些谋求在学理上去政治的价值立场以及规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最终动机，指出这些都是利用否定来谋求对应有价值的最终肯定的逻辑预设。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不假借意识自身的逻辑演绎来探索真理的认识，从不只是单纯地和思维材料打交道，其基本功能和动力来源于对于现实社会的根本性认识，彻底地看清所处时代的所有问题，并以此建立符合实际要求的理论解释体系，通过认识能动性的批判精神，不断地创造理论与事实的最高统一性，使实践的真谛现实地作用于每一次认识。进而学者批判了知识论的妄想方式：用理性自觉来获得共识，揭示了现实中以逻辑陷阱替代政治陷阱的方法论误区。最后指出了我们应当切实地拿起理论武器，以应对现代资本文明以科技为基础、以软实力为手段的霸权主义，及其从来就没有停息的对其反对势力和与其价值观念有悖的势力的攻击和诋毁的迫切现实。[28]
还有学者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现代启示，认为马克思文化思想的深刻蕴含对于我们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化创造活力和推进文化强国战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文化自觉；坚持对外开放，树立文化自信；坚持改革扬弃，实现文化自强。[29]
有学者梳理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变，指出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它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较有影响的有四大学派，理论内容各有侧重：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认为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有效手段；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开辟了“统治—文化霸权—媒介受控与编码—受众解码”的媒介研究新模式；阿尔都塞学派的“文本意识形态理论”，从文艺文本结构、文本形式及文本生产策略等方面展开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多元文化主义学派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主要关注文化和文明的平等性。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议题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文化与政权关系，文艺、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关系。学者还进一步研究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示，包括反对“机械决定论”，进一步凸显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培养“有机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建构“中国网络话语体系”，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话语权；鼓励“精英文化创作”，进一步筑牢国家发展的思想道德基础；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向好的方向发展。[30]还有学者侧重对文化马克思主义当前困局及其原因研究，指出应当通过重读马克思资本主义双重批判理论，加强文化与经济关系研究，来走出困境。[31]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可见文化自信在当前我国国家整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指出，增强文化自信对于坚定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增强文化自信首要的是要对发挥指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保持高度自信。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摆脱苦难、求得解放、获得幸福生活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不仅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使中华文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还成为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精神动力，这是任何其他主义包括西方文化思潮所不能替代的。同时，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32]有学者研究了文化自信与中国道路的关系，指出中国道路源自中国文化，要树立源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历史过程的理论自信，坚持核心价值观自信和文化传统自信，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树立政治文明自信。当前复杂的社会思潮，更需要文化自信来坚定对中国道路的建设。[33]
有学者从党史角度研究了党史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党史文化自信指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以及实践创造成果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总和。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用血泪写就的，包含着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红色基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含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基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坚实根基，蕴含着民族文化基因。树立党史文化自信，要坚持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还要树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的永恒信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政治立场，用实事求是的精髓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传承中创造和发展中华文明。[34]
有学者指出，坚定文化自信，重要的是要增强文化自觉，即认知、理解和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兼收并蓄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繁荣。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范畴内，人的主体性自觉性在文化发展上就直接表现为文化自觉，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我发展、传承、创新的内在自觉，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备的思维品质和实践精神。《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人的生存处境、人的解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使哲学走向现实生活，因而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文化发展史。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种种不协调，认识论领域也呼唤着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思方式的关照，文化自觉也带动着文化建设成为一种自觉的历史活动，在自觉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发扬优秀传统，开创新时代文化，完成理论和实践的共同课题。[35]
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制度吸引力以及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能力。文化把握着软实力的发展方向，是软实力的核心。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各国愈加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无疑是实现中国梦，也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必然要求。其中，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以及建设重点。“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项研究，从核心价值观建设方面进行文化软实力建构的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贯穿国家、社会、个人的当代之“德”。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它与中国传统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原则区别，是对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同时既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合理内容，又克服了其局限，实现了积极扬弃和现代超越。核心价值观高度凝练了当代中国的仁爱精神、民本精神、诚信精神、正义精神、和合精神以及大同精神，产生自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实需要：集聚社会正能量的需要，推动社会进步的需要，以及促进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总之，这是对时代问题的价值阐释。在实际践行中，首先要在认识层面理解其对个人的重要性；其次将其放到法的层面，从道德向法律转化；最后还要在社会的物质生活领域中把价值导向客观化，在制度层面形成约束力和限制力。[36]
有学者探究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提出需要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决定作用，重点放在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上；夯实根基，重点进行思想道德和制度建设；作为基础引领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际话语权，塑造国际形象；落实协调发展，提供可持续提升的保障。[37]同时，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首先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自信中实现传承，还要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以提高中华文化传承力。[38]还有学者着重研究了我国文化软实力中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问题，认为应当增强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树立研究的国际意识，还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39]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学者指出：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同时具有开放性，其本身就是历史上多种文化不断融合碰撞的产物，在今天与吸纳西学并不矛盾；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人层面具有养育心灵的作用，具有平民化的特点；最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智慧值得借鉴。[40]
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文化建设是灵魂。有学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视角，分析了我国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历经艰辛探索、不懈努力的结果，是经受了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社会实践洗礼得出的理性认识，意义重大。一方面，它将为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必要保障，促进中国人民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和完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它将丰富和凸显世界文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性，并将为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引。[41]
总体来看，马克思文化观的研究以经典著作为理论源头，立足其理论基础，较深入地联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并结合中国道路以及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情况，探索了新时期文化建设应秉持的原则和路径。
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社会治理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与社会治理理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对国家起源、国家本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国家消亡等的论述与分析，并描绘了一幅未来的美妙图景。回顾2016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关学术论文，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社会治理展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总体来看，学者们将焦点大多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源起与构建、市民社会理论与社会治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等。同时，比较全面地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展开不同层面的剖析，并能够联系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思考，这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大趋势。
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首先要探讨其源起与构建。有的学者从现代国家观历史嬗变的角度来探讨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构建，认为马克思是通过批判性地继承洛克以来以社会为本位的现代国家观、深刻把握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生学原理，以及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构建其国家理论的；并分别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洛克的国家观及其传统、国家的至上性与社会的非至上性———黑格尔对现代国家理论的再阐释、市民社会批判与国家理论的新构建———马克思的创造性阐发三个部分展开论述，认为马克思最终确立起来的是一条首先指向最粗糙的经验世界即市民社会，然后指向国家的批判性理论路线。文章指出，经过这三个阶段、两次批判的理论推进，以社会为本位的现代国家观在马克思这里获得了最深刻的理论表达，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中实现了最彻底的理论形式；同时也指出，我们应当将研究视角切实地转向洛克以来关涉现代国家观的思想史过程，认真考察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重大理论推进。[42]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建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萌芽，即对理性唯心主义国家观的质疑；第二个阶段是转变，即对理性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扬弃；第三个阶段是建构，即唯物主义科学国家观的建立。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时代价值：一是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对国家的认识需要从经济基础出发；二是经济制度的发展完善对于国家的发展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三是国家对市民社会具有反作用，国家治理的方式和能力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43]还有的学者指出，从马克思国家学说的理论溯源看，马克思在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的起源与本质等问题时批判、借鉴了古希腊哲学家的国家学说、近代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国家学说。从马克思国家学说的逻辑演进看，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经历了法哲学批判视域中的理性主义国家观、由理性主义国家观向唯物主义国家观的转变以及唯物主义国家学说的最终确立三个阶段。[44]
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构建离不开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真正进入政治和国家研究领域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批判分析，为其国家理论的建构打下了地基。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分别从四个方面展开了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批判：一是批判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主谓颠倒”；二是对王权的批判；三是对行政权和官僚政治的批判；四是对立法权的批判。指出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问题上的思辨唯心主义实质，正确厘清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学说奠定了基础。[45]
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学者都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相联系，试图从中找到针对当今社会问题的良药。有的学者探讨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启示：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夯实社会治理经济基础；二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为社会治理提供政治保障；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社会治理提供社会条件；四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治理提供思想支持。[46]也有的学者从四个方面来论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一是市民社会是历史性概念，它曾经产生，当下存在，最终消亡；二是市民社会的本质在于物质交往关系，或者说市民社会筑基于商品经济；三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以及其他观念上层建筑，是政治国家的发生地；四是市民社会的内在机制维系于契约关系或者说法律制度。接着列举了十八大以来党的社会治理思想，并分别从新时期社会治理理论的核心架构，以及社会治理思想的中心问题来展开论述。[47]
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行观照，并思考其当代意义，是学者们所热衷的论题之一。有学者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的视点切入，指出“虚幻的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的虚假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普遍以国家形态来呈现。并分析了“真正的共同体”向“虚幻的共同体”的演变，以及国家的职能及其实质。最后通过分析“自由人联合体”是对“真正的共同体”的扬弃来指明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当代启示。[48]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不同于只在人类特定历史阶段上才有的“国家”，它是人类永恒的伴生物且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方面，因此应树立“社会”本位的思想。并分析了“社会”的源起、本质及其内涵，以及社会与国家的比较。最终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当代意义。[49]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观的批判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把国家问题与人的真正经济生活平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并在分析完马克思国家理论之后指出其当代意义：第一，它是科学认识国家本质的方法论前提；第二，它是现代国家批判理论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第三，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国家治理能力体系的重要方法论依据。[50]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又是其中国化的新发展。学者就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学者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旨在制度化；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是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国家职能转变的过程。并指出，我们在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意义时，首要前提是必须梳理清楚这一命题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关系，只有深刻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渊源，才能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依据，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领域。[51]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从社会基本结构入手，确立社会结构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素。继而以此为基础，展开对社会功能结构内在特征和相互联系的阐述，并在社会基本结构的框架中分析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系统回答了社会结构的产生、形成和运动规律。接着分析了社会基本结构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三个维度，分别是本体维度、现象维度与主体维度。最后指出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整体性视野下探讨国家治理问题，不仅有助于厘清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的困惑，更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支撑。[52]
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与列宁的国家理论表现出了足够的关注。有的学者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探索其国家理论，指出，从实证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国家的起源和生成过程大致是“氏族→共同体→家庭→国家”；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国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接着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第一，作为法律关系之基础的国家理论的提出，这是一种法律合法性的视角；第二，法律实证主义国家理论及其证成问题，这是从分析的方法到历史的方法；第三，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双重批判视角。[53]有的学者分析了恩格斯晚年研究国家起源理论的原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恩格斯国家学说中的地位、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与马克思国家起源思想的关系。[54]还有学者研究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认为这部著作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政治学研究范式，这个研究范式的核心概念是无产阶级革命。并指出，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国家概念。作为国家概念，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三重内涵：其一，它是国家的政治要素，规定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性质；其二，它规范着国家权力关系，决定其变换的方向；其三，它是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活动。最后指出了列宁国家理论研究范式的方法论意义，即从研究当代帝国主义现象看，列宁国家理论的研究范式启示我们从国家的角度来认识和解剖新帝国主义的问题。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也有一个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到政治学的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55]
综合来看，2016年学术界对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构建，以及社会、国家治理理论与中国当代的运用之上。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社会治理理论同当代中国相结合，挖掘其当代价值已经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可以看出，对于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社会治理的纯理论分析已经不再占据研究的中心地位，而这也是当下理论研究的一种趋势。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会更大限度地实现理论自身的价值。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理论体系。随着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再次成为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2016年，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内涵的探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等问题。
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认识。有的学者从马克思自然的概念出发，指出发现人类的社会实践的巨大作用是马克思超越以往哲学的关键。“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人所面对的自然，即与人的存在构成对象性关系的自然。它在本质上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生成的丰富多样性的感性自然，因而是历史的自然，现实的自然，人本学的自然，这些都是同一个说法。马克思实践的思维方式克服了从前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的片面性，从而获得了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把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单向度的思维方式既不可能全面揭示与描绘自然界的真实图景，也不可能对人与自然关系给予科学的说明。”[56]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是唯物主义的生态自然观，二是实践辩证的历史自然观，三是未来社会是人、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的新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替代”[57]。有的学者通过对各个流派关于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学意义问题争论的分析，从生态学角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立场：“一是人类驾驭自然应当有益于所有人；二是人类驾驭自然应当‘保持符合人类需要的那种自然生态学的辨证平衡’，而不能破坏自然；三是人类驾驭自然应当包括‘在理论上理解自然和在审美上欣赏自然’，而不是‘作践’自然”[58]，这也体现了马克思自然观立场对资本主义立场的超越。
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研究。有学者认为，要想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真正意蕴，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关键。人在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既表现出能动的、创造性的一面，又表现出受动的、受限制性的一面。一方面，在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人总是按照一定的目的、需要作用于自然，赋予自然以人的意义；另一方面，以自然生命形式存在的人类个体，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物。通过实践，人类不断地改造自然，也在实践中不断地改造人类自身，从而得出结论“实践使人获得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而且，只有在实践中，人才能摆脱自然力的盲目支配，成为掌管自己命运的主人。离开了实践，一切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讨论都将失去意义”[59]。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旨在要求人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尊重、爱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以代替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相互对峙、分离割裂的关系。“人作为自然界组成部分的客观地位决定其不应成为自然的征服者和统治者，而应与自然和平共处”[60]。
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呈现的生态思想的研究。针对近年来学界关于《资本论》中是否体现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争论，有的学者研究了资本主义物质资料生产条件下人、自然和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就包含、渗透、散见于这些“关系”的研究之中，而这些“关系”的集大成者就是《资本论》。[61]有的学者通过对《资本论》生态思想的深入挖掘，指出《资本论》生态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物质变换与物质代谢断裂、城市空间、资本主义批判、循环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并且展现了在多层次、多角度进行更加深入研究的趋向。其中，就物质代谢断裂理论来说，劳动承载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人与社会之间物质运转的重要职能，当作为社会基础与纽带的劳动被异化后，人和自然、社会的纽带就被人为地割裂了，便出现了物质代谢断裂的问题。在社会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作为统一为一个整体的人、自然、社会，往往被具体化为人口、土地、工业之间的关系。物质代谢断裂带来的是人口、土地、工业之间关系的背离，和谐共生的原初状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分裂、异化的劳动关系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冲突和矛盾。[6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要讲清楚这一点，就应当认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事实。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呈现出来的哲学思想，不是“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的西方哲学观念，而是“天人合一”的《易经》观点。马克思将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视为自己的基本问题，因此真理既不在单纯的物那里，也不在单纯的人那里，真理在对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综合把握中，这也正蕴含了《易经》的“天人合一”之理。因此，“弘扬以《易经》为源的中华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弘扬以《易经》为源的中华文化。因此，以生态为纽带，从学理上阐释《易经》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会有文化的根基，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的重要路径”[63]。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有其内在必然规定性。而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融合，“必须正确认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作为影响现实的重要因子而存在，是作为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场’，科学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64]。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背景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十分必要。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内容包括人与自然基本的应然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下人与自然及自身冲突的实然关系以及未来社会人与自然界和解的必然关系。要树立人类与自然界共生的意识，人类是自然界中能动性的成员，因此人类负有保护自然的责任。从中得出的启示是“要认识人类与自然界共生的关系，人类负有保护自然的责任，要理性应用科学技术，生态问题的解决要联结政治、经济等社会问题”[65]。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特别是生态文明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根据，“把人类看作自然这一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可持续发展，从长远利益出发，促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66]。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观、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生态要素论、人与自然关系合理调节论等内容，从哲学原则、理论方法和行动指南等方面为正确理解美丽中国的价值目标、内涵要求与建设路径提供了根本的思想指导、科学依据和实践启示”[67]。
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回顾2016年，虽然学术界单纯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文章较往年有所下降，但仍有不少学者依旧聚焦于唯物辩证法。这一年中，学术界主要从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辩证法的旨趣、辩证法的形态与内涵、辩证法的发展史、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辩证法的社会工程形态这几个大的层面来展开对辩证法理论的研究。
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有的学者重点论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三重批判。第一重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辩证法批判，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为主要文本，表现为对黑格尔关于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批判以及对黑格尔王权理论的批判。第二重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辩证法批判，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为主要文本，力图将黑格尔思辨的辩证法转变为现实的人的辩证法。第三重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辩证法批判，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主要文本。并在最后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也是从本质上和整体上进行的超越。[68]还有的学者从隐喻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头足倒置”，并认为在这个意义上，隐喻可以说是一种折叠着的论证，因而也就具备了蕴含真理的作用。之后比较了雅各比、阿尔都塞对“头足倒置”隐喻的不同看法，指出在隐喻之后，有关的推论方才开始。并指出，在这个意义上，较之于论证，隐喻不是某种不够格的东西，而是更具前提性的东西。[69]
对辩证法内容的整体性探讨也是辩证法研究的老传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旨趣是实践、革命和发展。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动力源，辩证法的实质就是自我否定。这种以“实践”为本体而建构成的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理论，就是实践唯物主义，人对自然、对社会关系的否定性活动，就是实践的辩证法。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魂。阶级矛盾只能以“革命的实践”，亦即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才能达到真正的同一，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宗旨。尤其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旨趣，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并明确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70]
对辩证法内涵以及形态上的探讨也是辩证法研究的重要维度。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提出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有三重内涵。其一是辩证法的“神秘形式”与“合理形态”。“神秘形式”的辩证法指的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神秘性”或“神秘化”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性特征。黑格尔辩证法也因此可以赋予现存事物“光彩”，它能够以一种绝对真理的名义发挥思想的规范和统治作用。“合理形态”辩证法最初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突破”资产阶级这一牢固的意识形态。其二是“合理形态”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把辩证法的运思对象表述为“现存事物”或“既成的形式”，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现存事物”指的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把“否定”看作辩证法的本质性特征，为辩证法敞开了无限批判的空间。其三是合理形态辩证法的批判本性。马克思把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了起来，使其具备了“现实性和力量”。最后指出，正是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马克思为人类的自由解放找到了现实的发展道路。[71]还有的学者从论战的角度来阐发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竭文”把唯物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对立起来，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观点的背离。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唯物辩证法是“现实”辩证法而不是“物质”辩证法。第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影响。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思维过程的辩证法反映的无非是实践活动的辩证法，这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颠倒”的真正含义。[72]
从辩证法发展史的角度入手研究辩证法，也是学者们常用的研究方法。有的学者从辩证法发展的三个阶段来论述辩证法的旨趣与使命，分别是辩证法与政治决断、辩证逻辑与君主立宪以及批判的武器与自由解放。辩证法发展的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辩证法于古希腊、德国古典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不同形态。最后指出，辩证法是一个实践哲学的概念，它所具备的伦理和政治的意义，自古希腊以来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并且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得到了更为强烈的凸显。通过回溯辩证法的古希腊本源和梳理辩证法的发展史，我们可以认定辩证法的本己旨趣和使命就是通过认知真理确立一种合乎人之本性的公共生活。[73]有的学者依照利奥塔“重写现代性”中的观点，认为思想史有重复性、回忆性与修复性三种模式，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其经典叙述中也有一个不断的既是重复又是差异的自我突破过程；并从马克思经典辩证叙事之“重复与差异”的游戏、20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回忆性焦虑与多样性发展、在修复马克思“最困难问题”过程中回到当代历史“自在之物”这三个大问题展开论述，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当代辩证法的问题与出路是要重新回到当代“历史性”现实，回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当下”客观现实，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回到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形态，回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实土壤中重建历史辩证法。总之，新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立足点仍然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这个历史前提的反思与认识。[74]还有的学者从辩证法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三种新趋向着眼来展开论述，指出，第一种新趋向是解释学趋向，这是辩证法走向解释学之途，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影响较大：一是“对话维度”的研究进路，二是“辩证法解释学融合”的研究进路，三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的研究进路。第二种新趋向是实证化趋向，这是辩证法与实证科学的深层结合点。首先，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发展出现了语言转向、实践理性转向和生存论转向；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辩证法的表现形式上，本来就有很多实证化的研究方法的典范；最后，当代辩证法理论把辩证法与实证科学联结起来，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一种“哲学—经验”的解释模式的特点，而这种“哲学—经验”的解释模式采用的是一种实证的检验和思辨的反思相统一的方法。第三种新趋向是形式化趋向，这是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联结与融合。而辩证法形式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分别是“结构性表述”阶段、科斯基等人“有限目标的辩证逻辑形式化系统”阶段，以及中国学者“强纲领”和“弱纲领”两种进路的形式化研究阶段。[75]
有学者集中研究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认为辩证抽象是其核心方法，并重点论述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问题的提出，即“历史性”概念范畴的方法论困惑。第二个层面是辩证抽象的含义，即对“变化”与“关系”的把握。辩证法的主体是变化，包括不同程度和性质上的变化与相互作用关系，是一种动态的观察、感知与理解的方式，这就必然要求一种动态的抽象方式。而动态的抽象方式就可以被称为“辩证抽象”。并指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和相互作用纳入其中而产生的独特的抽象形式———这也是历史辩证法在具体运用中的真正意义所在。第三个层面是辩证抽象的几种具体形式，共有“在总体中抽象”“同一性抽象”“现象—本质抽象”以及“动态抽象”或“流变抽象”四种形式。最后指出，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可能烟消云散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从思维方式的源头上寻找突破的根源，这也是学习、了解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关键所在。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思维训练，才能避免掉入一个抽象的陷阱而不自知，才能真正游刃有余地运用辩证抽象来解释和回答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76]
有学者从社会工程形态的角度来审视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为实践辩证法向社会工程转向或为实现社会工程对实践辩证法的补充和完善，提供了坚实的逻辑中介；指出：作为社会主体人适应、依靠、改造、变革社会世界，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新形态，社会工程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是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转化形态或当代叙事方式。并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方面是实践辩证法反思与现代性重构焦虑；第二方面是社会工程出场与“全面生产”中介；第三方面是社会工程形态与科学方法依据；第四方面是社会工程方法与中国道路自觉。最后得出结论：社会工程作为一种方法论，是对实践辩证法的一种补充和完善，对实践辩证法的关注应当实现社会工程转向。[77]
七、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重要领域。2016年，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一方面围绕着人学基础理论继续进行深度耕耘，另一方面从人学视角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加以审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学思想研究主要是指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基本理论和代表观点中人学思想的阐释与探究。这些研究大都重视对于经典文本的解读，从多个维度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学思想，找寻马克思主义人学产生与发展的思想渊源，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现代化与中国化的研究奠定科学的理论根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2016年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重点研究文本。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力求展示建构一种工人人学理论的努力过程，他出于其工人立场的需要，引入异化劳动理论，否定了国民经济学的私欲逻辑。《手稿》中的人本主义价值体系并非“价值悬设”，而是因引入异化劳动理论带来的、必须完成的“价值建设”。对思辨哲学进行批判，否定精神的主体性地位，代之以感性实践性的人的主体地位，同样是出于建构工人人学的立场性需要。[78]有学者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学思想在整体性视域下呈现为三个不同的向度，即：关于人之存在状态和人类历史之谜的实践人学向度，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下异化劳动、资本、财富、居住非正义等方面的批判人学向度，关于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达致人类解放的解放人学向度。从《手稿》及其之后的著作来看，马克思整个人学思想正是沿着实践人学、批判人学和解放人学展开的，但这三个向度在《手稿》中首次对接并完整呈现。可以说，《手稿》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79]。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实践人学的完整创立，他赋予实践概念崭新含义，并围绕生产实践与人的本质、交往实践与人的历史、工业实践与人的发展、革命实践与人的解放四个方面，对一系列重大人学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由此发动了一场异常深刻的人学革命。[80]有学者概括地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上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的人学理论，下启《资本论》等著作的人学理论，其对人及其本质、地位等的理解，都与《手稿》等早期著作有着本质区别；这些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质精神的人学思想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又有所丰富和展开。但是，不变的是贯穿其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一脉相承的对人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统一的思想。[81]另外，马克思主义人学基本理论与观点仍被持续关注。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就是人的形成史、解放史，历史学就是人学。马克思把劳动实践活动作为历史的基础，在唯物主义前提下深刻揭示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可以科学地回答人的创造性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的相互关系这一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把历史学作为人学来理解，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指出了新的方向。[82]有学者研究了马克思经济哲学视域中的人学问题，认为马克思借助经济哲学的视野对人的起源问题、本质问题、动力问题、地位问题和发展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应，并从人学维度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83]有学者从人的需要理论、人的本质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出发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学理论，并指出了该理论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84]有学者把制度与人的关系问题视为马克思主义人学中的重要问题，并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阐释了制度的本质及其人本意蕴。[85]还有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诠释做了介绍和阐释。[86]
从人学视角审视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的人学意蕴是今年人学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从人作为价值主体的视角深刻剖析了经济发展的实质与目的，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价值归宿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且鲜明地指出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创造性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较为全面深刻地分析了经济发展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从人学维度审视经济发展新常态。有学者从人学维度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产生的深刻根源是人生存发展的困境，认为应该从人与物相区别的角度理解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式，即合乎人的经济发展方式应该是合理的发展、合乎规律的发展、合乎规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并立足人学维度提出推动了经济新常态的举措，即确立新的观念行为、提高人的素质、突出人力资本。[87]有学者从重建人文精神的视角解读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认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显著特征是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高度融合，人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评价尺度，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应该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语境，从财富观念的主体转向、消费文化的合理建构、创新精神的全面培育三个维度上重建人文精神。[88]其次，阐述了新发展理念的人学意蕴。有学者认为，新发展理念所揭示的“共创、共进、共生、共赢、共享”的发展内涵顺应了人的发展需要，因而人学的研究也应该从传统的“概念逻辑”转向“现实逻辑”。有学者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事关新时期我国改革和建设整体与全局的发展理念，是对持续发展、协同发展、包容发展、普惠发展的深刻呼唤。人学应系统地研究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和世界意义。有学者指出，从发展的动力、发展的内涵和发展的目的来看，最终都要落实到人上，这需要人学作出深入研究。有学者指出，发展理念的本质离不开人的发展，在新常态下，人的发展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是新发展理念理论合法性的思想原则和价值正义原则。再次，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人力转向。有学者认为，创新是驱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而人才则是驱动创新的第一动力。尽管我国是目前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为充沛的国家之一，但人力资源大国并不直接等同于人力资源强国。要想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必须要在创新时代完成从“被创新驱动的人”向“驱动创新的人”的历史性变革，激活蕴藏在丰富人力资源中的智力因素。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颠倒资本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将剩余劳动价值引导到人的素质的培育上，使劳动力成为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89]
现代性的人学反思、批判与建构主要是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反思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根源，对现代性衍生出的弊病与危机进行揭露与批判，进而立足从人学的视角出发，构建合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性范式。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批判是近现代以来人的生存境遇及其反思的哲学话语表达。马克思针对现代性问题批判了异化劳动给人的心灵带来的扭曲，并以资本批判为核心来重塑人的社会性。现代性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的同时也给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方案———人学道路，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形成了自己的批判理论，将现代性批判问题融进了人学意蕴，并对我们现代的社会建设和人的发展问题产生了重要启示。[90]有学者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出发，并立足人学视角深刻反思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观念与体制的保守性、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国广大的地域及其政策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发展不平衡性，致使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与前现代性问题并存，且从不同角度制约着人的发展态势。从人学的视角看，即以推进人的发展为目标，我们的现代性反思应当既要通过发展并完成现代性而去除人的依赖关系，又要通过管控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而超越物的依赖性。[91]
人学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主要是以人学的视域分析、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这既使人学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也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融入了人学的价值意蕴。这个研究方向包括了人学与“四个全面”研究、人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人学与中国梦研究以及人学与当前治国理政研究等。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价值主线，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与最终目标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面深化改革是要化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影响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的种种体制上的障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要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法治上的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强调的则是对于党的群众路线的牢固坚守。[92]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丰富的人学关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昭示人的实践本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彰显人的生存意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表征人的发展主题。以“现实的人”为前提，以“人性完善”为标准，以“人生需要”为基础，以“人民主体”为动力，以“人的实践”为保障，以“人的发展”为宗旨，开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路向。[93]有学者认为，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梦，中国梦的价值归宿是人民，中国梦的实现主体是人民，中国梦的价值取向是造福人民，中国梦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中得到实现。[94]有学者认为，人民性的路径是国家治理价值观的重要导向，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考。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中的人的能力的发展、自由个性的彰显、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人的价值的实现等维度帮助阐释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人学逻辑。[95]
八、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平等观研究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平等观是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两个具体环节。中国的崛起正需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平等观，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并不关心自由的抽象规定，而是关心“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马克思一方面彻底地驱除了劳动概念之上的意识形态教条，阐发了人的自由本质所赖以生成的真正的劳动基础，从而为人的自由的实现奠定了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在揭示出生产力、分工和共同体对于自由实现的重要性的基础之上，重点揭示了时间对于自由实现的关键意义和内在意义。[96]
有学者将马克思自由观放到现代性视域中进行探讨。在西方现代性价值观中，自由就是“活在当下”，这其实是对时间与自由关系的误读。马克思的社会时间观超越了“活在当下”的观念，马克思的社会时间观就是从人的社会劳动出发对时间进行解读，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强调人对自然时间的能动关系。由于社会时间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存在形式和内在尺度，因而其是具有主体性的。人一方面受时间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作为时间的主体合理安排、支配和创造时间。自由与劳动是辩证统一的，要把握自由时间，就必须从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辩证关系入手。正是这种摆脱社会时间束缚的特性，才使人在自由支配时间和创造时间的过程中真正实现了最为现实的自由。最为现实的自由，就是人类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的自由，这种自由时间是人类一切意义上的自由的真正基础。[97]还有学者分析了马克思自由观革命性变革的四个维度，即实践的思维方式、自由的感性基础、自由的社会现实性以及自由的历史生成性。从这四个维度出发，马克思最终将自由理解为人的一种解放和自我实现，并且这一解放和自我实现是以人的独立性为前提，以人的自主性与自觉性的选择为基础，以人对活动客体的认识与改造为手段。[98]也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罗尔斯正义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学界在认识到罗尔斯正义思想的局限性的同时，也看到：把握政治自由理论研究的不同维度，也有助于为现实的政治实践提供丰富的启示。[99]
学界过去一年在共同体理论视域、唯物史观视域下对马克思自由思想进行了讨论。有学者提出：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自我所有原则”及自由平等观的有力批判，并最终破解了自由主义学说中个人与群体相对立、自由与平等不可兼容的理论难题。[100]另有学者认为，人的解放是马克思所希冀的理想社会的本质规定和价值目标，自由个性是马克思自由观的最高境界。马克思的自由观体现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主体的价值诉求。将现实生活的批判与改造作为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之根本路径，这是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解放与自由的独特与卓越之处，是理顺现实社会中各种政治法律关系并使之协调统一的行为理念。自由的获得是一个历史（时间）过程，而客观的物质条件只是人们能够追求自由生活的前提，并不是自由生活本身的开始。[101]
有学者从分析自由观念的历史演变入手，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观的内涵，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观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为基础，又积极吸收古今中外自由观念的积极成果，是以认识必然性为基础并把“消极自由”作为自己的必要环节加以扬弃的“积极自由”，即在认识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积极自由”。[102]
针对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研究，有学者将其与自由一同纳入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范畴，对之做了整体性解读。由于马克思深刻洞悉财产的主体本质，他的共产主义学说所追求的正义，从根本上说并不指向客体形式的工资或社会产品的平等分配，而是指向主体的自由劳动和自由个性发展的普遍实现（这便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正义观念有了本质区别）。而要实现这种共产主义理想，就必须立足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消灭导致阶级对立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在改造此生产方式过程中，是可以不择手段恣意妄为，还是要重建并恪守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共产主义正义？答案是不言而喻的。[103]还有学者注意到，在马克思哲学的视域中，正义本身只表明一种社会关系秩序，但并不能表明这种社会关系秩序自身的类型与特质；马克思的正义概念作为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理论表征，既包含了其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总体性图景，又包含了其贯穿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还包含了其指向于人类解放理想目标的价值诉求这三重理论内涵。[104]
也有学者对马克思正义思想与罗尔斯的“平等的自由”原则进行比较研究，并尝试建构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的自由”原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的自由”原则可以表述为：每个公民对于最广泛的、总体的、平等的、基本的自由体系都拥有同等的权利；这个自由体系与所有公民的类似的自由体系相容。[105]
在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平等观进行整体性研究之外，学界过去一年也对马克思主义平等观进行多角度的阐释，主要进行了马克思平等思想研究、不同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平等观中国化的相关讨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平等观中国化的问题，有学者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对马克思主义平等观进行研究，并充分强调了政治平等的积极作用。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与社会主义平等观的实现，并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逐步增添实质自由和实质平等的内容，而且要注重法权自由和程序平等。”[106]同时，也有学者关注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中国化的具体进程，研究了习近平同志的平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未来，借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平等观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相关论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与“平等”的内涵及实现路径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九、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
回首过去一年，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客观实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涌入学界的研究视角，与之相伴的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得到了学界的热切关注。2016年，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相关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学界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本质的研究，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入口。有学者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视为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续，认为其本质是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指出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种种弊端的克服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将启蒙理性批判主题推向制高点，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发展寻到方向和道路。[107]马克思的学说就其根本性和总体性上来说，就是一种植根于现代性背景和场域中的关于张扬现代性、批判现代性和超越现代性的学说，其总问题和核心思想，就是对资本统治及其与劳动关系的逻辑的批判性反思与对理想社会的建构。[108]
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本质是资本批判而非理性批判的原因，认为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存在较大争议并存在三种误读范式：第一种以麦克里兰和贝拉等美国学者为代表，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理解为对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排斥；第二种以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学者为代表，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逻辑原则界定为理性，并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等同于现代性思想的一部分；第三种以齐泽克、德里克、鲍德里亚等人为代表，从后现代性思想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后现代思想”。并强调：资本相较于抽象的、理论性的理性更加具体、现实地解释了现代性的本质。而之所以把理性与资本混淆的原因在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把理性逻辑看作资本逻辑的一个环节，资本是对理性的扬弃和发展。[109]
有学者从人的生存方式入手分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认为现代性因理性与感性原则的扩张，使得人的生存出现了生存时空压缩化、生存情态物质化、生存方式技术化、生存意义虚无化等问题。[110]有学者从人的本质即社会关系这一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进行解读，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规定，奠定了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中的本体论地位。正是把现实性的社会关系理解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以之取代了抽象的类本质，马克思才实现了从异化到物化的逻辑转换。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内核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这种超越不仅是理论的突破，更具有现实性。[111]
还有学者从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出发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进行理解，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式”理论可以帮助深入理解现代性的起源。现代性在根本上发源于“社会结构转型”，即由以“权力”为主导的社会结构转向以“物”和“个人独立”为主导的社会结构，而现代化过程本质上就是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过去现代性在解决“人的依赖”问题上作出了贡献，却在“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个人独立”这一环节出现许多弊病。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从这种反思开始，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112]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对现代性进行具体的、历史的批判基础上创建了其历史哲学。马克思主要通过哲学、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织研究，将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锻铸成了其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而且，正是这一方法论前提规定了马克思历史哲学出场路径的转换与问题意识的重构。[113]
另有学者分析了马克思早期三个未完成的批判计划———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国民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认为这三个未完成的批判记录了历史探索从理性经由劳动再到物质生产的前提的转换。在宏观思想史层次上，这一变迁说明了历史科学从外在形式向内在结构、从不变的规律向变迁过程、从末世关照到当下物质生活关切的转换。对于马克思思想史来讲，它记录“物质生活的生产”这一“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是如何形成的，从而亦解释了唯物史观何以必然以之为前提以及它本身的“唯物主义”的含义。[114]
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寻找解答，是基于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进行灵活运用的具体体现。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或者说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的本质内涵是“应该在实践中寻找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115]。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于2016年第2期举办了“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学术研讨会，以期推动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入性和在场性，正在于为中国现代性概念的生成和体系建构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导引。此次讨论发表的三篇文章中，有的认为，在现代性的经历中内在的超越现代性，不仅要吸取西方现代性理论中代表一般人类文明进程的优秀成果———希腊理性精神，也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德性精神；也有的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对现代性问题尤其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需要运用“社会结构转型”的分析框架，揭示现代性的起源、本质、矛盾及其时空的表现形态。还有的认为，对现代性的讨伐和废弃与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基本情势，这实则是对现代性的错置。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重思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只有将现代性社会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上，才能建立一个超越西方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16]
中国道路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自然最终落脚到对中国道路的研究与思考上。有学者从中国道路的具体实际出发分析现代性问题，认为中国道路在努力走出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方面彰显独特的价值。中国道路的现实意义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新选择。[117]
十、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2016年，国内学者围绕意识形态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年度最重要的研究倾向是，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结合互联网技术，探究互联网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认同、治理、传播、安全及话语权研究。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始终从现实的人的生存出发、从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和把握各种意识形态，其本性是革命的、批判的，从而超越了旧哲学解释世界的立场而将改变世界作为自身的根本使命，并借助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统一而始终体现着当今时代的本质精神，是当今时代主导性的意识形态。[118]有学者试图在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中澄清意识形态理论回应的基本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回应这些问题的基本方向，指出真正的意识形态工作是通过推动无产阶级解放的具体科学和政治实践来实现的。[119]有学者以“从实践出发解释世界”为思维前提，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现实的个人”的历史活动、“共产主义理论愿景”角度梳理了马克思科学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理论逻辑，梳理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三重内涵的把握，深入阐释了马克思多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120]有学者基于社会历史观的基本命题并加以延展，整体探究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力图从社会历史观的范畴围绕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整体认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基本路向。[121]有学者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对意识形态面临的价值“乌托邦”、立场“中立说”和命运“终结论”三重困境进行了哲学层面的解读，有力回应和批判了“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中立”“意识形态终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等言论思潮。[122]有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权威建设，认为加强意识形态生产和意识形态话语的重构是强化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双重向度。[123]有学者将意识形态作为哲学范畴，根据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斗争性质及各自担负的意识形态使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出发点，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时代使命，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精神。[124]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三重意蕴出发，厘清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三个视角及其真实意蕴，揭示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内容与形式、功能与属性、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相统一。[125]
意识形态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由于马克思本人并未对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其所指与内涵也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众说纷纭的争议性话题之一。学者在此基础上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意识形态概念继续进行探索研究。如有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进行解读，从观念科学、哲学批判、唯物史观三个层面解读意识形态，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具有丰富性、多维性，既有作为哲学批判的否定性意蕴，也有作为观念科学的以及观念性上层建筑的中性的或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意蕴。[126]有学者针对学术界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意识形态的三种惯常看法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不能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意识形态窄化并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因某一意识形态属于资产阶级而简单地将其斥为虚假意识了之。[127]与此同时，相对于对意识形态哲学层面和政治层面的解读，学者开始逐渐扩大意识形态的外延进行研究，相继从道德层面、审美层面对意识形态进行界定研究。也有学者以互联网为背景，提出了网络意识形态的说法。如有学者梳理了学术史上审美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艺本质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研究内容。[128]有学者在论证审美意识形态内涵之余深入对审美意识形态的功能研究，认为审美意识形态对政治意识形态具有监督和批评性表现。[129]有学者结合当前互联网发展，提出了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有效归纳。[130]
学者们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意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意识形态的功能。如有的学者较为关注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本，作为“软实力”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价值也日益凸显；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就意识形态资本的功能进行了学理分析与论证。[131]有学者重视意识形态的制度性功能，认为作为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具有成为社会行为规范、维护既定制度稳定以及促进制度创新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功能。而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这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功能，必须使它具有普遍性、合理性和灵活性。[132]有学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性理论体系，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就是为特定利益集团和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辩护。[133]有学者以全球化为背景，重视意识形态的战略价值，认为意识形态作为理论化、精致化、系统化的思想观念体系，具有政治辩护批判引领功能、文化教化导向整合和社会规范调控引导功能及经济规制功能。[134]也有学者将意识形态的功能研究纳入意识形态总体研究，并未对其功能开展专项研究，在分析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它不但是解释世界的工具，更是社会再造的工具。[135]有学者在分析意识形态的本质时，指出意识形态社会功能始终是清晰的，它有时呈现为“进步的”价值判断，有时则嬗变为“虚假的”思想统治。要深入把握新时期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发挥其正向的社会功能。[136]
对于我国意识形态研究，国内学者主要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开展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我国意识形态认同研究、我国意识形态治理研究、我国意识形态传播研究、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等相关研究，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精神支撑。
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是本年度学者关注的新热点，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就意识形态领导权行使进行了实践性探索。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落脚点和归宿就是行使好其自身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从领导意识形态服务、强化意识形态的柔性领导、讲究艺术性和善处诸关系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行使好意识形态领导权。[137]有学者认为，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应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共产主义理想凝聚、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坚强领导、科学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等，并从牢牢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物质载体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实践路径。[138]有学者从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保障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完善意识形态传播机制以保障意识形态传播有效性、改善网络政治生态以实现意识形态理论内容与政治实践契合三个方面，以互联网为视角，就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进行了深入探究。[139]还有学者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行了定义，就影响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生成的三大因素和如何建构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行了论证，认为应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领导方式的转型、借鉴国外经验、运用资本逻辑和先进技术等方面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140]有学者注重虚拟社会下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探究了治理视域下虚拟社会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逻辑和策略转型，认为要通过强化治理意识，树立治理权威，创新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成效，充分发挥治理的优势，以实现党对虚拟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效领导。[141]
关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学者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如有学者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认为要通过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构建话语体系、关注现实生活和加强宣传舆论引导等举措，进一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142]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建设重在教育，要抓住重点关键环节，不断完善意识形态理论教育资源体系，解决意识形态教育实效性问题。[143]有学者立足阶层结构分化和系统功能分化两个社会分化层面，提出了“利益—观念”和“分离—聚合”两种意识形态整合模式，指出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在阶层分化和系统分化两个层面上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144]有学者提出，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主流意识形态要敢于和善于在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上发声、亮剑，在推动创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影响力，增强对网络舆论的管控和引导等方面积极探索了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力、控制力、引导力的战略策略和方法路径。[145]在立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展了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经验研究。如有学者以树立正确的思维方法为视角，梳理了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方法和经验[146]；有学者梳理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践品质的现实困境与建设路径[147]。也有学者开展了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的专题研究。如有学者开展了对习近平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的研究[148]，有学者开展了对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研究[149]，有学者论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150]，有学者论述了“四个全面”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关联[151]，有学者论述了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战略思想[152]，有学者论述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认识的创新与深化[153]，等等。除此以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学者们更加关注互联网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如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进行全方位的创新[154]；有学者分析了互联网时代的“新意见群体”及“自干五”现象，认为新媒体、新文化传播形式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正能量的有效传播载体，能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155]；有学者针对微媒体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加强网络阵地建设、建立健全网络法规制度、加强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等应对之策。[156]针对目前意识形态建设的严峻性，有学者还分领域和专题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创新化研究。如有学者以法治为视野研究意识形态建设，探究了推动党建的法治化、保障人民利益的法治化、贯彻平等法治理念、践行社会主义道德、确保建设渠道法治化、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法治化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视野下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形式。[157]有学者以军队为主体开展了专题化意识形态研究，就军队新闻媒体恪守党性原则，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生力军提出了有益对策。[158]有学者针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开展了意识形态工作研究，分析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现状和存在问题，从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等六个方面就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有益对策。[158]
有学者以从严治党为主题，开展了意识形态研究，从意识形态工作弱化带来的问题和危害出发，从种好意识形态“责任田”、从严处理违纪干部、有关部门积极作为、加强专项领域意识形态建设、加强全党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抵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等方面，就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有效举措。[160]有学者专门梳理了十八大以来党优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环境的战略举措，为着力优化意识形态宣传环境、做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161]更有学者以崭新的视角来研究意识形态建设。如有学者深入研究了意识形态符号化的重点理论和实际问题，认为符号不仅含有丰富的语义信息，而且隐蔽着复杂的思想结构，蕴含着超强的意识形态潜能，能够使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运行起来更加丰富、灵活和多样。[162]有学者以意识形态斗争为落脚点开展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认为意识形态斗争概念作为矛盾斗争性的一种具体表现，是政治范畴和哲学范畴的统一，需要对它的复杂形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认识方法差别、阶层利益差异、阶级对抗三大引发因素，意识形态斗争可以划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种基本类型，进而分别予以对待。[163]
意识形态认同仍然是学者颇为关注的关键话题。在研究意识形态认同时，有学者开始注重以非主流意识形态为对象研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如有学者梳理了国内外对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的多路径非意识形态化误读，指出要坚持不懈地遵循改革开放与意识形态的内在一致性，积极掌握和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优势话语权，牢牢守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发展权，通过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来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和主导权。[164]有学者认为，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认同危机是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在认同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的结果，为此需要从实践基础、指导理论和话语体系建设三个层面着手开展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维护和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165]有学者认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博弈的主要哲学聚焦点在科学性、历史观、人性论、价值观、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属性等五个方面，为此需要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把握“主旋律”和“多种声音”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关系、正确协调先进性和大众性的关系、正确研判当前社会矛盾和时代变革的关系等方面着手正确处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166]有学者认为，要建构与民众自身知识结构和认知习惯特质相契合的物质维度、民主维度和法治维度等转译界面，在物质、民主和法治这三大维度的转译界面上，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恰切进路。[167]
关于我国意识形态治理研究，有学者分析了虚拟社会的社会性以及虚拟社会主体的现实性，认为以“人民本位”为价值取向的虚拟社会意识形态治理必须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最终形成虚拟与现实相整合的，以法治为保障的，容纳不同主体范围的，整体性、多层次的治理体系和差异化的治理模式。[168]有学者认为，要从意识形态治理的思维变革、制度构建、模式转换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基固本诸方面提出应对方略，将意识形态的“无形”化为可以感知、预测和治理的“有形”，以切实维护大数据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169]有学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必须抓住国家大数据的战略机遇，要加快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大数据战略、完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大数据舆情应急机制、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大数据保障机制以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170]
关于我国意识形态传播研究，学者一致认为，互联网时代下的意识形态传播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值得从各个方面深入探讨。如有学者认为，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需要实施分层化传播、拓展社会传播途径、注重感性传播方式、建构大众化话语、开展平等对话沟通等策略。[171]有学者立足政治传播学的视角，认为意识形态传播应充分借鉴和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日常生活化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相关理论阐述，认为应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理念，优化传播主体、渠道和方式，汲取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理论与实践资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合理、高效的意识形态传播与安全维护机制。[172]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环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要分别建构以职业传播者和以非职业传播者为主的新型主客体关系，建构有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象征化和现代化方式，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173]有学者认为，面对新媒体“双刃剑”效应，主流意识形态要主动转型，提升传播力，主要有五大路径：塑造专业的传播主体；构建生活化的传播内容；发挥全面立体的传播功能；采取大众化的传播话语；提升传播受众的认同度。[174]有学者以心理认同为视域，研究了政党主导意识形态传播机理与策略，重点分析了影响意识形态心理认同的认知、情感、需要、行为四个要素，探索出了以心理认同四要素为基础的强化政党主导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和策略。[175]
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上，学者主要以社会政治稳定为目标探讨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主要探讨意识形态安全对于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如有学者注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平台建设，认为可通过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坚持包容批判、谋求共赢共生以及重塑意识形态话语权等途径构建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利用对话平台实现主动发声，敢于亮剑，打好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动仗。[176]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众对于指导理论的困惑和不自信。要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在引领社会思潮的过程中，彰显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的信服力和吸引力。[177]有学者认为，国家价值秩序可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的力量塑造形成，通过塑造政治信仰和培育共同的道德与文化价值观，使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促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整合的价值基础。[178]有学者以西方民主输出为图景，认为中国必须解构和批判西方民主关于普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终结论理论基础的虚假性，构建完整的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系统，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强化国家安全。[179]有学者认为，维护执政安全，应对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保持意识形态的适度张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创新宣传话语体系，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180]随着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当前学者在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研究重点正向大数据时代下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转移。如有学者全面分析了大数据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革命性影响，认为大数据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从宏观战略和具体技术层面提出了实施国家大数据工程是应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系列挑战的重要举措。[181]有学者认为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论战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竞争的集中展示，提出了确立意识形态竞争意识、建立健全相应的意识形态风险评价机制和甄别进入机制等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论战制胜的途径。[182]有学者以网络传播为视域，研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保护制度，认为要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政策保护制度，网络意识形态法律保护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入管理、入课堂、入头脑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线下联动践行制度，以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地位。[183]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面，学者非常重视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了理论诠释，从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自信、以文化软实力助推经济硬实力、创新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探索了当代中国场域下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路径选择。[184]有学者辨析了意识形态主张与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关系，提出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和提升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要坚持并不断巩固自身的意识形态主张，不断改进和完善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185]有学者从增强实力、体现优越性、坚定立场、问题意识、理论彻底性和话语阵地等关键方面论述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与建设之要。[186]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建设应当从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思维这两个方面来契合国家治理的要求，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塑形意识形态的价值核心和调整意识形态话语的功能，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187]有学者提出要通过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影响力，改进思想政治宣传方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感染力，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措施，加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188]有学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话语表达形式、话语传播途径、受众对象等维度探寻新媒体时代进一步强化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路径。[189]有学者认为，建构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的核心要义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物质基础是提升国家实力、打造理论队伍、建设话语平台，其根本方法是凝练好话语主题、把握好话语导向、贴近话语对象。[190]有学者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说服机制做了一个结构性分析，认为意识形态的五大核心要素———认知要素、价值要素、制度政策、话语要素、实施策略直接构成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说服、价值说服、事实说服、话语说服、艺术说服五种机制。这五种说服机制最终形成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总体”说服机制。[191]随着网络环境下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愈加激烈，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网络环境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如有学者从提高网络空间控制力、增强网络舆论引导力、提升先进思想感召力、扩大理论国际影响力等方面论述了网络环境下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控的多维途径。[192]有学者分析了自媒体领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提出自媒体领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衡量维度是话语公信力、话语说服力、话语解释力以及话语吸引力等四个方面。[193]有学者从讲话者、讲话内容、听众这三个维度出发，认为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把握四个方面的内容：唯实、为民、未来、畏言。[194]
总体看来，2016年国内学者对意识形态及其建设研究取得了一些崭新的成果，为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理论参照。其特点可概述为：第一，立足唯物史观，厘清基础问题。学者们通过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立足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发展史，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针对一直以来对意识形态的中性态度、否定、肯定等三重意蕴进行解读，阐释马克思多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在此基础上探讨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问题，力图从社会历史观的范畴、围绕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整体认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基本路向。第二，针对时代发展，研究视角新颖。学者们将意识形态工作置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等时代背景中，侧重研究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学者开始关注大数据下意识形态建设等领域研究，注重以大数据或虚拟社会为视角对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认同、意识形态治理、意识形态传播、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话语权等专题开展研究。第三，研究与时俱进，切中当前时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意识形态战略思想，是党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为深化对党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最新成果的研究，国内学者加强了对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分析了习近平意识形态战略思想的现实起点、历史逻辑、世界视野及价值取向，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这对于学术界正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提供了有益借鉴。
十一、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
2016年学界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对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的研究、纠正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和对共产主义概念的再解读。
有学者对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进行了集中研究，认为习近平近年来关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是其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党党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195]值得注意的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4期将胡乔木同志于1982年9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对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进行专题研讨。有学者指出，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共产主义是推不倒的，因为共产主义是科学，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96]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的成就所证实。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从建党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人就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始终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一系列重大胜利和辉煌成就的强大精神力量。[197]因此，坚持开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有其重要性。有学者认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关键在于切实开展共产主义信仰教育。信仰教育的原则包括：要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统一、坚持渐进性与全面性的统一、坚持引导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坚持建设性与抑制性的统一，以及坚决与党内消极行为作斗争。[198]有学者认为，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应该把握好三个关系，即共产主义信仰与理论认知的关系、共产主义信仰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关系，以及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关系。[199]只有严格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才能使人们对共产主义做到真懂、真信、真行。
在论证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必然性问题上，有学者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真理性和本质性的明证，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精神是对共同家园的守护，共产主义回归是对当代政治经济现实的回应。共产主义事业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冲突，并且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对于中国而言，共产主义的发展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其原始的美丽，但绝非回到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与苏联模式切割后的再生。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革命先烈精神的弘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是一致的。它是崇高的理想，也是实实在在的实现过程。[200]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始终坚持革命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向来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一生都在批判各种虚伪的、冒牌的假共产主义，以维护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的纯洁性和崇高性。[201]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有其科学性和实现的必然性。
要做到正确认识和理解共产主义的含义，前提是必须纠正目前出现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潮。有学者认为，以下几种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必须清除：一是误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空想。在马克思看来，对于共产主义而言，“现有”与“应有”之间决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断裂或鸿沟，而是在实践基础上达成内在的统一。二是误认为共产主义是否定个人自由的集体至上主义。相反，共产主义正是对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的同时肯定。三是误认为共产主义妨碍人的个性发展。实际上，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正是它为人们获得真正的个性提供了历史条件，从而使其获得现实可能性。四是误认为共产主义导致人们的普遍懒惰。我们应意识到，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才不再是人的一种负担，反而变成了人的享受和乐趣，成为人们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五是误认为共产主义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冲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可以说，不经过市场经济的历史洗礼，我们就只能退回到“粗陋的共产主义”，而不可能前进到真正的共产主义。[202]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一定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杜绝一切对共产主义不合实际的理解与猜测。
关于如何理解共产主义概念的研究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门问题，2016年依然有部分学者对此问题阐述了其新的认识。
共产主义是历史进步的最终结果。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共产主义在逻辑上确实具有二重性：一是作为当前实践活动可确定的目标出场，表达的只是一个实践过程。二是作为人类进步的理想状态出场，表达的却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203]共产主义是从消灭私有制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过程。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构建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所有制是非常关键的一环。通过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文本的研究，可以发现共产主义始终与所有制有着密切联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入手，将私有财产界定为“人的自我异化”，共产主义是要克服异化，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到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通过对分工发展不同阶段所对应的所有制形式进行历史的考察，使得共产主义概念第一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得到清晰表达。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提出了个人所有制，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构想。[204]共产主义是帮助人类摆脱资本控制的解救方案。有学者从资本逻辑的角度重新对共产主义进行解读，探讨共产主义在当今是否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他指出，共产主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马克思针对资本逻辑操控下的人类社会的困境而提出的救赎方案，它建立在对物———主要是人造之“物”———的哲学分析的基础之上，致力于让人保持必要的警醒，谨防商品生产的失控、货币力量的神奇、资本逻辑的操控，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归根结底就是人与物之间对抗的彻底解决。[205]因此，当我们认真审视当下被资本充斥的社会时，就能够真正意识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紧迫性和现实性。共产主义是同时改造社会关系和个体本身的过程。有学者以生命政治学批判为研究基础，指出共产主义在今天并未过时，而在今天理解共产主义，我们需要正本清源地理解共产主义的根基实质上是共同性———一种不基于血缘关系和家族关系乃至宗教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具有普世性的共同体。因此，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而言，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关系的革命和改造；基于生命政治学批判的对理性自由的个体进行革命和改造。[206]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对时间人性化的最好表达。有学者以人与时间的关系为逻辑线索，一步步解释人类是如何摆脱时间的束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与时间的自由关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时间观对于理解共产主义有着积极的作用：共产主义必须通过对任何一个抽象时刻（不管这个时刻呈现出怎样的瞬间化）的积极扬弃，来认清宏观历史运动的本质规律，继而回到改变现实的运动中来。共产主义发现了现实作为历史运动基础的存在，并且意识到只有在现实（异化）的基础上推动现实改变（异化的扬弃），才能切实地扬弃抽象的异化时间，这便是认清历史运动规律的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207]
十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是2016年学术界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出版的相关著作文献近10部，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达100余篇。研究的问题归纳起来，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阐释范式的研究，二是关于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研究，三是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四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的研究，五是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六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路径的研究。
近年来，理论界、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讨论。有的学者指出，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孰轻孰重的问题，只存在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一直存在，只是由于时代条件变换，时起时伏、时隐时现、时高时低，但从未消失。有人至今仍然责怪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打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进程；认为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罪魁祸首，认为它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还打倒了孔夫子。这种说法简直是奇谈怪论。[208]文化作为人类活动及其成果的体现，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文化的积淀形成传统，是文化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聚合。有的学者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运用阶级分析法，承续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新的批判，并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认识其必然性，只有在逻辑上才能把握其未来走向。[209]有的学者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主要存在着三种阐释范式。意识形态范式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无产阶级的理论学说，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这种范式从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入手认知文化，看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但忽视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文化的继承性，忽略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区别。文明范式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分别归于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明。这种范式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性，但又往往过于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性而拒斥马克思主义。体用范式沿用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用”概念，提出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或“马魂中体西用”等不同主张。这种范式最具中国特色，但由于对“体”“用”的不同理解和阐发，难以形成共识，容易导致文化独断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一方面要坚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信和自觉，另一方面还要探寻更具阐释力和适应性的阐释范式。[210]
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绝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的学者指出，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日益受到人们重视，这是件好事。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以儒代马”的论调。这种论调看似抬高了传统文化的地位，事实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与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211]任何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都必须能够引领时代发展，为时代提供理论指导，解决所在时代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能够符合时代要求的意识形态。因此，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正确的评价原则、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首先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用全面、联系、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其次要坚持矛盾分析法，既要分析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也要分析其负面作用；既要看到其现实影响，又要看到它只有适应当代社会需要的部分才能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既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更要看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主导方面。[212]有的学者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增强文化自信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确认识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213]
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有勃勃生机，中国传统文化只有时代化才有旺盛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时代化相结合才能具有强大的生机活力。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走向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传统文化永续发展、作用不减、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时代化只有在创新中结合、在实践中结合、在互动中结合，才能有生机活力。[21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指明了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必须实现文化形态的社会主义转化，实现传统文化由为封建经济基础、为地主阶级服务向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转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提供了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它要求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中，辩证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确立了总体思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启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必须遵循“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这一总体思路。[215]有的学者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探索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客观具体实际，对中国古代知行观作了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内涵着眼于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相统一，使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外延扩展至广泛的治国理政实践；认识和实践主体侧重于党员干部、青年学子。习近平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两创”实践，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做好“两创”的前提；培养文化自信，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认知，是做好“两创”的基础；完善价值表达，实现话语转换，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做好“两创”的关键。[216]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科学客观地对待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有的学者认为，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通性，又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互补性；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形式上的结合，又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的结合；既要重视革命文化传统，又要重视治理文化传统；既要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又要重视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17]有的学者认为，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毛泽东文化思想为理论渊源，站在时代高度，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论述。习近平传统文化观蕴含丰富的思想精髓，深刻阐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深入挖掘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世界优秀文化的逻辑关系，揭示了文化发展规律，指明了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法，是继承性、时代性与创造性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218]有的学者认为，习近平对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论述，是围绕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关系展开的。经由“肯定—调适—融合—实现主体”的路径，习近平递进式地提出了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实现途径。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途径问题的探索与回答，体现了全面性、现代性和超越现代性的特点。[219]
解释学理论阐释了视域融合三个基本特征并以此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汤用彤先生的文化“移植”学说阐明了融合的条件、法则与过程，二者共同构成文化融合的内涵。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理路的实现过程正是其内涵的展开过程。实现二者真正的融合，既要有成熟的条件，又要在理解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批判地消化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双方在调和的基础上相互适应，达到精英话语认同，最终实现大众认同和文化融合。[220]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是其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相通或相近的目的、方法、价值基础上的有机融合，是两种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围绕社会发展主体、过程与结果等根本性问题，在价值塑造、理论阐释、话语传播等多重维度的良性互动。价值塑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价值旨趣；理论阐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关键问题；话语构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重要方式。[221]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就是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以中国化形式，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出场”。有的学者指出，上述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并未能充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定位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所具有的“方法论”层面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经验性“质料”。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文化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内容而非形式上，体现在它对于社会现实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展开，这种现实层面的影响并非“博物馆学”的象征意义与直接话语表达形式的供给功能。[222]
总体来看，2016年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一是能够清晰地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内在演进逻辑、基本规律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二是立足于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宏大视野，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阐释，探讨目前新形势下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走向的著述，还比较缺乏。
十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热度逐渐升温。通过“知网”检索发现，2016年篇名中包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章共89篇。从数量来看，2016年的文章数量超过了过去四年的总和。从内容来看，以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主要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背景、原因和意义进行分析，而如今更加侧重对其内涵特质、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等进行研究。2016年，国内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学者从“类”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是指国家间层面的具有平等性、共赢性、安全性和包容性的人类集体组织。[223]类似的定义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所有胸怀美好愿望、期待和平发展、憧憬合作共赢、共谋共治安全的人们。其思想既包括当今人类追求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价值目的，也包含世界各国应该遵循的交往准则。[224]
有学者从文化理念的角度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提出以来，其内涵一直处于丰富和更新之中，至今已发展成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内容涵盖公正的国际权力观、全新的发展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合作共赢的利益观、共同协作的安全观的先进理念体系。[225]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释义，是命运相连，休戚与共；是同一个地球，同样的经历、危机和挑战，同样的愿景———和平、发展、合作，共建、共享、共赢。[226]
有学者基于世界潮流演变趋势和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状态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文化、安全等众多领域形成的空前的紧密联系和不可分割、命运相连的状态。具体而言，这一状态具有依存性、复合性、联动性和持久性等特征。相对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旧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人类认识世界在观念上的一次突破和创新，倡导的是一种开创人类美好未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新理念。[227]与以往中国在世界上强调的中国特色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精髓，在于强调人类整体在发展中形成的共同性，也就是不同民族和国家所认可的共同价值要素与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以及共同追求的利益。而其逻辑内涵就是以寻求和倡导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为契机，推动世界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228]
还有学者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角度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承载了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考，也是对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包括价值共识、制度实践和文化认同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与西方全球主义的模式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共识上提倡真正的全人类价值，而不是所谓的普遍化的西方价值；在制度设计上尊重当前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秩序和规则，强调主权平等，反对帝国霸权；在文化上，主张尊重多样性，各文化间和而不同，包容互鉴，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普世论。[229]还有学者在总结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发展历程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是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理论和制度，站在全人类命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种构想，其本质在于推动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230]
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关注和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强调共同体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前提，但资本主义以及之前的共同体是个人异己的对立物，而资本共同体和货币共同体则以抽象的方式加重了这种异己的力量，为此必须重建实现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理想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而在理想的共同体生成途中，需要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成各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通力合作的世界观念，进而展现面向世界的人类情怀。[23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党和政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中国方案。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儒家大同思想是古代思想家对于人类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中国对于当今世界进步发展的理想追求，二者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观念的相通，更有着价值上的相融。这具体表现为，儒家的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具有“天下为公”的价值共识，贯穿着“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蕴含着“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232]持类似观点的学者指出，儒家的天下观超越了种族、国家的界限，是天下一体、全人类一体的整体主义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主张把对自我、家人之爱推向他人、社会和世界，视天下人为一家人。再如，儒家讲“和而不同”，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仇必和而解”，这些思想主张民族平等、国家平等、文明多样、彼此包容、相互尊重，认为人们相处要兼顾各方意愿，善于妥协平衡。[233]
还有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交往行为理论倡导主体间性和商谈，从而拒斥现代工具理性造成的人际交往隔阂；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致力于对工具理性的拒斥，力图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再建人类彼此交融的社会共同体。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所提倡的交往行为中所应遵循的一些准则、理念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234]
随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特质和理论基础的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学者对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予了更多关注和思考。
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的改善是一个历史辩证发展的过程，与共同体的演进相关，与文化范式的变迁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是作为“类”而存在的共同体，就应超越各种族群的视差。必须“返回自身”、返本开新地从事文化总体重建，自觉将个体意识植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通过倡导新的文化创造，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235]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轨迹，正成为整个人类的普遍共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大手笔，有世界的大道理，靠实在的大举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需要文化的支撑，一方面来自人类文明的新的复兴，另一方面来自新人文主义的发展。基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可能成为世界的共同声音、时代的最强音。[236]有学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既是对现存文化霸权的有力抵制，也是对当今不同文明冲突的有效调和，更是对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前瞻性预判。[237]
有学者认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多重建构：树立国际权力观，迈向政治共同体；弘扬共同利益观，迈向利益共同体；倡导新型文明观，迈向文明共同体；坚持整体安全观，迈向安全共同体；构筑全球生态文明体系，迈向生态共同体。[238]还有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顺应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潮流而提出的，必然也需要各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这一要求。各国通过不断的法律制度改革，实现法律的趋同化，减少乃至消除法律的障碍，更好地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法治环境。[239]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梦向世界梦的延伸和发展。有学者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呈现，是中国在问鼎世界强国之际的政策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动地呈现了中国的世界梦，是继新型国际关系后推出的又一重大国际关系理念，超越了历史上大国争霸的零和博弈窠臼。[240]
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提出的时代意义在于，为处于困惑或选择中的国际秩序发展道路提供一个指向，同时警惕和防止国际政治在错误思潮引导下偏离发展的正道。[241]有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洞悉世界共同发展的大趋势所提出的理论构想，也是为携手世界各国人民应对全球性挑战而设计的中国方略。[242]还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以相互依赖、利益交融、休戚相关为依据，以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为支柱，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其先进性体现在对传统国际关系的扬弃和超越，是中国对21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243]
十四、消除贫困理论研究
2016年，学者们结合“十三五”规划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及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在扶贫减困工作方面的做法、措施、成效和任务，主要讨论了消除贫困问题的中国道路、共同富裕与全面小康目标、当代世界发展图景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减贫行动、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与社会全面进步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消除贫困道路的创新等议题。
有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两个阶段角度探讨了贫困问题，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和改革开放阶段前后两个三十年发展的成就与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包括反贫困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奇迹，但仔细分析数据，会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也是一个奇迹，1949年至1978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4%，与第二个三十年的增长大体持平，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2%，超过了改革开放以后的GDP增长速度，建立起了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宝贵的基础，还有在人均寿命、医疗卫生、教育、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历史性的成就是我们今天扶贫的基础，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的发展，我们今天扶贫的任务就会极其艰难。第一阶段打好基础，第二阶段才能拿出更多的力量来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注定了第一阶段的劳动者更多的是奉献与贫穷，而第二阶段的社会成员得到更多财富和社会福利。因此，不能割裂改革前后的历史，要充分研究前三十年的积累对近三十年发展、脱贫方面的贡献。[244]
有学者通过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所取得的成就和对全球减贫的贡献，从贫困人口数量上来看，1978年至2015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94%，贫困发生率从97%降低到5﹒7%；从人力发展指数的变化来看，中国人力发展指数从1980年的0﹒43提高到2015年的0﹒73。过去三十多年在有关人力发展的主要方面，比如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安全饮水比例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减贫成就的背后，有几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且采取了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模式；第二，中国一直实行的是目标瞄准型的开发式扶贫战略；第三，中国实行改善全体人员（包括贫困地区）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第四，中国在减贫过程中鼓励和动员各种因素参与扶贫的过程；第五，中国持续不断地在扶贫当中创新。因此，中国减贫的主要经验有：首先，无论是改革发展路径选择还是扶贫战略的确定都应该根据国家的具体条件来选择；其次，要确定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模式和增长战略，把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统筹考虑，来同步改善社会和减少贫困；再次，如果行政管理能力和财政能力能够支持的话，实行精准扶贫对减少贫困能起到较大作用；最后，对减贫战略和方式进行持续不断的创新有助于提高减贫的效率和效力。[245]
有学者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著作中的观点，剖析了造成贫困的根源及解决路径，认为从历史格局和世界范围的情况看，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占有制。有两种意义上的贫困：一种是相对贫困，一种是绝对贫困。目前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贫困有绝对贫困，也有相对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主要针对绝对贫困，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到了衣食住行不再成为社会问题的时候，贫困的含义就主要是相对贫困了。贫困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仅仅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并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在私有制条件下，虽然工人工资增加了，物质生活改善了，但工人相对贫困的状态会越来越严重，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会越来越大。贫困问题的最终解决，以公平正义的分配制度的建立为前提。但是，要建立公平正义的分配制度，就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摆脱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占有。因此，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地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关键是坚持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贯穿于经济运动的全过程中，在政策制定、实施的时候，注重把共同富裕转化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体现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当中。加强社会保障，消除分配当中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确保经济增长的效益真正传递到低收入者手中，克服个别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增长性贫困。但是，只有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精神文明的发展，没有文化、社会、生态这些方面的脱贫和全面发展，贫困问题的解决一定是片面、有局限的。因此，消除贫困应该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入手，真正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实现人民群众自由发展和解放。[246]
有学者从反贫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角度出发，指出在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理论史中，有三百年时间是主张贫穷的社会主义，16—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反对两极分化，但以牺牲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代价。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同时追求两大目标———生产力的发展和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吸收。马克思从消灭私有制的角度提出了消除工人贫困的思想，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设想的起点不同，一开始就面临消除发展不足带来的贫困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和发展起来以后，又面临因为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造成的贫困。从中国1986年提出反贫困战略至2016年的三十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二十年反贫困的着力点是消除前一种贫困，最近十年注重消除后一种贫困。发展是解决贫困的基础，但发展并不会自动成为反贫困的利器，要同时消除两种贫困，必须确立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从长远来看，至2020年中国可以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问题，这将是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一大贡献；实现全面小康之后，反贫困战略的着力点应该转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中国对于世界发展作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247]
有学者指出，教育的落后是一些地区贫困的根源之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提出了两个和教育有关的重要问题：一是提出教育公平，从立法的角度、法律保障角度，把教育公平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做；二是在把教育和扶贫结合在一起来做的时候，特别关注农村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中国的减贫行动的成功与教育的发展和作用是分不开的。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国在加大教育扶贫、脱贫力度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一是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着力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二是全面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三是改变农村师资落后的现状；四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五是切实保障贫困人口受教育的权利，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同时还实施针对学龄前3～6岁孩子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现在中国将进入减贫的攻坚战，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中凸显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教育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对农村教育提出了新问题；第二，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特别是心理教育问题；第三，农村教师培养问题；第四，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和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第五，中等职业教育问题，尤其是师资问题，即怎么培养一大批适合于职业教育的老师。教育成为中国扶贫、脱贫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特有的情况，这是从根本上进行扶贫，从输血式扶贫变为造血式扶贫。[248]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研究了在精准扶贫成为新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出的扶贫新路径和模式。现在的扶贫不仅仅是让贫困人口暂时脱贫，达到贫困标准线以上，更重要的是还要防止脱贫人口返贫，或者出现新的贫困人口的问题。这就需要创新扶贫脱贫模式，在体制内内生出脱贫的机制，配合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探索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的道路。进入扶贫攻坚阶段，精准扶贫更能够落实到位，提高效率，分析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致贫因素，有针对性地安排扶持项目，对家庭和个人进行有效的帮扶，同时创新扶贫开发路径，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创新扶贫资源使用方式，由多头分散向统筹集中转变；创新扶贫开发模式，由偏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变；创新扶贫考评体系，由侧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脱贫成效转变。在这场扶贫脱贫的攻坚战中，甘肃陇南通过片区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旅游扶贫、双联扶贫等扶贫品牌，取得了有效成果，给我们进一步的精准扶贫工作带来了启示与借鉴。[249]
注释
[1]辛向阳．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重要文献．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2]孙熙国．马克思主义究竟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红旗文稿，2016（4）．
[3]韩震，孙熙国，郝立新，朱安东．让马克思主义发出时代最强音．光明日报，2016-06-02．
[4]黄小君．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云南社会科学，2016（4）；李涛，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云南社会科学，2016（4）．
[5]张春美．怎么念好马克思主义这部真经．党政视野，2016（8）．
[6]顾海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6）．
[7]王伟光．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社会科学，2016（12）．
[8]陈先达．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政工学刊，2016（11）．
[9]杨承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地位不容撼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
[10]陈伯庚．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1）．
[11]曹峰旗．回顾与发展中国政治学研究场域转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11）．
[12]靳诺．全面建设一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教育研究，2016（1）．
[13]张允熠．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几点思考．学术界，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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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项久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国际传播的问题与策略．学习与实践，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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